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償失的“抗美援朝”----二評李敖《我眼中的毛澤東》

北朝鮮金日成在斯大林的策劃和支持下，企圖併吞南韓。1950年6月25日，北朝鮮對南韓發動突然襲擊，幾天之內就占領了南韓首都漢城，南韓政權岌岌可危。7月7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組織“聯合國軍”的決議，組成以美國為首的有16個國家參加的聯合國軍。9月15日美軍第10集團軍仁川登陸，北朝鮮軍隊全線潰敗。 9月26日聯軍占領漢城，10月進軍北朝鮮，10月19日攻占平壤、。 當晚，第一批中國軍隊秘密渡過鴨綠江入朝參戰。

      李敖在《我眼中的毛澤東》（簡稱《眼中》）一文中把韓戰列為毛澤東奪得政權後的第一大功勞，聲稱：“為了中國的安全，中國的尊嚴，一定要跟美國帝國主義打一仗。”

      中共把韓戰定名為“抗美援朝”戰爭。長期以來，官方對這場戰爭的傳統解釋是，美國和韓國悍然越過三八線，大舉入侵北朝鮮，並把戰火燒到鴉綠江邊，威脅到年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中國的參戰是“保家衛國”的需要，是對維護世界和平的貢獻。

     其實，美國根本就沒有進攻中國的意圖，所謂的“保家衛國”只不過是出兵朝鮮的一個藉口而已。二戰勝利後，美國大裁軍，到1950年6月，兵員從1250萬減到59.1萬人，共10個作戰師。23萬人駐紮海外，其中，駐歐洲8萬人(駐在西德)；駐遠東15萬人，在日本的4個師，主要是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燃，作戰能力較弱。1949年，美國開始從韓國撤軍，並宣布1950由韓國接手美軍防線。1950年初，杜魯門發表關於南朝鮮和台灣不在美國防務圈內的聲明。韓戰爆發後，台灣曾主動表示願意派遣三萬三千部隊赴韓助戰，美國政府為避免激怒中共，謝絕了台灣的“好意”。當麥克阿瑟叫囂要把戰火延伸到中國境內時，杜魯門耽心戰事擴大，將其撤職。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將軍著作提到，這場戰爭來的非常突然，美國的準備也非常倉促，甚至連國會的必要討論都沒有完成就直接進入了戰爭狀態。美國五星上將奧馬爾-布萊德爾也曾說過：“假如因為朝鮮戰爭，我們就打入中國的話，那麼，我們將是在一個錯誤的時間，在一個錯誤的地點，與錯誤的敵人進行一場錯誤的戰爭。” 

    既然中國沒有受到戰爭的威脅，那麼，毛澤東為什麼“一定要跟美國帝國主義打一仗”呢？

      據楊尚昆回憶： “戰爭爆發後，10月4 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根據當時會議討論的情況，基本上傾向於不出兵，理由就是一條，我們剛剛打完仗，戰爭創傷尚未醫治好，經濟還未恢復，入朝參戰對我不利。會議結束時毛澤東說，你們不主張出兵，說得都有理，但別人處在生死存亡關頭，我們站在旁邊看，不管怎麼說，心裡總不是個滋味。5日上午，毛澤東把彭德懷找去單獨談話。彭說，我想了一個晚上，覺得應當出兵。他慨然表示願意掛帥東征。下午，政治局擴大會議繼續進行，彭德懷力主出兵抗美援朝。”“毛澤東接着把中、蘇、朝三國比喻為三駕馬車，說這輛車是三匹馬拉的，那兩匹馬執意向前跑，你又有什麼辦法呢？正說着，師哲領着柯瓦廖夫來了，毛澤東就離開會場到豐澤園去見蘇聯客人。不一會兒，大約只有二十幾分鐘的時間，毛澤東又回到會場，說你們看，果不其然，那兩匹馬一定要拉，我們不拉怎麼得了！會議隨即作出決定，由彭德懷掛帥，率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 “10月8日，周恩來、林彪前往蘇聯會見斯大林。斯大林強調立即出動空軍掩護有困難，至少還需要等兩三個月才能準備好。周恩來不得不致電毛澤東再作定奪。13日，毛澤東再次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就出兵、不出兵問題展開複議。會上，毛澤東強調中朝唇齒相依，讓美軍進到鴨綠江邊與我對峙未必有利。會議經過反覆討論，終於下了出兵的最後決心。”

    從整個決策過程可以看出，並沒有涉及威脅中國“安全”和損害中國“尊嚴”的問題，所以，絕大多數中共最高層人士不贊成出兵，其中林彪反對得最厲害，甚至託病拒絕掛帥。毛曾說過：“抗美援朝出兵在中央最高層最初表決結果只有‘一人半’支持出兵”（半人指周恩來）。

   毛之所以執意要兵，一是“惻隱之心”：“別人處在生死存亡關頭，我們站在旁邊看，不管怎麼說，心裡總不是個滋味。”二是“馬首是瞻”：“那兩匹馬一定要拉，我們不拉怎麼得了。” 實際上，毛澤東還有兩個難言之隱，一個是“知恩圖報”：中共是蘇俄一手扶持起來的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活動經費全由蘇俄供給；中共建立的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得到蘇俄大量的援助；日本投降後，蘇聯又送給中共一份厚禮，即東北的地盤和大量的武器裝備，工廠設備，為中共打敗蔣介石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另一個是“賣身投靠”：官方出版的《中蘇關係重大事件述實》寫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終於道出了他的心裡話。他說，他（斯大林）對中國黨是不信任的。我在《論人民民主專政》的文章中不是說要一邊倒嗎？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是真心誠意把蘇聯作為最親密的戰友，我們要和他們站在一起的。我們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後，斯大林並不把我們看作是共產主義者，而是把我們看作屬於鐵托一類的人，說我是半個鐵托。”這難道不正是毛澤東賣身投靠斯大林的自供狀嗎？毛還說：“還要講講公道話，摘掉民族共產主義的帽子是朝鮮戰爭。原來說我是親美派，那有親美派起來反對美國的呢？”（《新中國外交 50 年》）一語泄露天機，毛執意要“抗美援朝”，為的是證明他不是民族共產主義，不是鐵托式的人物。毛死心塌地投靠斯大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金門一戰失利後，他迫切希望得到蘇聯的軍事援助，以便儘快“解放台灣”，完成統一大業；同時他也很想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二當家。另外，有人認為毛澤東還希望一箭雙鵰，利用戰爭，借刀殺人，除掉他認為的隱患——100多萬國民黨降兵降將。筆者真不敢這樣去揣度如此令人不寒而慄的“毛澤東思想”。

