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戴上人道主義的手銬

那麼，國民黨為什麼要援助解放區呢？難道不知道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嗎？故事的起因，首先得從聯合國說起。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深重災難，許多大中城市化為廢墟，交通和農田水利設施破壞慘重，3000萬難民流離失所，數以百萬計的難民饑寒交迫，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在望之時，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聯總）決定對中國提供5億美元的緊急救濟和善後修復。所謂救濟，為急賑性質，占總額的三分之一，着重於糧食、衣服、藥品、住所及難民還鄉；所謂善後，為建設性質，將工礦、水利、交通、電訊、醫院、學校等公共事業恢復到戰前水平，這方面的物資有火車、汽車、船舶、鐵軌、建材、木料、燃油以及各種工具和器材，份額約占總數的三分之二，國民政府因而於1945年1月1日相應地成立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行總），負責進行接受和分配救濟款和救濟物資。

延安方面及時成立了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簡稱解總），當仁不讓地提出解放區人民同樣付出巨大犧牲，所以也應該同樣公平地獲得物資救濟的要求，並作出承諾:“聯總、行總說明，救濟物資以人民為對象，不發給軍隊及政府機關，此為我軍隊政府向來一貫救濟人民之精神，自能一致。遵照延安救濟總會意旨，我各級救濟機關本身之費用，由政府協助或另行籌募，不支用救濟物資分文。”

對於中共的要求，美國佬是支持的，國民黨也沒有一口回絕，雙方針鋒相對的主要焦點始終是“多與少”、而不是“有和無”的問題。正如行總自詡的那樣:“根據聯總決議，救濟對象，無種族宗教及政治信仰之別，凡遭受戰禍之地方及人民，均一視同仁。勝利之初，政協開幕，國共糾紛，正在協謀解決，舉國翹望復興有期，故內順輿情，外全國家信譽，對共區救濟，自應一秉大公，兼籌並顧；況共區人民，於抗戰期間，同被戰禍，期待救之情，正與其他區域相同，亦應在救濟之列。”

中華民國不僅參與創建了聯合國，而且還躋身於聯總的決策行列，成為聯總中央委員會的四國代表之一，併兼任聯總遠東區域委員會常任主席，在國際舞台上莊重地簽署過一系列憲章和協定，包括決不歧視任何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聯總決議，有了這份約束，那就應該自覺地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和義務。正是基於這種立場，1945年12月間，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署長蔣廷黼與周思來經多次磋商，達成六項諒解，即:

“救濟以確受戰事損失之地方與人民為對象；救濟不以種族宗教及政治信仰不同而有歧視；救濟物資之發放不經軍政機關而由人民團體協助辦理；如行總人員及運載物資車船於進入共區被扣留時，則行總人員即自該區撤退；行總人員不得過問共區地方行政；中共可派代表在共區協助行總人員辦理救濟工作。”

4個月以後，紅旗飄飄的煙臺港便迎來第一批登陸艇，大批物資隨之紛至沓來，或就地移交，或繼續轉運到其他解放區。

即使是在雙方開打以後，屢戰屢敗的國民黨儘管心裡百般不願意，依然不顧自己的遍體鱗傷，勒緊褲袋，向中共方面提供救濟。從1946年6月底的內戰爆發，到1947年10月的停運為止，國民黨僅通過山東沿海港口就向各解放區運送8萬餘噸救濟物資，光是在新開闢的石臼所港，就有8艘登陸艇運來5000餘噸。

其實，真要歪扯起來，花招還是很多的，比如:決不承認非法政府、嚴禁一切偽幣流通、不得干涉中國內政，或者以無法監控救濟工作是否被解放區用於軍事為藉口而暫停等等，這些都是很好的理由，尤其是後一條的針對性更強，因為聯合國在規定不分政治派別的同時，又規定救濟物資不能用於軍事，而無論聯總、還是行總都恰恰對救濟物資進入解放區以後缺乏有效的監控，導致大部分救濟物資都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後勤補充，但國民黨方面並沒有這樣節外生枝。

