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會師

1935年6月，紅四方面軍第30軍程世才所部占領四川懋功縣（即現在的小金縣）。在只有幾十戶人家的達維，為了迎接中央領導，30軍的士兵特地將該村居住環境最好的一所喇嘛廟打掃布置妥當。


12日下午，第一方面軍（中央紅軍）先頭部隊第2師第4團陳光所部從夾金山下來後進入達維，一、四方面軍於此會師。

 

紅一、四方面軍先頭部隊最先會合的達維鎮小木橋，如今叫做“會師橋”，橋的左側方向是夾金山。


 

達維喇嘛廟，右側木樓是當時紅四軍士兵為中央領導準備的住處。中共中央機構到達後，張聞天、毛澤東、秦邦憲、周恩來、朱德、李德、王稼祥（王隨後到卓克基療傷）等均住於此。

會師時中央紅軍的人數僅有一萬餘（有認為不到一萬），其中還含有近三千的首長、機關、婦女等非專職戰鬥人員。

以比較中性的眼光來看，“長征”實際上是紅軍主力在當時政府軍強大的軍事壓力之下，不得不放棄了原來的蘇區根據地，作大規模的“轉進”；因此長征有一顯著的特點，就是事先並無、或者根本無法訂出明確的目的區域，在具體過程中邊逃邊打，臨時找落腳點喘息，然後再作新的軍事冒險。理解這一點，就不難明白後來紅軍分裂的外在因素。

實際上，最早進行長征的應該是紅四方面軍。1932年下半年，鄂豫皖蘇區在第四次圍剿中，被迫從中南地區轉進了兩千多公里，到了川陝邊區；於此重新建立了紅色根據地。在此後兩年多的發展中，紅四方面軍從一萬多人發展到八萬餘人（此外還有兩萬多地方武裝），占領了川北二十餘縣，控制人口二百多萬。1934年年以後，由於川北地區連年征戰，能夠補給紅軍的作戰資源越來越少，張國燾開始計劃重新開闢新的蘇區；此時中央紅軍也被迫從江西撤出。紅一方面軍歷經艱險，損失大半；經過湖南、廣西、貴州、雲南進入四川；張國燾得知消息後便率部西渡嘉陵江，策應中央紅軍北上；並準備和一方面軍會合後再作打算。

 

川陝邊區時期紅四方面軍的隊列陣容


為了迎接中央紅軍，紅四方面軍在張國燾的指示下作了全面動員，並準備了大量的食物和其他補給物資；估計到中央紅軍長途征戰的損失，紅四方面軍的得力幹將徐向前還提議組成帶有糧油的炊事隊隨軍出發，一旦會師立即補充到一方面軍，幫助他們解決吃飯問題。當30軍政委李先念見到中央領導時，當即命令士兵抬上了許多川西老臘肉、糧食、毛衣毛襪、皮背心等等禮品。衣衫襤褸兼飢腸咕咕的中央紅軍一見豐盛的食物，激動得抱住四方面軍的弟兄不放，開懷大嚼，氣氛非常融洽。

6月16日，中央政治局委員兼紅四方面軍總負責張國燾從茂縣趕到撫邊，和中央機構會合。中央的政治局委員和其他軍事領導夾道迎接張國燾，久別重逢，雙方見面時都非常激動。此後中共中央遷到南面約31公里處的懋功縣城，在一間法國傳教士辦的天主教堂內住下。


 

紅四方面軍士兵為迎接紅一方面軍，在達維鎮入口搭起的彩門


 

會師後紅軍何去何從，這是當時擺在中共紅色武裝面前的首要問題，於是中共中央在達維旁北面的兩河口舉行了會議，商定今後的方向。上圖是兩河口會址，原系關帝廟，如今成為革命觀瞻勝地之一。


 

懋功周邊圖。小金縣即為原來的懋功

許多教科書都將兩河口會議視為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對張國燾的錯誤路線作堅決鬥爭的開始。雖然這種說法顯然是後來為了徹底搞臭張國燾所找出的依據之一，但當時紅四方面軍和中央紅軍確實很快出現了不和的苗頭。至於誰是導致不和的罪魁禍首，不但當時，即便進步開化到了今天，也將是一場打不完的官司；然而最後的裁定仍然遵從了“成王敗寇”這個古老而封建的標準，誰占了下風誰就得自認倒霉，被掛上“左”或“右”傾機會主義的牌子。這在共運史中已經成為鐵律，雖然這個價值觀體系自認為最科學、最先進、最能代表人類發展。

在會議中，實際控制中央的毛澤東提出了“不動聲色的跑到寧夏，背靠外蒙古，從外蒙古（指蘇聯的勢力範圍）弄點飛機大炮，回敬蔣介石”【1】。此外，毛澤東鑑於一、四方面軍在實力上的巨大差距，提出了要四方面軍掩護中央到寧夏，“如果寧夏再不能立足，也可以坐汽車到外蒙，留下革命的種子”。

張國燾接着發言；顯然他不願意一見面就吵架，他提出了含有毛的意見在內的三個方案：1. 以現在所占領的地區（指川康地區）為起點向川北、甘南至漢中發展；2. 移到寧夏南面以寧夏為後方（因當時政府軍的主力在南面）並以外蒙為靠背；3. 移到河西走廊地帶，以新疆為後方【2】。隨後他又分析了各種方案的利弊，但在會議中，政治局並沒有得出最後的決定。最後，毛澤東表示，這個問題重大，應該從長研究，便結束了會議；但事後似乎並沒有進一步的集體研究。由此，張國燾懷疑，毛澤東在他還沒有趕到撫邊時已經私下和其他人決定了（這確實也是老毛慣用的手法）兩個方面軍全部北上，只不過因為張國燾也是政治局委員，不得不召開會議應付一下。

在當時的政治局中，只有張、毛兩人是中共元老中的元老，而且兩人都同樣具有將馬列“真理”和“中國具體革命實踐”相結合的豐富經驗和強悍能力，這絕對是中共早期其他各屆最高領導所普遍欠缺的特長；加之由於長期得不到共產國際【注1】的指示，其他與會的政治局委員自然不敢多言。

此後，會師初期那種久別重逢的激動和喜悅很快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謂“路線鬥爭”的勾心鬥角。有認為當時毛澤東最擔憂的是張國燾取而代之，而張國燾則認為毛澤東是挾天子（指中央）令諸侯。這種看法不無道理，從權力爭奪（大家都習慣將之用路線鬥爭來作為掩飾）的角度考慮，張國燾無疑是毛澤東當時唯一最大的對手，甚至是他從事中共革命活動以來最有威脅的對手。

在撫邊會議的當天下午，中央就派周恩來通知張國燾，軍事委員會（張國燾是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之一）臨時決定，以紅四方面軍為右路軍，向卓克基至毛兒蓋以東集結；以紅一方面軍為左路軍，向毛兒蓋集結，總的方向是向北進發。

此外，中央政治保衛局曾提出要在紅四方面軍建立工作系統【注2】，當即遭到張國燾的強硬反對，直到後來的西路軍，政治保衛局都沒有在四方面軍內部安插或訓練幹部。

此後，不但最高領導層的毛、張有意見分析，兩個方面軍由於長期各自獨立發展所造成的差異，彼此也產生了許多隔閡；一方面軍認為四方面軍沒有經歷過他們那樣艱險的“長征”，四方面軍則認為一方面軍以中央老大自居，而且敗兵之將何來言勇。

為了緩和矛盾，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如張聞天、王稼祥、朱德、陳昌浩等人均作了很多調和工作，大家都強調當前加強團結和統一指揮的重要性，於是張、毛之間似乎暫時達成了諒解。

在7月份的毛兒蓋會議中，紅軍指揮系統作了調整，以朱德為紅軍總司令，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劉伯承為總司令部參謀長；徐向前為紅軍前敵總指揮，陳昌浩為前敵總政委，葉劍英為前敵參謀長。為了充實一方面軍的戰鬥力，四方面軍抽調了三個團撥歸一方面軍，而一方面軍也抽調了一些幹部充實四方面軍的指揮系統。待到8月初的毛兒蓋會議中，原定擬定的左、右兩路軍又作了調整：

左路軍，以紅軍總司令部率領，含第5（董振堂，原一方面軍第五軍團）、9（孫玉清，原四方面軍）、31（余天雲，原四方面軍）、32（羅炳輝，原一方面軍第九軍團）、33（羅南輝，原四方面軍）等軍，從卓克基北取阿壩，繼而北進夏河；

右路軍，以前敵指揮部率領，含第1（林彪，原一方面軍第一軍團）、4（許世友，原四方面軍）、30（程世才，原四方面軍）等軍，以少部對松番胡宗南部警戒，大部從毛兒蓋北出班佑、巴西地區。

此外，由彭德懷率一方面軍第三軍團作為總預備隊，並保護中央機關。但後來在進入若爾蓋沼澤（草地）時，中央機關和紅三軍團併入了右路軍，中央機關夾在第一軍和30軍之間，敵前指揮部在30軍，彭德懷的第三軍團殿後【3】。

一、四方面會合後的紅軍，首當其衝所面臨的問題仍然是軍事上如何擺脫政府軍的追剿，因而軍事指揮權是全黨權力重新分配的重心。從上述的改編來看，以張國燾為代表的紅四方面軍明顯占了全軍的優勢，毛澤東要改變這種被動相當的困難，除非有殺着和機會。很明顯，當時紅軍如果發生任何分裂，對張國燾所獲得的優勢將大大的不利。

然而紅軍分成左、右兩路卻是一個奇怪的部署，尤其從軍事作戰的角度更是不可理喻；並且也對張國燾的優勢留下隱憂；然而當時的這個部署，顯然得到大家的認同。對於這種奇怪的共識，如果從“路線鬥爭”的角度分析，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張國燾對當時彼此之間的妥協的後果過於自信，似乎他已經處於優勢，老毛玩不出花樣。然而，如果認為是老毛老謀深算設下的圈套，顯然也是不合情理和缺乏證據的。

