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在天華大隊的調查，也遇到了一些矛盾鬥爭。這就是發生在大隊總支書記彭梅秀和劉少奇之間的衝突。文革後的官方文獻中，趨向於將此事件輕描淡寫，可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劉少奇和當時長沙縣委在此問題上的矛盾，比如劉少奇的秘書劉振德和長沙縣委就對彭梅秀的褒貶程度不一。有關文獻記載，劉少奇發現天華大隊的一些問題並着手解決時，大隊總支書記彭梅秀和劉少奇產生了對立情緒。劉少奇的調查顯示彭梅秀有講大話、搞浮誇、欺上瞞下、壓制民主的錯誤。而彭梅秀則公開對國家主席發表不敬的言論，說：“劉鬍子不是來抓生產的，是來找岔子的。”一次劉少奇正在同工作隊談話，彭梅秀在外面大聲叫罵，劉少奇只是微微一笑，若無其事地繼續談話。在離開天華大隊那天，劉少奇找彭梅秀作了最有一次談話，說：“我作為國家主席，是領導；作為共產黨員，我們都是同志。我這次到這裡來，群眾都說過去大隊工作有成績，有一些好的經驗，同時也給上面，給你們大隊總支，包括給你提了很多批評。我看這些批評很正確。”據記載：“彭梅秀同志坐在慈祥的劉主席身邊，又激動、又愧悔。她誠懇地作了
自我批評，衷心感謝黨組織，感謝劉主席對她的教育和幫助。”“後來，彭梅秀同志愉快地服從黨組織決定，調到黃花公社擔任黨委副書記。她仍然積極地為黨工作，一年後被可惡的病魔（淋巴癌）奪去了生命。”
這件事，劉少奇在不同場合的講話中反覆提到（如：《在河北地委書記座談會上的講話》（1964年7月2日）、《在華東局、上海市負責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4年7月1、23日）、《在湖南省直屬機關及地市委負責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4年8月10日）、《關於社會主義教育問題和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問題的報告》（1964年8月1日）），內容大同小異，我們從中可知：雖然劉少奇這次調查活動號稱不要領導人陪同，但實際上湖南省公安廳派了幾十個人的武裝隊執行保衛工作，帶着槍，用劉少奇的話講，“聲勢浩大”⑨。說劉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這次蹲點調查興師動眾不為過，除了劉少奇叫縣長帶一個工作組去紮根串連之外，中南局、湖南省的主要頭面人物陶鑄、王任重、張平化以及胡喬木都專程前往天華大隊。⑩作為一個小小的大隊總支書記的彭梅秀，也真是長了反骨，不僅當面和國家主席發生衝突，（劉少奇在講話中憤憤地說：“我是國家主席，帶着武裝隊去，都要趕我。”[11]）而且在陣容強大的官僚的壓力面前也沒有屈服，劉少奇派省委一位處長找她商談，她避而不見。事後，劉少奇派了省婦聯主任易湘蘇去做彭梅秀的思想工作。
有關彭梅秀被調動工作，以及後來病逝的情況，官方文獻沒有詳述，這裡參考文革運動時期發表在群眾組織報刊上的一篇調查報告所提供的信息。根據這篇彭梅秀的愛人萬國華口述的報告，彭梅秀被調動工作是出於劉少奇對彭進行打擊迫害，而彭梅秀的病逝，省、縣的領導人負有一定責任。
