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是不是漢奸，誰說了算？

送交者: 中國野菜多 2009年08月26日19:57:0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陳永貴是不是漢奸，誰說了算？ 　　陳永貴，有人稱他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位“文盲宰相”，文革期間，從一個勞模，而躍升為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勞民傷財的“大寨”，也成 為共和國農業的聖殿。 　　他也是世界上唯一不拿國家工資的國家副總理，一個在中央、省委、地委、縣委和大隊都兼有重要職務的文革期間極富傳奇色彩的公眾人物。 　　對於這樣一個富有爭議的重要歷史人物，歷史學家們有沒有進行學術研究的自由？有沒有在學術標準的前提下發表看法的自由？ 　　1992年，歷史學者吳思寫出了《陳永貴——毛澤東的農民》一書，書中指出，抗日戰爭期間，陳永貴曾經“以一個長工的身份當了大寨村偽維持會的代表，後來還被迫參加了一個叫‘興亞會’的日偽特務外圍組織”。2002年4月，北京青年報開始連載此書。為此，陳永貴的夫人和兒子以“內容失實”將報社和文章作者雙雙告上法庭。 　　這起筆墨官司，從北京西城區法院打到北京市中院，吳思和北京青年報提供的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其中包括一份1980年中共中央發布的調查文件，經陳永貴本人簽字確認當偽代表問題確實存在）均不被法庭採信，官司一敗再敗。 　　陳永貴是不是漢奸？ 　　同時代的證人寫的回憶錄說了不算，他的兒子說了不算，中央文件說了也不算，那麼這個問題，該誰說了算？         吳思的官司為何打不贏？ 　　原告在起訴書中稱，“書中所述的大量情節與事實不符，許多情節是作者無中生有、任意杜撰的。”起訴書中還舉出了四個例子，其中最核心的是“此時陳 永貴像所謂的亂世英雄一樣冒出頭來，以一個長工的身份當了大寨村偽維持會的代表，後來還被迫參加了一個叫‘興亞會’的日偽特務外圍組織”；“別人不敢，膽大，就當了偽代表”。 　　對此，陳永貴的夫人和兒子認為，《陳永貴--毛澤東的農民》一書中的虛構情節，構成了對陳永貴名譽的侵害，給陳永貴的家屬造成了不良影響，精神上帶來了很大的痛苦。對此，要求作者和北京青年報登報致歉並賠償原告精神損失人民幣10萬元。 　　對於這個官司，開始吳思沒放在心上，一審開庭時，連律師都沒請。 　　一審時，吳思提出了幾個自己認為比較“過硬”的證據： 　　一是山西省革委會主任、省委書記，中共九大代表資格審查小組的組長謝振華。他在自己的回憶錄里寫到，陳永貴曾經向他哭訴，自己參加過興亞會，當過 偽代表，還曾經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請罪”。 　　二是當時寫著名通訊《大寨之路》的作者之一、新華社記者范銀懷寫的一篇回憶文章，他曾去山西昔陽縣委組織部查檔案，查到當時陳永貴的入黨申請表， 在曾參加過何等反動組織一欄里，就填着“參加過興亞會”。 　　三是陳永貴的兒子陳明珠發表在《山西文史資料選輯》上的回憶文章《回憶我的父親陳永貴》裡提到，他的父親當過偽代表，但其落腳點是，在那種特殊的 情況下，這種行為客觀上保護了大家。（註：陳明珠是長子，告吳思和北青報的是幼子陳明亮。為了告狀，陳明亮讓陳明珠出了一個證明，證明文章不是他寫的。可是他那篇回憶文章登在《山西文史資料選輯》裡，誰誰口述，誰誰記錄寫得清清楚楚。） 　　然而，對以上證據，法庭均以“非權威性文獻記載”為由，拒絕採信。最後裁定吳思和北京青年報敗訴。 　　對此，吳思和北京青年報表示不服，並上訴至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 　　1980年年底，中共中央以[中發85號]文件的形式，轉發了中組部《關於陳永貴同志歷史問題的審查結論》，證明陳永貴參加興亞會問題和當偽代表問題確實存在，但屬於一般政治歷史問題。陳永貴在調查結論的最後簽字表示同意。 　　二審期間，北京青年報和吳思向北京中院提交了這份重要文件。並且，還提交了《毛主席與農業學大寨》、《毛主席宴請陳永貴》、《我的父親陳永貴》、 《大寨內參引起的軒然大波》、《文盲宰相陳永貴》、《謝振華征程錄》、《陳永貴過關記》、《飢餓引發的變革——一個資深記者的親身經歷和思考》、《大 寨紅旗的升起與墜落》、《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試驗》等與此案相關的人士所撰寫的回憶性文章。吳思還提出，原判認定他人所寫回憶性文章，非 權威性文獻記載，無法律依據，應追加其他作者為被告。     但二審的宣判結果依然讓吳思笑不起來。 　　2003年12月29日，北京中院駁回吳思、北京青年報的上訴，維持原判。理由是：回憶性文章系作者根據本人及當事人的回憶，對歷史事件的追記，未經考證，非權威文獻記載。吳思關於原判認定他人所寫回憶性文章，非權威文獻記載，無法律依據的理由，不能成立，所要求追加其他作者為被告，無法律規定。 　　