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重新評毛是小平同志的深謀遠慮

這十二篇評論文章，早收入強劍衷先生所編的《歷史大趨勢》等書，流行於世，也先後收入我所編發的小冊子，在文友中傳閱。現在單獨印行，有點類似於把《馬可福音》從《聖經》中抽出來，以利布道了。
其實，列寧早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更不要說斯大林、毛澤東，說什麼“放之四海而皆準”，其實在自己家中也不准。這是專制主義的需要。馬恩早揚棄了早年的觀點，與時俱進了。聰明的革命家，發動群眾，需要進行蠱惑。陳涉、吳廣開農民起義之先河，在魚肚子裡放一個紙條，以證明稱王是“天意所歸”，很起作用。洪秀全搞拜上帝會，東王抓住這神權，裝神弄鬼，也很起作用。把一曲信天游，加上“他是人民大救星”，成為《東方紅》，也是這個作用。據說，“個人崇拜”和“邪教”是同義詞。確切地講，邪教具有造神、即把領袖神化和散布謬論這兩個特徵，這是不錯的。
在毛的時代，作者也是一個相信教條的、虔誠的“宗教徒”，而且是一個認真的“傳教士”。先辦了近30年的報紙，後在大學的課堂上宣講，年復一年。終於，一位大學生，我的學生，政治課課代表敏華，她課後還整理筆記，最後是整整齊齊一大本，拿給我看，多麼認真的學生啊。可是，五年畢業時，她說：“你們講的這些理論沒有用！”這是斷語！這是批評！事實證明，本本上確實是些脫離實際的教條，當時叫人感到悲哀。現在想想叫人高興，年輕人的思想沒有裹過腳，能據實講真話，說明國家是有希望的。
所以說這些，因為評毛不是針對個人，而是針對一種社會政治文化現象。否則，他離去已30多年，談他幹什麼？斯人已去，幽靈仍在，“寶像”高懸，屍骨仍厝於首都的中心。
看來，重新評毛，是一個漫長而艱巨的過程。這是因為外來的列寧主義和中國數千年專制主義的相結合，形成了中華大地板結的土壤。直到毛去世之後的第三個年頭，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終於否定了“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的指示，堅決執行；凡是毛主席的決策，始終不渝堅持。”這把毛澤東從神壇上請下來，拜倒在他腳下的中國人，得以恢復人的尊嚴，能夠思考：這個人怎麼說？
1983年的六中全會，制訂新的歷史《決議》，如何評價毛澤東是核心問題。當時，鄧堅持“功大於過”、“過是馬克思主義者犯的錯誤”、“宜粗不宜細”等。顯然和起草小組發生矛盾。五次召見，越說越氣，甚至說：“意見不統一，《決議》寧可不作！”（談話全文見當年《紅旗》雜誌）起草小組組長寫了一章，稱病而去，《決議》通過後，他寫下個人保留意見十六條，全面評毛。第一條即說毛澤東是一個民粹主義者，即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搞的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等等。
既然是歷史決議，對建國之後的歷次運動難免作出評說，指出“反右的擴大化，主觀主義的大躍進，不適當的反右傾，十年文革的動亂”。措詞儘量婉轉，仍然表達出了十分的遺憾。是越來越成問題的。
小平同志儘量維護着毛的形象，有史家稱這是為社會穩定而取的一種策略。當然也有這樣的評論，他要繼承個人說了算的衣缽，這讓歷史去作結論吧。
首先，小平同志以其實踐評毛，為社會的進步立下偉大的功勳，他是一個“說得少、做得多”的政治家（基辛格語），迅速否定了“人民公社”。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當年這是毛澤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作出的大貢獻，已是中國遼闊國土上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小平將其一風吹去；否定了“計劃經濟”，這是毛一邊倒，從蘇聯引進的僵化的經濟模式；否定了“階級鬥爭為綱”的治國方略；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這是毛自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
至此，毛澤東一生致力的偉大功業一一否定了，應了新加坡李光耀的話：毛是在玻璃板上作畫，一陣風雨就會沖光了，但中國仍在。
對小平同志之舉，喬石有一句精典的語言：“什麼是鄧小平思想？就是否定毛澤東錯誤思想的思想！”
當年，歷史《決議》起草小組，希望寫的東西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和小平同志的矛盾，是理論家一蹴而就和政治家策略性之間的矛盾。最後，《決議》總算是啟動了對毛的評說，這不過是開始。對此，小平同志也是心知肚明的。
顯然小平認為給毛澤東以科學的評價，是黨對人民義不容辭的責任。1991年夏，在北戴河一次會上，坦誠地說：“這樣評是違心、唯心，在這個問題上，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我們還不夠格！”真是語重心長！他說：“再過十年八年重新評價，時間不夠，再拖一點時間。”
兩年之後（1993年）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小平又談評毛問題，因為是極重要的叮囑，這兒多引幾句：
“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真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接受的。歷史是我們走過來的，不能顛倒，不能改變。我對彭（真）老、（譚）震林、（陸）定一說了，你們的意見是對的，但要放一放，到下一世紀初，讓下一代作出全面評價嘛！
“毛澤東的功過是擺着的，搬不掉、改不了的！
“有人擔心對毛澤東全面評價，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功績被否定，會損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我看，不必擔心。
“我建議，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代走後，作全面評說。到那時，政治環境會更有利，執著意見會少些。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對錯誤、過失和違心、不完整的決議作糾正，是共產黨自信、有力量的表現，要相信絕大多數黨員，相信人民會理解、會支持的。”
（引自1993.1.15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的《講話》）
由此可見，一、小平同志心系此事，深知是繞不過去的坎；二、他坦誠地講，現有評價是違心的，是一時不得已的；三、重新進行科學的、實事求是的評說,不會影響黨的領導，要相信群眾。
四年後，小平同志逝世。又四年，到了新世紀。江澤民召開會議，說趁一些老同志還在，討論一下小平同志交代的問題。一時兩種意見爭論激烈。有人說重新評毛，黨承受不了，於是還拖着。
經歷了改革開放30年，取得偉大成果。在意識形態上，毛是堅決反對市場經濟的，是堅決主張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是堅決捍衛文革的。再舉毛的旗子，改革開放就是“走資派還在走”，合乎邏輯的，這對反對者是授人以柄。所謂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打左燈，向右轉”不可能長久維持下去。
捍衛改革開放的成果，爭取到話語權，是當務之急！讓人民回頭看看那個時代政治上的左禍肆虐，經濟上的民不聊生和亙古未有的人間悲劇，批判那空想社會主義的反動性，理直氣壯地走改革開放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路。
小平同志生前一再講，若干年後，重新評毛，這是為社會發展掃清道路的深謀遠慮，這是理所當然的出路。
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只有通過進一步的改革來解決，就是啟動政治改革的步伐。有人留戀過去，要走回頭路，這樣中國要倒退多少年？
從組織的角度看，重新評毛，還在拖着，其實人民群眾，所謂“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對前朝當政者的評議，何曾一日稍懈！只是隨着時間的推移，知情更多了，有了世界的視角了。（見注）
寫的這十二篇評論文章，只不過是拋磚引玉。
【注】：近些年被歷史的煙塵所復蓋的事實，漸漸清晰起來。如林彪的事，高饒的事，毛和周的關係。如晚年從黨天下演變為家天下的步伐。如反右打出了多少右派，檔案解密,是55萬多人的6倍。如大躍進餓死多少人,總算有了各省情況統計的結論。見楊繼繩的《墓碑》一書。還有，在20世紀，全球人為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對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的所為，進行量化比較，居然是一個比一個嚴重。