而且，老蔣的態度，也算不錯，全面內戰打起來沒幾天還發出通令，要求各軍政機關協助善後救濟事宜，不得稍事留難或阻礙通行。雖然，這篇通令中，蔣大隊長尚未點明解放區，但他這一句“所有該項善後救濟物資之分配及發放，概不因災民之種族、宗教及政治派別，而有歧異之待遇”的話，實際上已經涵蓋解放區的救濟問題，這是難能可貴的，沒有偏離聯合國的人道主義宗旨。

關於“多與少”的問題

當然，說得好聽，並不等於做得漂亮。早在當年，就有不同的聲音，認為在受戰爭災害的人口中，有一半以上位於解放區，理應得到60%的救濟物資，而實際數額只占總數的2%，絕大部分都給了國統區，極不公平。

針對這一問題，蔣廷黼曾多次以人格作保證，絕無所謂歧視問題，“若謂本署進入中共控制區之物資不及聯總到華物資之百分之二，誠為最大之誤會”，因為像機頭、車皮、鐵軌、船舶、推土機等大宗器材，是恢復交通和水利建設的，並不配予民間。

1948年4月30日，行總又在報告善後救濟兩年來的工作時解釋道:“和談正式決裂以前，中共控制區域，均在交通線外，故所需交通器材，顯屬次要；且三十五年年底以前，聯總運到物資，以糧食為大宗，約占全數三分之二，而當時共區則十九皆為糧產較豐之區域；雖水旱災情。亦有少數地點發生，然比之於湖南、廣東等省情形，實又不及；若平均分配，不但輕重倒置，抑且緩急不分，故三十三年度共區分配，就表面數字言之，似嫌較少，因而有三十五年七月聯總在華人員控訴行總成為政爭武器之事件發生。”

有趣的是，這份總結不僅沒有誇大自己的工作成果，反而還把解放區的分配總額縮小為6萬噸，沒有將共軍撤退以後、以及在共軍入據以前所分發的物資都計算在內。由於戰端一開，敵進我退，楚河漢界變換不定，無法劃分，所以，行總又強調:“故吾人於分配各地物資時，只以當時需要情形，現有物資數量，以及實際有無運達可能為決定因素，固未曾以是否共方控制而為取決之標準。是以共方代表，以及一部分聯總人士，動輒指摘行總配往共方物資比例甚少，實非公允之議。”

另外，還需要說明的是:以人口的多少來要求分蛋糕的要求並非合理。按政策，聯總所確認的救濟對象既不是一般性扶貧，也不是戰爭損失賠償，而是根據戰爭受害者的迫切需要給予救助，如陝甘寧邊區顯然不能與曾遭受過狂轟濫炸的重慶相比，即使同樣作為戰場，山東與湖南也不能相比。戰後的湖南，滿目瘡痍，長沙、衡陽、常德幾成廢墟；從長沙到岳陽的300多里路之間更為淒涼，這裡是四次長沙保衛戰來回拉鋸的絞殺場，稻田長着一人多高的荒草，沿途不斷看到人骨、馬骨、破鋼盔、破車架子、破車輪子，不少村莊房都無頂，僅存房框、破鍋、破碗，有的牆上還貼有年畫或灶王爺像，人煙卻已經斷絕。憑心而論，抗戰中後期，主戰場大都發生在中南、華南和中原地區，華北、西北和華東地區則相對平靜，受害程度大為減輕，因而行總在確認救濟對象的配量等級時，以戰亂輕重和交通暢塞作綜合考量，將湖南排第一，而將山東列為第10，這就是湖南為什麼得到18.5萬噸救濟物資、而山東只得到4萬噸的原因。

同時，關於救濟物資的爭論，至今還有一個“好與壞”的焦點，說國民黨總是把比較實用的、有價值的東西留給自己，而把他們不需要的給了解放區。《膠東解放區見聞錄》一書寫道:“如我看到的，聯總的卡車把婦女穿的高跟鞋運了幾卡車到萊陽城，這些東西拿到農村毫無用處，這是國民黨故意跟我們作對。”之所以產生這種誤解，源自於不了解情況，作者既沒有看到運來大批的糧食、藥品、汽車、汽油、被服等戰略物資，又沒有看到國統區同樣在農村也發放了高跟鞋。