     《眼中》認為：“朝鮮戰爭使全世界都對中國刮目相看，從此中國人揚眉吐氣。中國成為舉世公認的世界軍事國。” 事實上，戰爭的結果，從國際軍事界研究、評論和不少美國韓戰老兵回憶錄來看，他們除了佩服中國軍隊勇敢、不怕犧牲以外，並沒有任何再值得他們稱讚的地方。然而，中國得到的這點“佩服”(精神上的安慰而已），卻是以軍事，政治，經濟上的巨大損失換來的。“抗美援朝”完全是毛澤東替斯大林火中取栗，得不償失的不義之戰。

     首先， 從軍事損失上看，第一次戰役，我軍出敵不意，攻敵不備，打退了敵追兵，站穩了腳跟。 彭德懷回憶：“ 第一次戰役是一個不期遭遇戰，須立即改變原先行軍部署，打退追敵美偽軍，立穩足跟。美、英軍和偽軍利用機械化迅即退清川江與德川地區集結。我們未跟蹤猛追，因為沒有消滅敵之主力，僅消滅偽軍六、七個營、美軍一小部；敵利用機械化部隊運動迅速，構築工事亦快，已經構成防禦體系。以志願軍現在技術裝備去向敵軍進行陣地戰，是不利的，甚至可能打一個敗仗。” 

     第二次戰役：11月24日，聯軍對清川江以北中朝軍隊發起進攻。我軍於11月25日，發動了第二次戰役。我軍誘敵深入，9兵團15萬人將美軍陸戰第一師一萬多人團團圍住。美軍雖遭重創，卻全線突圍。我軍雖然實現了替金日成奪回地盤的戰略目標，但未能殲滅敵有生力量，自己卻損失慘重，戰術上失敗了。以長津湖戰鬥為例， 倉促入朝的南方9兵團，來不及換冬裝，穿着單衣，在零下30—40多度嚴寒下伏擊作戰，戰鬥力嚴重削弱，凍餓減員近半。該兵團因此回國修整補員，未能參加第三，第四次戰役。劉伯承說，“長津湖一戰，一個兵團的兵力圍住美國陸戰第1師，沒有能夠殲滅，也沒有能夠擊潰，付出了10倍於敵人的代價，讓美軍全建制地撤出戰鬥，還帶走了所有的傷員和武器裝備”。另外，58師在下碣里阻擊美軍撤退，戰鬥結束，全師只剩下1千多人，卻讓美軍逃掉。彭德懷回憶：“此役勝利很大，報銷了敵軍汽車六千輛以上，坦克、炮車千數百輛。但這些裝備，被敵大量凝固汽油彈所燒毀，故繳獲只是小部。敵軍狼奔豕突，放棄平壤，退回三八線。”此時，彭德懷致電毛澤東：“目前部隊糧、彈、鞋、油、鹽均不能按時接濟，主要原因是無飛機掩護，隨修隨炸。”他提出需要休整三個月，且我軍不宜越過三八線。12月13日，毛覆電：“我軍必須越過三八線。”

      第三次戰役： 彭德懷遵令於1950年12月31日發起第三次戰役。彭德懷回憶："第二次戰役勝利後，即乘勝追擊。......突破三八線，奪取漢城；飛渡漢江，收復仁川港，將敵逐至三七線。”然而，敵軍“機械化部隊每天只退三十公里，恰是我軍一夜行程。總之，敵軍一切一切在誘我攻堅，待我軍疲憊消耗，從正面反擊，從側翼登陸截擊，斷我軍歸路。”“我打了一輩子仗，從來沒有害怕過，可當志願軍打過三八線，一直打到三七線的時候，我環顧前後左右，確實非常害怕。......志願軍隨時有遭厄運的可能。我不能把幾十萬軍隊的生命當兒戲，所以必須堅決地停下。志願軍入朝後，連續經過三次大戰役，戰鬥的和非戰鬥的減員，已接近部隊的半數，急需休整補充，準備再戰。”此次戰役實際上是聯軍企圖誘我軍深入的戰略撤退，雙方並無大戰，算個平局。但是，經過前三次戰役，我軍已損失近半兵力。