小序：讓那“伐木者”醒來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迄至1976年毛澤東去世，歷時27年。這一時期，他領導着這一國家，享有絕對的權威。現在，他逝世已30多年，我們是否可以對毛澤東現象作一些反思呢？
這是我們民族無法迴避的問題，因為我們要走向現代化，需要卸下歷史的包袱，而這個包袱是這樣的沉重。毛澤東現象不僅是毛個人造成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演進中，領袖、黨和人民群眾的合力所形成的一種社會現象。
話題嚴肅，我們應該力求科學。在60年代中蘇兩黨的大論戰中，有過《九評》，那是批“三和一少”（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少作國際支援）。歷史作出這樣的結論：壓根兒批錯了。近年國外又有《九評》，從網上看到，那是反共之作。有理不在聲高，辱罵不是戰鬥，我們所不取。
民族的覺醒，需要啟蒙，陳獨秀在“五四”時提倡民主與科學，這個任務到新世紀到來之時還擺在我們面前。現在陳的雕像重又樹在北京街頭，中學教科書又全面肯定了他的歷史地位。這個長期被貶損的人，又向我們走來，這是可喜的消息。
智利詩人聶魯達，有長詩《讓伐木者醒來》。
中國的伐木者馬永順醒來了。
及至晚年，勞動模範馬永順，看到自己得到的獎章、獎狀等大量榮譽，其造成的後果是荒山禿嶺、水土流失、災害頻仍……他痛心疾首，下定決心重新種樹，希望可以將功補過，希望祖國大地可以重新披上綠裝，他的覺醒得到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獎勵，朱鎔基總理去看望了他。
他個人真的能夠將功補過嗎？遠遠不可能了。由於有領導的、大張旗鼓地砍伐，一位林業教授說：那個時代，大地林木的破壞超過歷代王朝的總和。馬永順走了。但是，他給我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以自己的行動在呼喚“伐木者醒來”。
各行各業的人們啊：在那毛澤東時代裡，我們不都是為建設祖國而辛勤勞動的“伐木者”嗎？
馬永順所遵循的最高指示是“以糧為綱”，於是毀林造田。現在接受教訓，改過來變成“退耕還林”了。當時還有“以鋼為綱”，大煉鋼鐵，忘了農、輕、重的應有順序，造成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人民的生計長期陷於匱乏之中。更有以“階級鬥爭為綱”，認為社會發展主要靠階級鬥爭，而不是發展社會生產力。這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理解，違背了唯物史觀。“與人鬥爭，其樂無窮”，國無寧日，又傷害了太多人。此所謂“三綱亂天下”。
筆桿子們手裡的筆,可不是馬永順手裡的電鋸，電鋸不褻瀆人格,不觸及靈魂。在階級鬥爭的烈火中，筆桿子除了互相攻伐之外，所砍所伐的是什麼？不是創造了輿論一律、百花凋殘；不是把彌天大謊,營造成社會輿論的主流,“說假話吃香，說真話遭殃”。以專政手段導致民族道德的式微。如此年復一年進行國民性的塑造,這使人格被扭曲。如可憐的曲嘯（牧馬人的原型）,最後只能說：“是媽媽打了兒子。”這就抹煞了是非曲直，道義不存。曹禺說：“我的教訓是太聽話了。”這是他臨終前發出的心聲,這是他的懺悔。革命者難道不更應像馬永順那樣進行一些反思和懺悔嗎？
我們知道，意識形態有相對的獨立性，列寧說得生動而形象：它不可能裝到棺材裡和屍體同時埋下去的。何況毛的屍體沒有埋下去，也沒有按他的意願火化，仍厝於天安門廣場。
反思毛澤東現象，體現民族的良知，也應體現黨性原則，不妨以馬克思主義為據，對這一現象作說明；也不妨以所謂“毛澤東思想”為據，對這一現象作說明。但“真理是時間的女兒”，歸根到底還是要看“實踐”的檢驗。要讀馬列的書，讀毛的雄文四卷，還有第五卷，那是更為坦然、直率的滿懷豪情之作。華國鋒匆匆做這件事，後曾通知收回，終於不了了之。我們也要看“正史”。雖然魯迅先生說：“正史塗抹太多。”看胡繩著、小平同志題簽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還有劉吉主編的上海版的同名著作。要看毛的傳記，最權威的當然是“中央文獻出版社”最近出的《毛澤東傳——1949～1967》，篇幅浩大，史料豐富，前所未有，正是我們要探討的這一時期的材料。
毛澤東現象，縱向看，上溯秦皇漢武；橫向看，旁及馬恩列斯。毛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是高屋建瓴的概括。嚴秀老（人民出版社原總編輯）補正說：“應該說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因為他和馬克思的關係是大可質疑的。
