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晚報》

　　從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門診部的醫務人員和全國知名的各科專家，為劉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療護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搶救工作，多次把他從死亡邊緣搶救回來。 

　　門診部一開張就遇到給劉少奇看病的問題 

　　文革之初，劉少奇於1963年9月搬到中南海福祿居。

　　1967年1月，我從下鄉醫療隊回到北京醫院總值班室上班。當時醫院雖然混亂，但對劉少奇看病的問題，周總理和中央辦公廳曾給北京醫院下達一條原則：劉少奇需要看病時，經他的警衛人員與北京醫院總值班室聯繫，由醫院的醫生、護士出診；藥品還是從保健藥房（文革中編入中央警衛團後勤部）發給。據劉少奇病歷記載，北京醫院曾有四位醫生到他家出診過，為解決疑難問題也曾在他家多次組織過會診。

　　1968年2月，奉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命令，我被調回中南海並編入部隊，任新成立的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中南海門診部（現警衛局保健處前身）兩名負責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之後，根據上級指示我們從北京醫院接過劉少奇的醫療任務和病歷。領導給我們的指示是：“劉少奇如果生病，叫你們去看病，你們就去，還要認真給他治病。”

　　當時，我們先指派助理軍醫李留壯和護士馬小先負責平時到劉少奇家的巡診工作，門診部的其他醫生、護士也到他家出診。醫護每次出診都做認真的檢查、治療並詳細記錄於病歷。

　　那時，劉少奇的活動範圍僅限於庭院和室內，他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他原來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他情緒很低落，食慾下降，血壓很高，糖尿病加重，身體消瘦，體力大為減弱。

　　1968年4月，劉少奇開始語言減少，有時糊塗，尿失禁，手抖，步子變小（碎步）。為了查明病因，我們即請北京醫院神經內科王新德主任會診，王主任雖未肯定腦部有局灶性病變，但肯定是腦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態。這段時間，劉少奇還是照常下地活動，在衛士或護士的攙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臥床不起時為止。

　　在這期間，我們不但經常去給他看病，還對他的生活照顧及時提出指導意見：1968年5月3日，發現給劉少奇做飯的師傅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進行了隔離治療，另換一名師傅；同時把他的廚房、餐廳、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護他的健康。

　　6月18日，針對他血壓增高，血糖波動等問題組織了會診，調整了治療藥物；因膽固醇攝入過高對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個雞蛋進行了調整，改為每天兩個；並提出肉類和蔬菜要適當搭配，少吃些豬肉，多吃些牛羊肉、豆製品、蔬菜等。採購人員和廚師都很配合，都認真做到了。

　　在“打倒”聲中搶救劉少奇

　　在工作中，我們雖然不能像以往那樣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們確實嚴格按照醫患之間的關係來處理他的健康和醫療問題，沒有任何輕視和懈怠。

　　當時，劉少奇同志身體已經相當虛弱，免疫力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涼感冒，雖是小病，但療效卻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漸重，7月9日發燒、咳嗽加重，肺部羅音增多，我們看後初步診斷為肺炎。當時即派護士馬小先住在他家進行護理。門診部醫生會診研究了治療措施，並當即將病情上報。

　　當時，毛主席、周總理都明確指示說：“要千方百計地給他治病。”根據這一指示，我們即請北京、上海的知名專家會診，並請陶桓樂、黃宛兩教授和中南海門診部醫生董長城和我住在劉少奇家。因沒有足夠的床鋪，顧英奇和董長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鋪。同時安排四名護士參加護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組成醫療組。

　　當時，是汪東興向我傳達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在劉少奇病重時，周總理派他的保健醫生卞志強（也是中南海門診部負責人之一）幾乎每天都來了解情況，只是要盡力救治。

