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中印邊界糾紛的核心是藏南問題（至少對於中國而言），但有關藏南問題真實情況的公開資料十分缺乏，人們往往只知“印度侵占了我國藏南領土九萬平方公里之多”一說，但究竟侵占了哪些地方，什麼時候侵占的，怎麼侵占的則大多茫然不知。感謝互聯網，東瞧一眼、西查一點，總算零零散散的了解一些，自以為大致能拼出一個大約的頭緒了。前些日又正好見有人猛烈抨擊62年對印反擊戰勝利之後卻撤軍是老毛愚蠢的“天朝心態”加極左政策結合的產物，導致大片國土淪喪，很有集九州之鐵不能鑄此大錯的感嘆。某一時興起也參合進去，本來是想隨便談幾句就走人，卻不料雪球越滾越大，從62年戰爭到中印對藏南地區的爭奪，再到五六十年代的西藏局勢，幾乎把相關歷史從頭到尾談了一遍。以致於覺得在這麼之後不再做些什麼就收兵歸營似乎對於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來說太不合算了，乾脆決定寫篇相關的總述文章，於是總結、濃縮、修正、補充……結果是上當、上當，上了自己的大當，想不到認真整理次序、修正錯誤要花的時間、精力超過之前數倍不止，不過也已經騎虎難下，只好硬着頭皮衝到底。總算是寫完了，幾次修改之後自己覺得還比較滿意，但仍擔心有的問題以俺的水平，自己可能根本覺查不出來，想到河裡高人如雲，俺又恰在河裡做了很長時間的深潛分子、剝削階級了，正好在浮上河面冒個泡、換口氣的同時，也求大家能給俺好好找找，下文內容中有哪些史實硬傷、邏輯毛病，俺這廂先叩謝了。 點 擊 圖 片 看 原 圖 序語： 實際在探究藏南問題時，首先引起我很大興趣的是，所謂“九萬平方公里被占”一說本身就遭到了進行了嚴肅考證的網友的懷疑。根據“地圖愛好者聯盟論壇”網友 Elite提供的利用中印雙方數據計算得到的結論都是――中印邊界東段有爭議地區中印度控制區域面積約在六萬平方公里左右（注一）。 然後發覺的是藏南地區（現印控區）複雜的歷史歸屬及淵源（以前雖略有耳聞，但畢竟所知零星），既有達旺等地歷史上明顯受到西藏地方管轄的；也有如下察隅這樣，只是在清亡前兩三年中國勢力曾經短暫到達過的；還有珞隅在現代之前，既沒有受中國（西藏）控制，也不在印度（英國）治下的地區。後二者，似乎與中國（西藏）更多聯繫是宗教文化或種族上，而並非一般意義上的政治管制（注二）。 另外關於62年對印戰爭在一片勝利之聲中突然單方面停火，然後在印度沒有做出任何讓步之時就全面撤軍，基本回到原實控線的原因，我就比較熟悉與肯定了―― 其實一般的業餘軍事愛好者也都明白――天然地理、氣候條件導致的後勤保障難以長期保證是我軍無法克服的致命弱點（注三）。這直接致使PLA無力在藏南地區和印軍長期大規模作戰，主要正是出於這個理由（當然，當時還有另外一些對我不利的因素），62年的軍事勝利才沒有能轉化成實實在在的對於爭議地區的實際控制。 總而言之，藏南問題的來龍去脈與現今坊間最流行的簡單化解釋之間有着相當的實際距離，它或者放大了說――中印邊界問題――大背景其實是和整個西藏從19世紀末直到20世紀60年代初與中國主體分分合合的歷史糾纏在一起，不了解這些，也就無法了解中國沒能及時將藏南納入有效管制之下的種種原由。小子不自量力，竟欲作一小文，以對藏南問題的歷史及背景略作管窺之引。然而以在下的淺薄見識，文中充滿謬誤自是難免，所以還請方家不吝斧正。 正文: 首先，按中國寫文章的老規矩，先得上一堂歷史課。本文本來就是要談歷史的？那就先講更老的歷史。沒從盤古開天、三皇五帝說起，就已經很節略了^0^ 西藏現在毫無疑問是中國的領土，但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上，把西藏歸屬中國的起訖一直上溯到唐朝，那確實有點誇張了。吐蕃是唐朝最大最強的外敵，雙方在長達百年裡一直打得你死我活，所謂“甥舅之盟”的“友好交往”，其實不談也罷。總而言之，唐朝從來沒有也不可能認為吐蕃是自己的藩屬。五代十國，中原混戰，而到了兩宋時期，吐蕃已經崩潰，而趙匡胤以玉斧劃界後，對大渡河以西不聞不問成了中原政權的國策，西藏地區幾乎從（中國）史書上消失了。元代設理藩院，可以說是將西藏納入中國中央政府統治之下的開始，但元對西藏完全是遙控，既沒有派軍隊也沒有派官員進藏駐紮，西藏此時基本仍然屬於是外藩。明代對西藏方向的邊疆政策和元差不多，甚至在青海方向還有收縮。眾所周知，明代對於開疆擴土，開國初葉之後一向沒有什麼大興趣。西藏無可否認的歸於中國，不得不說是清朝的功勞。 其實據我個人看史料得出的印象：清開始時對西藏本身興趣也不大，主要是為了更好的利用喇嘛教控制蒙古高原各部落，所以清皇室才裝出是藏傳佛教（即俗稱的喇嘛教）信徒（注四），與藏傳佛教的高層不斷交往，許以厚利，引誘他們倒向清方。隨着清與準噶爾在整個中國西部的長期戰爭，清廷更逐步認識到，西藏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地緣戰略上對中國整個西部的安全與穩定都相當重要，於是日漸傾向於將西藏直接收入版圖。康熙年間，清軍入藏驅逐了準噶爾部，結束了長期以來，西蒙古部落對於西藏世俗政權的輪流控制。不過，此後不久，可能出於政治原因或是後勤問題，清軍也又退出了西藏。西藏內附最關鍵的轉折出現在1793年，尼泊爾的廓爾喀人入侵西藏，清廷應西藏的求救，派軍入藏救援，擊敗尼泊爾後（尼就在這時也成為清的一個外藩），訂立了“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長留駐軍，並規定駐藏大臣為西藏世俗權力的最高人物，又以“金瓶掣籤”制度直接控制了達賴、班禪等喇嘛教主要活佛的產生，由於喇嘛教及其高級活佛在西藏的特殊地位，這種制度不但進一步加強了對於西藏的控制，更證明了西藏的最高權力已經合法轉移到中國中央政權手中。可以說，以此為標誌，西藏正式納入了中國版圖。但是，由於文化及地理、氣候原因，終清一朝，都沒有對西藏實現改土歸流的改革，舊藏地方政府仍然完整的保留了下來（作者註：舊藏地方政府名稱一般被叫做嘎廈）控制，歷任清駐藏大臣，除了對於少數重大事件和涉外及安全事務會比較積極參與外，對大多一般事務方面往往不加過問，長期如此行事之後，其甚至處於被架空的狀態。所以，西藏的實際行政權力仍然基本被政教合一的嘎廈控制。清亡前數年，由於英國勢力不斷入侵及與以十三世達賴為首西藏地方政教勢力的一系列衝突，清曾再次派遣大批軍隊入藏，直接控制了西藏，驅逐並宣布廢黜了十三世達賴，並計劃在西藏進行改土歸流，但沒來得及實施，辛亥革命就爆發了。辛亥革命後，由於內地大亂，再無人過問西藏，藏族地方勢力趁機擊敗軍心動搖的原駐守西藏的清軍，並迎十三世達賴回到西藏，其後在西藏建立起了一個以達賴為首的政權。這個政權對內以政教合一和農奴莊園制為基礎，對外主要依攏英國、對抗中國，由於各種因素，這個小政權成功維持了近四十年不受挑戰的獨自統治西藏，甚至偶有“對外斬獲”。這段時間自然也就成了如今達賴流亡集團心中最美好的“黃金時期”了。 這裡俺忍不住要暫時扯開主線，談幾句題外話――如今，所謂的“西藏香格里拉論”甚囂塵上，不僅在歐美，甚至在國內，也有越來越多的“小資”或是“藝術家” 聲稱西藏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如何符合“天人合一”的精妙思想以及如何“與自然最和諧的相處”，其中很有人或明或暗、或曲筆春秋或赤膊上陣的批評近幾十年來對於西藏社會及生活的改變。俺並不反對如果有人自己願意，可以去過“原生態”的“生活方式”。但據俺所知，至少俺們國內這些最“熱愛純樸充實的自然生活方式”的主大都住在鋼筋混凝土森林的大城市中，似乎沒幾個打算把戶口搬到西藏去的，即使是西藏首府的拉薩市都不干。當然，如果進一步要求他們撿氂牛糞生火、幾年不能洗澡確實屬於故意出難題了，雖然這確實是西藏原來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本來，環境保護和與自然和諧相處都是完全正確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意境也確實令人向想不止。但萬事過猶不及。把原來實際極為艱苦的西藏平民生活吹得天花亂墜原本是達賴流亡集團與外國一些媒體、作家基於共同利益（外國人倒不一定都是出於反華，很多更是為了名氣、金錢和推銷自己的理念）結成的宣傳同盟所為。實際上，人類社會進入近代工業化以前，都可以說有一副“田園牧歌”式的外表，但在這個外表下，是現代人無法接受的營養不足、疾病流行、短壽易折，更不用說信息閉塞、等級森嚴了。西藏舊有生活方式有一些好的方面，但它更有差的或者說不適應當代現實的一面，當外界的情況、影響足夠多的滲入之後，就不可能繼續不變的維持下去。最簡單的例子：對於一名普通孩子來說，可口可樂就是比無任何污染的天然礦泉水更好喝；對於幾乎所有的普通人來說，電視（通常是各式各樣的肥皂劇和綜藝節目）的誘惑力也遠遠超過了歷史悠久、內涵豐富的傳統戲劇。雖然我們這些來自城市的旅遊者多會認為，前者都是垃圾，後者才是極品。但我也相信，把任何一名這樣認為的外來遊客扔進“原生態或田園地區”三個月，回來後他（她）的首先最想做的事十有八九就是一邊大嚼“垃圾食品”一邊看“垃圾節目”。至於那些能對遇難的登山隊員,大唱“膽敢挑戰神山的人死得很好”的“充滿對人與自然和諧平等相處之愛”與“真正尊重少數民族生活方式和文化選擇權”的“愛心正義人士”，他（她）們這種人的所謂“愛心”與“正義”，只不過是一堆狗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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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還是回到我們的主題。1912年後影響西藏的大環境、大走向，大家一定比較熟悉了。民國年間，中國長期混戰不止，北洋政府時期幾乎是對西藏不聞不問，國民政府時設立了蒙藏委員會（它的另一個針對對象是外蒙），並成功說動在拉薩設立了聯絡處，但除此之外，實際收復工作也沒有多大進展。這段時期西藏在實際管制上是完全獨立於中國之外的，現在達賴集團製造的“獨立西藏”的理論主要也正出在此。不過幸好的是，由於舊藏那些活佛、貴族們的水平還遠比不上清末的軍機大臣，再加上當時英俄大角逐尚有餘波的因素，舊藏政府沒能實現得到外部正式承認其獨立的企圖，使得中國對於西藏整體的主權，在法理上並沒有受到致命的挑戰。但這期間發生了一樁對後來的藏南甚至整個西藏問題都影響深遠的事情，對了，就是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間導致“麥克馬洪線”出籠的西姆拉會議。