毛是浪漫主義的詩人，他政治上的烏托邦理想也是浪漫的。他離開延安之後，從未回去過。周恩來去過一趟，當眾哭了。說：“對不起鄉親們。”折騰30年，生產沒有恢復到1949年。毛的理想把農民推向絕境。多少幹部為民請命，申請一點分配權，均被打倒。公社社員勞動成果被侵吞平調的程度，超過建國前的封建剝削。小崗村十多戶農民寫血書申請的不過是“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是自己的。”長期喪失自我的農民，“自己”重新出現了，重新開始解放的過程。這時毛已去世多年了，但，相對獨立的意識形態仍保護着至高無上的君權，有一些農民仍說毛是“大救星”。
“自由”是民主革命的旗幟；“自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理想。馬克思所爭取建立的是“自由人的聯合體”。革命當然需要紀律，但革命的紀律是革命者自覺的選擇。革命時期過去，卻把“自由”作為社會的異物，在戰略上加以反對，從事“馴服工具”的培養，這是人格的否定和異化。進而強調“階級性”而否定“人性”。這就把問題搞得更複雜，使我們這個民族，既是“缺鈣”，又是少有自律和懺悔的精神。
陳涉說：“帝王將相寧有種乎?”也想當皇帝。“秦皇漢武略輸文采……”更具豪氣，捨我其誰，溢於言表。工作中的問題，全黨都看到了。毛當然看到，但為了個人權柄，要打倒假想的政敵，寧可把錯誤向前發展，使千萬人轉於溝壑。誰給他的這種權力呢？他自己嗎？否！黨早否定了“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而授於他最後的決定權。這樣個人凌駕於黨之上，“萬歲”之聲超過任何王朝。
中國的解放戰爭，是一次農民運動。馬克思對太平天國的評說，和毛截然相反。馬克思在《中國記事》一文中，對太平天國發了火，說它是“災星”“妖魔”。所以不便收入譯文集中了。事實上，農民運動即使成功，一定是產生一個新皇帝，一定是殺戮功臣，一定是回過頭去鎮壓群眾。這是社會發展階段，即社會生產力水平決定的社會現象。一點辦法也沒有，歷史上從來如此。毛的時代在怎樣程度上傳承了農民起義的遺傳基因？
毛的字典上，涉及“民主”甚多，但都是作風，而無一處涉及制度。相反怕談民主制度，最後認為選舉是“形式主義”，說：“我們生來是為人民服務的。”認為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很好運用了這個手段。奪權前，用以號召群眾和不民主的舊政權鬥爭。奪權後，反覆講民主作風，只要求“為民作主”。談不到“人民作主”。
是否可以用常人的倫理要求評說毛呢？一般認為不可。因為他是人君，且早已神化。這就不是他個人的事了。
毛的人生結局，典型地反映出他的政治品格，他所營造的至尊地位，他的道德修養，可以看到他和黨、和家人、和人民群眾的關係，發展到了什麼程度。
話題太多，不知從何談起。有同志指出，核心問題一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一是他的哲學思想。就試着先談談這兩個問題吧。
現實的問題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中國千年的封建文化傳統，流傳至今。如同一個家庭，說：“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而“面子是中國的綱領”（魯迅語）。鄧小平1991年說：“重新評價毛，現在只能唯心、違心，在這個問題上，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黨，我們還不夠格。十年後再說 ，時間不夠再拖點時間。”小平去世了，十年過去了。重議此事，谷牧同志說：“重新評價毛，黨承受不了。”這樣說是耐人尋味的。
問題在於：
一是官僚經濟階層，他們需要維護既得的經濟利益和傳統的政治理念和政治體制。這是毛傳承下來的，千百年傳承下來的寶貴的“政治財富”。
一是哀號無告，而又愚昧的弱勢群體，他們需要“神”的保佑，如同需要“清官”的為民作主。
在漫長時日裡，重新認識毛是一個十分痛苦的過程，因為幾十年間，他是自己最崇拜，最敬愛的人，曾因他而對生活充滿信心，無比自豪。但又怎能不像他說的那樣“實事求是”呢？何況“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還有一句老話：“知恥近乎勇”呀！
本文作者是中共黨員，已至耄耋之年，來日不多，實因有愛黨愛國之情，不得不留下自己的想法，以謝世人，僅供參考。
因是一個極嚴肅的話題，又是一個極大眾化的話題。有人建議文體可“散文化”、“隨筆化”，以求可讀性；而科學和翔實更是應追求的目標。不一定做得好，盡力而為。
留待後人評說吧。

