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沒法掩蓋的
三年大饑荒時期，人口850萬的河南信陽地區餓死了100萬人以上。

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再揭“信陽事件”真相

朱健國

在一系列“信陽事件”重要史料中，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雖然是一個未能正式刊出的稿件（也許因為路憲文在“信陽事件”屬於反面角色而一直難以公開發表），卻具有極其獨特甚至是唯一的史料價值。其根據是：

“信陽事件”主要責任者是毛澤東、吳芝圃、路憲文。毛、吳皆無關於“信陽事件”的全面回憶與反思，而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雖然有諸多為自己推卸責任和自我表揚的非客觀敘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張樹藩、余德鴻等人所不知曉的重要史料，如毛澤東對“餓死人”只算“工作問題”的輕描淡寫態度，如李先念要求“提前強行徵購糧食”加劇了“信陽事件”的餓死率，如鄧小平對“信陽事件”的無動於衷（這就可以解釋， 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鄧小平親自為吳芝圃平反並主持追悼會。悼詞中宣布：“對於強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說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等等，為全面準確地研究“信陽事件”真相提供了新的視角。


——提 要

路憲文，山西人，1919年出生，1936年參加革命，1949年任信陽地區商城縣縣委書記，1952年11月6日至1954年6月，任中共信陽地委第二書記，1954年6月代理書記，1958年11月升任第一書記（全稱是中共信陽地委書記處第一書記），1960年9月20日因“信陽事件”被撤職查辦（經中共中央央政治局討論決定），1962年經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定為“反革命報復罪”和“違法亂紀”（同案共22人，包括信陽地區一批縣委書記），判刑三年（實為到一農場作調查研究，一天監獄也沒呆）；據說1979年路憲文給胡耀邦寫申訴,說當年“信陽事件”處理時冤枉了他，要求平反，結果恢復了12級高幹待遇，以行政副廳級任河南百泉農業專科學校校長（現改名河南省科技學院）。但路憲文仍然要求徹底平反，恢復正廳待遇。據說胡耀邦有批示：如果連路憲文這樣的人都要徹底平反，我們還搞什麼撥亂反正（1）？路憲文一直不服，離休後在女兒路霞和妻子李昕幫助下，多年不斷上訪喊冤叫屈；於1993年9月3日下午病逝（病逝日期據河南省科技學院組織部引自“路憲文去世報告”，劉寶軍提供）。據原信陽地區平輿縣縣長曹銘2007年12月20日回憶，路憲文一直比較能吹、愛吹。據河南省駐馬店地區作協主席劉康健2007年12月21日說，他對260多名“信陽事件”當事人進行過採訪，路憲文當年是河南省唯一不是地委委員的地委書記，他一直迫切想解決這一問題，這是路憲文在“大躍進”中拼命響應毛澤東、吳芝圃極左路線的主要動力，也是“信陽事件”得以產生的一種人性弱點和權力來源於上級的官場弊端。

路文是唯一的迫害者和責任者談“信陽事件”

如果說，1992年2月問世的《信陽地區志》（北京三聯出版社），以藏頭露尾的些微數據首次暗暗啟動了“信陽事件”研究，那麼1993年則是深入披露“信陽事件”內幕的關鍵年：這一年三個“信陽事件”重要當事人，都因身患癌症而動筆或動念撰寫“信陽事件親歷記”：

1993年春天，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因身患直腸癌，抱病寫出近二萬字的《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刪節稿載《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

張樹藩病故的當天，1993年8月11日，也身患癌症的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定稿了一萬八千字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未刊稿）；

也於1993年夏天查出賁門癌並成功在北京做了手術的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在歷經八年的思索醞釀後，於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萬多字的《痛憶“信陽事件”全程》（載2002年卷《中國農村研究》，中國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

2004年2月，一本由李銳作序，郭維敬、梁惠全編著的《共和國早期的故事》，以紀念反右50周年為主旨，集中收集了“信陽事件”各類右派人物回憶錄，其中不僅有的張樹藩《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余德鴻的《痛憶“信陽事件”全程》，而且有原信陽平輿縣縣長曹銘的思舊錄《當年信陽地區“右傾代表人物”來信》，有原《河南日報》信陽記者站站長魯嘉賓的見證《千萬不要忘記“信陽事件”》，更有15篇紀錄信陽反右恐怖的殘酷與荒唐的個人補證。該書可稱是關於“信陽事件”最多當事人回憶的實錄。

2006年5月20日，南京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劉保軍，完成了近五萬字的碩士學位論文《關於“大饑荒”的官方記述與民間記憶——以“信陽事件”為例》，該文在張玉林教授的指導下，經一年時間研究，併到信陽地區（包括原屬信陽地區的駐馬店地區）進行兩個多月的田野調查，對信陽地區十八個縣市的地方志中關於“信陽事件”的記述和民間記憶（主要是對余德鴻和一些等當事人的採訪）的巨大差異進行了比較，特別詳細地實錄了“信陽事件”人相食的眾多個案及細節；同時提出了“信陽事件”中餓死人數字中，有相當多的人並非餓死，而是被打死，“信陽事件”中的打死人數字是一個比人相食數字更被官方有意忽視的數字，需要重新關注。劉保軍可能是第一個全面占有“信陽事件”史料的研究者。

