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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回憶:六渡橋的黃昏
送交者: 雷神 2009年06月15日11:29:04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文革回憶:六渡橋的黃昏
 
 轉發者按:應作者要求先轉發該書的部份章節。該書真實地記錄了武漢的文化大革命,是珍貴的歷史資料。至於其中的某些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與轉發者無關,
本書主要作者彭祖龍生於1937年,文革前為武漢橡膠廠技術幹部,文革中為工造總司勤務組成員兼宣傳部長、武漢市總工會副主任,1983年被判刑6年。
(轉發內容隨後跟帖


    本書僅獻給那些因種種原因而介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武漢市民,各派群眾,凡因此運動被槍擊,自殺,勞改、勞教、逮捕、拘留、交群眾監督勞動、戴上帽子、關進牛棚、五不准學習班,隔離審查,被視為走資派、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保皇派壞頭頭(百萬雄師壞頭頭),造反派壞頭頭,5.16份子,決派份子,四人幫幫派骨幹份子,“三家村”、劉少奇、林彪、四人幫的代理人,黑後台,篡黨奪權分子。
    被批鬥遊街、抄家,被打致殘,打死,在兩派武鬥致傷被殺。
    被開除黨藉、公職、軍藉被強行遣送農村,被下放當工人的幹部。
    公安局,檢查院,法院中因二派鬥爭被清洗出公檢法隊伍的人民警察,人民檢查官、法官。以及,共產黨內二派矛盾而殃及的地主份子、富農份子、歷史反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資產階級份子,(資本家)的子女們,讓他們了解他們父幫所遭遇的種種不幸的來龍去脈。
    讓我們兄弟姐妹攜起手來,忘記過去,丟掉仇恨,團結向前進。
    正是:
             往事已隨寒風去,春回大地花自開。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於武漢

本書僅獻給——
• 為反壓迫,要民主,爭自由而獻身的(弱勢草民)難友:
朱慶芳(女)。戴鵬。王明揚。李長亮。張興榮。王興漢。楊文學。
喬長遠。余望生。胡雙全。等49位同志。
• 為反壓迫,要民主,爭自由而含冤去世的(弱勢草民)戰友:
夏幫銀。朱鴻霞。胡厚明。李相玉。龍梅生。潘洪斌。等同志。
• 為反壓迫,要民主,爭自由而被軍宣隊,工宣隊。專案組迫害(被逼迫投江,跳樓,臥軌,上吊,服毒致死)的黨內外同志,
教授,工程師,教師,醫生,演員,領導幹部,工人。農民。
1. 徐筱芳,(女。武漢醫學院。學生) 18。桂美和。(武漢鍋爐廠。工人)
2. 湯玉蓮。(女。武漢市電汛局於部) 19。姚忠義。(省航運局)
3. 李 莉。(女。武漢測繪學院 20。田學勤。(武漢市公安局)
4. 李 達。(武漢大學。校長) 21。武齊華。(儲運部。661倉庫)
5.孔曉春。(長辦,中央十級於部) 22。戴海洲。(湖北省科委)
6.何泰之。(長辦,箸名水利專家) 23。胡家奎。(省新華書店)
7.戴樹德。(資料不詳) 24。萬壽明。(市汽車運輸公司)。8。郝夢奎。(資料不詳) 25。胡幼華。(市溫度計廠)
9.徐文彩。(華中農學院) 26。童啟俊。(武漢橡膠廠)
10.陳剛龍。(資料不全) 27。胡桂林。(武漢漢劇院)
11.樂亭。(資料不全) 28。陳納福。(長江航務局)
12.柳和生。(武昌機車車輛廠) 29。任祥瑞。(一治機關於部)
13.吳斯望。(461軍工廠) 30.吳明超。(一治技校。學生)
14.吳連生。(3506軍工廠) 31。李##。(一治業校老師)
15.楊愛國。(省交通客運總站) 32。楊 權。(一治機關幹部)
16.勝 南。(資料不詳) 33。黃祖豪。(一治技術員)
17.黃運鵬。(省交通廳)
說明:
A,以上名單不包括6。17。 6。24。 7。15。等死者。
B,以上名單僅作者所知,並不完全,請知情者補充。
文革期間支持造反派的幹部:
文革期間,因支持造反派和同情受壓迫勞苦大眾而受到衝擊(迫害)的黨的高級幹部和地方領導幹部以及先支保後支造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黨內外領導同志:
• 1,海山王(湖北省副省長),2。孟夫唐(省北省副省長)3。陳一新(湖北省副省長),4。劉 真(湖北省委秘書長)5。張華(湖北省委副秘書長)6。王盛榮(中央六級高幹)。7。任愛生(省農委主任)8。薛朴若(武漢市副市長)9。楊春亭(宜昌地委書記)10。孫德樞(黃石市委書記)11。毛遠躍(武漢測繪學院黨委書記)12。曾(敦)(湖北省宣傳部長)13。武克仁(武漢市文聯副主席)14。何定華(武漢大學副校長)15。李長根(710軍工廠黨委書記)16。( )17。崔放嗚(武漢市統計局局長)18。江濤(武漢鋼鐵公司組織部部長)19。王敏青(女)(武鋼)20,陳撫生。(省辦主任)21。王 舜(女)老紅軍,省物資局局長) 22。熊曉春 23。趙文華24。楊友山(市電訊局黨委書記) 25。鄱志律 26。趙亭蒼 27。李鎮南 28。仆盛光(中央七級高幹,武鋼) 29。李守憲 30。干 毅(華中工學院一級教授,美國哈佛大學畢業), 31。周岳森(華工附中校長) 32。李振宇 33。趙秀安 34。李錦加 35。朱邵天(武漢大學黨委書記)等等。

• 先支保後聽毛的話改支造的黨內高級幹部:

• 1。張體學(湖北省省長)2。宋侃夫(武漢市委書記)3。趙辛初 (省委書記)4。趙修(省委副書記)5。王克文(武漢市委書記)6。王瑞傑(武漢市化工局黨委書記)7。陸天虹(武漢市委副秘書長)等等。

說明:
以上名單僅憑作者親歷所記,年數久遠,遺漏較多,歡迎知情讀者補上。小有出入,也希指正。
本書是一本申訴書。一本歷史教科書。
造反派下獄,保皇派下崗。二派都苦不諶言。一言難盡。為給武漢後代留下真實文革史料。09年7月28日二派尚存老人。共商記錄“非官編武漢文革真史”圖為二派合影



前排左起:
汪仕奇:原武漢市公安局幹警。中共黨員。《武漢公安》二號頭(屬《百萬雄師》)
劉天喜:原武漢電車公司幹部。〈百萬雄師〉保衛部”雷達兵團”一號頭。下崗。
朱愛華:朱鴻霞遺霜。〈鋼工總〉隊員,武漢重型機床廠工人。
謝望春:原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武漢國棉三廠工人,中共黨員,市級勞動模範。〈工造總司〉隊員。
俞文斌:原市機械局人武部幹部。中共黨員《百萬雄師》一號頭。後武漢市經委副主任。(駐香港辦事處主任。現香港居民)
顧建棠:原國務院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團委幹部 中共黨員“長辦聯司”一號頭。因篡黨奪取罪判刑七年。
後排左起:
陳昌雄:原昌雄:原市糧食局幹部。中共黨員。〈鋼工總〉隊員。
胡秀娟:原國棉二廠幹部。”鋼工總”辦公室主任,毛死後以打,砸,搶罪被判刑五年。其弟胡厚明,
胡厚明,“鋼工總”二號頭,原武漢造船廠工人。中共黨員,毛死後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八年,死於獄中。
楊道遠:原武漢測繪學院 學生。中共黨員。原鋼二司一號頭。毛死後以反革命罪先後被判刑十六年。
彭祖龍:原武漢橡膠廠技術員(工程師)“工造總司”宣傳部長。因攻擊英明領袖華國鋒罪被判刑六年
彭 勛:原湖北大學教師(教授)中共黨員 “新湖大”二號頭。
吳焱金:原武漢無線電元件廠,共青團員,工人“工造總司”一號頭。毛死後以顛復政府罪被判刑八年,因不堪當年日批夜斗跳樓時致殘。
章迪傑:原市房地局幹部。“百萬雄師”總聯絡部長。下崗,
目 錄(上)
第一章.。六渡橋的春天。(略)
第二章。。六渡橋的秋天。(略)
第三齊。。桃園爭奪戰,四清動運。(略)
第四章.。紅色恐怖,文革開始,掃四舊,(鎮壓)
(紅五類保皇派學生和紅五類保皇派工人,四清工作隊隊員對階級異已分子,五類分子,資本家和落後群從瘋狂鎮壓,批鬥,抄家。掛牌遊街,人格羞辱,被整的這些人不敢恨誰。因為解放後歷次運都這樣,當時逼死不少人)
第一回合 (1966年6月——10月)
第五章。。白花齊放,紅花爭嗚,懷疑一切大辯論
(紅五類學生開始分裂成二派。群眾中出現二派。二派爭辯)
(1966年10——12月)。
第六章。。一月奪權,白色恐怖,文官(黨委)政府倒台。(反抗)
紅五類中少數派和非紅五類學生成立造反派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一起對整過自已的當權派和工作組,黨委幹部實行報復,批鬥,抄家,掛牌遊街,人格羞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共產黨的官員做夢都沒想到,解放後在共產黨的天下內,自已第一次
次嘗到當五類分子的味道,他們中很少或根本沒有人被斗害怕自殺。
這些當權派(走資派)恨毛澤東,恨黑五類造反派。他們說文革不好就是指這一段。不包括掃四舊和清隊。
與此同時,紅五類保皇派也搖搖身一變。也打“造反派”大旗,繼續揪斗出身不好的“當權派”,“四清下台幹部”和“同情並支持非紅五類造反派的幹部”,抄這批人家,將他們掛牌遊街,對他們人格羞辱。
所以這一類人(當權派)就恨共產黨,恨紅五類保皇派。他們也說文革不好。就是指“掃四舊“和一月風暴時還斗他們的保皇派們。
第二回合。(1967年1月——3月)
第七章。。二月逆流,軍隊(黨委)政府上台,(再鎮壓)
(紅五類中多數派和軍隊對非官辦造反派再鎮壓)
軍政府(黨委)對造反派第一次大逮捕
第三回合 (1967年3月——7月)
第八章。。三大血案,617。624。715血案。
(軍政府組建“百萬雄師”,血洗造反派群眾組織,準備奪回省市大權)
第九章。。龍顏大怒。“7。20事件真象”的真象。
毛澤東秘密住進武漢東湖,全面了解到武漢運動實況,認定武漢軍政府方向錯了,不符合他的路線。毛明確支持占市民少數的造反派,並派王力前去做軍區工作,沒想到軍區黨委書記陳再道不了解內情,以為是王力個人意見,不服,毛被迫直截召見陳。表明支持少數派意見,陳明服暗不服。暗中慫恿保皇派“百萬雄師”持大刀長矛衝擊東湖賓館,要揪王力。以表武漢群眾認為陳再道是正確的。毛大驚,大怒,此即是‘7。20事件真象,
可毛死後,中共湖北省委,武漢市委。和各級“派黨委”,所編黨史寫成
“江青背着毛主席。派死黨王力同武漢幫派在漢挑起大規模武鬥,打死革命群眾600餘人,打傷18萬餘人。武漢群眾到東湖找王力辯論,這即是7。20事件真象。(請問,7。20後,陳和百萬雄師都土崩瓦解,那有大規模武鬥,)
本文以祥實史料還原真象,
第四回合 1967年8月——69年10月
第十章。。扶不起的阿斗,瘋狂報復。搶槍,全國支左(派)。
(勝利者的悲哀。,毛澤東支持的造反派勝利後,對保皇派實行血腥 鎮壓,瘋狂報復,由受迫害者變成迫害他人的兇手,弄得毛不好下台,毛深知野兒子還是不如親兒子好,毛開始改變對造反派態度,對親兒子表示歉意,此時起,造反派日子開始不好過,但他們還不知道災難即將來臨)
第十一章。。同室操戈,鋼新之爭,拳頭下組建“派革委會“
(爭權奪利,互相攻擊,國共紛爭再版,春秋無義戰。在“新“軍方黨委的支持下成立以造反派一派掌權的“派革委會”)。
第十二章。。六渡橋的夏天,復舊,(再受迫害)。
毛說:(對選進要革委會的新幹部)“既要當官,又要當老百姓”,回家吧!
派革委會中的新幹部被否定。
第五回合 (1968年10月——69年3月)
第十三章。。反覆舊運動,(反迫害)。
新幹部被冷落,造反派認為是新軍區黨委搞的鬼。造反派發誓“誓死 保衛派革委會(革命成果)。決不回老家。”
第六回合 1969年5月——9月
第十四章。。六渡橋的冬天,清隊,血腥鎮壓下組建“派黨委“。
新軍區黨委用黨解放後歷次搞運動的辦法。在軍區黨委領導下。由解放後歷次運動的老打手,整人專家保皇派上場組成專案組,用整五類分子老辦法,對進入派革委會的新幹部,和支持過新幹部的老幹部和跳得高的造反派群眾。用莫須有的罪名日批夜斗,逼,供,信。深挖516,北決揚。逼死不少人。共四年。
軍方改變態度,支持保皇派成立以保皇派一派掌權的“派黨委”)
新軍政府(黨委)對造反派第二次大逮捕
第七回合 1969年11月——73年11月
第十五章。。9。13事件發生。省市軍政府(黨委)下台,
毛說:“請對造反派高抬貴手”
省市新文官政府(黨委)上台。
基層由 “派黨委”落實造反派政策,
第八回合 1973年10月——74年3月
第十六章。。反潮流運動起因和結果。基層落實政策受阻。
(省市二趙一王書記認真落實中央政策,上層造反派已召安,由於
冤案太多,基層落實政策受阻。受害群從上街申冤。遊行)
第九回合 1974年5月——10月
第十七章。。“派黨委造反“。
“派黨委”推卸“冤案”責任給軍方。
(“派黨委“深知軍政府罪責難逃,怕連累自已,紛紛造反,推“整造反派”責任給軍方)
(1974年6——7月)
第十八章。。流放,鄧小平上台,將造反派“充軍”
(造反派的派革委會和保皇派的派黨委會對抗。生產和工作無法開展,鄧將造反派從革委會中調離,以便一派掌權,便於統一指揮,恢復生產。)
第十回合 1974年8月——75年3月
第十九章。。返鄉,鄧小平下台,。再次落實政策
(造反派再次解放,下放農村的造反派回城。)
第十一回合 1975年3月——10月
第二十章。。六渡橋的黃昏,毛澤東逝世,對造反派一網打盡。
英明領袖華國鋒和汪東興及葉劍英三人“受毛澤東生前秘密請求,受全黨,全國人民一致秘密要求。秘密逮捕(綁架)四人邦”成功後。開始對武漢造反派血腥鎮壓和瘋狂迫害。共八年。
文官“新派黨委”對武漢造反派第三次大逮捕。
第十二回合 1975年10月——1983年5月
附 錄。。
1.文革期間的“中央文件”
2.文革期間的“湖北軍政府文件”
3.文革期間武漢主要群眾組織簡介
4.文革期間武漢群眾組所辦“報紙”簡介
5.軍宣隊。工宣隊的來歷



目 錄 (下集)

第二十一章,軍管時期的武漢
(1967年2月—74年4月)
第二十二章,周思來武漢之行
(1967年10月10日)
第二十三章,十年文化大革命武漢政權變化。
《湖北日報》,《武漢晚報》摘錄
第二十四章,清隊。深挖“516”北決楊(決派)冤案在武漢真象。
〈楊子江評論〉何物?魯禮安何人?軍政府和保皇派分子的專案組對造反派瘋狂報復,報7。20被整的血淚深仇,因此冤假錯案在量出現,逼死不少人,如果二月逆流時是用武力鎮壓,那麼,清隊是文(力)鎮壓。
第二十五章,戴鵬同志被活埋市委大院和槍殺湯忠雲案情始末。
第二十六章,文革中死刑案例,(10例文革死刑案,看誰在殺人)
A,文革中第一祭刀的人,
第二十七章,當權派和走資派的生死角遂。
(支造當權派和支保當權派的權力之爭)
第二十八章,歸元寺,蓮青寺,古德寺的命運
(文化古蹟)
第二十九章,文革中,省市委,省市人委(政府)中的“普通幹部造反派“和普通幹部保皇派鬥爭紀實。
(省市機關)
第三十章,省市直管各大單位支持造反派的當權派幹部紀實。
(當權派幹部隊伍)
第三十一章。省市直管各大單位支持保皇派的當權派幹部紀實。
(當權派幹部隊伍)
第三十二章。文革期間,文化,教育,衛生界,造反派和保皇派
知名人士紀實
(文教衛生界)
第三十三章。文革期間,先支保後支造的省市委,政府領導幹部。
(基層幹部)
第三十四章。文革期間,武漢造反派知名人物介紹。
第三十五章。文革期間,武漢保皇派知名人物介紹。
第三十六章。文革期間,武漢學生中造反派,保皇派知名人物介紹。
第三十七章。武鋼,武重,武船,武鍋文化大革命運動簡述:
(大型工廠)
第三十八章。長辦,中科院水生所,鐵道部第四設計院文革紀實。
(中央在漢和科研單位)
第三十九章。汪玉霞,品芳照相館,中南旅社文革紀實。 (小型單位)
第四十章。人民中學。武漢一中,武昌實驗中學,武漢關小學文革簡述。
(教育界)
第四十一章。省新華印刷廠。武漢染料廠,肉聯,震環紗廠,省柴油
機廠文革簡述。
(中型工廠)
第四十二章。《湖北日報》《長江日報》《武漢電台》,《武漢電視台》文革紀實。
(宣傳部門)
第四十三章。銀行。武漢電訊局,郵局,供電局,自來水公司,電
車,汽車公司,輪渡公司文革簡述。
(城市服務部門)
第四十四章。公安局,檢查院,法院文革二派知名人士簡介。
(公檢法部門)
第四十五章。武漢歌舞劇院,京劇院,漢劇院,楚劇院,越劇院,
豫劇院,雜技團文革簡述
(文藝界)。
第四十六章。文革期間,武漢各派武裝保衛人員。寫作宣傳人員
介紹。
(文保部門)
第四十七章。文革期間,武漢軍區機關,造反派和保皇派二派斗
爭實況簡介。
(軍事部門)
第四十八章。文革期間,造反派,保皇派,支造幹部,支保幹部,
支左軍隊的罪行。
第四十九章。造反派,保皇派,支造幹部,支保幹部,支左軍隊
文化大革命大結局。
第五十章。春天在那裡?
A,毛澤東已被趕下神壇。
B,由毛澤東親手締造的“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路
在何方?
C,何時才有一支,只忠於國家,不介入政治,不忠於任何
個人和政黨的國家軍隊,
D,和諧社會,用什麼來慰藉歷次運動中的冤魂。
E,何時才能停止對毛澤東先生為對付劉少奇而拋棄老打
手(保皇派),臨時僱傭的“新打手”“搶奪四清運動成果”的“造
反派”不再作妖魔化的宣傳,文藝創作,內控使用,還
武漢化大革命的真實面貌
G。何時才能將六類分子(地主,富農.歷史反革命分子。
壞分子,右派分子,造反派邦派分子)從內控名單中
刪除.給六類分子人權,國民侍遇.







(無 牌 詞)《游南京紫禁山》
紫禁山頭,
看天高雲低。
十方景色,
盡收眼底。
一江橫臥,
追溯源流一萬里。
南雨北雪,
大海高山各東西。
江山如此嬌艷,
引來多少英雄奔息。
※※※※※※※※
想當年,
洪郎眼淺,
手持雄兵百萬,
不圖燕山青壁。
到頭來,
只落得子散妻離。
害多少人傑喪生,
血沾吳王舊地。
敗者為寇,
千載功罪誰記。
※※※※※※※※
空留余恨,
俱往事唉!
我今重遊,
僅多此一筆。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武漢七。二0事件後)


代 序
在武漢市,你問任何一個人“六渡橋”在哪裡,可以說人人皆知,能馬上回答你。
上海的南京路、北京的王府井、成都的鹽市口、南京的新街口、廣州的海珠廣場,都是這個城市的代名詞。武漢的六渡橋還有另一個特色,每到黃昏,聚集在這裡除了一些購物的人外,還有不少老頭兒,各種品種都有,背景多不清楚,由於這裡沒有建黨支部,沒人監視,所以他們通宵達旦,在這個燈火輝煌的夜幕下談論稀奇古怪的事,正應了那句:
“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筆者一有空,就去聽,時間長了,終於聽出道道來,筆者選了一些愛談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故事的圈子,將他們所講的收集編輯成冊,由於是在六渡橋黃昏聽到的,所以取名“六渡橋的黃昏”,讀者千萬不要和那本有名的“紫禁城的黃昏”相提並論。
稿寫好以後,筆者為生計,到內蒙古大沙漠(又說大草源)謀生去了。
幾年後回到武漢,武漢形勢大變,街口中間建了一個人行天橋,六渡橋的老頭子們已越來越少,在上面已經找不到當年談古論今“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老翁了,但仍有一些老翁,別人告訴我,你千萬不要接近他們,他們在“尋花問柳”,當初,天橋上每到黃昏,流鶯不少,後來到處有髮廊、賓館、娛樂城、酒吧這些流鶯便成了合法正規部隊,被那些單位召去為有錢人服務去了,據說政府還準備找她們抽稅,說抽稅並不等於合法,這不知是哪裡來的荒謬理論。現在,這兒還剩一些等外品流鶯來為打工的窮人服務,每次掃黃,全部抓的都是她們。大賓館警察不敢管。
我聽了吃一驚,忙說,是為無產階級服務吧,那老頭搖頭說:“現在當官的和有錢的才叫無產階級,窮人改了名字,叫弱勢群體,工薪階層,”你沒聽說,“革命搞了幾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嗎”。
我聽了不知什麼滋味,準備回家將寫收集到的文章書稿燒掉,正準備走時,橋下有幾個老頭子又爭了起來,一個說“共產黨一黨專政”,另一個說“共產黨從來都沒有一黨專政過”,我一聽連忙跑開,這些話要是被便衣警察抓住了還得了,不是坐牢就是殺頭,正走時有個原來愛講文革運動的老頭過來抓住我不放,我大吃一驚,回頭一看,原來是個老熟人,他說你怎麼這麼怕,現在言論有一點點自由,剛才那個老頭的話並不是攻擊共產黨,他說:共產黨從來不是一黨專政的意思是說“共產黨從來是黨內一派對另一派專政,這樣被專政的一派又為勞動人民的講話,台上的共產黨再不好,台下的共產黨總和人民群眾在一起,同情老百姓,所以老百姓對共產黨總抱有希望,就整個共產黨來說,並不是一黨專政。而是黨內一派專政”
我說,我們不說這些好不好,過去武漢市有個叫XX龍的造反派頭頭,文化革命十年,他被鬥了八年,“九•一三”事件後,林彪事件發生,省、市黨委層層秘密傳達,當時,XX龍所在的化工局正好還沒有傳達到,這一天全廠停工召開對XX龍罪行批鬥大會,上台挨批鬥他的人發言說:“XX龍反對毛主席,反對林付主席,妄想顛覆我們的無產階級的江山,死保其後台主子劉少奇、鄧小平,為其後台劉、鄧鳴冤叫屈”。下面口號馬上跟上,2千人齊喊,“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反對林付主席就打倒誰”,“打倒XX龍”,“打倒XX龍的黑後台劉少奇。打倒XX龍的黑後台鄧小平““打倒劉少奇,鄧小平”••••••
當天下午,上級叫馬上停止鬥爭會,因林彪事件已傳到局一級,明後天就要傳達到單位, XX龍反對“林付主席”豈不成了英雄,豈不要平反。軍代表和保皇派組建成的派黨委馬上開會研究對策,最後決定搶在傳達前再開一次批鬥會,把影響扭過來,第三天,又開全廠批鬥XX龍大會,職工莫明其妙,全廠才斗二天,又斗,是不是發現新的罪行。當時,全廠又停產開批鬥XX龍罪行大會。
大會發言稿一時不好準備,還是原班人馬,原稿照念,中間只是反對林付主席的一句不念,大會開到最後,最後一個人發言時使全廠職工大吃一驚,控告人說:“XX龍豎起你的耳朵聽着,你的後台老板林彪已經被我們揪出來了”接着喊口號,“打倒林彪、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打倒XX龍••••••”“揪出XX龍的後台林彪大快人心。。。。。。”
此言一出,全廠譁然,應聲的很少(好在黨內主要骨幹已打了招呼)由於職工還未聽傳達,雖有風聲但不敢相信,一時下面亂轟轟,頓時,人們發現站在台上低頭挨斗的XX龍突然癱瘓倒在台上,專案組馬上派人將他拖到醫務室急救,大會主持人在廣播內馬上說:“這個壞傢伙一聽他後台倒了就急攤了”,頓時,台下又亂起來,原來又有幾個老紅五類共產黨員也嚇癱了,下面又一陣混亂,七手八腳將這幾個人也抬到醫務室,此時,幾個老工人開始議論,“沒想到新黨委連這要砍頭的話也敢在大會上講,弄不好全廠都成了反革命”。
反正,當時誰在台上,誰就是當權派和保皇派及紅人的後台,誰在台下,誰就一定是造反派和牛鬼蛇神,五類分子的後台,還有,只要有人說中央某某被打倒了,第二天就有不少有先見之明者炫耀自己,“我早看他不是個好東西的,賊眉鼠眼,早就該下台的”。有人問,那現在台上還有壞人嗎?他馬上開罵。。“放屁!現在台上都是我們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
你想,稅務局一方面要收妓女的稅,一方面又不認同她們合法,這很正常,有什麼好爭的,“黨”永遠是正確的,“這世界上根本就沒有真理,可一些人還要為真理而鬥爭,真是一些苕貨,”,一句話把大家點醒,幾個剩下的黨員老頭子垂頭喪氣,一言不發,又有幾個老頭說。。“我們這一代人活得太傷心了”。
“太傷心了“,這句話很有意思,我決定不燒掉書稿,將這些老頭兒講的故事記下,說不定有一天是正確的,所以署上“傷心人”(商欣仁)的筆名。微求意見,看看這六渡橋
黃昏後一些黨內外老頭兒們說的真話有沒有人相信。讓歷史作見證。


