剝繭抽絲揭開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起因、目的與禍害（一）作者：ayguoshan 

一、問題的緣起：背叛記憶和背叛歷史

（一）

人是一種善於健忘的動物，所以需要把記憶凝固下來，提醒自己曾經發生過的悲劇和喜劇，偉大和渺小，善與惡，美與丑，於是化記憶為歷史，正因為如此，人類才能在過去五千年內有所前進。然而，人畢竟健忘，且不同人的記憶又彼此矛盾，所以古往今來的歷史總有正史和野史的分別。同一時期的記憶竟能大相徑庭，於是，先是有人在記憶中背叛了歷史，接着就是更多人在這樣的歷史中背叛了記憶。再接着是集體的失憶和集體的背叛。最後是，歷史悲劇重演，對人類的集體背叛施以懲罰。對這樣輪番上演的悲劇，東西方有兩個人物說的最簡潔。西方的黑格爾，說法具有西方抽象思辨特色：“迄今為止我們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東西就是我們尚未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東西”。東方的杜牧，說法具有東方的形象經驗特色：“秦人不暇自哀，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

比如，文革，並不遙遠，但卻陌生。雖已結束，仍未離開。好像遠走，似又重來。

（二）

摩羅那篇流傳甚廣的《回憶一下吧，阿里巴巴！》中提到：三十多年前中國人在這片土地上成功實施了一個宏大的計劃，即進行文化大革命。文革結束後又實施了另一個更宏大的計劃，即把這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悲劇若無其事地遺忘掉。這第二個計劃眼見也成功了。和許多青年談起文革，聽者發天方夜譚之嘆，說者有白頭宮女話玄宗之感。比如，翻開修訂後的《辭海》、《辭源》、《現代漢語大辭典》竟查不到文革中無人不知、無人不讀、無人不聽、無人不學、無人不批的“大字報” 一詞。可見，遺忘歷史，背叛記憶，並不難。

但，某些國人並不滿足於已有的成功，眼下他們正在積極實施第三個更宏大的計劃——將這場大悲劇喬裝打扮為一場偉大進步運動。起先還有點羞羞答答，漸漸，開始理直氣壯，肆無忌憚起來。要人證，他們異口同聲，要物證，他們眾口鑠金。也許，這只是開始，它們還用第四個更宏大的計劃，即還是回到文革時代好。魯迅教導過——要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推測某些中國人，

（三）

已經出台的言論無外乎這麼幾種：或者彈只有文革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老調，或者奏文革是反對官僚主義的大民主實驗的新曲，或者頌文革促成中國完成偉大工業革命和民族復興的妙論，又或者稱這是一次創造偉大理想的浪漫主義試驗。

更多論者則採取直接類比法，比較常見的有：現在官場是何等腐敗，文革時期官員極其清廉；現在社會秩序極為動盪盜賊橫行，文革時則社會秩序井然夜不閉戶；現在人們心靈空虛，拜金主義盛行，文革時期大家思想充實，革命激情高昂；現在貧富懸殊，文革時期共同發展；現在娼妓性病艾滋泛濫，文革時社會純潔醜惡現象一掃而空；現在人人下崗處處失業，文革時期就業充分各安其位；現在有孫志剛李尚平小人物慘死，文革時期則只批判地主老財資本家；現在工農群眾忍辱負重忍氣吞聲，文革時老百姓當家作主揚眉吐氣。

總之，說來說去，一句話，文革大革命就是好，就是要為文革翻案，甚至最好回到文革時代，或者隔上七八年，再來一次，二次，或者三到五次。

（四）

本來以為這些言論不值一駁，然而，謬種日益流傳，謊言重複千遍，還真就要成了真理。不得不拿起掃帚清掃灰塵，正如“偉大導師”所言：掃帚不動，灰塵不會自己跑掉。

要討論問題，就得先學會討論問題的方法。如果雙方沒有一個都認可的價值起點，討論根本就沒有開展的餘地，比如，有些人一定要給自己設一個先驗的價值起點：社會主義等於進步、高尚、正確，資本主義等於罪惡、醜陋、卑鄙，封建主義等於落後、腐朽、反動。對這些非此即彼，立場堅定，自己難為自己，拿愚蠢當勇敢的腦袋而言，和他討論等於和自己過不去。

再比如，討論雙方沒有一個雙方都基本遵循的討論規範，討論就會變作爭吵，變成人身攻擊，變成辱罵，變成交換無知。幾十年來，國人只學會了批判，不知道如何討論，某些人眼中的討論，其實還是批判，不外乎“偉大導師”發明的那幾種而已，曰抓住一點不及其餘；曰無限上綱，人身攻擊；曰偷換概念，偷梁換柱；曰數量堆砌，以勢恐嚇；曰結論先行，以論帶史；曰揪辮子，戴帽子，打棍子。