除了“多與少”、“好與壞”以外，在黃河回歸故道的問題上，國共兩黨關於工期、搬遷、土方、經費等方面的爭吵也是糾纏不休。例如:由於以前的河床被開墾為村莊和農田，解總方面便提出每人補償10萬元、共計補償400億元的要求，而行總方面則認為需要搬遷的人口沒有那麼多，只同意支付150億元，於是以周恩來為首的解放區代表以不妥協、不退讓的態度，堅持反對引黃歸故，並強烈譴責國民黨修復黃河的罪惡目的就是以水帶兵，蓄意淹斃700萬解放區人民。

鑑於黃河汛期的迫近，復堤工程刻不容緩，天真的洋大人於1947年6月19日致函國民政府，要求籤訂“君子協定”，於近日內沿黃河兩側大堤各5英里中止軍事行動，從6月下旬到7月底，不加阻難地保證人員和物資進行復堤工作，立即為這一工程提供額外的緊急供應和財政援助。南京當局則表示，如果中共方面接受停火建議，國民黨方面則不成問題。於是，聯總很高興，又希望與中共方面達成“君子協定”，也命令沿河停戰，全力保護施工人員和物資的安全。

然而，周恩來於6月26日發給解總代表的密電卻是:關於黃河下游修堤問題，顯然是要阻止我軍渡河南下，“如我拒絕此項要求，則蔣介石便可於夏汛時決堤淹我解放區人民，妨礙我黃河兩岸作戰交通。……現我方應暫置諸不理，勿與談判，以觀變化。”

四天以後，劉鄧大軍便強渡黃河，揭開了戰略進攻的序幕，國民黨隨即於1947年7月8日開始對解放區實施全面禁運，接着聯總又無奈宣布暫停北緯34度（即大致位於許昌、淮北、宿遷一線）以北地區的救濟活動。

國民黨忍辱負重的妥協精神，難以置信

縱觀解放區的救濟工作全過程，風波不斷，一再發生不愉快的事件，甚至刀槍相見。國共黨爭，從本質上講，就是兩個階級、兩種前途的大決戰，當事人也非聖賢，必然影響人道主義事業的正常進行，這並不奇怪，令人奇怪的是國民黨的態度，往往以退讓了事。

1946年6月3日，行總接到青島分署的請示報告，要求必須持有鄭介民簽證，救濟物資才能放行解放區，電文如下:

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署長蔣鈞鑒：案准青島警備司令部三十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參三字第三一六號代電內開:“頃奉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王辰筱辰二文電，轉准軍調部鄭委員辰寒執行一直電開，共軍近來利用國際善後救濟總署輸送救濟各方及調處之機會，常假借執行部名義運送物資至共軍占領區，而共軍對於流入我區物資，則嚴密封鎖，嗣後凡往共軍占領區之物資車輛，須持有本部鄭委員簽字之證明文件，方准執行。凡由共軍占領區進入我區者，亦同樣辦理飭即遵辦等因。除飭屬遵照外，相應電請貴署長諒察並婉為轉達聯總駐青專員。此後，如有運送共軍占領區之物資至希查照，上項手續辦理為荷。”等由。准此。除轉函聯總駐青辦事處查照，究應如何辦理之處理合電請鑒核示遵。

這也就是說，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對共軍鑽空子很不爽，希望加強管理，請正在參與國共和談的軍統首腦鄭介民把好最後一道關。然而，行總方面卻差根筋，於6月28日發出這樣的指令:“運往任何地區之救濟物資，業奉行政院令准，經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部隊放行，且依照國際協定亦應放行，本署未便接受任何簽證，仰即婉復轉知。”

同一時間內，黃百韜的第25軍又扣下運往蘇北解放區的救濟物資，周恩來致電蔣廷黼，“請望飛速放行為禱”。於是，學者出身的蔣署長也很客氣，復函稱:“周恩來先生大鑒:系（35）發字第五四五號大函奉悉。運淮陰物資已代電二十五軍，請即放行。”