一評：在哲學的迷霧中

一點辦法也沒有，揆諸歷史事實，只好用這個不恭的題目。當然也可換一個題目，如《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及其後果》，仍然是一個意思。
大 哲學家馮友蘭，在其最後一本書《中國現代哲學史》中說：“幾十年間，毛澤東一直居於君和師的地位。”作為“師”，他歡喜談哲學。在對“敵”鬥爭中，他侃侃 而談，旁徵博引。有的幹部如入五里霧中，當然也只有連聲“諾、諾”。發動群眾時，比喻生動，通俗易懂，喜笑之中，換了概念。群眾不得而知也。他日理萬機， 不忘涉足哲學界，獎掖年輕的後輩，時和大哲學家議談於廟堂之上……他不斷關注哲學界的新動向，引領着思想的潮流。
他的哲學思想，和“君權”相結合。以之為思想武器，所向披靡！他的哲學思想空前普及，被認為是絕對真理，滲入億萬人民的心靈。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在 毛澤東時代，毛當然是最偉大的哲學家，他的《實踐論》和《矛盾論》是精典中之精典。雖然其中不乏可商榷之處。但確實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原理，如在《實 踐論》中說：“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論……強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 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
這篇文章是1937年寫的。副題是“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
“真 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講得多麼好啊！這不是早講得清清楚楚了嗎？為什麼到40多年之後，胡福明等人寫那篇談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雖然還是講的這個 道理，大家卻感到非常新鮮。還認為膽好大呀！全黨為之震動。經胡耀邦同志審定時，加了“惟一”兩個字。“惟一”和毛澤東所說的“只能是”不是一個意思嗎？ 由於開展一次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被認為是“中華民族又一次思想解放”，是新時期到來的重要標誌。
這是怎麼回事？這是真理的回歸。即在建國後的日子裡，真理的標準不是“實踐”，而是“上諭”。由於哲學思想在實踐中進入了誤區，船在迷霧中航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使黨重又回到正確思想路線上來。
從哲學高度上看，這中間是什麼問題？我們不應該認真反思，汲取其中的教訓嗎？
“大海航行靠舵手”，不僅是林彪對領袖的頌詞，也是生活實情的寫照。舵手是用怎樣的哲學思想，駕馭着中國這一航船的呢？這是我們應該重點了解的。
這個問題，看似很大，其實並不複雜。剝離玄而又玄的概念遊戲，揭示哲學的實質，其實也很簡單。為了通俗說明問題，還是讓我們請當代中國的幾位主要哲人，出來講講這個問題吧。

關於“精神”和“物質”的關係

先 請李達。他是一大代表，黨的創始人之一，首屆黨中央宣傳部長（當時叫中央宣傳局主任），毛澤東早年說他是“理論界的魯迅”。楊獻珍說他是“中國哲學界的泰 山北斗”。幾十年，和毛共事，稱兄道弟；他作武漢大學校長時，曾有一句話：“我們在政治上要絕對服從毛主席，我們在學術上可以和他爭論。”李達天真了，超 前了，沒有想到毛已即“人君”之位。這釀成嚴重後果。何況他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一命題上，求見毛。居然當面爭論起來，毛認可這一提法，說是有 積極性。李達說：“人的能量是無限的嗎？人的主觀能動性是離不開條件的。”他又說：“現在不是膽子太小，而是太大，頭腦發燒了。主席頭腦發燒一點，這樣中 國就會遭難。”毛說：“你也有些發燒了。燒到華氏百把度了……”這就是唯物論和主觀唯心論的矛盾衝突。
同樣毛在批判馬寅初提倡計劃生育時，也是用 這個武器，他在《紅旗》創刊號上寫道“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以“人手”反對“人口”，強調“手”的勞動，忽視 “口”的消耗。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反對“計劃生育”，在全國掀起批判和鬥爭馬寅初的熱潮，把馬關押20年。
在大躍進啟動時，《人民日報》發表一 篇社論，主張既要鼓足幹勁，又要講究科學。事先審稿時，其他常委均已認可，最後主席不看了。刊出之後，主席批評鄧拓是“死人辦報”，顯然是社論不符合主席 主觀唯心論的觀點。“伴君如伴虎”。後鄧拓自殺身亡。陳雲、周恩來因對“大躍進”有所謂“右傾”思想，用現在的話說，有一些科學的發展觀吧，不得不在南寧 會議上作檢查。在毛澤東時代，他的哲學所依託的是權勢，所用的不是“批判的武器”而是“武器的批判”。
最可悲，哲學分歧導致李達的慘死。文革初，對他批判鬥爭，具體內容仍然是這些“反毛主席的罪行”。武漢報載：聲援批鬥李達的有2000多單位，達30萬人！最後送到醫院，不准家屬探視，斷醫停藥。去世之後，被化名“李三”火化。
對此哲學的論爭，歷史老人根據“實踐”的檢驗，最後是毛澤東勝利了呢，還是李達、鄧拓、馬寅初他們勝利了呢？
不論是誰勝利了，中國人民是遭了殃了。“大躍進”等運動的後果人所共知。在此不再贅述。
如 果認為林彪只會阿諛奉承，說什麼“四個偉大”、“頂峰”等而成為副統帥，那是不夠的。他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核心問題有最高、最精闢的概括。他說：“人的因 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四個第一”加起來，即在精神和物質的關繫上，說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質是第二性的。是“精神決定物 質”，不是“物質決定精神”。對此，毛澤東立即有“最高指示”說：“四個第一好，是一個創造！”。
林彪是非顛倒了，毛熱情讚揚。這是哲學的根本問題。

