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訊】 　　許多蘇聯史學者有一個印象，即蘇聯領導幹部的腐化行為主要是在蘇聯鞏固強大以後，在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時期發生的。列寧在世的蘇維埃政權早期，由於 階級鬥爭形勢嚴峻和國家經濟困難，領導幹部比較自律，基本保持着革命的本色。由於蘇聯歷史檔案解密，近期有機會發現一些新的歷史文獻，這些資料展現了令人 驚異的情況。

　　腐化：並不僅僅伴隨着繁榮和富庶而產生

　　1920年蘇聯國內戰爭基本結束，由於戰爭的破壞，蘇維埃國家經濟瀕於崩潰，同革命前的1913年比，穀物產量下降55%，工業生產下降了近86%， 國民收入下降了75%。由於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排斥個人的生產和經營積極性，在農村普遍發生了農民自發的騷動，1921年在喀琅施塔得要塞發生水兵叛亂，蘇 維埃政權面臨着政治危機。為了遏止政治危機和迅速恢復經濟，列寧毅然轉向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有：以糧食稅取代餘糧徵集制——農民完稅以後的 糧食可以到市場上自由貿易，允許國內私人資本租賃企業和向國外資本租讓企業；將已經國有化的小企業歸還業主以及重建國家銀行等。

　　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是利用商品貨幣關係，允許資本主義有一定程度的發展，通過國家資本主義，迂迴向社會主義過渡。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後，經濟管理體制亦 發生改變，主要是由高度集中改為強調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大規模地推行工業托拉斯化，使托拉斯代替總管理局成為工業管理的基本環節和基本核算單位；托拉斯 有權獨立組織企業的生產，通過市場實行供銷活動。新經濟政策時期，為了充分調動各種所有製成分的經營積極性，生產、供銷和消費合作社也獲得很大的發展。根 據解密檔案的披露，正是在蘇維埃政權轉入新經濟政策以後，在一些經濟管理幹部中出現了腐化現象。

　　一、浪費公款和賭博

　　首先是“交通開支巨大”。根據俄羅斯聯邦國家政治社會史檔案館解密檔案的記載：1923年11月5日，中央監察委員會與工農檢察院主席B.B.古比雪夫在《致蘇維埃與經濟機關領導人》的文件中指出：

　　“儘管國家經濟形勢嚴峻，每一個共產黨人應該嚴肅周密地考慮每一筆開支，從而使每一筆開支用得最經濟，但是我們的某些蘇維埃經濟機關和企業家卻不經意地對待一些開支，使開支的數額巨大。特別表現在交通的開支上。幾乎每個托拉斯和每個機關的第一件事就是置辦汽車……”

　　浪費公款還發生在吃、住、玩等諸方面。 1923年10月，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發給州委會和省委會《關於同浪費做鬥爭》的通告信，列舉了“個別負責人的”浪費行為，包括“帶賽馬私人出行，玩賽 馬”、“負責人住的住宅裝修得過於奢華”、“去餐館花費了過大的開支”、“玩賭博(賽馬賭、羅托賭、紙牌賭，等等)”。

　　此外，公款浪費還發生在醫療中，當時“在官員中特別普遍地是去國外治病，去德國治病，甚至派自己的親戚陪同”。有些領導幹部的家屬超期住在療養院裡，浪費國家開支。

　　二、貪污受賄權錢交易

　　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後，俄國恢復了市場交易，托拉斯的物資供應和銷售都通過市場，常常通過私商進行。私商為了得到業務，經常採取賄賂的方式。

　　1923 年，B.B.古比雪夫在《關於重新考察托拉斯管理者個人成分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中提到，根據國家政治保安總局提供的情報，紡織工業托拉斯主席勃拉戈夫不斷 地收受錢和物的賄賂，包括幾串鑽石項鍊、金表、金煙盒、帶海狸鼠領的貂皮大衣。……還有資料說明，勃拉戈夫是托拉斯負責人中受賄的組織者。

　　有的經濟領導人舞弊是為自己謀利益。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後的1924年2月，在俄共政治局中央委員會登記分配部的報告中談到，有些經濟領導人之間拿本部門生產的產品進行“相互服務的交易”。

　　也有的利用職權“曲線謀私”，在為家人牟利的基礎上滿足一己私利。1924年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工農檢察院主席古比雪 夫列舉了一系列舞弊的行為。其中之一是“工業銀行事件”。即銀行的首腦克拉斯諾謝科夫用國家的資金創造條件，讓自己的兄弟發財，而自己過着放蕩的生活。

　　三、貪污與盜用公款

　　貪污是經濟管理者中最普遍的職務舞弊行為之一，幾乎在各種機關都有發生。關於貪污和盜用公款的情況可以從法庭卷宗中反映出來。在1925年3—9月期 間，在莫斯科省法廳接受了786個關於盜用公款的案件，其中發生在合作社的占28.7%，經濟機關23.9%，民警機關17.3%，村蘇維埃14.2%， 蘇維埃執委會4.1%，工會3.8%。 1925年7月1日，在俄羅斯聯邦48個省和州主持了對20773件職務犯罪的司法案件的審判，其中6698件(30%) 涉及盜用公款。