      第四次戰役：1951年1月15日，聯軍發起反攻。1月25日，彭德懷急電毛澤東，說明前線危急，擬後撤數十公里。但毛回電：“我軍必須立即發起第四次戰役，以殲滅二萬至三萬美李軍占領大田安東之線以北區域為目標……”。 彭不得不於2月11日倉促發動了第四次戰役，橫城反擊作戰，我軍獲小勝，於是集合了3個軍的4個主力師(不是8個團)5萬餘人，力圖包圍全殲砥平里的美軍一個加強營(不是一個團) 加一個法國營，加上一個炮兵中隊，一個坦克中隊，共4千人。戰鬥結果，我軍4個主力師強攻2晝夜，全被打殘，傷亡超過1萬5千人。美軍僅傷亡數百人，竟然突破重圍，揚長而去。漢江一戰，我38軍奉命在漢江南岸死守，重點扼守350.3高地的342團生還的僅幾十人；相繼守衛580高地的3個營及軍警衛連等部總計也只剩下幾十人。傷亡慘重的這支“萬歲軍”——38軍，從此從朝鮮戰場上消失了。2月17日，我軍從東線和西線全線潰退。此戰役，聯軍利用我軍後勤補給困難的弱點，待我軍進攻到了第七天，糧盡彈絕時，趁機發動攻勢，使我軍傷亡慘重，節節敗退。南韓軍於3月14日奪回漢城。3月31日，聯軍收復了所有的失地。聯軍乘勝再次發動攻勢，我軍被迫放棄仁川和漢城，全線後退100多公里，撤回到了38°線以北。彭德懷回憶：“我軍進至三七線即水原一線，即行停止攻擊。敵見誘我深入洛東江預設堅固陣地不成，於一月下旬舉行反攻，我集結五個軍舉行迎擊。此役消滅敵軍約兩個師，大部分是李偽軍，小部分是法、比、盧森堡混合部隊，約兩千人左右；美軍一個多營。但把敵反攻打退了。”此次戰役，在聯軍發起的戰略反攻下，我軍損兵折將，丟城失地，殲敵甚少，戰略戰術均告失敗。 

　　　 第五次戰役：為粉碎敵人從側後登陸配合正面作戰的企圖，奪回戰略主動權，我軍在敵人登陸前， 於1951年4月22日，發動第五次戰役。4月29日攻勢結束，聯軍又趁機發起反攻，逼進鐵原、漣川。戰鬥結束後，我奉令死守鐵原的63軍僅剩1500多人接受彭德懷的檢閱。該部隊後來補員達2萬多人。聯軍再次跨過38°線，我軍被迫全線後撤退約40公里以勉強阻止住聯軍的進攻。掩護友軍撤退的180師遭全軍覆沒。“據軍事科學院資料表明，此役180師被俘近7千餘人。約占整個志願軍戰俘總數的近70%。”毛還就180師一事作了自我批評：“打得急了些，大了些，遠了些。” 彭德懷回憶：“第五次戰役規模是很大的，敵我雙方兵力都在百萬。沒有消滅美軍一個團的建制，只消滅一個營的建制有六、七處；消滅偽軍一個師，其餘消滅的都是不成建制的。一般包圍美軍一個團，全部殲滅要兩天時間（原因是我軍技術裝備太落後，他的空軍和地面機械化部隊拼命援）。......一般夜晚包圍不能殲滅時，第二日白天他就有辦法救援出去。”此次戰役是敵我雙方的大決戰，我軍損失更加慘重，而敵軍損失甚小。這無疑又是我軍戰略戰術上的一次大敗仗。  

    1953年9月，志願軍司令部統計：志願軍戰鬥傷亡36萬；非戰鬥減員38 .6萬，兩項共計77.2萬。正團以上幹部187人、師以上24人、軍以上幹部6人，被俘人員最後僅1/3回到了國內，創下解放軍歷史上最慘痛的損失。 蘇聯官方文件認為中國死亡人數為100萬。美國對中國軍隊的傷亡人數的估計也在100萬人左右。國際統計，美國死亡人數3萬7千人，英聯邦各國1263人、其它國家1800人。在《抗美援朝衛生工作經驗總結》一書（該書曾於1957年下發到軍一級的軍醫教學和科研機構。1984年重印，發到團一級醫療單位和軍醫教學機構。）中，一張《歷次戰役期間一些步兵師在各戰役期間減員情況》的統計表上，所列的47個師中，陣亡與負傷的百分比兩兩相加，竟然全都是100％的戰鬥減員。以125師為例：該師連續參加了前四次戰役，每次戰役下來，100％減員，又補充新生兵員。連續四次，該師消耗了四個師的兵源。這說明了，當時中共幾乎抽調了全國的大部分兵源，來不斷補充前線士兵的生命消耗，說韓戰是中國士兵的絞肉機一點都不誇張。

     縱上所述，韓戰是一場雙方實力極端懸殊的戰爭，我軍以“炒麵白雪加步槍”對抗聯軍的坦克大炮加飛機，以人海戰術對付火海戰術，用血肉長城抵擋鋼鐵洪流，這無異於義和團的大刀長矛與八國聯軍的洋槍洋炮的較量。加之毛澤東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利令智昏，又“老革命遇到新問題”，聽不進彭德懷的意見，坐鎮紫禁城，昏君瞎指揮，用打老蔣的經驗對付“紙老虎”，豈有不敗之理？除了中共自吹自擂，自我安慰外，有幾個國家會恭維這樣的“世界軍事強國”？

     其次，從政治損失上看：（一）1951年1月30日，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以44票贊成、7票棄權的表決結果通過了譴責中國為侵略者的提案。5月18日，聯合國又通過提案，要求成員國對中國實行禁運，大約半年之後，已經有43個國家接受和積極貫徹了聯大決議。這兩項決議充分反映了國際社會對韓戰的態度。中共派兵參戰實際是以世界為敵。而以美國為首的軍隊得到了聯合國授權、他們是抗擊侵略的正義之師，得到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支持，中國則是在聯合國決議下背上了侵略者和好戰分子的罵名，聲名狼藉，不僅國際地位沒有得到提高，反而急劇降低，在國際社會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這種道義上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這不是“刮目相看”，而應該是貶義的“冷眼相看”。

     （二）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代表席位問題已現曙光，特別是印度與我國建交，英國正在與我國進行建交談判的情況，對聯合國其他成員國頗有影響，以至美國國務院也決定不再使用否決權阻撓聯合國接受新中國的代表席位。我國出兵朝鮮後，聯合國針對中國的提案以絕對多數通過，說明聯合國中多數國家已經對中國失望了。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從此被長期擱置起來，一拖就是二十多年。   