關於“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

讓 我們再請楊獻珍同志。他是中央黨校校長。他在辯證法的根本問題上，和毛澤東發生了激烈衝突。毛澤東強調，世間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認為“一分為 二”才有矛盾的普遍性，這是事物發展的原始動力。所以“一分為二”的觀點，是“階級鬥爭為綱”的哲學基礎。可以說是他政治理念的命根子。
“一分為二”，是辯證法“對立統一規律”完整、科學的表述嗎？不是。楊獻珍在中央黨校的課堂上補充說，古代還有“合二而一”的提法。有同志根據這一意見寫了文章。這一下捅了“馬蜂窩”了，進行追查，掀起了批判鬥爭楊獻珍的熱潮。演繹出楊獻珍有“十大罪狀”。
其實，“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並不是相互排斥的。“一分為二”是對事物的分析，“合二而一”是對事物的綜合，“一分為二”抓住了事物發展的根本，有“合二而一”才完整表述了對立統一規律的概念。
“一分為二”的“分”，是毛澤東鬥爭哲學的理論基礎。階級當然要劃分。思想也要分，他認為“百家爭鳴，說到底是兩家，不是姓資，就是姓無。”“兩類矛盾”也是“分”，不是人民內部矛盾，就是敵我矛盾。最後資產階級就在黨內，以至赫魯曉夫就睡在我們身邊。
“分”是“斗”的基礎，“斗”是“分”的延伸，毛澤東說“與人鬥爭，其樂無窮。”
“合二而一”的“合”，被認為是大逆不道。1964年2月，毛澤東批評中聯部有人主張“三和一少”；批評統戰部不抓階級鬥爭；批評中央農村工作部搞“三自一包”。他說：“‘三和一少’是他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他們的國內綱領，都是要搞垮社會主義制度的。”
當時一般認為，楊獻珍並沒有反對毛澤東的觀點，不過是作了補充，使之更加完整。沒有想到居於“人君”之位的毛，絕對不能容忍。立即形成全國揭批楊獻珍的風暴。僅中央黨校即形成1000萬字的揭批材料，勢如排山倒海。許多人受到組織處理，有的人被迫害致死。
總之，在那個時代只准談“一分為二”，不准講“合二而一”，即不准全面講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即只能搞“片面性”，即形而上學，以支持現實生活中政治鬥爭的需要，不斷地“分”下去。說“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搞一次，一直斗到共產主義”。
毛澤東常批評說：“形而上學最省力。”實際是“形而上學真可怕！”這種片面性使國無寧日。

關於“階級性”和“人性”

人 的哲學思考，有三部曲。先觀察客觀世界。問世界是什麼？物質是第一性的，還是精神是第一性的，等等。然後思考人和客觀世界的關係。如世界是可知的，還是不 可知的？如何認識客觀世界？等等。然後，回過頭來思考自己，即所謂“人生哲學”，人從何而來，人是什麼，以至如何做人？等等。
在毛澤東時代，認為 人只具有“階級性”，不斷批判“人性論”。這是一個重頭戲！那是理直氣壯、振振有詞的。毛澤東反覆說，人是劃分為階級的，任何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 生活。只有具體的人，沒有抽象的人。這樣，人“只有”階級性，沒有什麼共同的“人性”，據此，批判“人性論”。說“人性論”是徹頭徹尾抹煞階級觀念，否定 階級分析的方法，抵制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反動思想。
於是，批“人性論”，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在學術研究中，在文學藝術創作的實踐中，持續不斷地進行，成為把無產階級專政落到實處的重要內容和戰鬥任務。
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說：“在階級社會中，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其中，“各種”再加“無不”這在邏輯上稱之為“全稱概念”。如此絕對化，把人世間的各種思想都貼上階級的標籤了。
馬 克思說：“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這是人和其他動物的主要區別。別的動物沒有社會關係。既然是“總和”，即有許多社會關係，“階級關係”不過是其中之一。 親屬關係，和以職業分工形成的許多社會關係，如買賣關係、師生關係、醫患關係……都不是階級關係。在這中間一定要分出個階級關係來嗎？報紙報道一個製鞋廠 發動職工討論一個問題“假如我是一個買鞋人？”，以進行職業道德教育。批判時說這一報道是大毒草，抹煞了階級觀點。“買鞋人是劃分為階級的呀！”消費者都 有價廉物美的要求，這是共性。否定人的共性，生產者如何按不同的階級性提供服務？
只強調人的階級性，而否定人性（人的共性），不僅在理論上是錯的，而在實踐中更為有害。它導致忽視人權，抹煞人格，不講人道，均視為理所當然。人民內部的人，有馴服工具的要求，敵我矛盾的人，更少有人格的概念。甚至可以發展成為不講人性發獸性的法西斯主義盛行的局面。
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從本質上講，就是這一理論的實踐。

關於哲學和政治的關係

“政 治”本來應該是向“哲學”請教的，因為哲學探討人類社會和客觀世界的根本規律。可是在毛澤東時代，“哲學”成為“政治”的奴僕，成為政治家手裡束縛群眾、 奴役群眾、誤導群眾的工具。而哲學本身的政治化，斷送了哲學的生機。大哲學家，被譽為“中國邏輯學之父”的金岳霖，解放前曾為中國哲學研究開闢了新的天 地。在毛澤東時代，他的體會是“用學術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既損害了學術，也無益於政治。使學術陷入了政治的泥潭。”解放前，他的哲學研究居於國際哲學界 的前列。解放後，研究中斷。晚年，他在回憶錄中，書寫了‘老大徒悲傷’的心情，和大戲劇家曹禺臨終前說一生的教訓是‘太聽話了’一樣的心情，金岳霖，懺悔 解放後喪失了自知之明。