----吳焱金---
商欣仁同志,年過古稀,是親歷文革的倖存者,也是工程師、幹部、老闆、香港攝影記者。他寫《六渡橋的黃昏》這本書的初衷是尊重歷史,還武漢文化大革命本來面貌。由於當權者對文革資料搜查銷毀殆盡,人們餘悸尚存,寫作極其不易。商欣仁同志不僅走訪大量文革倖存者,還查閱大量官方資料,甚至將十年的報刊全部查找一遍,工作量之大,幸苦的程度可見一斑。資料反覆的打印,請當事人核對,徵求意見,反覆修改訂正,又花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足見商欣仁同志對此書是極為慎重和負責的。
在文化大革命過去四十年的今天,商欣仁同志試圖拋開個人恩怨,跳出文革時派別鬥爭的框框,用相對公正的立場記述和評說那段歷史,這是現今很多人仍然做不到的,為此商欣仁同志還受到來自不同方面的指責和壓力。
四十年前那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權派、保守派、造反派、地、富、反、壞、右等各方面的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衝擊和打擊,蒙冤者不在少數。但隨着文化大革命的失敗,當權派、保守派、地、富、反、壞、右陸續翻身解放,先後正名,其中不乏大量的暴富者、升官者。唯獨遭遇滅頂之災的造反派永世不得正名和解放。三十多年單方面的、統一的、高強度的妖魔化宣傳,使造反派異化成集萬惡之大成者,文革中所有的壞事(包括一系列冤案)全是造反派干的。謊言一百遍在人們的頭腦就變成活生生的事實,在高壓下聽不到任何一點不同的聲音。
商欣仁同志用事實說話,部分地還原歷史真相。並以此書作引玉之磚,希望大家共同寫出一個真實的文革,以便共同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和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發動和領導的。5.16通知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是指導文化大革命的鋼領。
由於中央有兩個司令部(兩派),群眾中自然也有兩派。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整個過程中,任何派、任何人都不敢公開,反對毛主席和毛主席的理論、路線、也不敢公然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打倒“劉、鄧、陶、王”“彭、羅、陸、楊”(即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王任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是全國人民都舉了手的,喊了口號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保皇派。但到各地方、各系統、各單位就不同了,不同的處境決定了不同的派別。文革前的先進階層的群眾,由於受領導重用或與當權派關係好,大體上成為保皇派;而四清運動中和文革初期被整的幹部、群眾,則以造反派居多。
區別造反派和保皇派的一個重要標誌是:堅決響應毛主席號召,矛頭向上,向黨內走資派開火的派別是造反派;(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大方向正確。)執行劉少奇派工作組整群眾的路線,矛頭向下,掃四舊,打擊地、富、反、壞、右、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派別為保皇派。(關鍵是大方向錯了。)
按照以上界定,文化大革命初期不但沒有造反派,而且造反派的群眾還是受害者。文革一開始,由官方(當權派)層層成立文化大革命委員會,(俗稱偽文革)工作組,並在學校和工廠都成了官辦的“紅衛兵”組織,(俗稱三字兵或保皇派兵),這些“委員會”、“工作組”、“紅衛兵”是絕不反當權派的,而是充噹噹權派的工具來整群眾,除了在各單位大抓牛、鬼、蛇、神外,在社會上則打着“掃四舊”的招牌大搞打、砸、搶、抄、抓,所有地、富、反、壞、右都不能倖免,抄家、剪辮子、剪褲子、戴高帽遊街,砸資本家(老店)牌子,打、砸廟宇、菩薩、毀損文物等等,都是紅衛兵(三字兵)干的。那時,還沒有誕生造反派,造反派群眾在各個單位大多是“反革命”“三家村”少數派。
造反派在武漢文革十年中,大部份時間是不斷被斗、被整。十年被整八年,只在“一月奪權”和“7.20”後暫短時間斗過當權派和保皇派,十年從來沒有真正掌過大權。即使結合進省、市革委會,也沒有掌過一天權,當時全是軍代表說了算。沒有實權,如何能製造冤假錯案,試問有哪一樁是造反派某人具體制定的?我自己當時就是武漢市革命委員會付主任,(即副市長,編者)至今誰能說出我製造一個冤案或一次武鬥的事實嗎?相反的是,我的戰友被無端殺死二十八人,當時我不但不能將他(她)們追認為烈士,就連喪葬費,撫恤費也無法給家屬解決,更莫說那成千的被打致殘的同志的悲慘狀況,這是令我愧疚終生,無法彌補的遺憾。而71年清隊時和7.20後,挨過造反派打的同志卻先後二次得到軍區和省、市委會金錢補償,特別令我不平的是,按中央6.6通令,殺人兇手應依法懲治,7.20後,6.24中殺人兇手都被百萬雄師參加武鬥的人內部一一揭發,全部查出,可是法院將材料報給軍區時,劉豐將軍將材料沒收,並且抓捕6.24主凶湯忠雲的三名公安人員判刑,毛澤東逝世後,7.20事件平反,湯忠雲被追認為烈士,其它殺人兇手至今逍遙法外,為這事,我將死不瞑目。
即便如此,我絲毫不責怪保守派群眾,我們和他們都是不同路線的執行者。無論有多大的過錯,造反派和保守派都是無辜的、無罪的。商欣仁同志支持這樣的觀點,因此他大膽地與文革中的死對頭——“百萬雄師”負責人俞文斌先生同桌暢飲、坦誠交談、合影留念,“相逢一笑泯恩仇”,構建和諧新篇。商欣仁此舉也曾遭到莫大的非議,但他認為一個真正的有識之士應該有雲水襟懷。
商欣仁同志這本書,不是翻歷史的舊賬,它不針對任何派別、任何人,如果在敘述的過程中有不實不妥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丁亥年春節——
和 毛 澤 東
七四年於秦皇島
毛 詞
大雨落幽燕,
白浪濤天。
秦皇島外打漁船,
一片汪洋都不見,
知向誰邊。
※※※※※※※※
往事越千年,
魏武揮鞭,
東臨揭石有遺篇。
蕭瑟秋風今又是,
換了人間。
彭 詞
風過燕山邊,
浪接雲天。
秦皇島內小洋樓,
點點連成了一片,
歌繞青煙。
※※※※※※※※
往事重浮現,
揚子江前,
飢翁捕魚紅樓晏。
富、貴、貧、賤何相似,
還在人間。

文化大革命綱領文件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過)
(即十六條)
1. 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
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泛的新階段.
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作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 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實踐證明,毛澤東同志的這個斷是完全正確的.
資產階級雖然已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民,力求達到他們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斗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個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2. 主流和曲折
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份子和革命幹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國將。他們有魄力、有智慧。他們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堅決地向那些公開的、陷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進行了進攻,在這樣的大的革命動動中,他們難免有這樣的缺點,但是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產階的主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這個大方向繼續前進。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會有阻力。這種阻力,主要來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派。同時也是來自舊的社會習慣勢力。這種阻力目前還是相當大的,頑強的。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畢竟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檔。大量事實說明,只要群從充分發動起來了,這種阻力就會迅速被擊跨。
由於阻力比較大,鬥爭會有反覆。甚至可能有多次反覆。這種反覆,沒有什麼害處。它將使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得到段煉,取得經驗教訓,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
黨的領導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將決定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命運。目前黨的各級組織,對文化革命運動的領導,存在着四種情況。
(1)能夠站在運動的最前面,敢於放手發動群眾。他們是“敢”字當頭,無所畏懼的共產這義戰士,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他們提倡大字報、大辯論,鼓勵群眾揭露一切牛蛇神,同時也鼓勵群眾批評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種正確的領導就是由於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由於毛澤東思想領先。
(2)有許多單位的負責人,對於這場偉大的鬥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因而處於軟弱無能的地位。他們是“怕”字當頭,墨守舊的章法,不願意打破常規,不求進取。對於群眾的革命新秩序,他們感到突然,以致領導落後於形勢,落後於群眾。
(3)有些單位的負責人,平時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他們更是“怕”字當頭,怕群眾起來抓住他們的辮子。事實上,他們只要認真進行自我批評,接受群眾批評,是會被黨和群眾諒解的。不這樣做,就會繼續犯錯誤,以致成為群眾運動的絆腳石。
(4)有些單位是被一些混進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派把持著。這些當派極端害怕群眾揭露他們,因而找各種藉口壓制群眾運動。他們採用轉移目標、顛倒黑白的手段,企圖把運動引向斜路。當他們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時候,還進一步耍陰謀,放暗箭,造謠言,極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擊革命派。
黨中央對各級黨委的要求,就是要堅持正確的領導,“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改變那種處於軟弱無能的狀態,鼓勵那些有錯誤而原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參加戰鬥,撤換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派,把那裡的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
四,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的解放自己,不能採用任何包辯代替的辯法。
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的,那些作法是正確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確的。
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這樣,才能使廣大群眾在爭中提高覺悟,增長才幹,辨別是非,分清敵我。
5. 堅決執行的階級路線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黨的領導要善於發現左派,發展和壯大左派隊伍,堅決依靠革命的左派。這樣,才能夠在運動中,徹底孤立最反動的右派,爭取中間派,團結大多數,經過運動,最後達到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
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把他們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注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一些錯話,作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
注意把資產階級的動學閥、反動“權威”,同具有一般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嚴格區別開來。
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必須嚴格分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搞成敵我矛盾,也不要把敵我矛盾搞成人民內部矛盾。
人民群眾中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現象,幾種不同意見的爭論,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眾會在正常的、充分的辯論中,肯定正確,改正錯誤,逐步取得一致。
在辯論中,必須有採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對於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也不准採取任何壓服的辯法。要保護少數,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
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不是武。
在辯論中,每個革命者都要善於獨立思考,發揚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節問題上爭論不休,以便加強團結。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
有些學校、有些單位、有些工作組的負責人,對給他們貼大學報的群眾,組織反擊。甚至提出所謂反對本單位或工作組領導人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等類口號。他們這樣做,必然要打擊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積極分子。這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決不允許這樣做。
有些有嚴重錯誤思想的人們,甚至有些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利用群眾運動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散布流言蜚語,進行煽動,故意把一些群眾打成“反革命”。要謹防扒手,及時揭穿他們耍弄的這套把戲。
在運動中,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鬥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藉口,去挑動群眾斗群眾,挑動學生鬥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的酌情處理。
八,幹部問題
幹部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種:
1. 好的。
2. 比較好的。
3. 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4. 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況下,前兩種人(好的,比較好的)是大多數。
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鬥倒、鬥垮、斗臭,肅清他們的影響,同時給以出路,讓他們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開始湧現了許多新事物。在許多學校、許多單位,群眾所創造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等組織形式,就是一種有偉歷史意義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是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新組織形式。它是我們黨同群眾密切聯絡的最好橋梁。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
無產階級同過去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爭需要經歷很長很長的時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於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於工礦企業、街道、農村。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侯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在經過群眾反覆討論後進行選舉。
當選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可以由群眾隨時提出批評,如果不稱職,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
在學校中,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應該以革命學生為主體,同時,要有一定數量的革命教師職工的代表參加。
10. 教學改革
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革舊的教育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
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撤底改變資產階級知
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
在各類學校中,必須撤底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學制要縮短。課程設置要精簡。教材要撤底改革,有的首先刪繁就簡。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另樣。也就是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晨、學軍,也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的鬥爭。
十一、報刊上點名批判的問題
在進行文化革命群眾運動的時候,必須把對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傳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傳播,同時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思想批判很地結合起來。
要組織對那些有代表性的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資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重點包括對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自然科學理論等戰線上的各種反動觀點的批判。
在報刊上點名批判,應當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有的要報上級黨委批准。
十二、關於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的政策
對於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只要他們是愛國的,是積極工作的,是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不裡通外國的,在這次運動中,都應該繼續採取團結。批判。團結的方針,對於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當加以保獲,對他們的世界觀和作風,可以幫助他們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相結合的部署問題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單位和黨領導機關,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重點。
文革使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更加豐富、更加提高了。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各地區、各部門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部署。
在農村和城市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地方,如果原來的部署是合適的,又做的好,就不要打亂它。繼續按照原來的部署進行。但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提出的問題,應當在適當的時機,交給群眾討論,以便進一步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無產階級文大革命為中心,帶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這樣做,如果那裡黨委認為合適,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產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發運群眾,妥善安排,就能夠保證文化大革命和生產兩不誤,保證各項工作的高質量。
無產階級文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把文化大革命同發展生產對立起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十五、部隊
部隊的文化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
十六、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要在廣大工農兵、廣大幹部和廣大知識分子中,開展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運動,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文化革命的行動指南。
各級黨委,在這樣錯綜複雜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須認真地活學活用用毛主席著作。特別是要反覆學習毛主席有關文化革命和黨的領導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上的談話》。《關於領導文法的若干問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
各級黨委,要遵守毛主席歷來的指示,貫徹執行到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先做學生,後來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和煩瑣哲學。
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將取得偉大的勝利。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人民日報》)
(文中黑字原文沒有,是編者為提示讀者加的)


摘錄者按:
十六條的意義:可以說是所有文革文獻中,最重要的一篇。在文革群眾運動期間,具有文化大革命“法”的地位。從法律意義上看,這個“文本”本身是粗糙的、模糊的,很容易作不同解釋。只能看作是提出的一種法律的精神。這種粗造就是毛澤東先生一貫“作風,他從來說話都是模菱二可。越模糊。越有水平,
“只有美帝怕人民,沒有人民怕美帝”
文化大革命和解放後歷次運動不同之處是:
“這次動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也就是說,歷屆運動都是由上面當權派派人(工作組或專案組)來整下面的普通幹部,行政工作人員,老百姓,弱勢群體,五類分子。這次卻要由下面的普通幹部,行政工作人員,老百姓,弱勢群體(五類分子除外)去整上面的當權派(時稱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筒稱走“走資派”),因此,阻力和反抗是可想而知。
問題是“五七年反右”時,也先是叫下面的老百姓去給上面的領導幹部(當權派)提意見。結果提意見的人中不少人最後都成了右派分子,所以老百姓再也不上那個“毛當“了,可想而知文革初期發動群從是多麼的困難。為了解除這個顧慮,毛澤東才在“十六條”上明確規定::
在運動中,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鬥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藉口,去挑動群眾斗群眾,挑動學生鬥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的酌情處理。
這就是黨中央和毛澤東給普通老百姓發誓賭咒,保證再不會把揭發鬥爭領導幹部(當權派——走資派)的群從打成反革命,毛在世時基本是這樣做的,但毛澤東死後,華國鋒。汪東興,葉劍英三位“毛死後的開國功臣”,打着“保衛英明領袖華國鋒主席,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和清查“四人幫”有聯繫的人和事”的口號,,把“十六條”中法律性最強、最具有創造新意,也最受群眾歡迎的第七條:“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的 “豁免權利”作了廢。使那些當年害怕當右派,又由於受到當權派和黨的積極分子(廠礦紅五類紅衛兵)迫害的群眾和基層幹部,在毛的誘導下,露面“造起反來”,去參與斗當權派,最後還是再次上當,毛死後被當權派——走資派瘋狂報復,遭到滅頂之災。其結果比當年右派更慘,當權派——走資派們以及他們的枳極分子。不敢公開反對毛澤東,卻把自已解放後唯一的一次挨斗的仇恨都有發泄到支持毛的造反派身上,成了繼反右後的又一個大冤案。其罪名也很奇特:
“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命運動” “ 反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 ”為劉少奇。鄧小平,林彪。四人邦嗚冤叫屈” “為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翻案” “充當資產階級的打手”“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 ”陰謀篡黨奪權“ “妄想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妄想資本主義復辟“ “妄想回到萬惡的舊社會,使我們無產階級吃二遍苦,受二薦罪“ “ ”打着紅旗反紅旗“。。。。。。。。總之罪大惡極,
罪狀中有一條實在並不冤。那就是”打着紅旗反紅旗“這一條。
事實上文革中二派都打着紅旗反紅旗;
造反派高舉毛澤東的旗子痛擊共產黨(基層黨委)。
接受毛一人獨裁(一元化)。不同意下面黨委也獨裁
保皇派高舉共產黨的旗織掣肘毛澤東。(中央文革)
就象中國在世界上反對美國一國獨裁。提倡多極世界(多元化)。而在國內卻強調(一元化)黨委的絕對領導。
二派都打着紅旗反紅旗。
按作者膚淺看法:
自反右運動後,黨內,黨外民主二字已經成了對黨的一種挑釁。欺上瞞下。陽奉陰違,假話成風。,已經危急到黨的生存,毛已經聽不到一點實情,,因此他希望在無產階級內部(五類分子除外)。在群眾中實現一種大民主,讓群從能從法規上來監督全黨。以暢開言路為先。
毛的“文革“實際上是一次”政治改革“的試驗 ,民主的試探,和鄧的”經濟改革“同樣重要。可惜被走資派(當權派)們攪了局。使運動進行得困難重重,反反覆覆,
走資派(當權派)至今還不敢提“政治改革”其原因就在此。
試想。毛的“文革”是在“無產階級內部”進行的“政治改革”,結果就出現了另一派“篡位“(篡黨奪權),若無產階級以外的人也參加進來,那共產黨豈不土崩瓦解,除非共產黨人個個都成百萬富翁,掌管國家經濟命脈否則決不能輕易提政治改革。
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給經濟改革者代來的教訓。






公 安 六 條
(中央在文化大革命動中規定的綱領性重要文件)
(編者按:不准參加“無產階級國家”政治運動的,地。富。反。壞。右等五類份子和被殺,關。管,勞改。勞教釋放份子相關人等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活動規定)
(中發67)19號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思想統帥下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運動, 它把廣大群眾的革命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形勢大好,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實行人民群眾的大民主,公安機關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須適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採取恰當的方式,加強對敵人的專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保障大嗚,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大串連的正常進行,保障無產階級的革命秩系,
為此
特規定:
12. 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掄劫,製造交通事故,暗殺,衝擊監獄和管制犯人機關,裡通外國,盜窈國家機密,進行破壞活動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懲辦,
13. 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
14. 保護革命群眾和革命群眾組織,保護左派,嚴禁武鬥,凡襲擊革命群眾組織,毆打和拘留革命群眾的,都是違法行為,一般的,由黨政領導和革命群眾進行批判教育,對那些打死人民群眾的首犯,情節嚴重的打手,以及 幕後操縱者,要依法懲辦。
15. 地,富,反,壞,右分子,勞動教養人員的刑滿留場(廠)就業人員,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道會門中的小道首和職業辦道人員,敵偽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特(特務分子)刑滿釋放,解除勞動教養,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機倒把分子和被殺,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一律不准外出串連,不許改換姓名,偽造歷史,混入革命群眾組織,不准背後操縱煽動,更不准他們自已建立組織,這些分子,如有破壞行為,要依法嚴辦,
16. 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其它手段,散布反動言論,一般的,由革命群眾同他們進行鬥爭,嚴重的,公安部門要和革命群眾相結合,及時進行調查,必要時酌情處理,
17. 黨,政,軍機關和公安機關人員,如果歪曲以上規定,捍造事實,對革命群眾進行鎮壓,要依法查辦。
以上規定,要向廣大群眾宣傳,號召革命群眾協助和監督公安機關執行職務,維護革命秩序,保證公安機關人員能正常執行任務,這個規定可在城鄉廣泛張貼。
中共中央 國務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

周恩總理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在漢接見群從代表時合影



原載《人民日報》《湖北日報》《長江日報》
前排左起: 中排左起: 後排左起:
曾恩玉:武漢軍區 司令員 王富山:華中工學院 學生 白振行:武漢市公安局 幹警
龍銘鑫:湖北大學 學生 楊道遠:武漢測繪大學 學生 夏邦銀: 漢陽軋鋼廠 工人
鄧金福:武漢鋼鐵公司 工人 謝燁之:武漢大學 學生 。。。。。。: 。。。。。。。。。。。
李想玉:武漢鋼鐵公司 工人 沈福禮:武漢鍋爐廠 技術員(工程師) 史灼華: 東湖中學 學生
鄭 軍:中共湖北省委 幹部 陳文漢:武漢市一中 學生
徐筱芳:(女)武漢醫學院 學生 彭 勛:湖北大學 教師(教授) 蔣順章: 新華社記者
方保林:武漢機械學院 學生 高玉澤:華中農學院 學生世間 。。。。。 。。。。。。軍人
王彩珠:(女)武漢師範學院 學生 張興旺:武漢公安學校 學生 徐 鍵:軍區三辦 任
。。。。。:(女)公安幹警 楊連成:武漢鋼鐵公司 工人 。。。。。: 。。。。。。。
周恩來:國務院 總理 。。。。。。:武漢公安局 幹警 。。。。。: 。。。。。。
張立國:華中工學院 學生 吳焱金:市無線電元件廠 工人 王成秀:武漢空軍總醫院
朱鴻霞:武漢重型機床廠 工人 楊。。。。:武漢公安系統 幹警 趙正杰:武漢公安局 幹部
丁家顯:武漢水利電力學院 學生 蔡大祥:武漢機床電器廠 工人
李向陽:武漢重型機床廠 工人 。。。。。:。。。。。。。。
彭祖龍:武漢橡膠廠 技術員(工程師) 。。。。。:(軍人)
劉 豐:武漢部隊 政委 。。。。。:(軍人)
張玉華:武漢部隊 副司令員