其實在西姆拉會議上，英國的野心遠不止於要劃一條中（藏）印東段的麥克馬洪線（附圖九-1)，事實上，那僅它的次要目的。它的主要目標是將整個西藏（還不止於現西藏自治區的地理區域）都從中國實質分裂出去，以作為英控印度次大陸的“緩衝區”的計劃（附圖九-2，請注意所謂的“內外藏分界線”）。不過這沒有得逞。對此，可以參考Alarm兄已在河裡的轉過的《“麥克馬洪線”的三重含義》一文。具體來說，所謂的麥克馬洪線是1914年3月24日，英方代表在德里與藏方代表夏扎一份秘密換文中，在附件中以粗略紅線劃了一條劃分印藏邊界東段的地圖。夏扎簽字真正的理由已經不得而知，一般認為，既是因為他畏懼英國兩次成功入侵西藏的歷史而屈服於英方的壓力，也是由於垂涎英方私下答應贈給西藏的5000支槍、50萬發子彈（後於1914年出售給藏方），及將在外交及其它各方面上支持西藏的許諾。舊藏政府一開始對麥線的態度如何，如今已無從確實考證，可以肯定的倒是：當時他們中大多數人更關心的是“漢藏分界線”，而且他們對此的胃口大的驚人，對夏扎這方面的成果很不滿意，例如十三世達賴就在召見夏扎時，就指責他同意將藏區分為“內藏和外藏”，而不是在堅持在條約中將整個藏民聚居區域都劃為“西藏”（《喇嘛王國的覆滅》P33-34 美梅.戈爾斯坦著，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似乎達賴對於割讓麥線以南並沒有表示太大不滿，當然這也可能是達賴或記錄者更關心其它方面的緣故。而且由於英方認為讓西藏保持在中國一個虛宗主權之下的實質獨立對英國更有利，並把此寫進了西姆拉條約，這更令藏方不滿（喇嘛和嘎倫們想要得到完全獨立的承認）。所以當後來發生達旺之爭時，舊藏政府以中方沒有在西姆拉條約上簽字為由，表示不承認這條邊界線（但1959年達賴出逃後就又承認了）。不過，也必須說明的是，這種否認並不徹底乾脆，而是用詞相當含糊。根據以後多年藏方各次表述，可以比較肯定的推斷：藏方對於麥線，至少很長一段時間內的真實底牌是暫不承認，等英方能迫使中方在西姆拉條約上簽字，或者以新約方式使中國承認西藏獨立，西藏方面就會承認麥線作為對英方的報答（註：此推斷主要基於《喇嘛王國的覆滅》一書提供的資料）。不過不管藏方內部是如何打自己的如意小算盤的，藏方畢竟沒有否認夏扎的簽字效力，所以簽約之後，英方對於麥線還是非常滿意，梅.戈爾斯坦記錄到一位查爾斯.貝爾爵士（抱歉，沒查到他官居何職，從語氣看應該是個大人物）總結在西姆拉會議上英國的收穫“……五。西姆拉協定包括割讓西藏的達旺地區給我們，這片土地大約有2000平方英里，西藏還割讓了東北部邊境地區部落的一大片土地……”（《喇嘛王國的覆滅》P33）

不知出於何種原因，英國人並沒有馬上公開“麥線”，並予以占領。相反，他們甚至對此長期保密，國內學者說到這節時，往往說是因為英國自覺其行為不符合“正義、公平”的原則，所以感到心虛。這簡直是笑談，英國在漫長的殖民史上，什麼時候因為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就心虛、停止入侵過？或者說，他們的行為有多少時候是符合真正的公平、正義原則的？西方現在的主流解釋是由於其後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及從印度平原進入這些“未開化的荒野地區的困難”，使英國沒能馬上採取行動，而後又由於官僚體系作風的緣故遺忘了很長時間，這倒似乎更符合邏輯一些。不過，對於後半段，我更傾向於認為，英國一方面也是在等待更好的時機。有此懷疑，除了這本就是英國人一慣的風格之外，很有一部分是由於麥線問題再現，確實正是在1934-1935年間，當班禪返藏問題成了西藏的頭等大事之際，而英國實際動手搶地，則又主要集中在1938-1944年中國陷入艱苦抗戰、而西藏又積極謀求獨立，而都不敢得罪英方的時候。不過在實際上，在英方、甚至藏方眼裡，上世紀三十年代之後，圍繞麥線的爭執其實已經主要集中在僅占藏南一小部，與西藏本部關係最緊密的達旺地區了，最多還包括達旺以南的德讓宗的部分區域及麥線附近的一些有宗教意義的山、湖，這對以後中方對藏南的要求很不利。不過1935年恐怕沒人想的那麼遠，且以力量對比，對於當時藏方僅企圖主要保住達旺地區的這點，恐怕也不能太苛責。

1935年英國植物“探險學家”肯東瓦德（F.Kingdom Ward）事件，是引發達旺實際之爭的主要導火索。肯東瓦德事件本身還是老一套――未經許可自行入境，私自採集標本，被地方官吏逮捕，於是大英帝國表示嚴重關注其臣民的命運云云――我們就不談了。反正據說（當然是英國人說），在對肯東瓦德是否確實越境的調查過程中，英方官員“再次發現”了麥線，隨後當然是據此提出了領土要求。嘎廈由於在班禪事件上正有求於英方的支持，所以對此事採取了含糊的拖延戰術，除了並不實際撤退駐達旺地區的人員外，在口頭上不時說些英方愛聽的話。以至於當時駐拉薩使團負責人帕特（Battye）中尉在電報這樣向英國政府報告――“西藏政府已表明堅持與肯東瓦德案件相聯繫的那條紅線（即麥克馬洪線，作者注）。”（《喇嘛王國的覆滅》P235，摘自英國原印度事務部檔案，L/PS/12/4200，印度政府國務大臣致新德里外交和政治部的電報）

另外對此事，後來中央派遣入藏工作的高級幹部楊公素引述嘎廈官員的回憶說：他們（英國人）是根據西姆拉條約後的附圖提出這一要求的（因為藏方是正式簽過字承認西姆拉條約的）。這就又有個問題――西姆拉條約後的附圖上到底是一開始就和那個私下換文中麥線是重合的，還是原來兩者是不同的――按說原始地圖的製作者都是英方（中方在會談中受到有意的邊緣化，而藏方，按英國人的說法是“根本不懂畫地圖”），兩者重合完全是合乎邏輯的，楊公素的回憶中，似乎也是這個意思（原話是：“他這裡所指的條約附圖說的是西姆拉會議由英藏雙方而中國未簽字的所謂西姆拉條約劃分內外藏的紅藍線附圖，圖上的紅線是劃分中國內地與西藏外藏的界線，英國人在這裡做了個手腳，這個劃分西藏與中國內地的紅線，其中從雲南的尖高山以西到不丹與西藏交界的一段，就是夏扎與麥克馬洪私劃的印藏邊界的一段即‘麥克馬洪線’相合是一條線。”《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

但另有一種說法――英國人在1938年重新出版1929年的《艾奇遜條約集》第14卷時，篡改了該卷中關於西姆拉會議的原始記錄，偽造有關“麥線”內容，塞進該卷的西姆拉公議內容之中，而出版日期仍用1929年原版日期。並在偽版本出版後，下令把1929年的原版本大量銷毀了。這種說法似乎也不無可能，比如在梅.戈爾斯坦先生的《喇嘛王國的覆滅》一書中也提到1936年英方將《西姆拉條約》收入《艾奇遜條約集》中時未附地圖（P236，另，這裡時點與上述 1938年有所不同，有可能是其中一方記述有誤，也可能是西姆拉條約收入《艾約集》與《艾約集》公開出版的時間不同），但我沒有見過所謂1929年《艾奇遜條約集》14卷“兩個版本”的對照，不敢輕易採信這種說法，僅錄於此，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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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阿魯納恰爾邦圖)

在此後幾年，英國人開始了對藏南地區實際大規模占領。1938年4月，英軍上尉萊特福德（G.S.Cinghtfoot）首次率軍進入達旺，同年，英國駐亞東商務商務委員再次正式提出要占領達旺。1940年和1941年，英軍分別在卡科（Karko）和達旺東部思昂河畔的熱嘎（Riga）建立了軍事哨所。但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對英國人來說，是歐戰的爆發），英國並沒有馬上占領達旺地區。但到了1943年，英國爭奪達旺的行動又開始積極起來。 1943年3月英印政府給嘎廈的備忘錄中，有要求噶廈召回其駐達旺地區人員，並停止對更南邊的如巴、歇爾崗、噶拉塘等地的徵稅。1943年4月噶廈外交局給英國覆信。其中提到關於達旺地區的內容，仍堅持達旺地區是西藏地方。但表示承認達旺以南的如巴、夏貢（歇爾崗）、噶拉塘等地區為英國屬地。據楊公素回憶，嘎廈官員柳霞與他談到這個復函中放棄如巴等地的原因，是說噶廈當時還想依賴英國得到武器與資助，並保持西藏貴族、寺廟去印度經商的便宜，不願與英國搞僵。此後，英國又在1944年分別侵入占領了下察隅的瓦弄地區，以及達旺地區色拉，並於1944年9、10月與藏方的會談中，企圖再次用“支持西藏獨立” 的許諾來換取領土讓步，但受到了藏方的拒絕（1945年3月原西藏外交局至錫金專員代理巴布洛桑信）。（以上資料來源於梅.戈爾斯坦的《喇嘛王國的覆滅》和楊公素的《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

然後，時間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的長期內戰終於以中國共產黨的勝利而告基本結束，新中國政府很快把目光投向了西藏。1950年，就在朝鮮戰爭已經爆發之際，以18軍為主力，組建了進藏部隊，經過眾所周知的軍事、政治雙重手段鬥爭，於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新中國中央政府和舊藏地方嘎廈政府簽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也就是俗稱的“17條協議”。1950年10月26日，第18軍先頭部隊到達拉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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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與此同時，同樣獨立不久的印度（但印度是和平獨立，尼赫魯為首的印度新政府按預定計劃從英印政府手中接管了政權，除了印巴分治帶來的幾個月的難民潮外，印度的獨立過程可以說是按步就班，相當順利的），乘新中國成立之初忙於他務，還無暇也無力顧及中印邊界問題之機，於1951年2月派兵越過西山江、達旺河，占領了達旺；印度在侵占達旺前後，還侵占了“麥線”以南門隅的馬果等地。10月，印軍又在直升機的配合下，侵占了上珞瑜的巴恰西仁地方，在梅楚卡等地強行建立兵營。51年西藏和平解放後，印軍反而進一步加緊侵吞，到1953年印軍基本上侵占了門隅、珞瑜、下察隅各地。此後，印軍又越過“麥線”向北推進，侵占了西藏的兼則馬尼等地 。

