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上半年，中國圖書市場先後出現了《中國不高興》（作者為宋曉軍、王小東、黃紀蘇、宋強、劉仰）和《中國沒有榜樣》（作者為劉仰）兩本書。這兩本書的作者比較強調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國家認同和國家利益問題。《中國不高興》兩個月內就發行了六十萬冊，說明深受讀者歡迎。但是中國的主流媒體對它們一片罵聲，其中有一篇文章批評得特別嚴厲，文末企圖尋找一個最有分量的詞用以概括這兩本書的惡劣品質，作者所選定的這個詞是“民族主義”，可見“民族主義”在這些作者的心中接近妖魔鬼怪。

    很多中國人並不知道民族主義對於中國來說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只知道既然西方人說了民族主義不好，咱們就不應該再喜歡。

    那意思是，咱們這種劣等民族，就不配講什麼民族主義。

    一百年來中國學術界幾乎沒有自己的話題，所有的命題和思想乃至於觀點都是從西方引進的。對民族主義的妖魔化描述正是來自西方世界的文化現象。民族主義以及與此相關的國家主義、愛國主義，本是近代以來西方列強配合其民族國家運動而建構的意識形態。藉助國家主義思潮，歐洲大地上原先經常混戰不休的政治實體逐漸劃清了政治和利益的邊界，從而形成了今天所謂法國、德國、荷蘭、奧地利、意大利、英國等等民族國家單位。

    在他們各自強調自己民族國家利益的過程中，各國之間產生了嚴重的政治鬥爭和軍事衝突。

    歐洲人面對兩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廢墟，痛定思痛，認為這是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帶來的悲慘結果。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歐洲知識界就開始了對於民族主義的否定和清算。二戰以後這種否定和清算尤為堅決。

    湯因比就把民族國家理論看作西方文化的毒瘤，它所造成的第一個惡果是通過兩次世界大戰將西方世界推向毀滅的邊緣。第二個惡果看來是歐洲之外的地區和白人之外的種族紛紛接納民族國家理論之後，也在自己的社會力圖建設民族國家，並因此引起無休止的地區紛爭和國際紛爭。

    西方人有意降低甚至否定國家認同的人文價值，固然含有真誠反省的一面，但是，我們可以大膽地指出，也有通過消解其他地區居民的國家認同，進而為新的殖民掠奪掃清障礙的用意。

    在西方強國仰仗民族國家理論，為了滿足國家利益而肆意掠奪全世界的財富，進而將自己建設成了世界上最為強大的霸權國家之後，被殖民地區正是藉助同一個民族國家理論，建設起新的國家組織，從而紛紛擺脫西方殖民強國的控制與奴役。

    對於廣大的被殖民的東方地區而言，民族國家理論乃是一個尚未失去正面價值的有效學說。西方國家將族國家理論妖魔化，實際上包含着對於東方主權國家的政治價值和人文價值之消解。

     在降低國家認同的人文價值的過程中，西方國家抬出世界主義、國際主義等等概念用以取代。在實際文化運動之中，世界主義、國際主義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倒是對於西歐地區各個國家及其居民在文化上、種族上的認同與統一，起到了引導作用。它的現實的成果就是歐盟的出現。

    二戰結束以後，政治與軍事殖民的漫長歷史告一段落，為了在新的語境中持續他們的殖民統治，鞏固他們的殖民成果，維護他們在五百年殖民歷史中形成的霸權地位，一個超越“國家”概念的、具有文化和種族同一性的概念出現了，這個概念叫做“西方”。歐洲和美國迅速抱作一團，他們依然是世界的老大。他們扮演着弱勢國家保護者的形象，這種形象只是殖民時代宗主國形象的翻版，他們各式各樣的跨國公司、金融機構以及形形色色的國際組織，像毛細血管那樣細密、嚴謹地伸向世界各個角落，實現着對於全世界財富、資源的控制和攫取。

    對於西方強國的跨國公司來說，他們到東方世界進行掠奪的第一個也是最主要的障礙就是那些地區的國家政權，只有淡化了弱勢地區的國家主權，他們才能減少掠奪的障礙和代價，從而實現利益的最大化。

    美國學者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強調作為整體的西方文化與世界上其他文化類型的（例如伊斯蘭文化、中國文化等）的區別、對峙與矛盾，並預言日後世界上的衝突與戰爭主要發生在不同的文明之間。這種解釋框架的變更，一定程度地掩蓋了西方社會對於國家利益的追求，尤其掩蓋了他們為了自身國家利益而肆意踐踏和掠奪其他國家的國家利益以及公民利益的真相。好像世界的紛爭不是因為西方國家的掠奪引起的，而是不同文明的不同觀念引起的。這顯然是一種欺人之說。