此後，便發生了兩路軍分頭北上的同時，右路軍在繞過松藩，走出若爾蓋濕地草原之後，毛澤東突然帶着第一軍（林彪所部，老毛的“嫡系”【注3】）、中央機關和第三軍團等，撇下大部隊，徑自向着甘南方向跑了。前敵總指揮部的參謀長葉劍英也悄悄獨自跟着老毛走了（由此，不但留下了一綜可能永遠無法澄清的“電報”疑案，還使老葉後來得到了毛公“大事當頭不糊塗”的稱讚）。

老毛這一跑，實際上是一着非常危險的豪賭，因為他那不到一萬人的隊伍，隨時都有被政府軍合圍殲滅的可能，而且還可能在黨內背上分裂黨和軍隊的罪名。老毛的真實動機可能永遠無法知道，然而很明顯，分裂對他很有好處，特別有幾點對他擺脫當時所處的被動態勢非常有利：1. 他手裡有遵義會議以後就被他控制的中央機構；儘管這個機構當時已經名存實亡，然而一旦賭贏了，這個機構不但能使他的冒險成為名正言順的“正確路線”，還能得到共產國際的首肯；2. 他的部隊人少，機動性相對較好，而且可以利用身後的那兩條大魚作為誘餌，將政府軍的追剿引開；3. 只有這樣，才有機會使他擺脫和張國燾競爭中所處的劣勢；這一點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為如果他不跑，錯失良機坐待以後紅軍的穩定，無論他再用什麼招數都可能要在國燾同志的領導下工作。多年以後毛澤東曾回憶，這段時期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候【4】。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老毛最後一博的豪賭贏了！類似的豪賭他後來在1966年又玩過一次。


 

紅軍分裂示意圖

對張國燾來說，老毛的這一跑將成為他一生事業徹底玩完的轉折點。如上所述在此之前，作為老毛的所有對手，唯有他張特立兄具有足夠的資格、經驗、能力和手段與老毛博弈；他和毛一樣，遠不同其他那些只會搞搞翻譯、唯共產國際的命令是從的中共書呆子領袖，他同樣精通黨領導的精髓實質，同樣能夠在非常險惡的環境下組織軍隊創立根據地。此外，老張在馬列理論的素養方面也遠比毛澤東高；他在蘇俄接受過系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灌輸，但他卻很少教條，除非某種教條對他有利（毛公亦然）。然而這次他從優勢中一下子崩了盤，最大的失着就在於他低估了老毛的手段，沒有把中央機構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身邊；更失算的是，他居然同意將會合後的紅軍分成左、右兩路軍，這不但對軍事行動毫無好處，而且削弱了他能理直氣壯大聲說話的實際軍事實力，更無疑為老毛創造了反手做空的大好機會。

相比之下或許還能得出這樣的印象，老張比老毛更多一些理想主義色彩，這點我們後面還會體會到。


為了打破國際孤立，將其他國家共產黨組織納入自己的指揮勢力的一種國際形式；他們甚至提出了“無產階級的祖國 — 蘇聯”這樣的國際口號。中共從成立到以後的各種坎坷，都與共產國際（實際上就是蘇聯）對中國的策略息息相關；並且形成了失敗挫折就是中共領導人的錯誤、勝利成功就是共產國際的正確領導的習慣；直到二戰爆發以後，中共才逐漸走出相對獨立的路子。

【注2】 中央政治保衛局是大革命失敗以後，效仿蘇俄“契卡”在上海設立的，初時主要職能是反諜懲奸和保衛中央機關。1932年該局隨中共中央機關遷入閩贛蘇區後，監視和控制軍隊幹部的思想言行就成為該局的主要工作。

【注3】 該軍前身是紅4軍，是朱德在1928年2月的湘南暴動時拉起的隊伍，其前身又是參加八一南昌暴動時部分國民革命軍第4軍的隊伍，因此朱德將這支紅色武裝命名為“工農紅軍第四軍”，這個番號並非按照軍隊編制要求命名，只是表示出該部隊具有“鐵軍”的傳統。紅4軍組建時編制如後：軍長朱德，28團團長王爾琢，黨代表陳毅，29團團長胡少海，黨代表龔楚。毛澤東在1927年中共“八七”會議以後奉中央命令到湖南文家市等地組織農軍搞“秋收暴動”，失敗後帶領約七百農軍殘部退到湘南的三灣整理，並命名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毛自任司令；後來該部與羅霄山中段的井崗山土匪王佐、袁文才等百餘人合股，從此占據井崗山，但除了剪徑劫舍之外，無甚革命建樹。1928年3月，毛無意中得知朱德的紅四軍在郴州一帶活動，便派人聯繫。當毛得知朱德的部隊不但打過一些勝仗，實力也遠比自己的“第一師”強大得多，便放棄了立即會合的念頭，打算等到自己有點本錢再說。當年4月，紅4軍受到桂軍和粵軍兩面夾擊，退往酃縣轄區水口鎮（井崗山西側），無意中碰到毛的“第一師”所部，於是雙方聯繫，最後會合；這就是著名的朱毛井崗山會師。會師以後，中共中央得知消息便委派湖南省委負責人杜修經於5月12日在礱市召開紅4軍會議，指示加強軍事工作，強調集體領導，並整編革命武裝。毛的“第一師”番號取消，所部640餘人編成紅4軍31團。此後，紅4軍的編制為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28團團長王爾琢，黨代表陳毅；29團團長胡少海，黨代表龔楚；31團團長伍仲豪，黨代表何挺穎。由於朱德在黨內資歷較淺，且為人少居野心，毛澤東便通過拉攏老紅4軍幹部林彪（井崗山會師時林彪為28團的連長）等手法，逐漸將紅4軍軍政大權囊括在手；但開始時部隊曾幾次鬧過“擁朱反毛”的騷動。紅4軍後來擴編成中央紅軍第一軍團，一直被毛視為自己“井崗山的同志們”。


2. 南下

紅軍主力分頭出發以後，由張國燾、朱德率領的左路軍，穿過草地，到達紅原縣蒡邊的刷金寺，他們稍作休整後便按原來中央擬定的計劃，向東北方向的甘南地區進發。然而突如其來的暴雨，使得瑪楚河（黃河上游源頭之流）的河水猛漲，左路軍無法涉渡，只得折回刷金寺。在刷金寺時，紅軍總司令部得知毛澤東私自北上的消息。

總司令部鑑於左路軍渡河受阻，1、3軍（團）獨自北上勢必引起政府軍加強對紅軍主力繼續北上的阻擊，便命令右路軍南下，於黨壩和左路軍會合。在此期間，前敵指揮部曾接到林彪所部的電報，稱已占據一懸崖險橋（根據地圖分析，推測應該是臘子口），即將北撤，要求指揮部一天之內迅速派人接防云云【5】；此後便不知行蹤。

如果從當時軍事態勢全局的角度考慮，紅軍主力決定南下，應該認為是無可非議。這種部署起碼避免了主力繼續北上所受到的阻擊；儘管當時他們可能還不太清楚，政府軍馬鴻賓一個軍、何柱國的第3騎兵師、白鳳翔的第6騎兵師等兵力，正在甘南地區以逸待勞，準備迎頭痛擊繼續北上的紅軍。 此外，馬步芳的三個主力旅也在向青海南部移動，準備防止紅軍主力北竄青海，並策應甘南地區國軍的阻擊；另外還有中央軍的毛炳文、胡宗南（隸蘭州綏靖公署指揮）等縱隊主力也在急速向甘南地區馳援【6】。在這種敵情形勢下，即使不考慮紅軍主力走出若爾蓋草地以後，人員糧草的嚴重消耗以及恰時補給的困難；兩面受敵的態勢也將大大挫傷紅軍繼續作戰的能力和士氣。就算紅軍命大，最終也完全可能在嚴重損耗的情況下重新縮回若爾蓋地區。如此一來，得不到充足的補給的紅軍將會困死在濕地之中；這個地區據說是全世界最大的高原沼澤地帶。

 

紅原若爾蓋地區的高原濕地


由此不得不讓人得出這樣的印象：後來指責張國燾“擅自”帶領紅軍主力南下乃嚴重 “分裂黨的罪行”，是一種“莫須有罪”的惡劣行為。這種不道德的譴責，也許正是最後逼使張國燾徹底拋棄自己理想的主要原因。這個“理想”曾經使張國燾為之堅苦奮鬥了十九年。

左右兩路軍分頭南下以後，在黨壩地區重新會合。10月5日（徐向前將軍給出的日期），紅軍主力在卓別基召開了全軍高級幹部會議。從現在所能得到的資料來看，當時與會的紅軍幹部顯然對毛澤東私自北上的行為非常憤怒。 儘管幾年後中共全黨就把對待張國燾的態度提高到鑑別黨員是否對黨忠誠（實際上是對毛澤東個人的忠誠）的高度，然而在徐向前等人回憶的字裡行間，仍然可以體會出當時的那種憤怒。

不過特別令人難以想象的是，毛公那種個人玩弄全黨全軍的指鹿為馬的行為，竟然能夠安然地使得眾多的紅四方面軍成員，老老實實背上了四十多年的政治黑鍋；有幸活下來的人還得無時不刻地將死老虎張國燾拿出來臭罵一通，以此表明自己的忠誠和悔過自新；即便是身經百戰兼九死一生的驍勇戰將，也擺脫不了這樣的“命數”。

人性被扭曲以後的懦弱和可悲，實在讓人:噓欷不已；儘管這是所有暴力革命必須具有的基本秉性！


 

當年的紅四方面軍無疑是紅軍的主力


卓別基會議最後決定，紅軍主力不服從毛澤東所挾持的中央，自己成立了臨時中央，由張國燾任臨時中央書記。這是一個對中共黨內路線鬥爭史很有影響的事件。儘管目前的資料尚不足以得出任何明確的判斷，然而這卻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綜合現有資料，存在以下一些可能性，雖然要明確這些可能性還需要更多的可靠材料：