因為這段時間上有所重合，現在很有些人指責當時入藏的PLA沒能盡到保護國土的責任（即進藏後沒有馬上派兵去麥線以南駐守，並驅逐已有的印軍），甚至有人據此並聯繫到62年的勝後撤軍，聲稱從一開始，新中國的領導層就有一個準備放棄藏南地區，以討好印度的政策。其實，這種推測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其它的理由先不說，首先，在50年代早期，中央根本就不知道藏南問題到底是怎麼回事，麥克馬洪線也只有極少數人聽說過，但卻沒人見過，就是想“賣”也無從“賣” 起。前面說過，這條“麥線”一度長期被英國人保密，而新中國政府既沒能繼承原來的國家外交資源（都拿到台灣去了），自己培養積累的外交人才和資料也相當匱乏，更無法相信英國人或印度人（總不見得就以他們提供的資料，作為自己去談判的佐證），而一直到1953年底，中國政府開始與印度進行有關西藏問題的談判時，嘎廈才向中央代表提供了藏方所藏的“麥克馬洪線”原圖。――據負責接收的楊公素所說，那是一份大小不到一平方米的地形圖，但既無等高線，也沒有任何文字說明，只有一條西起不丹與我國西藏交界處、東至中緬尖高山交界處的紅線。他還問及是否有其他文本協議或條約性質的文件時，噶廈予以否認。其實還有一個換文，這個圖只是換文的附圖（楊公素《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從這裡可以看出，直到這時，中央都還不完全了解當年到底在“英藏劃界”上具體都發生了什麼。

還有一個插曲，當時嘎廈同時還提供了另一份圖，聲稱這個圖劃的就是被英國曆年來侵占的西藏土地，那張圖從拉達克一直到阿薩姆，甚至包括了錫金和大吉嶺區域在內大片土地。可是它的劃法同中國舊時各省地方志劃的界線圖一樣，只有山水河流，既無經緯度，也無等高線，東西南北方向是用藏文寫在圖的邊側上。噶廈認為這些都是英國從西藏奪取的地方（楊公素《《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作者註：這裡要解釋幾句，拉達克地區在現中印邊界西段印方一側，所以前面沒有提到。這個地區的原住民族與藏族屬於同一族系，主要也信奉藏傳佛教，所以西藏地方政府也視拉達克居民為藏人，對其派過差役，並據此將拉達克視為自己管轄地。但克什米爾的印度統治者（這裡的“印度”是指英殖民以前的概念）也認為拉達克是他的統治區域，雙方為此還打過仗，從此看，拉達克原來應該是兩屬地區。1846年英國吞併查漠―克什米爾後，聲稱拉達克是克什米爾的一部分，應歸英印政府統治，在未等清朝政府同意的情況下，便悄悄占領拉達克地區（鄧禮峰《1962年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英占領拉達克的具體時間沒能查到資料，根據邏輯推斷，應該至少在1865年英印當局派遣印度測量局官員約翰遜潛入新疆南疆地區“勘察”之前。至於亞東以南的錫金等地，老實說，更算不上西藏的固有轄地，那裡只能說是由於宗教等因素，可算是西藏的“屬藩”（注五）。）――由於似乎要價過高，所以從以後的事態發展看，中方並沒有按着這份地圖去和印度談邊界，仍然是以否認西姆拉條約及德里換文的有效性為理由，主張中國與印度之間從來沒有划過界，只有一條習慣線（注六）。

那麼51-53年間，PLA為什麼沒有分兵到藏南呢？實際上，還是因為舊藏嘎廈政府與中央之間鬥法、牽制的緣故。眾所周知，“17條”其實是昌都戰役打出來的，嘎廈方面對此深懷不滿的人多的是，或者說，根本就沒幾個舊藏官員、喇嘛不想着把PLA早點趕走，恢復從前自己獨尊的地位。而且這批漢人還和從前的蒙古部落、滿清朝廷不一樣，即使從17條中也可以看出，他們可不準備滿足於僅掛個宗主虛名的地位。而且舊藏的老爺們再閉目塞聽，也知道新中國是不可能永遠容忍西藏維持舊有的政教合一與農奴制度的。而根據17條，西藏地方的實際行政權力又仍然基本都掌握在舊藏地方政府手中（這種狀況基本要一直持續到1959年叛亂之前）。結果就是舊藏的權貴們變着法子給PLA製造限制和麻煩，最突出的方面就是儘可能不賣東西給入藏部隊和工作人員，甚至包括基本食品。出於政治原因，PLA又不能強迫他們出售物資，這在後勤上給進藏部隊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當時西藏不通公路，從數千里之外的成都、蘭州地區運輸物資，成本和損耗大得驚人。在很短的時間內，為了保證進藏部隊的給養需要，全國的駱駝就幾乎死了近一半（駱駝在青藏高原上似乎比騾馬更適合遠途運輸）。再加上政治上安撫舊藏勢力的需要，所以實際進藏的部隊人數並不多，而且基本被局限在拉薩與內地進藏道路沿線。這段時期的情況（張國華後來對這段時期的西藏局勢，曾總結為“軍事上我們有優勢，政治上嘎廈有優勢”），自然無法分兵到邊界上去了。

到了1953年，中國政府在西藏（這裡及以下出現類似情況，都僅僅是為敘述方便起見，沒有任何將西藏及其原地方政府與中國及中國中央政府在政治地位上並列的含義）已經初步立穩了腳跟，朝鮮戰爭也簽約停戰了，中國開始能騰出手與印度談判解決關於西藏歷史遺留的問題。不過一開始的中印談判並不是主談邊界，而是印度在西藏的特權問題。也許現在很多人也已經不知道了。印度直到50年代初，一直在西藏擁有大量特權，甚至有駐軍，這是繼承自英國兩次侵藏戰爭的“成果”。印度駐軍主要地點在江孜（就是《紅河谷》歷史背景的所在地）和亞東，特別是其中與印度最接近的亞東（雖然理論上當時還隔着一個錫金，但從印度一獨立始，錫金就完全被印度徹底控制，這個也是繼承自英國，所以其實中印在錫金-亞東一早就是直接接壤的，這個也可見《錫金政治史概述》中的相關介紹），實際上是處於印度的占領之下。中印談判自1953年12月31日始，到1954年4月29日雙方簽訂了《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不過這份協定本身主要是規定印度與中國西藏地方正常的交通通商來往辦法，取消印度在藏的特權則在作為附件的一件照文（注七）中。這個條約簽署之後，中印關係的友好程度也一度達到了高峰。比方說此後不久後舉行的萬隆會議前後，公平的說，尼赫魯為中國作了不少外交疏通工作。在對待中國在西藏的問題上，印度不但完全承認了中國對西藏的主權（這點很重要，由於印度對西藏的地理位置和歷史聯繫，印度的承認使得西方一些國家一度企圖製造的“西藏是個獨立國家”的計劃破產），而且在1954-1962年期間。中央駐藏軍政人員的供給大半由印進入，大大減輕了進藏運輸的壓力（這從一個側面可以看出，直到62年，內地入藏的交通還是多麼困難）。這裡再提一下這份協定後來的結局（後面就不再提了），62年邊境戰爭後，這個協定原定的8年有效時間也到期了，印度拒絕延長，此後印（中）藏間的貿易和交通往來就長期中斷了。另外順便說一句，中印在為領土爭議反目後，印度也有學者、政客對尼赫魯批准這份協定大加抨擊，認定當時印度讓步太大，而沒有把此些籌碼與邊界問題掛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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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中印爭議區域面積測算圖)

1954年起，駐藏PLA開始逐漸向邊境地區分兵駐守，並着手進行對中印邊界的調查研究工作。這裡除了前面已經提到的各種因素外，我認為後勤交通條件有所改善也是一個重要客觀因素，1954年12月25日，西藏歷史上的第一條公路全線通車（不過，大家也都知道，雖然通車了，可進藏公路由於地質和氣候原因，每年都會時不時要中斷一段時間，短則一兩天，多則幾個月），中國在西藏的底氣粗了不少。隨着PLA進入中印邊境地區，中印在邊界上矛盾與衝突於是就不可避免的頻繁和尖銳了起來。

這仍然主要是由於印度繼續採取“全面的向中印邊界進軍”的政策，即能占領的就占領，一時不占領的也常派巡邏隊來視察。在阿里方面（即中印中、西段邊界），在過去原英印時代占領了什普奇、普蘭江巴、香扎、拉不底、巨哇、曲惹、沙則等地的基礎上，還占領了桑，蔥沙。1954年後又新占領了楚魯普、波林三多，還強占桑格藏布河西岸屬西藏的碟穆綽克（印稱阿里與拉達克在這條河上以河為界）。在中印邊界東段（即“麥線”一段）印度越“線”占領朗久、馬其頓。在中段，印度1956年後又派邊防部隊占領烏熱。在同新疆接近的地方，印度逐漸派軍前來“巡邏”到阿里新疆公路控制的國境線，即企圖巡邏阿克賽欽地區（這些情況是 PLA報告給中央代表的，嘎廈方面，據與中央聯絡的官員柳霞稱，有些嘎廈並不知道，有些知道，也交涉過，但都沒有向中央轉述過）（楊公素《滄桑九十年-- -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

在中央駐藏人員請示後，外交部下發了對中印邊界問題的指示（注八），後來又發來中央對中印邊界問題的方針――就是中印邊界以穩定為主，確保我已控制線，避免武裝衝突，印方過去占領的地方要收集證據視情況時提出交涉，新占領的通過交涉撤退。據楊公素回憶說，這一方針的背景是――當時中方還只認為印度的企圖是在繼續占駐英國的侵占線，占着對他有利的控制線點，製造糾紛，迫我談判承認它的邊界主張。如果楊說的確實是當時中方包括高層在內的對於中印邊界的真實想法，那麼可以說，這時中方是幻想通過談判，以類似亞東等問題的方式一樣解決問題，這裡是有判斷失誤的（對印方的決心）。根據這些指示，PLA派出了邊防部隊進駐一些重要據點，並對另一些地區如烏熱等派出巡邏隊，以求阻止印軍進一步蠶食。對印軍占領的地方則採取交涉，加強對邊界地區情況的調查（亦見注八）。