在上述一系列“信陽事件”重要史料中，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雖然是一個未能正式刊出的稿件（也許因為路憲文在“信陽事件”屬於反面角色而一直難以公開發表），卻具有極其獨特甚至是唯一的史料價值。其根據是：

一、“信陽事件”主要責任者是毛澤東、吳芝圃、路憲文。毛、吳皆無關於“信陽事件”的全面回憶與反思，而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雖然有諸多為自己推卸責任和自我表揚的非客觀敘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張樹藩、余德鴻等人所不知曉的重要史料，如毛澤東對“餓死人”只算“工作問題”輕描淡寫態度，如李先念要求“提前強行徵購糧食”加劇了“信陽事件”的餓死率，如鄧小平對“信陽事件”的無動於衷（這就可以解釋，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鄧小平親自為吳芝圃平反並主持追悼會。悼詞中宣布：“對於強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說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2）。等等，為全面準確地研究“信陽事件”真相提供了新的視角。

二、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是迫害者和責任者談“信陽事件”。在其問世之前，所有關於“信陽事件”的研究文章，都是出於受害者和研究者，而路憲文具有雙重性，他既是毛澤東、吳芝圃極權專制的受害者，也是積極主動甚至創造性地助紂為虐者，是致使信陽地區至少餓死150萬人的迫害者和罪魁禍首——路憲文在 “信陽事件”時身為信陽地區土皇帝（中共信陽地委第一書記），在信陽地區有“一言堂”之威，如果他對毛、吳的“大躍進”不是那麼創造性地呼應，如果他不在本區遂平嵖岈山創辦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由此創辦公共食堂，不在大量餓死人後還殘酷無情地“反瞞產”，“堵外逃”，“截信件”，讓農民失去在家做飯的自由、逃荒的自由、通信的自由、求救的自由、說真話的自由，那麼“信陽事件”可能不會發生，至少不會死那麼多人。

三、在張樹藩、余德鴻、路憲文三位親歷者文章出來之前，國內外關於“信陽事件”和“大饑荒”餓死人的分析多多集中於經濟制度的分析上，代表性意見有——

1、伯恩斯坦的“糧食的過量徵購”說：哥倫比亞大學的伯恩斯坦1984年發表的《斯大林主義、饑荒和中國農民：大躍進期間的糧食徵購》一文被公認是研究“大饑荒”起因的最早文獻。伯恩斯坦在文中論述了糧食徵購和饑荒之間的關係，認為糧食的過量徵購是造成饑荒的主要原因；（3）

2、林毅夫的“饑荒是因為農產品產量下降引起”說：1990年，林毅夫在美國《政治經濟學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該文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剖析農業生產率的變化趨勢來解釋人民公社的生產率為何在饑荒以後二十年一直徘徊不前，但是附帶涉及了三年間的農業災害。林認為，公社化取消了農民的退出權，從而造成農業產量在1959年到1960年的嚴重滑坡，進而出現饑荒。也就是說饑荒是因為農產品產量下降引起的。幾年之後，林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這個觀點。通過與楊濤的合作研究，發現人均糧食產出（代表食物供應量）和農村人口比例（代表城市偏向），都是決定分省死亡率的重要因素，其中城市偏向的作用又大於食物供應量下降的影響，此結果表明，制度性因素是中國大饑荒的主要原因（4）。

3、楊大利的“烏托邦似的非理性消費制度引發”說：楊大利首先提出了這個觀點，認為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建立是造成饑荒的原凶。由於公社把個體農戶和其它集體組織的資源無償合併，農民個人在公社的勞動與其成果之間並無直接聯繫，因而喪失了生產的積極性，導致了經濟學所謂的公共產權的悲劇。張欣和文章中拓展了楊大利的觀點，指出在眾多的因素中非理性的消費行為才是罪魁禍首。李若建和曹樹基的研究也認為，在公共食堂這一問題上，人的良知與欲望的衝突，個人的價值取向，特別是利己主義也是導致悲劇發生的重要原因（5）。

4、陳意新的“傳統的宗族領導權中斷對當時農民的求生機遇至關重要”說：陳意新採用人類學田野考察方法，選擇了安徽三個村莊作為研究的個案，發現傳統的宗族領導權的延續或中斷對當時農民的求生機遇至關重要。逃荒、偷盜和瞞產私分等消極求生策略，在宗族領袖缺少的條件下會遭到國家權力代表的嚴重處置而無法奏效，相反獲得宗族領袖庇護的農民則贏得生存機會（6）。

但是路憲文的“信陽事件”回憶，駁倒上述盲人摸象，證明了“信陽事件”和全國大饑荒的根本原因是真實信息傳播受阻，即真話受壓，假話暢通。“信陽事件”和全國大饑荒的根本原因其實是一黨專制的政治制度的必然結果。

北京大學講師周飛舟在回答伯恩斯坦在文章中提到的關於饑荒救助和反映的問題時，通過對各省之間糧食分配數據的研究發現：省級政府不但在很大程度上知道饑荒的災情，而且做出了積極的反應，但由於許多省級政府不肯向中央求援或者最後求援也為時已晚，使得對饑荒的救援效果不大（7）。但路憲文的“信陽事件”回憶證實，雖然地方上向中央說了許多假話，但並沒有完全隱瞞餓死人的事實，如早在1959年春，河南省委因發現商丘、新鄉出現十幾萬餓死人的嚴重現象，向中央只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但毛澤東當時到河南視察時卻毫不追問此事，好像餓死5000人是天經地義的正常工作事故，而是大講一些雞毛蒜皮的共產風問題。