對於吳思、北京青年報提供的具有“權威性”的中央文件[中發85號]，判決書中雖有提及，但沒有引以為據。         關於陳永貴是否漢奸的歷史爭論 　　陳永貴是否漢奸，這個問題的提出已經有30多年的歷史了。 　　新華社高級記者范銀懷在《“漢奸”陳永貴是如何過關的？》一文中，提到了這樣的史實： 　　陳永貴“1942年當了維持會代表，那年陳永貴27歲，他給日本辦事，還與八路軍幹部保持着聯繫，說明他很會周旋。不料，因一次送糧出了問題，憲兵隊以通匪罪將他逮捕，關入留置場。（陳永貴）怎樣出獄的？陳永貴自己說是八路軍幹部把他營救出來的，還有材料說是他妻子李虎妮托人保出來的，從敵偽檔案中查出是“歸順釋放”，後以‘興亞會負責人’身份繼續向‘憲兵隊’大隊長清水送情報。” 　　在1946年至1947年山西昔陽“疾風驟雨”的土改運動中，陳永貴以一個“赤貧”的“無產者”身份，成了高舉“三面紅旗”的旗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先鋒。 　　黨的“九大”召開前，中央責成山西“支左”部隊黨委審查出席“九大”的山西代表，謝振華當時是第六十九軍軍長，後為省委第一書記，是審查小組負責 人。陳永貴是“九大”代表，他知道此決定後，主動找謝振華交待他這段歷史問題。 　　《謝振華回憶文集》寫道：“當時我約他在迎澤賓館六層中間靠左邊的一個房間裡和他談話。他一坐下，痛哭流涕地說：‘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請 罪 ’。我說：‘不要着急，有什麼問題可以詳細談出來。’他說，‘我在抗日戰爭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後，被迫自首了，後來還被迫參加了日偽情報組織 ‘興亞會’，給日寇送了情報。我是三人小組的負責人。’我又問他，送情報和什麼人聯繫？陳回答：‘是和日本駐昔陽憲兵隊的清水大隊長直接聯繫，規定每 周去送兩次情報。’” 　　其時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的年代，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全國各地掀起轟轟烈烈的“農業學大寨”運動。謝振華在將陳永貴的歷史問題上報給周恩來總理後，周 總理指示：“六十九軍的同志要顧全大局，不要擴散，影印件可報中央。”後來，謝振華在周總理陪外賓參觀大寨時，又當面向他請示。總理說：“要維護大寨紅作為歷史問題，仍可讓陳永貴當代表出席九大，但只當代表。” 　　陳永貴的歷史問題並沒有影響到陳永貴1969年在“九大”當上中央委員，在1973年在“十大”當上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1月全國四屆人大一次會上陳永 貴又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後來，謝振華背上了“整陳永貴黑材料”的黑鍋。王洪文說：“搞中央政治局同志的材料不是小事，不是一般問題……誰搞的，關起來。”謝振華遭到批鬥。 　　陳永貴與謝振華的恩怨，引起六十九軍部分領導的爭執。最後，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軍區司令員的陳錫聯，向六十九軍領導傳達毛澤東聲音：“陳永貴歷 史問題，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 　　一聲“主席知道了”，誰都不吭氣了。 　　受“整陳永貴黑材料”事件牽連，有29人非法審查，6人住進“土監獄”，17人進清查學習班的，3人被勒令“講清楚”。陽泉市公安副局長王貴玉被整得 終身致殘。         大寨：一個神話的破滅 　　“大寨”這個名字，在文革期間，閃耀着耀眼的光環。陳永貴從這裡平步青雲，從一個文盲，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並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農業。 大寨人當年戰天鬥地時吃的粗麵餅，如今成了供遊人品嘗的特產。 　　在大寨的“全盛時代”，每天會有幾萬人到這裡“參觀朝聖”，這裡曾經是共和國農業的聖殿。據統計，15年間，有將近1000萬人參觀了這片神奇的土地。“農業學大寨”持續了15年之久，成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時代精神之一。 　　1955年，陳永貴40歲的時候，在大寨搞起了高級社，任社長。著名的“三戰狼窩掌”故事就發生在此後。狼窩掌歷來是給大寨造禍的地方：雜草、野狼、洪災。1955年冬，大寨人開始向狼窩掌開戰。經過兩次失敗，在陳永貴的領導下，大寨人發揮了“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吃苦耐勞的精神，將狼窩掌改造成了良田。陳永貴之前的大寨黨支部書記賈進才，僅在這次改田中就開出了1800多方石頭。據說，他一生開的石頭可以從大寨到北京擺個來回。 　　1963年，大寨遭特大洪災，陳永貴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號自力更生抗災奪豐收。