因為堅決不同意你的觀點，所以剝奪你的發言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五）

在教育在線扔磚時，碰見一位高人沈老師，深得偉大導師精神之真諦，為堅決捍衛文革積極分子。某日，說到59-61年三年大饑荒時，這位沈老師可謂展現了高超的辯論技巧，例如：“要眼見為實，誰看見3000萬人非正常死亡了？我是過來人，我怎麼沒看見，他也沒看見，大家都沒看見，所以這件事未曾發生過。什麼？！你說你的親戚朋友同學的姥爺看見了？耳聽為虛不知道？”——好一個眼見為實，耳聽為虛！

“什麼，這數字是丁抒調查得來的，還有文章為證？不知道這小子拿的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稿費？那數字還能不是捏造的！”——因為不同意對方論點，所以對方論據也全屬捏造。

“再說，你這言論就是資產階級右派，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好大的帽子！好熟悉的棍子！

此沈老師還有一絕技，就是轉貼，將其它論壇上和自己脾氣相投，觀點相似，風格雷同的帖子大量砸來——估計老沈硬盤上這類存貨多的很。反正教育在線也沒有發新帖必須間隔五分鐘的限制，所以他老沈能在短期內以數量取勝，就如同市井潑婦們人罵街，取勝的決定因素往往不是誰在理，而是誰的嗓門大。關鍵是罵的氣勢夠猛，分貝夠大，罵的內容如何到無關緊要。

二、舉例和說明：批判現實，所以更批判文革

很多人，特別是一些憤青，一些自認為愛國的熱血青年們，褒揚文革，主張回到文革時代，主要是基於對當下社會弊病的不滿和批判。

（一）

毋庸諱言，現在嚴重社會失衡和不公已經到了又一個嚴峻的歷史轉折點上——比如經濟腐敗的肆無忌憚、恬不知恥的教育產業化、公共醫療的崩潰、權力和資本的結合對公共資源的掠奪、強勢集團對弱勢群體的公開剝奪、性病愛滋的廣泛傳播等等，這些現象確實不能不讓人產生這樣一個擔憂——如此惡性發展下去，改革開放滑向官僚資本主義的深淵，中華民族可能面臨的災難和浩劫也許不會在文革之下！所以自然也難怪有人發出“還不如文革時候”的不平語。

是的，問題很嚴峻，網上網下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左派們和右派們、憤青們和漢奸們儘管開出的藥方各不相同，但對當前嚴重的社會潰瘍可能發展為致命的癌變這一點上，起碼都有相當的共識。

是的，現在的醜惡現象似乎不在文革之下，某些方面和細節甚至更有甚之，但，回到文革能解決問題麼？恐怕不能，只會是聾子治成啞巴，他殺變作自殺。批判現在絕對不能成為回到文革的理由！同理，反對文革也不能成為掩蓋今天改革中醜陋現象的幌子！狠批文革正視歷史，應該，批判當下正視現實，也應該。而且，不挖掘過去，將很難正確對待現實，解決現實問題去文革倉庫里只能獲取教訓，不可能找到藥方。很多人沒有注意到，現在許多嚴峻問題深究起來，不但不是由於反文革帶來的，相反，恰恰是沒有深入反文革帶來的，恰恰是現實體制對文革體制的內在繼承帶來的，要解決這些頑疾，不但不能回到文革，而且還要繼續批判文革。不錯，文革在法理上是結束了，但文革沒有從體制上，思想上，文化上，道德上得到了系統的批判、清理和反思，結果，和文革伴生的某些體制和思想打着“發展經濟，改革開放”的招牌，改頭換面，繼續剝奪弱勢群體的各種利益，這不能不引起人們深層次的思考。這些腐敗腐朽腐爛現象和文革之間有着直接的內在聯繫。