1. 另立臨時中央，當時得到全軍幹部，包括朱德總司令（雖然朱老總似乎有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習慣）和其他主要將領，也包括非紅四方面軍將領，如象董振堂、羅炳輝等的支持；
2. 這個臨時中央，在成立的時候已經明確了它的“臨時”性質，否則以中共這樣的早就精於黨的嚴密組織的**，就不會僅僅是以一個光杆“書記”領導工作；
3. 包括張國燾在內的所有主力紅軍將領都不贊成決裂，但希望分裂有複合的餘地；否則兩個中央就不會一直保持密切的電報聯繫；
4. 毛澤東的陝北中央，當時也有內疚的表現；目前所知的雙方來往電文似乎支持這種可能性；
5. 不排除張國燾有以此掌握全黨的個人野心，但也不能排除他的這種野心具有“為了黨和紅軍的事業”的動機；
6. 張國燾本人當時在全軍享有相當高的威望。

卓別基高級幹部會議以後，紅軍首要解決的問題是足夠的糧食補給；此外眼看馬上就要冬季，也急需找到養息過冬的臨時根據地。隨後紅軍主力分兵兩個縱隊，沿大金川兩岸南下，攻克成都西側的寶興、蘆山、天全等地區，虜獲大量的糧食和其他物質之後又退回懋功一帶。1935年年底，紅軍陸續撤到丹巴、道孚、爐霍（總司令部駐地）、甘孜一線，利用南面的雪山險阻，屏障自己過冬休整。


 

1936年1月，紅軍總司令部在甘孜一帶休整時，將部隊重新整編：
紅軍總司令部：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兼），總參謀長劉伯承；
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參謀長：李特；轄三師九團；
第4軍：陳再道（原軍長許世友凋往直轄騎兵師），政委：王宏坤；轄三師九團；
第5軍（由原第5軍和33軍羅南輝部合併）：董振堂，副：羅南輝，政委：黃超；轄三師九團；
第9軍：孫玉清，政委：陳海松；轄三師九團；
第30軍：程世才，政委：李先念；轄兩師6團，
第31軍：方面軍副總指揮王樹聲兼（至9月，王樹聲因病患，由原二方面軍紅六軍團軍團長肖克接任），政委：周純全；轄兩師六團；
第32軍：羅炳輝，政委：李干輝；轄兩師六團；
直轄騎兵師：許世友；約200騎【注1】。
此外還有一個從原川北蘇區帶出來的地方武裝，命名為“抗日救國軍”。
全軍約四萬餘人。



 

紅四方面軍在川陝邊區發行的布質貨幣。這種“貨幣”一直到1935年-1936年冬季修整時仍然在康西地區使用。


 

1936年6月，紅軍主力出發北上之前打給甘孜白利寺喇嘛的青稞收據。按今天的標準，它的文物價值無疑遠遠大過50石青稞，然而肯定是一張不能通過財會要求的“白條子”。


 

當年紅四方面軍自製的手榴彈


1935年6月3日，紅四方面軍的策應部隊第32軍羅南輝所部，在理塘縣以南30餘公里的甲窪鎮（距甘孜約230多公里）與紅二方面軍的先頭部隊會師。隨後紅二方面軍開到紅四方面軍占據的甘孜地區休整。

——————————————————————————————
【注1】 許世友後來稱自己為騎兵師司令，有三千五百多人。但根據他的老上級徐向前的資料，當時組建的騎兵師只有兩百來人騎（？）。從編制上來看，“騎兵師司令”是一個奇怪的官銜，若按許司令的編制，起碼得有兩三千匹戰馬，這對當時蟄居西康的紅四方面軍是難以想象的。



3. 北上與西路軍的形成

1936年初，中共駐莫斯科的代表林育英奉共產國際的命令潛回國內，他向中共傳達了蘇俄要求中共必須向國民政府妥協的指示（即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7次代表大會決議）【7】。如前面回帖所述，斯大林改變了在中國的策略，他希望中共和國民政府形成抗日聯合統一戰線。

也許可以這樣認為：斯大林這一新的策略，其目的雖然相當自私卑鄙，而且按照老牌正宗的馬列經義判斷（老呆子托洛茨基就是這種理解的忠實鼓吹者），這無疑也是一種“右傾機會主義”的、庸俗“實用主義”的伎倆；然而在客觀上，卻把中共從覆滅的邊緣拉了回來。此外，為了達到主要目的，斯大林對於中共內部的分裂也採取了寬容的規勸態度。

不過在此期間，陝北中共對於執行斯大林的國際大策略卻採取了裝糊塗的“實用主義”態度；因為毛澤東認為：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才是中共最大的死敵，他甚至打算挑撥和利用日本人、東北軍、國民政府、蘇俄等各方面之間的矛盾，從而坐收漁人之利。很快，陝北中共就以團結抗日的旗號和張學良達成秘密協議【注1】，宏圖建立“西北國防政府”；這樣不但能使自己弱小貧困的根據地得以安全甚至擴展，還在形式上“遵從”了共產國際所制定的“抗日統一戰線”方針，更為進一步和國民政府較勁打下了基礎。然而斯大林很快糾正了這種對自己戰略意圖的曲解，他後來進一步明確指示，中共必須拋棄張學良，暫時向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妥協【8】。斯大林非常清楚，唯有蔣介石才能把日本人牢牢地拖住。

後來我們曾經被反覆告知：偉大領袖毛主席高瞻遠矚，英明地制定了“抗日聯合統一戰線”的正確方針，因此他老人家再次拯救了黨、軍隊和革命事業，甚至拯救了中華民族和二次大戰中被法西斯奴役的世界人民；這後一種看法，至今仍為毛澤東的嫡孫毛新宇博士所堅持。

 

林育英


林育英（當時化名張浩）系林彪的堂兄，他和他的哥哥林育南都曾經是張國燾搞“二七”工運時的老部下。據說他是從飛機上跳傘秘密到達陝北的。林育英到達陝北後，曾撮合紅軍分裂後的兩個“中央”，甚至打算隻身到西康會見張國燾等人。由於林育英具有共產國際“欽差”的身份，所以在陝北的中共高層之中，一直享有比較特殊的地位。1942年3月他病逝時不但受到了隆重的葬禮追悼，甚至獨一無二地享受了毛澤東親自抬靈柩的特殊待遇。這個史無前例的殊譽也許充分反映出當時毛對蘇俄的重視和期望。教科書閉口不提這段插曲，其中原因頗耐人尋味，或許是要強調和修飾毛澤東領導中共從始至終都是“自力更生”的光輝歷程。


 


 

毛澤東在林育英出殯時為葬禮拉白挽；右上角是林育英像，右一為朱德（戴口罩者），載眼鏡者為任弼時，左二為林彪。注意毛澤東的帽子與眾不同，類似蘇聯內戰時期紅軍士兵的尖頭帽（即保爾科察金戴的那種，參見下圖），是原裝進口的禮物（比如說林育英送的）還是仿造？目前無從考證。


 

自從中共發生分裂以後，兩個“中央”的關係沒有繼續惡化，雙方甚至在相當一段時期還彼此“體諒”。在得知林育英傳達共產國際的新策略之後，張國燾於6月上旬宣布取消“臨時中央”，並和陝北中央重新協調了紅軍的戰略，提出了以紅二、四方面軍組成西北局，創建中共武裝在西北地區的勢力範圍。這個主張很快得到陝北中央的贊同，張國燾兼任中共西北局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注2】。這個新的改變決定了紅軍主力繼續北上的策略。

1936年6月，紅軍總司令部作出計劃，兩個方面軍分成三個縱隊分頭向若爾蓋地區進發，在包座會合後再兵分兩路繼續北進。

正在在紅軍主力準備北上之際，突然爆發了兩廣 “六一事變”，使得國民政府不得不將在西北的中央軍主力胡宗南部由松藩地區往東面調動，以應變長江以南萬一爆發的新內戰，因而也大大減輕了紅軍北上的阻力。當月底，二、四方面軍的紅軍主力再次分頭順利越過草地，於7月下旬在包座一帶會合。

8月初，紅軍主力進入甘南地區，紅四方面軍在岷縣以北區域（岷縣守軍魯大昌部死守不棄，紅軍久攻不下），一度拿下漳縣、渭源，甚至進逼蘭州。紅二方面軍在哈達鋪東北的區域。當時紅軍總司令部的意圖是以二方面軍作為策應，四方面軍假道隴西奪取河西走廊，進而打通和蘇聯的國際路線【9】。



此後由於中共中央的參與，全軍的戰略部署就不斷發生更變：
1. 最初中央的意圖先是以三個方面軍策應東北軍打通北往蘇聯的路線（也就是說以東北軍為北上的主力）。但很快由於東北軍的猶豫和不協調，便改變計劃，擬以二、四方面軍先在甘南地區建立根據地，然後圖謀北進；

2. 到了8月下旬，中央又意圖以紅二方面軍在甘南東部策應，掩護紅四方面軍主力獨立進取青海和甘西地區，以打通新疆邊境，這實際上是原來紅軍總司令部的計劃；

3. 8月底，又因國府中央軍主力回師西北，中共中央鑑於陝北人口稀少物產貧乏，“不能供給大軍（指中央紅軍）久駐”【10】，於是再度變更計劃，準備以紅一方面軍主力從寧夏西部由北往南，紅四方面軍從甘南地區由南向北，紅二方面軍在陝甘邊區策應並阻滯中央軍西調；先以一、四方面軍在西蘭公路區域南北夾擊消滅西北地方政府軍主力，然後奪取寧夏繼而往北打通蒙古；這也是所謂“寧夏戰役計劃”的最初藍本；

4. 到了9月，中央又稱一方面軍兵力薄弱，還要抽一部分力量保衛陝北邊區，因而放棄了該部主力由北向南合擊的任務，但希望單獨由四方面軍由南向北進擊。這顯然是達不到戰術意圖的冒險行為。鑑於如果放棄計劃，二、四方面軍都開往陝北，糧食補給困難將影響全軍，張國燾和朱德曾提出由四方面軍部分主力從甘南西部的永靖、循化西渡黃河，在適當地方建立灘頭陣地，先掩護四方面軍主力西渡；然後向靖遠一帶迂迴，再掩護一方面軍西渡黃河，繼而奪取寧夏，再打通與蘇聯的通道。