    （三）對於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來說，我國捲入韓戰無疑起到了決定性的阻礙作用。韓戰爆發，促使美國政府迅速加強了對蔣介石政權的聯繫和援助。特別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28號文件，標誌着美國對台政策的根本性改變。這種政策性轉變隨着戰爭的延長而越來越走向極端，直到美台“共同防禦條約”正式簽訂。台灣回歸終於成為一種遙遙無期的政治奢望。

     最後， 從經濟損失上看：戰爭的延長對我國經濟建設的影響更為嚴重。由於戰爭需要，我國不得不把本來應投入經濟建設的極其短缺的資金用於軍事開支。我國在朝鮮戰爭戰費開支達人民幣62億元，每年花掉了國民生產總值的２０％，財政收入的55%。我國還借了蘇聯34.85億盧布（合13．4億美元），其中多數用於向蘇聯購買軍用物資。據中共《黨史研究》，1981年第5期透露，直到1965年，才還清這筆債務的61.4%在我國三年大饑荒時，中華大地餓殍遍野，可是，滿載糧食和其他生活物資的火車卻源源不斷開往蘇聯償還戰爭債務。對於剛剛經歷了多年戰亂的中國人民來說，“抗美援朝”沉重的經濟負擔帶來的苦難是難以想象的。所以，中國人民“揚眉吐氣”只是虛無縹緲的，“唉聲嘆氣”才是實實在在的。

       《眼中》倒還說了一句實話：“這個時候又打了這個戰爭的時候，中國要不要付很多代價？所以這個時候啊，我們發現連吃頓飽飯都是很難的時候，談什麼事情，先談吃飯要緊嘛！” 可是，它又說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話：“我們花了一百五十年的時間，花了千萬人頭落地的代價，才換得了最後中國還沒有富國可是先強兵的這個境界”。筆者實在是搞不明白，李敖既然清清楚楚知道“連吃頓飽飯都是很難的時候”，而且又深明大義地說，“先談吃飯要緊嘛！”那麼，又為什麼陶醉於用千萬個人頭去換一個什麼“境界”呢？

   通過朝鮮戰爭，中國真的達到了“還沒有富國可是先強兵的這個境界”嗎？答案是否定的。實際情況是，中共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損兵折將，枉耗國力，負債纍纍，勞民傷財，貽害無窮。

   從戰爭的結果看，志願軍既非正義之師，又是敗兵之軍，輸掉了談判的所有籌碼。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優秀兒女凍餓戰死異國他鄉，無數屍骨不能回歸故土，回國戰俘慘遭迫害，三分之二戰俘流落海外，這般悽慘境況，難道就是我們追求的“強兵境界”？

   從軍隊數量上看，兵員的增加，不等於兵力的強大。中共建國初，全軍約有540萬人。韓戰爆發，大量招募新兵，使兵員總數超過600萬。1953年7月，《朝鮮停戰協議》正式簽署，中共立即着手裁軍，決定將當時的480多萬的軍隊削減至350萬。

   從武器裝備來看，韓戰後期，我軍雖然購買了一定數量的坦克大炮和飛機，但多數都是蘇聯二戰後淘汰的東西，根本不能滿足現代戰爭的需要。所以，韓戰後，中共不得不大規模引進蘇式武器裝備，並從1953年起開始大批仿製蘇式武器裝備。

   從治國理念來看，富國強兵是古今中外的統治者，政治家們共同追求的目標。富國是強兵的基礎和前提，只有先富國，然後才能強兵，也是他們的共識。中國古代政治家管仲論富國強兵說：“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又說：“ 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他強調以富民為前提，“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富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秦孝公重用商鞅變法圖強，使秦國“家給人足”，“兵革大強”，為後來秦始皇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商鞅總結他的經驗說：“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范蠡提倡“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勸農桑，務積穀”，“不亂民功，不逆天時”，輔佐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先富國，後強兵，最終報仇雪恥。《孫子兵法》反覆論述戰爭與經濟的關係，指出“帶甲十萬”要有“日費千金”的經濟保障，“興師十萬”要有“七十萬家”承受物力和人力負擔。孫臏和齊威王討論強兵的辦法，認為“富國”才是“強兵之急者”，即富國是強兵的最關緊要的事情。鄧小平說："四化總得有先有後。軍隊裝備真正現代化，只有國民經濟建立了比較好的基礎才有可能。”胡錦濤說：“經濟建設是國防建設的基本依託，經濟建設搞不上去，國防建設就無從談起。”

     當然，富國與強兵的關係是辯證的，也有先強兵，後富國的特殊情況。在革命者或暴力集團奪取政權之前，他們奉行的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或“有槍就是草頭王”理念，走的是先強兵，後富國或致富的道路。孫中山推翻滿清的革命，毛澤東的共產主義革命，以及索馬裏海盜等土匪強盜屬於這種情況。另一種情況是，當國家突然遭到大規模外來侵略時，不得不先強兵，此時，必須緊急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全力以赴救亡圖存。我國的抗日戰爭就是這種特殊情況。然而，“1949年中國共產黨搶到了中國的統治權的時候，”（李敖語錄）歷經數十年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的災難深重的中國，民窮國弱，民不聊生，百廢待興。此時，發展經濟，休養生息乃當務之急，可是，“抗美援朝” 使中國人民富國強兵的美好願望至少推遲了三十年才得以實現。

    在李敖的眼中，毛澤東“抗美援朝”的豐功偉績，應該不亞於“趕跑蔣介石”和“文化大革命”，為什麼毛不把它寫在自己的“大事記”功勞簿上呢？其實，毛心中十分清楚，“抗美援朝”是他一生中干的最窩囊的一件大蠢事。在斯大林死後，毛不止一次埋怨斯大林關於韓戰的決定是個“極大的錯誤”，“是百分之百的錯了。”