（二）

試舉例說明一二，腐敗現象蔓延。現在各級官僚腐敗現象範圍之廣，腐敗官員人數之眾級別之高，腐敗金額數字之大，腐敗情節之觸目驚心確實堪稱空前，且有愈演愈烈之勢，比如玩弄108名婦女的張二江，比如“想到廣西還有六百萬人沒有脫貧就寢食難安”的成克傑，比如給安徽阜陽帶來十幾億外債的王懷中，比如福建廈門遠華和瀋陽慕馬案中的整套整套班子的腐爛。所以聯合國將我國列為廉潔程度排行榜倒數第五位，在腐敗排行榜上高踞前五名，也頗在情理之中。文革期間是否是官僚廉潔，個個都是焦裕祿式的好幹部？恐怕非也。就腐敗而言，文革期間同樣廣泛存在，只是和現在的表現形式不同而已，現在多表現為牟取經濟利益，那時多體現為政治安全。說文革期間沒有腐敗者缺乏對文革常識的起碼了解，江青動用外匯購愛高級相機，看外國電影，邱會作地板用玻璃鋼製作，下邊金魚“游來游去”，都是冰山一角而已，包括中央委員在各地均有別墅，夏則廬山北戴河，冬則廈門海南島（值得一提的是高級幹部中唯有彭德懷從不到這些別墅享樂。），這種憑藉特權享有的“合法”待遇若只是領袖們個人“革命工作的需要”到也罷了，可看看領袖後代的回憶錄，哪個領袖不是拖家帶口，攜妻帶子？難道他們的子女也都有高級幹部身份？王洪文在1973年當選黨中央副主席後，比他資格老的張春橋十分鬱悶，指使他徐景賢給中央寫信，揭發王洪文種種腐化變質行為，除了打獵釣魚法國大餐外，還有的一個重要指控就是：“洪文同志在家裡還使用一個黑色的進口精密儀器，從遠處操縱電視機。”腐敗說到底是對公共權力的私用，不管是用來貪污，還是用來打擊“階級敵人”，無論文革還是現在，腐敗形式有相同也有不同，但其實質均是公共權力的異化。導致權力異化的根源是對權力無法進行監督和制約，文革期間是如此，現在更是如此，因此要從根本上剷除腐敗，靠樹立幾個清官，靠殺幾個貪官，靠文革中群眾運動，都不能解決腐敗問題。把產生權力的機制還給人民，用制度來減少腐敗才是正道。比如擴大輿論監督權，比如司法獨立，等等。

（三）

舉例說明之二，三農問題。不少論者稱：現在農業，農村，農民三農問題是制約中國實現現代化，制約改革開放深入發展的瓶頸問題。其實三農問題的根源是城鄉二元體制的惡果，是為了實現城市工業化對農業農民進行超經濟剝削實現高積累的惡果，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隔離賤民制度的惡果。其源頭始於五十年代合作化到人民公社體制的建立。有人稱，現在農民十分懷念文革期間的幸福時光——其實是對農民真實想法的閹割，農民是對現在十分不滿，但這並不等於他們同意回到文革時代，文革時期，理論上看，農民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毛澤東也屢屢稱“廣大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到農村中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是很有必要的”。但實際是因為城市無法滿足大量人口就業，而把城市包袱甩給本已一窮二白的農村而已，讓農民犧牲犧牲再犧牲。農民被戶籍制度限制在農村，被人民公社制度剝奪自由勞動的權利，造成農業長期的停滯。可以說，三農問題形成於五十年代，鞏固於六十七十年代，緩解於八十年代，激化於九十年代。三農問題乍一看，似乎是人口和資源問題，深入看是體制問題，說到底是良心問題。建國以來，貫徹的經濟建設思路就是以工養農——據說三十年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農民被剝奪得財富在一萬億人民幣左右，而改革開放之初全國所有城市和工業的總值才一萬一千億人民幣。問題的實質是在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裡，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被賦予不平等交易的地位（當下這種不平等交易擴充到更廣的社會階層。），他們過去為城市第一輪工業化高積累作奉獻，現在又以農民工的形式為城市的第二輪發展作奉獻，但卻被剝奪了享受經濟發展成果，享受公共福利的資格。然而，從歷史發展來看，文革時期的農民完全失去了自主生產權利，八十年代他們通過自發鬥爭和創造否定了人民公社制度，獲得了一定的經營權，同時也獲得了發展集體非農產業的權利，鄉鎮企業獲得發展。九十年代隨着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加快，一億多農民流動到城市，部分獲得了流動權和遷徙權。這些發展，對於農民來說自然是重大的進步，也正是對文革人民公社體制否定的結果。當前，三農問題日益嚴重，問題的癥結在於九十年代以來，特別是加入WTO後，隨着農業市場日益對外開放，一家一戶的小農業生產面臨國際糧食生產的擠壓而陷於困境，農村基層政權的無限制膨脹使農民負擔日益攀升。當前農村是面臨着市場瓶頸，資源瓶頸，人口瓶頸，體制瓶頸等諸多難題，這也是中國發展最難以解決的超級難題。要解決此問題，回到文革時代只能是死路一條，可供解決的思路似乎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有一點，只有逐漸取消城鄉二元分割體制，給與農民平等的市場交易權利和政治權利，政府給農村提供公共醫療、教育等福利，給農業提供持續經濟補貼，才能稍稍延緩潛在矛盾的總爆發。現在中央的一系列政策正在朝此方向邁進，已經有了初步開端。但中國的老問題是政策在執行中會被異化，所以有“中央政策很好，地方執行好狠”之說，王安石變法，自以為變法的措施是解民於倒懸，結果落實下去反而是置民於水火，正是官僚體系的負修正體系在起作用，所以農村各項改革必須和地方行政體制改革配套進行，否則再好的真經也會被歪嘴和尚篡改。