然而這個計劃又被中央否定，理由是這樣分散了紅軍的力量。中央堅持，三個方面軍應該在會寧地區集中兵力後謀取寧夏【注3】。在行動中四方面軍應於河東向靖遠方向進發作戰，先保護陝北中央側翼（？），並應先於紅一方面軍渡河，然後向東北面進取寧夏和甘西地區。與此同時，紅一方面軍從寧夏南端西渡黃河加強攻取寧夏的力量；紅二方面軍則由甘南東部向西北運動，策應和掩護主力紅軍的寧夏作戰。

雖然上述各種計劃的主要目的都是打通蘇聯國際線並相機建立新的根據地，然而在這短短一個來月就多次更迭具體部署，各個方面軍的部隊調來竄去，若不是胡宗南部的中央軍主力動作遲緩，紅軍很有先被中央突破，然後被分割包圍的危險。

事實上蔣介石早就對紅軍西渡有所警覺【11】，他深知一旦紅軍主力渡過黃河，不但政府鞭長莫及追剿困難，還會讓紅軍從北面取得蘇俄的援助繼而坐大。然而由於政府軍的反應遲鈍；突如其來的“兩廣事變”；更具破壞力的是東北軍的陽奉陰違；使得他一直無法有效地予以紅軍最後的致命打擊。後來在迅速和平解決“兩廣事件”以後，國府軍委會立即制定了“通渭會戰”作戰計劃，目的是集中中央軍的力量，在黃河東岸的西（安）蘭（州）通道一帶殲滅紅軍。此外，國府也督促河西的馬家軍向河西走廊調動，阻止紅軍西渡後的紮根。

10月初，張學良秘密將“通渭會戰”的計劃泄漏給紅軍，他希望紅軍迅速西渡拿下寧夏，以便為他的東北軍留下和政府決裂的後路。在這種情況之下，紅軍唯有冒險加速寧夏戰役計劃的實施。


 

寧夏戰役計劃構思的地域依據


只要留意一下寧夏的地域特點（參見上圖），就很容易理解紅軍的寧夏戰役計劃。寧夏形同一隻展翅的雛鳥，最富庶的經濟區域和文化中心都集中在鳥頭部位的銀川周圍，黃河從銀川南面向東北流過，將銀川劃到了西岸。如果奪下銀川，不但控制了寧夏的命脈，還可以利用黃河作為屏障，阻擊南面政府軍的主力；所以對紅軍來說，銀川周圍是一個理想的割據根據地。然而紅軍要想攻取寧夏，無論攻擊點選擇在什麼位置，都必須西渡黃河。從地形、交通等因素考慮，選擇靖遠附近作為渡河點應該認為是恰當的。

在政府中央軍調配集結完畢之前，紅軍的計劃實施得相當順利。紅軍不但在會寧至黃河渡口靖遠之間建立了層層掩護縱深，30軍還趕製了16條木船；此外還意外地擄獲了一些西北商人運貨的牛皮筏子【12】。10月24日深夜，渡河先頭部隊第30軍開始西渡。靖遠左岸的政府軍河岸防守部隊，騎兵第5師之韓起祿所部布防鬆懈，幾乎毫無抵抗可言，因而紅軍渡河非常順利。

10月21日起，政府軍發動凌厲攻勢，防守華家嶺的第5軍副軍長羅南輝戰死，所部不支，退向會寧。次日，會寧紅軍防線被突破；至23日，會寧被國軍第37軍毛炳文部攻克。紅5軍逐漸退向靖遠渡口。24日，當30軍渡河成功以後，第9軍奉命向渡口撤退，緊隨30軍渡河。

此期，紅31軍亦奉命逐次退向靖遠渡口準備過河，但至30日，又突然奉中央命令留在河東作戰，於是又從河邊開出，折向寧夏西南。

至10月29日，紅四方面軍計有第30軍，第9軍，第5軍（尚留有少部分在河東警戒），方面軍司令部（徐向前、陳昌浩負責）以及司令部直屬機關等共計兩萬一千八百餘人渡河完畢，但原定的渡河計劃只完成了一半。

30日，國軍驍將關麟徴率領第25師，不顧張學良的命令，驟然突進靖遠；紅軍還來不及組織有效反擊，國軍毛炳文和馬鴻逵部也隨關師跟進【13】。河岸守備的紅5軍餘部不支，沿河撤向西側（最後被繳械）。此時，紅軍其他部隊以及打拉池的紅軍總司令部已從渡口被分割，無法繼續渡河。此後，黃河兩岸的紅軍被截斷，寧夏戰役計劃無法繼續完成。11月8日，中共中央軍委密令終止寧夏戰役計劃；但河西岸的紅軍一直不知道計劃的更改。據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說，他是在五十多年後才知道這個密令的。


 

紅軍主力1936年10下旬至11月初主要作戰情況圖（注意：覆核資料時發現，上圖國軍第25師運動路線有錯誤，應該從圖標位置偏東突進靖遠，然後攻擊打拉池，所以紅軍總司令部放棄渡河，向東撤退；容當以後改正）



11月10，河西的紅四方面軍指揮部接到命令：由他們三個殘破的軍組成“西路軍”。從此，慘烈而問題百出的西征，就由這兩萬多自從西康地區出來以後就沒有得到修整和補充的部隊硬着頭皮扛了下來。

——————————————————————————————
【注1】 目前還不太清楚這個秘密協定的具體細節，這可能與“西安事變”以後中共矢口否認與張學良有任何關係有關，加之張學良被國府扣押、東北軍也迅速被整編，雙方的有關文件均可能被徹底銷毀。據認為這個秘密協定是在1936年5月簽訂的，中共的目的是要東北軍容忍他們的存在，張學良則試圖通過與共產黨的合作獲得蘇聯的支持。如果當時確鑿證明張學良“通匪”，相信一定全國大嘩，具體的負面後果很難假設。

【注2】 在二四方面軍會合以後，有“革命老駱駝”之稱的紅二方面軍政委任弼時曾經試圖以中間人的身份，消除紅一、四方面軍的隔閡；他甚至希望在將來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以客觀的態度分析和檢討分裂的原因【14】。今天看來，當時的任副書記對於“黨內民主”的純真性似乎很有些革命的羅曼蒂克情懷；不過在後來毛澤東聲討張國燾的“運動”中，他卻聰明地堅持了“沉默是金”的警世格言。

【注3】 後來的革命歌舞劇“東方紅”以及“長征組歌”中，上百名俊男少女比劃着誇張的動作，又跳又唱：“三大主力會師啦！”其實只不過是這個計劃中的會寧地區集結而已。




4. 血浸荒漠

徐向前和陳昌浩在進入河西走廊後就預感寧夏戰役的無法完成。中央曾密電徐陳，徵詢他們是繼續西進還是回到河東，徐向前等考慮到只要迅速穿過河西走廊到新疆，勝算應該問題不大，便回電錶示可以西進。不過，即使西路軍重新渡河東返，也勢必背水面對中央軍的第1軍、37軍、25師等大部隊的截擊。

隨後的11月8日，中央很快改變了整個紅軍的戰略意圖，這個新的“作戰計劃”不但放棄了原擬首先在西北建立抗日局面的計劃，也放棄了在甘南地區和國軍決戰的打算。此外，中央重新計劃由一、二方面軍組成“南路軍”，紅四方面軍河東的第4和第31軍組成“北路軍”，以河東的三萬餘眾向東發展，擴大地盤和影響，並逐步占領山西和華北，甚至華東和華中。

稍加分析就知道，這個新計劃極有可能是策劃者對着地圖比比劃劃之後，弄出來的想入非非。然而，最使得徐向前幾十年後仍然耿耿於懷的是，這樣重大的戰略變動卻沒有通知他們（或許以為他們領悟？），只是含混地要他們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言外之意，要他們呆在河西走廊自己打西北的天下。

當時西北的地方部隊以西北第二防區司令官兼第五縱隊司令馬步芳為主要代表，人稱馬家軍。該縱隊下轄新編第2軍【注1】，騎5師（師長馬步青）以及一個海南警備司令部（約3000餘人，以騎兵為主）。但以馬步芳第100師戰鬥力最強；該師下轄1個騎兵旅和3個步兵旅，此外還有一個手槍團和一個炮團（裝備山西產山炮18門）。第五縱隊總共約有三萬多兵力，其中有三個騎兵旅；另外節制河西走廊的地方回民民團約三萬多人，這些民團騎自己的馬拿自己的槍，戰鬥力也很強悍。

馬家軍系西北回民地方部隊，原始的地域、種族、宗教以及家族的凝聚力極強；作戰兇狠頑強；其戰術特點多先以步兵衝鋒，當紅軍反擊時，步兵即且戰且退，將紅軍引誘到開闊地帶，然後用騎兵衝上去馬踏刀砍。據西路軍倖存的老兵說，過了河西的仗就特別難打，馬家軍的回兵不像其他地方部隊，少有投降【注2】；即使被突破，仍然頑強死抗。此外更絕的是，步兵衝鋒時每人只帶三五排子彈（每排五發），輪換補充，以免被紅軍繳獲，讓紅軍不能像以往一樣，在戰鬥中得到彈藥補充。

紅軍過河後立即遭遇激戰，在一條山（景泰東側）的戰鬥中紅軍獲得勝利，馬步青的騎5師少將參謀長兼前敵總指揮馬廷祥陣亡。

 

馬氏兄弟馬步芳（左立）和馬步青。當時青、甘地區馬家軍以馬步芳的部隊最有戰鬥實力，而馬步青比較保守。據徐向前說，西路軍西上時第30軍逼近武威（涼州），派人送信給駐守涼州的馬步青，說紅軍只是路過，切勿動武，馬步青部就閉門守城未有出兵。但據馬家軍第100師596團團長劉呈德解放後說，當時馬步青並不在城內，城防由他負責，他似乎不知紅軍送信的事；由於只有一個臨時拼湊的團在城內，所以守軍只是不分晝夜閉門防守，夜間還用燈籠從城垛伸出照明，以防紅軍偷襲。紅軍並未攻城，只是從城外繞過。