這篇題為《血淚的控訴－－劉少奇是怎樣害死優秀的共產黨員彭梅秀的》的調查報告說[13]，自從劉少奇認定彭梅秀是壞幹部之後，就下了一道命令，責成省、市、縣委派來一百多人的工作隊，劉少奇自己任分隊長。省委張平化、王延春帶着三個廳局長級幹部、十多個處級幹部、幾十個一般幹部也聞訊趕到，長沙市委農村辦公室副主任汪季雲，長沙市委副書記，縣長李滿城也帶着大批幹部報到，一場以“整風整社”之名來打擊、陷害彭梅秀等人的運動開始了。彭梅秀聽說劉少奇決定開大會鬥爭她，就氣沖沖地跑到王家塘找劉少奇講理。他責問劉少奇：“我犯了什麼法，有什麼錯誤，包庇了什麼壞人，你就指出，你不指出，不搞清我就不走。”這時胡績偉（應該是和劉少奇一齊來的）跑出來叫人捆彭梅秀，說：“彭梅秀反對劉主席”，並罵彭梅秀是混入黨內的壞傢伙。而彭梅秀板着臉說：“你捆吧，我沒犯法，我沒有錯誤，你嚇不了我，你不敢捆，你以為我會怕劉鬍子呀，不怕哩！”當時很多社員在田裡做活，聽說要捆彭梅秀就都跑過來了，將她勸着拖走了，並對她說：“彭書記，好漢不吃眼前虧，你斗得過他呀？他是國家主席哩！”彭梅秀仍大聲說：“怕什麼，國家主席吃不了人，我不怕，捆就捆唄，我沒犯法，他不敢捆。”
從此，劉少奇就將彭梅秀一腳踢開，大小會不讓她參加，而彭梅秀有兩次硬要衝進去參加，一進去就質問他們：“你們要開什麼會？為什麼不通知我？誰決定的？現在我還沒有被撤職，就是撤了我大隊書記的職務，我還是公社副書記，還有權力參加哩！”
劉少奇想打擊彭梅秀，又抓不到她的小辮子，就決定把她調到金山橋大隊去，但彭梅秀決定抵制，她說：“我的問題是在天華大隊出的，應該在天華大隊搞清楚，劉鬍子不搞清我的問題，我就不去。”最後，劉少奇將彭梅秀調離反省，還派兩個幹部長期監視她，連吃飯、大小便、睡覺都派人跟上。住在彭梅秀家監視她的人，或躲在窗戶下，或溜進屋內放下蚊帳睡在床鋪上，偷聽彭梅秀和家裡人的談話，監視半年之久，不准和社員談話見面，連住一個屋的親兄弟也不能見面談話，後來又藉口保護她，調到縣裡反省幾個月，她仍堅持不寫半個字的檢查。那時，彭的愛人患重病住院，彭梅秀在縣反省，抽空去看她愛人，也有人偷偷跟上，躲在外面花台樹下偷聽。面對打擊，彭梅秀說：“劉鬍子來，我不怕哩！我沒貪污弄弊，沒做壞事，你把我們大隊班子解散，把我搞走，我不同意。”
劉少奇在講話中曾提到“一個地主的兒子當彭梅秀的秘書”，根據萬國華的口述，這是指天華大隊的秘書彭登奎，被劉少奇認定為漏劃破落地主，並把一大批幹部劃入“彭登奎集團”加以排斥，一概打倒，成立工作隊把權接了過去，整理了彭梅秀等人的黑材料，並讓“有問題”的幹部調公社反省，把彭梅秀當“石頭”搬開。
後來，彭梅秀被調到黃花公社不久，即含冤患瘤病而死去。萬國華的口述說：“在她患病治療中，省衛生廳和長沙縣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搞了不少陰謀詭計。當時湖南醫學院附屬醫院說要立即轉武漢，但是省、縣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同意，同時還將患者放在婦產科住了一個月之久，使患者病情越來越重了，才轉入內科治療。後來內科又要轉北京協和醫院，經縣打電報請示劉少奇，劉少奇這個壞傢伙回電不同意，彭梅秀就是這樣活活地拖死了。劉少奇的魔爪就這樣惡狠狠地奪走了彭梅秀年青的生命，她死時僅三十一歲。”
天華大隊貧下中農對彭梅秀調走非常惋惜，對她的死非常難過。彭梅秀死後，晚上十一點鐘屍體才能送回去，貧下中農一千多人站在公路上等候。第二天追悼會又是一千多人，很多人痛哭流涕。
以上敘述，和文革後的官方文獻出入較大，但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的講話所透露的信息基本吻合。綜合所有的材料，我們可以大致作出一些觀察：
首先，天華大隊的食堂並不是最差的，而劉少奇下令立即解散食堂，倒是給生產和群眾生活帶來很多困難。在第一次座談會上，彭梅秀說：“馬上散食堂，社員炊具有困難，鍋碗什麼都沒有，這樣一來會搞糟的。”但劉少奇不聽，說：“我說你不要談了，你不老實，不講真話，為什麼群眾要散，你不要散哪？”不出所料，很多地方解散食堂後，社員家裡吃小鍋飯的炊具都沒有，問題嚴重。解散食堂，本來是糾正政策一刀切的錯誤的措施，但解散食堂本身，也採用了粗暴專制、不顧地方實際情況的一刀切。