細心的讀者可能已經發現，“烏熱”這個地點同時出現了在當時中印行動的範圍內。不錯，這個“烏熱”確實成了中印最早的正面直接爭奪邊界地區之一，並成為雙方正式談判的由起。烏熱是個高山牧場，當地人把它當作夏季牧場，同時也是印藏間的一個邊境貿易市場，傳統上，藏方宗本會來收稅。1956年，印方突然派出人員趕走藏方人員，此事報告外交部後，中方將其作為印方新侵領土開始與印度交涉（後來發覺其實烏熱糾紛已經有年代了）。1958年（外交部的動作真慢），中方代表（這代表里又有楊公素，此公當年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真可謂是少有的主要當事人了）前往印度與印方談判，這是中印為領土爭議進行的第一次官員級的談判。談判中雙方連談判區域都沒能達成一致，不過據楊公素回憶說，因為當時並未交峰辯論，所以“氣氛良好，談判空虛，無果而散”。

中方代表回國後，去北京外交部匯報談判情況，當時的外交部長陳毅聽後，對中印邊界原則發表了重要指示――“對中印邊界問題的方針，仍應是在邊界未經兩國政府商談確定前，力求使邊界現狀能夠穩定下來，既要堅決阻止印度新的侵占陰謀，也要嚴守中央業已批準的控制線，不越過印方控制線。對印度新的侵占，必須及時向印方提出交涉要求其撤出。對印方幾年前侵占地方（指我進軍西藏前後期間）我須採取不承認態度，至於是否提出交涉看情況而定。對‘麥克馬洪線’事實上我不越過，但應逐步將‘麥線’以北重要地點控制起來，發現印度軍隊侵入麥線以北地區，由外交部提出交涉，我當地部隊應避免武裝衝突。難以判明"麥線"南北的地方、習慣上雖屬西藏而在線南的地方我暫不進駐。阿里方面發現印方新的占領，我通過外交部向印方提出交涉，同時應儘量避免發生武裝衝突。新藏公路地區，印方越界人員令其撤退，不撤出可以逮捕，按照越界處理。”（楊公素《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

這段指示後來經常被一些人解釋成是放棄麥線以南地區的宣示，並將此與以後59-62間中國政府對待中印邊界上的一系列政策、行動都聯繫起來，指責其一開始的政策就是準備接受麥克馬洪線，全面向印度投降云云。

然而，其實仔細分析陳毅的這段指示精神，只能說，當時中國的政策是仍然將主要希望寄托在談判解決問題的想法之上（想要談判解決，自然要以避免衝突為主），我們後人可以根據已發生的歷史批評當時對國際關係的想法過於理想化，但從“對印方幾年前侵占地方（指我進軍西藏前後期間）我須採取不承認態度”就可以看出，說政策就是準備完全放棄麥線以南地區是誇張不實的（當然也不可否認，在中央了解了藏南的實際情況後，恐怕也就沒有抱着能通過談判得到全部爭議地區的奢望）。同時還可以看到，在這一指示中，對印我力量對不同的地區，下達的處理方針也不相同，規律是對比越是對我有利的地區，處理的態度就越是強硬。東段要避免武裝衝突，而在新藏公路地區就可以抓起來（在這段指示下不久就發生了空喀山口事件，見注九）。對此最合理的解釋就是中方高層對待邊界糾紛的態度實際上取決於如果發生衝突時雙方可投入力量的評估。另外，楊公素關於朗久事件（亦見注九）的回憶也證明，中方正在不斷採取實際行動，一方面鞏固已有控制區，一方面為下一步的談判作積極準備（當然，後來並沒有能談，不過這是起初無法想到的了）。

同時還需要說明一個極重要的背景：在1958年，西藏舊貴族和宗教勢力掀起的叛亂已經開始大規模漫延，實際上，以廣義上的藏區而論，早自1956年，康藏地區的大叛亂就開始了。而到了1958年，這些在康區已經受到打擊的殘部正紛紛逃入西藏，與舊藏地方勢力結合，象所謂的“四水六崗衛教軍”已經給駐藏部隊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和麻煩（西塞羅網友在河裡對這支叛軍有過專文介紹），整個西藏完全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狀況。在這種條件下，駐藏部隊的主要任務只能是保衛西藏本部主體及其重要城鎮，準備迎接（潛在）叛軍的挑戰，而不是急於與印度打邊境甚至全面戰爭。

實際從印度方面的動作也可以看出西藏局勢的變化對於雙方在邊界問題上態度強硬與否的關鍵性影響。比如批評藏南等中印邊界問題主要是由於新中國對印軟弱，甚至有意放棄領土造成的人，往往說在1956年，周恩來就通過緬甸向印度傳話，暗示願意接受麥線，反而導致了印方進一步胃口大開，對麥線以北和阿克賽欽地區提出主權要求，喪失了對印邊界談判的主動。但對此說，有一個很大的疑問。如上已述，印方對中印爭議地區的奪取，主要是在1953年前完成的，而1954- 1959這段時間，相對來說，印方對於邊界地區的搶占要緩和的多，直到1959年，又突然大大提速。如果尼赫魯早在1956年就認定中方會完全接受麥線，他甚至可以更多占大片地區，為什麼在1956-1959間，印方對邊界地區的搶占速度和規模既無法與之前比，也無法與之後59-62年間比？而為什麼到了 59年，印度又改變“蠶食”政策，再次企圖大規模北進，是什麼導致了尼赫魯在三年之後突然開始執行極為強硬的對華政策？（1959年3月22日尼赫魯給周恩來寫信，正式向中國提出大片領土；1960年6月到12月，中印兩國官員舉行會晤，分別提出和審查對方提出的邊界主張的論據，印方要價極高，且毫無妥協之意；而到了1962年8月至10月，更多次拒絕與中國繼續舉行談判）。這幾年中，所有可能的影響因素中最大的變化，就是中國軍隊在西藏陷入止叛和平叛的工作，其次是中國經濟上遇到了“三年災害”，再次是在外交上，除了原來與西方的對立，又與蘇聯公開發生嚴重分歧。按任何嚴肅的邏輯推理，這都是尼赫魯改變態度最可能與最主要的原因――趁着西藏叛亂之際，中國內憂外患之際，再象 51-53年那樣大撈一票。老實說，從印度的立場出發，這一策略應該是正確的。當然後來事實證明，尼赫魯們被一連串所謂的“拿破崙式的勝利”沖暈了頭腦，高估了自己在邊界附近的實力，更過分低估中國的力量；具體用兵上又犯了先驕後躁的錯誤，導致了62年在軍事上的慘敗。不過這是後話了。

說到59-62年的西藏叛亂。在大多的公開介紹中，似乎就是PLA簡單的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事實上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初期關鍵的拉薩之戰就贏得十分凶臉，如果不是舊藏軍的戰鬥力太差，如果他們有康藏叛軍的素質，如果他們有一個比較完善的作戰計劃，以兵力對比，PLA很可能會吃大虧。而一旦在拉薩敗北或者僅僅是不能速勝，整個PLA的駐藏部隊就都成了被分割的各個孤立集團。即使拉薩之戰獲勝，PLA隨後也沒能實現聚殲叛軍主力的戰略計劃，叛軍大多安然退出國境，其後數年，PLA不得不將主要精力都投放在平叛上，加上“三年災害”已經來臨，這時候同樣不可能是和印度開戰的好時機。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毛澤東會在1959年下令在中印實控線上單方面後撤20公里（（雷英夫口述回憶，《文匯讀書周報》））。但關於這一點，雷英夫的回憶卻同時又提到 “1960年1月，我方又下令採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即在我方實際控制線20公里內不開槍，不巡邏，不平叛，不打獵，不打靶，不演習，不爆破；對前來挑釁的入侵印軍，先提出警告，勸其撤退，勸阻無效時，才依照國際慣例解除其武裝，經說服後，發還武器，讓其離去。”――奇怪的是，如果PLA真的完全退出實際控制線20公里，那麼怎麼還會有命令部隊在此區域內“不開槍，不巡邏，不平叛，不打獵，不打靶，不演習，不爆破”的需要？如果PLA不是仍然完全或至少部分控制着實控線一側，又怎麼會有“對前來挑釁的入侵印軍……勸阻無效時，才依照國際慣例解除其武裝”的可能？聯繫當時的情況，我的推測是，所謂“後撤20 公里”實際很可能只是將實控線一側20公里內的固定哨所暫時後撤，但仍然會有部隊不時巡視。顯然，這些（固定哨所後撤以及“幾不”）舉措都是為了防止印度完全倒向達賴，支持、武裝叛軍的而在外交上示好的需要。而在叛亂基本被徹底平定的62年就爆發了中國“忍無可忍”的對印反擊戰，難道僅僅是巧合？

62年的中印戰爭，如今倒是這段歷史中最為人所熟知的了。相關的資料都不難查到，所以就只簡單的說一下：中印邊界自衛反擊作戰自1962年10月20日開始，至11月21日基本結束，10月20日至28日為第一階段，主要是擊潰了印第七旅，俘其旅長，攻克了克節朗-達旺地區，其間比較重要的事態還有，10 月22日以國防部名義正式宣告我軍“沒有必要受非法的‘麥線’約束”；第二階段主要是從11月16日到21日，我軍從西到東，全線大捷，特別是在東段，當面印軍主力基本全部被擊潰，我軍前鋒直逼中國所主張的“習慣線”，甚至可以說，當時只要我方願意，飲馬布拉馬普特拉河也應該不是件難事的。可以說，這是建國之後的對外戰事中打的最暢快淋漓的一場。不過也正是由於戰場上壓倒性的勝利，使得更多的人反而更加不理解其後的無條件全面撤軍，有的人更是藉此抨擊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視國土如棄履，為了個人的“天朝心態”而丟掉了所有的勝利果實。但這種批評是相當不公正客觀的，檢視當時各方面的條件，就可以看出，作出主動撤軍的決策是非常符合對於當時中印雙方在邊界上可投入力量對比的清醒估計。