 

馬家軍騎兵


 

集結中的馬家軍騎兵。歷代西北騎兵就以狼狠狡猾出名，原同治年間的陝甘總兵楊岳斌曾上奏言：…每值接仗，千群萬騎以相抗拒；一經擊敗，狼奔豕突，行走如飛…。左宗棠亦評價：…剽銳殊甚，遇堅軍則轉瞬不見蹤跡，遇暇軍則有隙即入…。馬家軍自編的騎兵歌中唱道：“突前線，擾後方，像閃電，似瘋狂”，相當程度反映了西北騎兵的作戰特點。這些特點，西路軍在不斷吃虧的痛苦中深有體會。


 

馬步芳視察部隊


 

古浪為進入河西走廊交通要衝；這是從古浪西南端的山巒瞰視通往古浪的公路，遠處公路盡頭是古浪縣城。從圖中可見，古浪的南端的地形險要，故古代該地對中原來說，被稱為“虎狼關”。


 

古浪南面為群山圍繞，只有一條路可進；但西北面逐漸是通向涼州（武威）的平川。圖中遠處是古浪的西北面，可見到山巒已經逐漸低平。古浪1910年12月大地震時，全城損害嚴重，周圍的城牆全部震塌，故紅軍後來在退入城內時只能憑藉民房死守。



11月13日（一說是20日），西路軍第9軍孫玉清部從古浪城西南側的古龍山俯攻古浪，守軍馬化隆團不支退出；隨後第9軍在城的南北兩端的高地構築工事，並以25師王海清部扼守西南面，27師陳家柱部扼守東北端；這個布置很明顯，有讓大部隊在此休整的意圖。

16日（一說是24日）拂曉，馬家軍馬元海部和馬彪旅部別從東北和南面突襲，夾攻古浪（徐向前稱敵軍共有三個騎兵旅和兩個步兵旅外加四個民團），不時還有中央空軍的幾架舊式飛機助戰。激戰中紅軍不支，逐漸退入城內巷戰。紅軍曾一度組織反攻將敵驅逐並追擊出城，但很快在開闊地帶被馬家軍騎兵反擊，損失慘重。惡戰兩日，第9軍不支，突圍退出。據說紅軍突圍時曾向前沿敵群拋撒銀元數千，進攻的馬家軍士兵貪財忘形，一時陣容大亂，紅軍趁機逃脫【15】。

在古浪的戰鬥中，馬家軍傷亡六七百人【16】，紅軍傷亡兩千多（徐向前語），紅軍第9軍25師師長王海清、27師政委易漢文和第9軍參謀長陳伯稚等多名軍官均戰死；軍長孫玉清負傷，隨後被徐向前撤職（由原31軍參謀長李聚奎接任；李因負傷住院，後隨醫院渡河）。

馬步青後來認為古浪之戰是河西戰役的轉折點【17】。

徐向前後來的解釋是：當時第9軍進攻古浪是為了吸引馬家軍向古浪集中，從而第30軍乘虛向涼州進發。

古浪一戰是西路軍的首次挫折。此後，第30軍成了西路軍的主要戰鬥力，紅軍也越來越了解馬家軍的兇狠難纏。


 

大陸改革開放後的90年代，在古浪城郊為第9軍陣亡官兵遺骸新建的合墓。說起來令人唏噓，這些人無論如何都是為了**的基業而死，然而在毛的時代，盡可以對自己的敵人表示寬大仁慈（甚至死後可以榮葬八寶山），然而對於價值觀和自己同出一轍的“同志”卻不惜用最**的手法****。 由此可以得出痛苦的教訓，只想通過極端的手段達到“美好”的目的，其結果必然本末倒置，最後為個人野心家所利用。

——————————————————————————————————————
【注1】 該軍於1933年由第100師（前身是新編第9師）擴編成軍，但成軍後只有第100師。1936
年馬步芳不但仍兼師長，還兼了軍長和兩個司令。
【注2】 整個河西作戰期間，正規軍隊中只有騎5師的工兵營在古浪之戰初期曾經投降，但很快又反叛逃回馬家軍。




自從徐陳部隊過河以後，張國燾和紅軍總司令部被分割不能過河，最後在政府軍的壓力下只得向東部轉移。他們經過寧夏同心縣，到達陝西洪德南側的河連灣。 在同心縣城時張國燾得知第9軍在古浪傷亡慘重，還損失了寶貴的情報監聽器材和專業人員；他痛心不已但又回天乏術，只能通過總司令部的監聽設備，儘可能為西路軍提供敵情的變動。此後，為了統一指揮，張國燾和朱德將二四方面軍河東部隊的指揮權交給了彭德懷，隨後去了保安。由於紅軍的再度統一，張國燾曾經感到欣慰。

 

四川巴中的紅四方面軍紀念園中的張國燾塑像


張國燾，這個在中國近代史留下深刻痕跡的人，他對中國共產黨的貢獻遠非“巨大”兩字能夠概括。雖然他的人品和性格特點，我們今天仍然無法全面了解，我們所能接觸到有關對他的評述，幾乎全都是不可信賴的貶低和詆毀；然而從他自己的回憶以及其他人隻言片語中所得到的印象，他似乎不是一個為達到個人目的不擇任何手段的極端利己者。

早年，他出於一個正直青年所懷有的熱血和理想，積極投身於促進社會改革的洪流之中；儘管他後來懷疑當初所信賴的價值觀和所採用的手段。

如果出於共產黨的“無產階級革命覺悟”的角度，應該認為張國燾是一個黨性很強的中共黨員和領導者。這種“黨性”，無論在他從事的革命活動細節中，或者從他在1936年底自動放棄了對紅軍的指揮大權這一事實，以及他在多年以後拋棄了原先的價值觀之後心平氣和寫出來的東西里，都可以明顯感覺出來。也許正是這種中共要求所有黨員都應該努力培養的“黨性”，更也許是他不願意自己親手締造的革命**最後毀於分裂，才讓毛澤東找到弱點把他徹底擊敗，還死死地踩上一隻腳，要他永世不得“翻身”。

雖然我們無法設想如果張國燾戰勝毛澤東，將會為中共帶來什麼樣的命運；然而卻可以推斷，如果當時他像對手一樣，甘置全黨全軍利益於不顧，硬要和毛澤東纏鬥下去的話，憑他個人所具有的經驗、威望、能力以及當時手中仍然能夠調動的實力（第4軍和第31軍），老毛以後未必能夠有機會搞出“文化大革命”那種踐踏天理、禍國殃民的東西。這種東西，不客氣地說，即便是同出一轍的大獨裁者希特勒、斯大林之流，也未曾對自己已經到手的國家造成過如此嚴重的傷害。

原西路軍文工團成員，後來成了謝覺哉夫人的王定國女士，在多年後對記者說過這樣的話：“他那個時候帶着那麼大的隊伍，（如果）沒有一種說老實話、沒有一種誠善的心，他也團結不了十萬大軍。”【18】 謝夫人是一個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中國婦女，晚年過着有地位有待遇的舒心日子；這種說法應該視為她樸實的心裡話。

有人認為，張國燾最後採取了脫黨的消極態度，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點。然而，一個親歷過19年的腥風血雨的殘酷鬥爭的人，如果因此說他意志薄弱可能未免過於膚淺。

張國燾在自己的回憶中曾經提到，隨着他對於鬥爭的深入體會，逐漸懷疑他自己所投身的“事業”是否像當初所想象的那樣崇高正義。儘管我們不能完全相信他所說的就是他當時真正的思想變化，但設身處地，像他這種早將生死置之度外的“革命者”，要最後悲憤地和自己的信念決裂，必定下過非常痛苦的決心。

也有人認為，由於張國燾“叛黨”，最後落得客死異鄉的悲慘下場。但是看看和張國燾同時代的許多老革命，那些能夠慷慨戰死或者英勇就義的烈士固然壯烈而令人感嘆，然而許多熬到了身處高官厚祿的地位之後，最後還不是落得一個非常令人遺憾的結局。如果要和不甘受辱憤然自盡的陳昌浩、被人像老鼠一樣弄死在骯髒小屋內的劉少奇、至死都還得不斷聲明自己不是叛徒的周恩來、莫明其妙死得不清不楚的林彪….甚至不可一世但卻去得非常窩囊的毛澤東等比起來，張國燾先生的結局似乎要算美滿得多的。

也許我們可以用“死去原知萬事空”來淡漠人生，然而撇開人性奢談什麼理想和意志，絕非正常人類所為；除非那種一定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的鋼鐵禽獸、或者已經自我修煉成為甘當鋼鐵奴僕的超極動物。明白這個道理，就會深刻理解今天政府所提倡 “以人為本”的歷史性積極意義。

 


張國燾紀念塑像上的碑文，上面有句話很是寓意深遠：非憑成敗論英雄。


 

紅四方面軍紀念園中的塑像群。據說這個紀念園是由一位熱心的退休區委書記牽頭，多方募捐籌款修建的。最初紀念園只為徐向前、陳昌浩、王樹聲、李先念等塑了紀念像（圖中左上角），後來又補上了張琴秋等其他一些四方面軍將領的塑像。然而提起四方面軍，張國燾的地位實在太重要，因此籌劃者絞盡腦汁，四處奔走請示。畢竟原四方面軍出身的幹部人數眾多，最後總算得到上級部門的認可，便在主塑像群的東北角加塑了張國燾的記念雕像（圖中右下角）。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主塑像群的牌位均是坐南向北，據說是喻示四方面軍嚮往北上，而國燾先生孤立的塑像卻是坐北向南……。說句玩笑話，按照風水來說，坐北向南的才是正菩薩位呢。不過無論如何，能大膽為國燾先生塑像，卻也反映了國家和社會的逐漸開放進步。