周總理十月十日上午
在武漢革命群眾組織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
(記錄稿,未經本人審閱)
現在請你們座談座談(三司革聯代表提出,大家還是希望總理去一下。)我沒有時間了,馬上又要起飛。我昨天在湖南的“湘江風雷”等八九個組織,座談了四五點鐘,從節目演完之以後,精力也不行了,現在還要起飛。(曹司令員插話:將來還有時間。)
同學們,戰友都交談了,由二司、新華工準備傳達。但是有一個條件,無論如何涌貼大字報,你們一貼大學報,我等於白做了工作了。國為大字報必然是各取所需,對我有利的就寫上幾句,對我不利的就不寫。這樣搞,又變成我挑運群眾斗群眾,實際上我並不如此,因為是跟們談心嘛!主席告訴我們,要跟你們常談。就是要告訴你們,現在是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說把自己犯錯誤的經驗告訴他們,這個我已經給你們講了些。主席還有幾句話,我就沒有寫上總是不斷地做工作嘛!現在就給你們兩個,一個是新華工,一個二司。但是這只能限於勤務組,不能和廣大群眾講,因為你們自己還沒有培養成熟嘛,要用你膠的話講,一下子開大會傳達,那不行,那馬上就會大字報貼滿大街。這是跟你們談心,把主席講的話傳給你們。
主席一個重要指示,我們按照中央通知,已經發出來了。那個重要指示,請會思玉同志、劉豐同志,可以把你們各個組織勤務召集在一起,口頭傳達。那個是可以逐步下達的,因為那是主席看過的,我們還是寫未經本人審閱。主席看東西,我告訴你們,不象你們發一篇公告,連看都沒看就發出去了。昨天“湘江風雷”說,一下X月三十一日的通告,不知你們看過了沒有,簡直是很大的錯誤,特別是他們對形勢的估計,還是不足,還是過去二司的,到北京轉了一趟,受北京清華井崗山的影響,那是八月,說面臨着全國資本主義復辟逆流的前夕,要武裝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當然,這不是二司本身的,是受北京的影響。我們批判了多次,這是極“左”的思潮,現在奪誰的權,現在是大好形勢嘛!主席講嘛,不是小好,是大好,七八九三個月。原來建立革命委員會,還有七個地方,包括青海。六七八月我們一下子解決八個,基本解決,或者初步解決,有湖北、河南、四川、湖南、江西、浙江、內蒙古、甘肅,一下子解決八個省區。這說明速度之快,過去一月到五月,解決了七個省,辦成了革命委員會。還有反覆,如黑龍江。但革命委員會,必須維護,江青同志九月五日在安徽會義上的錄音,你們不是聽了,要每一個單位去傳,在工廠里去傳。所以革命委員會是新生事物,要維護,要加強,要加強,要發展。初生的嬰兒,都是粗糙的,毛手毛腳,慢慢地就無限的生命力發展起來了。七個省市革命委員會,八個省成立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我們現在與十一個省市正在解決問題,廣東、廣西、福建、江蘇、安徽、遼寧、吉林(黑龍江處是補課的)、河北、天津、陝西、寧夏,共十一個。如果這個問題在十月十一月解決,七個、八個再加十一個,共二十六個,剩下來的就是新疆、西藏、雲南,估計十二月份可能解決。主席給我們的時間很寬,說是春節前全部就序,爭取初步或者基本的全部解決。為什麼說是初步?因為有些是單管,有有搞籌備小組,如湖北、河南,就進一步搞革命委員會,國防科委不大成熟,還有反覆,期貨的還沒有樹立典型,還要抓。各省軍區又要抓地縣,地縣也要經過各省市自治區,建立地縣革命委員會或籌備小組,市里要建立各區革命委員會或籌備小組,這樣子就全部解決。再剩下一個年頭,明年到六九年就掃尾,準備三年就取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歷史階段的勝利。我們打了三年解放戰爭,取得全中國,打了三年抗美援朝戰爭,打敗了美國鬼子,這一次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三年,把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打倒,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這樣一個歷史性的戰略性的階段,對你們來說,有一個深刻的印象,你們有經驗了,因為你們參加了,你們今年二三十歲,我們總算對你們有交待了嘛!毛主席健在的時候,領導你們,直接領導你們,工人也好,學生也好,農民也好,機關也好,軍隊也好,都行到了自己實踐的經驗。如果這三年勝利了,主席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干一次的,必須幾次,十幾次,或者更多。為什麼這樣說,因為還有全世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不消滅,這樣,我們中國的勝利和解放,也算不徹底。因為誰戰勝誰的問題,在世界範圍還沒有解決嘛!它就是影響中國資產階級分子嘛,影響我們黨內的蛻化變質分子搞復辟嘛!即使全世界革命勝利了,就象我們所說,沒有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中國,這個話是這樣說,但這只是一個遠景,這個目的是一定就實現的。但是即使全世界沒有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到那個時候還有思想問題,還有爭執問題,還是會有人有野心篡奪領導。主席說了,世界革命真正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真正能實現和鞏固,這是幾百年的事情。幾千年的剝削制度嘛,那能這樣容易地去掉!你們雖然得到經驗,但是你們的經驗還是初期的,當然你們很幸福,生活在毛澤東時代。我們年輕時搞革命,那時腦筋里還沒有生長毛澤東思想,沒有認識到毛澤東領導的偉大,還不是資產階級思想滿腦子的,就是要搞革命,就犯了許多錯誤。你們現在一犯錯誤,就有我們提醒,毛主席提醒,我反毛主席的話,告訴你們,說現在是輪到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你們,要把自己的當作經驗當教訓。
剛才還有個什麼沒寫上,(會司令員插話:談心。)要給你們不斷談心,十幾個人,不但談一次,要談多次。主席要我們這樣做,即使如此,等到你們接班了,不是一般的接班,你們接班就掌權了。你們一、二十年後就掌權了,占領導地位了,那時候有新的問題了,你們就不犯錯誤?不能說,我昨天問了“湘江風雷”的同志,問了所有湖南來的同志,我也問了話多地方,我同樣問你們,現在叫你們做湖北省的第一領導人,就軍管會的主任,或者是軍區司令員行不行?(眾答:不行啦,還差很遠。)是嘛,那很好。朱洪霞不了嗎?你行不行?(朱洪霞答:不行。)不行嘛,武鋼的?(李湘玉答:我更不行。)不行,很清楚嘛!剛工總、鋼九•一三,鋼二司,還有新化農站的,行不行?(新華農代表答:根本不行。)新湖大的?(龍銘鑫答:根本不行。)是嘛!還有工造總的,行不行啊?(吳焱金答:不行,不行。)還有公檢法的行不行?(公檢法代表答:不行。)女同志行不行?(一個女同志答:不行。)是嘛!不是將來不行。主席有一段話,你們最有希望,最有將來,將來屬於你們的,人人有這個可能。要經過無數次的鍛煉,犯了不少的錯誤,希望不犯大的錯誤,在毛澤東時代。我跟他們講了,他們也告訴我。單只大方向對,就不能保證,政策搞錯了,同樣還不是犯錯誤!可以使大方向失敗。
要不斷地自己總結經驗,總結那麼幾條條。成績固然要總結,但大家知道的,只要有幾句話帶,進去就行了。但是更重要的是總結那些缺點錯誤的經驗,以便有所改進和有所前進。這段話是我在一九六五年政府工作中發表的時候,我說了幾句,這是毛主席說的,當時只發表個摘錄,我還記得,主席就告訴我們了。主席為什麼在我那個政府工作報告中加幾段呢?因為我不大會總結經驗,經過做幾十年的領導工作,這也是我的弱點。你們不同了嘛!你們年輕,一學就會。這是我給你們談心,你們把這個貼出大字報,外國都知道了,這有什麼好處,對我們黨的中央領導有什麼好處?所以這些事情,我不希望你們貼大字報,這也考驗你們,能不能給你們談心。這個我就不能作為自己的話來說,我就加上一句,這是毛度席說的。這是主席一段哲學的話。你們就要學總結經驗。特別是總結錯誤的經驗,可是不容易啊!總結成績可不容易,要人家說你們的長處,自己要說自己的錯誤、缺點,這就有希望了,才能前進,不然就不能前進。北一個大包袱,怎麼能前進呢?輕裝上陣,就能立新功。在座的有很多空軍嘛!空軍戰鬥就是輕裝上陣,背一個包袱就上不去。他要打敵人,他沖得了,你一上,怎麼行。(曾司令員插話:飛機帶的副油箱,到戰鬥時候要丟掉。)所以希望你們好好總結經驗,能夠總結經驗,你們就便於聯合了。我昨天在群眾大會上講的,關於我們自己的事務不怕亂,亂得越徹底,不越能暴露,越暴露就越解決得好。
二、關於大聯合。在什麼基礎上,什麼原則上大聯合,如何實現在聯合,目的是大批判,鬥批改,“三結合”,成立臨時機構—革命委員會。
三、就是要抓革命,促生產。儘管有時期下降,總的方向是好的,因為農業豐收了嘛!昨天看鍋爐廠,它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但是一般的說,工業上是受到影響的,今年可能在計劃指標上不能實現。不要緊,今年只要第四季度趕上來,明年很顯然是大躍進,後年是更朋的躍進,是飛躍的發展,總之五年計劃會要大大地超過,而且有許多新的技術發展。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原子彈爆炸,導彈上了天,帶着核武器上天,這不是那一個國家敢做的。我們是在人頭上過去的,去年十月我在搞這件事時,可是擔心啦!一掉下來,可要出大問題。今年的氫彈是在這空中爆炸的,不是在地面上爆炸的。怎麼樣?都成功啊嘛!時間就這麼長,那時候動員,還是把氫彈裝好了,有一點粗糙,到了現場檢查,又改進了。這就兩個地方,一個生產的地方,搞完了以後,他們就可以睡覺了,兩派打架,現在還沒有停下來,另一個是基地,也弄起來了,所以我們年輕人可是容易忘了大局。一動員,就是幹勁沖天,但搞完了以後,他就鬧,所以派性和黨性經常轉化的。(曾司令員:要打架。)你們有了黨性,就放心了。我們都要防止頭腦中的私字嘛?難道你們就那樣沒有私字,不能這樣說。(曾司令員說到坊內有些年輕人時,總理問了幾個女同志。)你今年多少歲?(答:二十一歲!)你今年多大?(答:二十歲!)你是哪單位的?(“中這紅聯的”。)你今年多大?(答:我也有二十歲,還沒滿。)那就十九啦!所以希望你們好好總結經驗,有所前進,生產要搞上去。特別是鋼工總、鋼九•一三、工造總,就是你們三個,要很好的搞。關於工作階級的話,我昨天念了主席語錄了。
四、教育幹部。首先要教育領導幹部,也教育你們自己,所以希望你們去北京訓練班。聽說你們去了幾個人,你們鋼二司已去了幾個?(鋼二司答:沒有。)我現在要求你們到北京訓練班裡,大的組織去五個人,小的組織去三個人。去的時候,勤務組也要有人,去一個嘛,你們十幾個人去一個去不起喝。如果你們有了幹部部出來了,新華工的也可以去一個幹部,讓他們也受到教育。就是主席說的,學習班裡要有左中右。這個右是中間偏右的,不是右派。但也有右派,陳再道總處是右派了吧!主席還要把他也擺在訓練班裡去,我還正在做工作嘛,你們聽到了,是不可設想。我昨天也講了,要做工作。主席是教育幹部,主席說我們十幾年,固然劉、鄧搞的不好,我們沒教育他們,沒告訴他們。八條命令,突然襲擊,搞得小將們沒有準備,老將根據八條,支左就支錯了,就做過了。這八條。十條又沒有打招呼,弄得軍事領導同志都被動,小將們又趾高氣揚,就沖了。這是十條命令。我們想,十條命令,以後就補空子,來一個
“六•六”通令,不靈,因為太早了,鬧得還不夠。尤其是武漢,“百萬雄師”是五月發起,六月成立,六月下半月,七月上半月就大打嘛!可見不靈嘛!那時怎麼能拿“六•六”通令來搞呢?他利用“六•六”通令嘛。陳再道他們呵!所以必須要通過七、八月,這些東西都江堰市暴露了,所以九月五日的命令就比較多靈了,就是收槍。這是比較而言。也還有些地方收不上來,還要做工作。你們這裡就搞了個荊沙事件啦。我看在坐的組織,那個組織有點關係,自己就想法子檢查一下,不要別的單位來指責。聽說還搞警備司令部,那就不對了。有了大軍區的指揮領導了嘛,有什麼事情告訴大軍區領導,有什麼不好,還可以換嘛。只要派了以後,就要支持他們嘛,特別是三“三鋼”,要跟軍區合作得更好,人們隊伍大嘛,很重要嘛,荊沙就不要去了,不要搞對立。你看荊沙,聽說死傷得多一些,如果你們過問了這件事情,又與自己有關,好好地檢查,我剛才說了,多檢查自己。所以我昨天講文化大革命的四部他是針對你們武漢,當然也針對着其他地方。今天報紙還沒有出版嗎,登了沒有?(曾司令員:已經登了。)你們是聽了的,再好好計論計論,這作為我的建議,好好聯繫到武漢計論計論,還有,那天說了,就是你們不要去干涉人家的事務。這話一點不錯,“三鋼”你們也想一下,難道你們就沒有過問人家的事情?你們派了一些人到外地區,有沒有這件事?(丁家顯答:有。)還不是看到人家“三新”來過問工廠,你們不高興,那你們過問外地的事情,那不是一樣?彼此彼此。(大家都笑了,曾司令員插話,汽車上有標語,把阿爾巴尼亞還加上一個鋼字。叫我理解是鋼阿爾巴尼亞了。大家又笑。)我們不是說新的勝利嘛,拿鋼來形容,是堅強的意思。我們說堅強的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它在“三反”的鬥爭是堅決的,不斷地取得新的勝利,不要去計較名字。康老已經說了,再不要提“不鋼則康”了。我說“康”字有什麼不好,接受康老指示。現在還什麼康有為呢?因為保守派已經瓦解了嘛,也已經瓦解了,陳再道搞的。他自己總是評功擺好,看人家部是缺點錯誤。你們看看毛主席的這段重要指示,大概今天就要收到,明天或是後天就要傳達,首先在勤務組小範圍然後大範圍波浪式傳達,就會深透。好好地學習主席的重要指示。
最後,要回答你們的問題,就是如何聯合,其他的地方法,我那個講話里都講了,你們都在坊,不要重複。
另一個問題就是組織形式的問題,那個時候不便於談,我跟鋼二司說的比較清楚。不過你昨天沒有到(指丁家顯),你在水運嘛,到的是楊道遠,你們好好告訴一下,你們都有記錄。我說的比較具體,這些情況都不用說了,不要再詳細說了。我的意思要有步驟,要有目的地來進行聯合。所謂有步驟就是不要急,一步登天不行,一下子大聯合,把各種組織都取消,這是主觀主義。因為群眾都還沒有懂得。特別是群眾的頭頭還接受不了,他們的頭山還沒有解決。主席在延安整風說過:要承認山頭。因為我們是各個解放區,各個方面軍,客觀存在的事實你不承認,這不等於無現實嗎?最主觀主義的,第二叫尊重山頭。自己的山頭靠在一起,總是親熱的很,總是講的熱火的很,受了一點委屈馬上就支持。昨天湖南的造反派,我為什麼同他們談四、五點鐘呢?我給他們說了一些心裡話。開始他們可是不通呀,一來,先沒有接見他們,接見除外們,他們就生氣了。你們看這事笑話不笑話(你們不要貼大字報)。我說我主要是為湖北的事情來的,招待阿爾巴尼亞競政代表團,把你們請來是附帶的,這個道理一說,他們就懂了,通了,他們檢討自己。他們說覺得自己同觀點的,過去共患難原,稍微受了一點氣,非要出氣不可,人家就不管了。這怎麼行?主席常說:一個人山頭的見到,什麼話都說,罵都可以,可以聽得了。如果是對方說你一句,輕輕說你一句,就要火了。這不叫山頭氣呀,你說你是鋼二司的,你可以罵他幾句,楊道遠罵他幾句,他可以不在乎,不要緊。如果新華工說你們一兩句話,輕輕的就要計較的,這不叫山頭氣呀。主席有一個辦法就是尊重山頭,我不說你,各人說自己山頭的不對的,不說對方。第一承認現實,客觀現實,第二尊重對方,只說自己,不說對方。然後才能做到逐漸地消滅山頭,還不是一下子消滅。(曾司令員:解放軍都是統一的。)解放軍是統一的,但是我們解放軍來自五湖四海,最初的紅軍有三個方面軍,(曾司令員:還有好幾個。)一方面軍的三軍團、五軍團、七軍團,二方面軍有江湖、湘的,還有湘鄂的,還有湘鄂西的,四方面軍即有鄂豫皖的,還有二十五軍,還有到四川的,還有留在本地的,多那。這是歷史,到現在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四十年、三十多年了,痕跡呀,常常還沒有消除,要經常注意呀,我們解放軍同志是最統一的,我們主席一聲號令,奔赴前方沒有價錢講。可是,彼此之間稍微不留神,就會計較。你看我們老將四十年的戰鬥,我們老將怎麼責怪你們有山頭呢。希望你們一下子消滅山頭,那是不現實的,我們的每一個步驟不是十全十美的,組織步驟不要急,逐步的有目的的進行,先從車間、工廠,然後全武漢市,到全湖北。這次接待外賓領導上沒有安排工造總參加,有缺點,你們就不高興了,以後你們們來,還有點氣。
工代會,不要再爭鋼,爭新了,要革命的工代會,以鋼和以新為核心都不對,以自己為核心就是不能成為核心,核心要由大家來承認。委員會要協商解決,組織有大有小,委員可以適當照顧,常委也可以考慮,但是主任、副主任要有,不管是委員、常委、主任、副主任,可以有各方面的人,要協商解決,你們不是誰領導誰。我們開新政協會議,民主人士的委員占三分之一還多,文化大革命初期,經衛兵抄了一抄,做得有些過火,但主要還是搞走資派。對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只要他改正還是可以讓他革命。小組織給個委員也可以,正因為他小沒有聯合起來,就讓他一個委員,有利於大聯合,你們鋼工總、鋼九•一三把他們團結起來。這是考驗你們,他們發言權不高。你們要有這個氣派。建國初五年多,政協是權力機構,民主人士點三分之一還多,還是主席掌權,難道你們比毛主席還高明,正因為你們沒有主席高明就學嘛,所以沒有大氣派,你們小組織多了把你們拖垮了,委員可以,常委不能那樣多,主任、副主任由你們三個組織,主任嘛,工總大些,當主任要協商。軍隊在打仗時,兩個人都要商量,司令要找政委商量。過去一個時期中央放一個主席,兩個書記,我還代軍參謀長,我們決定問題都要商量。毛主席寫出戰略戰役部署指示時,都叫看一看。叫我們提一提修改意見,我們提的東西不一定對,但我們可以從中學到東西。昨晚和“湘江風雷”座談,“湘江風雷”就由兩個人決定搞個二十多個組織的革委聯合委員會,那怎麼能行,這是搞分裂嗎,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千萬不能這樣做。
對於學生方向在問題,鋼二司人多,三司革聯人不少,新華工是一個學校,還有些中學,但總比不上二司嘛,你們不要飄飄然嘛,前天開座談會,我試了一下,我講是鋼工代全,你們大鼓起掌,還是有人不鼓,一試就看出來了。
大、中學校先在一起,不忙分開,都合在一起先搞個籌委會,也可以搞個小給,搞小組小,搞籌委會。當然搞小組也不一定小,中央就搞文革小組,文革小組也不小嘛。它是中央參謀部,代理中央書記處,搞籌委會也好,小組也好,委員得多,二司、三司革聯要多一些,但是常委六個方面都要有人,主任、副主任也要有人,就是說二司、三司革聯、三新、中學紅聯這六個組織都要有主任、副主任。這樣,你們會說,你們還不是按比例搞了嗎?是的,你們應該表現現你們偉大的氣派嘛!
我們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只有三個共產黨副主席,還有三個副主席李濟琛、張、宋慶齡,現在至少有兩個要到倒。有的是反動大軍閥,有的是大地主,宋慶齡也是個資產階級革命家,現在劉少奇、高 垮了。朱老總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沒有工作,過去他雖然有錯誤,但他是一名老將,面昌起義失敗後,他後來和林總把部隊帶到井崗山去了,在沙河壩有功嘛,對四方面軍的鬥爭沒有屈服,主席總是給他記着這個協嘛。我們不要因為人家人少,就看不起別人,要看看真理掌握在誰手裡,看誰的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高,常委裡頭實際上還是有個小主席團。你們現在組織名稱都要改,楊道遠同志也贊成,三新也同意,在組織常委時,有一條必須注意,有一點不同意的意見還得再協商。
劉少奇是三次,不行了,他推選副主席就不肯多推選項嘛,現在國家元首有困難嘛,那裡他推選林彪同志當副主席就好了。斯大林就吃了這個虧,他融會貫通了就出赫魯曉夫,實際上斯大林反對機會主義、修正主義,衛國戰爭,三大功勞不可磨滅,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有貢獻,列寧死後,還是毛主席發展了馬列主義,不愧為當代的列寧。
教育幹部問題。你們要把學習班辦起來,中央辦集副班,要你們去,大軍區也辦要你們去,省軍區就一定再辦了。你們自己也要辦集訓班(短期),新華工對待幹部不錯,一百多,(張立國:一百三十多。)解放了一百零幾嘛。沒有解放的少數也不是都打倒。湖北的幹部有困難,省、地縣的幹部領導站出來很少。你們工代會、紅代會不要人呆他反對,他保你反對,我把孟關唐都要放到學習班做考驗。(有一位同學說張體學是否可以回來。)主席有這個意思,但不要給群眾說。是主席說的,最高指示群眾一聽就執行,叫群眾醞釀好,姜一也放到學習班去考驗,(有一位代表說,姜一回來了!)姜一回來,我們就反對,反對就要他去學習,參加大軍區學習,通過學習再看。(有一個代表說,姜一不行!)你們年輕人就是喜歡事先下結論。我們對陳毅是一批二保。對陳再道還有意識加同志,那是主席親自起草的批示,只要他認真改正,還可以站出來工作。主席起草的批示第二條說,(念)對於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包括你們,劉政委你是不是黨結委員(劉政委回答說:不是。)王新稱是不是不,(王新說:不是。)對。是指孔慶德、葉明,那時是他們主持黨委工作。(繼續念)和廣大革命群眾所要打倒的陳再道同志在內,只要他們不再堅持錯誤,認真改正,並為廣大革命群眾所誤解了之後,仍然可以站起來,參加革命行列。這一條幾句話就講了五個意思,主席的話精煤煉到了極點。就是這樣,主席起草的文件,都還徵求常委的意見。我還給你們念一個文件,你們不要去貼大字報,(一位代表說,前天總理講話有人貼大字報了。)你們不要貼大字報,外國人知道,影響不好。你們這亮相幹部要一批二支,一批二幫。中央是一批二保,你們不要保,因不了解情況,容易保錯,中央了角可以保。如果他們不要人幫,那就是他的事。主席對剛果(布)講:我是不包庇犯錯誤的人的,但要一批二幫,不然三結合就搞不起來了。
新華工另有一個少數派,別有少數派去支援,大吵大鬧一頓,有沒有這個事?(龍銘鑫:有這個事,新湖大也是這樣。)這個就不對嘛,要敢干正視,不要去干涉人家。大聯合要有步驟從上而下的搞,最後組織就不存在了,但你們要慢慢消滅,水到渠成嘛。
毛主席對江表同志拍照有首詩:
“幕色蒼茫看勁松”,你們是勁松嗎?還不夠,是嫩松,經過鍛煉,可以成為勁松,有的可能成為松柏。
“亂雲飛渡仍從容”,不管你亂得怎麼樣,仍是從容不迫,不着急,秀沉着的。
“天生一個仙人洞”,天,這是自然的。
“無限風光在險”,你們在前進的道路少不了還會出現困難,你們現在和解放軍團結在一起,這很好嘛,你們這一次組織幾十萬人在街頭歡迎做得很好嘛,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很滿意嘛。
一個人不冒一點險是不行的,打仗就是這樣嘛,你們既要認真,又要勇敢,既要大膽,又有認真。不講了。
註:此次座談會參加人有:鋼工總朱鴻霞、夏邦銀、李向陽,鋼九•一三李湘玉、楊建成、胡啟生、工造總司吳焱金、彭祖農、蔡大祥,鋼二司丁家顯、楊道遠;新華工張立國、五富山;新湖大龍銘鑫、彭勛、新華農、高玉翠,余望京;中學紅聯史灼華;三司革聯湘明;公安聯司XXX。
(原件系軍區毛著學習班船印)
工造總司鬥批改辦公室翻印


編著者按:
讀者請注意周總理講話中有三個重點:
第一是 公開了黨內山頭林立,各自為政,至今尚未解決的事實和現象,理解群從運動中山頭林立一時不能消除的現實。毛說:要承認山頭。尊重山頭,
第二是 正確對待“百萬雄師:”(造反派們不懂毛的“統戰政策”,)
第三是 明確告訴造反派,毛(黨中央)就是要在他們中間選拔黨的接人。

















附錄:
一、武漢文革期間大事記
(1)林喚運事件(2)漢漢快活嶺事件(3)新中原事件(4)八•一渡江慘案(5)四•二九五棉事件(6)人民中學塗仰豪事件(7)民生輪船公司事件(8)趙桂林事件(9)陳漢壽消防車事件(10)楊壋事件
二、武漢文革期間各群眾組織簡介
一,造反派組織
(1)工人總部(朱鴻霞)(2)九一三(李湘玉)(3)工造總部(吳焱金)
(4)新一冶(曹承義、黃家祥)(5)甄別平反委員會(6)紅藝兵(7)紅工(丁喆生、周望生)(8)湖北工農聯盟(9)817造反司令部(余平、塗家富)(10)政法尖兵 羅世棟(11)(12)省機關紅司(鄭軍、)(13)紅衛軍 張軍(14)紅教工(15)中學紅聯(陳文漢)(16)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造反司令部(二司、楊道遠)(17)三司革聯(謝華之、雪湘明)(18)紅橋兵(19)新華農(高玉澤)(20)紅尖兵(張需林)(21)小教工(22)交通聯司(付廉、餘明生)(23)長辦聯司(顧建棠、嚴常、劉永喜)(24)紅工兵(杜向東)(25)紅色革命敢死隊(孫厚志)(26)紅工(袁冰)(27)紅學兵(付格非)(28)赤衛軍(薛海澄)(29))文藝總部(何祚歡)(30)紅醫兵(蔡桂琴)(31)銀行紅尖兵(王小青)(32)市機關紅司(曾凡斌)(33)市委機關人民勤務員,(魏繩武)(34)下略

二,保守派(保皇派)組織,
(1)紅武兵,(2)烏蘭牧騎(周德武)(3)永紅軍(4)百萬雄師(俞文斌)(5)新工造(胡崇遠)(6)職工聯合會(崔景德,楊庭峰)(7)紅衛兵總造反司令部(一司)(漆林)(8)紅城公社(9)紅衛兵(機關於部組織,王學年)(10)造反大軍(謝敏華)(11)紅色造反大軍 (湯寶雲)(12)紅色造反兵,(蔡俊善)(13)硬骨頭戰士(林正雙)(14)野戰軍(紀登樹,(15)革命工人第三司令部(沈邦金)(16)貧下中[農協會(孫運東)(17)紅城公社(邢愛芳)(18)革命造反軍(耿漢清)(19)體育尖兵無產者(余均才)(20)二。一八紅星軍(張文)(21)革命文工團藝大軍(郭賢棟)(22)“二七”紅鐵軍(孫德洲)(23)工人造反隊(劉瑜)(24)市工業建築公司革委會(徐漢)(25)長辦革命造反委員會(馬鎮河)(26)紅色造反派聯絡站(湯春保)(27)紅色藥工(許學薄)(28)紅色軍工聯絡站(周景傑)(29)毛澤東思想園藝軍(雷榮華)(30)野戰兵團(馬福奎)(31)紅星軍(王道學)(32)紅色政權紅衛軍(趙濤太)(33)紅戰土(肖德霖)(34)紅色工藝兵(唐雲南)(35)紅色通訊兵(胡水珍)(36)韶山戰土(胡正生)(37)捍衛毛澤東思想武漢工人革命脈造反總司令部(徐能進,武昌造成船廠)(38)冶金工業系統革命派出所聯絡站(陽文焱,漢陽軋鋼廠)(39)中等學校東方紅聯絡軋)站,(鄭吉良)(40)湖北日報井崗山(謝杰民)(41)武漢晚報東方紅(姚蓀)(42)紅色工會造反團,(余繼生)(43)武鋼一冶大聯合指揮部(馬長明)(43)共青團紅衛兵武漢革命造成反總部,(44)省委機關聯司(46)略,

三、武漢文革期間主要報,刊 雜誌
(1)《戰鬥報》(工總)(2)《紅色造成者》(工造)(3)(九一三)(4)《文藝兵》(5)《新華工》(6)《新華農》(7)《新湖大》(8)《鋼二司》(9)《新一冶》(10)《百萬雄師》(11)〈紅教工〉(12)〈文藝革司〉(13)。〈公安聯司〉(14)〈工造總司〉(15)〈江城前哨〉(工總)(16)〈不忘6。24〉(工造)(17)〈楊子江〉(工總武重)(18)〈鋼武司〉(工總長航)(19)〈省直戰線〉(工總省直機關)(20)〈紅楚囚〉(21)〈新公校〉(市公安學校)(22)〈市機關紅司〉(市面上直關)(23)(電影戰線)(24)《文藝戰土》(25)《電迅戰報》(市電訊局革委會)26(武漢鋼工總)(27)《鐵軍戰報》(工造總司)(28)《三司硬革聯》(29)《紅司新華工》(30)〈紅旗戰報〉(北京,地司紅旗總部)(31)《新聞筒報》(東湖中學)(32)《武漢紅體兵》(省體委)(33)《武漢紅八月》(34)〈為李達翻案〉(武漢造反派沏底為李達等“三家村”翻案串聯會)(35)《江漢紅司》(江漢區機關幹部造反團)(36)《燎原報》(武漢農代會)(37)〈江城激浪〉(工總文藝兵團)(38)〈江城體育〉(武漢體育學院)(39)〈紅色戰報〉(原市總工會紅色造反團)(40)〈仙人洞〉(工總新印兵團)(41)《武漢衛生》(武漢市衛生系統工代會)(42)《戲劇戰報》(武漢漢劇院文藝革司)(43)《文藝界通訊》(工造文藝系統總部)(44)《戰江城》(紅衛軍,紅學員總部合辦)(45)〈紅旗通訊〉(武漢郵電學院)(46)《楊子江評論》(47)下略,
說明。。文革期間,保皇派很少辦報,據後來走訪“百萬雄師”負責人章迪傑先生(百萬雄師13頭頭之一,被關四年8個月)得知,原因有五。。
一,一是,一般他們以黨報為主,黨報就代表他們觀點,如〈長江日報〉,〈湖北日報〉,另外,他們許多人都能看黨的內參,所以都不重視小道消息,沒想到文革中沒有正道消息,全是小道消息。,
二,二是聽慣了上級指示,不敢自作主章,按你們(指造反派)的話說,叫當慣了奴才,我們(指保皇派)稱,和上級保恃一致
三,三是我們解放後歷次運動都是黨的極極份子,沒有多少冤屈,不象你們那樣要到處申冤,
四,四是我們在歷次運動中的確有擴大化的現象,本意只是整五類份子,(指地富反壞右資,港台,海外敵特)沒想到傷害了自已的階級兄弟(指造反派)所以對你們辦報紙還是很理解的,就算你們說(寫)錯了,我們也很少反駁,
五,五是相對來說造反派中文化水平普遍比我們高。“百萬雄師“總部共13名頭頭,除蔡俊善先生高中文化外,其它12位都只是小學,初中水平,對辦報不內行,也不感興趣,只懂得”槍於子出政權“,會做政治思想工作,實在不行,失去耐心就動武
〈四、文革期間,各群眾組織活動經費來源
說明 ;; 文革時期,初期群眾組織都是經上級黨委批準的,當時分不清誰是造反派,誰是保皇派,當時中央和各級黨委都動員群眾由自由結社,按16條規定辦,沒想到後來造反造到自已頭上來了才開始限制,當初,凡全市屬性大組織,都由省市出經費,所謂大,就是能號動幾萬人,十幾萬人上街遊行示威支持黨中央,支持毛澤東才算,所以當時要想成全市性組織必須四處串聯各大小單位參加進來才行,這就須要三個有力條件,一是有號召能力,有權威,出身好的代頭人,二是有權威的大單位代頭,中小單位跟隨參加,三是必須黨委批准合法進行,所以武漢各大全市性組織都是合法的,後來軍政府支左部隊接管省市政府以來,經費仍然照發(工人總部暫停),