任何略知軍事常識的人（即使是在下這種半瓶子醋）都知道，對於一場戰爭，初戰的勝負並不一定具有決定性意義，那取決於（失利）一方有沒有繼續打下去的決心和實力，而62年的印度兩者都不缺乏。前者，印度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輿論一致高呼要“收復”失地；後者，印軍當時總兵力數十萬，也有大容量與可靠的交通設施可供迅速調兵至前線地區，只需很短時間就可以恢復甚至擴大戰場上軍事優勢。――說到這裡，不得不提一句，取得了輝煌大捷的我軍叄戰部隊，主力僅僅是一支師級的藏字419部隊，僅4個多團，幾乎沒有重裝備（能運輸到前線的最大口徑火炮只是120迫擊炮，炮彈還是靠當地民工背的），更不可能有空中支援（當時我們的空軍比印度強，但問題是在西藏既沒有可供支援前線作戰的機場，也沒有適合在西藏氣候地理條件下作戰的飛機），這支英雄的部隊從此跨入了我軍頭等主力的行列，現在是我軍唯一的正式山地師。然而，無論是中國參戰部隊的勇猛善戰、機智靈活，還是印軍的指揮低下、戰技生澀，都不是可以長期依靠的條件。歷史證明，一場長期化的戰爭，最終的勝負必然取決於雙方國力能夠並願意投入的多少上。事實上，即使這種初期戰果甚至也是完全出乎中國方面自己最樂觀的預料。在戰前的估計會上，作為前敵總指揮的張國華也只認為能夠“打得贏”卻沒能擺出必勝的客觀理由，而身經百戰、經驗豐富的毛澤東甚至估計：“也許我們打不贏，那也沒有辦法，打不贏時，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們自己沒有本事。最壞的結局無非是印度軍隊侵占了我國的領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國的神聖領土，這是世人皆知，天經地義，永遠不能改變的。總有一天，我們會奪回來。”（雷英夫口述回憶《文匯讀書周報》）我們都知道，無論如何評價毛澤東，他的膽量氣魄極大都是毫無爭議的。雖然說戰前不料勝先料敗是軍事好手和庸材之間的區別之一，但能讓毛澤東如此擔心仍然可以讓我們看出，中國方面對於這場戰爭的勝負以及最終導致的結局是沒有多大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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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四：1910－1912年趙爾豐部屬在察隅地區的劃界圖)

而這一顧慮，歸根到底還是一個交通困難導致的後勤補給問題。建國之初的PLA，歷經千錘百鍊，是世界上最優秀、最強大的軍隊之一，從總體來說，當時的印軍與PLA並不在一個層級上，但是，正如有力氣並不代表在所有場合都能施展、可以施展出所有力氣一樣，例如金門之戰，一水之隔就使得葉飛兵團主力只能坐視戰友苦戰不支，再如何憤怒卻也無能為力。而在當時的物質、科技以及國內外政治條件下，無論是從外來威脅的主要方向考慮，還是從實際可以長期維持的角度考慮，都是無法在西藏長期布署大批主力部隊的。而從注三中更可以看到，即使不考慮從內地進藏的交通問題，可從西藏前往藏南地區，雖然直線距離要比前者短，但卻是更大的挑戰。因為此時要面對的對手，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喜馬拉雅山脈。就是清朝的福康安都明白，越過喜馬拉雅山的戰爭優勢無法持久，即使他的對手僅是小小的尼泊爾，更何況是當時國力（不是軍力）基本和中國同一等級的印度（還不考慮其它強國可能的武裝干涉）。現代戰爭很大程度上打得就是後勤戰，再強大的現代軍隊，沒有了後勤供應也會不堪一擊，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那麼，中國在62年戰爭中的收穫究竟是什麼呢？當然首先是爭取到了中印邊境上長期的基本穩定。毛澤東當初估計，中印邊界上打一仗，可以爭取十年的邊境安定（這一細節也與坊間流傳的有所不同），而實際上，這種安定基本維持到了現在，已經四十多年了，其中即使是發生最嚴重的對峙的1987年，雙方最後也都克制住了，沒有發生大的衝突。值得注意的是，早自七十年代，印方在中印邊境地區，特別是在東段上，就一直具有了壓倒性優勢的軍事力量，但幾十年來，始終沒有敢藉機復仇。除了可能的中國戰略核力量的威懾力外，應該說，也有當年PLA奇蹟般的勝利餘威尚在也是個重要因素。僅此一項，節約的資源就是非常巨大的，中國當年為了防備蘇聯和美國入侵，在三北、在沿海布防，花費的資源和或有損失之大有目共睹，更不用說如果發生真的衝突，大炮一響，黃金萬兩啊。其次，是無意的副產品――老巴成了我們最鐵杆的朋友，通過這條線，無論是在外交上，還是一些敏感活動上，都有不少意想不到的收穫。不過說實在的，這只能說是中印關係破裂後的極為勉強的彌補，畢竟，印度的塊頭比巴基斯坦大得多（但話又得說回來，老巴至少在目前為止，表現得它是一個很忠實的盟友，比中國從前任何一個大力援助過的國家都有良心）。再有，就是助長國威，連印度這麼大個，三下五除二就被打了個大馬趴，不管印度是不是不服氣的在旁邊喊：“我是沒準備好”，所有人仍然得承認，新中國實力非凡。沒有包括這次在內的幾次外戰勝利，當年中國也沒有資格成為中美蘇大三角中的一員，雖然是其中最弱而且是弱得多的一角，但是畢竟能擠進去就極不錯了。八十年代中國外交上的一段黃金時期，及在此基礎上打開的改革開放初期比較良好的局面，其實大部分底子還是靠建國初打下的，其中也包括對印戰爭的一份功勞（當然如果估算比例的話，並不大）。

從上面的史實和邏輯分析可以看出，從1954年到1962年的時期內，仍然沒有任何站得腳的、難以辯駁的證據及建立在其之上的推測可以表明：中國政府高層中有或有過一個放棄整個藏南的實際計劃或事實政策。相反，能得出的比較可靠的推論只能是：中國在這段期間，因為一直有大量不利於與印度攤牌的客觀限制條件，所以一直抱持着企圖通過談判來解決問題，或至少暫時緩和矛盾的策略。而62年戰爭大勝時“突然”的撤軍決定，也是建立在對於後續局勢發展的清醒認識上的――勝利的成果固然是出人意料的巨大，但同時也可能是個巨大的陷阱，如果被勝利沖暈了頭腦而作出就地堅守新取之地的話。

不過，該檢討的還是得檢討。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對印外交政策有沒有失誤？有的，主要是確實存在着對國際關係思考過於理想化的問題，這是國際共運和傳統王道思想帶來的國際浪漫主義在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存在於高層外交思維中的後果。反映在對印的具體策略上，就是在61年叛亂氣焰已經被基本打下去，駐藏部隊的力量與藏民人心的收取上都有了很大改善之後，而印度卻仍在步步進逼時，仍然以為靠後撤、隔離就可以穩定邊界狀況，這被事實證明顯然是判斷失誤的。另外，在62年大獲全勝的情況下，東線是不是可以不撤得那麼徹底，比如在麥線以南至少保留幾個象徵性的據點，也是可以探討的（不過西段就並沒有撤得很徹底，見附圖十，東段是否實際也是如此，不得而知）。但同時也應該看到，五六十年代絕大多數時候，這種浪漫、天真的思考方式並沒有占據決策的主要考慮地位，尤其在中印邊界這個具體問題上（實際上，這種浪漫主義外交政策的毛病主要出在另外一些涉外事務上），出台的（對印）忍讓政策基本都是由於當時的實際條件所限，甚至可以說是不得不走的棋步――如果不想在最不利的時間、條件下進行攤牌的話。

另外，當初採取那些“軟弱”的政策、措施，除了不想和印度過早衝突之外，也有保持與印度關係，祈望印度也能夠最終以同樣的態度來商討問題。當然，上面已經提到，我們現在可以認為，這是過於天真的想法。但在這點上，也必須考慮到，當時印度和中國的關係一度相當友好，雙方除了在邊界上的爭端外，似乎結成了牢固的准盟友關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可以說是整個50年代），認為最終可以通過談判解決領土爭端，不僅是中國方面的想法，其實也是印度方面的想法。事實上，在50年代，整個第三世界（當然，當時還沒有“第三世界”這個稱呼）國家中，都有一股認為發展中國家可以全麵團結起來，成為一個獨立的、能與美蘇陣營抗衡的力量的想法。只不過，印度以尼赫魯為首的領導層，大都受過長期的西式教育及薰陶，對於建立在西方規則基礎上的現代國際鬥爭方式和特點的了解更透徹，而且他們在獨立運動及獨立初的印巴分治、土邦歸屬鬥爭中積累了相關的豐富經驗，所以在與中國的邊界爭端中同時採取了兩方面的策略，爭取到了更大的主動。不過在 “稱讚”印度的策略高明的同時，仍然要指出，這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印度有這樣選擇的自由度。天然條件是國際競爭中各國不平等的起始點，而在藏南上，印度的（對中國）天然優勢極大，這是無可否認，也不應迴避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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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五：清末中國在西藏軍事活動大致示意圖)

任何公正客觀看待問題的人，都不會認同將某件歷史事件完全從當時的背景、條件下割裂、抽離出來，單獨進行看待的做法。因為那樣除了可以把歷史當成麵團，隨心所欲的按自己的需要解釋外，沒有任何意義。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在藏南問題上，各方在各個時期採取的態度與策略是不可能繞開當時所面臨的局勢背景的。如當 PLA入藏時，麥線以南地區主要要點都已經多落入印度之手，而中國能從內地調入西藏的力量嚴重受限，同時西藏本部內部卻又有重重潛伏危機，在這種條件下與印度開戰能是能收回藏南？還是更有可能會丟掉更多控制區，助長印度氣焰；甚至導致印度全面出兵，努力扶植一個“獨立西藏”（這是當時美英都非常樂意樂見、甚至已經私下向印度積極鼓勵的）？很顯然，任何對國家負責的領導人或者政府，都不可能也不應該在那種極端不利的條件冒險決戰，而只能是選擇暫時維持、穩定邊界現狀。事實上，新中國政府一直在努力扭轉這種局勢，比如通過談判的和平手段儘可能收回外國特權、爭議領土；大力加強內地與西藏交通建設，儘量彌補在後勤上的致命弱點；宣傳民主改革、大施福利恩澤與舊嘎廈政府爭奪藏民人心，為全面、深入的鞏固在西藏的地位打基礎、作準備；同時占據實控線以北要點，阻止進一步的入侵，了解地理、歷史知識，根據力量對比，對不同的地區採取不同的策略。最後更是進行平叛和民主改革、建立了真正服從中央、認同國家的自治區政權。了解西藏歷史的人都知道，這其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在西藏全面建立了真正忠誠與服從中央的地方政權，實現了國家對西藏基層的直接有效治理。

然而，隨着時間的流逝，這些努力的成果似乎成了理所當然、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實現的，而沒能取下藏南卻成了極大的罪狀。政府的尷尬在於無法公開承認無力在與印度的對峙中保持藏南，何況自己還把失地數字說得那麼大（這倒本是所有國家對爭執領土的通例――即先畫進地圖再說，而國朝還有個要和民國、包括逃台後的國民黨競爭的壓力），這本來只能是心照不宣，而不可能在公開場合進行宣傳的（公開承認無法收復甚至保護領土是任何政府都不肯承認，也不能承認的，那在政治聲譽的損失上將是災難性的）。於是有些人正好利用這種不得已又不能說的苦衷，先以要誓死捍衛每寸國土的高姿態搶占道德制高點，然後不負責任、斷章取義的摘取某些情況進行上綱上線的大批判。遇到這種麻煩的情況，政府又乾脆發揮了本朝的“特長”――閉口不談。而攻擊其的人更不會替他們解釋具體情況。時間一長，大多數人除了僅僅知道一個“藏南九萬失地”之外，對於事情真實的來龍去脈自然一無所知。說實在的，這是標準的鴕鳥政策給自己製造或者說擴大麻煩的例子。扯開說一句，這又一次證明，僅靠一味的隱瞞和拖延，從長遠看，不但無助於真正解決任何問題，而且只會增添更多的困難。只有真實、完整與透明的披露非必需保密的信息才是最有利、最聰明的政策（當然，這裡並不排除披露技巧的重要性，太遠了，不提了）。