   隨着歷史資料的大量解密，“抗美援朝”的真相越來越楚，“得不償失論“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同。筆者相信，如果小金敢於再次挑起戰爭，中國人民絕對不會再發揚“國際主義”的精神，”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了。

我眼中的毛澤東(李敖)

從小可以喻大，我們看到人類很多事情，看到了很多革命的先行者，在革命成功了以後，他要怎麼面對。我跟大家講過，我們中 國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就發生了這種現象。一九四九年以後，當那個反革命的蔣介石兵敗山倒，趕到了台灣去的時候，那些偉大的革命者在中國的大陸，他們就面對 了一個問題，我們現在要建設一個新的中國，新的中國站起來了，我們要建設新的中國。可是這些搞革命有一手的專家，他們對建國不一定有一手，有的時候他會跟 不上，所以呢，就正如毛澤東所說的，他們也在摸索，並不是一開始我們覺得什麼都會，不是的，我們也在摸索，在摸索的過程裡面，就會走錯路，走錯路就會付代 價，這就是鄧小平的最後的統計。在《鄧小平文 選》裡面，我給大家展示過幾次鄧小平的統計，就是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前後浪費了二十年，換句話說呢，有二十年的時間是走了錯路，二十年時間走錯路，我 們付了太大的代價。這就是說，我們雖然是革命的先行者，我們雖然是發明了留聲機的人，可是當留聲機不斷地進步的時候，它的唱片在進步的時候，要由滾筒式變 成黑膠式，黑膠式還要變成很薄片的，像麵包一樣，有薄片厚片之別的時候，這個時候你要轉過來，要跟著上，還要迎頭趕上，還要超越前進，這個時候就很費力 了，這就是整個的一個情況。

　　有人在網站裡面談到我李敖，說你李敖有點偏心哦，你對中國的批評，凡是涉及到國民黨部分，涉及台灣的部 分，你就比較苛刻，比較嚴格，涉及到共產黨部分，中國大陸的部分你就比較寬大，比較松，你是不是兩面人啊？國民黨關了你，你就罵它罵得狠，對共產黨你就客 氣，是不是啊？我跟大家說，你太小看了，把我李敖看得太小了，你小心眼，你的見識啊就變小了。中國古代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也是政治家叫做晏子，晏子有一 次呢出門，有個女孩子在路上攔他，漂漂亮亮的這個女孩子啊，就要私下跟晏子講一句話，什麼話呢？她跟晏子說我有一件事情啊要拜託你，什麼事情呢？說我爸爸 遭遇什麼困難，我希望你幫我爸爸解決這個問題，什麼代價呢？我願意陪你睡覺，許身給你陪你睡覺。這個晏子就很感慨，感慨什麼呢？說我給人家什麼印象，什麼 壞印象，居然使這個女孩子覺得她陪我睡覺，認為用這種代價，我就會幫她忙，就表示我根本品格很低嘛，我的水準很低嘛，水平很差嘛！人家用這種標準來看我。

　 　我告訴大家，用很多標準來看人的時候，不要小看了人，我李敖就國民黨關了我，我就恨國民黨啊？共產黨沒關我，我就捧共產黨？太小看了人，我是告訴大家， 為什麼兩個標準不一樣，其實是一樣的，就是說，我們要給他們時間，什麼時間？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搶到了中國的統治權的時候，是一窮二白，國民黨把能搬走 的全搬走，能炸掉的全炸掉，留給中國大陸是兩百萬土豪劣紳、流亡土匪要你清除，清除這個台面，國民黨把整個國庫九十二萬兩黃金搬到台灣去，請問共產黨在接 受這個攤子的時候，要使中國能夠慢慢復原，是不是要一段時間？因為被國民黨打劫得這麼嚴重，破壞得這麼嚴重，趕上了美國人在韓戰出了問題，高麗戰爭出來 了，又為了中國的安全，中國的尊嚴，一定要跟美國帝國主義打一仗，這個時候又打了這個戰爭的時候，中國要不要付很多代價？所以這個時候啊，我們發現連吃頓 飽飯都是很難的時候，談什麼事情，先談吃飯要緊嘛！就這樣子啊，是在這個情況底下，慢慢地成長起來的，然後再經過自己的錯誤，從文化大革命再往前算，從大 躍進開始，如鄧小平所說，我們耽誤了二十年，說這個時候呢，我們在摸索裡面前進，好容易現在由於鄧小平最後他處理的方法的正確，總算目前現在開始走這條路 了，不是嗎？中國不是這樣走來了嗎？

　　我李敖小的時候，親眼看過日本兵騎著馬，在我們的國家裡面那樣子耀武揚威，所以對我這個年紀說起來，一 個強大的中國對我是非常重要的，對我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跟大家講，我們中國講富國強兵，什麼叫富國強兵？大家看，中國的《二十四史》，就《二十 五史》裡面，《史記》裡面的，《孟子荀卿列傳》裡面的一段話，他說當時的秦國，秦用商君，就是商鞅，富國強兵，這四個字太吸引我了。我們中國太窮了，談不 到富國，可是強兵很重要，為什麼呢？因為從鴉片戰爭以 來，中國人被洋鬼子打，我們中國國力太弱了，這個洋鬼子裡包括東洋鬼子，包括日本人，所以跟我說起來，我們中國有一個武力，使全世界的洋鬼子、東洋鬼子不 敢打我們，這個對我李敖太重要了，對我們中國也太重要了。今天享受到這種結果的人，知道不在話下，當然沒人敢打我們，可是你知道我們付了多少代價嗎？我們 花了一百五十年的時間，花了千萬人頭落地的代價，才換得了最後中國還沒有富國可是先強兵的這個境界，我們付了那麼多代價。