也正是因為這次抗災，使大寨聲名遠播。次年1月，陳永貴在人民大 會堂作報告。2月《人民日報》刊登長篇通訊《大寨之路》，開始“造神運動”。同年12月26日，陳永貴應毛澤東之邀一起吃飯合影。同年，毛澤東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 　　至此，大寨成為了一面旗幟。 　　1969年4月，陳永貴當選為中共九大中央委員，在九大作大會發言。次年8月，北方地區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全國掀起“農業學大寨”的高潮。1973年9月，陳永貴在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十屆三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1975年1月，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1975年，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陳永貴致開幕詞。“農業學大寨”的運動進入高潮。 　　這種“用政治手段統一領導農業生產”的模式，在文革結束後，即遭到各方的批評和質疑。胡耀邦文革期間挨整下放，在農業生產第一線多年，對學大寨搞 農田基本建設中的形式主義和花架子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對陳永貴極端重視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不以為然。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在中央黨校講起學大寨 修建人造平原來，就直截了當地說那是勞民傷財。陳永貴聽說後，氣得大罵胡耀邦是“胡亂邦”。 　　十一屆三中會前後，陳永貴多次與胡耀邦及其主張發生衝突。 　　1979年3月19日，《山西日報》刊登的一組文章公開點了大寨的名。其中一篇的標題是：《吃虧就在一個“左”字上———神池縣部分農業勞動模範談農業 學大寨中的經驗教訓》。其它幾篇的標題也瞄準了人人皆知的大寨經驗：《“七斗八斗”斗得人心散了工作亂了》、《“堵資本主義的路”堵得多種經營沒路 了》、《批極“左”肅流毒，加速發展農業》。次日，《山西日報》又發了一篇文章，明確提出《“大批大斗”是個極左口號》。在此前後，新華社內參上也開 始反映昔陽虛報糧食產量和學大寨越學越窮之類的問題。 　　這時有一家挺有影響的報紙算了一筆帳：國家在大寨搞山區農業機械化試點，撥款50萬元，再加上其它一些照顧的費用，用大寨歷年交售給國家的糧食總數一除，結果是大寨每交售一斤糧，國家要倒貼兩毛二分六。對於這筆頗讓大寨人傷心的“賬”，陳永貴憤怒至極。 　　至此，對長達15年的“農業學大寨”農業政策的反思和批判開始了。 　　1980年6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目是：《再也不能幹西水東調那樣的蠢事了》。以此為標誌，1980年9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決議，接受陳永貴解 除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請求。1981年開始，陳永貴舉家遷入北京賦閒，直至1986年去世。 　　事實證明，大寨經驗指導不了全國的農業實踐。大寨屬山西昔陽縣，昔陽本是個窮縣，但大寨一成為全國樣版，通往昔陽的公路，在1978年時即被修築成柏油大馬路，頗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的味道。昔陽城裡興建了氣魄非凡的招待所，可以一次容納上千人同時用餐的大食堂，參觀者在這裡可以吃到全國各地的山珍海味。凡此，不知道當時從中央到省，為大寨輸送了多少資金和物資，樹立起這個全國農業樣版。         編後語 　　陳永貴到底是不是漢奸？ 　　那段歷史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了，陳永貴這個符號般的人物，這個“大寨精神”代言人的仕宦沉浮，反映出那個時代所獨具的“樣板戲”的特徵。雖然， “陳永貴一生的消耗，不及某些人桌上一把牌；陳永貴一生吃的，抵不上某些人請客一桌酒”，中國人勤儉節約、吃苦耐勞的美德在他的身上，也有着鮮明的體 現。 　　陳永貴的悲劇，是一個時代的悲劇。對於悲劇的成因，後輩的學者們，擁有進行研究、評說的權力。 　　吳思的敗訴，給出了一個現實中的深刻難題：如果一個學者掌握了這麼多證據，寫出來的文章還被判定為不真實，而承擔法律責任，那麼，所有的記者和歷 史學者還能寫什麼？ 　　法律，不僅僅要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同時，還應該保護學術研究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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