最明顯的是，1960年9月，中共中央已經開始處理餓死百萬人的“信陽事件”，知道全國已餓死一千多萬人，但當年10月1日《人民日報》的國慶社論上仍然說：“兩年來，雖然全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造成糧食嚴重減產，但人民公社已使我國農民永遠擺脫了那種每遭自然災害必然有成百萬、成千萬人飢餓、逃荒和死亡的歷史命運。”（8）路憲文的“信陽事件”回憶說明，這種睜着眼睛說謊話的作風，只有在“黨天下”的專制下才能夠暢通無阻。


路文的新史料貢獻有35項

比較張樹藩關於“信陽事件”的回憶文章，余德鴻文章的獨到貢獻是第一次說出了“信陽事件”不僅至少餓死105萬人，而且有大面積人相食現象，“信陽幾乎村村人相食”；與張樹藩、余德鴻文章等人關於“信陽事件”的披露相比，路憲文的回憶揭露了毛澤東、吳芝圃兩個“信陽事件”元兇和中共高層堅持專制，嫁禍於人的殘忍，並披露了毛澤東與劉少奇對“信陽事件”處理方式的分歧。

其具體細節與觀點有35條（雙引號中話語為路憲文有的原話，路憲文原話外的括號裡面的話為朱健國注）——

1、黨中央將 “信陽事件”只理解為發生於信陽的大量非正常死亡事件是不正確的（路憲文此言有理，“信陽事件”至少代表了河南省“大躍進”的專制惡果，實質上是毛澤東專制思想的代表作之一）。

“事實上，稱‘信陽事件’是不確切的，因當時餓死人的問題，是全國普遍存在的；把‘信陽事件’中的大批幹部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更是錯誤的。”

2、胡耀邦重視“信陽事件”的全局性意義。

“實際上‘信陽事件’是執行黨的左傾路線的結果，是五九年廬山會議的直接惡果。正如胡耀邦同志所講的‘它是我黨建國以來重大政治事件之一’。時隔三十餘年，我們黨應該有勇氣正視這個問題，應反思這一事件發生、發展的歷史根源和和社會根源，從中吸取深刻的經驗教訓。”

3、“信陽事件”始於1957年春——鄧子恢當時就批評“河南沒有人性，群眾餓着肚子討（逃）荒要飯”（鄧子恢是劉少奇、周恩來1955年“反合作化冒進”的得力助手，所以“信陽事件”是毛澤東以“大躍進”批“反冒進”的直接惡果，也是毛、劉較量，毛勝劉敗的結果）。

“1957年春，在省委四次全會上，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傳達當時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的講話。鄧的講話中說：河南沒有人性，群眾餓着肚子討荒（逃）要飯，河南打腫臉充胖子，吹如何如何豐收。潘復生強調說：合作化搞快了，搞糟了，要糾偏。並說：河南西北高，東南平，災情多，生產很落後，豐收年略有結餘，常年只能自給自足，災年還得向外求援，不能徵購太多，不能只顧任務，不顧政策，把群眾口糧購走。當時列席會議的地委、縣委書記談了河南群眾的災荒情況，要求省委減輕徵購任務，發放救災糧款，並立即派代表去中央反映情況。

4、潘復生接受鄧子恢的批評，通報當時臨汝群眾鬧社事件和洛陽某地吃樹葉、觀音土等災情。（潘復生其時是緊跟劉少奇的，已被毛冷落。據路憲文另文回憶：1956年（實為1955年1月4日）的春天，省委電話通知我到鄭州。在一列火車上，毛主席接見了中共河南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第一副書記楊蔚屏和河南的幾位地委書記耿其昌、趙天賜、林曉、張申和我。如此重要接見，已沒有時任河南省第一書記的潘復生。）

“省委四次全會後，潘復生起草了十二條宣傳要點，宣傳入社自由、退社自由、僱工自由、借貸自由等，並通報當時臨汝群眾鬧社事件和洛陽某地吃樹葉、觀音土等災情，支持群眾。這在幹部群眾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5、省委五次全會否定省委四次全會，吳芝圃突然襲擊潘復生“反對合作化”。

“繼之，省委五次全會召開。會議開始時，各地委書記匯報多數群眾對潘復生的十二條宣傳要點是歡迎的。不料會議結束時，吳芝圃代表省委黨小組在會議上揭發了潘復生同志，說：潘復生十二條宣傳要點是錯誤的，是反對合作化的綱領，反映了地主、富裕中農的情緒，潘是反對統購統銷，反對合作化；實際上是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現在潘復生對自己的錯誤已作了自我批評。當時在會議上就展開了對潘復生的批判，會後讓潘復生下農村去調查研究。省委要求各地委把潘復生的錯誤傳達到縣社。這在全省範圍中引起強烈震動，使左傾思想在河南得以迅速發展。”“在批判潘的過程中聯繫潘展開了對楊珏、王庭棟的所謂錯誤的揭發和批判。與此同時，河南省委發起了全國著名的放衛星運動，以放衛星當炮彈，反對潘的右傾。”“邊放衛星邊提高畝產量，開了大放衛星大刮浮誇風的先例。當時在全省範圍內到處抓小潘復生，插紅旗，拔白旗，刮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把河南的左傾思想推向了高潮。在反潘、楊、王的基礎上，1958年秋，在河南實現了人民公社化、食堂化、掀起了大辦鋼鐵運動。”