另外，在藏南問題上，還有一些誇大其詞、但又流傳甚廣的說法，比如聲稱藏南有着極為豐富的、而中國現在甚為短缺的森林和水（能）資源，如在我手，必得厚利；又比如藏南土地肥沃，印度已經向其移民六七百萬之多，如果藏南在我們手中，向那裡大量遷進內地移民，就可以一勞永逸的解決西藏問題云云。在這裡也略作分析。根據天涯社區的尼丹小網友通過直接的印度數據考證（http: //www1.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 strItem=worldlook&idArticle=34318&flag=1），整個印度“阿魯納恰爾邦”（中印藏南爭議領土印控區基本都在該邦）現人口也不過一百餘萬，其中有部分地區尚不在中方主張區內，如果再考慮到其中人口最密集的，位於中國主張習慣線附近的有關地域本來就是有大量原住民的兩屬地區（這個問題的詳細解釋請參考呂昭義先生的《關於中印邊界東段的幾個問題》），很顯然，所謂“印在藏南移民六七百萬”一說是完全失實的。這同時也顯示，企圖在藏南地區大量安置內地移民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相當困難的，很可能不比直接向西藏本部移民更容易（其實藏東南部分地區的海拔也不比雲貴、西北高原高得太多，僅從理論上，向那裡大量移民也不存在移民很難以適應氣候條件的因素）。至於藏南的兩大資源――森林和水（力）。前者，還是一個如何不經印度，合乎成本的運輸出來的問題；而後者，好象如今最宏偉的水利構想――南水北調，其中最最樂觀的人也只敢想象“五江並調”，腦筋最遠動到怒江頭上，我甚至還沒看到有把雅魯藏布江水調到缺水的西北的科幻小說，因為與其那樣，似乎還是從南北極運冰山更便宜方便一些。至於發電，首先西藏大部分潛在水力資源現在就在我方控制區內，其次，除非把電力賣給南亞地區或是能源傳輸技術有質的突破，否則藏南即使開發了大量電力也無處可用。

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好地方:http://www.

http://www. 點 擊 圖 片 看 原 圖 　 　(附圖六：阿克賽欽地區圖) 順便談一下藏南問題可能的走向。近期，中印雙方在邊界談判上有加速、突破的兆象，最明顯的莫過於溫總理訪印時達成了關於邊界走向的原則協議。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以清晰天然的地理特徵為劃分中印邊界原則”一語，因為喜馬拉雅山脈是中印之間最無可爭辯的“清晰的天然地理特徵”，所以一般推測，這可能暗示將來的中印東段，即藏南地區的中印邊界線走向主要將和麥線差不多。但中方完全接受麥線也是不可能的，那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感情上都是無法向海內外交代的。在中印邊界劃分原則中，另外一句“考慮敏感性和民族感情”，應該就是指這一點。當然，根據“清晰天然地理特徵”，印度在中西段同樣必須基本放棄他們的領土要求，由於和我們差不多的長期宣傳影響，不作一定象徵性調整，協議估計也同樣過不了印度國內的關。所以，中印邊界的明確劃分仍然是一件極其複雜棘手的工作，雙方同樣有難以大幅退讓的理由。即使達成了，估計雙方國內也都少不了直衝雲霄的痛罵聲。而且據在下猜測，中國內部的不滿會更大，畢竟從目前推測估計，我們（將）在地圖上的失地更大（附圖十一1-4），而我們要求藏南的理由（至少是對其中部分地區），比印度要求阿克賽欽的理由更占得住腳。不過現在畢竟都是憑空猜測，無法作準。以我個人認為，如果中西段基本保持，東段能收回達旺、色達地區，在洛隅、察隅也有至少部分象徵性收穫，是可以接受的底線。否則還是寧願在法律上繼續拖下去。至於有人以可以等待時機為理由，拒絕任何不收取全部爭議領土的妥協方案，我倒是很不以為然。首先，如上述很多資料已表明的，所謂藏南九萬失地，很大一部分或者說大多數本來是無主地或是兩屬地，為了這些長期和印度這樣的周邊大國對峙，而不是儘可能化敵為友，在可預見的時期內都是弊遠大於利的。其次，藏南遠沒有宣傳中的重要、富饒，對於中國的地緣及經濟戰略地位也在可有可無之間。領土對於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無疑是極其重要的，但並非至高無上。中國現在及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發展及必須保證的主要方向都肯定是東方的海洋，而西部當以穩定為上，與印度即使不能再復曾經的親密朋友關係，也不應該樹為死敵。這都決定了對藏南只能採取和平妥協的解決辦法。既然以談判完全收回藏南已是不可能的，那麼就應該現實的儘可能多的收回一些地區。至於有人提到簽了約，一旦時勢有變卻無法乘勢擴大收益，將會追悔莫及。我以為其實仍然是太好人了。在任何可預見的時期內，要發生了中國有能力以可接受的代價大取藏南之地的變化，必然是印度有劇變，或者是如蘇聯那樣的崩潰，或者是被外敵徹底打敗。這兩種情況在可預見的未來都似乎沒有發生的可能，而如果真出現了，那種亂局下，只要有決心，還怕找不到廢約的藉口？地圖嘛，人畫得，人就能改。關鍵時刻只有國家的力量才是決定一切的根本。 最後要向地圖愛好者聯盟的Elite、?|郭逡、14軍等網友表示感謝和致敬，沒有他們的辛苦、卓越的收集、考證、製作原始資料、地圖，並無私上傳共享，本文大半將會是無源之水。 也要感謝前駐藏高級幹部楊公素先生、雲南大學呂昭義教授、美國藏學專家梅.戈爾斯坦先生、著名網友尼丹小、愚人-等諸位，他們的著作和文章所提供的歷史及背景資料對於本文的作用猶如骨架之於人身，再次向他們表示致敬。 還要感謝天涯社區的陳小黑網友，沒有與他究根問底式的辯論，一向懶惰的筆者是不可能會提起筆完成本文的，所以也要向他表示致敬。 最後要感謝能看到這裡的讀者，並致以最崇高的敬禮――因為你們居然能夠忍受看完了如此繁瑣、無趣而又喋喋不休的濫文。寫本文的過程中，俺最大的收穫就是 ――終於從懷疑自己是個廢柴進步至充分認識到在下確實是個廢柴……（向內褲門大人致敬！《暴風雨中的蝴蝶》萬歲！！！^0^） 注一：中印東段邊界爭議領土印控區面積 作者Elite 摘自地圖愛好者聯盟論壇 中印東段爭端領土好多資料都是說9萬，下面是我根據資料的計算，供各位參考。 從地圖（附圖一）上看，麥線涉及5個縣，隆子縣涉及極少，下面主要討論4個縣，也就是錯那縣墨脫縣察隅縣朗縣。4個縣的面積從我們的論壇可以查到，視覺上看，除了朗縣外3個縣面積接近，也就是都是3萬多的樣子，論壇的數字基本可以採用：錯那縣34979 墨脫縣30997（30553）察隅縣31659 朗縣 4186 總面積是101821。當然這個101821不是都被印度占領，下面我們計算被占領的面積。 我可以查到的資料是（從中方資料看） 1）、錯那縣 政區總面積為34979（也有24937）平方公里，其中包括被印度非法占領的"麥克馬洪線"以南的門隅地區，現實際控制面積為10094平方公里。如此計算被占領的是24885，這個數據基本可以採用。 2）、墨脫縣 印度非法占領我九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其中有墨脫縣2.1萬平方公里) 總面積34000（30997/30553） 多個資料說我們實際控制面積是10000左右，如果按照34000計算，減去21000則不是2.1 萬，如果按照30997計算，這個2.1萬也是一個可取的數據。（目前找不到更精確的數據） 3）、察隅縣 察隅縣總面積31659平方公里（實控面積19200平方公里）。東西長250公里，南北寬約180公里，邊界線總長538公里。其中中印邊界長400公里，中緬邊界138公里。這個數據基本可取，被占領面積為12459。 4）、朗縣4186，被占領的面積大約1/3，因為找不到更好的資料，按照1395計算（註：朗縣和隆子縣在麥線南的面積是重疊的,扎熱區(有印占部分)原屬於朗縣(見下圖),現在劃入隆子縣.現在朗縣已經不和印占區接壤－ELITE） 這樣簡單計算，印度占領約59739（由於四個縣數據來源不同，匯總時會有一定差異），可以說是6萬平方公里（算上隆子縣一些面積）左右。 中印東段爭議地區的面積問題（從印方資料看）:

根據中國1959年公布為約90000平方公里。

根據印度政府公布,印度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面積為83,743平方公里（附圖二），我們認為因為當地在印度控制之下，印方經過實地測量，數字應當是準確的。

2001年分為13個縣，面積情況分別如下

1、 達旺縣（Tawang）2172平方公里

2、 西卡門縣（West Kameng）7422平方公里

3、 東卡門縣（East Kameng）4134平方公里

4、 帕普派爾縣（Papum Pare）2875平方公里

5、 下蘇班西里縣（Lower Subansiri）10135平方公里

6、 上蘇班西里縣（Upper Subansiri）7032平方公里

7、 西桑朗縣（West Siang）8325平方公里

8、 上桑朗縣（Upper Siang）6188平方公里

9、 東桑朗縣（East Siang）4005平方公里

10、迪邦山谷縣（Dibang Valley）13029平方公里

11、洛西特縣（Lohit）11402平方公里

12、長朗縣（Changlang）4662平方公里

13、特拉普縣（Tirap）2362平方公里

分為三種情況：

第一種：全部在中國主張的領土範圍之外有二個縣：長朗縣（Changlang）和特拉普縣（Tirap），計7024平方公里

第二種：全部在中國主張的領土範圍之內有八個縣：達旺縣（Tawang）、西卡門縣（West Kameng）、東卡門縣（East Kameng）、帕普派爾縣（Papum Pare）、下蘇班西里縣（Lower Subansiri）、上蘇班西里縣（Upper Subansiri）、西桑朗縣（West Siang）、上桑朗縣（Upper Siang），計48283平方公里