　　通過這些比較可以看出，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上，第一位巨人毫無疑問是毛澤東，因為他起到了其他人無法代替的作用。他誕生的時代，中華民族正處於歷史 上的最低點，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眾所周知，當時的世界上沒有誰瞧得起中國人，“東亞病夫”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成為中國人深切的恥辱和隱痛。正是 毛澤東使中國站起來了，朝鮮戰爭使全世界都對中國刮目相看，從此中國人揚眉吐氣。中國成為舉世公認的世界軍事強國。

　　但中國成為世界軍事強 國，並不等於世界經濟強國。20世紀強國與弱國、富國與窮國的主要標誌是工業化的程度。又是毛澤東使中國在短短二十多年內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才能走 完的工業化道路，成為世界主要工業強國之一。到1980年，中國的工業規模已經超過世界老牌工業強國英法兩國，直逼在西方強國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見美 國著名學者保羅－肯尼迪的名著《大國的興衰》)。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的工業總產值躍居世界第三位。

　 　目前許多人有一種錯誤認識，即認為毛澤東不懂經濟，導致中國大陸的發展落後於同期的日本和“四小龍”。這是當今最大的謬誤。首先，日本和“四小龍”的起 點與中國不一樣。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就開始了工業化，到二戰時，日本能夠年產上萬架飛機，而中國連一架飛機都不能製造。許多人以為德國和日本經過二戰，變成 了一片廢墟，其實戰時德國和日本的工廠都隱藏到地下或者分散，美國的飛機根本奈何不得，否則美國根本不需要扔原子彈和 拉攏蘇聯出兵，用飛機將倭國工廠統統炸光就行了。手持木棍的日本兵還抵擋美國人嗎?日本到1945年7月仍有月產上千架飛機的能力，比1942年的飛機月 產量還高，說明其工業基本完整無損。何況日本擁有一支宏大的科技隊伍，以及一支熟練技術工人大軍，這是舊中國根本無法比擬的。因此到新中國成立的1949 年，日本實際要領先中國80年。即使是台灣和韓國，由於它們曾經成為日本的部分領土(殖民地)，整體水平也要領先中國大陸50年(誰如果不信這一點，可以 去閱讀著名作家蕭乾在1946年寫的《冷眼看台灣》一文)。而香港和新加坡作為城市，以整體水平來衡量當然要比中國大陸(大多數地區是農村)發達得多。何況它們還是英國遠東殖民地的兩大中心城市，英國從殖民地掠奪的大量財富都集聚到這裡，所以中國大陸與它們的出發水平不同。

　　經過毛澤東時代的短短三十年，中國實現了從農業國到偉大工業強國的歷史性跨越。中國實行的是趕超戰略，即瞄 准西方先進的工業水平，別人有的我們要有，別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到毛澤東去世前夕，幾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國都有了。天上有噴氣式飛機，地下有汽車、火車和 輪船，衛星、導彈、原子彈樣 樣俱全。而“四小龍”能造什麼？它們是典型的殖民地經濟，只能造服裝鞋帽之類。它們趕上了冷戰時期的好時光，那時西方殖民地各國的反帝獨立鬥爭風起雲湧， 對西方來說，只有在美英刺刀保護下的“四小龍”才是安全的，因此投資都集中於它們，造成了它們的短暫繁榮。但它們沒有發達的製造業和核心技術，繁榮根本長 不了。20世紀初期的阿根廷靠養羊也曾富得流油，但現在如何呢?冷戰結束後，“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很快陷入困境，而中國卻仍在高速前進，因為中國有自己的製造業，幾乎什麼都能夠製造。而中國的工業化基礎正是毛澤東為中國人民奠定的。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與西方強國的經濟差距飛快地縮小着。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莫里斯－邁斯納稱毛澤東時代為“世界歷史上 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主要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出版的 《日本與俄國的現代化》一書中認為，新中國取得了其它任何國家都沒有取得過的成就。但是近20年來卻有一種流傳甚廣的謬論，認為1960年中國的GDP與 日本相同，1980年則降為日本的1/4，到1985年更降為日本的1/5。其實這是某些經濟學家的錯誤計算。他們是用當年中國和日本的GDP各為多少美 元進行比較，而忽略了兩國貨幣對美元匯率的變動。80年代前後，日元對美元大幅升值，使日本經濟出現了虛擬膨脹；而同期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大幅下降，使中 國經濟總量看上去似乎大大“縮水”。因此，用美元總值進行的中日經濟比較，就與實際有很大的差異。事實上，正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的實際規模已 經超過日本。還應該說明的是，所謂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超過蘇聯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也是日元升值使日本經濟憑空膨脹給人們的錯誤印象。如果比較 當時蘇聯和日本的工農業總產量，日本較蘇聯相距尚遠。例如，蘇聯解體前的最高年鋼產量和最高年發電量，日本至今也未能超過，而中國到90年代已經超過。今 天，中國鋼產量是日本的3倍，年發電量是日本的1.5倍。目前中國的鋼、煤、水泥等許多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已經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

　　誠然，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並不是很快，但這是為了籌集中國工業化的資金。西方工業化的資金來自殖民掠奪(英法)、剝削黑奴(美國)、 對外征戰獲得賠款(德日)。而象蘇聯和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只能首先節衣縮食積累工業資金，將自己的工業發展起來，然後利用工業創造的財富享受美好生 活。在毛澤東時代，中國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礦山鐵路，然後是鋼鐵廠，再以後是機械廠。當機械工業初具規模後，就可以建立各種輕紡廠、自行車廠、電視機廠等 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澤東就在中國即將從積累時代轉向消費時代的時刻離開了我們，沒有看到人民生活獲得極大改善那一天的到來。這是他一生的遺憾。而 許多不明道理的人，卻將毛澤東時代看成貧窮的時代。