    一百年來，中國精英群體一直跟着西方國家鸚鵡學舌，所有的學術命題都照搬西方。西方人吃飽了，中國精英就忙着打飽嗝，西方人感冒了，中國精英就忙着咳嗽，西方人在某個方面走得過火了，中國精英就馬上跟着拉肚子。

    民族國家理論甚囂塵上的時候，中國精英還渾然不覺。等到西方的大炮把中國徹底轟倒，中國精英慢慢醒過神來，決定要拜倒在這個強盜腳下，從此跟着那一群血跡斑斑的強盜亦步亦趨。

    在五四運動前後，世界上被壓迫民族藉助民族國家學說，掀起了一個擺脫殖民統治的高潮。西方學者當然要拿着世界主義、國際主義的學說，來給這種民族自治要求和愛國精神滅火。中國的精英學者也跟着猛拉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肚子，大談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弊病，大談國際主義和世界主義的神聖，就像今天的精英高度亢奮地大談全球化一樣——他們根本不想想，當時的國際究竟是誰的國際？當時的世界究竟是誰的世界？今天的全球化究竟是誰的全球化？

    中國本來就是一個愛國主義資源極為稀薄的國家，近代以來處於歐美和日本這些民族主義瘋子的重重包圍之中，長期面臨着滅國的威脅。

 

    中國的精英群體卻不知道適時地利用西方社會出現民族主義疑慮的國際背景，好好鼓動國民熱愛自己的國家和文化，以便適時地強化國家認同和民族凝聚力，在虎狼環伺的險惡境遇中打開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

    與此相反，中國精英群體竟然跟着西方學者盲目嚷嚷着世界主義之類，同時對自己的傳統文化發起猛烈的、毀滅性的攻擊，還自以為這樣就是站到了國際前沿，就跟那些偉大民族的偉大學者同樣偉大了。這是斷送中國前程的愚蠢行為。

    中國的戰國時代曾經發展起愛國主義，屈原沉江、晏子使楚、鄭國牛販子弦高智退秦師等等愛國故事成為千古美談。可是，秦漢建立大一統帝國之後，周邊沒有文化水平和政治建制相對等的國家做對應物，國家的觀念在中國人的心中日漸淡薄，天下觀念卻日益發達。

 

    《禮記》描述君子的志向和職責，不以治國為終點，而是直指天下。國家只不過是人類分群的一種組織模式，天下則指全人類的人文存在。天下胸懷，非愛國主義所可比擬。

    不獨精英群體樂於以天下胸懷包容家國之志，連普通居民也不以國家為意。南宋時期，面對被異族侵吞的大片北方國土，江浙的居民卻反對大動干戈收復失地。他們關注的是過好自己的日子，不願意看到政府以收復失地的名義課以重稅。這種選擇顯示了國家認同在居民心中占有的地位不是很高。

    早在十六世紀，來華傳教的利瑪竇就敏銳地發現，中國從來不以國家的名義跟周邊社會打交道。那些小國來中國進貢，中國的心態不是“交易”而是“交往”。中國朝廷賞賜大量的財物，作為貢品的回報。如果用西方貿易的眼光看待，中國朝廷頗為吃虧。可是中國的“貢賦貿易”體系本不是一種“國際交易”模式，而是一種“天下交往”模式。

 

    後來的一些西方學者更明確地認為，中國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種文明。中央政權跟它的臣民及眾多藩屬國組成一個文明體系。這跟中國近代學者的認識基本一致。梁啓超在《愛國論》和其他許多著作中都表述過這個意思，在中國無法以獨立國家的名義自立於世界的那個悲慘時代，梁啓超的這種描述充滿了無奈。

    事實正是如此，在中國人民備受凌辱的整個近代史上，滿清權貴就一直沒有把國家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他們始終把諾大的中國看作他們的狩獵場，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族人民始終是他們的最大對手，而不認為他們跟漢族是一個國家共同體。他們在慘遭失敗之後，不得不“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也就是把漢族等等獵物讓出一部分給西方強盜。

    滿族也是中華文化圈的一部分，他們的心態，一定程度地體現了中國民眾國家意識和國家認同的匱乏，離愛國主義似乎相去甚遠。

 

    由於近代以來反覆遭遇西方列強的屠殺、劫掠和各種形式的奴役，精英群體中少數傑出人物通過反覆的學習和思考，終於逐步建立起國家觀念，滋長起強烈的愛國激情，並投身到保國保種的鬥爭中。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梁啓超、梁士詒等愛國人士主張通過參戰改變中國卑屈、孱弱的國際地位。可是世界霸主英國堅決拒絕中國參戰。袁世凱當局在英法聯軍戰局失利的情況下，要求由中國派工人（而不是軍人）到法國戰場從事後勤工作，才被應允。