6、第一個衛星是河南日報記者親自採訪後放的，由省委分管農業的書記史向生批准。地委，縣委均是看了報才得知的。

“河南的第一個衛星是遂平縣委書記趙光的試驗田，畝產1千多斤。這是河南日報記者到當地採訪，根據村幹部的匯報放的，試驗田的主人趙光竟然不知道。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韓樓大隊婦女隊長畝產3400多斤的衛星，也是河南日報記者親自採訪後放的。地委，縣委均是看了報才得知的。西平城關公社放了畝產7300多斤的衛星，是由公社黨委直接報給河南日報社的。河南日報當時是分管農業的書記史向生批的。史曾打電話問我是否有這樣的情況，我說不知道。為慎重起見，我問了縣委書記，他也不知道。我又派地委辦公室主任王秉林帶一個工作組去調查，當時因麥已收打完畢，他召開了一個社隊幹部和老農座談會，並看了標本麥穗、糧食堆。回來後他把調查所得情況如實向省委作了匯報。第二天，河南日報上就放了衛星。”

7、毛澤東對吳芝圃謊報河南全省產量500億斤很滿意。

“會後吳芝圃到中央開會，向毛主席匯報河南全省產量500億斤，大豐收（當時全國7000億斤產量）。毛主席也很滿意地說：大家可能留有餘地，實際不是那麼多，留點餘地好嘛！”

8、副省長彭笑千等因反對吳芝圃謊報而遭殃（在一黨專制下，黨內民主和黨內監督上不可能的）。

“當時河南省副省長彭笑千，計委主任邵文杰，農業廳長馮鳴臬等6同志曾向省委反映產量有浮誇。吳芝圃在會上批評道：‘這些是秋後算賬派，思想跟不上形勢。’結果這幾個同志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反右傾時，全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

9、1959年春，中央就知道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但並不調查也不追究責任（如若此時中央重處當地官員和吳芝圃，必不會有“信陽事件”，而沒有“信陽事件”，也就不會有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全國餓死三千七百五十四萬八千人。然而，以毛澤東為首的“英明黨中央”，偏偏對河南省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無所謂，繼續放任吳芝圃、路憲文“大躍進”。）

“1959年春，在豫東商丘、豫北新鄉造成嚴重的餓死人現象。河南省委並沒吸取經驗教訓，卻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實際十幾萬），當時信陽就曾支援他們每個地區1億斤糧食。對餓死人的地區領導，只當工作問題輕描淡寫地作了批評。然而他們對反映餓死人和浮誇問題的領導幹部，則當右傾機會主義批判，說成是造謠、擴大化，是給三面紅旗抹黑。這樣顛倒是非，使整個河南的左傾思想愈演愈烈，在幹部中造成錯覺，造成人們思想的混亂，使大家失去了辯別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個個看領導意圖行事，說假話。從而形成了在河南全省範圍內餓死人的思想根源。”

10、1959年春，毛主席來到河南，召集省、地委書記在火車上開座談會，沒有一句話提及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此時毛澤東不可能不知道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河南省委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必然要報告毛）。

“59年春，毛主席在視察河北、山東省以後來到河南，召集省、地委書記在火車上開座談會。主席把一路上聽到的浮誇風、‘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情況向大家作了介紹，徵求河南省委的意見，問是否也有這樣的情況。當時地委書記把各自了解的情況如實向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講：這是嚴重脫離群眾的問題，如果不糾正，發展下去，就會成為左傾冒險主義。當時省委正在召開三級幹部會議，主席建議把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幹部召集來聽聽他們的意見。三級幹部會就擴大成為六級幹部會（省、地、縣、社、大隊、小隊，共六千人）。基層幹部聽了毛主席講話的文件後，非常高興，紛紛把自己的看法，本單位的情況作了匯報。毛主席又召集地委書記匯報討論情況。聽到幹部們都擁護，才放心了。”

11、人民公社這一組織形式，是大面積餓死人的社會組織原因。

“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以後，信陽地區率先實現了人民公社化，繼之全國搞起了公社化。從某種意義上講，人民公社這一組織形式，是大面積餓死人的社會組織原因。

12、毛主席派人幫助寫了嵖岈山《人民公社社章》（“信陽事件”與嵖岈山人民公社成立有重要關係，而毛澤東是嵖岈山人民公社的授精者，是嵖岈山人民公社之父）。

“58年春天，遂平縣嵖岈山的幾個合作社想修水庫，但是占地、效益等問題不好處理，當時六個鄉的幹部在一塊商量後，把六個鄉的合作社結合在一起，成立了一個社，大家稱之為集體農莊。各區各縣知道後，紛紛要辦，當時地委勸阻大家不要操之過急，等等看再說。我還派了地委農工部書記（部長），帶工作組去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八大’二次會議上，我在河南的小組會議上發了言，引起了強烈反映。許多同志說這是大好事，建議我寫出發言稿在大會上發言。我就寫了稿送交大會。由於時間關係，只形成了書面發言。會後毛主席看到了這篇稿，感到很好，就派中央辦公廳四位同志和‘紅旗’雜誌社副總編李郁九等住在嵖岈山進行調查研究。李郁九幫助寫了《人民公社社章》。毛主席從山東視察回來到鄭，中央政治局的譚震林叫遂平縣委書記趙光匯報工作。匯報過程中一個記者問主席：‘遂平有個集體農莊？’毛主席說：‘還是叫人民公社好’，看了李郁九寫的社章，毛主席高興地說：‘好得很呀！多年夢想的東西得到了。’”