組織名稱 每月經費 發放單位
工人總部 1萬元 原省政府後武漢軍區
九•一三 8000元 武漢鋼鐵公司
工造總司 4000後改6000元 原市政府後武漢警備區
(職工聯合會),百萬雄師 (5000元)1萬元 原省政府,後武裝部
其它群眾組織情況不詳
五,軍宣隊,工宣隊的由來。
——記毛澤東接見北京五大領袖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夜約兩點多鐘,北京市革委會辦公室通知我,馬上到人民大會堂開會,有中央首長召見,還說到大會堂西側南門口有人接你。我馬上要學校的車送我。在車上我想,怎麼說是“召見”呢?感到和往常有些不一樣。反正是中央首長叫去開會的,也沒有多想。凌晨大街上沒有車,也沒有人,車開得很快,直奔大會堂。
我到大會堂西側南門時,譚厚蘭、王大賓已經到了。很快韓愛晶也來了。我們正在討論許多工人包圍清華大學一事的時候,謝富治副總理出來對我們說:“今天是毛主席召見你們,還有中央首長都參加。”又重複說:“是召見你們,不是接見啊。”接着又問:“蒯大富怎麼沒來呀?”我們說:“不知道。”謝富治就領我們往裡面走,我走在後邊,走得較慢。快走到湖南廳門口的時候,謝富治突然站住問:“你們身上都帶什麼東西沒有?”同時,他好像摸王大賓和譚厚蘭一下,我心裡聚然想,這是幹什麼?我還沒有完全反應過來的時候,謝富治的手已經伸到我的身上來了。當時我很不高興,心想:這是幹什麼!?你相信我我就進去,不相信我我就走開。一氣之下,我轉身就想走,可是這時謝富治已經把門推開了,我看到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坐在裡邊,他們也看到了我們,這時不進去也得進了。
隨即毛主席和陪同的中央領導人已經起在迎我們。我們走向前跟毛主席握手問候:“主席好!”
主席說:“都是一些年輕人。”
然後毛主席要大家坐下,沙發圍成大半個圓形,沙發旁邊有茶几,我就坐在茶几旁邊的椅子上。
陪同毛主席見我們的有: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吳德和黃作珍。
毛主席說:“你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啦,其實你們的小報我都看過,你們的情況我都暸解。又問:“蒯大富怎麼沒有來?是出不來了,還是不願意來?”
謝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來。”有人說,沒有找到他。
毛主席說:“蒯大富要抓黑手,這麼多工人去“鎮壓”紅衛兵,黑手到現在還沒有抓出來,這黑手不是別人,就是我嘛!他又不來抓,抓我好了!本來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中央警衛團就是派去的,怎麼對待校園的武鬥,我說你們去做做工作看看,結果去了三萬人。其實他們恨北大不恨清華。”
毛主席轉向我問道:“工人和學生這樣搞幾萬人遊行。聽說你們那裡招待還好,是你們還是井岡山兵團?”
溫玉成和黃作珍說:“不是他們,北大和那個單位衝突了。”
我說:“是北大和農科院,我們還在門口擺了茶水。他們罵我們是二月逆流,老保。”
毛主席說:“我說謝富治你們去那麼一點人跟他商量商量,蒯大富說去了十幾萬,我也沒有那大的野心。”
毛主席說:“你們看大學武鬥怎麼辦?一個辦法是統統撤出去,學生也不要管,誰想打就打,過去北京市委、衛戍區對武鬥的態度是不怕亂、不管、不急、不壓。這看來還是對的。另一個方法是幫助一下,這個問題深得工人的贊成,深受學生大多數歡迎。大專院校五十九個,打得凶的大概五六個,試試你們能力,至於如何解決呢?你們提出意見。我看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們北京大學要那麼大幹啥?如果解決不了,不一定住一個城市,一個住在南方、一個住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個城市打一個括弧‘井’,在一個城市打一個括弧‘公社’。就像蘇聯共產黨打一個括弧‘布’,另一個蘇聯共產黨打一個括弧‘孟’。”
毛主席說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着說:“如果你們不能解決這些問題,第三個辦法,那麼軍管。請林彪同志掛帥,還有黃永勝,總是總能解決。你們搞了兩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是搞武鬥,也不鬥也不批,也不改,現在是少數學校搞武鬥,人民不高興,工人也不高興,農民不高興,居民不高興,部隊不高興,多數學校生也不高興 ,就連擁護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興,就這樣統一天下!”
“七二八召見”以後,由工人和解放軍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浩浩蕩蕩地開進了全國所有大學和中學。
工軍宣隊一進校,就成了實際意義上的掌權者,僅管說,我這個校文革主任和後來掛名的北大校革委會副主任在名義上還存在了一段時間,但是,從工軍宣隊進校起,我就交權了。而且處在被批鬥的狀態,即使是沒有正式隔審批鬥的時候,在校大會上也是經常被點名批評和訓斥的。到一九六八的國慶節以後,即以辦學習班的名義,把我和北大原來的兩派頭頭一起隔離或者說是半隔離起來審查批鬥了。
工軍宣隊進校,領導一切,工軍宣隊就是支持“保守派(指地派)”的。工軍宣隊實際是誰指揮的?就是林彪、江青、康生他們指揮的。林彪、江青他們支持“保守派”,工軍宣隊也支持“保守派”。
摘錄自《聶元子回憶錄》(港版)
第282——285頁

編者評述:這次召見,即是毛澤東要向前陣子被他所支持造反派“整”過的幹部賠禮道歉的姿態,是文革的轉折點,政策的大調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結束語,毛想將他領導的這次文化大革命,通過軍宣隊,工宣隊慢慢收場,至所以收不了場,原因並不複雜,是他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在設國家主席一事上發生重大分岐,最後導致九一三事件,要不是出現九一三事件,文革即會在“清隊和一打三反運動中勝利結束,等待造反派們的只是“寬大處理”四個字”。九一三事件後,毛是否想推卸責任,把他支持的軍宣隊,工宣隊“整”造反派的罪行推到林彪身上,他又擺出了另一個姿態“請對造反派高抬貴手,他們犯錯誤,我們也犯過錯誤嘛,”這向造反派示好的姿態,又使造反派們瘋狂了一陣子。
其實,不管在毛死前,或毛死後,造反派都不過是被愚弄,被耍猴,被作遊戲笑料,被最終下地獄的結果。
毛並不是陰謀家,他是政治家,他明確告訴造反派:“現在是輪到革命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這話再明白不過的告訴造反派,第一幕是“斗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已結束,第二幕是“斗想要走資派權的造反派”還有第三幕。
此次接見之後,全國造反派開始長達四年整治,批鬥,抄家。吊打……搶演前段走資派的角色。
由此可見,支待造反派的是毛澤東,打擊造反派的仍然是毛澤東,受“林彪”“四人幫”迫害最深,時間最長,結果最慘的還是造反派。
世界上從來沒有公平過,所以人人都求公平。
當初受了造反派衝擊的當權派們不過幾個月的批鬥,那些專門整人的,軍宣隊,工宣隊,專案組,黨的骨幹分子,保皇派,在四清,在文革中一直以整人為職業的人,眼疾手快,接過中央口號,腳下還踏着人,上身卻痛苦流涕地控訴,訴說自己在文革中如何受迫害,把他們罪行全推在別人身上,明明是他腳踏在別人身上,硬說踏在下面的可憐人就是自己,不讓被踏在下面的人講話。
謊言連說十次就能成真理,現在用廣播、報紙、文藝創作說了幾萬次,就鐵定成這一套真理。
“十年文革期間,四人幫當道,武漢造反派當權,到處打殺,逼人遊行,只讓唱樣板戲,把廣大勞動人趕往農村,把吃過糠的,過過江的,人民歡迎的幹部打倒,武漢到處緊張空氣,不准人民說話,要早請示晚匯報,早晨起來要向毛主席鞠躬,將出不好的人下放農村,將家族出身不好的人不當人看待,不許上大學,把不符合他們口味的幹部當走資派斗,破壞生產,擾亂社會,干涉人民自由,武漢人民被壓迫了十年……總總總總,總之,一切他們做的,都由造反派認帳,這叫“閻王犯罪,小鬼領刑”。
註:據《聶元子回憶錄》介紹,她的第一張大字報,是她當黨總支書記時,總支內幾個人一起研究寫成的,並沒有受任何一個人的指使,當時她並不認識江青這些人,後來毛主席為她的大字報寫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時,她們感到很突然,沒想到自己一下成了名人,更沒想到惡運從此開始,自己被長期關押,流傳最廣泛的是說她受江青,康生指示而寫,純是胡說,後來整她的人正是林彪,軍宣隊,江青的工宣隊,毛死後,又將她劃到林彪,江青四人幫一邊,天下那說理的地方,王洪文本人就是上海的保皇派頭子,上海造反派組織叫“上柴聯司”,王洪文派上萬人圍攻(上海柴油機廠)上柴聯司,殺死殺傷不少人,據傳說毛還在看電視直播,現場戰鬥場面,這一切都鮮為人知,上柴聯司被撤和武漢百萬雄師6.24圍攻《工造總司》一摸一樣,不同的是王洪文當了黨中央副主席,武漢俞文斌被關押,都是毛的主意。
六、文革期間各主要群眾組織實際在冊人數調查報告











前言的前言(A)
——作者述評文革
文化大革命就其主體來說,是一場黨和政府官員的奪權鬥爭,在鬥爭中,雙方都爭取老百姓(群眾)的支持,於是在老百姓(群眾)中引發了紅五類中既得利益者(保皇派)同紅五類中未得利益者加上非紅五類群眾中被壓迫群體(造反派)的衝突,為了顯示自已是真正革命派,雙方都斗黑五類和資產價級份子,雙方都斗當權派,尤其是被壓迫群體(造反派)在反抗壓迫群體(保皇派)的鬥爭中,尤於一直處於劣勢,所以付出的代價最大,雙方的勝負,決定雙方後台的勝負,特別是中央二派鬥爭的勝負,在雙方的後台(當權派或走資派)的勝敗中反覆多次。因此,文化大革命最後演變成一場毫無意義,毫無目的的混戰,直至毛澤東逝世,才草率收場。
由它製造出的無數冤案,(包括三大血案)就這樣不了了之。
勝利者將自已挨斗,稱為”受到迫害”,都要平反昭雪,了才了之而把被自已壓迫和批鬥的對象,一律稱為"受到衝擊”,不了了之,
青年讀者只要讀懂這二個詞,就能分出當時”革”與”保”的身份.“紅”與“黑”的地位。
至於五類份子(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份子,),連這“受到衝擊”一詞都不夠資格用,因為解放後歷次運動中,他們都是“受到(迫害)式衝擊”的對象。時稱“政治運動員|”,其中不還有冠軍。亞軍,季軍和“三級運動員”的謔稱。,
”三大血案”中保皇派和支保當權派的殺人兇手和7.20後造反派和支造當權派的打人兇手,都被受害群眾批鬥過,毛澤東死後。勝利者都以“受到迫害”,平反昭雪,了而了之.而被殺,被打,致殘,致傷的造反派和支恃造反派的當權派對象,都以”受到衝擊”,不了了之.
本文作者評語及“三大血案“,是為二百年後的武漢子民留下的真實記錄。
文革中二派有一個明顯區別特微:
凡保皇派當道,都有有一個“清“字。以表明他們才最清白。最優秀。別人都不清白,不優秀。因此,要對別人開展“清查”活動。
如:“四清”“二清”“清隊”“清查五一六”“清查北決楊”“三清一查”“清理階級隊伍”“自清自潔”,,,,,等等。
凡造反派當道:都有一個“反”字。以表明他們受壓制,受冤屈,受迫害,要反抗。
如:“反覆四”“反潮流”“反擊右傾翻案風”“反帶槍的劉鄧路線“”三反一粉碎““反回潮”,,,,,,等等。
““文革”是毛澤東在政治上的:”改革開放運動“。毛的運動只談政治,不談經濟。
“改革”是鄧小平在經濟上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鄧的運動只談經濟,不談政治。
二大運動在大陸中國都是一場動盪或說動亂“。二者都未能成功。困難重重。
二者在當今中國大陸都有受益方也有受害方。
中國大陸最需要的是政治和經濟二者的同時改革。在亂中求治。

前言的前言

往事已隨寒風去,春回大地花自開

前     言(T)

    
    一、炮打司令部
    
    四十年前的一場文化大革命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重大事件,在當時即有“史無前例”之稱。
    所謂“史無前例”即由一個“皇帝”出頭,要平頭老百姓去奪他們父母官的權。而且再三保證,“決不治罪”(當然,毛死後許多無辜百姓被害,治罪那是另話)只要大方向是對的就行,請問歷朝歷代,那有這種事情發生。
    (1)這當然是一場“試驗”,在實踐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卻出乎意料之外,包括毛澤東本人。
    (2)這是一場“遊戲”,這場遊戲從開始到後來,都使所有的人摸不着頭惱。弄得大家莫明其妙,不好執行。好在忠於毛澤東的人提出了“理解也執行,不理解也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
    (3)這是一場“戰爭”,運動從一開始到結束都在血流中進行,無數無辜被鎮壓,槍斃。尤其是出自身不好的地,富,反,壞,右,資產階級份子和其子女們,他(她)們天天心驚肉跳,生怕說錯一句話,寫我錯一個字,當時有一種“紅色恐怖”之感。
    和已往運動不同的是,這次運動使人做夢都想不到的是,連靠整人起家的當權派,黨的積積份子也難免。
    這條黨的一貫路線(方法)在66年文革中被毛澤東先生打破,他在66年四清運動還未收尾時突然提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他要嘗試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不過這種民主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他這前提就出現一個很大的“漏洞”,那就是誰在中國執行“專政”的職能,從理論上來說,人民是專政的執行者,但人民當時是由無產階級組成的人民,地富反坯不算人民,蘇修提出全民的黨、全民的國家,我們不贊成,我們只贊成無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就是和修正聖人的最大區別。
    中國共產黨只屬無產階級的政黨不屬於無產階級以外的“人”,那麼專政只能是無產階級才能有的權力,無產階級的政黨才是執行“專政”職能的單位,黨委就是專政的執行者,所以毛澤東先生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本身就是一句錯誤的口號,就好象要女人當一個“貞潔的賣淫女”一樣荒唐,嚴格的講,只要共產黨承認自己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民主”二字就根本不存在,不能實現,在理論上、思想上、實踐中都會產生混亂。
    積積分子也難免。他們也出現和五類份子一樣的心理。此時,他們威風掃地、提心弔膽,生怕有什麼辯子被造反派抓住。因為造反派可以隨便抓人揪斗,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平時整慣了人的當權派,愛打小報告的黨的積積份子,此時也心驚肉跳。
    天昏地暗、人人自危、提心弔膽、小心翼翼是每個經過文化大革命人的共同感受,包括各派。
    保皇派被造反派整,造反派被保皇派和當權派,軍代表整,當權派被保皇派(假整)造反派(真整)實際上二派都整。所以,後來鄧小平有一句二派都是“造反派”之說,因為劉少奇、鄧小平二人被保皇派、造反派都整過,當時有毛在,誰敢當劉鄧的保皇派呢。
    到了下面就不同,各個單位當權派內部本來就有親疏之別。一部分人支持這個,一部分人支持那個,結果在群眾中形成了二派。
    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區別:一個是死斗“五類份子”,以及出身不好,歷史不清的人,這些人都是歷次運動中黨的骨幹份子。二是死保工作組,黨委書記。昏
    另一派相反,矛頭對準當權派、黨委,工作組。
    高乾子弟組織的“紅衛兵”(俗稱三字兵),烏蘭牧騎,都被二司等“造派”砸垮。在當時真有一種“白色恐怖之感”,這種敢於同高乾子弟拼的“造反”紅衛兵時稱五字兵(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竟然不能治罪,是使所有“忠於黨”的保皇派人都始料不及的。
    這是一場“遊戲”也好,一場“戰爭”也好,毛能在中國大地既能放,也能收,就憑這一點,人們也應該承認他是一個偉人。
    文化大革命是由共產黨借政府名義《5、16通知》發動的,儘管如此,但還必須寫毛澤東。
    因為毛澤東實際上是中國的最後一任“皇帝”。
    以往文件報紙都公開宣稱,由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了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先生,不但發動了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他還親自蹄造了“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蹄造了“偉大的鋼鐵般的人民解放軍”,蹄造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總之,他是國父,他把原先的國父孫中山降格為“革命的先行者”。
    他的目標不止如此,他要蹄造一個“新世界”,他恪守“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已”的馬克思主義信條。因此,他除了反帝還反修,他的革命道路艱險不斷,他要一往直前,決不後退。
    為了這條革命道路,他在國內都要牢牢掌握大權,他要建立以他為首的黨中央,他要把黨辦成16世紀前的“梵蒂岡”。他要和上帝、真主、如來佛齊名。當然,光靠他的力量是不夠的,他要壯大他的力量,他首先只想當個第三世界的領袖,他要擊敗第一、第二世界的幾個“蒼蠅”,他要重建願意跟他苦幹的幹部隊伍,他不希望他的黨只是一個解決百姓幸福生活的“資產隊級政黨”。
    他的臣民和他的幹部跟着他受了苦。
    他的心是好的,他希望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由自由王國走向自然王國——現代人民公社的美好社會(不同於原始的公社)。
    那時,人們集體婚姻(共妻),共同勞動,同享勞動成果(共產),人們互相友好,互相幫助,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美好社會。
    在這個社會內,通過由10—30人的集體家庭婚姻制度,把各種膚色不同,宗教不同,種族不同的人互相交配而產生“新生代”,代代相傳。他深信只要消滅了現行家庭這個私有制的堡壘,人類就會從以金錢為核心的資產階級社會中走出來,成為一個新世界。從此,罪惡也隨之消失。
    他深信《共產黨宣言》所講的一切。
    他多次講,我們黨內真正懂馬列主義的人很少,可以說全國共產黨員對共產黨要通過“共產共妻”制度來消滅私有制的人簡直太少了。他們入黨其實是為了做官,為了利益,為了更大的自私。
    因此,他們和毛澤東簡直是二條道路,他們甚至認為,“共產共妻”是“敵人”對共產黨的污衊,醜化。中國六千萬共產黨黨員,有幾個讀過《共產黨宣言》,有幾個懂得共產黨的任務是要消滅私有制,而消滅私有制必須消滅私有制的“堅石”家庭制的。
    “入黨做官論”是劉少奇的觀點,毛找他開刀。
    實際上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場奪權鬥爭
    1949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先生在北京天安門上向全世界宣布。
    “中國人民(共產黨)站起來了。”
    “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的”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就是社會主義,就是要最後達到共產主義,要達到一個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由勞苦大眾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當家作主的新社會制度,要和被打倒的中華民國(台灣)蔣介石匪幫,和日本,美國以及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
    解放後的一系列運動,包括此次文化大革命運動,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而搞的,毛再三警告全黨。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一定要把革命進行到底,”又說。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共產黨)”
    試想,有朝一日我國出現了和台灣,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一樣的社會制度,計劃經濟變為自由經濟,中國再次出現地主,資本家,財團,私有老闆的天下,勞苦大眾再次淪為資本家,有錢人的奴才,使他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那我們的革命豈不全功盡棄,那麼我們的長征還有什麼意義,我們的解放戰爭還有什麼意義,我們犧牲的烈士豈不成了冤魂,我們還有什麼光榮可言,我們濤濤不絕地講述我們光榮的革命傳統時,老百姓會笑掉大牙,認為我們當初就不該打仗(革命)。反正共產黨,國民黨都一樣,當初不打仗就不定中國還發展得更快,老百姓可少受不少罪,少死不少人,他們只會認為我們的長征只不過是一夥“土匪”被另一夥土匪打得四處逃竄,大革命期我們革命需要打土壕吃大戶豈不成了“土匪”搶劫,我們的解放戰爭只不過是二個“土匪”為爭地盤的血拼,解放後各種運動豈不了禍國殃民的邪惡教神精病。我們成了只會放火的州官。
    我們現在已是箭在弦上,革命決不能半途而廢,一國的勝利並能代表無產階級最後的勝利,世界上還有些被壓迫的國家和被奴隸的人民需要我們支援,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我們和資本主義水火不溶,一旦我們革命失敗,中國發生資本主義復辟,資本階級就會向我們全面清算,我們將會千百萬人頭落地,我們還有什麼光榮可言,到那時,我們共產黨員甚至於不敢承認自己是黨員,我們的子女會因為父母曾參加過共產黨員而羞愧,我們如何向幾千萬黨員交待,我們的黨員如何向全國人民交待,1948年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邀請我黨參加,我們拒絕了,為的就是要達到我們的目的。高官厚祿不去,幸福生活不過,為的還是這個目的,全黨應明白,我們的道路還很艱難,還很曲折,我們還要繼續革命,我們入黨不是為了做官,為了享受,而是要繼續革命,不然,我們將成為歷史的罪人,歷史先清算全我,再清算全黨,你們不信,我信。
    美國為什麼反對中國,其實他反對的不是中國,而是中國共產黨,反對我們的制度,如果有一天我們不搞社會主義,他就會是我們的朋友,現在他們和台灣一起來反對我們,我們要想建設社會主義,就不能不隨時提高警惕,防止國內外敵人的反撲,因此,這些道理一定要讓全黨明白,我們要天天講,時時講。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內一個真正的懂得馬克思主義的偉人。
    如果中國革命真的錯了,那也只能怪馬克思教授,不能怪毛澤東。
    毛澤東先生堅持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真理,所以他力排眾議,堅持已見,走上一條孤立無援的路,唯一支持他的是一向不被他看好的具有自由思想的所謂“造反派”的青年們,他“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這些懷才不遇又最受打擊的一群年青人,因看不慣另一些不學無術,只會阿依奉承的所謂“紅五類”青雲直上,以及一些只會騎在別人頭上作威作福,熱衷於打小報告,說假話,熱衷於搞階級鬥爭,以斗人為樂,贏得不斷升官的黨內幹部和黨外積極份子,而結成了另一個問題,此同盟即後來稱之為的“造反派”,而前者稱為“保皇派”,這些造反派們溶進了毛的大革命中,成了毛革命失敗後的最後一批殉葬品,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目的)被造反派們聽懂了,儘管他們並不完全贊同,但他們為了改變命運“明知不是伴,命?且相隨,”義無反顧的爬上了毛的戰車,成了毛一生中最後一次戰役的盟軍,他們在毛的最後一役中死得慘烈,為他們和毛澤東掘“墓”的正是那些曾海誓山盟永遠忠於毛主席的“所謂”“紅五類”。
    這一點毛看出了,他的戰友們其實都不懂馬克思主義,他們欺騙了自己。
    這一點造反派們也看出來了,他們一開始就和毛澤東的老打手們發生矛盾,為各自利益大打出手,老打手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和另一無產階級爭奪起來的兇殘程度,不亞於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也就是說,為利益,並不分什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也即是說,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還未被毛澤東先生的實踐來得到印證,還稱不上真理,進而推之,那些口口聲聲說自己到延安去是為了追求真理,為解放全人類的老幹部所說的話也大部分為諾言,其實他們大部份並不懂馬克思主義,也不贊成馬克思主義,他們只為利益,只為生存,只為入黨做官,誰損害了他的利益他就動手殺人,把對方置於死地,他們比那些資產階級更自私,更貪婪,更殘酷,他們若當了老闆時,工人們只會更受苦,更受壓迫,他們的生活會比資產階級更腐化,靠這些人去解放全人類怎麼可能。
    這些人對“共產黨中國”建設立有功勞,他們居功自驕,不可一世,只會吹自己打、砸、搶、抄、抓、殺的老革命業跡,用這些本錢來向黨和人民討價還價,要官要位,他們壓根就不知道共產主義是怎麼一回事,為人民服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的所謂“解放”,就是解放他們自己,以使自己作威作福,發財致富,革命到此為止,他們只相信“入黨做官論”,顯然,他們和毛先生的思想格格不入,他們成為毛先生要達到目的的“絆腳石”,毛要清洗掉一批絆腳石,他要重新培養一批能和他一道來完成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達到他的目的。
    想當年,共產黨處於劣勢時,民主黨派給共產黨很多幫助,解放後我黨對他們高官厚祿,相處不錯,可是章伯均、羅隆基、儲安平等先生,因不懂我們要達到的目的,搞什麼“政治設計院”,反對“黨天下”,要和我們平分政權,推行他們的民主制、議會制,我們在萬般無賴之下發動了反右運動,踢開了這個絆腳石,沒想到下面各級黨組織將一些並無這種思想和要求的人也牽扯遘,弄得我們很被動,在這次運動中各級黨組織培養了一批接班人,沒想到這批“接班人”仍不清楚的目的,他們熱衷於劉少奇的“入黨做官論”,成為劉少奇路線的忠實信徒,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我們不但要搬掉這些絆腳石,還要不依靠基導黨組織,在下面直接發現和培養接班人,由他們來完成共產主義事業。
    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任務就是培養接班人。
    毛澤東先生決心已下,他要像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一樣發動一場“聖戰”,將巴列維國王趕下台,使全世界都成為真主的土地(斯坦聖地)。
    毛澤東先生的聖戰是“因特拉雄拉爾就一定要實現”(解放全人類)
    毛澤東的“一定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決心已下,他要對提倡“分田到戶”國,宣揚“入黨做官論”的劉少奇“國王”(主席)發動一場“聖戰”,要把混進黨內的、政府內的、軍隊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走資派統統清洗掉。(結果他敗在軍人槍下)
    他不顧一切的站出來,“炮打(劉少奇)司令部”。
    在蘇聯,自從斯大林死後,蘇聯一幫新的領導者為了享受新的生活,對馬克思主義作了根本的修改,否認了共產黨最終到達共產主義的理論,否認了集體婚姻制度和消滅私有制的原則。修改的目的,是對“帝國主義”(美國)資本主義(法國、英國、德國)飛速發展的科學,特別是國防科學,武器的害怕,不敢繼續革命,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徹底拋掉,只管一國的勝利,只管國內人民的生活提高。
    他們要和資本主義和平共處,和平競爭,以和平過渡的方式達到共產主義,少支持世界人民的鬥爭(簡稱三和一少)。他們放棄武裝(暴力)鬥爭,他們提倡議會鬥爭,他們不把加緊生產的東西去支援未解放的被壓迫國家和民族,他們提倡和平過度到共產主義,他們提出,按馬克思主義觀點,無產階級最終要戰勝資產階級,那我們忙什麼呢,先把當代人的生活搞好再說。
    他們只提倡“土豆燒牛肉”的幸福生活。
    他們是徹頭徹尾的修改主義。
    特別是他們否認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崇拜的新馬克思主義觀點:①“帝國主義是紙老虎”②“搶杆子內面出政權”的二大毛澤東主義新觀點。
    在國內,這種風吹得黨內許多同志昏頭轉向,,拍手叫好,應聲風起。
    這是一場路線鬥爭,毛要端正這個方向,他深信他在國內有這個力量,他不希望路線鬥爭讓黨內一些和他幹革命幾十年,出生入死,功大如山的同志受到傷害,他希望通過教育的辦法達到目的。
    為了不傷感情,他把國內迎合修正主義觀點,應聲呼應的同志或說修正主義份子取了個奇怪的中國名字“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
    首先申明“走資派”是內部矛盾。
    不過,搞去摘來誰也沒有注意這一規定,最後“走資派”一忽兒是敵我矛盾,一忽兒變成了內部矛盾,造反派們弄去弄來也未弄清楚,他們是和敵人鬥爭,還是同“黨內犯有錯誤路線”的同志作鬥爭。
    直到“走資派”把造反派全部關進監獄,說他們“反黨,反毛主席”時,他們才想起毛主席還說過另一句話。
    “只有少數頑固不化,死不悔改的(當權派)走資派”才是敵我矛盾,當權派們(走資派)一場虛驚,造反派們如夢初醒,但一切都晚了,他們這些打手錯入了山門,拜錯了菩薩,亂打一氣,人人罪不可恕,走資派成了受害人。
    造反派——一批糊塗蟲。
    造反派,共產黨說他是國民黨,國民黨又說他是共產黨,二邊都罵,美國說造反派是毛派,他們到底是什麼身份誰也說不清,但有一點說得清——壞蛋。
    對保皇派,毛澤東也原諒了他們,說他們是一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難道造反派就是不能教育好的子女,非要課以重刑,把他們弄得身殘腰折,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流落街頭,把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給他們造成傷害,怨恨,統統發泄在他們身上才難解恨。
    造反派本來是個政治問題,應象毛澤東一樣,用政治辦法解決,可是走資派他就沒有這個氣量,所以儘管有人扛共產黨的牌子來打擊毛澤東,總免了有“將才”與“帥才”之別。
    毛澤東——當代無人可比的帥才。
    造反派是一批糊塗蟲,保皇派也聰明不了多少。請看當時武漢有個叫劉道玉的留蘇學生,由於和中國黨中央保持一致,他在62年5月1日前蘇聯總工會大會上發言時,公開批評蘇共的“三和一少政策”,要知道在共產主義國家內,言論是沒有自由的,蘇共這個獨裁國家很快對他採取了措施,但在國內,他成了光榮的“反修戰士”,硬幫幫的“造反派”,明符其實的毛派份子,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可在文革中,保守派紅衛兵揪鬥了李達之後,67年2月造反派紅衛兵,(毛派)又揪鬥了這位(毛派)“反修戰士”,這位毛派不服,和造反派紅衛兵成為對頭,站在保皇派一邊,就因為這一功勞,毛逝世後,為他平了反,並提升他為武漢大學校長,這位大毛派和小毛派的鬥爭結果令中國人不解。在“六·四”運動中,他又不想當“反修戰士”,公開支持王丹等六·四運動干將,結果他完蛋了,他的下場和小毛派沒有區別,其實“六·四”運動並非造反派所為,那時造反派都在受審,“六·四”運動是保皇派的“反覆舊”運動,和造反派毫無關係。
    〔《六·四》運動,將保皇派的精英一網打盡(例如劉道玉)嚴格講《六·四》運動是造反派的思潮,保皇派的行動,(當時造反派正在受審,不可能參與)從這一點可以判斷出三點,一是二派其實都有一個共同點,都希望中國大陸實行民主和自由,二是造反派不一定都支持毛的繼續革命的極左思想,他們只是因為自身的原因而捲入造反行列,保皇派也不一定是保,劉、鄧路線,他們也是因為當時的自身原因而介入保守一方,三是當時,劉、鄧誰都不敢去保,二派都是根據自己利益而發生分歧,後來,鄧小平也不承認那一派是造反派那一派是保皇派,(那時誰敢保他)二派都斗他,他的兒子鄧朴芳就是被高乾兒子組成的聯動保皇派打傷的,所以六·四運動時,他毫不客氣,說二派都不是好東西,都是造反派:(四人幫)。〕
    政治是一場莫明妙其妙的遊戲。
    毛和其它人之間的路線鬥爭由來已久,這種鬥爭核心是共產黨取得一國勝利後,是把黨建成資產階級政黨,還是為共產主義理想繼續革命的政黨,為了這個目的,毛要全黨“鬥私批修”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毛要牢牢掌權,而表現為黨、政之間。
    黨、政矛盾是制息共產黨政權的毒藥,現在還沒有一個醫生能治好這種病。
    毛要達到目的,就必須牢牢撐住大權。有大權必須獨裁,必須一黨專制,必須有親信班子。
    毛崇拜中國歷史上有能力的皇帝,他要當一個沒有皇帝桂冠的無冠之王。
    他其實就是一個“皇帝”,是幾千年帝制陰魂不散的余影、餘威、餘聲、余痕。
    其實,按我們局外人來推測,毛澤東先生其實是很痛苦的,他沒有有能力的朋友幫他,他孤軍作戰,宏圖大略,無法完成。他眼光很遠,可惜性子太急,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去完成這些任務,但年齡不繞人,他的最終願望一個都未實現,他含恨而逝。
    如果說他稱不上是一個偉人,那是因為他沒有統一中國。
    在北方,蒙古被蘇聯侵占了,在東方,台灣被美國支撐着,他在世時,中國實際上是三個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蒙古共和國。
    儘管我們當代可以寫:“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過百年後,我們的後代都不這樣寫歷史,他們不會把推翻滿清、抗日,建立聯合國的歷史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這些都是中華民國的功勞,因為這是事實。因此,他恨美帝,更恨蘇修,讓他更恨的是國內不聽黨的話的那些人,他想在國內建立自己的梯隊。
    有人說,蔣介石失去中國,只是犯了一個小小錯誤造成的,那就是他在菠茨坦會議上,同意蘇聯人在中國東北接受日本投降。結果,蘇聯將東三省(東北)輕易地交給了中共,
    在當時,蘇聯為了在南方抗擊德軍,為了穩住北方,他們和日本簽定了“互不侵犯友好條約”。日本承認蒙古“獨立”。蘇聯承認“滿洲國”為“獨立國”。
    在抗日戰爭期間,蘇聯不能公開支持中國抗日,,就是武漢解放公園內的幾位蘇聯抗日烈士,也從來說不清他們是在武漢那次空戰中犧牲的,同他們一起犧牲的還有那些中國人。他們可能是一些地勤人員或機械師,那麼,中國空軍英烈為何沒有紀念碑呢。
    美國8月4日、6日二顆原子彈炸降了日本,蘇聯才從8月6日向日宣戰,由於地理有利,很快占領東北,而中國國民黨軍隊在東南亞、四川作戰,一時到不了,所以蔣同意蘇聯接受投降,(因大連是俄國占領地)這下壞了大事。蘇共和中共同為一體,蘇聯很快將所繳獲的武器,偽滿洲國偽軍下級士兵統統給了中共,中共一下子擁有三十萬大軍的實力。等蔣介石軍隊進入東北時,一切都晚了,日本軍事裝備和下級士兵,全部為中共所有,蔣軍只能在幾個城市孤軍求援,中共由東北而打入關內,一舉消滅了蔣氏王朝,這就是歷史。
    但毛澤東後來搞文化大革命,也是因一件小小事而引起,大家知道,毛自北京建國以來,一直洪運齊天。國民黨留下的大量財產和以“階級鬥爭”名義沒收的資本家財產,使共產黨簡直富甲天下。
    同黨共患難的黨軍隊,人人都得到好處,貧苦農民分到了田地、衣服、工具、牛。工人地位提高了,部隊戰士大小頭頭都當了官,喜氣洋洋,右派說農村苦也被壓下去。但毛這人是偉大的政治家,他調處人與人之間關係有“天才”之稱,他對經濟卻一竅不通。當時喜歡聽好話,解放後歷次運動產生了一些“新幹部”。喜歡“阿諛奉承”,“浮誇虛報”,弄得他沾沾自喜。他以為中國經過他幾年更治已不一般,離共產主義不太遠了,他要人民更快一點,來個“大躍進”,以便早日達到達共產主義。
    人民公社就是共產主義的試驗,除了沒有集體婚姻制度外,其實都是共產主義所要求的。
    “人民公社,大躍進,大辦鋼鐵”三面紅旗,當時搞得熱火朝天,幹部為了當官,盡報好消息,“糧食滿倉、豬滿圈”歌聲遍山野,毛高興了,要“15年趕上英國”,他把糧食運到蘇聯還債。又買一些蘇聯機械回來搞大躍進。
    結果,把國庫搞空,人民百姓開始忍飢挨餓,民不聊生,泡沫消退了,他失敗了。
    好在劉少奇出面為他打了園場,劉硬編了一個“遇上了三年大災荒”的童話來矇混過關,好在中國人好哄,黨說是“三年大災荒”,那一定就是。
    餓死的人不計其數,修水庫時,餓死在挑土的隊伍旁,沒有人去救,因為他們也快餓死了。當時,筆者親見這樣場面,筆者自已是個幹部。每月二十六斤糧,年青力壯,每日也餓得頭昏眼花那能去救,別人。
大躍進運動進行時,毛密切注意運動發展,聽取各方意見,但壞消息比好消息多,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已出現對他不利的風聲。五八年11月21日至27日的武昌會議上,毛自知“罪責難逃”,接着,在11月28日至12月1日的八屆六中全會上,主動辭去了國家主席職務(實為下台),已平眾怒,但他再三強調‘“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至高無尚“,為了體現黨內民主,特別是體現黨是“偉大的黨,光榮的黨,正,
    他這個小錯誤,讓他後來犯了大錯誤,這就是一步步走進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潛在原因。黨能領導政嗎,黨、政矛盾是使黨走向死亡的病症。
    接着,
    很快,劉用調整、充實、鞏固、提高八個大字,使全國經濟形勢大轉,各行各業,重新走向新生之路,對階級敵人的政策也緩和了。農村三自一包,城市可以自謀職業。對地、富、壞、右、資本家等政策也放寬不搞階級鬥爭,大家都可以發輝一技之長,只要為社會主義做貢獻,都可以當模範……。受到重用,劉的政府門庭若市,相對而言,毛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幹部,由於文化低,在各條戰線,各個部門都紛紛坐冷板凳。劉的勢力越來越大,毛的心好象不平衡,毛就象現在退入二線的幹部,有失落之感。
    毛其實是很有教養,很有內函的人,他非常高興的看到這些,並寫些詩來歌頌。可是黨內就有那幾位只知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彭德懷等),抓住大躍進失敗不放,在廬山會議上向他開炮。他本來想把劉的功勞寫進黨的功勞里,大家的功勞的,結果硬要把他(毛)分開去,怕他沾了光,結果弄得他老人家實在忍無可忍:結果把好好的會吹翻了方向。最後,他決心要撥亂反正將“主席職務”,“行政大權”要奪回來。
    當然,以上只是小民,草民之見,真正原因當然比這複雜得多。
    不過,自廬山會議之後,筆者參加了四清運動,總覺察到有一種奪權,與被奪權之感。其實,下面一些幹部都比較好,除少數有問題之外大多沒有問題,但工作組總在為組建新政權方面討論去討論來。四清開始來了個“前十條”,後來又來了個“後十條”,來了個“挑園經驗”,又來了個“二十三條”,叫下面人摸不清中央要怎麼辦。
    最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先由劉少奇:制定《5.16通知》毛(當時在杭州並)還未參加,從法律上來講,文化大革命以《5.16通知》為準,也就是說,文化大革命是劉少奇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發動後,黨中央批准了,《5.16通知》制定了16條。
    按以往運動的習慣,運動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必須成立“工作組”來指導。但這次不同,毛要全國人民在運動中學習運動,自己教育自己,要保護少數,只要大方向正確,不追究法律責任。結果下面出現,踢開黨委鬧革命的苗頭。
    運動到底怎麼進行,當時正在領導“四清運動”小組撤不撤,是重新建立“文革小組”,還是利用“四清運動小組”,四清成果保護不護,四清中下台幹部怎麼處理,提升幹部,算不算數……一系列問題弄得劉少奇無所適從。他說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
    此時,毛在武漢游泳,劉在北京跳腳。文化大革命到底怎麼搞,劉少奇說:“你們不知道怎麼搞,我也不知道怎麼搞。”
    毛不搞,因為這是政府的事。
    當時全國大亂,劉無法,決定派工作組。
    劉上了圈套。
    接着聶元梓大字報一出,毛急忙以個人名義向政府寫了一張大字報。
    “炮打司令部”
    這真是奇文,堂堂的黨中央主席也象平民百姓一樣寫起大字報來,而且還要炮打司令部。
    中國的司令部到底在那兒?!
    毛本來是中國的司令,他卻出來炮打,他炮打誰。其實,毛非常懂法律,他當時是黨中央的司令,不是政府的司令,他打的是政府的司令——劉少奇。
    接着,中國人被他老人家和他們的黨內矛盾,拖入無休無止混戰之中。
    多少人死於非命,多少人被關進監獄,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被遊街、上吊、投河、自殺、鬥爭會一個接一個……。“牛棚”“監督勞動”……。
    “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在何處?!其實這是個鬼話,誰見過黨,誰有權,誰就是黨。
    接着,圍繞着“工作組”展開了鬥爭。
    “工作組”提升了誰,給誰好處的人,保工作組,成了保皇派。
    “工作組”整過的人,下台幹部都反工作組,成了造反派。
    此時,“地、富、反、壞、右、資本家牛、鬼蛇神”這些五類份子,成了“觀戰派”,他們誰也不支持,誰也不反,但可笑的是,那一派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們拖上台去斗一頓,已表示自己忠於黨的立場。造反派上台也斗“五類份子”,保皇派上台也斗“五類份子”。
    所不同的是,造反派上台雖然也斗“五類份子”,那是“假斗”,他們對他們不感興趣,他們自己多半挨過整有些“類聚”之感。有些人家庭出身不好,對五類份子同情,他們的興趣是斗(走資派)當權派,而保皇派斗五類份子動真格,因為這些人過去就是被他們鬥倒的,他擔心他們藉機翻案,所以拼命的斗。
    對當權派也有二種,保皇派斗出身不好的,社會關係複雜的,和五類份子親近的當權派。而造反派斗的是有實權的純共產黨,過了江的,吃了糠的,整人上了檔的,紅帽子幹部。所以,當時,保皇派認為造反派就是五類份子的代言人,在戰鬥中把造反派當階級敵人殺。
    這一場混戰,毛在世時,造反派算是合法組織,毛逝世後,四清工作隊變成“二清工作組”,對造反徹底一清,造反派全完蛋,“桃園經驗萬歲”!“修正主義萬歲”!“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萬歲”!“官僚無產階級資本家萬萬歲”!
    最後又把十年文革一切罪過,包括他們自己所犯的罪過,統統都推到了造反派身上。
    