　 　目前那些反對毛澤東的人，有些是政治立場問題，但更多的是不明真相。他們看到西方發達國家人均2-3萬美元的現實，對比中國目前的人均1000美元，未 免埋怨毛澤東沒有讓他們過上西方的富裕生活。其實這裡有一個很大的誤會，西方和中國的物價不一樣，無論西歐、美國還是“四小龍”，物價都比中國高得多。由 於各國的物價不同，用美元總值來比較各國的GDP就會與實際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要真正比較各國的經濟實力，只能用工農業總產量來衡量，這是不受價格影響 的。在工農業總產量方面，今天的中國要領先日本和所有的歐洲國家，與美國相比也絕不遜色。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相比，絕不是許多人所認為的天 上地下般的差距。如果這些人有幸到“四小龍”實地生活體會一下，就會發現“四小龍”的絕大多數老百姓並非他們想象的那樣富得流油，日子艱難的大有人在。即 使是歐美發達國家，大多數老百姓生活同樣是緊巴巴的，基本上在銀行沒有存款。歐美國家的居民通常只生一個孩子，絕不是他們有計劃生育的意識，而是難以負擔 兩個孩子的供養和教育費用。

　　有些人認為毛澤東是專制獨裁。他們不知道，西方民主制度的特點是一盤散沙，軟弱無力。美國也承認，凡是 實行了美式民主的發展中國家，至今未有能夠在經濟方面取得成功的。20世紀初期德國和日本工業化進展最快，它們的君主專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因為強大的中 央集權體制使它們能夠將資金集中於重工業。戰後，日本和“四小龍”在它們的高速發展時期，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而實際是專制國家(日本是自民黨長期執 政，新加坡是 李光耀家族掌權，香港是殖民統治，台灣和韓國是軍人獨裁)。中國沒有在20世紀後半期實行美式民主，是中國的大幸。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要阻止中國在 21世紀成為世界首強，最好的方法就是實行歐美式民主制度。我們不難想象，如果在中國實行西方式民主，那麼中國由這樣的人來領導偉大的中國趕超西方，簡直 就是天大的笑話。

　　那些“民主鬥士”認為，一黨執政使權力得不到遏制，無法有效地制止腐敗。請問：世界上所有實行了西方民 主制度的國家，可有任何一國能夠做到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那樣清廉？印度和印尼這些國家實行了西方式民主制度，是否制止了腐敗呢？從近年它們先後榮幸地當選全 球最腐敗的國家，人們不難得出答案。當然，中國是要走民主之路的，但絕不能照搬西方式民主。

　　毛澤東給中國帶來了社會主義制度。有些人認為社會主義的大鍋飯不能使人們發揮積極性。其實，西方現代企 業都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制度，由專門的管理層經營企業，老闆只占有股份。但西方擁有一套嚴格的獎罰制度，誰要是搞砸了企業，他將終生沒有飯碗；而中 國的官員搞砸了企業，還可以易地為官。可見，中國缺乏的是有效的獎罰機制，而不是所有制的問題。那些鼓吹中國應全面實行私有制的經濟學家們，都應該埋名隱 姓到私企去體驗一下生活，親身嘗嘗老闆和工頭們拳腳的滋味。有過這一番體驗後，相信他們中有良心的人會紛紛從右派變成左派。

　　有些人拿今天朝鮮的情況，認為毛澤東時代的經濟不行。其實朝鮮是戰後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即使按照 台灣方面的估計，20世紀80年代朝鮮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亞洲也僅次於日本和“四小龍”，而高於所有其它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亞洲各國（不包括西亞石油國 和作為資源富國的馬來西亞）。目前朝鮮的經濟困難，主要是其主要貿易對象蘇聯東歐集團解體和西方封鎖的結果。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將韓國封鎖幾十年會是怎樣的情形？也許不用幾十年，只要幾年就可以使其制度優越的神話徹底破滅。

　　毛澤東時代的另一大特色，是全體中國人民具有很強的凝聚力，這是中國成為現代化強國必不可少的條件。人們看看那些近代發展最快的國家如日本、德國和蘇 聯。德國和日本由於統治集團大肆宣傳本民族優越論，客觀上造成德意志、大和民族具有很強的凝聚力。蘇聯是用共產主義理想凝聚人心，也使其各民族具有高昂的 戰鬥力。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可以說是億萬軍民眾志成城，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敢惹。可以斷言，如果毛澤東在世，給美國天大的膽子也不敢炸中國大使館。令人遺 憾的是，毛澤東逝世以後，中國某些不明道理的知識分子，大肆攻擊毛澤東、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而推崇西方的所謂民主(他們忘卻了孫中山的教訓)，造成社 會人心混亂。他們並不真正了解歐美和“四小龍”，盲目推崇西方，使中國人在一夜之間喪失了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眾多的人才外流。現在許多有點錢或技術的人 都想移民西方，許多有點姿色的女人也都想嫁西方人(哪怕是白髮老翁)。本來香港和台灣根本不值得我們效仿，它們近年的蕭條已經說明了其殖民地經濟模式的失 敗。但在這些知識分子們的美化下，香港和台灣被許多人看成了天堂，那些沒有文化、沒有才幹，只會吼幾嗓子的港台歌星們，竟然成了內地眾多少男少女傾慕的對 象。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少年兒童們高唱着氣壯山河的革命戰歌，這樣有戰鬥力的一代沒有任何國家不害怕；而現在中國的少年兒童們沉迷的是港台的靡靡之音， 哈美哈日哈韓。這樣，美國會把中國放在眼裡嗎?