12月初，經過和紅軍初次交手之後，馬步芳和馬步青在涼州新城召開了軍事會議。會中，馬家軍海南警備司令部第2旅旅長馬元海提出，紅軍的戰鬥力強悍，不宜迎頭攔截或圍堵；最好的辦法是尾追，以馬家軍騎兵的特點，緊咬紅軍大部隊不放，一有機會就尾截紅軍的殿後部隊，紅軍不便大部隊回頭，如果回頭就立即退開；如果紅軍攻占城池據守，則集中力量圍困，造成紅軍飢餓疲憊。

馬元海的這個死纏吊尾的戰術立即得到二馬的讚許，當即決定分兵三個縱隊緊咬紅軍主力不放，並任命馬元海為全軍前敵總指揮，統一指揮步、騎作戰。

 

馬元海；雖然照片的長相給人的感覺比較邪，但應該承認他是回兵中足智多謀的戰將；他的死纏吊尾戰術，使得紅軍疲憊不堪，損耗極大。紅軍若是大部隊回頭，馬軍的騎兵立即快馬消逝，若逢有追擊突出的紅軍部隊，則又迅速集中兵力回頭打擊；但凡紅軍做飯有炊煙時，騎兵就不斷騷擾。西路軍的老兵說：廣闊戈壁，根本沒有地方隱蔽；白天要準備作戰，又要考慮行動隱蔽，行軍只能夜間進行；走了一晚上的路，天亮一停下來就得馬上趕修工事。馬家軍的騎兵補給好，晚上睡得更好，白天他們一兩個小時就趕上我們一個晚上的行程…..。此外，馬元海的戰術還有個特點，他充分利用兵力的優勢，任何時候都留有一定的二線儲備力量，因而第一線作戰損耗後能夠迅速補充，從而造成了馬家軍似乎老是打不完的印象；紅軍在河西走廊大多處於調來調去的狀況，這點就很難辦到。


 

永昌城外的戈壁

在裝備上馬家軍並不見得比紅軍好，許多士兵的武器都是老套筒加馬刀，手榴彈不多；戰術單位的機槍數量也不如紅軍；全軍唯一的一個炮團，在整個河西戰役中似乎作用也不大；各縣的民團的武器裝備就更差。

紅軍初過河西時，對馬家軍並不了解，全軍只有第5軍軍長董振堂曾和馬家軍打過交道，不過那已經是1928年董隨孫連仲駐防甘肅的時候（當時孫任西北軍的青海主席）；當時馬步芳的父親馬麒的兵曾經在永登附近和西北軍交手，但西北軍一陣機槍之後，回兵立即鳥散四逃。董振堂的這個經歷可能使得紅軍對馬家軍有些輕敵，這從徐向前等人的回憶中可以看出。但紅軍所不清楚的是，30年代馬步芳兄弟掌握馬家軍兵權以後，曾效仿西北軍的訓練方法，對部隊大力整頓；因而死纏爛打的戰力已非昔日可比。


 

西路軍河西走廊征戰過程示意圖


“在河西走廊涮來涮去”，這是徐向前將軍幾十年後提起西路軍的傷心話。確實，若不是中央的命令忽東忽西、走走停停，西路軍完全能夠迅速穿過河西走廊趕到新疆（當時新疆主宰盛世才和蘇俄來往密切，和中共有密切的“統戰”關係），重新休整補充以後再回頭找馬家軍較量；這樣完全不至於最後被拖垮拖死。

中央於11月19日電令徐陳：“你們的任務應在永昌、甘州、涼州、民勤地區創立鞏固的根據地…”。幾十年後徐向前才明白，這封電報的真正意圖是要利用西路軍造成紅軍仍然要攻取寧夏的假象，以便把政府軍吸引到黃河沿岸，從而策應河東紅軍完成那個想入非非的大計劃。

但是這裡也很有些讓人迷惑，即使把西路軍擔任吸引敵人的意圖直接告訴徐陳，似乎也根本不會引起他們的消極怠令；因而具體的內情目前仍然不為世人明白。


 

作為古蹟保留下來的永昌舊城樓。永昌周圍是西路軍“涮來涮去”最長的地方之一。在這個河西走廊的“蜂腰”地區，西路軍和馬家軍相持了一個多月。據原30軍軍長程世才說，當時永昌縣城內的各個廟宇、空屋內都住滿了紅軍的傷員。


 

永昌縣城內的西路軍總指揮部遺址，原來是一間天主教堂，當時徐 陳的指揮部就在照片中院落的左側。



12月12日，西安事件爆發，此後至月底，馬家軍停止了進攻。西路軍曾致電中央，希望能利用這個機會抓緊時間，調動全部紅軍迅速打通新疆並占領寧夏。這個建議看來是明智和可行的，因而當月18日中央來電命令西路軍“打通遠方…限明年（1937年）1月以前奪取甘、肅二州….”，也就是說，中央似乎同意了西路軍的建議，命令西路軍立即繼續西進。

但隨後中央軍迅速占領了潼關，主力部隊大舉西調，張學良和楊虎城又感到壓力很大，於是中共中央既要顧及共產國際的意圖，又要顧忌“友軍”的困難，便又改變主意，於24日要西路軍南下策應張、楊兼威脅蘭州。然而正當西路軍已經調動部隊準備重新東返時，26日西安事件已經和平解決。隨後中共試圖在和國民政府的談判中爭取更大的控制地盤，於是又於27日命令西路軍繼續西進。這種眼花繚亂的戰略變動，最終徹底葬送了遠在甘肅荒漠中“涮來涮去”的西路軍。

西路軍離開永昌向西，由於甘州馬家軍防守嚴密，於是向山丹、臨澤、高台一帶進發。

1937年1月，楊虎城在元旦閱兵時聲稱，將聯合紅軍“貫徹主張”； 13日楊虎城自命西北邊區政府聯軍總司令，任命孫蔚如、廖澂流、王以哲、于學忠、毛澤東、彭德懷等人為第一至第六集團軍總司令，再度拉開架勢要和國民政府討價還價。中共為了配合這個意圖，再次命令西路軍停止西進，在甘州一帶建立根據地。徐 陳不但再次註定“涮來涮去”，而且還要擔當一顆實際上遠遠超過他們重量的戰略籌碼。為此西路軍曾致電中央，要求河東的第4軍和第31軍能夠渡河增援，但被一口拒絕，中央回電中甚至還拿出風馬牛不相干的“錯誤路線”的大帽子來嚇唬他們。

正當西路軍停留在甘州西北的臨澤、高台一帶“建立根據地”的時候，正好給馬家軍重新集結所有力量的機會；馬軍隨後便像狼群一樣撲了過來。長途征戰九個來月的西路軍，終於迎來最後的厄運。

在西路軍越來越困難的時候，張國燾心急如焚，他一方面以個人名譽去電要求西路軍堅信中央的“正確”指示，一方面也多次和毛澤東、張聞天等人商量，希望他們能夠拿出有效解救西路軍的措施，然而毛、張等人以及中央軍委，似乎只是敷衍應付。

仔細分析，可以認為當時中共的決策實際上是處於被動跟着形勢轉的應付狀況，如果早早讓西路軍打通新疆，在1937年上半年和國民政府討價中的本錢肯定大得多。分析其原因，可能主要歸咎於當時對“友軍”張、楊的能量估計過高，對國府的應變策略和反應估計過低並缺乏預見性。按照共運術語，應該屬於典型的“機會主義”表現，而且是左右傾混合的機會主義。今天看來，這個責任主要應該由毛澤東負，因為當時他個人的決定基本上代表了中央的決定。




警告：以下部分圖片可能引起讀者情緒不安，請做好心理準備；並請未成年讀者在家長指導下閱看！

 

三十年代的高台縣城樓，圖中可見城牆高大堅固。


縱觀西路軍6個月的艱難征戰歷程，高台戰役無疑是西路軍最後覆滅的轉折點。

1936年12月底，馬元海率領馬家軍左、中、右三路兵力從永昌、涼州傾巢西進，尾追紅軍主力至臨澤周圍；連同各縣近10個騎兵民團，馬軍當時的總兵力將近10萬【19】。

1937年元旦，西路軍第5軍攻占高台，並將原縣城內的民團地方武裝千餘人收編（後高台臨近攻陷時叛亂）。

臨澤高台地區地處弱水、黑河等水道流域，農產較為富裕，因而西路軍在這裡獲得大量糧食補充。據徐向前稱，西路軍當時打算在此略作補充和休整後繼續西進。當時西路軍各部的布署如下圖：

 

高台戰役開始時兩軍態勢



由於中央突然命令西路軍在此地區“建立根據地”，徐 陳回電陳述困難並要求中央考慮讓第4軍和第31軍渡河歸還建制，但被拒絕。1月12日，馬軍馬彪等三個旅圍攻高台，經過兩軍激烈血腥戰鬥數日（其中雙方多次白刃對劈），20日高台失守，守軍第5軍三千餘人被全殲，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等多名高級將領全部戰死。

高台危急之際，西路軍總指揮部曾派出新建的騎兵師馳援，但由於騎戰能力遠不是馬軍騎兵的對手，師長董俊彥，政委秦賢道雙雙陣亡，騎兵師也損失慘重折回。

客觀來說，第5軍的被殲與總指揮部當時不妥的部署有很大關係；從上面態勢圖可以明顯看出，徐陳的布署很容易被各個擊破。 高台距倪家營子主力集結的位置直線有近50公里的距離，而紅軍幾乎全是步兵，即使急行軍飛趕支援，起碼也至少要一天多的時間，再則附近幾乎全是平丘，大部隊調動肯定立即被敵發現。