    十四萬五千華工為協約國的勝利犧牲了兩萬多人。中國因此而成為二十七個戰勝國之一。可是，中國人民的鮮血並不能博得西方強國的尊重。

    巴黎和會上，中國作為戰勝國竟然沒有權利收回被戰敗國德國占領的青島等等領土，世界霸主們決意將德國在中國的權利移交給惡魔國家日本。

    中國以戰勝國的身份受到這般凌辱，激發了中國國民強烈的愛國心。1919年五月，由中國學生、中國工人（包括從一戰戰場返回的華工）、中國商人、中國市民共同參加的遊行、罷課、罷工、罷市運動，標誌着中國民眾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的覺醒。這次後來被命名為五四運動的愛國運動受到少數傑出人物的支持，成為日後中國一度徹底擺脫西方殖民者控制和奴役的濫觴。

    五四青年群體愛國精神的覺醒，與精英群體中少數傑出人物的愛國主義思想相呼應。

    1902年，梁啓超在撰寫《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開頭，熱情澎湃地說：“於兮，美哉我國！於兮，偉大哉我國民！吾當草此論之始，吾不得不三薰三沐，仰天百拜，謝其生我於此至美之國，而為此偉大國民之一分子也。……吾欲草此論，吾之熱血，如火如焰，吾之希望，如海如潮。吾不自知吾氣焰之何以噴涌，吾手足之何以舞蹈也。於兮！吾愛我祖國，吾愛我同胞之國民！”

    在國將不國的苦難時期，梁啓超始終跟這個苦難國家相依為命。儘管他是最系統地學習西方文化與產業、科技的最早提倡者之一，儘管一戰以後他也發表過許多闡述世界主義的文章，可是梁啓超從來不曾為了追趕西方的時髦，而把自己置於國家民族之上，從來不曾以導師名義對自己的國家民族指手劃腳。他始終把自己置於這個苦難民族的群體之中，置於這種偉大文化的滋養之中。

     若是其他精英人物對於國家民族懷有“三薰三沐”十分之一的莊嚴感和虔敬心，也不至於用那種畸形的方式詛咒自己的國族和文化。

    梁啓超很可能是着意激發中國國民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的先驅。他對於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真摯感情，他對於中國同胞的深切熱愛，今天讀來依然禁不住熱血奔涌。

    以梁啓超為先驅、以五四運動為標誌的愛國主義精神的覺醒，完全是在殖民帝國的長期掠奪和凌辱中，激發起來的自衛反應，我們不得不被迫愛國。

    可是這種“被迫愛國”的覺醒，卻沒有在日後的中國一以貫之，而是經歷了異常曲折的發展：一會兒徹底斷裂、一會兒游絲一線、一會兒突然高漲、一會兒竟然作為負面價值受到精英群體的圍剿和掃蕩。

    自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的精英群體竟然因為當年中國沒有像印度和香港那樣淪為完全的殖民地而痛苦得尋死覓活。他們對於五百年殖民史上所有血淋淋的事實一筆抹殺，他們對於西方列強用四個士兵的陣亡造成中國三萬士兵犧牲的殘酷屠殺完全視而不見。

    他們決定奮起直追，超越時空限制，跪下來請求殖民者的後代將中國重新納入任由他們控制和抽血的軌道。

    在他們生起這個願望的時候，愛國主義自然受到壓抑，在他們高歌猛進的時候，愛國主義受到空前的圍剿。

    如果哪個少不更事的年輕人面對西方人的暴行（比如轟炸中國大使館）稍稍表示一下不高興，他們說這是“憤青”，要是有人膽敢在國際社會中表達了一點維護中國利益的願望，他們說這些都是“愛國賊”。

    中國人的愛國本來是西方人教給我們的，但是一些中國精英說：我們不配！他們天天羨慕西方人的愛國，同時天天祈禱西方人連我們的國家一起愛。可是，西方那些高貴的國家，過去他們只愛我們的白銀，並天天琢磨瓜分中國的方案，今天他們只愛免費享用我們的一切產品，只愛我們為他們的窮奢極欲買單，並天天琢磨如何分裂我們的國家（美國蘭德公司所掛的中國地圖上，西藏、新疆、內蒙都不在中國版圖之內，更別說台灣了）。

    儘管如此，少數中國精英依然只允許我們將自己的國家送給西方人愛，我們自己一愛，就被他們命名為“愛國賊”。

    中國於是進入了一個公開圍剿“愛國賊”的畸形時代。

    這種畸形現象，顯示了中國不同群體在文化認同、國家認同方面的分裂。這種分裂將給未來中國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也許是值得關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