（四）

舉例說明補充。

上文舉例一二說明了腐敗問題和三農問題其實和文革遺留下來的體制有內在聯繫，不可能靠回到文革時代去開藥方。其他例子還很多，比如失業下崗問題，似乎文革期間人人有工作崗位，處處充分就業，那1600萬知青還何必去農村呢。失業下崗問題，總的來說是人口總量膨脹，勞動力幾乎是無限量可供給帶來的，這一點和1957年錯誤批判馬寅初《新人口論》有直接關係，人多力量大，人多好辦事，六七十年代在人口處於6-7億的爆炸瓶頸時，沒有採取有效的干預政策，直接導致嚴重的人口問題，人口問題成為牽制經濟發展，資源保護，政治體制，文化教育等其他問題的全局性瓶頸，使任何問題的解決都不能不涉及這一癥結。此外，由於經濟結構轉型，產業升級換代，生產自動化程度提高等客觀因此，更加速了失業問題的嚴重性。批判的不應該是失業下崗這一客觀現象，而是在操作這一過程中權力和資本借“減員增效，末位淘汰”等卑劣手段對弱者合法權利的剝奪，政府應該建立面對全社會成員的勞動和社會保障機制，而不是逢年過節上演假惺惺的“慰問秀”。

再如，所謂的人心淪喪，道德崩潰。不可否認，當前已經沒有有效的價值理念來凝聚社會人心，舊信仰早已崩潰，新信仰無從談起，只有錢使人怦然心動，只有利讓人趨之若鶩。國人很大程度已經形成了“貪民心態”“刁民心態”。整個人群面臨集體越軌的危險，社會生態有內向惡爆炸的可能。似乎很讓人回憶文革時期人人大公無私，個個高風亮節的美好時光，但是否存在這樣的美好時光？恐怕要打一個問號，眾所周知，文革期間表面上要“狠斗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鬧革命”，但實際上所有人為了自保，時刻處於揭發別人和防止被別人揭發的心靈恐懼中，人人自危，家家恐怖。現在和過去的國人，在道德上並無高下，過去為了苟活下去不擇手段，夫妻反目，朋友成仇，現在仍是為了苟活下去，裝孫子，當騙子。過去是不得不偽善，現在是赤裸裸的作惡，只不過那時候是偽裝革命，現在則終於卸下了假革命和真革命的包裝，可勁把文革中失去的撈錢掙利機會彌補回來。不要說現在人沒良心，良心早已經在文革中丟掉了，過去能把良心賣給“革命”，現在為鈔票再出賣一回又何妨！過去靠謊言苟活，所以今天靠行騙謀生。文革期間人心“純樸”是不得不“純樸”，因為要苟活，現在的人心淪喪也是不得不淪喪，因為要謀生。不出賣良心，不靠行騙就活不下去——誰叫咱國人活下去就這麼難呢！過去的偽善和現在的作惡只不過是一個民族一副嘴臉的不同臉譜而已。然而，不由想到孩子們，他們眼見着後來居上，青出於藍，不是成為禽獸，就是禽獸不如，或如蟲豸般暗暗行騙，或如虎狼般明火執仗，不由讓人暗自心驚。然而孩子們也有孩子們的理由，是那麼的理直氣壯：我們也不想當壞人，但壞人走在大街上有安全感。嗚呼哀哉，一人愛紫，舉國皆紫矣。人心敗壞，非僅民恥，也國恥也，民何罪，求生而已。上帝早已開始行騙，如蒼生何！？

綜上所述，現在的許多醜陋現象，追根溯源，不完全是改革開放產物，反而是文革遺產的改頭換面，惡性暴發。所以，要想真正批判現實，改造現實，不但要從現實入手，更要從歷史入手，不但要從改革開放制度構建入手，更要從清理文革體制遺產入手，而且兩者之間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要真正告別歷史，必須回到歷史，否則，表面上的決裂反而是內在的繼承。從這個意義上看，回憶是是為了忘記，清理歷史是為了走向未來。當然，徹底否定文革這場政治運動並不是徹底否定文革這一歷史時期，比如，文革時期農村廉價醫療是好的。農村廉價教育也好。否認這兩點，就不是唯物主義者。汲取其合理因素，再提高質量，對當下教育和醫療的畸形發展也不無裨益。但不能為了這兩點，非得要重溫舊夢吧。正如總不能因為羨慕盲人鼻子好使，所以把自己招子也給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