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廬山會議的一篇奇文

送交者: 放假衛星 2009年12月04日15:24:38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有關廬山會議的一篇奇文 作者: 馬立誠 2009-12-02 16:44:55 曾經滄海的朱永嘉先生近來有不少文章問世，再度活躍。 朱先生上一次活躍，是以復旦大學教師身份協助姚文元撰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憑此“功勞”，出任上海市委寫作組組長，並一路升為上海市革委會常委。其紅紫軌跡，與“文革”相始終。“文革”結束，朱先生以“積極參加‘四人幫’餘黨組織的武裝叛亂罪”，獲刑14年，1988年提前釋放。 不少人曾期待朱先生痛定思痛作些反思。因為他不但是歷史現場的目擊者，得以在幕後一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許多內情，而且還親身參與了諸多大事件的處理。更何況，朱先生還是一位歷史學者。但是，朱先生總是小心規避那個10年。他的文章多是評論當下社會現實，偶有觸及“文革”的，竟不乏讚譽留戀之詞。這是為什麼呢？直到最近看了朱學勤文章，才明白其中三昧。朱學勤說，他曾多次向朱先生追問“文革”內情，對方總是三緘其口。有一次實在躲不過了，朱先生“略有沉吟，回答說：‘人家待我不薄啊！’”這裡的“人家”，是指王張江姚。 明乎此，對於朱先生在若干時評中所持的邏輯，就覺得“勢有必然”了。 今年正值廬山會議50周年。朱先生不失時機地推出《說說廬山會議這件事》一文在香港發表，同時在內地網上廣泛流傳，頗引起一些議論。 廬山會議的始末是非，已大白於天下。 這裡有幾行鐵鑄般的結論。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 這幾行結論，得來何等艱辛，它包含着多麼沉痛的歷史，包含了多少血淚！這個實事求是的定論，絕非某些人輕飄飄說一句“倒旗”就能推翻的。幾十年來，廬山會議史料文獻浩如煙海，各界公認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貢獻最巨。作為廬山會議當事人，李銳依據輾轉保存的當年會議記錄撰寫成書，經中央領導批准出版。這本書翔實而真切地復現了“廬山這一場鬥爭”（毛澤東語）的前前後後，沉痛地反思了“左”的思潮造成的巨大危害，為後人研究廬山會議提供了第一手珍貴資料。 與眾不同的是，朱先生在今年5月“找了李銳的書來讀，總有一點不是滋味的感覺”，原因在於，朱先生認為彭德懷問題很大，對廬山悲劇負有重要責任。 彭德懷和毛澤東在廬山上爭論的內容是什麼，他們對形勢和政策有何不同意見，今天應該怎樣評價其間是非以吸取教訓，朱先生並不關心，對此幾乎不提。朱文的重點，是指責彭德懷寫信不講“技巧”，結果“走到自己願望的反面”，“促成了一場難以挽回的歷史悲劇”。 朱文大幅引用古籍記載的臣子向君王進諫的故事，提出了他的“技巧”觀。這就是，說話要學會“選擇時機、場合、技巧”，“從說話的技巧上講，要善於揣摩聽者的心理，順其思路，讓他高高興興接受你的意見。”總之，要千般委婉，萬分順意，曲盡揣摩，使聽者“高高興興”，才算達標。朱先生用這把“技巧”尺子一量，覺得彭德懷差了一點。他說：“彭德懷這封信屬於直諫的範疇……即這封信表達的技巧，寫信的時間和場合都有不當之處，所以這封信沒有達到彭所希望的效果。”朱先生甚至認為這表明了彭德懷沒文化：“如彭德懷那樣帶兵的將領們，不僅要在戰場上勇猛作戰，也應該有一點文化，如何在言論上，善於達到自己的目的，不能以個人的脾氣和性格原諒自己的不足。”至於其他在廬山上直言的人，比如張聞天，朱文則直斥為搗亂：“於己、於毛、於彭、於黨、於國都不可能是正面的。” 其實，凡讀過彭德懷的信的人，大都認為這封信是溫和的，善意的，這一點已成為社會公論。拿彭德懷的信與毛澤東批評劉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一比，彭的信不知“技巧”了多少倍。奇怪的是，我們並未見到熱衷考證說話技巧的朱先生評論過毛澤東這篇名文的“表達技巧”問題。劉少奇是功勳卓著的國家主席、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炮打”一文怎能如此“刺激”、“刺耳”、“一吐為快”呢？ 這就啟示了我們，說話技巧當然可以探討，但讀者如果僅在這個技術層面繞來繞去，恐怕就辜負了朱先生的深意。 果然，朱文後半段端出了更厲害的裡通外國說。朱先生說，1959年7月廬山會議召開之前，彭德懷於4月訪問蘇聯東歐，張聞天恰巧也於此時出訪東歐。令朱先生頗不放心的是，彭德懷在訪問期間，曾兩次受到赫魯曉夫接見，不知談了什麼。6月30日，彭張二人啟程赴廬山，又乘同一節專車交談。朱文寫道，1959年，中蘇分歧開始公開化，蘇共又素有干預中共事務的傳統，當時蘇聯已經就“大躍進”、人民公社等問題“攻擊中國”。因此，對中共來說，警惕有人“借外力逼迫國內”，防備可能出現的“裡應外合”，就成為重要議題。朱文特別回憶說，在廬山上，“毛問過彭，是否從外面取經回來。”更聳人聽聞的是，一向以“善於總結歷史經驗”自詡的朱先生指點讀者：“彭德懷作為國防部長處於關鍵位置”，而當初赫魯曉夫之所以能坐穩位子，正是靠了“國防部長朱可夫的支持”。因此，“毛對這方面的任何跡象都會非常敏感，從維護國家主權獨立、民族尊嚴出發，這方面的警惕性還是應該有的。”這不是指彭德懷有“裡通外國”的嫌疑嗎？這正是當年批鬥彭德懷的重磅炮彈。 至於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影響甚巨的嚴重錯誤，朱先生在文中只淡淡說了一句：“毛有不足之處。”因此，朱先生不贊成《廬山會議實錄》據實分析當時毛澤東的“左”傾錯誤。他使用了在真理標準討論中大家很熟悉的“倒旗”的帽子批評這本書。他說：“我們不能倒旗”，“到現在再去追究當事人的責任，其實已毫無實在意義。因為當事人都已離開這個世界。但李銳則不同，耿耿於懷地追究毛的個人責任，這既不利於黨的事業，更不利於大家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這裡要跟朱先生商榷一下，1981年召開十一屆六中全會時，毛澤東已“離開這個世界”多年，六中全會決議批評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錯誤，有沒有“實在意義”呢？朱先生在2009年撰文追究彭德懷的“責任”，難道他忘了彭德懷已經去世多年了嗎？ 朱先生邏輯出了毛病，其來有自。令人訝異的是，有些人或許未更世事，讀了朱文之後，也在網上跟帖發文罵彭德懷。這真應了一句古話：“奪舍重來。”曾經喧囂一時的“左”的東西，借了今天的人形重新泛起，尋找張目機會，此種現象近來屢見不鮮，這是不能不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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