　　我們不妨回望千年：唐朝在唐太宗時代，響徹天下的是雄壯的“秦王破陣樂”，此時的大唐積極進取，國威遠播，萬國來朝；而到唐玄宗時代後期，盛行天下的是淫靡的“霓裳羽衣曲”，此時正是“漁陽鼙鼓動地來”的衰落前夜。

　　有些人攻擊毛澤東的大躍進和文革死了多少人。其實這種謠言任何人只要用腦袋想一想就會不攻自破。比如，海外 說大躍進餓死了3000萬人。要知道，當時中國只有6億人口，如果餓死3000萬人，就等於20人中餓死一個。換句話說，幾乎家家都有親戚在大躍進中餓 死。如此大量的死亡數字必定會引起全國震動。人們不妨看看周圍，每百家有幾家在大躍進中死過人？這樣就很容易知道此種說法是何等荒謬！而在舊中國，餓死人 的數量是驚人的，僅1945年湖南就有500萬人餓死。今天的亞非拉美廣大發展中國家，每年都有1500萬人餓死。以中國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計算，如果沒 有毛澤東，中國現在每年應有300萬人餓死，這50年來應該有1億到1.5億人餓死。象今天的印度，死個人就象死只螞蟻一樣，印度可是擁有某些人嚮往的西 方民主議會制度的。

　　誠然，同歷史上的所有偉人一樣，毛澤東也不是沒有犯過錯誤，但他對中華民族的貢獻遠遠大於他的過失。正 是他旋轉乾坤，把一個備受欺凌、人民做牛做馬的黑暗舊中國，變成昂首挺胸、人民當家作主的光明新中國。從毛澤東誕生的1893年到新中國成立的1949 年，僅僅在這半個多世紀裡，中國死於飢餓、營養不良和缺醫少藥的人，就可以說數以億計，全國人的平均壽命只有34歲。新中國的建立，徹底改變了中國廣大人 民的命運，使他們擺脫了原先悲慘的生活狀況。眾所周知，毛澤東時代為籌集工業化的資金，曾經實施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導致農民的生活處於比較低的水平， 而且“大躍進”的災難也發生在農村，但時至毛澤東逝世幾十年後的今天，中國農村的眾多家庭仍然懸掛着毛澤東的畫像，甚至在改革開放後富裕起來的沿海地區農 村也一樣，沒有任何人的強迫命令，完全是農民們自發的行動。農村的老一代人都經歷過舊社會，他們知道在風雨如晦的舊中國，千家萬戶啼飢號寒，流離失所，賣 兒賣女，妻離子散，是毛主席派來的親人解放軍把 他們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從此他們過上了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學上，有病能夠治療，沒有壓迫，沒有剝削，沒有腐敗的新生活，因此，無論這些年來某些知 識分子和海外敵對勢力攻擊毛澤東如何“專制”，如何“獨裁”，如何“不懂經濟”，他們始終認定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從20世紀90年代起，在沒有任 何輿論引導，沒有任何人發動和組織的情況下，“紅太陽熱”席捲了萬里神州大地，千千萬萬的老工人、老農民和當年的知青們，一遍遍地唱着毛澤東的頌歌，深情 地懷念這位已故的領袖。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從天南海北，從四面八方，來到北京的毛主席紀念堂，向他們敬愛的領袖和導師表達崇高的敬意。毛澤東永遠是人民 心中的一座豐碑。

　　毛澤東不僅在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即使在他去世幾十年後的今天，中國人到非洲經常會遇到這種現象：非洲的黑人們一聽說對方來自中 國，立即豎起大拇指說：“毛澤東！毛澤東！”世界上沒有任何一位其他國家的領袖能夠讓他們如此肅然起敬。在亞洲和拉美的許多發展中國家也有同樣的現象。甚 至世界各國的領袖們（包括西方發達國家的首腦）也對毛澤東十分崇敬。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到中國訪問，他是懷着朝聖般的心情去謁見毛澤東的。從毛澤東 會見尼克松的照片中人們可以看到，尼克松的神態恭敬得象個小學生在老師面前。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在私下對女兒評論各國領袖時，對超級大國蘇聯的首腦勃列日涅 夫和柯西金十分輕蔑，而推崇毛澤東為聖人。即使在日後毛澤東被某些人妖魔化時，他們對毛澤東的看法仍然不變。在尼克松晚年建立的私人圖書館裡，建造有多尊 尼克松與之打過交道的世界各國領導人的塑像，其中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塑像最突出和顯赫，而且唯有他們是雍容華貴的坐像，其他人都是站像，不難看出尼克松最崇 敬的就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幾年前，英國前首相希思回答記者誰是他最推崇的世界政治家，第一位就是中國的毛澤東。

　　由此可見，毛澤東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英雄，歷史將千秋萬代銘記這一點。最近二十多年來，某些受西方 影響的知識分子們(他們並不代表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惡毒攻擊毛澤東，企圖將中國重新拉回半殖民地的老路，使中國脫離向世界現代化強國衝刺的道路，淪為 西方帝國主義的低級加工廠。他們渙散了中國的人心，削弱了中國人的鬥志。他們就象蘇聯的索爾仁尼琴。索爾仁尼琴以反斯大林主義的小說《古拉格群島》而著 稱，是反蘇維埃制度最著名的鬥士，但他在蘇聯解體後認識到自己反對斯大林和蘇共是絕大錯誤。面對俄羅斯正淪為西方附庸的現實（即使在普京時代，俄羅斯的所 謂經濟復甦也是靠出賣石油和天然氣等資源，與沙皇時代的俄國和當今世界的絕大多數落後國家沒有什麼兩樣），他痛苦悲哀地說：“今日的俄羅斯已經徹底喪失了 斯大林曾經賦予這個國家的衝勁與鬥志!”中國的某些知識分子們正在扮演索爾仁尼琴的角色，無論他們出於何種目的，實際上他們的所作所為，只能將中華民族重 新拖向深淵。

　　中國要成為一個強盛和公正的現代化強國，必須高舉毛澤東的偉大旗幟，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