毛澤東在哲學上是一個唯物主義者，還是唯心主義者？他的思想方法，是完整的辯證法，還是片面性的形而上學？他以自 己的實踐作出了回答。而當代中國一個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不幸遭遇，也作出了回答。夏征農編的《辭海》，十年修訂一次。1999年版，在《毛澤東》這一條 目中，不恭地刪去“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一詞。把毛澤東和馬克思分開，顯然這是為了維護馬克思主義。有人不解，提出異議。夏撰文解釋說：“辭書應保持科學 性和穩定性。對這個原則，我們是請示了中央的。”
在毛澤東的時代，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和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觀點發生了碰撞，他教育國人做 “徹底的唯物主義者”，而他自己做的卻相反。他反覆強調要辯證地看問題，反對形而上學，他自己在行動上體現出來的卻是徹底的形而上學。“毛澤東思想”，核 心歸結為“實事求是”。而實際情況呢？人類歷史上罕有這樣的情況：全國傳媒齊動員，宣傳畝產許多萬斤、幾十萬斤。毛澤東發愁了“糧食多了怎麼辦呢？”為此 發出“最高指示”，是三點意見：一，放開肚皮吃飯；二，加快倉儲建設；三，糧食進行深度加工。旋即大量人口餓死，其數以千萬計。構成20世紀人類社會的最 大悲劇之一。
“偉大領袖毛主席明察秋毫”，這是怎麼回事呢？
他幾十年間慘澹經營的人民公社、大躍進、計劃經濟體制、階級鬥爭為綱、文化大 革命，新時期到來，全部一風吹了。從總體上看，這都和他沒有“實事求是”的哲學思想有關。正如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所預言的，“毛澤東是在玻璃板上作畫，一陣 風雨就會沖光了……當然中國還會存在。”旁觀者清，這是對毛澤東主觀唯心主義最生動、深刻的批評。毛澤東自己陷入哲學的迷霧之中，他卻駕馭着中國這一巨 輪。正像黨的創始人之一，偉大的哲學家李達事先預告的：你這樣，“中國要遭難了”。
當年，居於“君”位的毛，需要“神權”，所謂“句句是真理”。他需要的是愚昧和奴隸主義。現在我們要重新認識什麼是毛的哲學思想，真正從神權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二評：知識分子的一曲悲歌

翻 開《毛選》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第一句話他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說在這個問題 上，“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開宗明義，綱舉目張。可以說毛的許多著作和一生實踐多和這個首要問題有關。

毛和馬恩的觀點相反

建 國後不久，1956年，敲鑼打鼓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民族資產階級消滅了。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宣布中國進入社會主義！至此我國社會剩下來的是工人、農民和知識 分子。對知識分子早有成見的毛澤東，這時認為知識分子“姓資”，認為他們是附在資產階級身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故也要改造之。要接受勞動人民 的再教育。認為他們現在是惟一要和社會主義較量的力量。
這樣，知識分子不僅是落後的階層，而且先天就是和社會主義相對立的反動的階層。這樣，毛澤東在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上，領錯了路。直到他的終年。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苦難歲月。
知 識分子“姓資”嗎？馬克思對知識分子的地位和性質有明確的闡述，他說：“無產階級由腦力無產階級和體力無產階級兩部分所組成。”他認為不擁有生產資料剝削 別人的腦力勞動者是無產階級。馬克思那時很少用“知識分子”這個詞，而是羅列知識分子的職業。他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
“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靈光。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僱傭勞動者’”。“僱傭勞動者”即“僱工”，即沒有生產資料，靠出賣腦力勞動，換取工資的勞動者。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種種知識分子進行了分析。總之，他指出：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恰恰在於它把種種不同的勞動，因而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分離開來，這一分離絲毫不妨礙，這些人中的每一個人對資本的關係，是僱傭勞動者的關係。”
馬克思反覆說明“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一樣是僱傭地位，都為資本家創造剩餘價值，因而在階級性上和工人沒有什麼不同。
毛澤東起碼應看過《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吧。他說：“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可是，他在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上，觀點和馬克思完全相反。
毛澤東去世之後，一位革命領導同志在聽到馬克思的說法時，還頗為驚訝，說：“馬克思這樣講嗎？毛主席不是這樣說的呀?”
一 個看來奇怪的現象是：毛本人是知識分子，他卻壓根兒不承認腦力勞動是勞動。他把體力勞動作為改造知識分子的手段。他在感情上厭惡、鄙視、仇視知識分子。 說：“知識分子最沒有知識”，“三天不打屁股就要翹尾巴”等等。怎麼會是這樣呢？“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當一個革命者，轉化為專制主義者之後，這是必 然的現象，即魯迅先生所說：“人一闊，臉就變。”知識分子可厭，就因為他們有知識；知識分子可恨，就在於頭腦長在自己的脖子上，講什麼“自由的思想，獨立 的人格”。任何專制者需要的是馴服，天天致力於塑造奴性。所以，在毛澤東時代，王洪文沒有多少文化，理由是當過兵、種過田、做過工人即為理想的接班人，即 成為副主席。不識字的文盲陳永貴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而學富五車的知識精英，命運多是不幸的。