第三種：部分土地在中國主張的領土範圍之內有三個縣

1、洛西特縣（Lohit）11402平方公里，有約1／2在中國主張的領土範圍之內，計5701平方公里

2、迪邦山谷縣（Dibang Valley）13029平方公里，有約4／5在中國主張的領土範圍之內，計10423平方公里。

3、東桑朗縣（East Siang）4005平方公里，有約2／3在中國主張的領土範圍之內，計2670平方公里。

以上三縣在中國主張的領土範圍之內合計18794平方公里。

第二和第三部分合計為67077平方公里。這一面積應是真正的中印邊界東段爭議土地，占整個阿魯納恰爾邦面積的80％。

綜合各方情況，中印東段爭議領土面積應在61000－67000平方公里之間（附圖三），如果在加上在地圖上調整給不丹塔希岡宗東部的約4000平方公里，1959年中印邊界爭議公開時東段爭議面積實際是65000－71000平方公里，和中國政府當時宣布的約9萬平方公里差距較大。我們認為中國政府宣布的約9萬平方公里數字是不可靠的，原因是中國政府沒有控制過該地，沒有實際測量過，而在地圖上推算，也因為當時該地區地圖不精確而誤差較大。

注二：中國在藏南部分地區相關活動歷史介紹資料幾種

1。中印邊境區域早期有關中外文獻記載

作者：愚人- 首發於天涯社區煮酒論史版鏈接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 idWriter=475862&Key=660218940&idArticle=21498&strItem=no05

門隅-洛隅-察隅地區，中國文獻最早記載的是清乾隆末刻本的盛繩祖《衛藏圖識》，按《清史稿》，是書共五十卷。書謂：

“洛渝（三點水應以反爪代，以下同），野人國也，在藏地之南數千里，其人名‘老卡止’，……衛藏凡犯罪至死者，解送赴怒江，群老卡止分而啖之”（任乃強按，此為盛繩祖誤雅魯藏布江為怒江）

其後，同治《四川通志》、《西藏圖考》所記洛渝情況，皆拮《衛藏圖識》之句，有不足道也，唯改“老卡止”名為“古名羅卡布占國”。　

光緒初，江西貢生黃（木矛木）材受四川總督丁寶禎之命，往西南探險，黃自西康入滇，西遊緬甸，印度，回川後撰《西蓐日記》，又撰《印度札記》。

《西蓐日記》記印度“亞山”（即今之印度阿薩姆）有云：

“亞山部，一曰阿賽密（阿薩姆），在孟加拉之東北，四境多山，……又東北有一路，歷怒夷俅夷至江卡，而達於四川檄外之巴塘，尤為險阻，人跡罕到，其道理無可考（愚按：此似指由洛隅至察隅，至芒康轉巴塘）。蓋東北二面，皆洛渝野人，《衛藏圖志》所謂‘戳裸烏魯爾兔族’是也，又名老卡止，唇割數缺，塗以五色，穴居巢處，生啖蛇蟲，英人以利誘之，亦漸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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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七：麥線以南衛星圖)

英人貝爾之《西藏今昔》（或《西藏志》，民國時出版）（1918）曰：

“吾國既與不丹定約，獲得其主權矣，然余總嫌有所未足也。緣不丹之東，西藏東南部，與阿薩姆緬甸之間，有多數野蠻部落，以亞波爾（門隅）、密西米（洛隅）為最著。其地縱橫七八十哩至一百哩，藏人稱曰‘洛巴’，分為‘卡洛’與‘頂洛’兩部，即‘門口洛夷’與‘洞底洛夷’之義。前者沿西藏之工部與波密而居，經商西藏。後者居印緬邊界，與康藏無往來，惟以土產橡皮至印度平原交易食鹽。

……川邊西南，即西藏之東南部，本為西藏最低部分，亦最溫暖肥沃。……凡七百哩，……。其時余為印度政府（英印政府）之藏事顧問，……曾於1909年（宣統元年）七月，向印度外交署提議，派人考察此等部落之內容，其地方可以開闢達於何地，其山谷能否作為印緬之藩籬，其宗主權究竟屬於中國或西藏，政府未曾採納余議。然次年，……謂中國軍隊已抵康地民族境內（康地即康地龍，今之察隅東南，屬緬甸。任乃強按：當時邊軍（趙爾豐邊防軍）勢力實未深入康地龍，不過駐門空（今西藏門工）邊軍曾使人招撫康地人而已）。……

於是印度政府（英印政府）決然而起。1910年（宣統二年）8月，某要人主張瑰集關於此等民族之報告，計劃收撫，並力言關係重大，不可再緩。……於是此四五萬方哩之大面積地方，為吾人探險殆遍，漸次收撫其人而鉗制之。……

自是以後，印度之北東兩面，皆有險障自保，西北自克什米爾起，東南至緬甸止，其距離在兩千哩以上，為倫敦至愛丁堡距離之五倍雲。”

2。1910－1912年趙爾豐部屬在察隅地區的劃界（附圖四）

（節選自《關於中印邊界東段的幾個問題》作者：呂昭義：雲南大學歷史系教授）

鏈接http://history.xmu.edu.cn/ziliao/show.asp?id=10844（由於此文太長，不再直接貼上，僅給出鏈接。）

3。清末中國在西藏東部的行動（附圖五）

作者：Elite 地圖愛好者同盟論壇 鏈接http://www.sinomaps.com/asp/forum/index.htm

根據艽野塵夢和一些相關材料，可以勾畫出清末中國在西藏東部的大致情況：

1)、1909年，鍾穎率川軍進軍西藏，趙爾豐的邊軍（川邊軍）位於川軍的南側，保障並管束川軍的行動。

2)、1910－1911年，鍾穎川軍進入拉薩後，其一部（陳渠珍部）駐紮在工布地區，就是以現在的工布江達為中心的一大片地方。在工布的東部，當時存在着一個即不受中央政府管轄，也不受西藏政府管轄的獨立部落－波（首領叫“白馬青翁”），這個部落活動在現在米林－波密周圍，阻隔着西藏和珞瑜地區，並且不斷騷擾周邊，為此，川軍陳渠珍和邊軍共同對“波”進行了圍剿，軍事行動的結果是消滅了“白馬青翁”，把當地納入軍事控制下，但未建立行政政權。在軍事圍剿的過程中，川軍從北側靠近過後來的麥克馬洪線地區，但是並沒有到達此線的位置，更談不上越線進入山南珞瑜地區地區。

3)、1910－1911年以及其後的一段時間，邊軍程鳳翔部進軍察隅，該部越過了後來的麥克馬洪線，並在當地進行了樹立界碑，建立政權的活動，但活動範圍只限於察隅，沒有涉及珞瑜地區。

4)、辛亥革命爆發後，在藏清軍陷入混亂。陳渠珍的川軍放棄了剛剛征服的波密，全軍開向拉薩（陳等人在半路逃走），在拉薩的川軍又和藏軍衝突，最後從印度回到內地；邊軍程鳳翔部情況不太清楚，看來尚有一個暫時穩定的時期，但13世DALAI回到西藏後不久，就在川邊地區發生了藏民的暴亂，邊軍在各地被圍困，由於當時內地軍閥混戰，政府無暇他顧，到1914年，藏漢以雅礱江為界劃定了停戰線，估計那時候，察隅也已被放棄。

5)、1914年，在印度召開了西姆拉會議，當時已經是西藏謀求獨立（內藏和外藏的劃分），麥克馬洪線也同時出籠。

6)、從現有資料來看，現在的中印邊界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門隅、珞隅、察隅三個地區中，門隅一直是受西藏政府管轄的；察隅是在清帝國即將覆亡的最後幾年才被內地的軍隊占領的；而珞隅地區始終沒有被中央或西藏地方政府管轄過。當然1910年前後，中國的勢力曾經非常接近過那裡，從發展趨勢上看，也許只要給當時的川軍或邊軍幾年時間，中國就會在當地擴展政權，牢牢控制住珞隅和下察隅，但遺憾的是辛亥革命打斷了這個進程，這個機會就這樣錯過了。

附：陳渠珍著-《艽野塵夢》 http://www.tibet-web.com/wenxue/mzmp/qiuycm/qiuycm.htm

注三：中印邊界地理、氣候條件及對雙方後勤補給的影響

作者：Elite 地圖愛好者同盟論壇 摘自《我看中印邊界戰爭的迷霧》

三、後勤的影響因素有多大？

……

在西線的阿克賽欽地區（附圖六）：

阿克賽欽衝突地區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當地人煙稀少，終年嚴寒，在交通方面，中國的新藏公路通過此地，並且從中方通向邊境一側地形較為平坦，有利於車輛通行，有多條公路支線直接通道最前沿，而印度方面雖然也有一條公路穿過克什米爾群山通到楚舒勒，但從楚舒勒到爭議地區是上坡的地形，沒有公路，印軍運輸不便，所以從運輸條件上，中印雙方旗鼓相當，我方略為占優，在氣候方面，該地從11月到次年的5月是大雪封山時間，由於印度克什米爾位於南方受暖濕氣流影響，降雪反而較多，大雪封山反而比我方嚴重，因此我方在補給便利上占優勢，有利於我國作戰和堅守，也有利於我放和印軍作長期的較量，在這種戰場上作戰，雙方都不可能一年四季作戰，且戰場人煙稀少，戰場容量小，沒有有意義的城市，對戰局的發展並不起決定性作用，因此不是中印邊界作戰的決定性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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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八：達旺—德讓宗地區圖)

後勤補給中心方面：

在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我放在後勤補給便利上和印度比較處於劣勢，首先是後勤基地上，由於我國西藏極端落後，甚至連電都沒有，更沒有軍事工業，糧食亦不能自給，無法完成基本裝備的製造和維修，西藏在戰爭中的作用只是轉運站而不是後勤綜合補給基地，我國的實際的後勤中心應但是蘭州、西寧和成都，從這些地區通往西藏的公路均在1000公里以上，路況及差，不能保證四季通行，且高原行車，空氣稀薄，車輛的牽引力和載重均大受影響，運輸效率低下。

反觀印度，大城市提斯普爾離麥線最近，僅300公里，大部地區公路良好，僅從西山口到達旺翻越雪山是會遇到與我相同的難題，但由於距離近困難比我方小得多。

空中運輸方面：

在空運方面我方處於劣勢，我雖建成當雄機場，但該機場系土質跑道，載重力低，大型飛機不能降落更不能降落殲擊機，不具有真正的後勤運輸意義和防空價值，由我方能用於高原的運輸機極少，多為C－46，還系國民黨的美援飛機，設備老舊。另我國現在尚不能生產雷達和空中導航設備，蘇聯已對我進行封鎖，我國目前無能力在西藏高原建立飛行導航網和雷達保障網，也沒有航圖，在此種情況下安全飛行都無保障，大規模空運更是免談。

反觀印度，在二戰期間，為了進行對日作戰和駝峰運輸，印度阿薩姆邦有完善的機場網，且機場離麥線極近，飛機不需加油機可往返，現印度能在麥線南進行頻繁的空中運輸均依賴此種便利條件，雖目前印度的空軍和空運力量不是很強，但我們不能不考慮開戰後，美空軍利用這些機場給我方造成重大困難的因素。