二、自由王國,到自然王國
    
    “共產主義”不過是“夢想天堂”,太平天國洪秀全是最早提出(進入共產主義)“太平天國的”人,只可惜他只是一個鄉村教師,沒有教授頭衍,不能像馬克思那樣寫出理論。
    應該說,毛澤東並沒有錯,他相信“太平天國”他希望人人過快樂的生活,他的一切都是按馬列主義辦的,他真正懂得了馬列主義。
    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錯了。
    或許馬克思說,我錯在那裡,我只不過是說說而以,我是個理論家,誰教你們當真去做的。你列寧,毛澤東,未經我授權,隨意去做,你們侵犯了我的“知識產權”,一切後果由你們負,與我馬克思無干。
    誰都沒有錯,造反派錯了。
    有人說共產黨是一黨專政,其實不,共產黨從來是一黨內的一派專政,陳獨秀、王明、張國濤、毛澤東、華國鋒、鄧小平都如此。
    就整個文化大革命而言,造反派因處於弱者,他們反貪官不反皇帝,保皇派因處於優勢,他們在保貪官的前題下保皇帝,造反派並非當年陳勝、吳廣,雖然打着造反旗號,但所有行動都是在毛的默許下進行的合法鬥爭,嚴格講,他們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說他們是推動歷史進步的觀點是不準確的,二派都是歷史的破壞者,最大的功勞,是為中國大陸民主運動,孕下新種子。
    在實際行動中,一派高舉毛澤東的旗幟,側擊共產黨(如造反派),一派扛着共產黨的旗幟,掣肘毛澤東(如保皇派),雙方都打着紅旗反紅旗。
    馬克思主義——二十世紀世界的一場災難。
    毛澤東對馬列主義也並非全部照搬,他只相信它的第一階段和目的地,就像他認為孫中同先生的革命是對的,他只是個先行者,不能達到目的一樣。
    對馬克思:他深信他的理論能喚起革命的力量,他深信列寧的暴力能達到目的。馬列主義中把黨看成永遠存在的觀點,他不能苟同,他認為黨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當目的達到後,黨應該完成歷史史命,讓世界由自由王國,回到自然王國,即公社時代,大家共同勞動,共同分配,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他認為私有制的罪惡在家庭的建立。公社時代,沒有小家庭。而且公社在人類社會延綿了近5000年,而資本主義不過300年左右,社會主義不會超過三百年就會到演變公社時代,人們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儘管自然科學已今非昔比,基因,電子非速發展,但只要消滅了以家庭為首的私有制,新的公社就會產生。
    人民公社是在私有制為前題下建立起的試驗,毛要把他的主義超越: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從而快速到達共產主義目的。
    人類最終的目的應該是毛澤東主義——公社時代。
    但現階段,把黨置身於一切之上,是非常重要的。把暴力,階級鬥爭這根弦要弦拉緊是非常必要的,要達到這目的,他必須把黨的權力介入一切之上,他必須找一個在黨絕對領導下行使行政權的人,而且全國層層都要服從。
    這人不是劉少奇,也不是鄧小平一幫人。
    毛要把劉的權奪回來,而且他要全國所有奪權的人都成劉少奇的對頭,只有這樣,那些害怕劉少奇、鄧小平回來之後他們會“人頭落地”的人才死心塌地的跟着他幹革命,緊跟他的路線,高舉他的紅旗……。
    他要建他的新梯隊,他要發動場新革命,在這場革命中發現人才,這場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
    在實踐中他發現,造反派、保皇派、中間派,這三派他都很失望,他們都“打着紅旗反紅旗”。
    造反派不過要為被共產黨鬥倒的歷史反革命,“地、富、反、壞、右”“革命叛徒”翻案。
    保皇派是由一批既得利益者組成,他們希望過資產階級式的好日子。他們對他要建的“公社”毫無興趣,更可惡的是這些高乾子女,死保劉、鄧的既得利益不放。
    中間派是些什麼人組成,他們有的是對毛的方法瞭如指掌,窺透了共產黨內在秘密,歷次運動漏網之魚,他們有的是些不相信共產黨也不關心政治的人。
    三者比較起來,造反派還有可利用價值,起碼他們不是既得利益者,他們需要利益,他們和當權派人有這樣和那樣矛盾,這矛盾正是可利用的動力。再者這些人中不少是,懷才不遇,士途受阻。能靜觀時局,能清醒看出共產黨黨內疵病的人,是黨和政府需要的人才。而且,最難能可貴的是,這些人由於和當權派的種種矛盾而堅決支持毛的政策,特別是毛的大鳴、大放、大字報迎合他們自由,民主思想,自由主義方法。
    毛在文化大革命中傾向於造反派,但又不公開支持,以免把自己捲入支持牛、鬼、蛇、神之嫌,從而受到其它高級幹部的攻擊。
    (7、20事件屬例外)
    在很多人看來,毛澤東先生是個大獨裁者,是的,毛是個獨裁者,毛自己知道自己獨裁,但一個偉大的事業者,要完成偉業不獨裁是不行的。蔣介石也獨裁,希特勒也獨裁,因為他們是王者,都肩負重任,孫中山,蔣介石革命初期都獨裁,革命本身就不是一個民主的詞,孫中山先生要實現三民主義(民族、民生、民權)首先提出“軍政”、然後“訓政”(由國民黨教訓人民)最後才搞“憲政”(憲法)可見他們都不首先搞民主。
    憲政是民主,但在最後,先是軍政,戰場上處置人的方法是槍斃,沒有時間調查、核實,沒有地點關押,完全是獨裁,軍事勝利後實行訓政,上面說下面照辦,沒有民主選舉規距,(現在共產黨搞的就是訓政,一切選舉先由黨內先決定),只有在這一切辦完之後,一切社會秩序穩定之後,才能由人民大眾民主制定憲法,中央和老百姓都按法律條法辦,在法律條文上人人平等。
    但在中國,毛澤東肩負建立共產主義重任。解放後,直至毛逝世,一直處於軍政時期,所有的頭頭都是軍人出身,按軍隊制度辦,雖然表面上制定了一部憲法,並且修改了幾次,那隻了是一個擺式,憲法上明明寫着:國家性質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無產階級是誰,就是共產黨,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最高代表,直到今天,我們一些人仍未弄明白我們國家的性質,我們公開宣稱我國是個“專政、獨裁的國家”。現在憲法僅僅將無產階級專政,改為人民民主專政,那麼“人民”是誰,還是共產黨,三個代表寫得明明白白,共產黨代表了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他是人民的代表,因此只能由共產黨來實行專政,“專政”是什麼,專政就是“獨裁”。
    實際上共產黨並沒有完全專政,他在各方面想方設法用民主的方法辦事,但由於制度所限,他無法做到真正的民主,毛澤東也一樣,儘管他身着重任,但他想方設法用民主方式在黨內尋求合作理解,由於他下面的一些幹部滿腦子是在作威作福、吃、喝、玩、樂,享受人生,很少去為共產主義奮鬥,他忍無可忍,他只想要黨內幹部“自己整自己”,“教育自己”但這些幹部做不到。最後毛狠下決心,讓這些人的敵人出面整他們,或者由這些敵人的同情者整他們,使他們有危機感,“文化大革命”只是毛的一種下策。
    他們的敵人敢整他們嗎,顯然不敢,但他出了優惠政策讓這些敵人的子女、親戚,同情者出面整他們,並且保證不治罪,這種方法可以說是自古絕無僅有,由皇帝老祖宗下令,讓全國老百姓去整當官的簡直未聽說過,沒聽說過嗎,那就叫“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儘管史無前例,但還是沒有人敢出面整他們,因為此前有“反右派”的教訓,人們學精了,對共產黨說話不算數領教過,這些幹部,他們都代表共產黨。
    毛煩了,下令全國基層黨組織停止活動,首先發動學生打先鋒,五·四運動就是學生帶頭。
    工人、幹部、群眾,還是沒有人動。
    毛無法,親自跳出來帶頭搞“炮打司令部”。運動雖發動了,但讓毛始料不及的是高乾子弟組織的“保皇派”擋在前面,阻力重重,使運動反反覆覆。造反派要斗幹部,首先要過“保皇派”這一關,實際成了二派相鬥,當權派觀戰。毛上了他的戰友們的大當,一個都沒鬥倒,到是最後鬥倒了自己。
    他死後文化大革命以失敗告終,他的支持者遇上滅頂之災。
    “使多少人傑喪生,血沾吳王舊地”。
    毛說,我一生只做了二件大事,第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小島,把日本人請回老家,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少,反對的人多。
    毛說的把日本人請回老家,純屬吹牛,給全黨要面子。當時,日本軍隊近二百萬,偽滿汪偽軍隊加起來近60萬,而共產黨僅三萬多人,由三萬多把日本人趕回本島,豈不是說夢話,講成人童話故事。
    儘管這是成人聽的童話故事,但共產黨一直這樣講,謊言說十次就成真理,說了十萬次,這就成了真理的真理,就連毛自己也弄不清,日本人到底怎麼走的。“地道戰”“地雷站”“鐵道游擊隊”……等等。大概就這幾個戰役把日本人打跑的,實在不行就說:“我們發動人民戰爭,用小米加步槍,把日本人趕回小島,反正在中國人好哄。
    後來想起來不是滋味,光“地道戰”不是規模,西安事變後,蔣迫於各方壓力,同意將各地游擊隊組建八路軍和新四軍(游擊隊有支持國民黨的,如沙家浜中胡傳魁、刁德一,有支持共產黨的,並不是說游擊隊就是共產黨),並發軍隊軍響後,國共合作,合作初期毛為了表示誠意,曾向當時總司令蔣介石請求,來個大戰,總計能集中三十個團,共三萬人左右,號稱百團,協助蔣的政府軍,打一個大仗,可惜蔣未批准,這事也流產(中央電視台十頻道05年5月全文播放毛的請戰令,落款是,職:毛澤東),這就是毛死後的人們才抬出來壯軍威的“百團大戰”。其實根本就沒那回事,什麼時間,什麼地點,敵人是日本那個軍團?!(這只是拍電影,並非歷史)
    百團大戰流產了,歷史解密文件公布,但百團大戰電影卻拍出來了,百團(十萬人)何時共產黨有十萬正規武裝,毛想打仗、打日本可惜沒有錢賣槍,蘇聯人從來不支持槍。國民黨可以通過稅收收錢賣槍,美國說毛有堅韌不撥的精神,僅四萬人苦苦周旋在日本人的二百萬大軍,國民黨的三百萬大軍之間,最終天助其成,日本投降,東北由蘇聯接收,共產黨一下子由弱變強,最終占領大陸,這是一個歷史奇蹟。
    日本人助了共產黨的成功。
    但是,全國的烈士紀念碑有上萬個,抗日的烈士不多(因為多是國民黨人),打內仗的烈士占90%。為慶祝反法西斯和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05年武漢效仿外地,在某公園建了一個:抗日戰爭烈士紀念碑,碑建好後才發現,沒有一個真實的抗日烈士名字,因為武漢抗日保衛戰中,沒有一個共產黨的烈士,國民黨的烈士早就以牛、鬼、蛇神名義剷除了,沒有辦法,只好登報尋找,要求各地提供。
    這真是中華民族的悲哀,誰之罪。
    武漢保衛戰中,黃石市西塞山前線的抗日勇士,彈盡糧絕後援無望,為不落入敵人手中,壹佰餘人跳崖壯烈殉國,其慘烈遠遠超過“狼牙山五壯士”,只可惜他們不是共產黨的軍隊,他們的墳墓在西塞山下的野草叢中,孤獨無望地湮沒了60年,直到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60周年才被當地文物部們提起。
    歷史就是這樣的無情,無賴,無恥。
    歷史書,不一定就是歷史,武漢六渡橋舊時叫“銅人像”因為那裡街心有一尊孫中山銅像,周圍有以三民主義命名的二條路,民權路,民族路,顯然這是國民黨政府建造的,1989年政府對銅像作了一次修整,並在前面豎了一個小碑記,上面寫明這尊像是由毛澤東、何香凝等革命老志士,在27年捐款修建的。——歷史從來是由勝利者來寫,國父的銅像,國民黨不建,反而由共產黨在27年來建,27年是什麼年代。27年2月,共產黨在武漢發動扶汪(精衛)倒蔣(介石)運動,結果得罪了蔣介石,而那時陳獨秀是黨總書記,33個中央委員中沒有毛澤東,他只是共產黨內24個候補委員之一,根本不能出頭露臉。國民黨到處屠殺共產黨,共產黨人到處奔命,大革命失敗,此時毛澤東代表共產黨參建孫中山銅像叫人怎麼信,說不信,上面幾個字赫然在目,不信也得信。
    這就是歷史書。
    抗日英雄,解放後成了“五類份子”,“專政對象”,後來他們的子女成了文革中造反派的有力支持者和同情者,成了造反派的群眾基礎和勢力。
    對馬克思的洋理論,毛先生是無限崇拜,但崇拜的並不在理論本身,而在實用本身。
    在接觸馬克主義之前,毛和所有中國青年人一樣,滿腔熱情、一肚牢騷、一臉無賴、毫無辦法、無治國方略,當時流行的幾名言是,國家太大了,人口太多了,中國幾千年沒有皇帝是不行的,雖說皇帝不好,但在中國沒有它還不行,除了它沒有第二個勢力管得住,軍閥都是一介武夫,無治國方略……等。
    自毛見到了馬克主義後,如獲至寶,原來可以砸亂舊世界,用階級、階級鬥爭方法獲取政權,並可以建立一個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社會……
    馬克思主義成了毛的一部天書。
    對馬克主義書內面一些消滅私有制,共產共妻的一些東西我們想毛也未必就贊成,因毛生在中國,受中國儒家思想,理學思想引響。一下子要去消滅私有制,滅人慾,恐怕不一定合理。
    在中國人思想理論中“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思想一直占主導地位。
    在中國人看來,地球上的萬事萬物,都來自於天,天為道,地球上萬物符合天稱為理(即合理),人的行為符合天稱為德(即有德)。
    按後來科學的說法是地球上的萬事萬物,都來自於太陽、月亮、星空、沒有天、地球上一切都不存在。所以,國民黨推翻滿清制定的國旗上是個太陽,他們認為滿清人(皇帝)把自己當天是不正確的,任何人民族、團體、政黨都不能同天(太陽)比,天大、地大不如黨大是歪理。
    天生萬物,出陰陽、生五行、派生一切。
    地球上的萬物,同天(太陽)一致的叫理,否則就不合理,如水往下流、熱脹冷縮、宜者生存,生死,物為人用,奇數,偶數,物極必反,同性相斥,異性相吸,男女相吸,交媾,遺傳,都來自於天。
    說水往上流不合理,物體越用越新不合理。
    又說天生萬物相存相依,有多少人,天會給多少植物,供人耗費,說植物不夠吃不合理,只怪人不去找,或者分配不合理。
    自私為人的天性,私慾、情慾、性慾為天生,沒有私慾,自己不管自己,地球上動物不都餓死了,那天給植物幹什麼,沒有情慾、六親不認,人畜同類不分,豈不消亡,沒有性慾人和動物公母都不喜歡交構,世界上動物豈不絕種……。
    總之,私慾是天之所願,人之所求,萬物所共。
    又說,動物並無家庭,為什麼照樣自私,一個猴子將其它猴子用武力趕走,將多個母猴子占為已有,妻妾成群,他們怎樣搞共產主義?!
    恰恰相反的是馬教授要消滅私有制,消私慾。佛教也禁慾、和尚、尼姑都不愛財產,和尚、尼姑和道教之爭就在於此,道教認為和尚、尼姑最可惡,只想修練上天成神,把性交這種苦事交給別人,假若地球上的人都去當和尚、尼姑不到二代人都死光了,那還有和尚、尼姑自己呢,所以道教對佛教提出的人的四欲(酒、色、財、氣)提出相反觀點。
    佛:酒是穿腸毒藥,色是刮骨鋼刀,財是下山猛虎,氣是惹禍根苗。
    道:無酒不成席,無色路斷人稀,無財不成世界,無氣反被人欺。
    毛並不反私慾,從毛的著作中我們理解到他老人家只認為,反私慾,共產共妻只是一種手段,這種手段要解決當前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矛盾,當這此矛盾消失之後,人在自然的私慾中生存就不會出現資產階級私慾中的許多罪惡。
    所以他提出共產黨在消滅家庭、種族、宗教、政黨之後,共產黨最後就消滅自己,只有這一天,“英特拉雄耐爾”才會實現。
    關於共妻問題,一直是共產主義者感到最敏感,又不好解釋的問題,連毛都不敢正面對待,不過《共產黨宣言》上寫得清清楚,這並不是個什麼大了不起的問題,這只是資產階級早已實現了舊制度,只不過“我們共產黨人要正式地,有秩序,有組織地,科學地,進行而已”。
    試看一組現在的鏡頭:
    某賓館、某房間,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人,正從一個漂亮小姐身上做完愛,滑下來穿好衣服,離開房間,下電梯出了賓館,半小時後,一個50歲的老闆匆匆上了電梯,慌忙中進了這個小青年剛走出的房間,半小時後,這位老闆爬上了這漂亮小姐潔白身上,歡聲再起。
    晚上,又一個老闆正抱着這位漂亮小姐在另一賓館過夜。
    揭開內幕:這個老頭子正是剛下樓青年的父親,那個抱小姐過夜的正小青年舅舅,這一切,他們互相都不了解。但一切是如此和諧,自願,自然,快樂。
    這就是《共產黨宣言》所講的資產階級的共妻制度,這制度由來已久。
    但上面鏡頭中出現的父親、兒子、舅舅一起不道德的共妻,我們共產黨人決不允許,“我們共產黨人只不過要正式的,有秩序,有道德的進行”,這怎麼值得大驚小怪
    。
附《共產黨宣言》原文
    “ 其實,我們的資產者裝得道貌岸然,對所謂的共產黨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驚訝,那是再可笑不過了。公妻制無需共產黨人來實行,它差不多一向就有的。
    我們的資產者不以他們的無產者的妻子和女兒受他們支配為滿足,正式的賣淫更不必說了,他們還以互相誘姦妻子為最大的享樂,資產階級的婚姻實際上是公妻制。
    人們至多只能責備共產黨人,說他們想用正式的公開的公妻制來代替偽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實,不言而喻,隨着現代的生產關係的消滅,從這種關係中產生的公妻制將使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賣淫也就消失了”。
    中共中央   著作編譯局   人民出版社   出版發行
    1997年8月第三版    第46頁
    有人說,毛澤東在中國“完成了共產”,鄧小平在中國“實現了共妻”,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和資產階級共同組成的“共產主義社會”。
    我們要從自由(黨)王國,走向自然(天)王國。毛說,我黨真正懂馬列的人不多,的確是這樣,用這種中國式的理論去解釋馬列主義,在中國共產黨人內的確很少,難怪人民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教授們,在反右運動中全部劃成右派的。對馬克思的共產共妻思想,毛是贊成的,但要指出,那只是一種手段,不是目的。
    毛在回答來訪的英國蒙哥馬利元帥時,對共產共妻的描述很有道理(原文已被收回)大意是,一個地區根據男女比例,適齡男女(男女合計20-30人)按一個黨支部建立家庭,將不同種族、宗教、國藉,膚色的人組合在一起建立的家庭,孩子生下後交黨統一教育,這些孩子只知道母親,不知道父親,這個婚姻黨小組內包括容各種思想,習慣,膚色等,待下一代時就漸漸消失,不出三代,種種矛盾沒有了。國家概念沒有了,膚色矛盾沒有了,民族矛盾沒有了,宗教矛盾沒有了,小家庭概念沒有了,這就出現了新的人類:他們只知道集體,不知道私有,他們仍有私慾,不過他們很快將私慾服從公欲——新人類出現後,黨消失了,他們只會習慣過新生活。
    筆者在中央工作期間,曾於1958年9月,在湖北沔陽縣(現仙桃市)張溝區,排湖人民公社,接觸到這個共妻小組相似的試驗(詳文另述)。
    可惜“親子鑑定”術發明後,馬克思主義破產了。
    希特勒也辦過新人類,不過他只是將最優秀的日耳曼人放在一起配種,妄想用最優秀的日爾曼族流治全世界,這遠不是馬克思這種高尚思想,由無產階統治全人類(世界)。
    其實德國二個偉人的二種制度試驗都失敗了。對這,毛並不感興趣,因為在他有生之年這是辦不到的,他並不希望共產黨永遠統治人類。他希望共產黨快點消失,回到自然王國,他的幹部都不懂,對他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無所知。
    毛說他一生做了二件事,第一件支持的人多,第二件支持的人少,毛明明知道他的這些幹部真正抗日的不多(心有餘,力不足),只有打內仗的,沒有打幾天內戰,就當了大官,作威作福,當然他們支持的人多,反對人少。別人種的樹上的果子被毛帶領窮弟兄們摘光了,並把園子沒收了,能不高興嗎。
    而文化大革命,毛本來要教訓他們一下的,卻沒想到他們勢力如此之大,都不支持毛,並打着紅旗反紅旗,毛只好妥協,並請求他們的戰友們對他偏愛過的一條“狗”,請“對造反派高抬貴手”。
    他死後他的戰友們將這條狗打入十八層地獄,算是對他的回報,算是對他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按既定方針辦”的認真執行。
    打狗欺主——! ! ? ? ?
    更巧妙的是,毛死後,中國大陸在毛的戰友們領導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變化完全是毛預計到的,但他的戰友硬說是“打倒四人幫”後發生的變化,是“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後中國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了。弄了半天,造反派們又錯了,原來中國的一切變化,是英明領袖華主席,按全國人民的要求,一舉粉碎“四人幫”後才真正貫徹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中國的一切,都是毛主席安排的,包括將造反派打入十八層地獄。
    毛完全理解中國的未來,他經常說中國會變色,“你們不信,我信”,並對他老婆說“我死了你怎麼辦”。
毛對共產主義到底相信於多少,從他多次談話資料中可以看出,毛對洋派觀點並不完全贊同,他多次講共產主義最後是從自由王國進入自然王國。