　　合作社是盜用公款最嚴重的地方。 1925年11月30日舉行了關於這個問題的專門會議，披露了下述數字：在農業合作社基層網中，管理委員會成員的47.8%～71.2%參與竊取公款或盜 用公款。該會議還披露，根據法律人民委員會擁有的數字(42個省和自治州)，在法庭審理中涉及各種形式合作社的案件共10387件，其中基層網工作者 8833件，省和州機關767件，在涉案者中，有1708個人是俄共(布)黨員，291人是俄羅斯共產主義青年團成員。

　　重拳出擊無處不在的腐化

　　1920年代初經濟管理者中出現的腐化現象，嚴重危及着蘇維埃政權的生存。1921年10月列寧在《新經濟政策與政治教育委員會的任務》一文中稱：“貪污受賄”是共產黨員“面前的三大敵人”之一。為了遏止貪污受賄等舞弊現象的蔓延，俄共採取了嚴厲的打擊措施。

　　一、從中央到地方成立與貪污受賄鬥爭的機關

　　俄共黨的最高監察機關—— “中央監察委員會”和蘇維埃的國家監察機關——“工農檢察院”成為進行鬥爭的領導機關。1921年3月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決定成立中央監察委員會，規定中 央監察委員會的任務之一，是“同侵入黨內的官僚主義和升官發財思想，同黨員濫用自己在黨內和蘇維埃中的職權的行為……作鬥爭”。

　　與此同時，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同舞弊行為鬥爭的專門委員會：1922年在中央成立了附屬於勞動與國防委員會(CTO)的與舞弊行為鬥爭的中央委員會，在國家建立了附屬於人民委員部的部門委員會，在省里成立地方的——省的委員會。

　　二、黨內懲治

　　俄共首先採取了黨內懲治的形式，遏止舞弊行為的蔓延。例如，1923年11月5日，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工農檢察院主席古比雪夫在《致蘇維埃與經濟機關領 導人》的信中，針對超額交通開支的問題，提出了下述措施：立即削減利用汽車出行；禁止利用汽車辦理私事；對沒有採取措施最大限度地削減汽車的所有黨員、機 關和企業領導人追究黨紀的責任。

　　向新經濟政策過渡時期的1921年8月15日～1922年3月，俄共對黨內的非共產主義分子進行了消除，共計消除159355人，其中近17000個因有受賄、勒索或其他舞弊行為被清除，占全部被除名黨員的近11%。

　　三、法律制裁

　　對觸犯法律的腐化分子，俄共(布)採取了法律的制裁。

　　由於貪污是管理者最普遍的職務舞弊行為之一，1918年5月8日人民委員會通過了關於懲治受賄和行賄者的法令，規定對受賄和行賄者在不少於5年期間剝奪其自由並進行強制勞動。

　　同時，蘇維埃國家對觸犯法律的舞弊者及時進行了審判和法律制裁。在1925年3～9月期間，在莫斯科省法廳接受了786個關於盜用公款的案件。 1925年7 月1日，在俄羅斯聯邦48個省和州主持了對20773件職務犯罪的司法案件的審判。1925年11月，在42個省和自治州，涉及合作社管理者貪污的案件共 10387件在法庭審理過程中。

　　關於獨立監督制度的設想

　　讀罷這些紙頁泛黃、字跡模糊的解密檔案，掩卷而思，感到80多年以前發生的事情那麼遙遠，卻又如此熟悉：購買公車私用、花費大額公款吃喝、賭博、以錢 謀私、以工程謀私……，凡此種種，不也是今天腐敗分子們的所作所為嗎！為什麼在蘇維埃政權的早期，在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和政治形勢極端嚴峻的時期，一 些經濟管理幹部竟敢肆無忌憚地濫用權力，甚至不比後來的腐敗者遜色？

　　對於怎樣遏止革命政權內濫用職權行為的發展，當時列寧主要提出了兩方面的對策：第一，掃除文盲，進行政治教育，提高俄國文化水平和共產黨員的政治素質；第二，建立獨立的監察制度，列寧設想的獨立監察制度包括幾個方面的內容：

　　中央監察委員會在地位上與中央委員會平行；自下而上產生監察委員會。1921年3月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決定成立“中央監察委員會”，同時規定，中央、區域和省的監察委員會分別由代表大會、區域代表會議和省代表會議選舉產生；

　　規定監察委員會委員不得兼任黨委會委員，也不得兼任負責的行政職務；

　　監察委員會與黨委會平行地行使職權，並向本級代表會議和代表大會報告工作；
　　對於監察委員會的決議，本級的委員會必須執行，而不得加以撤銷；

　　有不同意見可以提交聯席會議解決，解決不了的，可以提交代表大會或本級代表會議解決。 (光明書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