13、信陽地區有100萬人參加大辦鋼鐵（信陽地區當時總共850萬人，青壯年勞力也就百來萬人）。沒有這樣大規模棄農煉鋼的局面，信陽地區不會餓死那麼多人。

“人民公社化後，第一個考驗是大辦鋼鐵。在全國‘以鋼為綱’鋼鐵元帥升帳的時期僅信陽地區就有100萬人參加大辦鋼鐵。上蔡、遂平、西平、汝南、新蔡、平輿等淮北幾個沒礦石縣的人，集中分到淮南的確山、羅山、商城、光山等縣。淮南的這幾個縣平均每天要接納近5萬人。可想而知，沒有人民公社這種形式，大辦鋼鐵根本搞不成。這正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優越性的體現。但也是人民公社的這個所謂優越性，又顯示出了它嚴重的弊端。可以這樣說，沒有人民公社這一組織形式，就不會形成當時那種農民大規模棄農煉鋼的局面，也不至於農業生產遭受巨大的損失，即使遭受天災，信陽地區也不會餓死那麼多人。”

14、群眾堅信共產黨不興餓死人，哪知毛主席不在乎餓死人（歷代農民逢饑荒必然造反求生，信陽自古有農民造反、革命的傳統，但“信陽事件”時，信陽農民卻因共產黨的美妙宣傳和空前專制，而在等待黨救濟時成群餓死。此為千古未有之奇 ）。

“人民公社的生產、生活管理權僅由各級幹部掌握，實行計劃經濟。群眾沒有了生產管理權、生活主動權，也就沒有了管理的積極要求。生產的好壞已不為群眾關心，只要有飯吃，有衣穿就行。在生活上，因搞軍事共產主義，搞供給制，群眾有對黨組織的依賴性，不再留生活後路，把鐵犁、鐵鍋等砸了煉鋼鐵，糧食在場上就直接徵購入了國庫，群眾一點存糧也沒有。剛收了糧食，繼之而來的是餓肚子，群眾堅信共產黨不興餓死人，希望上級會送回糧食吃。但糧食好走不好回呀！加之在食堂管理上，幹部利用特權多吃多占，甚至有人把群眾的糧食打成燒餅賣錢。這樣群眾僅有的一點口糧也不能進肚。又由於反右傾，有一切服從人民公社的口號，群眾怕拔紅旗，插白旗，挨批評，餓着肚子卻說吃飽了。芸芸眾生餓肚子待糧，糧不可待，終於死於饑荒。人民公社這種與社會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組織形式與泛濫的左傾思想相結合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後果。”

15、貫徹廬山會議精神提前強行徵購糧食，這是促成“信陽事件”惡果的直接原因（廬山會議可謂“批倒彭德懷一人，餓死百姓四千萬”）。

“貫徹廬山會議精神，把春季已收斂的‘五風’又推向新的高潮，加之以廬山會議反右的精神和手段不切實際地提前強行徵購糧食，這是促成‘信陽事件’惡果的直接原因。59年8月初，我到下面巡視抗旱情況，中旬，省委通知我立即到省里參加省工業會議。會上楊蔚平作總結時說：‘廬山有彭德懷跳出來反黨，河南有張申跳出來反黨，上下呼應。’事實上，開封地委書記張申，調查了死人問題，搜集材料在工業會議上說：‘群眾餓死了，小麥長得不到一尺高，能看見地皮，你們還放大豐收，還打腫臉充胖子。’結果大會批判了張申，把他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信陽地委的楊玉璞（工業書記）只說了一句‘張申同志反映的情況是屬實的’，結果也挨了批，在會上作了檢討。”

16、李先念是“提前強行徵購糧食”的始作俑者（李先念加劇了“信陽事件”，僅有此孤證。李先念後來到光山縣，車被滿路的餓殍擋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提前強行徵購糧食”的罪責）。

“（1959年）9月初，省委召開了三級幹部會議，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在傳達廬山會議精神之後，省財貿書記宋致和傳達中央糧食工作會議精神。他說：‘李先念同志講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現在如果不抓徵購糧食，廬山會議精神貫徹後群眾就把糧食吃光了。征不到糧食城市生活怎樣安排。要求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同時，兩手一齊抓，一手抓征糧食，一手抓精神貫徹，早秋下來群眾邊收割邊徵購。’宋致和要求各地委書記向回打電話，讓各縣匯報產量，分配徵購任務（往年都是從省里開會後回去再開會，動員，統計，最後分配任務）。

17、幾乎每個地委都反了一個（右傾）書記，或正或副。明明大旱了，還報大豐收，高產量。吳芝圃、戴蘇理下令讓路批副書記張樹藩（是共黨內並非沒有志士仁人，但在黨天下里，“海青天”是毫無作用的。因為毛澤東是“秦始皇加斯大林”）。