中國知識精英的命運

建國後，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抓得很緊，他視之為和資產階級的鬥爭，即“興無滅資”。
建國之初，撰文發動批《武訓傳》，對認可《武訓傳》的一一點名，電影界受到打擊，被譽為十大表演藝術家之首的趙丹是《武訓傳》的主要演員，更為其後來長期坐牢作了鋪墊。這一批判殃及教育家陶行知。江青出馬進行所謂“社會調查”，武訓被定為地主階級。
毛澤東說：《紅樓夢》的第四回是綱。書是寫階級鬥爭的。俞平伯以考據的方法研究《紅樓夢》，受到批判。這位大紅學家，雖年事已高，亦被下放農村勞動改造。
最早覺悟到市場經濟的孫冶方，還有顧准不斷受到批判鬥爭，家破人亡。
馬寅初發表《新人口論》，主張計劃生育。毛澤東發表《介紹一個合作社》，不足千字的文章，三次強調“人多是好事”。全國掀起批判馬寅初的熱潮，定性其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罷官去職，銷聲匿跡，在北京的胡同里被軟禁20年。
毛澤東批發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周恩來吃了一驚，他剛對文藝界一些負責人說和胡風之間是文藝理論問題的探討。胡風冤獄20年，出來時人已木呆。一批才華橫溢、嶄露頭角的作家被摧殘了，連一個曾給胡風寫過一封信的中學生也沒放過。
更不要說對胡適曠日持久的批判，毛把離開大陸的胡適進行缺席批判。根子在胡適所提倡的獨立思考、獨立判斷、重實證等觀點，與毛的愚民政策有不可調和的矛盾。而毛是要進行思想灌輸，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而胡的影響是可怕的威脅。故稱他和蔣介石是“一文一武，難兄難弟”。
年復一年，這些事情發生在建國後，四大運動（反右的擴大化、主觀主義的大躍進、不適當的反右傾、十年文革的動亂——中共中央歷史決議語）接踵而至。
其特點是：一、持續不斷打擊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二、毛澤東親自發動，親自操作；三、不由分說，說你錯，你就錯，不錯也錯，沒有申辯的餘地；四、不僅用批判的武器，而且施以專政的鐵拳。

迫害知識分子的策略

毛澤東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從“反右”到“文革”，均和知識分子作鬥爭，形成一些前所未有的政策和策略。使中國知識分子陷於空前黑暗的歷史時期。
其 一是把“意識形態”作為劃分階級的標準，這是一個創造。當然這就有了更大的隨意性。過去“階級”從來是按經濟地位劃分的。對私改造之後，生產資料公有了。 又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即形成這個“潛規則”。“反右”時定了六條標準，彈性太大，可隨意解釋，善意的批評，可說成惡意的反黨。
其二，如此大批製造 出冤案來，前所未有。在此之前，包括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一般是“個案”，或加上株連者，還沒有如“反右”有領導地製造55萬蒙冤者（有的省說，我們一省也 不止此數）（後有解密材料說，實是300多萬）。現在只承認“反右”的錯誤在於“擴大化”了。這是毛澤東時代留下來的話題，因為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已平反， 承認是錯劃，這很難說“反右”前提是正確的了。
其三，“引蛇出洞”的策略前所未有。這件事做得很認真。毛澤東在報告中，強調：“急風暴雨式的階級 鬥爭已經過去。”又親自出巡，動員鳴放。報刊也忽然寬鬆了起來，政治氣氛似真的到了春天。如溫文爾雅的翻譯家傅雷說：“毛主席的馬克思主義真是到了化境， 他這樣講，再不提意見幫助黨整風不像話了。”不料未滿一個月，風雲突變，他無以承受，後來夫妻雙雙自殺。一般知識分子，相信一個“理”，而不理解權術，毛 澤東後來把“引蛇出洞”自稱“陽謀”。這也是前所未有的政治詞彙。對此，史家認為是“預謀”，因為對知識分子早已定性，早已視為較量的力量，而當時又出現 “波匈事件”。需要對有些自由思想、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劃為“右派”，聚而殲之。
這兒一個事例最能說明問題，魯迅先生最是毛澤東推崇的文化巨人， 一再說和他是心靈相通的。魯迅去世20年後，到了“反右”之時，羅稷南先生問毛：“假如魯迅活着會怎樣？”毛答：“以我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 寫；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毛澤東深知魯迅的思想和品格。掌權之前，高度讚揚，掌權之後，不能見容。這中間沒有規律性嗎，是因為魯迅先生又提出了什麼新的 過分意見嗎？他早已故去。
毛的這話分量太重，太放縱恣肆。其實，這合乎他自詡的“虎性”，他的這種無拘無束的聖主之風，隨時會表露出來。例如給尼 克松說，自己歡喜右派；給日本首相田中說，要感謝日本帝國主義，他們這個侵略，對我們很有好處。（《毛選》五卷492頁）這都叫對方一愣。魯迅活着會怎 樣，胡適、喬冠華、胡喬木、李慎之分別作出的答案是：被砍頭、當右派，下場比高爾基慘。一向接近魯迅的胡風、馮雪峰、丁玲、蕭軍……這些知識分子一個個都 難逃惡運，還不能說明問題嗎？