在平地無工事依託的狀況下，即使是守勢，也很容易被騎兵衝散消滅；若以既無地形依託、又無重火力掩護的步兵在開闊地帶攻擊騎兵….似乎還未聽說過有成功的戰例。

之所以徐 陳在與馬家軍交手時多以陣地據點作為戰鬥依託，就是由於步、騎兵種差別所造成的必然戰鬥形式。徐 陳身為久經沙場的老將，當然不會不考慮到這個因素。從這點來看，上述的部署不像是進行決戰的布置。由此應該認為，徐向前後來的解釋是合理和可以接受的；但這個臨時性的布署立即被馬元海利用。這種狀況無論如何，總指揮官也是有責任的。

然而中央後來指責徐 陳不集中兵力以運動戰消滅馬軍【20】……容鄙人引用一句貧下中農伯伯的粗話：真是不生娃兒不知道B痛！以徐 陳那支兩萬來人的疲老之師（其中甚至還有一千多的隨軍兒童！【21】）過了河西就“涮來涮去”，仗能夠打成這樣，已經相當不簡單了。


 

高台戰役後的馬軍士兵和紅軍士兵屍體；從圖中可以看出，馬家軍士兵穿得很暖。


這類圖片是當年馬家軍為了炫耀自己的戰績所拍的。當時西路軍和馬家軍作戰時戰況多時頗為慘烈，雙方經常以大刀對砍；據徐向前說，僅在涼州四十里舖（參見上地圖）一役，被紅軍用大刀砍死的回兵就達七百以上。

 

被馬家軍繳獲的紅軍槍支。


馬家軍後來以暴虐對待已無反抗能力的敵方人員出名，很大原因與他們那種原始游牧部落尚未開化的野蠻秉性有關，加之該軍和紅軍交戰中的損失重大（整個河西戰役馬軍陣亡者不下一萬），戰況慘烈，故該軍取勝以後就留下不少慘不忍睹的照片以顯示自己的武功赫然。當年的紅軍在這方面的真實表現我們不太清楚，但也有張輝瓚這種極端糟糕的案例。任何軍隊，倘若能在“殺紅眼的時候”仍然保持理智，那無疑將是一支武德高尚的仁義之師。


 

馬家軍攝下的董振堂（左）、楊克明、孫玉清（右）等西路軍高級將領首級的照片，據說是為了向政府報功。無論如何，這種愚蠢而惡劣的行為體現了當年馬軍的兵德低下。


 

原紅一方面軍第五軍團軍團長、西路軍第5軍軍長董振堂。



據說董氏在高台被馬家軍攻陷以後，用繩索隻身從城牆上爬下；後被馬軍發現，派騎兵追捕，董被俘後立即表明自己身份，但堅持坐在地上不走，最後被當場槍殺。後經上級軍官指示，回兵又返回原地割下董的頭顱【22】。此外馬軍在打掃戰場時發現楊克明的屍體，同樣割下頭顱，並將兩人的首級用酒浸泡送回西寧。此後到當年5月，原第9軍軍長孫玉清在西路軍徹底兵敗後於肅州（酒泉）附近被俘，押解西寧後被殺，頭顱亦被割下拍照【23】。


 

楊克明原名陶樹臣，涪陵雲集鄉人氏；原四方面軍第33軍政治委員，後任第5軍政治部主任。楊於1932年任中共梁(山)達(縣)中心縣委書記兼川東遊擊隊隊長，後所部編入紅四方面軍。


1983年，楊氏在高台陣亡後的第46年，他的老妻魏俊淑女士突然接到政府的烈士證書；在苦等了大半生之後，老人才相信一直認為一定還在人世的丈夫，早已在西北的荒漠為黨業盡忠。


 

高台失守後，西路軍撤出臨澤及其附近的部隊，全部退到公路南面倪家營子一帶防守。此時全軍還有近一萬五千人員。上圖是倪家營子一帶，遠處是西南側的祁連山脈。


 

倪家營子是由周圍四十多個莊或者墩（實際上都是村落，只不過後者大戶人家多）組成，它沿甘新公路臨澤段的南側分布，形成了一塊面積大約兩百多平方公里的屯屋區域。多年前西北多馬騎胡匪，故老百姓居住的房屋多用很厚的土牆築成封閉式的屯屋防衛；屯屋最厚的土牆可達一米多。上圖是目前僅存的、據說西路軍曾經戰鬥過的土圍“碉堡” — 汪家墩屯屋。


在倪家營子時紅軍的部署以主力第30軍防守西北角（徐向前記為西南角，結合地圖，估計徐誤記；後同），第9軍防守東南角，總指揮部及其他零散部隊位於中心，從而形成一個與公路基本平行的橢圓形多縱深防線（可參考上高台態勢地圖）。

屯屋內部觀，土牆內部打孔是為了橫穿木樑以隔成不同的樓層。紅軍來了以後迅速將將這些屯屋改建成碉堡之類的工事。從圖中可以看出，這類土牆工事，即使是山炮，一時間也很難徹底摧毀。




汪家墩殘存的屯屋土牆


1937年2月2日，馬元海調動全部兵力出公路南下，以三個方向對倪家營子地區展開攻擊。然而在那種屯屋相互倚對的地帶，騎兵發揮不了作用，回兵 只能下馬以步戰形式強攻。紅軍的防禦非常頑強，馬軍在圍攻倪家營子時付出了高昂的傷亡代價。據說中共代表和西路軍都曾向馬步芳和馬元海提出談判，希望商洽 和平解決戰端，但被拒絕【25】。

戰鬥持續到當月下旬，雙方傷亡均重，但紅軍子彈儲存量越來越少，馬軍的攻勢卻不見減弱。由於戰鬥形式類似巷戰，雙方就越來越多以白刃肉搏拼鬥。西 路軍士兵多為川籍農民，吃苦耐勞但個子小，因而在近戰中經常以兩三人對一個回兵。除了刀劈、石砸、扯鬍子（由於宗教原因，許多回兵留有大鬍子），據當年的 老兵說，甚至還在堡壘高處用燒開的滾水往下澆……。




倪家營子戰鬥中陣亡的西路軍士兵


2月中旬，由於楊虎城的聯盟內訌兼兵敗，所有部隊被迫退到政府指定防區；中共中央再次電令西路軍“就地堅持，粉碎馬家軍的進攻，適時完成西進任 務”；不久又來電：“…你們唯一的方針，是調動敵人，尋求機會逐漸削弱之與各個擊破之…”【24】，並再次提到對“政治錯誤”的認識問題。（或許還以為徐 陳等人一邊在倪家營子裡享受着初春的陽光，一邊打電報求援？）。此後，中央又來電要求西路軍“固守五十天”。




西路軍陣亡士兵的屍堆


在西路軍困守倪家營子時，徐向前曾提出自救向東南面突圍的方案（推測徐的考慮可能是想趁馬軍主力全部在甘州以西，從東面突圍後可以反抄永昌一帶）。

2月21日，西路軍按第9軍、總部及直屬機關、第30軍順序，向西洞、龍首堡一帶突圍。馬步芳新編的青海憲兵團（由第100師的手槍團幹部為骨 干，但缺κ嫡驕�验）菙rπ那校�金f凡環牛輝諼鞫幢け緩煬�段r蟮牡?0軍所部設伏反擊，該團一千三百餘人幾乎被全部殲滅。憲兵團團長馬玉龍（亦是手槍團團 長）雖系馬步芳的侍內心腹，逃回後被馬元海當眾斥責臭罵。

據徐向前說，西洞堡的勝利使得陳昌浩認為紅軍仍然強大，應該遵照中央的指示，仍然回到倪家營子“固守”待援。徐向前無奈，只得命令部隊重新西返。這顯然是個致命的錯誤，但由於目前尚無法看到陳昌浩所有報告的全文，故不知他的陳述是否還有其他內情。

2月26日，西路軍重返倪家營子，也就是說重返馬元海的重兵圍攻之中。

2月27日，中共中央軍委編成了“援西軍”（司令劉伯承，政委張浩，統領第4軍和31軍），然而顧慮影響到與國府的談判，援西軍並無實質性的行動。




梨園口


3月初，西路軍敗局已定，殘部從倪家營子再次突圍沖向梨園堡，最後僅剩三千餘人從梨園口上了祁連山。



梨園口是進入祁連山區的通道，西路軍在這裡仍然受到馬家軍不斷的打擊；總部直屬的婦女團近千人就是在梨園口掩護部隊時被衝散，全團人員大部先後被殺或被俘。




馬家回兵和西路軍士兵屍體。圖中明顯可見大部分屍體衣衫單薄，和戴大皮帽的馬軍士兵形成鮮明對比。



被馬軍俘虜的西路軍男女士兵，圖中見到紅軍士兵的服裝已經很不統一，估計大多是在敵方人員身上或在地方收羅的；似乎還有人穿着從康西出來時的藏族服裝。




臨澤縣政府1992年在西路軍梨園口戰場遺址建立的紀念碑，圖中可見通往祁連山的小道。




梨園口戰鬥陣亡的紅軍屍體

3月12日，中共中央致電西路軍：保存現有力量，一是沖向蒙古邊境，一是就地分散游擊…….。如果這封電令是2月初發的，那無疑將是一份明智而體貼的命令，然而西路軍接到這個命令時已經基本全軍覆滅。


徐 陳率領兩三千殘部邊打邊撤，退到了祁連山區的康隆寺一帶。13日黃昏，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在石窩山頂召開了軍事會議，決定徐 陳單獨回陝北向中央匯報，其餘人員分成三個支隊，分別由李先念、王樹聲、張榮等帶領，或突圍，或就地游擊，或自想生存辦法…..。

徐向前在回憶中，反覆為自己在緊急關頭脫離隊伍深感內疚和痛悔，並說這是陳昌浩開會時強行制定的命令……

西路軍徹底完結了，整個紅四方面軍也因此徹底完結了。

4月下旬，李先念、程世才帶領的左支隊殘部，以及其他支隊流散的人員共約四百餘人，從紅柳園再次逃出馬軍騎兵的追擊，最後由盛世才派出的汽車接到新疆。

西路軍最後陸續逃到新疆的人員總共約有七百來人，但是那支由張榮（？）帶領的婦女、傷號以及一千餘名兒童組成的支隊，似乎再也沒人願意提起他們的命運……。

國防大學的朱玉教授還曾經感慨過，整個西路軍堅苦作戰半年余，儘管傷亡巨大，但沒有任何成建制的投降，只有共產黨才能教育出這樣的的軍隊。 這話說得.......真叫人心頭黯然流血…....