“當時各縣委聽說廬山會議反右傾了，思想都很緊張，明明大旱了，還報大豐收，高產量。信陽報的是45億至50億（分配給信陽秋季的徵購任務是11億斤）。地委書記們一面每天打電話向各縣要任務，抓徵購，一面開會批右傾。反右傾會上，把省委機關的彭笑千、邵文杰、馮鳴臬等6人說成是秋後算賬派，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耿其昌因在省四次全會上說他去孟縣，被群眾包圍要糧食，說時痛哭流涕，這時也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說他是反右傾漏網分子。商丘地委書記陳秉之被打成右傾，副書記張申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洛陽地委書記王惠之曾提倡過生產到隊，耕牛分槽餵養，此時被批判撤銷地委書記職務，說他是富裕中農的代表，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當時幾乎每個地委都反了一個書記，或正或副。我也作了以把春季群眾沒飯吃討飯問題擴大化，多分了幾千斤糧食造成浪費，反對‘小土群’，下放小商販為內容的檢討。吳芝圃、戴蘇理都曾找我談話，讓我批副書記張樹藩。許昌軍分區步司令員，因看不慣公社婦女穿短袖衣服，短褲頭跳舞，被說成反公社化挨了批鬥。”“在這種形勢下，各地、縣提前強迫性向群眾徵購早秋糧。村幹部怕被打成右傾，把糧食就場交出，打多少交多少。結果群眾的糧食被征透了底，群眾餓肚子，村幹部卻不敢反映饑荒，荒說食堂沒有停伙。 ”

18、1959年11月，潢川等縣縣委書記匯報了食堂停伙、群眾討荒要飯，發生餓死人現象、流傳烏嘴病等問題（路憲文仍然堅持“烏嘴病”是食物中毒，可嘆其死不悔改）。

“59年9月底，信陽地區完成5億斤糧食的徵購後，進展不動了，省委三天一個電話，兩天一個電話催徵購，並說糧食徵購進展緩慢，完不成任務，有實際問題，也有思想問題。所謂實際問題，是個別地方有災；所謂思想問題，是反右傾不徹底，思想右傾。地委，縣委一面批判右傾，一面打電話催徵購。到11月初，全區徵購任務完成六億多斤，已推不動了。我在潢川開了縣委會議，縣委書記匯報了食堂停伙、群眾討荒要飯，發生餓死人現象、流傳烏嘴病等問題。我在會上提出停止徵購，先安排好群眾生活，然後再徵購。並派醫療隊下去給群眾治病（後來發現是食物中毒）。”

19、以“打擊流竄犯”禁止農民逃荒 （逃荒是農民的最後一條生路，卻被害怕災情外泄的路憲文殘酷無情地堵死了。）。

“（潢川會議）回地委後，我馬上召開地委會，研究制定了八項措施，大致有暫停徵購，安排生活，摸清災情，生產救災，在群眾發生困難的時候加強對地富分子的控制，打擊流竄犯，安排外流人員，縣社隊各級設浮腫病醫院，治療浮腫等內容。我向省委作了匯報，省里感到還不錯。”

20、吳芝圃、宋致和對信陽大量餓死人無所謂。（因為毛澤東有言在先，餓死人的地區，只是工作問題，所以上行下效。）

“（1959年）12月中旬，省委召開地市級幹部會議，宣布停止徵購，全面轉向生產救災。在會上，吳芝圃講：憲文同志思想不要顧慮，信陽一貫對全省貢獻很大，現在你有困難省委幫助你。會後，省財貿書記宋致和帶領數十名機關幹部到信陽來幫助救災……第二次潢川會議我要求對死人的問題寫檢討，並要求處分。宋致和說：‘這麼大的災情，死幾個人是難免的，是工作問題，又不是你叫餓死了。先不要調查、寫檢查，先集中力量抓救災。’”

21、1960年春節期間，信陽公安局上報餓死人為8萬。（後來統計實為至少150萬人以上。）

“春節期間，公安局年終統計，全區死人18萬4千多人，除掉正常死人10萬，餓死人為8萬。我讓公安局全部向省里匯報。”

22、吳芝圃在1960年春節正月初八再逼信陽地區上調糧食，此時已知信陽地區正是餓死人高峰期。（吳芝圃此時只有黨性，沒有人性，只知效忠權力來源毛澤東，而對衣食父母老百姓陷入絕境無動於衷。 ）

“可是（1960年春節）正月初八，省委召開六級幹部會議布置生產和生產救災工作，糧食廳廳長王秉章去找我，說信陽地區外調糧食計劃沒完成，要抓一下，趕快完成。我說我們已沒糧食吃，不能再調了。吳芝圃把我叫到他家談話說：‘憲文同志，糧食調購是中央統一安排，你必須服從，你需要糧食我供給。’會上吳芝圃講：河南省有災情，群眾生活有困難，我們要自己解決，不向中央開口要糧食。有問題依靠群眾解決（實際上是反瞞產），瓜菜代。

23、1960年3、4月份，吳芝圃說不要調查死人問題。

“（1960年）3、4月份，吳芝圃要去中央開會，他和宋致和找我談話說：憲文同志，信陽死了些人，你總結一下經驗教訓，向中央寫個報告檢討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顧慮，我提出死人數字怎樣報的問題，他說不要調查，死人問題調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讓縣委書記估計報一下就行了。”

24、固始縣委向中央求救遭省委報復。（黨章規定黨員有權越級向中央報告，但一個縣委卻不能向中央反映情況，可見中共黨章與國家憲法地樣，實為一紙空文章。）

“（1960年4月從省委）回地委後，我召開縣委書記會議，讓大家報死人數，統計結果非正常死人8萬4千人。省委加個批語：報告中央通告全省，並加一句注釋：包括一部分正常死亡。當時固始縣委向中央民政部、衛生部報告餓死人數、浮腫病人數，要求中央支持。省里很生氣，立即打電話命令：固始縣死了4萬人，要做檢討，受批評，地委路憲文也有責任，要寫檢討。”

