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從一個革命的進步的青年到“文革”中橫行霸道、作威作福、凶神惡煞的“災星”，有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過程。
【採訪前記】閻長貴，文革中江青首任秘書。1968年，被江青以“坐探”罪名投入秦城監獄，囚禁7年半，又被流放到湖南西洞庭農場5年。1979年平反後，調回《紅旗》雜誌社做編輯工作，1997年底從《求是》雜誌社編審崗位退休，目前專事“文革”史研究。
1991年，我當時正參加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一書的寫作，在《人民日報》的一個小角落裡，發現江青自殺了。我沒什麼特別的反應，沒什麼高興，也沒什麼悲傷。說不上對她恨不恨，畢竟她死的時候也77歲了。當然，我在監獄裡七、八年，也沒少罵她，但這都是歷史造成的。
我出生在貧困的魯西北，解放前叫堂邑縣，因為出了個武訓，也曾改名“武訓縣”。家裡很窮，幾代都是農民，中學起我就依靠助學金。我們村十里方圓之內，我是在新中國讀大學的第一個人。1961年，我從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分配到了人稱最高黨刊的《紅旗》雜誌社，先師從關鋒學習和研究中國哲學史，他的文章和觀點曾受到過毛主席賞識，“文革”開始前，我調到戚本禹手下工作，關鋒和戚本禹後來都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戚本禹比較看重我，他告訴我，毛主席表揚你的文章。人有個出生逢不逢時的問題，文章也是。1962年9月，我依據華君武老人的一幅漫畫發表了一篇小文章《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中心意思是在工作和前進的過程中不要怕犯錯誤，毛主席批示印發給參加八屆十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們研究，批示上說：“犯了錯誤，只要認真改正，也就好了。”我覺得當時毛主席之所以看中我那篇短文，更重要的，恐怕還是為了堵批評“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錯誤的人們的嘴；在某種程度上說，毛主席有“諱疾忌醫”的意思。“文革”後，戚本禹講，你這篇文章有“救駕”的作用。這是我當時沒有、也不可能想到的。後來戚本禹向江青推薦我做秘書，大概會提到這一點。
1967年1月9日，我成為別人眼裡可以“通天”的江青秘書。1968年，也是1月9日，我又一夜之間變成“政治要犯”，恰好是365天。
我給江青當秘書的那年，江青53歲，比我生母還大一歲，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頭髮很好，還很黑。江青畢竟是演員，穿着講究，比較會打扮，但不奢侈。江青的幾個護士如周淑英、趙柳恩等都講，她從來不擦脂抹粉，衣服也不是很多。
我覺得江青還是有一定的能力的，沒能力搞陰謀也搞不了。那篇給她帶來了很大榮譽的講話——《為人民立新功》就沒有講稿，而她的講話一般還是比較得體的。我當了一年江青秘書，沒有給她起草過講話稿，一次也沒有，她不需要。
我感覺江青痛恨“兩個女人”，王光美和宋慶齡。都是“第一夫人”，但是江青並沒有這麼風光過。清華大學造反派批鬥王光美那天，讓她穿旗袍、戴項鍊，那是江青的主意。那天她還跟我們工作人員講，你們去看看嘛！意思是王光美也有今天！我沒去，去了幾個人也看不到什麼，批鬥現場有30萬人，擠得水泄不通。
宋慶齡地位當時比江青高多了。1966年孫中山誕辰100周年時，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宋慶齡文集》，書名是周總理題的。戚本禹跟我說，應該找人去出版社造反，質問紀念孫中山為什麼要出《宋慶齡文集》。這肯定也是江青的主意。不過他沒去做，我也沒去做。這要做了肯定是大事。後來很多材料里講，江青把《宋慶齡文集》從書架上拿下來，扔到地上，用腳踩，還對總理題寫書名不滿，這都反映了她對宋慶齡的態度。
