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華爾街日報》記者：中國市場上廉價必需品之豐富令人吃驚[1971年]

生活水平緩慢地上升
　　
美《華爾街日報》外事記者羅拔.基特利

　　
　　看來中國一切恢復正常了。經過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些過分的行動之後，秩序已恢復——有些過分行動，是西方過分誇大的。
　　
　　工廠和人民公社，正在創出新的生產紀錄。事實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進行着基本建設。食品和基本消費品，看來供應充裕，絕大多數家庭，都有充裕能力，購買生活必需品。
　　
　　最近數周，一連串的外國貴賓，來到中國訪問。
　　
　　所有這些，構成一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國家的形象。中國政府表現出，它能夠很有分寸地管理國內的事務，和承擔在世界社會中的責任。
　　
　　這並不意味着基本政策已經改變。華盛頓方面尤其感興趣的，是中國有可能更多地參加解決世界問題。
　　
　　進展是很大的，部分原因，是文化大革命的成功，證明比很多外國專家所相信的要大。
　　
　　毛主席顯然覺得，中國照過去的做法，可能走上蘇聯的道路，培養出一大批官僚上層，他們關心自己的特權，尤甚於關心實現他的一個最大理想——“為人民服務”。這些私心重的官員，不僅會把中國引導到錯誤的方向，而且搞出大套“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妨礙中國物質進步。
　　
　　劉少奇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結果被革掉了。
　　
　　毛主席改變了國家事務的管理方法。在北京確定的基本原則範圍內，消除了過分集中的情況，並打破了許多框框。這樣一來，地方生產單位就可以發揮充分積極性，管理自己的事務。
　　
　　一個例子是上海建築機械廠，該廠原系一家簡陋的工廠，機器設備也是自製的，現在正在生產出礦山和鋼鐵廠的設備。它可以盡力發展生產，正如其他中國工廠一樣。
　　
　　據革委會主任李福玲（譯音）說，該廠的生產指標系由全廠職工大會決定的。這些決定隨後送去上海的主管機構審核，一般只作輕微調整。
　　
　　正因為如此，如何完成工廠的周年計劃，也主要由工廠負責。工廠可以組織它認為適當的力量——包括動用四萬元（人民幣）的技術革新開支在內。這意味着添置更多自製的新設備，和改革的設備。工廠內一個金屬切削設備，由好幾個小設備合併而成，看來很陳舊，但工作起來，效率很高。這些自製的小機器叫“螞蟻”，而加工的大鋼件叫做“骨頭”，整個辦法叫“螞蟻啃骨頭”。這樣，就把一部大型礦石壓碎機製造出來了。
　　
　　這個制度，也許不是完全民主，因為它還要接受上頭的指導。但總的來說，國家的計劃系根據全國各單位的實際情況編制的，而不是由北京制定一個詳細的藍圖，下令要各地執行。分析家們說，這個制度可避免蘇聯制度的“瓶頸狀態”。
　　
　　這家工廠的效率，有部分是新提高的。革委會主任李先生說，他現在只有三十五個辦事人員，比文化大革命前少了二十五個。很多不必要的文牘工作，已廢除了。此外，一些例常的決定，也不再向上級請示，而由廠內自己作出來。
　　
　　我訪問了中國遼闊地區的七個城市。在市內、市郊的工廠、公社，所見所聞，都顯示出一種全國一致性。山西省領導人甚至說，他們已消除了省級政府中七分之六的高級職位。“精兵簡政”，是當前一個口號。
　　
　　不管什麼原因都好，有一點可以明顯看到，即中國今天的事情，是行得通的。西方人士也承認，中國工業和農業生產，去年創了新紀錄。
　　
　　駐在北京的很多外交家，預料中國今年的生產將再創紀錄，而且以後將逐年增長。
　　
　　在這些日子裡，再沒有擾亂性的爭執。很多執行錯誤政策的地方幹部，經過檢討之後，繼續擔任着原來的工作。在山西省，只有百分之〇點七的黨員由於腐化、蛻變，而被清除或勸退——很難說是一個大規模的整肅。
　　
　　一位對北京友好的外交家說：“文化大革命已加強了團結，使全黨遵循着一個路線前進。”
　　
　　結果是國內的氣氛緩和了。
　　
　　在上海，白恤衫和藍褲，依然是婦女們（也是男子們）最流行服裝，但女孩子也開始穿上顏色鮮艷的襯衣。軍人從事政治鼓動，多於指揮行動。作為一個外國人在中國，在今天是不會有什麼不妥的。
　　
　　在局面保持寧靜的同時，生活水平也在慢慢提高。棉布、食油和糧食還要配給，但配給份量看來是夠的。上海一個碼頭工人，每月可買大米五十五磅（原文如此），不包括他家人的配給在內。市場裡有大量鮮魚、肉類和蔬菜供應。在北京商場，黃芽白菜每磅只售約二分錢（按為美元，即相當於港幣一角多一點），鮮魚每磅也只售一角四分。工廠工人平均每月工資為二十五美元，但每月房租只需三元，伙食也只六元。而大多數家庭至少有兩個人工作。
　　
　　有一位最近到過北京和莫斯科的訪客說：“同莫斯科比較起來，北京的食品市場簡直是購物者天堂。”若同其他自稱為社會主義的首都——如新德里等比較，中國市場上廉價必需品之豐富和充裕，更是令人吃驚。奢侈品較少，即使有，也故意提高售價，以抑制需求。
　　
　　但旅客們發覺，中國人夠吃、夠穿，即使是樸素些。而且個個健康結實。沒有乞丐、沒有人露宿街頭，也沒有人餓得皮黃骨瘦，而這些人，在某些其他國家是舉目可見的。對於在四十年代到過中國的旅客來說，這些變化尤其強烈，因為在四十年代，無能的政府使大多數中國人過着悲慘的生活。
　　
　　由於至少有八億人口，中國生活水平將緩慢地上升，而農村的生活水平將緊湊地追趕着城市，上升起來。自行車很普遍，但沒有任何私家汽車；電冰箱和現代化的電爐，也沒有在市面上出售。中國要把鋼鐵拿來軋製鐵軌等，而不能拿來製造這些東西。
　　
　　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時，是全國的標準。此外，另有六小時用於集體學習毛主席著作。
　　
　　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今天的生活至少是過得去的。若同過去比較，那更是大大地改善了。
　　
　　每個人都有工作，有房子住，有飯吃，有衣服穿，和享受幾乎是免費的醫藥照顧。根據全國性的福利制度，收入低於規定水平的家庭，可獲得援助。這樣一來，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就有保障，就有一種安全感，這是他們過去從來未享受過的。對於中國人，每天的生活，不再是僅僅為了生存而掙扎。
　　
　　也許有人對於今天情況的某些方面感到不愉快——外來的人不能真正感受到這點。但相信，大多數中國人經過多年的屈辱後，感謝政府給他們帶來個人和民族的尊嚴。
　　
　　一位通常抱着懷疑心理的西歐人，在北京的時候說：“你至少得承認，這個政府已在很多方面做了極其了不起的工作。”
　　
　　原載中國印象
　　作者：[法]羅拔.紀蘭　等著
　　出版：七十年代雜誌社（香港）
　　1972年1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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