25、毛主席說：死了一些人是工作問題，一般不要處分人。（毛澤東何以對酷吏們如此寬容，對百姓痛苦無動於衷？因為深知專制離不開酷吏，深知“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大躍進餓死人問題的根源在自己。）

“（1960年）5月，省委召開夏糧徵購會議，這時災情已停止。中央派紀檢會處長李堅帶領一個小組到信陽檢查。他找我談話說：‘死人不是8萬，10萬也不止，20萬也不止，推算有30萬人’‘你為什麼不揭省委，你有那麼大的本事，能頂得住嗎？’我把這些給省委匯報了。他們說：這些辦事人員就不了解中央意圖，毛主席說了，死了一些人是工作問題，要總結經驗教訓，一般不要處分人。”

26、信陽死人問題，是廬山會議的直接惡果。（路憲文就是不敢直言信陽死人問題，是毛澤東思想的結果。是沒有認識到，還是不敢說？）

“事實說明，貫徹廬山會議精神，把左傾思想推向了高峰，信陽死人問題，是廬山會議的直接惡果，不是個別同志的問題。”

27、“信陽事件”的處理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保路憲文代表大方向”，只處理縣委書記。（後來變為“保吳芝圃代表大方向”，1979年鄧小平主持為吳平反開追悼會，2006年河南省委又舉行“吳芝圃百年誕辰紀念大會”，稱頌吳芝圃是“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

第一階段：（19）“60年七月中旬，省委派副書記楊蔚平、李立以及紀委書記劉名榜、組織部長李儉波赴信陽解決信陽問題。在雞公山召開地委常委擴大會議，……（說）信陽地委這幾年來工作做得不錯，各項工作都走在了前面，對全省貢獻很大。近幾個月來，由於執行中央“三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統購統銷，政策上犯了錯誤，積累得多了些，給群眾留得少了些，作風上官僚主義，強迫命令，造成了嚴重的死人問題，還算工作問題。這次會議主要是總結經驗教訓，檢討好了，不給組織處理。……會上我要求給處分，楊堅持不給，同來的幾個省委領導也同意給我處分，調其它地方工作，楊堅持不給處分，說這是大方向問題，路憲文代表大方向。會議上，省委還帶了電台，每天把會議情況向在北京開會的吳芝圃匯報，常委會議決議也送交了吳芝圃。吳說：會議開得很好，路憲文同志也作了深刻檢查。吳芝圃從中央開會回來，在大會上講：信陽死了那麼多的人，商丘也死人了，中央精神主要是接受經驗教訓，不作組織處理。……吳芝圃說：憲文同志主要是對信陽死人問題的說明，思想認識不夠，省委決定讓你留在原崗位堅持工作，在什麼地方倒，就在什麼地方爬起，要直起腰杆工作。在此階段，省委這樣處理，真實意圖是處理三個縣委書記，以保地委，最終達到保省委，保存三面紅旗的目的。”

28、“信陽事件”的處理第二階段，劉少奇代表中央作批覆：“信陽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吳芝圃、楊蔚平改口要立即槍決路憲文。（如果依劉少奇嚴懲“信陽事件”當事人的方法，可能會對仍然在繼續蔓延的“大面積餓死人事件”有所遏制，但毛澤東害怕劉少奇別有用心，將火燒到自己身上。）

第二階段：“據省紀委書記劉名榜61年談，河南省委、關於信陽常委擴大會議的決議報告中央後，劉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了批覆：讓信陽人民來個二次解放，信陽地區地主階級復辟了，信陽地委黨變成了國民黨，信陽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徹底發動群眾揭發，查清處理，中央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來河南進行調查，並向劉少奇作匯報。譚震林、徐子榮帶着劉的批示到河南省委會上作了傳達。省委會議的空氣立即變了。楊蔚平說：信陽事件，路憲文是反革命，立即槍決。吳芝圃低頭不語。會上一片殺氣。”

29、楊蔚平警告路憲文不要牽連省委。

“我正在傳達布加勒斯特會議精神，楊蔚平到信陽地委，代表省委宣布政治局會議決定：撤銷你地委書記職務，不算最後處理，還看情況發展，希望你老實檢討，不要上攀下連，最後處理還是省委作決定。”

30、吳芝圃決定拋棄路憲文，丟卒保車，派15軍7師一個團到信陽鎮壓。（翻臉不認人，前後矛盾，是專制者必然的手段。）

“省委先派戴蘇理、趙定遠當信陽地委正副書記。這時在信陽地區就開展了民主補課運動。說‘信陽事件’主要是民主革命不徹底，地主復辟了。吳芝圃在信陽幹部會上講：我用錯了人，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不知道路是壞人，信陽地區這麼嚴重的問題他都沒給我說，我犯了官僚主義錯誤。楊蔚平說：有人說路憲文是好人辦壞事，不對，路憲文是反革命分子，餓死那麼多貧下中農、階級兄弟，還能是好人。他們走到哪裡都這樣講縣委書記，到一個縣抓一個縣的縣委書記。甚至揚言說：信陽要組織暴動，派15軍7師一個團到信陽鎮壓。據說他們去查，老百姓嚇得到處藏，竊竊私語，被他們認為要暴動。”