“為江青服務，就是為我服務”
我當時是很崇拜江青的，因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崇拜毛主席也擴展到崇拜江青。江青出去講話張口就是“我是代表毛主席來看你們的，我代表毛主席向你們問好”等等 。毛主席身邊有位名叫趙鴻安的服務人員，管理毛主席衣服什麼的，我們是老鄉，有一次在一起聊天，他告訴我，毛主席跟在江青身邊工作的人員講：“為江青服務，就是為我服務！”我聽了這話，心裡熱乎乎的。心想：在數億人中，能有幾人能直接為毛主席服務？
有人寫文章，說“文革”開始不久，毛主席就厭惡見到江青，這是瞎編。我認為毛主席和江青的關係還是相當好的。江青當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就算是別人提名，毛澤東不批准也不行。當時江青住在釣魚臺國賓館，毛主席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每天下午只要不開會，江青都要去看毛主席。和別人看毛主席不同，江青這是回家啊！我聽謝靜宜講，毛主席雖然不斷批評江青，敲打江青，但是他總把她看作是人民內部矛盾。謝靜宜曾經在毛主席身邊工作，是“文革”當紅人物。
毛澤東在政治上對江青是相當愛護的。毛澤東是文章大家，不止一次幫江青改文章，凡是江青吹捧過火，或江青自吹自擂的地方，毛澤東都做了必要的糾正。比如《為人民立新功》講話，原稿中，江青說到“華東局、上海市委裡頭，可微妙哪。主席的話不聽，我的話也不聽。”毛澤東把“我的話也不聽”中的“也”字改成“更”字。當時看到這裡，我心裡暗暗發笑，心想毛主席真厲害，真細心，也是對江青的真愛護，一下子就把江青的地位拉正，符合江青的身份了。至今想到毛主席的這個改動，我還是感慨萬千！
毛遠新告訴我，1975年，江青叫他幫助整理保險柜裡的文件，每份文件都做內容提要，這很費時間，很難做，毛遠新沒有答應。江青為此事給毛主席寫信。毛主席對毛遠新說：“你幫幫她的忙吧，我們家剩的人不多了！”
江青這一生來講，是忠於毛澤東的。她沒有背叛毛澤東，一直到生命最後。江青在政治上很敏銳，這是毛澤東的評價，也是他說過多次的話。在“文革”中，政治上跟毛主席最緊密的是江青，毛主席怎麼說就怎麼做，不僅沒有折扣，而且走得更遠。
有人說，“文革”一開始，江青就要打倒周總理，把周總理視為眼中釘，我認為這個看法不正確，沒有體現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江青和周總理的關係一開始還是相當友好的。江青在解放後的工作都是周總理安排，周總理提名的，包括她當上中央政治局委員，周總理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江青反對周總理，恐怕主要是在林彪倒台以後。
我問過戚本禹，江青和周總理的關係咋樣？戚本禹說，她敢在總理面前發脾氣，耍態度，這是他們關係好的一種表現。試看她怎麼不敢在劉少奇面前發脾氣、耍態度？我也問過汪東興，汪東興說，江青和總理的關係非同一般。
1967年，我任江青秘書的時候，周總理經常去釣魚臺看望江青。一般先給我打電話，問江青同志是在工作還是在休息？那一年，我沒有發現一次江青不允許周總理來，或者找藉口不允許周總理來。周總理對江青是很遷就的。這是總理的風度吧，看在毛主席面子上。江青的第二任秘書楊銀錄講，江青要求對她和葉群之間的電話要記錄，因為葉群這個人心計很多，怕將來說不清楚。但是周總理和汪東興打來的電話不用做記錄。這也說明當時她對周總理還是比較信任的。
江青在1967年說過一句話，對我影響很大，我當時大概拿了一個什麼批判周總理的材料請她看，她說，“凡是涉及到總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所以當我一個同學（某大學的青年教師）要寫周總理的大字報的時候，我告訴他，絕對不能寫。