三、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主劉少奇的反動路線
    
    文化大革命,貫穿始終的是一場路線鬥爭。
    路線鬥爭應該說是“黨內對如何實現共產主義或說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上的分岐,它不同如階級同階級之間的鬥爭。
    但不知從何時起,這場路線被彼此之間“上綱上線”演變成了階級同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把內部矛盾變成了敵我矛盾,把互相的爭鳴,變成了對罵,最後動手打架,最後動起了刀子,最後殺起了人,象一群不文明的小流氓為一句口角,最後打了起來。
    “這是我黨生死成亡的一場階級鬥爭,是布爾什維克岡孟什維克的鬥爭。”
    “搞階級鬥爭不知道資產階級在那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看來世界上一切矛盾都是這個規律,外部矛盾下降了,內部矛盾必須會上升,窮了,全家人團結一致,努力奮鬥,心齊人順,一致對外,富了互相勾心鬥角,要是蔣介石先生還有幾百萬軍隊在江南,共產黨內決不會出現這種慘斗。
     能同苦,不能共甘。窮則思變,富則思修。
    路線鬥爭理由很充分,論據十足,引經據典,為小題大做,那麼我們局外人能不能談一談局外人的看法呢?
    中國有一句話叫“久病成良醫”筆者雖然是些局外人,但在二位偉人之間的路線斗中深受其害,不免就有“久病成良醫。”的身價來談局內人的事。
    毛澤東要將劉少奇辦倒,只要他一句話或在黨中央之間開個大會一下子就解決了,何必要全中國人都介入其中呢?
    奇了,這就是毛澤東路線的特點,他要辦什麼事,一定要把大家都拖入其中。讓中國人人人都不能下台,讓大家都沾上火星,人人都有苦難言,不信可舉二個例子:
    一是揚尚昆為什麼能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那是因為劉少奇在66年《5、16通知》時彭、羅、陸、揚就內定成反革命,全中國從上至下無一人能為他們講話,無一人為他們伸冤。最後,毛又將把彭、羅、陸、楊四人打成反革命的人的幹將(劉少奇、 鄧小平)一起,也打成了反革命。這時他們才想到對不起彭、羅、陸、楊。後來為自己翻案時,才想到應該先補賞一下這四個先死在他們的手下的冤鬼……讓楊尚昆八九十歲的人(此時正在提倡幹部年青化時)過幾天國家主席的癮,等把他安置了,再為自己平反。
    這就是毛澤東路線的奇效。
    我們不妨抄一下滿妹所作:《我的父親胡躍幫》中介紹的全文。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由劉少奇主持,鄧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以及文化大革命起草小組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出席了會議,毛澤東在外地未回來參加。
    會議議題有兩項,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錯誤”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因為 是5月16日會議通過這個通知,後來就簡稱為《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要求,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批判清洗混進黨內、政府內、軍隊內和文化領域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僅管毛死後中央為彭、羅、陸、楊平反時,口口聲聲說這四人是受“四人幫”迫害,但自己臉上還是發紅,因為1966年5月16日,劉少奇、鄧小平在北京開會制定“5·16通知”並內定四人為反革命時,中國還沒有“四人幫”,此時王洪文還在上 海某廠當小幹部,江青連中央政治局委員都不是,姚文元只是個編輯,張春橋在上海當他的市委付書記,他壓根就不知後來怎麼樣會變成“四人幫”。他們壓根就不知道他們如何在此時去迫害這四個人。
    這四個人被非法關押了十三年,誰迫害了這四個人呢,大家都不做聲,只是都明白,四個人中已死了二個,讓這活着的一個噹噹國家主席,平息一下自責的良心吧。
    再一個就是劉少奇,中國6千萬黨員捫心自問,誰沒有舉手或喊口號“打到劉少奇“呢,這個可憐的人在中國沒有保皇派,沒有一個人敢為他說一句話,黨中央的大幹部怕,那麼小老百姓中的黨員又怕什麼呢?
    他活活被害死了,中國人人人難過,其實人人有罪。最後又說是“四人幫”“造反派”害死的,請問,1966年9月前,中國並沒有“造反派”(當時只有學校紅衛兵反四舊,工礦企業和機關幹部不准介入文化在革命)他們如何去迫害劉少奇呢?在武漢,王任重先生和湖北省委,將武漢大學李達、武克仁、何定華、及付省長陳一新,市宣傳部長程雲都定為“反革命”,最後王任重自己也變成了反革命,此後,在1978年為李達、陳一新等平反時,照樣說一樣的話。說 :李達是被四人幫及湖北的幫派(造反派)迫害。請問1966年8月武漢並沒有造反派,那時武漢造反派和李達、武克仁、陳一新、程雲一樣,都被各個工廠的四清工作組(後改文革工作組)關在工廠牛棚內和李達命運相同,怎麼又變成了“四人幫在湖北的幫派骨幹分子呢?”再說,十年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根本未當權,怎麼迫害別人呢。另外,造反組織是群眾組織,沒有執法權,要定誰是反革命還要執法權,准黨委、軍隊黨組、造反派恰恰不夠條件,他們中黨員人,黨委會鑽不進去,有什麼權去製造冤、假、錯案呢?
    這叫“閻王犯罪,小鬼領刑”。
    如果不這樣說,那能說是王任重先生,湖北省委將他們內定成反革命而迫害至死麼?如果真是這樣,那他們後來自己也挨整,豈不是罪有應得麼?
    這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神奇之處。
    時至今日,當有人在罵毛的時候好象也在罵自己一樣,因此,在中國不敢對毛進行批判,因為這麼一來,可將共產黨批垮台,因從中央到小生產小隊,居委會,所作所為都和毛保持着一致,我們能怪毛嗎?毛不好你們能好多少呢,各單位被整的人,難道都是毛親手辦的嗎?不可能,這就是毛主席路線神奇論。
    有一個簡單辦法好辦,把一切都推向“四人幫”和造反派,但四人幫和造反派在文革初期並沒有,那文革初期又怎麼推呢?再說,文革期間,除武漢因7.20事件,毛表態公開承認“三鋼三新”是造反派“百萬雄師”是保守派外,全國各地二派都稱自己是造反派,對方是保皇派,那那一派屬四人幫呢?
    都推向“造反派”那造反派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有8年被關在牛棚,被監督勞動,被清隊,被當“決派516”,二清和一打三反,他們都是被整對象,那又怎麼算呢。
    再說,文革中武漢被軍管,一切權力都在軍隊手中,造反派是群眾組織,他無執法權,他說誰是反革命,誰不是反革命,只等於放屁。臭了一下而已。根本不算數,只有軍隊才有權,例如,《3.21通知》將工總打成反革命,將朱洪霞等逮捕,關進監獄,將陸達槍斃 ,軍隊說干就干。造反派說紅武兵是保皇派,是反革命,紅武兵就打他的人,把他們打得四處躲藏無家可歸,他們有什麼權呢?
     造反派的話等於放屁。
    造反派無執法權,怎麼把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冤假錯案都怪在他們頭上呢,把武漢人們所受的迫害都要他們承擔呢。
    那麼,能怪軍隊麼,——狗膽包天。
    實際上是軍隊,軍隊中的黨委。
    軍隊何時出面整過人呢,沒有,軍隊利用被打倒又扶起來的當權派(走資派)和被取締的四清骨幹分子組成的工作組。職工聯合會、民兵、紅武兵、百萬雄師保皇派。
    時至今日,武漢文化大革命實際中的三個大問題被有意迴避,①是軍隊,②是保皇派,③是支持造反派一方或支持保皇派一方的領導幹部。
    軍隊,保皇派,被軍隊,保皇派迫害的支持造反派老幹部。如孟夫唐、陳一新  等(這一批當權派被軍隊保皇派整死不少)莫明其妙的消失了。
    這當然都是毛主席改變革命路線帶來的惡果。
    那麼,什麼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什麼是劉少奇的反革命路線呢,試想,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是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是劉少奇的路線來進行,就不會出現冤、假、錯案,就不會使中國倒退二十年麼。其實一樣,說不定出現的冤假錯案更多,所不同的只是,受冤的不是現在這些有權有勢的人,而是一些歷次受壓的出身不好的弱勢群體,他們受迫,不叫、不吵,人們沒有感覺,而有權有勢的人,受點小氣就擴大幾萬倍的死叫,利用手中的權力,報紙廣播,文藝大勢宣傳,而幾十年來,被他們整過的人一個屁都不敢放。
    現在,不要說得那麼神乎其神,中國根本就沒有劉少奇路線。所謂劉少奇路線(方法)就是共產黨幾十年來一貫的階級鬥爭路線(方法),即運動來了,由黨組織層層傳達學習文件,組織運動班子,調一些可靠的積極份子組成專案組,材料組,宣傳組,調查組,先從面上發動,再由面對面改為背對背再抓重點對象,再設專案,再由自我檢查,幫助檢查,再批鬥,再檢討,再批鬥,最後定案,一股運動1-2年。每個單位必須揪幾個反革命,平均分配,殺雞嚇猴,製造緊張氣氛,代動生產,使人人害怕黨和積極分子。
    就總體而言,二者區別在於,毛要堅持馬列主義原理(原脂型)要解放全人類,而劉少奇認為首先應解決改善工人、農民生活。
    就近而言,劉少奇按黨的一貫作法,每個運動都由黨中央領導,層層下達,都必須在黨的領導下進行。這種方法毛也一貫這樣做,也贊成這樣做。但這次不同,毛要反其道而行之。要踢開黨委自下而上,要嘗嘗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方式,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方法(路線)。
    文化大革命是毛試嘗民主的一種方法,但前題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所有造反派們也只是在“專政”條件下大鳴大放,大字報對準一點,造反派們並沒有越過界限,大方向正確。
    但有不同,毛的方法路線將群眾發動起來了,將共產黨的功臣們斗得落花流水,讓他們親自嘗一嘗,被他們打下去的那些反動階級人群在共產黨的天地里過的非人的生活。
    這也算是報應,(被他們整過的階級敵人暗自好笑)。
    這當然也是仇恨,(整他們的人並不是階級敵人而是內部的人,做了使親者痛仇者快的事)。
    文化大革命若完全按劉少奇的路線搞,照樣也是冤魂遍地,只是當權者的不體會罷了,因為被害者只是另一些人,為了說明這個問題,筆者摘錄一段,已解密內部資料,抄錄如下:
    原載,《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北京出版社。141頁-143頁
    “陝西省,位於黃河中游,全省面積19萬平方公里,人口2千多萬,是西北區的省中心省份,省會西安有3000多年歷史,也是舉世聞名的古都,前有曾十幾個王朝建都於此,抗日戰爭期間,陝北人民為全國的勝利和解放做出過巨大的貢獻”。
    1964年11月,中央任命父親(胡耀邦)任西北局弟三書記兼陝西省第一書記。
    父親(胡耀邦)赴陝上任時,中共中央西北局弟三書記兼陝西省第一書記張德生因病無法工作,日常工作暫由省委第二書記和省 長分別主持。
    那時,正是三秦大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左”傾潮漫延最烈之際。用1978年主持陝西省工作的王任重的話說:“在社會運動期間,陝西省“左”傾的程度和惡果超過全國的其它省份”。
    陝西省在1964年社教(四清)運動中,糧食產量由1956年的108億斤下降到87億斤,單產比西藏還低,棉花132萬擔,單產只有40多斤,多處經營被“以糧為綱”而“割資本主義尾巴”據有八百里秦川富遮之地的社員過得比河北、山西的農民還苦,但全省在一期社教(四清)中共清出“四不清”問題的竟達17560人。逮捕6470人,拘留5000人,平均每天抓30餘名,高於全國各省。受到開除公職處份的幹部教師1450人,受開除黨籍處份的有3200多人,被整死的有670人。基層幹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在長安、延安、和西鄉三個社教試點縣,共清查應退賠現款813萬元,平均每個基層幹部183元(當年全省平均收入122元)(退還)多出61元,就連上山砍柴,進真城當保姆的收入也屬四不清,要退出,3縣自殺事件430起,死亡364人。(王光美是四清運動干將,她倒底整死了多少人呢?《桃園經驗》沒沾血嗎?)
    讀者看了上面一段曾經的絕密材料,就能很快理解,文化革命為什麼會變成一場共產黨幹部內部的復仇運動,上面所指人人自危的四清下台幹部(後來都成了造反派,和支造幹部),和靠整這些上而上台,當權及其積極分子(後來成了保皇派,和支保幹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當權派馬上將“四清工作組”改為“文革領導小組”接過口號繼續整治別人,沒想到毛澤東利用矛盾,反過來整,這就使這些整人上台的幹部和積度分子自己成了被斗對象,他們所指文革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其實是指他們這一幫天生不應被整的人挨了整,並不包括被他們整過的人。
    四清運動中所整的幹部,和同情這些幹部的其它黨員,革命群眾教師,醫生,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造反派群體,這些幹部也是過過江的,吃過糠的,苦大仇深的,由於他們挨了整,首先體會到過去自己整五類分子,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是不應該的,他們同情五類份子,對造反派中有些不良分子,他們能容忍。
    四清工作隊中升官的幹部造反派叫他為走資派,因積極參加四清派運動敢整人的人,苦大仇深的人,全部成保皇派。他們把四清中挨過他整的幹部叫走資派。他們保什麼,保自己既得利益,按武漢人說話叫“說穿了,漏水”。誰熱愛黨,熱愛毛主席是句空話,愛自己的利益才是真。
    文化大革命中,四清運動上台的幹部和積極份子,本來要挨整,沒想到部隊介入,全國軍管,軍人絕大多數是農民組成,農民文化底,什麼都不懂,只懂得“成份論”,他們到工廠,機關、學校、當權之後(軍管之後),什麼都不管,成份好的是依靠對象,而站在造反派一邊的幹部、工人、教師、醫生 、藝術家成份好像都有點問題,他不懂什麼路線(方法)不路線,依靠工農兵,苦大仇深的人是根本。因此,他們,上台就依靠保皇派,而保皇派又利用軍隊來整自己的對頭造反派,所以他們一上台,把毛的計劃打亂了,將造反派當清查對象,四年清查運動批鬥了造反派四年,90%清出權力機關革委會,又由他們主持組建黨組織,由於歷史的原因,造反派中黨員少,加上站在造反派一方的當權派雙或多或少上有歷史問題,這樣一來,新的黨委四清一色的紅五類,清一色的保皇派,清一色的整人專家,造反派想入黨,比登天還難。後來毛髮現了這一問題,他的“偉大革命路線”算白搞了,特別是913(林彪)事件之後,毛髮現他親自締造的軍隊,將他再次締造的造反派全部趕下了台。全國各省市第一把手全部是軍隊,(如湖北曾思玉)他突然想起,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這下子,造反派們算是又快活了半年,沒想到,毛突然仙逝,這些可憐蟲又變成了四人幫的幫派骨幹,再次打成反革命,永世不能翻身,並把文革的一切罪過,都強加在他們身上。那些,四清下台的幹部們本想翻點身,沒想到又因支持過造反派沾上了邊,這下子他們又完了。造反派的冤案,是一個更大的冤案,用一個新的冤案去平撫舊的冤案成了規律,冤案何時才有止盡。
    滿妹所寫的《我的父親胡耀邦》一文中所列舉的材料,在過去是絕密材料,全國僅幾百人知道,時至今日,湖北省在四清運動中到底有多少冤案,殺了多少,逮捕了多少,判刑了多少,開除了多少,自殺了多少,抄了多少人的家,使多少人的子女因父母的政治問題受到牽連,仍是一個絕密材料,我們有無權利推想一下,四清運動中漏網而未被殺掉、關掉的幹部因參加了造反派而又以四人幫骨幹份子名義殺、關、開除、勞教、勞改、判刑多少人,又成了一個絕密材料。
    進一步推理,反右傾、反右運動、反胡風運動、三反五反運動、民主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土地改革命運動、又有多少冤案的     絕密材料為歷史迷團。
    好在這一切武漢市內領導人心中有數,在78年8月由鄧力群主編的《當代湖北》中有這樣的介紹:
    湖北省共平反了多少冤假錯案,摘了多少反派帽子,多少地主的帽子。
    打倒“四人幫”後(實際上是毛死後),黨平反了歷次冤假錯案,黨為他們伸冤(黨將他們打成革命,又為他們伸冤,黨真好),黨肩負全國人民的重託,按人民的要求將(造反派消滅了),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定的。
    由勝利者來寫歷史是很自然的,但勝利者在寫歷史的時候又寫下許多無法“自園其說”的疑點,使得真正的共產黨員看到這些勝利者寫的歷史也不斷搖頭。
    歷史不是藝術家們寫的電視劇。在中國,沒有一個共產黨高級幹部能寫成偉人、英雄、剛正不阿、為共產主義不惜犧牲,堅持真理,因為毛澤東先生早讓他的“人人都有一部難念的經”,王光美其實是無辜的,值得同情的,但他的自傳體,《王光美訪談錄》迴避了四清運動中他整過別人的歷史,其它人也一樣,你在這次整過我,我在那次整過你,“人人都有難言之隱”,說他剛正不阿,一貫正直,連他自己都懷疑,在中國,像周恩來這樣的人太少了,就拿王重任先生為例,他在陝西省看出了四清的問題,同情被整的人,後來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他首先將李達等打成反革命。後來,他自己挨了整,武漢造反派將他斗得死去活來,好容易撿回一條命,據說他對兒子王三保說:“以後三代不准介入政治,千萬莫當官”。毛澤東逝世後,他當了第十六位付總理,(為了安撫被整的人,當時中央安排了十八位副總理,成了世界之最),湖北省委請他回漢,特地安排了一次群眾大會,請他從曾經受到羞辱這地吐口氣,在這次會上,他滿面笑容,精神很好,但他一句話都不說。
    王任重是共產黨的難得的才子,他這一亮相,使得曾經批鬥過他的造反派們無地自容。
    王不怪他們(指造反派),因為他和他們(指造反派)都是受害者,而且,他內心感到內疚,我們也無法理解這些高端人物的內心世界,他一言不發,(不象一些低擋的人,身負有罪之身(整人專家)上台去控訴另一個有罪的人(造反派)),正說明王任重的學識,身不由已,博學多才、見多識廣,他認為他也有罪,而那些上台控訴造反派整自已的人都不能和他一樣地認識到他們自己也有罪。
    文革剛開始,1966年7月,王任重在湖北省就拋出了,武大三家村,將武漢大學校長李達(被整死)朱劭天、何定華、定為反革命,將付省長陳一新、將宣傳部長,程雲,將一大批和文革有關的人全部打成反革命,將武鋼工人寵玉來槍斃,在他的指導下,全市發動工作組大揪三家村黑幫,全市各工廠、機關、學校、醫院、都有三家村,批鬥會一個接一個,全市數萬人被關在各單位自辦監獄中,五類份子首當其衝,遊街、抄家、站板凳、戴高帽把武漢鬧得沸沸揚揚。出身不好的而又混入黨內的領導幹部人人自危,四清下台幹部被下放當工人,有的送去勞教,武漢市每天都有投江自殺的人,一時間武漢黑雲壓境,官辦的紅五類紅衛兵到處掃四舊,大量破壞文物、古蹟。將歷次運動的牛鬼蛇神揪斗遊街、抄家。武漢橡膠廠一個青年工人叫唐桂生的,有一天和一個叫周玉楚(資本家)一個叫揚光躍(現行反革命)開玩笑,說他們二人是“周楊”首長,結果被批鬥,戴上牛鬼蛇神牌子上班,工作組說他們是武漢橡膠廠內的“三家村”,全廠日批夜斗,好不熱鬧,從武漢橡膠廠可推想全市,仍至全省。湖北青年教師張維榮,被定為湖大三家村,被關押至瘋,而此時,中央並不准許工礦企叫機關學校介入文化大革命,所以也不存在造反派,更無造反派組織,但1978年請王任重先生上台亮相時,正是為李達、何定華、朱劭天,武克仁,陳一新所平反冤假錯案之時,省委說這些冤案,主要是“四人幫”及其湖北的幫派體系所為,是夏邦銀、朱鴻霞、胡厚明、張立國所為,這四人罪惡滔天,罪該萬死。
王任重能說些什麼呢?