31、沒人敢統計自殺的人。（“信陽事件”的自殺者、被打死者、人相食者，比餓死人更讓專制者忌諱。）

“從此信陽就變成大捕，大抓。大概有數千幹部被抓入監獄，15萬人抓起集訓審查。有些縣監獄中裝不下，就騰空房子安排。集訓沒飯吃，家屬不能接見，家屬們把紅薯、饃從高牆外往裡扔，裡面搶着吃。當時有些幹部自殺了，有些農村幹部被抄家了。南陽唐河縣委書記的愛人和孩子集體投井自殺了。當時因害怕而自殺的人很多，沒人敢統計這個數字。死人數字越報越多，誰報得少是包庇，被批為右傾。這造成新的恐怖。”

32、劉少奇的代表徐子榮擬殺2萬人。

“省委常委會上研究要槍決路憲文，徵求各地市意見。據商丘地委副書記耿化伍說，大家誰也不發言。徐子榮在幹部會上講：要落實一下，殺人問題究竟殺多少為好，是不是大縣殺八百，小縣殺四百，一個大隊殺四至五人（我親自看過講話稿），共2萬人。據省委副書記楊珏講：在省委討論殺人問題，大家不好講，我說殺人是大事，咱是否看看別省怎麼辦，或請示一下中央，大家一致同意。”

33、毛主席駁回劉少奇意見，說一個不殺，大部分不抓，官僚主義也是人民內部問題。

“結果去請示毛主席（毛主席當時在長沙巡視），主席下了6條批示，主要精神是：餓死人的問題是高指標，高徵購造成的，死官僚主義，死官僚主義也是人民內部問題，教育好了還可以為黨做工作。一個不殺，大部分不抓，抓起來的立即釋放。先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然後再解決敵我矛盾。”

34、鄧小平說“信陽事件”與全國其它地方餓死人事件沒什麼特殊的。（劉鄧大軍在信陽一帶呆過，鄧小平此言既是實話，暗示“信陽事件”總根子在毛澤東，也可能有為信陽幹部念舊情放一馬。）

“據信陽地委副專員講，鄧小平從四川視察回來路過信陽，把信陽地委檔案調出來看了一下，說各地都是這個調子、做法，信陽沒什麼特殊的，不同意殺人。當時中央有個電報叫放人。據信陽地委副專員講，當時劉建勛曾打電話給戴蘇理，讓他把抓起來的人員放了，先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戴不放人。後劉建勛又親自到信陽做戴蘇理的工作，思想做不通。

35、“信陽事件”的處理第三階段，對路憲文進行假審判、假判刑。（中央既要借懲罰路憲文安撫百姓，又深明主要責任不在路憲文，只好對這個替罪羊來個假判刑、假收監。）

“1962年，省委派紀委書記劉名榜、組織部長張建民、地委副書記趙定遠到公安廳找我落實材料。……河南省委副書記何偉主持對信陽問題作結論。……省委副書記趙文甫把我叫去談話：你寫的材料我們看過了，還不錯，基本認識了自己的錯誤。省委把你鬧（方言？）來，主要是為了保護你。信陽死人在全省比例較大，死人數字也弄不清，你說把你拉出去槍斃虧不虧。我說不虧。他說不要你說不虧，把我們任何一個省委書記拉出去槍斃都不虧。省委對你的問題作了討論，黨內處理，你不要有什麼顧慮。……到63年9月，省紀委劉名榜和湖北調來的另一位副書記找我談處分決定，叫我簽字。趙文甫也找我談話說：中央對你的問題已批下來了，得受點刑事處分，還算寬大處理。他把省委給中央的報告及中央指示給了我一份，說：‘還得辦一個法庭審判手續，叫王光力找你談談。’法院院長王光力找我說：“趙書記找你談了嗎？還得行個形式，你準備怎樣談？”我就從頭到尾談了。沒說幾句，他阻止我說：‘省委的問題他們已做了檢查，你光說你自己的。到時問你什麼答什麼。’檢查員、副檢查長丁某叫我在起訴書上簽字。我當時對一些具體材料提出意見，他大聲訓斥我：信陽死那麼多人，你還有意見嗎？然後法庭。院長問：‘×××問題你知道嗎？’我說：‘知道。’問：‘有沒有？’答：‘有。’十幾分鐘就結束休庭判決（開除黨籍）判三年徒刑，定瀆職罪，降5級級別，按15級發生活費）。出來後才知道，原來省委對我的處理報告，戴蘇理不同意，在中央七千人大會上又告了狀，說：‘對路憲文他們的處理太輕，我回去沒辦法說服群眾。’因此，由中央決定，由陶鑄主持處理。後來的報告就是中南局的了。過了一月，把我放出來了（10月中旬）。我回到省委招待所（原在公安廳技術處住）。關於我們犯錯誤處理的決定（22人）傳達到支部，只傳達，不討論。趙文甫談：要站起來，不要覺得比別人低一等，不要悲觀，要有信心，將來還是有前途的。社會上輿論很多，有支持的，反對的，你不要隨意相信，再犯錯誤就不好辦了。接着把我安排到博愛農場去深入實際，調查研究。66年5月，省委派工作組到農場調查，農場黨委對我的思想工作作了結論，叫我寫了申請準備入黨。但被繼之而來的文化大革命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