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廣泛流傳着一篇據說是李敖的文章，名曰《我眼中的毛澤東》（簡稱《眼中》）。文章從軍事， 經濟，科技，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竭力讚揚毛澤東時代，別有用心地為毛澤東塗脂抹粉。表面上看，作者似乎是為了中國能夠“成為一個強盛和公正的現代化強國”，實質上卻是在含沙射影詆毀改革開放，指桑罵槐攻擊毛後時代的中共領導人，企圖開歷史的倒車，把中國拖回毛澤東的極左時代，讓中國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眼中》洋洋灑灑上萬言，羅列了一大堆胡編亂造的，含混不清的數據和論據，作者雖巧言簧舌，狡詐詭辯，卻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這樣一篇文章居然被毛左們欣喜若狂地奉為至寶，也使毛澤東的盲目崇拜者們更加迷迷糊糊。為正視聽，筆者將對《眼中》的奇談怪論逐一加以批駁。

      《眼中》開篇第一段：“從小可以喻大，我們看到人類很多事情，看到了很多革命的先行者，在革命成功了以後，他要怎麼面對。”“我們要建設新的中國。 可是這些搞革命有一手的專家，他們對建國不一定有一手，有的時候他會跟不上，”“我們雖然是革命的先行者，我們雖然是發明了留聲機的人，可是當留聲機不斷地進步的時候，它的唱片在進步的時候，要由滾筒式變成黑膠式，黑膠式還要變成很薄片的，像麵包一樣，有薄片厚片之別的時候，這個時候你要轉過來，要跟著上，還要迎頭趕上，還要超越前進，這個時候就很費力了”。    

     李敖把“革命的先行者”毛澤東比作“發明了留聲機的人”愛迪生，把“革命成功了”比作“發明了留聲機”；把“建設新的中國”比作“留聲機不斷地進步”。真不愧是大師，創造出如此不倫不類的比喻。

      第一，毛澤東的“革命成功了”，指的是“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搶到了中國的統治權”（李敖語）。中華五千年的歷史，除了堯舜禹的禪讓制，基本上都是用暴力奪取政權來實現改朝換代的。毛澤東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暴力奪權，是歷代統治者的慣用伎倆，不是毛的發明創造，它怎麼能與愛迪生留聲機的發明相比呢？

     第二，”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是要“打破舊世界”，換言之，就是要破壞，要殺人，要流血。“一將功成萬骨枯”，毛澤東的所謂革命成功，是用數千萬中國人的生命換來的。毛澤東時代所建設的“新中國”，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是無窮無盡的災難。發明留聲機則不需要破壞舊東西，不需要損害別人的利益，只是在已有的東西的基礎上，通過發明者的智慧和努力，創造出前所未有的新東西，造福於人類。兩者的性質截然不同，沒有絲毫的可比性。

     第三， “革命專家”，即破壞專家毛澤東，“對建國不一定有一手”，他要轉變成建設專家，必須有一個改變“專業”，轉換角色，甚至脫胎換骨的過程。但是毛澤東這個無法無天的狂徒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自以為既然馬上奪得天下，依然可以馬上治理天下。毛這個搞建設的門外漢，一方面強迫全國人民按着他的主觀意志，違背客觀規律，胡亂折騰，勞民傷財去實施其建設烏托邦國家的試驗。另一方面，毛革命本性難移，繼續“以階級鬥爭為綱”，年年月月天天講階級鬥爭，無休止地大搞政治運動，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直到1976年他嗚呼哀哉，已經把國家的經濟搞到了崩潰的邊緣。

     愛迪生發明留聲機以後，並沒有如李敖所言，感到“很費力”，或“跟不上”，也沒有不適應形勢的變化，更沒有止步不前，而是與時俱進。愛迪生在不斷改進創新留聲機的同時，還發明了電燈，電影等很多造福全人類的新技術，新工藝，新產品。1877年愛迪生發明留聲機。1878年愛迪生改良留聲機，獲留聲機專利。英國批准愛迪生“錄放機”專利申請。1887—1890年改良圓筒式留聲機，取得關於留聲機的專利權80餘份。1888年發明唱筒型留聲機。1910—1914年完成圓盤式留聲機，不損唱片和金鋼石唱片。完成有聲電影機。1910年發明“圓盤唱片”。1912年發明“有聲電影”。研製成傳語留聲機。1914—1915年合留聲機和授語機為遠寫機，一方電話機可自動紀錄對方說話。1927年完成長時間唱片。1931年偉大的發明家愛迪生逝世。

      毛澤東一生“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為的就是個“樂”字，為的是他個人的權力以及其一黨的私利，所以，只有其既得利益者和不明真相者才崇拜他。愛迪生一生為造福人類，用他“1%的靈感和99%的汗水”，理所當然地贏得了全人類的崇敬。愛迪生高山仰止，毛澤東不恥於人類，怎麼能相提並論呢？。

     如果需要一個比喻，筆者認為這樣一個比喻比較貼切：有一隻狼，用威脅利誘的手段，獲得了羊群的擁戴，並把牧羊犬趕跑了，牧羊人也接受了現實，把狼留下，試圖把它變成一隻牧羊狼。其結局可想而知。

       《眼中》稱：“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上，第一位巨人毫無疑問是毛澤東”。又說：“鄧小平的統計，就是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前後浪費了二十年，換句話說呢，有二十年的時間是走了錯路，二十年時間走錯路，我們付了太大的代價。”按照李敖的說法，毛澤東這“第一位巨人”，在他當政的二十七年裡，有74%的時間是“走了錯路”。那麼請問，在中國歷史上，是炎黃二帝，堯舜夏禹，還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或者其他哪位巨人在位期間“浪費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時間，去“走了錯路”？如果沒有，那麼，作者“第一位巨人”之論能自圓其說嗎？

      二十多年前，中共最高當局給毛有一個“三七開”的評價，認為毛的成績是主要的（七分成績），錯誤是次要的（三分錯誤）。但是，當時作出這樣的結論，是政治現實的需要，不是蓋棺的定論，留得有尾巴。鄧小平曾說過，二十年以後讓後人去評價。前中組部副部長，曾任毛澤東秘書的現年93歲的老革命李銳對毛的評價是“開國有功，功勞蓋世；建國有罪，罪惡滔天”，“七分錯誤，三分成績”。這樣的評價，從時間上而言，十分之七的時間“走了錯路”，恰如其分，但從毛倒行逆施的所作所為來看，他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所犯罪行，罄竹難書，沒有什麼成績可言，應該全盤否定。至於如何評價毛的“開國有功”，筆者將在以後的文章中論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