當然，黃百韜此舉沒有任何藉口，純屬無理取鬧，不過，對於那些“有理取鬧”的事情，國民黨也沒有借題發揮，殃及其他。1947年陽春三月，正是七九河開，八九雁來之時，一條長長的船隊從天津出發，沿運河直發解放區的泊頭重鎮，不幸在滄州被查出地下黨夾帶的火鹼、印鈔紙等違禁品，國民黨河北省主席孫連仲只是把違禁品封存待查，運單以內的4500噸救濟物資全數放行。

由於聯總方面不辦理具體業務，不與解總發生直接關係，救濟物資抵達中國後的所有權，包括存儲、發放、運輸等權利歸行總，因此，對於如何善後救濟的工作安排，國民黨有相當大的決策權，即使是在分配計劃和運用方法上應與聯總咨商，並保證聯總有知情權，但至少也可以按同等協定來約束解總，然而，行總方面不僅毫無作為，甚至忍辱負重。

比如，解放區為保密，嚴防敵特滲透，另一方面為掩護自己不便於公開的工作，提出司機、報務員應由解總安排的要求，行總對此都答應了，從而導致國民黨在解放區的行動半身不遂、中共電台、司機在國統區合法存在的又一奇觀，這便是華東我軍多次利用救濟車輛增援前線，而把聯總、行總蒙在鼓裡的奧秘。有一次，行總代表把電台架在羊角溝的解總辦事處，山東軍區認為他們太囂張了，作出沒收的處罰決定。

由於信息是單方面透明的，國民黨活動在明處，因而受到多方牽制，如武漢行轅為追擊勝利突圍的中原解放軍，曾下令救濟分署，緊急徵用300輛卡車，但在進步人士的抗議下而無法得逞。

同樣，在分發物資中，“以我為主，始終沒受到聯、行總的阻礙。如物資由石臼所起卸後，所有保管轉移分散等一切工作，均由我掌握，雖聯總有代表，行總有工作隊，時以檢查物資或要求參加實際工作為藉口，企圖加以阻撓，但在我堅持鬥爭中，始終保持了以我為主，他們絲毫未阻礙了我們的分發原則與步驟。”

不僅如此，解總還嚴格限制對方的活動範圍，尤其是在“軍事緊張時期，對他們的防範過於嚴緊。例如情況吃緊時，將行總人員移到山裡，使他們自己背米袋，並布置駐村，他們出門即要路條，形成一種軟禁的方式，致他們嘖有煩言，亦表現了我們的狹隘。”對洋大人，解放區照樣保持高度的警覺性。有一次，幾名老美想來羊角溝作客，解總有意把歡迎儀式設在淤泥河岸，使他們的登陸艇擱淺，不得不拖回去，做不成客人。

電台被沒收，活動受限制，監控之權被架空，行總都一一給予了容忍，直到戰局進一步惡化、被迫宣布對解放區實施全面禁運的情況下仍不死心，對聯總提出在指定時間內向煙臺運送物資的新建議依然表示同意。

聯總的新建議是：

“1、指定的8、9、10三個月中，將芝罘作為戰爭法中的封閉港，只允許運送救濟善後物資的聯總船舶自由進入芝累港。作為本建議的一部分，中共當局應保證，聯總船舶在港期間，不使芝罘用於任何軍事活動，包括運送供應品。2、從天津沿北運河運送25000噸物資到中共控制區，擬採用兩星期快遠方式，第一次快運行動安排在9月份，其餘安排在10月和11月。執行快運計劃將涉及天津至泊頭運河沿線在指定的時間內停止敵對行動。”

當然，老蔣這一次學乖了，有針對性地提出執行這項新建議的若干條措施，主要內容是:解放區的監督辦法應與國統區同樣秉公處理，聯總與行總工作人員在分配地區的行動完全自由，隨時進行檢查，以確保救濟物資發放到最終使用者手上。不過，隨着革命戰爭形勢的突飛猛進，聯總的新建議和老蔣的新舉措最終沒有派上用場，胎死腹中。

至此，一邊打仗、一邊給對手輸血的戰爭奇觀這才閉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