公路運輸方面：

以麥線達旺方向為例（附圖八），

11月－次年4月：

我方：由於我西藏高原位於北方，會從北到南逐漸降雪，高原山口進入大雪封山的季節，運輸中斷，由於降雪自北而南，只要最北面的山口不能通行，即使南方不下雪，運輸也會中斷。

印方：麥線以南大部分地區進入旱季，運輸便利，僅邦迪拉到達旺的公路在西山口段在雪大的年份會封山，但由於該地比我方的山口位置都南，封山的時間也比我方晚，開山時間反比我方早，所以西山口的封山對我方來說也沒有什麼便宜好占，相反如果我軍南進越過西山口，西山口的封山對我方來說是重大的補給障礙。

次年4月－7月：

我方：天氣轉暖，冰雪開始熔化，我方原封山地區開始開山，但由於我方的補給系從北向南，北方開山晚於南方，所以我方的運輸要等最北面的山口開山後方能運行，非常耽誤時間。開山後由於冰雪融化，泥石流和滑坡加劇，道路坍塌，運輸很難進行。

印方：進入雨季，也存在和我方一樣的難題，但由於運輸距離近，困難情況稍輕。

7－11月：

我方：7－9月是高原暴雨的季節，如遇暴雨，道路比為泥石流或滑坡阻斷。10－11月，天氣晴好，天氣逐漸轉冷，原來以發生滑坡和泥石流的路段因為逐漸上凍而好轉，此時運輸便利，利於作戰。

印方：山南逐漸進入旱季，運輸補給均便利，利於空軍活動。

……

注四：清室的信仰（筆者自釋）

其實，清朝皇室，在入關前主要信薩滿教，後來信仰薩滿成為清室的祖宗成法，一直到清亡，薩滿名義上也一直是清室宮內的首席（這個用詞可能不用恰當，大家知道意思就行了）宗教。但實際上入關後，清皇室在各方面迅速漢化，從順治起，直到慈禧，大乘佛教就成了清室內部真正的主流宗教信仰。同時出於政治需要和實際漢化的雙重影響，儒家思想則被宣布為清朝和清室的正統思想。此外，少數一些清皇室成員也崇信過道教，比較有名的是雍正。而藏傳佛教（也就是喇嘛教），說實在的，除了一些嫁入清室的蒙古后妃，皇室主要男性成員基本沒什麼人真非常崇信它。但是，由於政治需要――從精神上聯繫、控制信仰喇嘛教的蒙古族、藏族地區 ――清室又在公開場合極力尊崇藏傳佛教，不但大封活佛，猛修寺廟，而且皇帝們也大都聲稱自己十分崇信喇嘛教。康熙之後，還乾脆半主動的接受了大喇嘛們拍馬獻上了“文殊菩薩轉世”的頭銜，就是說清朝皇帝也成了大法王。不過我一直沒想通，他們究竟是怎麼解釋同一個菩薩在父子間轉世的。當然，這種在信仰問題上同時腳踏幾隻船，還都面面吃得開的情況，也只有在流行“不管是什麼神仙，先多拜拜總沒錯”的中國才會發生。

注五：關於錫金及它與西藏的關係，請參看王在田先生的《錫金政治史概述》

注六：關於中國一直所稱的中印習慣線（也就是中方現在地圖上的主張線）的來歷，呂昭義教授在《關於中印邊界東段的幾個問題》中有相當詳盡的闡釋。鏈接http://history.xmu.edu.cn/ziliao/show.asp?id=10844

注七：1954年中印協議

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大事記》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4年4月29日，以副外長章漢夫為全權代表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同以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為全權代表的印度政府代表團（經過四個月的談判）在北京簽訂《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該協定是基於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通稱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此系首次在公開的外交文件上出現――編者注）而締結的。協定規定中國在新德里、加爾各答、噶倫堡設立商務代理處，印度在亞東、江孜、噶大克設立商務代理處；指定中國西藏某些地方和印度某些地方為貿易市場；規定兩國香客朝聖和商人、香客的出入與往來過境事宜等。雙方還互換照會：規定印度政府將其駐在亞東和江孜的武裝全部撤退，並將其在中國西藏地方的郵政、電報和電話等企業及其設備和１２個驛站及其設備全部交給中國政府；此外，還規定雙方商務代理的某些職權和有關雙方商人、香客的事項等。雙方同意上述換文成為兩國政府間的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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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 點 擊 圖 片 看 原 圖 (附圖九-1：麥線原圖) 注八：外交部對中印邊界問題的指示及西藏地方具體執行辦法 摘自：楊公素《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 “1、中印邊界全為未定界，歷史上由於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造成不少糾紛。西藏解放後，印度進一步侵占，又形成一些新的糾紛。近年來印度在軍事上和外交上都加強活動，企圖擴展印度的領土範圍，中印邊界問題已成為兩國關係中的一個突出問題。 2、印度對中印邊界的意圖，是想通過使我承認英印歷來侵占西藏領土所造成的既成事實，並利用邊界尚未劃定的情況，乘我軍力尚未控制的空隙，搶先進占一些地方。同時，由於中印邊界問題尚懸而未決，印方對我尚有疑懼。 3、我國對中印邊界的基本方針是：既要維護我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在外交交涉中堅持立場和原則，在邊防工作中，採取積極措施制止印軍侵入；又要從團結爭取印度的目的出發，不使中印兩國在邊界問題上的矛盾尖銳化。目前徹底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條件還不具備，但我內部加強各種準備工作，爭取在將來的適當時機，同印方通過外交途徑求得這一問題的合理解決。” “根據外交部及中央的指示，我們會同軍區、公安部門的有關單位，研究出具體執行辦法：1、派邊防部隊進駐我應控制的重要據點，除米及墩（馬其頓，印方稱為塔馬頓），桑噶爾桑坡，勒、龍等地，扎西崗、什普奇等暫維現狀；對楚魯普、什普奇。烏熱等地派出巡邏隊。所謂暫維現狀就是我邊防部隊不前進，不發生武裝衝突，也不讓印軍前來占領。2、提出交涉，在印軍占領的地方由地方宗本就地提出交涉，或由我邊防軍提出警告，再就由外交部通過外交途徑交涉。3、規定重點工作地區為①新（疆）藏（阿里）公路西側靠拉達克接壤部分；即班戈湖（斑戈湖跨越中印兩地，邊界線習慣以湖靠西邊庫爾克堡為界，但印軍時常越過界線）。②馬其頓及則拉宗一帶（則拉宗管轄的有英國曾提出讓步劃給西藏的聖山、雜日山聖湖等地），所謂重點工作就是作好軍事邊防工作，派人進駐把守，因為這些地方很明顯是中國領土，或者派人巡邏到印軍後方調查。同時收集資料、證據，準備外交交涉。” 注九：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 摘自：楊公素《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 4．朗久事件 根據中央、外交部及陳老總的指示對於中印邊界的方針政策是清楚了，特別對於"麥克馬洪線"的態度是明確了，但是"麥線"究竟在地面上實際在哪裡，我們還是不大清楚的。 "麥克馬洪線"在那張簡略的地圖上只劃了一條較粗的紅線，因為沒有具體勘察過，那條線在地面上實際在什麼地方就不知道了。線南的門達旺原來歸錯那宗管轄，印度占領了門達旺，他們派人巡邏達旺寺管轄地到北邊山口，西藏錯那宗本不能派人越過山口，我們軍隊進駐錯那宗後自然也不能越過山口，但是那山口究竟是不是 "麥線"所劃的界線呢？這就需要經過實地去勘察。噶廈接到報告說印度軍隊占領了馬其頓，馬其頓是藏民朝拜雜日聖山必須停留經過的地方。 為了要弄清楚"麥線"實際在哪裡，1959年我們會同軍區組成一個考察團，去那些地方（如馬其頓）實地去調查。這個考察團由西藏外事處蔣副處長和軍區派的白團長帶領一個加強班和外事處的翻譯及工作人員組成，以蔣為團長，沿錯那宗至雜日聖山一帶考察。行前西藏工委、軍區領導一再指示，要遵照中央的指示、小心謹慎，不要引起衝突與糾紛。 他們從錯那宗出發，到了離馬其頓不遠的朗久地方，那裡駐有印度邊防哨所，根據當地藏民報告，馬其頓、朗久歷來就是他們的地方，他們過去一直從那裡去朝拜雜日聖山，近來印度軍隊占領了，不許他們去朝山了。

蔣、白商議後要去馬其頓、朗久附近勘察，白天去怕被印軍哨所發現，決定夜間由嚮導帶路摸索前去。這個決定沒有報告拉薩就由蔣拍板定下了。誰知到了夜間前去時，因為看不清周圍環境，走到了印軍哨所附近，被值勤的印軍發現並遭到射擊，我軍在自衛下也開槍還擊，結果打死打傷印軍各一人，其餘印軍十餘人，連夜撤離哨所逃走了。

這就是"朗久"事件，引起了兩國政府的交涉。當調查團回來匯報經過時，軍區首長批評白團長不應盲目回擊，而實際決定夜行軍摸索前進並批准開槍還擊的是我處的蔣，他卻未作任何檢查。

我在會上指出這次查明了印軍確實越過"麥線"，在我控制線內占地設哨的情況，但不應該夜間行軍，開槍回擊，這是違背中央和工委軍區指示的精神的。朗久事件後，無獨有偶，同年冬季又發生西段的空喀山事件。

空喀山口為中印邊界西段是我國傳統習慣線的一個山口，我國派有邊防哨所駐守。1959年10月20日印度武裝人員3人在空喀山口地區非法進入我國領土，中國邊防人員在勸告他們退出遭到拒絕後，立即解除了他們武裝並予以扣押。21日又一支70餘人的印度軍隊在同一地方侵入中國領土，並向在該地巡邏的中國邊防部隊進行武裝挑釁，以優勢兵力分兩路包圍，逼近人數很少的中國邊防軍，並開槍射擊。中國邊防軍不得不進行還擊，在約兩小時的衝突中，雙方各有傷亡，7名印軍被中國巡邏隊俘獲。在這兩次衝突事件發生後，中印政府間展開外交交涉，於是有了外交"照會戰"。

又註：本文寫作時，除了上述註解中已提到的諸位先生提供的資料，非常可能或者說幾乎可以肯定還有參考了並受影響於其他學者、網友的相關著作、文章、觀點，由於時間長遠，更兼繁雜，無法清晰回憶以一一列明致以敬謝。對此，只能表達真誠的歉意並深刻反省自己一慣的懶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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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九-2：西姆拉條約原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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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十：中國地圖上中印邊界西段畫法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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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十一-1：清晰天然地理特徵下的中印西段邊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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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十一-3：清晰天然地理特徵下的中印（錫金段）—中不邊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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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十一-4：清晰天然地理特徵下的中印東段邊界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