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文革就不懂毛澤東

作者: 佚名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其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改造幹部隊伍；二是改造中國國民性。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鬥爭實際上是兩種不同的治國理念之間的鬥爭，即理想主義者與實用主義者之間的鬥爭。或者說是精神倡導者與物質崇拜者之間的爭鬥。這其實是貫穿整個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兩大思想理念和行為理念的碰撞。

任何一次重大社會變革，或新的政權建立，都是起因於財富占有及社會地位的巨大差別所產生的不平等。舊的不平衡一經打破，又將產生新的特權階層和新的不平等，這就是人類歷史的怪圈，沒有一個歷史上的巨人能走出這一怪圈。毛澤東的可貴之處在於他敢於向這一怪圈挑戰。“文革”可視為毛澤東挑戰歷史怪圈的一次“嘗試”。雖然失敗，但卻是悲壯的。

這一挑戰的性質從一開始就註定了毛澤東鬥爭的對象即是自己奪取，建立新政權時共同奮鬥的戰友。——他們已成為新的特權階層，新生既得利益者。毛澤東稱之為“走資派”。因為他們在不斷地“變修”。我想毛澤東肯定敏感地意識到執政黨一經進入和平年代其自身內部迅速出現蛻化變質，貪婪享受的趨向。這一趨向稱作“資產階級思想”侵蝕。

基於這一前提，我們就不難理解毛澤東的“階段鬥爭”理論。毛澤東認為人性中勤奮、無私、利他、奉獻的精神是無產階段思想，而人性中貪婪、自私、懶惰、享樂、情情愛愛等成分被界定為資產階級思想。所以在每個人的“靈魂深處”都有兩種思想在起作用、在鬥爭。階級鬥爭理論的實質是號召每個人“靈魂深處鬧革命”。“要鬥私批修”用自己靈魂深處的無產階級思想戰勝資產階級思想。用人性的至善戰勝人性的惡。以達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至高人身境界。其本質是一種徹底的無我利他精神。從這個意義上看，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確實是水火不相容。

遺憾的是許多歪嘴和尚念歪經，屈解聖意，或有它圖。反反覆覆地把地主、富農子女抓來批鬥。然後把這筆帳記在毛澤東頭上，實屬天大冤枉。儘管毛澤東反覆強調“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

這種混淆其實可以追溯到當時的中央高層。早在一九**年，毛澤東就提出階級鬥爭的主攻方向是“黨內當權派”，而劉少奇則反覆強調是“地、富、反、壞、右”，這種高層不統一亦是造成基層行為錯誤的根本原因。故而文革中毛澤東認為劉少奇“企圖轉移鬥爭大方向。”（如果你尊重歷史，認真反思，你會發現對地富子女的迫富是“劉少奇轉移鬥爭大方向”的行為，曾被毛澤東指責）。

毛澤東把矛頭指向“黨內當權派”值得深思的是廣大民眾積極擁護，一呼而起。可見當時的政府機構已呈現官僚、腐化跡象（固然不可與今日相比），民眾當有不滿情緒。其結果是“毛澤東再度發動貧民對新特權階層進行一次靈魂深處的洗滌”稱作“反修防修”。實質上是防止執政黨蛻化衰變的一次創舉性嘗試，這種不怕天下大亂而放手一搏的精神，無論如何都氣魄驚人。沒有巨大的個人威望和精神凝聚力是不可能收拾局面的。

這場運動中，從中央到地方幾乎所有的黨政部門全部被推翻，所有的“當權派”一夜間從“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文革術語）的地位打倒下來：戴高帽子遊街、無休止地批鬥、跪搓衣板、掃街挑大糞、貼大字報……（群運動難免不用過極手段）。很難想象巨大的地位落差給當時幹部們的內心帶來什麼樣的震動。恐怖、沮喪、失望、懺悔……實在無法惴度。可以肯定的是絕大多數幹部無法理解這一行動。

如果認真考究古代帝王的“御官之術”或“馴官之術”或可尋出些端倪。一是“大字報”近似古代的“風聞言事”，從周朝開始即有“誹謗言官”（此外誹謗無貶義），即大眾可捕風捉影公開參奏官員，其目的不在於究其罪過，而在於警醒官員。若被參罪十條只有兩條屬實；則其餘八條在於防患於未然。二是改變其生存狀態以磨礪觀其心志。如罷官、充軍、下獄。改變生存狀態才能觸及靈魂、改造靈魂。能適應不同的生存狀態並真正反省自己在官位上的行為的官員才能堪當大任。

古代帝王只不過馴化小部門官員採取“帝王之術”。毛澤東要改造的是全國所有的官員，這件事只能發動全部民眾階層起來幫助完成，從這個意義上講不失為一大創舉。但民眾運動又是最難把握駕馭的。其行為過激，其產生的破壞性亦是無法控制的。但不論怎樣誇大其破壞性也無法抹去那段時間出現於中國的匪夷所思般的建設成就，包括原子彈、氫彈爆炸、地球衛星上天、支柳、川黔、成昆鐵路開通、雜交水稻的研試成功，還有遍及全國的農田水利基礎設施。我始終認為去爭議破壞性大小不是文革的本質。