四、武漢文化大革命慨述

一、從個人得失,利益上概述
    人們一提起文化大革命,都有一種痛苦感,所以當人們咒罵文革時,千口一詞“災難”,所謂“災難”,記憶最深的是那些重大事件給自己帶來的“災難”,但是,重大事件中受難者和受益者同,也即是說,在這個重大事件中,受苦的是某甲,而此時,受益者正好是某乙,所以,一提起文化在革命,控訴點都不同,側重點也不同。因此,說文革是“災難”二字,並不代表全部事實。
    例如,出身不好的人,黨內異議份子,文化界、教育界側重點在“掃四舊”,揪頭“三家村”揪斗“五類份子”時,罵得一種“滅絕人性的大屠殺”,而此重大事件,正是紅五類紅衛兵以及各級事、企業單位、“工礦紅衛兵”四清積極份子們引以為榮的革命業跡,毛澤東死後,全國各省、市黨委都肯定地宣傳這種段光榮革命精神和業績。
    又例如,“一月風暴”,中央發動全國群眾奪走資派的黨、政、財文大權發生時,所有的當權者,特別是一把手,大到省長,小到大小隊長,居民委員會主任、班長、組長,都被當走資派“揪斗”過,使這些大小“官員”威風掃地,人格受到侮辱,把原先黨中央叫辦的“錯事”,都怪罪他們,而且,連居委會主任老太太也要交待和劉少奇、鄧小平的秘密勾結,所以,這些人,一提文化大革命就說:“那是四人幫想推翻共產黨的陰謀運動”,“要把吃過糠的、過過江的老幹部整死”,“以便恢復資本主義制度”,其中尤其指責奪權的造反派,“個個是流氓”,“人人出身不好”,“思想反動”,“和劉少奇一樣是一些野心家”,“這些人好逸惡勞,品德極壞,想踢開黨委鬧革命”,“是受反革命操縱的階級敵人”,而此時,受益的原“弱勢群體”,普通工人、職工,平時受積級份子欺壓的造反派們看到曾經耀武揚威,不可一世,會拍馬屁害人,愛打小報告的人,落得今天的下場,真是大快人心。他們都說文化大革命好,讓他們出了一口惡氣。
    又例如,三大血案時,軍隊和百萬雄師在武漢全市圍攻造反派,製造了有名的7.20事件,那些被殺的人、被打成重傷的造反派和親屬一提起文革,一提起“二月逆流”,一提6·17、6·24、7·15·血案就恨“陳再道”,恨“8201部隊”、恨“百萬雄師”恨“人武部”以及恨“殺人兇手”,恨“文化大革命”。
    當時,全市造反派全部被趕出市區,市面安靜、平和,生產停頓,最高興的莫過如保皇派的一些人,一提起文革,他們就能向別人講述這段革命故事,講述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的光榮歷史,革命功績,就像陳再道將軍解放後經常在黨校向年青人介紹他當年是如何吃大戶、如何殺敵、如何對日本人打游擊一樣,越講越神奇,講到後來竟忘了,把別人講過的也拿到自己講稿內來講。
    又例如,7.20後,陳再道倒台,百萬雄師取締,8201解散,造反派們得勢,此時,對參加殺害造反派的百萬雄師殺人兇手,全面鎮壓,好不痛快,都說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完全必要,非常及時,有些人藉機會,將平時對自己有仇,又參加了保皇派,但沒有參加圍攻造反派的普通群眾,也按殺人兇手懲治。當時這幫人一提起文革這段,紛紛叫好,此時百萬雄師兵敗如山倒,不敢反抗,他們不少人是自解放以來,第一次挨整,過去整別人拼了命,今自己挨整要了命,所以,這些人一提起文化大革命,就血淚控訴,他們控訴的文化大革命,其實,就指這一段,他們罵的文化大革命,也只指這一段。對他們前段“掃四舊”、“斗三家村”、“抄五類份子”的家,“二月逆流”時圍攻打人。對自己在軍政府支持下,進入專案組報復整過自己的人,將別人關起來,日審夜逼,逼死人的事隻字不提,對那一段“文革”,他們內心是舒暢的,是一個復仇者成功之後的快樂。
    又例如,長達四年之久的:“揪5·16”、“北決揚”、“一打三反”運動,辦“五不准”學習班、將造反寬派和支造幹部關牛棚、隔離反省、(私辦監獄),造反派一提起來就咬牙切齒痛罵,而此時,支保當權派和保皇派的如遇春風,得意非常,當時全國各賓館、飯店、公路、鐵路全住滿了和坐滿了由軍政府統一組建的保皇派專案外調人員,他們遊覽祖國大好河山,好不快樂。文化大革命真好。
    又例如,毛死後,英明領袖華國鋒宣布按毛主席遺囑“按既定方針辦,硬說毛生前不敢抓“四人幫”,委託華國鋒按遺囑要求逮捕“四人幫”,全國大清查與四人幫有聯繫的人和事(稱批揭四人幫運動),這一運動又是四年,從中央到生產隊居委會,凡參加過造反派的人個個都要交待,人人必須講清楚和江青、王洪文秘密會見時的情況,一件件、一樁樁說清,聽來的也行,想來的都行,反正要交待。
    此時,全國各賓館、飯店、公路、鐵路又全住滿了坐滿了專案外調人員,隨便一個二千人工廠,至少要抽三百人脫產,總廠辦專案,車間也要辦,你厂部全國旅遊為什麼車間不能全國旅遊呢。這段時期,支保幹部、保皇派好不快樂,文化大革命真是好,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此時華還未宣布文革結束),把四人幫骨幹分子統統揪出來,鬥倒斗臭。好不快活。
    可以說,保皇派在文革中,80%時間在搞專案旅遊,對文革是非常擁護的、稱讚的,所不好的就是7.20後,因6.17、6.24、7.15事件受牽連挨打挨批,支保幹部最恨的:是“一月奪權”,造反派最恨的是:“二月逆流”、“三大血案”、“四年清查5.16”、“北決揚”,以及毛死後四年的“清查四人幫有聯繫的人和事”,最高興的是7.20後一年時間當家作主整治那些一生以整人為樂,以整人為業的保皇派,除此之外,80%時間自己挨整。
    保皇派和支保幹部整人全部在一個“清”字上做文章,如:清隊、清查、二清、清“5·16”、清“北決揚”、清“四人幫骨幹分子”等,運動的一切行動都關起門來靜悄悄秘密進行,逼死的人比殺死的人多,造反派整人水平低,整人公開化,只會在“反”字上做文章,如,“反覆舊”、“反二月逆流”、“反潮流”得寸進尺,嘰嘰、喳喳、鬧得水響,其實一個人都未整倒,公開打死的人比秘密逼死的人多。
    
二、從重大事件上概述
    
    文革十一年,共六件大事,永記人心,不可磨滅,但並非人人都日月同感。
    (一)、掃四舊 共40天,逼死人最多,高潮在1966年7月18日至9月8日共40天,掃除對象為解放後定為五類份子的人,他們不屬於人民,因此無權參加文化大革命,他是解放後歷次運動挨整對象,和當年希特勒統治時期的“猶太人”有相似之處,他們毫無後台,已經絕望,人人都可以整他們,抄他們的家,掛牌遊街,所以逼死的人最多,投江、上吊、跳樓不少,官方公布數字只為162人。
    (二)、一月風暴 共50天,當官的共產黨官員全部被斗,抄家、掛牌遊街,時間67年1月10日至2月23日共50天,這些當權派被逼死的基本沒有,因為他們有後台,有群眾保護,相信以後能弄清楚。
    此事以造反派為主,但保皇派也參與,有些單位造反派斗張書記,保皇派斗李廠長,廠內、黨內二派各有勢力。
    (三)、二月逆流 共四個月(含三大血案)67年3月21日—7月21日,毛號召群眾奪權的,同日,又令軍隊介入,實際上毛對劉少奇實行了漸進式軍事政變,軍政府在群眾的奪權鬧劇中產生,軍政府一上台,就和夢想奪權的造反派發生矛盾。軍方出面向斗支保當權派的造反派反擊,並以復工、複課、撥據點,恢復當權派進入抓革命促生產指揮之名,組織民兵組織圍繳造反派,造成三大血案。共殺死36人,重傷三百餘人。
    時間67年3月—21日開始,高潮為6月4日公告後,至6月24日止,共二十天時間,(7月15日又一次)至7.20止。主要製造事件者為軍方和百萬雄師民兵組織,殺死36人,重傷三百餘人。
    (四)、7.20事件 7·20事件為陳再道目視他的部下人武部8201·29師軍人和百萬雄師在東湖,當毛澤東的面抓走毛的代錶王力造成,可毛死後,官方和各級黨組硬是顛倒這段真實歷史,把它說成是,“林彪、四人幫和武漢幫派體系,背着毛主席派王力,在武漢製造的大規模武鬥,破壞文化大革命運動,”“把大規模的武鬥責任推給武漢軍區和“百萬雄師”。(7.20事件前後7天)。
    (五)、7.20事件後 共一年 武漢變了天,陳再道被捕,(時稱隔離反省),百萬雄師頭頭俞文斌等人被捕,工總翻案,朱鴻霞解放。共一年。
    造反派得勢,全面報復保皇派,以參加過三大血案之名,打死所謂參與“三大血案武鬥殺人兇手”17人,打傷四百餘人,(但官方公布死600人,重傷6萬4千人。(輕傷18萬4千人)。
    因百萬雄是民兵組織,擁有槍技,為防止兵民持槍反抗,造反派開始收繳民兵槍技,人武部為了贖罪,也向造反派交槍,由於造反派內部勾心鬥角,為了利益,山頭林立,互相爭搶槍枝,開始全市搶槍,由搶民兵槍發展到搶正規部隊搶枝。學生到全國支派,搞得毛不好下台。
    時間67年8月10日至68年6月止,共10個月。
    (六)、清隊和清查運動 共四年
    所謂清隊,全稱“清理階級隊伍”軍政府由陳再道將軍,改為劉豐將軍,借反覆舊運動錯誤對全市造反派實行全面報復。
    此時,造反派已結合進省、市革委會,軍政府對進入革委會人員當然要清查一下,這本是理所當然的,可劉豐政委卻另有打算,他先以清5.16為名開始,整了造反派近一年,由於武漢造反派和5.16毫無關係,僅原市委幹部魏繩武老婆的同學,叫吳傳啟據說是個5.16份子,因此,以這條線,將全省聯在一起斗,斗去斗來好像也不像,最後劉豐將軍又不得不拿一個叫魯禮安的華工大學生所辦的“揚子江評論”來做文章,將雜誌中一些激進一點的言詞,硬說是要推翻共產黨,把二十幾個學生說成是要顛覆共產黨的大本營。在武漢製造一個“北決揚”的大冤案,長達四年之久,直至9·13劉豐自殺為止。
    專案組全部由“百萬雄師”保皇派組成,專案組長是軍代表,劉豐就用這個辦法搞了造反派四年,逼死不少人,這幾年,生產蒸蒸日上,劉豐在總結大會上說這叫“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提起這四年,造反派有血的仇恨,他們恨文化大革命,討厭文化大革命也包括這一段。這四年,保皇派、軍代表、支保幹部最快樂,春風得意,隨心所欲。
    四年的整治,武漢最終並沒有查出“5.16、北決揚”有關係的人,那鬥了、關了、監督勞動了、扣發工資了,開除黨籍、團籍、廠籍的人該怎麼說呢。
    9.13後,軍方失寵,造反派反潮流要落實政策,你整了我四年,說我是“決派份子”,那你拿證據來。
    官方答覆,當初關你、斗你,讓你上五不准學習班,並沒有錯,這叫“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因為你內部有人檢舉你,我們為了對你負責,所以才關你,現在查清了,我們都算了。(白關了,白鬥了)。
    (七)、清查“四人幫運動” 共五年,所謂清查,全稱“清查與四人幫有關聯的人和事”。
    毛澤東死後,武漢不倒翁韓守夫同軍方組建的新黨委,用同樣方法一按清查5.16,北決揚原班人馬,繼續同樣方法整治造反派。時間共5年,76年—81年。
    毛澤東死後,由被造反派斗過的當權派和這些保皇派(包括三大血案中殺人兇手),專案組成員,造反派們所受的苦可想而知,所不同的是這些人整人比渣滓洞還狠,外面靜悄悄,不動聲色,學習班地點保密,這個工廠的造反派頭頭,放在另外工廠的倉庫、車間、辦公室關起來,然後日夜四班,每班7—8人,輪班上場,日以繼夜,幾天幾夜不讓睡覺,讓你半夢半醒中交待問題,白天全市或各系統、各車間批鬥,晚上四班輪班審問,就幾句話,“江青什麼時候秘密接見你的”,“你們準備復僻的奪權名單,你們應變的方案”……
    這根本不存在的問題,其實他們也知道,目的是要整你,你不說就不老實,就對抗……
    全廠停工鬥爭大會,一天斗幾場,莫說人權、人格、人身,一切都不存在,汪東興在中央三個月搞一個鬥爭高潮,全市一萬多人關在學習班中,抽掉專案人員5萬多人,一個對象規定了3—5名專案人員,但一個單位至少5—10名“主要”審察對象,30—50名,“次要”審察對象,五不准學習班,還不如正式監獄,好在鄧小平69年視察武鋼時說,這麼多人脫產搞專案,關起來辦學習班,不做工,對生產不利,要邊交待問題,邊參加生產,這個指示太好了,專案人員減少,鬥爭會也少了,還可以參加勞動(放風)。這五年,逼死了不少人。
    清查五年之後,武漢無一人和“四人幫”有聯繫,五年來,只清查到武鋼一個叫董明會的中央委員,在北京開會時見過王洪文,並聽過他的報告,跟本沒有和他說過話,而這個董明會是造反派中一個沒有文化的人,當初武鋼軍代表指定他代表武漢造反派當上中央委員,他和武漢造反派從不聯繫,所以沒有危及到任何人-----這又是一場大冤案。(白鬥了、白關了、白判了)
    學習班種種內幕作者不多述,和清隊方法相同,但力度、殘酷度大得多,動力(保皇派)對象(造反派)和軍政府時期整造反派時用5·16、北決揚完全相同,只是上次藉口是5.16、北決揚,這次是藉口和“四人幫”的關係。
    當年中央抓5.16時,江青、王洪文就是中央專案組的指揮武漢軍政府和武漢保皇派辦專案組,一共四年,為什麼他們不算四人幫派體系呢。
    天下並無真理,何處去找評理的地方。
    
    三、從十一年的二派反覆鬥爭來概述
    
    第一次: 瘋狂鎮壓、紅色恐怖、掃四舊,      6年8—10月
全市掃四舊、整“三家村”、紅衛兵和工礦企業紅衛兵大抄家,逼死不少人。
    第二次: 反駁、懷疑一切大辯論             6年10—12月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黨內走資派掃四舊整錯了方向,革與保大辯論。
    第三次: 反抗、白色恐怖、奪權              67年1—3月
     造反派在毛的支持下奪劉少奇文官政府的權,軍人乘機靜悄悄進行漸進式軍事政變,代替文官政府,造反派被利用,劉少奇文官政府倒台。
    第四次: 再鎮壓、二月逆流、三大血案        67年3—7月
軍政府上台,成立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簡稱抓指代替文官政府,對夢想奪權的造反派鎮壓,對造反派第一次大逮捕,準備組織由保皇派聯合的三結合革委會。
    第五次: 7·20事件 全面再奪權,            67年7月—68年9月
軍政府換由曾思玉、劉豐主政,陳再道倒台。
    第六次: 第三次鎮壓、整治、清隊             68年10月—69年2月
     軍政府對進入—革委會造反派成員大清理。
    第七次: 反抗、反覆運動                     69年3月—6月  
軍政府借造反派搶槍罪名、利用被奪權的支保當權派和保皇派,來對造反派捅馬蜂窩,以混入紅色政團的階級異己分子名義,在全市範圍內關押幾萬造反派,引起造反派反抗。
    第八次: 血腥鎮壓,借5.16北決楊罪名整治     69年10月—73年6月 共四年 對造反派第二次大逮捕,揪5·16、北決揚運動。
    第九次:高抬貴手、落實政策、共合作,71年6月—75年6月
9·13事件發生,一年後造反派才得解放。
    第十次: 反抗、反潮流運動75年6—8月
    基層造反派要求落實政策。對軍政府時期軍隊所犯罪行聲討,聲討劉豐、方銘罪行。
第十一次:第五次鎮壓、流放 75年8月—76年3月
    鄧小平上台,將造反派調離。
    第十二次:再次落實政策 75年5月—10月
       鄧小平下台,被流放的人,回原單位。
    第十三次:全面鎮壓、一網打盡 76年9月—83年3月 共7年
由軍隊組建的保皇派“黨委”對造反派第三次大逮捕,判刑勞改。文化大革命徹底失敗,毛澤東逝世。
    
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功與過
    
    文化大革命有二句名言:“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
    就憑這二句話,就能證明它有很大的功勞。
    按哲學理論來講,利和敝、成與敗、生與死、功與過都應相對立而存在,缺一無二,一個東西只有好沒有壞是不正確的,只有新沒有舊也是不正確的,只有“過”沒有“功”也是不正確的。
    現在人們提起文化大革命,都眾口一詞,“錯誤的”“不該搞的”,“使中國倒退了二十年”、“使中國人民吃盡了苦頭”、“簡直是一場災難”。
    這些話聽起來好象很對,仔細琢磨又好像不對,再仔細一琢磨,好像說這些話的人本身錯了,而不是文化大革命錯了,應該說,文化大革命和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一樣既有“功”又有“過”,只是功與過的比例多少,不能說是“好得很”,也不能說是“壞得很”,奇怪的是,說“壞得很”的人,正是當年自己說“好得很”的一些人,說“好得很”的人也正是當年說“壞得很”的一些人,只是這些人記性太差,把自己說過的話忘了罷了。
    例如,現在說文化大革命“壞得很”的一些人,當年卻是這樣說的。
    “掃四舊時,我是猛先鋒”,“我親自將那個資本家抓上台去,斗得這王八蛋腿發抖,我們把他家的四舊砸得稀巴爛,我們好開心”。
    又例如,“二月逆流”“圍攻造反派時”,又例如,“清隊”抓“5.16”、“北決楊”、“一打三反”時,最後又如,毛澤東死後,斗“四人幫”的幫派骨幹份子時,哪一個不是拍手叫好,商店酒都賣空了,哪一個不是說文化大革命搞得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我們再看一組鏡頭:
    “一月風暴奪權時”、“斗走資派(當權派)時”一些八不相干的人從陰暗角落裡冒出來,日夜不睡,像發瘋似的,整天整夜在六渡橋聽小道消息,談笑風聲,好不開心,“現在再沒有積極份子監督自己了,老子自由了”,個個都說文化大革命好,“我廠當權派(走資派)愛整人”,“扣我工資”,“動不動訓人”,“這次運動讓這些王八蛋吃點虧”,“不整一下不行,大囂張了”,“欺人太甚了”,毛主席真英明偉大,共產黨真好。又如,7.20後,保皇派後台倒了,他們老實得不得了(指當權派),過去威風一點也沒有了,弄得不好還要挨打,真叫人開心,被這些被保皇派(黨的積極份子)整過的人都說文化大革命好。
    例如,掃四舊時,五類份子就如當年希特勒整猶太人一樣,被整得死去活來,文化大革命簡直是滅絕人寰的運動,三家村、四家店,歷史上有問題的當權派(走資派)如李達、陳一新,心驚肉跳,好似天塌下來一樣,如陷深淵,文革中“掃四舊”揪“三家村”簡直是一場天災。
    又例如,“一月風暴”時,當權派們莫明其妙地被斗,好像國民黨已經攻陷大陸一般,天變了,人變了,許多人看自己都彎路走,文革中一月風暴簡直是瘋人世界。
    又例如,7.20後,保皇派遇上滅頂之災,解放後一直以斗人為專職的人,竟敢有人在太歲頭上動土,造反派就像45年在武漢街頭打投降了的日本鬼子兵一樣,打他們、罵他們,他們不敢反抗,一提起文化大革命這一段,他們就恨之入骨。
    還有一些人,就是造反派,他們從來不說文化大革命好,也不說文化大革命壞,因為文化大革命雖然他們吃虧最大,但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他們早成了五類份子、成了反革命,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他們內心的怨恨永遠不能暴發,造反派有鷹一般性格,哪怕只活一天,也要隨心所欲。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他們發泄的機會,展示才智、膽量、智慧的舞台。
    有些人因為天生是挨整的人,所以習慣了做下人,掃四舊時,他們的父母,親戚是對象,他當然也要沾光。二月逆流時,軍方四處抓人,他們就四處躲藏,清隊、一打三反、抓5.16、北決揚時,他們在工廠低頭做人,老老實實做事,看軍代表和保皇派他們橫行,看他們內部跳忠字舞,唱三個樣版戲,唱語錄歌,他們都跟在後面混,他們不敢大聲說話,他們習以為常,有些人他們雖不是紅五類,也不是黑五類,或者說他們有的人出身本來也好,又是黨員,但思想上落後,在黨內總是當幫教對象。這幫人就是造反派。
    毛澤東死後,他們又成了“四人幫”的體系,再次挨整,但他們不難過,因為他們習以為常,他們本來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受害者,但他們另有理解,他們說:解放後多次運動,哪一次我們不是受害者,我們習以為常,和積極份子的要求不同,這次文革,我們感謝毛澤東他能讓我們這些幾十年來的受害者出了一口氣,就憑共產黨、毛澤東讓我們鬥了一次整我們的走資派、保皇派這一點,儘管我們也付出大的代價,也值,我們感謝文化大革命給我們這次機會,讓那些紅得發紫、靠整人為業,光說假話、會打小報告、五心用盡地害人,靠整人升官的人的靈魂,在文革中徹底暴露,讓他們再無牛可吹,無人可騙,我們就開心。
    當權派是一言難盡,整人的當權派、沒整人的當權派都叫走資派一鍋端,他們有說好、有說壞,被造反派斗過的當權派,被保皇派斗過的當權派,都心中不服,他們威風掃地,人格受審,害家庭受牽連,把自己成績一掃而光,而且許多事是中央和上級叫搞的,最後由他負責,你說冤不冤。他到哪裡去伸冤,好在黨中央留有餘地,文革中都留了讓他們報仇的機會,你整我初一,我整你初二……
    對普通老百姓而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戰爭,戰爭就是“災難”,說好,說壞的人都是一些瘋子,你看解放戰爭,國民黨說是“匪亂”說“壞”,共產黨歡慶了幾十年,說好,說這場戰爭是偉大的戰爭,勝利者的口氣和老百姓就是不一樣,有一本書叫“戰爭的藝術”,殺人也有藝術性,老百姓真不可理瑜。老百姓只希望和平。
    總之,文化大革命各派,有都說好的也有說不好,都是各說各一段。
    例如,百萬雄師一方說,文革是應該搞的,就是“一月奪權”,“7.20事件”二個冤案不該搞的。
    又例如,高級領導幹部說,文革肯定應該搞,只可惜被林彪、四人幫破壞了,把方向搞錯了,讓壞人整了好人。(意思是,歷次運動都是好人整的壞人)。
    我們再看一組鏡頭:
    一個身殘志堅的由青年人變成的老頭吳焱金說:
    我復員後分配到武漢市無線電元件廠,進廠不久就因為我在部隊老立功,又是共青團員,家庭出身好,廠黨委馬上將我作培養對象,調到四清工作隊,成為一名以工代干的幹部,要不是文化大革命運動,我怎麼會落到如今下場,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妻子自殺身亡)、身體殘疾,他一提起文化大革命他就恨,憤憤不平,無限感慨。
    請看,他在文革中當上武漢市付市長(付主任)他是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保皇派”市委卻硬要說他“追隨四人幫篡黨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說他十幾年來一直吹捧文化大革命好得很。
    還有一些人,乘文革之機,入了黨、升了官、私自瓜分了國家財產,他們也莫明其妙地罵文化大革命,叫人不可理解。
    文革中,有人提了干、有人升了官、有人入了黨、有人分到了好房子、有人找到了好老婆、也有不少人倒了楣,因此,評價文化大革命只用罵,只說好是不完整的。
    筆者經過十幾年來研究,發現文化大革命有七大功勞,十二分錯誤,說出來供大家批判。
    