文字獄的新發展

古 代文字獄也曾有過群臣奉旨批鬥一個蒙冤者的事情，那還是個別的。至毛澤東時代，發動群眾，顛倒是非助紂為虐，已是常見之事，規模大，時間久，前所未有。如 楊獻珍在課堂上說：“古代還有‘合二而一’的說法。”客觀上這是對毛澤東‘一分為二’的提法的補充，被視為反對毛主席。於是中央黨校近二千學員，寫了二千 篇文章，對校長群起而攻之。這些學員都是中高級幹部。果真都認為自己的校長錯了嗎？奉命攻擊，傷害他人，尤其是對自己的老師。這是人格的扭曲，靈魂的摧 殘。批判者、被批判者同時受到傷害。
同樣，批判馬寅初主張計劃生育的《新人口論》，全國傳媒齊動員，雷霆萬鈞，勢如狂潮。毛去世之後，計劃生育不 得不成了基本國策。而周恩來當時給馬老說：“你長我十多歲，我一直視你為兄長，這次一定要聽我一句話，你還是檢討一下吧。”馬寅初說：“應檢討的不是 我。”馬遂慘遭迫害，保全了人格。敬愛的周總理：你果真認為馬老的觀點是錯的嗎？你為什麼不能像魏徵對唐太宗那樣，向主席進諫呢？如果馬老按照你的意見， 真的作了檢討，中華民族就少了一個光照史冊的“馬寅初”了。
在名為無產階級專政，實是被神化了的皇權的專政之下，中國知識分子的處境悲苦，許多人 為安全和生計，成為“馴服工具”，用自己的筆桿子進行“瞞和騙”，進行阿諛和逢迎，相互攻擊，自我醜化。電影上說，大學教授經不起考試的，只會講“馬尾巴 的功能”，真正會看病的是“赤腳醫生”，因為它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產物。每一運動，相互的揭發、批鬥、誣陷、醜化、落井下石，弄得七零八落，靈魂的博斗慘 不忍睹。另有高潔之士，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走了屈原的路，人數之眾，史冊上所罕見。北京的中華世紀壇，每一台階記錄一年中的大事。1968年只有一句 話：“人民藝術家老舍逝世”。他繼屈原投入汨羅江之後，投入了太平湖。這作為迫害知識分子的典型事件，鐫刻在神聖的“世紀壇”上，昭示後人，永誌不忘。
毛澤東時代，對知識分子地位的界定有一些不同的提法。
一是“馴服工具”。黨這樣要求，知識分子的確也以“工具”自律，轉化為“宗教徒”。認為做到這一點是覺悟提高了的表現。這體現了那個時代的需要，有的知識分子是自覺的，有的是不得不然，又漸成習慣。
二是“文革”中稱知識分子為“老九”，即居於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後，列於另冊的末流。毛澤東說“老九不能走”，他看到知識分子的用處，沒有知識分子哪來原子彈和高科技？但又肯定知識分子“老九”的地位。
這是那個時代，封建氛圍重演的社會風光。

一些老革命的反思

司 馬遷的《史記》中有《酈生陸賈列傳》，其中記有：劉邦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得事《詩》《書》？”陸賈回答：“天下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 薄一波想到這件事，在他的書《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發出這樣的感慨：“回想起來，對知識分子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們是認識不足的，見事遲了。”他 回憶，1957年5月25日，毛澤東給伏羅希洛夫的談話就說：“現在資本主義臭了，資本家臭了，但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有影響。”“後來，他不僅把從舊社 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看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連新中國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也說成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總是不放心，甚至認為書讀的越多越愚蠢，知識分子最 無知識，到文革，知識分子被斥之為‘臭老九’。知識的貶值，知識分子地位的低下，可謂到了極點。”他進而說，在“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 之外，應該加上“無士不興”啊！
胡耀邦同志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時，阻力很大，主要是毛澤東左的思想沒有消除。胡耀邦指出：“現在有人說，老九上了 天，老大靠了邊，這樣把工人和知識分子區別為‘老大’和‘老九’是不對的。”他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時的一個講話中說：“長期以來，我們對知識分子的 看法不對頭。看錯了，歪曲了他們的形象，說是臭老九，使腦力勞動者蒙受了冤屈。”“而其根源，則在於被一些背離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觀念糾纏了很多年。”他說 “一定要確立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正確觀念”。
時過境遷後，許多領導同志都說了類似的意見，但在毛的時代為什麼不能說？周恩來和陳毅曾要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結果自己身受其害，為什麼真理和正義不能伸張呢？

鄧的撥亂反正和毛的陰影

早在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還沒有恢復工作的時候，他就指出：“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反對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不論腦力勞動、體力勞動，都是勞動。從事腦力勞動的人也是勞動者。”
這些話是對毛澤東錯誤思想的糾正。毛不承認腦力勞動是勞動，不承認腦力勞動者是勞動者，認為他們是工農所養活着的寄生者。
這使我們想到喬石同志的一句話：“什麼是鄧小平思想？就是糾正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的思想。”
至 此，我們看到馬克思認為知識分子“姓無”，毛澤東認為知識分子“姓資”，鄧小平又認為知識分子“姓無”。馬克思從知識分子的經濟關係中這樣評說當然是正確 的。但是，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又不僅如此。我們應該看到，他們是率先擁有文化和科技知識的先進階層。在生產鬥爭中，他們是先進生產 力的代表。在社會發展中，他們是啟蒙者，進步運動的組織者，是人類不斷進步的帶頭人。
小平同志一言既出，說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烏啦！這樣，知識分子地位發生根本變化，冬去春來，令人鼓舞。
但 是在這中間，我們也可看到毛澤東的陰影。政治體制依舊，知識分子姓什麼？他們的地位和待遇如何？決定於當權的政策即首長的意志和認知。這樣的時代何時可以 過去？中國的知識分子什麼時候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如同古代民歌中所反映出來的先民的理想：“日出而作，日沒而息，帝力(皇權的力量)，與我何有 哉?”這形象地描繪了馬克思所追求的理想：“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到那時，知識分子無需談什么姓無姓資了吧?雖再無姓氏之說，但是知識分子的先進性依 然存在。
整個毛澤東時代，毛澤東一直沒有改變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在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上，他領錯了路。

附：重要補正

這組文章，先印了幾份，呈領導和專家審閱指點。各地立即有殷切的關懷。重要的補正有兩點，不及修改，摘錄於此，以饗讀者：
一、文化界一位長者指出：“建國後，在實踐中，重視抓上層建築，不斷批‘唯生產力論’；熱心生產關係的改造，而忽視生產力水平的現狀。總體上是“左”了。從哲學上看，不是把“唯物史觀”顛倒了嗎？這是應補充說明的。
二、 幾十年間，一位抓意識形態的老領導指出：“《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篇文章，是解放後，對1925年12月發表在《革命》半月刊的原文，大加刪改之後， 再發表的。原文把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當作‘極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看待的。當時，毛的身份是汪精衛推薦的國民黨宣傳部代部長，此文發表，並 出單行本，影響極大。部分北伐軍提出‘打倒知識’的口號。因此，反思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問題，應從這一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