如果你沒有掌握過權利，你就是很難體會權利對人性的巨大浸染力。它不僅使你產生強烈的支配慾和占有欲，還會迅速溶入你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中去，並產生極強的虛榮心理。這點在高級知識分子中尤盛。直至周邊的恭維，巴結成為你的生活所必需。在當權的氛圍里能保持清醒的人其實極少，而要改變其心態極難。最好的辦法就是改變其生存狀態。使之從高高在上掉下來體會低下的民眾生存狀態。

文革中被“打倒”的幹部從中央到地方可分上、中、下三層。依照文革後期某些報刊上的觀點，幹部改造情況大致亦分三類。一類是跳樓自殺的，被稱為“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這類人應該屬於從心理上只能適當高高在上的狀態，不能適應巨大的身份落差（不包括群眾過激整死者）。這種情況絕不到百分之一。第二類是被打倒下放改造，但心懷不滿，圖謀再起，這種人占百分之二十，被稱作“牛鬼蛇神”。第三類據說是大多數百分之八十以上。通過群眾運動，下放勞動改造以後，能從“靈魂深處改造自己世界觀”的人。稱作“改造好的幹部”大都於七十年代初復職，在各條戰線上“為人民服務”。當時的主流思想是要人民群眾提高警惕，防止“牛鬼蛇神心不死”而翻案。因為“牛鬼蛇神”大都來自上層。如今再度回顧，忽覺十分有趣。這其實有某種人性學道理。越是上層大官，既得利益越多，對權利的依賴性強，自然就“難以改造了”。或者說，如果人性的占有欲和貪慾隨着官位上升而跟着膨脹的話，則必須反省官吏體制和教化體制了。

當今世界對人性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追求成了主流思潮。許多學者從中推波助瀾；他們不懂得人性中有善、惡兩面。怎樣採取有效手段壓制人性惡的膨脹，推動人性善的張揚才是創造和諧社會的前提。古人云：“世道人心。”沒聽說過，世道金錢、物質、美女。再就是混淆了“自由的思想”與“絕對的精神”之間的區別。在此特劃分一下：思想是方法論，是手段，是知識領域。而精神是絕對的善、惡理念。絕對的至善精神是不容褻瀆、詆毀的。崇尚資本主義體制的人很少懂得資本主義精神，很少有人去研究代表資本主義精神的路德和開爾文。他們鼓吹資本主義的自由思想可以公開罵議會、罵總統，可他們不問一下誰公開罵“上帝”罵“耶酥”。因為代表絕對至善精神的上帝是不容詆毀的。

“文革”中的毛澤東，事實上已充當了一代中國民眾的精神偶像。成了完美無缺的道德象徵（這種角色通常只能由挑不出毛病的神來擔任）。人性中本來就存在一種對至善精神的企盼，嚮往乃至皈依的屬性。所以一個時期中，誰敢詆毀毛澤東，必遭民眾堅決批鬥，行為十分過激。這其實是大眾的自動行為亦有些下級官吏貪圖邀功。遠在北京的毛澤東並未有此提倡，反而再三反對個人崇拜。事實上不是毛澤東想當神；而是任何一個民族都需要神，失去了神必然是群魔亂舞！

站到人類學的高度看，人類社會的發展，始終存在一個精神與物質的矛盾，似乎生產力的進步必須付出人性墮落的代價。如果我們能進一步認識生產力的本質，又將發現影響生產力的因素除了外在工具還有內在人性為潛在動力，人性中的私慾，貪婪是最強的推動力，但它是邪惡的背離絕對至善精神的。人性中的利他、奉獻是健康正確的動力但它脆弱而難以恆常，非長期有效的人性改造工程不能激發出來。正統資本主義被工業化和啟蒙運動推入了激烈的競爭機制中。為了抑制這種機制下所釋放出來的人性惡的膨脹，在採取有效的監督體制的同時，他們選擇了宗教作為其精神系統。尋找到某種暫時的平衡。但這種平衡遲早將為激烈的競爭所打破。

回顧毛澤東晚期的思想，你會發現他已完全脫出於馬克思主義框架。馬克思認為，社會的發展是為了“不斷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這個“日益增長的需求”恰恰是人性的“私慾”。貪慾是不可能滿足的，所謂“慾壑難填”。毛澤東提出“狠斗私字一閃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實際上已經挑戰人性。他號召他的國民要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這種至善不染的精神倡導，本質上更接近於大乘佛學的菩薩道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勇於為民眾創造一個正確理念和精神家園的人，是真正的“聖賢”、“哲人“。而那些渾身綁滿炸藥，雷管挑戰神聖，炸碎一切至善精神，當面對一遍精神的荒漠卻又無所適從的鬥士們其實是思想詐騙犯。他們還將繼續作出憤世嫉俗之狀、玩世不恭之狀不斷地喧眾取寵敗壞世風。

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可以任意選擇有利於本民族的機制、方法、手段，可以學習其它民族的知識系統。唯獨精神，不能隨意取捨，他必須體現一個民族的傳統性、特徵性。說穿了，它要凝聚一個民族的魂魄。如何重新創建民族的精神，這一課題，我們無疑地需要認真面對，無可遁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