文化大革命的七大功勞

(1)史無前例
    自古以來,世界上哪有國家首腦(皇帝)能帶頭要老百姓造州官、縣官的反,讓老百姓出氣,還定出“十六條”法律來保障斗官的人,只要大方向正確決不治罪(當然毛死後走資派們找斗過他們的老百姓報仇哪是另一回事)。
(2)觸及靈魂
    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反反覆覆,把那些社會上所有人的靈魂都照得通亮,人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發現,世界上最“偉大”的是“人”、最“卑鄙”的也應是“人”,到關鍵時刻為了保自己,什麼卑鄙的手段都使得出。毛澤東好像看透了他們那些戰友的內心,解放後,濤濤不絕的講述自己的功勞,講述自己如何發現了馬列主義真理、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如何為人類解放事業獻身……這些鬼話,你糊弄老百姓還可以,七糊八糊你當真起來,要拿這些找黨要價評理,好像黨虧待了你一樣,不知自己多大功勞,多大本領。這次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要你脫光衣服亮亮相。
    “皇帝、宰相、泥瓦匠,脫光了衣服都一樣”。
    美臉、醜臉、迷魂臉,脫光了衣服都愛“眼”。
    文革中,堂堂大幹部、省長、縣長、廠長、張書記、李書記、李將軍、陳將軍官架子大得不得了,不可一世,前呼後擁,後來關進牛棚後,哭天哭地的有之、求情的有之,、下跪的有之、把一切罪過推到別人頭上有之、為立功說假話有之、牆倒眾人堆有之、向專案組告密有之……一付付齋相。總之,“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頭”有時被逼狠了,說過幾次硬話,那也是被迫的,不是主要的,不要把這幾句硬話擴大成全部,到處瞎吹。
    別看那報紙上說××同志堅強、正直、剛毅不阿,實際上到了關鍵時刻,什麼醜態都露出來,毛澤東看了好笑,最有名的是陳再道將軍到京西賓館後,又是哭、又是求情、又是認罪、又是承認自己有種種不是、又是向林副“總統”檢討……可後來又怎麼變成了“將軍從四十年代就敢和林彪、四人幫作堅決鬥爭”。“把自己生死付之度外”,看看,多好聽,78年上海的陳丕顯到湖北任省委書記,特地召開一千八百萬人廣播大會,為7.20事件平反,特地的為這位久經戰場,幾十年來一直同林彪、四人幫作堅決鬥爭的鋼鐵英雄伸冤平反時,陳再道一句話都不說,他能說什麼呢。能說我不是你們吹捧的那種人嗎,中國的幹部都被毛澤東的照妖鏡照穿了靈魂,都暴露了,何必再吹自己呢,那幾兩骨頭渣子,都被老百姓看透了,少說為佳。就連鄧小平先生,幾次檢討,幾次向英明領袖華主席寫報告,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誓要打倒資本主義,後來他也被毛澤東搞得很尷尬,毛澤東真利害,他知道你們任何人上台都要打他的牌子,舉他的旗子,因為他把你們靈魂都觸及了,他死後的一切,他都估計了,他才稱得上“偉人”。
    明明是全黨舉手打倒了劉少奇,自己舉了手不認帳,硬說自己是被四人幫及幫派體系逼的。又說“黨內當時不正常(整別人正常,整你就不正常了)”你的骨頭怎麼這麼軟,你的醜態,造反派心中有數,但不會說出去。
    造反派也好、保皇派也好、支造幹部也好、支保幹部也好,在挨整時的可憐相,都被專案組(中央文革)看見了,所以中央大幹部都恨“中央文革”,地方造反派恨由保皇派組成的“專案組”,因為專案組看到了他們的丑相,造反派為了不戴上反革命帽子,不譴送農村,對專案組一點一滴的交待,使造反派在他們面前總抬不起頭來。
    保皇派更差,因為自解放以來,一直整人為業,這次不知怎麼了,自己成了專政對象,嚇得要死,向黨(實際上是支造幹部和造反派組成的專案組)表忠心,檢舉他的戰友。7。20後,百萬雄師互相揭發,毛澤東死後,造反派成了“四人幫”的幫派體系,又互相揭發……可以說當代中國從黨內到黨外人人口和心不和,互有積怨、互相防範、互相猜疑、互不信任、互有仇恨,因為這一代人的靈魂都被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試驗污染了。
(3)文革證實馬克思主義不是真理
    “人不為已天誅地滅”是被認定為資產階級的真理,而馬克思認為“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大公無私”“人民利益高於一切”才是真理,無產階級是世界上最先進的階級。
    又說,世界上只有無產階級當家作主,資產階級的一些最腐朽、最自私、最落後的東西才會消除。
    毛澤東用文化大革命做了試驗,毛明確規定文化大革命只許無產階級參加,不許六類份子(地、富、反、壞、右、資)參加,因為無產階級才最可靠、最無私、最有遠大理想。
    結果卻出呼毛澤東意外,無產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為了一些蠅頭小利、雞毛蒜皮的小事,就可以不惜一切的置對方於死地,其手段的殘酷遠遠超過了資產階級,毛澤東甚至沒有想到。他總認為:
    “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勢不兩立的二大派組織”。
    毛澤東信仰馬列主義,他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來判斷出的這句話,恰恰錯了,最後他自己差一點回不了北京,他在東湖講的四條,陳再道並不接受,因為這觸及了陳再道的尊嚴、威信、權威、利益,無產階級又怎麼樣,觸犯了老子的利益誰都不認。世界上若讓這些“無產階級當權”還不知道要害死多少人。7.24日,毛表態第六天,武漢市委組織部部長辛甫還在市委召開大會,遵求百萬雄師意見,是把民兵槍枝拿出來對抗,還是承認這四條,結果下面隊員不願冒風險,反對用民兵槍枝對抗,才算解除了這場危機。辛甫就是最優秀的無產階級。差一點弄出一場血戰來。(據《瘋狂年代》百萬雄師負責人回憶錄)。
    再請看,工人總部,7個頭頭、6個共產黨員,百萬雄師13個頭頭、9個共產黨員,二個都是無產階級。7.20後,這6個共產黨員(工總)將那9個共產黨員抓起來,關起來,打得死去活來,算保了一條命,共關了4年零8個月,至71年才放出。毛澤東死後,這放出來的9個共產黨員(百萬雄師)又以“四人幫”派體系之名將這6個共產黨員全部抓起來,判刑,時至今日也未平反,可見,工人階級的血海深仇都不過是為了一些利益,和資產階級沒有二樣。
    因此,證明馬克思主義不是真理。
    從理論上來說,馬教授只承認勞動創造價值,由價值產生的價格必須以勞動為先決條件,一個物品值多少錢,決定他花了多少勞動,因此,勞動是最可貴的,是一切財富的根本,勞動人民是最偉大的,他反對物品商品化,他提倡產品的計劃分配,按勞付酬,按需分配,他提倡計劃經濟,我們一直遵守這一規則,五年計劃、十·一五計劃,這正是我們和資本主義經濟(或稱自由經濟、市場經濟)的區別。
    馬克思教授的計劃經濟,勞動創造價值正好被毛澤東採用,馬教授害了信徒毛澤東,也害了全中國人民。
    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自由經濟者)看來,物品的價值、價格並不決定於勞動強度和付出勞動的時間多少,而是決定於人們的需要或市場的需要,把一個煙斗送給一個女孩子是一分錢價值都沒有,把一個紅口唇膏送給一個老者也不值錢,他(她)們所需要的不是這些東西,儘管這東西花了很多勞力,但卻沒有價值,價格是價值的金錢表現形式,人餓了,需要食品,渴了需要飲水,強盜追來時,開車逃跑,車沒有油,找到個加油站加油,加油站趁機漲價,每公斤30元,市物價局規定每公斤2元,高十多倍,但為了活命,這30元汽油也得加,而且值。
    天下雨了,幾個人被雨淋濕,找到一個賣傘的,每個傘要價值20元,而市面上一般只要不得5元,這太不合理了,不符合馬列主義原則,勞動創造價值,國家物價局價格有規定,這不法商販真可恨,有位堅持馬列原則,不買,回家後,由於淋雨時間及長,病了,到醫院一看,花了500元,結果虧了,這位馬列主義者要是在馬克思的理想社會裡生活也不會虧,因為,那個社會一定是全額報銷的,可惜他還未到馬列所預期的那個社會,他只在“社會主義”社會階段,所以他虧了。而且馬教授想的那個社會,會不會實現得了,誰也不知道,他沒有”實踐”經驗,因此他不應當是真理,他只能是太平天國洪秀全所想的“天國”。——“太平天國”。
(4)文革證明了無產階級不是最先進的階級
    陳再道先生過去是無產階級,他反壓迫、反剝削、反政府,但他一旦成為統治者,就變成和具有過去壓迫他的人的一樣的個性,他為了保護統治者利益,又用過去曾鎮壓過他的人同樣方法鎮壓別人。解放後,共產黨執政,高官厚祿養出一批新的資產階級,陳再道本人就是,他的戰友們也是,文革中造反派們鬥了這些當權派,引起了陳再道不滿,掃四舊時,當權派斗老百姓時他不同情,卻只同情當官的,二月逆流時他抓人並組織保皇派去武鬥、殺人,他不制止,還說自己沒有武鬥,中央文革把責任推給自己和百萬雄師,武漢若沒有7.20事件,陳再道這個太上皇還不知會鎮壓多少人。
    階級矛盾、階級鬥爭並非馬克思發明,在馬克思之前,階級觀念即存在,中國古時即有“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階級認識論。馬克思的觀點只是無產階級通過團結,用暴力去奪取資產階級的權力,達到多數人統治少數人的目的,因為多數人(即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由他來統治這世界,那些資產階級(即少數人)的腐朽、沒落、壓迫人的本性就改變了,人類就不再有壓迫、剝削和不平等事了。
其實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是永遠存在的,不可消失的,二個階級永遠互存,只有互變,多數人統治少數人根本不可能,金字塔永遠是這世界上最完備的秩序,這個“階級的生態平衡”促進了社會的進步,階級不可消滅,鬥爭永遠存在,這才是社會的本質。文革中的造反派就是陳再道將軍過去的縮影和再現,但鎮壓造反派的卻是陳再道將軍和他一起過了江、吃了糠、後又當了官的“老幹部”,因此證明,無產階級並不是最先進的階級,它和資產階級一樣,各自守護着自己的本性,各有所長、各有所短。無產階級是天生就有的,天生的,自然的,一個不做事,不努力,不動腦筋,只睡覺,就自然而然地是個無產階級,而資產階級不同,他們不是天生的,他們最初都來自無產階級,但“玉不琢,不成器”他們後天努力,動腦筋去創造,去設法剝削那些不努力的人,騙他們為自己服務,要做到這一點就努力讀書,並拼命競爭,他們中不少人死於非命,他們也有犧牲。“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至於那些拿刀殺人、搶人家錢財的人,雖然一時富有,但最終當不了資產階級,因為他們不愛讀書,不進取,只吃老本,最後又回到原來位置,要想長期當資產階級除非天天拿着刀子,守在路口,這些人談不上最先進。“無產階級”一旦變成統治者,也就不應再叫“無產階級”,而應叫“資產階級”,他已具備資產階級的屬性,而拋棄了無產階級的屬性。不管是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他們都有各自的先進一面、落後一面,適者生存,無產階級至所以能看出資產階級那麼多的罪惡,是因為他只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所以他產生了偏見,“可憐之人,自有可惡之處”,無產階級看不到自己罪惡和可惡的一面,陳再道將軍在文革中看到了他所控訴的造反派的罪行。到處打、砸、搶,而這正是陳再道曾經犯過的罪惡,這也正是無產階級的罪惡一面,也就是陳再道將軍過去的寫照,而現在陳再道將軍所作所為,製造幾大血案,後又將責任推給對方,正是當年蔣介石先生常用的抄、抓、殺的手段,陳再道先生自己看不到,如果陳再道將軍認為自己沒有錯,因為“軍政府”認為要求工廠復工、學生複課是為了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是正確的,那麼當年蔣介石也應沒有錯,陳將軍看不到這一點,是因為他由“土匪”變成了將軍。
(5)文革證明了社會主義不能救中國
      社會主義不能救中國,中國必須進行改革。1949年,毛澤東同志在北京天安門向全世界莊嚴宣布“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試驗,這場試驗結果證明,社會主義不能救中國,我們的目的不能達到,這就給後來鄧小平先生改革開放提供了契機,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也宣布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運動的失敗,我們的目的隨着毛的逝世而消失。四人幫上台也一樣,他們照樣要改革開放,說不定他們的改革開放比鄧小平先生來得更徹底一些,效果更好一些。不信我們可以從過去對四人幫的批判材料中找到答案。江青喜歡坐“沙發馬桶”王洪文“成天看美國影片”“造反派們都是些崇拜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人組成”,那麼,這些人一但掌權,不比那些“土八路們”的所謂的改革更快,以下的話決不會出自造反派之口,,“只要資本主義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不要資本主義的腐朽生活方式的”真是荒唐言論(只要你的配方,不要你的工藝,要知道,工藝和配方是配套的,要資本主義就會有腐朽,要社會主義就會有獨裁)又當婊子又立牌坊的改革開放漫漫走了二十幾年,鄧麗君的歌到底是靡靡之音,還是大眾歌曲至今還沒有定論。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先生為了證實“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道理,他用階級鬥爭的強大威懾力,用原始的軍事制度管理國家,全國在軍人的統治下,按軍隊的制度去管理生產,和人民的生活方式。計劃經濟由小隊核算,進入大隊核算,再進入公社核算,陳永貴同志還提出三年內山西昔陽縣即可實現縣級核算,也就是說,一個縣只需要用記賬方式進行交換,代表資產階級的貨幣已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全縣人民吃、喝、穿、用、教育、醫療、建房都只記個賬即可,這就是共產主義的試驗模式,社會主義中的最後階段。
    那時,工廠生產不計成本,由一個縣來統一核算盈虧,購買物品只用支票,要什麼儘管拿,支票今天不拿明天送來也行,實在沒功夫,就不要了,反正每月只寫一次報表向上級報告就行了,一個月到底是生產成本超過耗費,是盈是虧,只有全縣統計局、財政局核算之後才知道,物品的流通不過是甲單位到乙單位的數字遊戲。
    在工廠、軍隊把工廠改變成軍事編制,什麼省“軍級”、地“師級”、縣“團級”、區“營級”、車間“連級”、縣團級的工廠,厂部叫團部,車間叫連部,或排部(二車間叫二連)班,組長一律叫“班長”,科長叫“排長”,車間叫“連長”。這一切都是按“共產主義”制度要求的試驗,工人們下班之後連走路都不能自由走,在街上一走路,自有“保皇派積極份子”喊口號,一下子排成了隊形,打電話,首先不能喊“餵”,要先讀一段語錄或高呼“共產黨萬歲”、“社會主義好”、“毛主席萬歲”……
    全國公路、鐵路不計成本,讀書不要錢,教師低工資、教學低質量,診病不要錢,除了紅藥水,就是阿西比林。
    這一切都是“社會主義好”的特微,但後來毛髮現,他為了當第三世界的領袖,在全世界建X共(馬列)派,大力支持世界上被壓迫人民的解放鬥爭,宣傳毛的理論,“槍桿子出政權的“武裝鬥爭”,每次亞、非、拉(馬列)共產黨到中國來要武器,要物資援助時,中央卻力不從心,一次比一次少,坦贊鐵路物資供應老跟不上,國內老百姓的計劃物資越來越少,過年一人才半斤肉、半斤油……
    毛澤東先生終於發現,原來社會主義不能救中國,劉少奇、鄧小平的路線反而能解燃眉之急,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時結果闖了大禍,全國糧荒,老百姓餓死不少人,後來是劉少奇先生的“三自一包”分田,到戶的改革,家庭核算,才解了圍,現在若讓劉再出來解圍,那自己不全錯了,那文化大革命不全錯了,這樣吧,劉、鄧二人,一個死,一個活,讓鄧小平上台再試一下。看他有什麼新招,那知鄧小平一上台就急急忙忙全盤否定了文革中的“試驗”,使毛不好下台,鄧小平先生早就看出,“社會主義不能救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試驗更加證明了他的判斷。他要改革,但他是共產黨員,他不能搞資本主義,《共產黨宣言》上不是說有“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嗎,那些社會主義照樣不能救中國,他要搞一個不叫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將這個主義叫“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不就和《共產黨宣言》沒有矛盾嗎,讓少數人富起來,特別是讓吃過糠的,過過江的共產黨先富起來,就是有一天國民黨真回來執政,也不怕,若過過江的、吃過糠的高乾子弟和少數共產黨員掌握了國家70%的財富,誰執政無所謂,別人執政要依法治國,可惜毛只懂馬列主義,不懂鄧小平理論,將他再次弄下台。
(6)文革讓老百姓第一次嘗到了民主的滋味
    百萬雄師一個姓余的頭頭說了一句名言,解放後所有運動都好,都正確,唯獨文化大革命不該搞,文化大革命是黨歷次運動的敗筆。
    一個姓龍的造反派頭頭說,解放後,什麼運動都不該搞,唯獨文化大革命應該搞。
    姓余的又說,文革搞可以,要在黨的領導下搞,文革前半部搞得很好,(在黨委領導下)很有秩序,可四人幫硬要搞奪權,一下搞亂了,你看文革中死了多少人。姓龍的又說,歷次運動死的人比文革都多,只是內部不公布,例如武漢市肅反運動高潮時,每天都殺,高潮時每天殺30—40人,最多一天殺130人,(當時還在民眾樂園辦了展覽)到底殺了多少,有無冤案,一切都在黨的領導下,工作組專案組的領導下秘密進行,逼死了多少人內部處理,老百姓不知道,而文革是公開的,解放後的第一次民主運動,第一次是57年黨整風運動,前半部是民主運動,言論自由,後半部變成“反右運動”,僅管民主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進行的,57年黨整風運動時沒有這樣提法,可能是怕出現第二次“反右運動”,所以一開始就劃定了範圍,免得又要搞“反右”,沒想到後來還是來了“反右”運動。但老百姓總算有一次民主的機會。
(7)文革開創了人人平等的社會風尚
    文革時,個個幹部都被整得像乖乖兒子,自覺勞動,掃馬路、掃廁所,見了群眾滿臉笑容,和群眾打成一片,沒有一點駕子,老百姓看到當官的也不肅然起敬,不十分懼怕(五類分子除外)。武漢市隨便一個市民可到市政府,或省政府去找市長、省長談問題,沒有當兵的阻攔,這一點,恐怕是文革的功勞。(以後變了那是另一回事。)
    
文革中十一大過錯

(1)掃四舊,破壞了文物。
    解放後,破壞文物由來已久,許多有價值的文物都以封、資、修名義破壞掉,文革掃四舊時,又一次,最大規模的破壞,許多文物已無法挽回。
(2)毀滅了一切優秀民族文化。
    解放後,歷次運動中也以各種名義破壞過民族文化,但文革中破壞最大,例如,解放後即不許修家譜,認為那是地主階級的行為,無產階級只能承認黨史。這就將中華大地上所有已存的民族根本都拔掉,可查的歷史原始記錄都消滅,又例如戲劇,京劇、漢劇等,解放後只許唱進步的戲劇,不許唱封、資、修的劇目,許多好劇目都消失,文革中更嚴格,不准唱,後來乾脆改為現代京劇,只准唱歌頌黨的八個樣板戲。
(3)限制文藝創作。
    解放後,文藝創作必須按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要求來創作,必須按“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來寫小說、劇本(文藝變成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文革中更進一步嚴格,使大家不敢寫,老百姓看的小說、報紙、相聲……全部以階級鬥爭為綱,使中國人人懂馬列,個個會喊口號,動不動就開鬥爭會。
(4)讓軍隊支左,介入文革,實際上建立了軍政府,破壞了軍民關係,敗壞了軍隊名聲,文革中軍隊和軍政府內出現二派,軍隊對親自己的一派大力支持,不親自己的拼命打壓,將軍隊介入二派的仇殺之中,被壓的一派恨軍隊,軍民關繫緊張。
(5)公開殺人、公開搶槍
    關人、抓人、抄家、鬥爭會、寫大字報這在解放後各次運動中都有,非常流行、非常正常,並不是文革才有。
    文革有二條是歷次運動沒有的,一是允許一個組織去殺另一個組織的人,而且殺人後不治罪,不但不治罪,還有功。對打人者,殺人者其中一派追究法律責任,對另一派卻不加追究。
    槍,是一個國家維護政權的武器,除武裝人員外,任何人不准持有搶枝,可文革中,造反派竟敢找理由搶槍,破壞武器,一個價值幾十元的子彈像放鞭炮一樣亂打,人民的血汗錢就這樣被揮霍一光,這些人一個都未追究責任。
(6)龐大的外調隊伍,和龐大的被關壓的人以及千萬座牛棚
    文革中和歷次運動不同,由於關壓對象太多,因此專案組人員也多,歷次運動都一樣,有大量專案人員,但文革最多,全國賓館、旅社、公路、鐵路都被這些人包攬,80%的賓館都被外調專案組人員占住,生產採購員少得很,脫產搞外調的專案組人員是生產採購人員的幾倍、幾十倍,脫產人員太多,外調住費太高。工廠、學校、機關、倉庫都建有“牛棚”,弄得人人自危。
(7)冤、假、錯案太多,逼供、體罰超出想象
    歷次運動中,都有冤、假、錯案,但和文革不同,文革是一派報復另一派,為了整死對手,儘量搞假材料,日夜逼供,有時被整對象十天十夜不讓睡覺,白天到各單位參加鬥爭會,晚上三班輪流審訊、逼供……比小說《紅岩》中所描述的“渣滓洞”更加殘酷,本文不便多敘。
(8)破壞了生產
    歷次運動階級鬥爭都是促進生產,而文革卻是都破壞了生產,二派互不上班,誰管不了誰,成無政府狀況,有“七上八下九走光,下午二點來領酸梅湯”(一種解署飲料)之謠,所有人工資照發,公費醫療。
(9)反革命案件太多
    和歷次運動中不同,文革中,“五字反標”(即打倒×××)就會被槍斃、殺頭,對偷聽敵台廣播,唱黃色歌曲(即老流行歌)即會被斗,有的會定為五類分子,監督勞動,有些人為了立功,製造一些反革命案,例如,有人走路不小心,踩上一張舊報紙,而報紙上印有毛主席的相,這人若是紅五類可被認定為無意識,若出身不好就認定有意識,對這人輕者挨斗,重者坐牢,在公安局審訊時若不小心將心中想的話說出來,就變成了惡意仇恨毛主席、攻擊共產黨,最後槍斃,文革中人們生活真難,每日提心弔膽,特別是專案人員,黨的積級份子,人人見了他們都敬而遠之,他們之間也只會互相說假話,表現積極和思想進步。
(10)學生不上課,荒廢了一代人
(11)周、朱、毛三人不該一年死的
    文革十一年,毛澤東三次想收尾,都未收掉,最後一個爛攤子讓別人收,所以別人乾脆就說這個運動是不該搞的,他們把一切罪過強加到毛頭上,支持過毛的造反派都倒了楣,毛知道自己不行了,就應該早宣布運動結束,做個結論。結果他快要死了還騙人,說文革還要每七、八年再搞一次,自己活不了七、八年,誰給你搞,最後自己搞臭了,周恩來要後死還可以打個圓場,結果三個人都開溜了。一個爛攤子,讓別人好鑽空子,由別人瞎說,瞎編故事。
    “害多少人傑喪生,血沾吳王舊地”
    罪過!
    
六、誰是文化大革命的大贏家和勝利者

    說文化大革命沒有勝利者和大贏家是不符合事實的,世界上的事都一分為二,對立統一,毛逝世後,武漢大批造反派捕入獄,全市各工廠、機關、學校、部隊院校的私辦“牛棚”中關了十幾萬與“四人幫”有牽聯的人和事的“學習班”,被開除黨籍、團籍、公職、判刑勞改、勞教的人應列為失敗者,而整治他們的人應該就是勝利者,“一切不實之詞全部推倒”(當然,就是有實之詞,如貪污、強姦、打人、抄家、殺人……(如湯忠雲殺戴朋一案)等也乘機推倒)這些人也應算勝利者、贏家,但仔細一想,又未必是這樣。
    例如,俞文斌先生被造反派關了4年,除補了一點錢外,只由一個局機關武裝部幹事,提升為市經委付主任職務,劉敬勝先生,為滿足軍政府復工、複課要撤據點要求,領着上萬武鬥人員南征北戰,圍攻據點,掃除障礙,消滅了造反派這些反動份子,為軍方出生入死,立了大功,最後只安排了一個江漢區手管局局長一職,比起當初他是江漢區手管局帆布廠工人一職雖高了不少,但和湖大紅衛兵頭頭錢運祿先生相比,就低得多,錢任省委書記,任功勞比不上劉先生,不過劉和他的得力打手“翻江龍”武鬥隊頭頭彭愛洲比起來,他又幸運得多,像彭愛洲這樣,7·20後,被造反派打得要死,身負重傷,文革後,什麼都未得到,得到的只是一身病,像彭這樣失業下崗的人還多得很,難道他們能算文化大革命的大贏家,勝利者嗎。
    彭愛洲(一冶工人)說得好,“老子們一言難盡,7.20前,為了保衛黨的江山不被牛鬼蛇神奪跑,我們出生入死,四處衝殺,武漢市所有的武鬥我都參加過,(但他聲明沒有參加6.24血案)7.20後,被造反派打得吐血,死裡逃生,撿回一條命,毛死後,我們保的那些當權派把你們造反派消滅了,自己開始蔭妻封子,個個都發了大財,升了大官,可我們這些出生入死的人,他們卻撒手不管,現在我身殘有病,連醫藥費都無人解決,這些王八蛋真該千刀萬剁,再要發動文化大革命,老子一定參加造反派,斗死這些忘恩負義的狗東西”,請看,他們能算勝利者、大贏家嗎。
    那麼誰是文化大革命的勝利者呢。7·20後,以韓寧夫為首的支保派幹部們,推翻了毛澤東的一切,想方設法把革乾子弟扶上台,從省、市到各級,從金融、商業、房地產到股票市場,利用手中權力,先是借雙軌制,將計劃物資內撥給親信倒賣,賺得一桶金,馬上又利用股市,將企業的原始股大量贈送,使他們獲得第二桶金,再後,又組建各種公司,兼併國營企業,不公不私的將大量國家財產變化私有財產,所謂開發商,其實就是官員,民謠說,“拉開車門看一看,裡面坐的一定是個貪污犯,先槍斃,再審判,絕對不會出冤案”。
    至於漢正街那些老闆,那只是高乾子弟為自己發大財放的煙幕彈,掩人耳目,讓老百姓賺點小錢,就像當年毛澤東要奪劉少奇的權,號召革命小將“一月風暴奪權”一樣。正當老百姓(造反派)興高采列地去奪劉少奇和各級政府權時,軍隊靜悄悄地將大權獨攬,馬上成立“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簡稱抓指)正式軍政府上台,造反派們干跳了幾年,一點權的味都未聞到。
    1967年1月23日,中央號召全國“向走資派奪權”,一時間,工人、農民、革命小將,喜上眉梢,全市日夜奪權,好不熱鬧,同一日,毛澤東又發表命令,讓“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支持“左派”奪權群眾,七奪、八奪誰的權都沒有奪到,毛澤東先生在全國群眾的鑼鼓聲中,煙幕彈下,靜悄悄地實行了“漸進式”軍事政變,劉少奇文官政府全國各省市的權,表面上被群眾奪了,實際上已被軍人奪了,可憐的老百姓以為自己是勝利者,為了權和軍人發生矛盾,為了說得過去,毛先生又提出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實際上,三結合還是一結合,軍隊黨委說了算,革委會內的另二派(革命幹部,革命群眾)又和軍代表發生矛盾,蒙在鼓裡的造反派們把矛頭對準軍隊,軍隊找到藉口,利用保皇派整造反派,成了文革主線,十年文革,全是軍人當家又全是軍隊和造反派的對立(可一切罪過都歸造反派身上)最後,毛又要軍隊協助組建文官政府和組建文官保皇派黨委,等組建完了,保皇派黨委成了軍隊的決墓人,因此軍人也不是勝利者,他們成了“林彪”死黨,曾思玉、劉豐、張紹劍、方銘全部挨斗,勝利了的保皇派和下級軍人,只成了漢正街的小老闆,獲得點小利。
    真正文革中最大勝利者,就是被毛澤東稱之為“走資派”的支保當權派和他們的“高乾子弟”百萬雄師不過是當年搖旗吶喊去奪走資派權那幫造反派。
    “黨內、政府內、軍隊內的資產階級人物”——走資派和他的子弟(即支保幹部和保皇派中的高乾子弟)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勝利者,贏家。
    支造幹部、軍人造反派、保皇派都一樣,都是失敗者。
    
七、結束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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