是的，中國百姓自古就被告知，貞節和名分遠比自己小命重要，為了那些被謊言裝飾得五彩繽紛的偉人的目的，哪怕需要再多的生靈塗炭，也必須在所不 辭！在這方面，一萬多名默默死去的西路軍將士(或許還有一千多名無辜兒童)的遺骸已經作出了光輝的典範。然而，只有在半個多世紀以後，才有人願意認真地談 起他們，但其中卻仍然少不了用謊言編造的許多神話。



西路軍左支隊殘部428人逃到新疆迪化（現烏魯木齊），後來於全面抗戰時回到延安時的紀念照。





後記 一些小人物的命運

關於婦女和兒童直接參加戰爭的道德問題一直頗有爭議；然而在戰爭中，婦女和兒童卻肯定要承受遠比男人們大得多的肉體和精神痛苦；這些痛苦遠非簡簡單單的英勇戰死或者壯烈成仁所能相比；這從西路軍中的女兵的命運可以得到證實。



原紅四方面軍女兵，這張照片可能是在川陝邊區時照的，看得出當時她們年輕樂觀，憧憬美好的未來。



女兵被俘以後，除了要承受敵方士兵報復性的侮辱和虐待，還要承受完全以男人意志為轉移的種種難以想象的精神痛苦。這些痛苦，即使是禽獸也絕不會施 予同類；更絕非人類目前所追求的任何遠大理想、任何宗教或者任何價值觀所能掩蓋或撫慰得了的。人們往往只會利用這些痛苦作為宣傳敵人的暴行的、或者滿足某 種病理變態心理的手法而已，事後就很少有人再去真正體諒關心過這些痛苦。

據西路軍倖存的女兵們說，她們被俘後，隨即被作為戰利品犒賞回兵；她們站成一排，回兵士兵也背靠她們站成一排，然後轉身所對者就是老婆或者小老婆…..許多人就是這樣留在西北定居至今。




陳淑娥，原西路軍文工團團員，第9軍軍長孫玉清的未婚妻子。


陳淑娥當時在文工團是全軍出名的美人，後被孫玉清看中，兩人未婚先孕，西渡黃河時她已經臨盆；孫玉清對她說，等我打了勝仗咱們就正式結婚（當時孫 在古浪兵敗被撤職後戴罪立功）。但不久陳隨文工團在四十里舖被俘，孩子生下來就托給老鄉撫養。後來陳淑娥在押解到青海時被馬元海看中，一定要娶她做小妾； 為了孩子她忍受了。

1949年以後，年僅12歲的兒子找到她，母女倆人從此相依為命，過着非常貧困的日子。改革開放以後，在一些西路軍老戰友的幫助下，政府承認了兒 子的烈士遺孤身份，但因陳氏曾嫁給反動軍官，一直不承認她的紅軍身份。老人後來在蘭州住的一間小屋，還是謝覺哉夫人王定國等人的努力奔波後才分配給她的。




這張烈士證書是政府於1988年發給陳淑娥的兒子的，一直貼在陳淑娥那間破舊的小屋內。


老人有肺心病，長期需要吸氧；在記者訪問她時，她喘着氣說：“命苦啊……命苦啊…..他（指孫玉清）死得苦，我們也活得苦…..人老了，想起那些事就沒心情了….現在都享福了，有口飯吃就行了，湯湯水水的…。”




原西路軍婦女獨立團團長王泉媛

王泉媛，江西泰和人，王首道的前妻(由蔡暢、李堅貞等人介紹，王氏於1935年1月長徵到遵義時和王首道結婚)。1935年6月王泉媛隨中央紅軍長徵到四川，後隨紅四方面軍南下，編入入四方面軍婦女獨立團，後任團長。

在西路軍殘部退入祁連山時，王率婦女團在梨園口掩護部隊撤退（據王說，她接受任務時婦女團每人只得到五粒子彈），後部隊被打散逃入山中，但兩個月後仍然被俘。在戰俘群中她被人指認身份。馬家軍官兵似乎對她很客氣，開口閉口都是“王團長”。

被俘後女兵們被押解到永昌，馬步青對她們說：現在國共合作，咱們是一家人，你們不要難過，有你們吃，有你們歇，你們就安心吧。王當時曾回嘴：當初 你們俘虜我們時說過不打不殺，但現在我們婦女的婚姻卻被你們強迫；我們又不是在四川找不到老公要到西北來。馬步青安慰她們說：你們這四十多人，不會再嫁給 當兵的了，你們有多大的官就配多大的官當老公…….就這樣，這些女兵便被配嫁給相應的馬軍官兵。

由於年輕（王當時24歲）且個性鮮明，王泉媛曾被馬步青的太太認作乾女兒；後因她組織女兵逃跑未遂，被馬步青配嫁給永昌的工兵團團長馬進昌。王氏 脾氣剛烈，經常被馬氏用棍子虐打，後來馬進昌的軍需官於心不忍，幫王寫了信向馬步青求救，馬步青來到永昌斥責了馬進昌一頓，還給了王20塊錢。王一直將這 20塊錢藏在身邊，以備以後逃跑時用。

1940年，王泉媛趁馬進昌調防時逃出了馬家，幾天后她來到蘭州八路軍辦事處，說明身份並要求回歸隊伍；但辦事處的人對她說，中央有政策，對西路 軍歸隊者，第一年回來的無條件接收，第二年回來的審查以後才收，第三年回來的就不收；你現在剛好已經三年了，所以不能收。王回憶時忍不住老淚縱橫，她說： 敵人打我欺負我，我沒掉過淚，但聽到組織這樣對我說….我的眼淚掉下來了…。王是三十多名從江西一步一步走出來的長征女紅軍之一。辦事處的人最後出於同 情，給了她五塊錢紙洋，叫她回家。

此後王泉媛歷盡艱辛回到江西老家。為了生計，她再嫁給一位雲南籍的司機，並隨他去了雲南；丈夫不久參加中國遠征軍出國對日作戰，但抗戰勝利後拋棄了她。王泉媛再次回到江西老家，最後嫁給一位農民，成為普普通通的鄉下女人。

解放後，王泉媛再次參加了農村基層工作，並重新加入中共，但很快因“歷史問題”被開除黨籍並遣返原籍鄉下。為此，她多年來一直找上級反應，要求澄清；直至改革開放後落實政策，上級才承認她解放後的黨齡，但不同意恢復她的紅軍身份和原始黨齡。1989年，在王泉媛那倔犟頑強的性格的無數次努力之下，政府恢復了她的老紅軍待遇，是年她已經76歲高齡。

王氏一生未有生育，她收養了幾個孤兒，晚年和養女生活在一起；她說現在已經很幸福了。

後來大陸曾經利用王泉媛的戰鬥經歷作為素材，編造了一部反映西路軍女戰士堅苦戰鬥的片子 “祁連山的回聲”，電影的結局非常慷慨激昂：女兵們簇擁着王團長，以最後的一顆手榴彈集體壯烈成仁…..

說到這裡忍不住岔一句：那些在淞滬戰場的爛泥中，為了這個民族的尊嚴而慘烈殉國的普通中國軍人，至今卻仍然見不到有電影歌頌或者懷念他們；儘管他 們的事跡才是真正具有震撼心靈的愛國主義教育題材。反而我們所痛恨的日本鬼子，至今卻能保持對他們過去戰死的士兵抱以崇高的尊敬….




吳清香，原西路軍婦女團女兵，她被俘時僅16歲，被背對背配給了一名回兵，長期受到虐待。後來吳氏對記者說，西路軍石窩山頂分兵會議以後，徐向前 哭着對他們說：姐妹、哥兒、弟兄，你們各自逃性命吧，有命了我們就幫你們報恩…沒命了我們就幫你們上墳…。然後徐向前帶了些好槍、好人、好馬就走了，往山 里去了。說到這裡，老人抽泣起來，不斷地說：“我說不出來….說起來我心痛啊….”




原西路軍文工團成員王定國

和其他女兵比起來，王定國算是好命的。1936年11月下旬，王定國隨文工團到永昌前線四十里舖慰問演出，途中被馬軍截擊後全團被俘。被俘後馬步 芳將文工團改編成隨軍演出團，替自己的部隊作勞軍演出。當時馬步芳的參謀長趙仰天負責這個演出團，趙是四川人，比較同情和善待這些紅軍女兵。後來白崇禧到 青海會見馬步芳時，這個名叫“新劇團”的前紅軍文工團還曾為白作過演出，據說他們演出的節目仍然是紅軍時期的節目，跳的歌舞竟然是“八月桂花香”之類的東 西。

據王定國說，當時西路軍組織部長張琴秋也被俘，但身份沒有被暴露，“新劇團”曾經她幫助逃亡（張琴秋後來還是被人指證身份，並被解押到南京，但國共二次合作正式生效後被釋放返回延安）。

七七以後王定國從青海到了蘭州，她找到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當時稱十八集團軍駐蘭州辦事處），隨後奉命留在蘭州幫助收留原西路軍失散人員（據說後 來八路軍駐蘭州、新疆、西安等辦事處一共收回了四千多名原西路軍成員）。當年9月，王定國和蘭州辦事處的黨代表謝覺哉先生結婚。改革開放以後，王氏利用自 己的地位和身份，曾為原西路軍成員的落實政策，證明身份，爭取待遇等等人道工作做過很大的貢獻。


西路軍的悲劇遠非只是黨內路線鬥爭的悲劇，它可能也從一個側面映照了我們整個民族秉性的悲劇；我們習慣自己殺自己（毛甚至大言不慚地說“與人斗其 樂無窮”！），相互勾心鬥角彼此猜忌，更缺乏寬容的同情和應有的忍讓；這種習慣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引導和校正，我們的子孫還將不停地在自己所造就的痛苦中哭 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