現在似乎有個公式，人一犯錯誤了，出事了，推論他（她）從娘肚子裡一出來就壞，這不是科學的觀點。說江青看黃色電影、找面首等等，都是瞎扯，都不是一般政治鬥爭的語言。江青在文革當中，做了很多壞事、惡事，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但這是有一個變化過程的。如果她嫁的不是毛澤東？如果她不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不這樣參與政治，她也不一定是這樣的結局。“文革”以後，對江青的宣傳都是負面的宣傳，好像她30年代就很糟糕。應該說，從政治上來講，她當時走的道路和一般革命青年走的道路是一樣的，沒有什麼特殊。30年代，江青是愛國的，是爭取婦女解放的。她寫了不少文章，還是有點才氣的，不過現在這些文章我們能看到的很少了。江青到延安，對延安文藝生活的開展，也還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江青的變化是從建國後開始的，特別是“文革”。我給江青當秘書的那一年，工作中處得還可以，她到後來整我是另一回事。後來聽說江青張口罵人甚至親手打人，但那一年我見得不多。可能是1967年形勢比較緊張，也正是她向上攀的一年，對待工作人員並不像後來那樣心狠手辣。好多江青身邊的工作人員進監獄都是她一句話的事情，包括我，包括護士周淑英，江青說她是林彪派來的，其實這些人都是挑了又挑，也都是盡心盡力為她服務的。
“權力腐蝕人。”江青也是權力腐蝕掉的一個典型。江青“起來”是20世紀60年代，大躍進失敗之後，毛主席已經不相信別人了。江青進入九大政治局以後，比較瘋狂，她為一件小事就可以驚動政治局。比如她對一個護士用藥不滿意，她可以把政治局委員全都叫來處理這個問題。
江青身邊有的工作人員有這種說法，江青是難伺候，但是又有哪個首長的夫人不難伺候呢？有了地位以後，人真是很難做到自律。有句話不是說嘛，“官升脾氣漲！”
現在有一種觀點，就是想極力把毛澤東和江青分開，實際上是很難分開的。毛澤東對中國有大功，又有大過，“文革”給中國造成很大的災難，對人民造成很大的災難，而江青是“文革”的急先鋒，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第一號盟友。當然她幹的事情，毛澤東不一定都知道。但是“文革”中大的事情，大的決策，又有哪一件是江青決定的？
歷史的遺留物
1976年，已經出獄的我回到單位，碰到一個熟人，她說，“你還活着？”在七、八年的時間內，即我被囚禁的時候，我的親屬以及很多熟人，連我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不過，我覺得我還是比較幸運的，“文革”當中死了多少人啊！一次我跟毛遠新說，文化大革命搞得多少人家破人亡，你們自己家也家破人亡啊！
回原單位《紅旗》雜誌社是我提出的要求。湖南有朋友勸我，說你從湖南回北京本身就是平反。這段文革的經歷對我還是有影響的。在1983年開始的整黨中我被定性為犯了嚴重政治錯誤，因我寫過批判翦伯贊的文章，支持過貼陶鑄的大字報等，我應該為此承擔責任。沒有被劃為“三種人”，單位的領導對我還是很好的，保護了我，並按時評定了業務職稱：副編審和編審。我在《紅旗》和《求是》（《求是》是《紅旗》改名而來的）工作一直到退休，還算順利，挺滿足。
退休以後，有搞歷史的同志勸我，你應該寫點回憶文字。我以前一個字也沒有寫過，也不想寫，都是過去的事情了。後來覺得這還是歷史責任吧，想對“文革”研究做一點工作，活得明白一點，不要糊裡糊塗最後都帶走了。我最近和王廣宇合作由紅旗出版社出版的《問史求信集》，所收錄的都是我們回憶和研究“文革”的文章。
出獄後，我再沒和江青有任何聯繫，也不可能有任何聯繫了。聽說江青有遺言，想死後葬回老家諸城。1996年，諸城市委書記曾托我給李訥帶信，說如果她願意把江青葬在老家，我們可以接受，她有什麼困難，或者需要配車，諸城都可以提供幫助。我給李訥打了電話，她感謝諸城領導的好意，她說骨灰確實在她家裡放着，但是現在恨媽媽的人還很多，如果葬在諸城，我又不能去守墓，墓被砸了，我不是更不孝了嗎？以後再說吧。後來江青還是葬在了北京一家公墓。
說我為江青辯護，這個話我聽到過好多次了。鳳凰衛視採訪我，我有個大學同學看到了，說江青把你關了七、八年，你都沒有說江青的什麼壞話。我說這個壞話不能亂編，我說了你們也沒有注意，比如我說她在文革中以整人為樂，整和整死了那麼多人。但我覺得歷史就是歷史，應該實事求是，對江青也如此，還她一個本來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