其次，彭梅秀基本上是一個好幹部，沒有貪污，這是連官方文獻都承認的；對這樣一位年輕幹部，動用上百人的工作隊、幾十人的武裝隊，長期地監視、迫害，這就是國家主席、人民的大清官所干出來的。這裡，我們看到的，是劉少奇的另一面，那就是歷次政治運動的老運動員，善於搞鬥爭、善於整人，敢於動用“大兵團作戰”來對付反對他的人。
彭梅秀事件展示給我們：在政治運動的殘酷打擊迫害下不幸死亡的劉少奇，本人也是在政治運動中打擊人、迫害人的內行里手。如果說，劉少奇死亡的原因，是文革運動對他的打擊迫害，那麼，根據同樣的邏輯，劉少奇亦應該為彭梅秀的死負一定的責任。
在毛澤東晚年有關群眾運動的論述中，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是群眾運動的主要形式。這就顯示出和劉少奇心目中群眾運動如何搞法的差別：毛澤東主張群眾自己起來展開不同意見之間的辯論，這就是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所開創的先例，而劉少奇則慣於依靠黨的官僚機器來展開運動，即向基層派遣工作組、工作隊，它們在基層就代表黨，可以以黨的名義、以運動的名義打擊一切敢於發表不同意見的人。群眾只是為他們壯大聲勢的侍從。本文下面將要論述的劉少奇領導四清運動的情況，將更進一步證實這一論點。
當然，這裡也不是把歷次運動所造成的打擊迫害的罪過都推到劉少奇身上，在基層用打擊迫害的方式搞運動的，是許許多多的黨的馴服工具，和一些機會主義者。比如：象胡績偉這樣的黨員，僅僅因為別人頂撞了劉少奇，就要把人捆起來，他們是劉少奇式的政治運動的積極推行者。而諷刺的是，幾十年後詛咒群眾運動殘忍暴虐的，正是同樣他們這批人。
在劉少奇蹲點的地方，也有類似這樣一個人物，這就是王昇平。50年代，他在劉少奇的故鄉炭子沖任過村長、農業社長，人民公社化時任黨總支書記。1952年起曾多次寫信給劉少奇，反映家鄉的情況，被稱為是劉少奇的“農民通訊員”。劉少奇在國事繁忙的情況下，還給他寫過三封回信。在大躍進中，王昇平犯了“五風”錯誤，被上級宣布撤銷職務，停職反省。但他不服氣，認為當時一切要大辦、大躍進都是上面號召的；鼓幹勁“放衛星”、“一天等於二十年”動機是好的。劉少奇在家鄉考察期間，請來王昇平，向他詢問對公共食堂的意見。在劉少奇的啟發下，王昇平說：“實話講給劉主席聽，大鍋飯再吃下去，就會人路死絕，國破人亡。”[14]請看，正是王昇平這種不顧群眾利益和聲音的幹部，大搞“五風”，大搞“極左”，才造成了公共食堂的失敗，而這些人很容易從“極左”變到極右，成為群眾新生事物的最惡毒的詆毀者。文革後的許多官方文件，用偷梁換柱、張冠李戴的手法，把“人路死絕，國破人亡”這一驚世駭俗之語
，本來出自寧鄉縣花明樓炭子沖大隊前“五風”幹部，卻普遍地塞進湖南群眾口中，特別是強加給食堂搞得沒那麼糟的天華大隊，這一伎倆實在不高明。諷刺的是，劉少奇在迫害彭梅秀的同時，卻在為這位搞“五風”的幹部平反，從而成為劉少奇落實黨的政策的一項功勞。
胡績偉、王昇平的共同點就在於：積極參與劉少奇式的政治運動，用“極左”的方式把運動推向荒唐的極端，造成普遍的惡果和群眾的厭惡之後，再調過頭來攻擊毛澤東發動運動的初衷，把群眾運動的形象徹底敗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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