　　七次從兇險的肺炎中把他搶救回來

　　經X線胸片及痰培養證實，他患的是“肺炎桿菌性肺炎”。肺炎桿菌毒力較強，耐藥，較難控制，這是一種十分兇險的疾病，對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劉少奇病勢漸沉重，高燒不退，神志不清，譫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氣道的危險。

　　專家會診提出，必要時需要做氣管切開。這需要先請示得到批准，以便關鍵時刻立即施行。報告後，很快汪東興即傳達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如果病情需要，即同意醫生的決定。”我們當即請耳鼻喉科、麻醉科專家（負責呼吸管理）住到劉少奇家，準備需要時及時做氣管切開手術。

　　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劉少奇的意識沒有恢復。他雖然也是夜裡睡覺，白天醒來，睜着眼睛，頭左右轉動，但沒有思維活動，不能說話，認知力喪失，熟人也不認識（醫學上叫醒覺昏迷）。從此一直臥床不起，吃飯靠護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護士照顧。

　　由於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覆發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在這期間曾多次出現病危，均經搶救、治療得以轉危為安。

　　腦軟化日益嚴重，意識一直沒有恢復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進食，頭向左轉、眼向左凝視，診斷為腦供血不足，為腦幹有瀰漫性小軟化灶所致。10月11日開始鼻飼，由於炊事員與醫護人員的密切配合，使每日總熱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劉少奇到1969年，雖然意識、認知力、語言、記憶功能喪失，但體重增加，面色紅潤，枕部的頭髮變黑；雖然生活不能自理，長期臥床，大小便失禁，但沒有發生過褥瘡，這都是由於護士按護理規程，按時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潔才得到這樣好的結果。

　　按照周總理的指示，我們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劉少奇雖然已經不能認人和說話，但他頭部自由轉動，眼睛明亮，注視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淨，床單雪白，器物整齊。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間，請專家會診共40次，僅1968年7月會診即達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時一日會診3次。參加會診的專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吳潔、陶桓樂、王叔咸、李邦琦、黃宛、王新德、薛善一、吳家瑞、姜世傑等教授專家。中南海門診部參加醫療工作的有：卞志強、董長城、張林、牛福康、李留壯、馬小先。參加特護的有：北京醫院的曹兵（瑞英）、紀秀雲，警衛團的韓世泉（男）、三○一醫院的董潔秋、卿喜珍等。

　　為劉少奇治療所用的藥品，都是由保健藥房供應的。絕大部分為進口藥，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當時國內臨床醫院所沒有的。如果沒有這些抗生素，是無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從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醫護人員天天守護在劉少奇床邊，從未發生過差錯。至於嚴重的精神創傷，免疫力低下，肺炎反覆發作，腦組織軟化，意識嚴重障礙等病情發展，實非當時以至目前醫療技術所能挽回的。

　　中南海門診部派醫護，把劉少奇護送到洛陽

　　少奇同志在我們的照顧下生活了一年零八個月後，1969年10月，上級指示要把劉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門診部派董長城醫生和曹兵、紀秀雲兩位置護士攜帶醫療搶救用品一直護送到洛陽，並向當地接班醫生做了詳細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紀委的王紹棠把劉少奇的病歷、治療和搶救工作的全部資料取走，其中包括數張劉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療的照片。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對兩案的審查已有結論。其中對中南海門診部給劉少奇治病和搶救是滿意的。中辦警衛局領導向我們傳達了上述情況說：“門診部為劉少奇治療和搶救，以及所寫的病歷，受到兩案審查組的表揚。認為記錄清楚、內容翔實、字跡工整；反映了治療、搶救、護理、專家會診、治療處置和醫囑執行等各項工作的每一個細節，真實可信，無懈可擊。審察組認為門診部的工作是認真負責的。”

　　劉少奇的這段病歷大部分是董長城醫生執筆的。

　　講述人：顧英奇，歷任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保健處醫生，北京醫院主治醫師，中央警衛團中南海門診部副主任，總參警衛局保健處主任軍醫，中國康復醫學會會長，衛生部副部長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