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蘆笛



一、胡璉將軍：金門人民心中的豐碑


胡璉想來大家都知道：抗日名將，古寧頭大捷的指揮官。前者倒不稀罕：國軍將領特別是中央軍將領，哪個不是抗日名將，內戰“戰犯”？恰與共軍將領反過來—— 那些人籍以揚名立萬的赫赫戰果，又有哪一樁不是大規模痛殲同胞的豐功偉業？後者倒在國軍將領中卓爾不凡——直至淮海大戰中全軍覆沒之前，胡將軍率領的整編 11師對共軍似乎從來是有勝無敗，起碼是打個平手，常規作法是以寡勝眾，屢次重創共軍。最有名者當數1947年7月間在南麻以一個整編師的兵力，擊敗粟裕 三個縱隊（軍）的圍攻。若黃埔將領都是這個樣子，則老蔣也用不着逃到台灣去了。

因此之故，我對胡將軍一向頗為敬重。不料最近才知道，胡將軍並不僅以戰功留名青史，更感人的，還是他駐守金門時的愛民善政。

下文引用的材料，來自於《•析世鑒》轉載台灣於2004年出版之《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該文記錄了金門民眾介紹的胡將軍在金門的一系列 政績，讀來相當可信。出書時，台灣已經民主化，百姓享受了充分的言論自由，被採訪者毫無忌諱，對胡璉到金門前湯恩伯的爛軍隊騷擾百姓嘖有煩言，對胡璉走後 接任的劉玉章的鐵腕統治也有如實披露，坦率直言劉“處理匪諜案件非常嚴苛，有匪諜嫌疑者立刻槍斃，那時負責保防安全的部門非常多，彼此爭功，那時候非常的 黑暗，只要被認定思想有問題，立刻會被關起來，有許多人蒙受不白之冤，有人因而傾家蕩產，造成許多冤獄”。由此可見，百姓對“金門人的恩主公”、“我們的 司令官”胡璉將軍的歌頌，絕非出於恐懼的諛辭。

據該文說，胡璉兵團原本駐防在潮州汕頭一帶，適逢共軍“解放”舟山群島，胡部奉命乘船馳援。船隊經過金門海域時，適逢廈門淪陷，乃奉命轉向增援金門，恰好 趕上葉飛部“解放”金門之役。胡部會同駐守的青年軍，全殲登陸共軍二萬餘人，自此保住了金門島，使得該島萬千生黎倖免共禍。

大捷後，胡將軍擔任金門防衛部司令。此前到金門駐防的部隊番號甚多，多是大陸逃來的敗軍，士氣與軍紀都一塌糊塗，強住民居，強吃強拿，百姓不堪其擾。胡將 軍帶來的部隊軍紀本來就比較嚴格，他上任後更是大力整頓軍紀，開展類似我黨我軍的“擁軍愛民”活動。那可不是我黨出於收買民心策略考慮的花架子，而是實實 在在地發自胡將軍純真的愛民之心。

被採訪者介紹，當時金門縣實施軍管，司令官是防區最高軍政首長，部隊駐地的最高指揮官即是該村指揮官。營部的駐區由營長任村落指揮官，連部駐地則由連長任 村落指揮。金防部每月召開一次軍政聯席會，民防隊副中隊長以上人員參加，軍方由團長級以上幹部參加。會議由胡璉司令官親自主持，有時由柯將軍以副司令官身 分主持。會中宣布上級的政令和防區的重要規定，檢討軍民關係。各守備區也常開會，副村長、營長、連長都參加，軍民感情非常融洽。如有軍民糾紛，副村長當面 向師長報告，師長即當面解決。一般軍人都要吃一點小虧，蓋胡璉將軍相信，百姓絕不敢對軍人怎麼樣，更不敢欺侮軍人，因此軍民若有糾紛，一般只會曲在軍方， 他告誡部隊：“我們現在是軍人，以前是老百姓，退伍之後還是老百姓，我們為什麼不愛民呢？” 他還時常派遣幹部到民間查訪軍方有無擾民行為。因為胡司令官愛民，所以百姓都稱呼他為“我們的司令官”。

當時金門沒有公交車，更沒有私車，交通非常不便，全島唯一一部轎車，便是胡將軍的座駕。胡將軍乃下令軍車搭載民眾。凡是軍車，只要車上還有空位，百姓招手即停，予以搭載。最大的受益族群是每天往返家庭與學校之間的莘莘學子。後來他甚至指派軍車作為交通車。

胡將軍本人也身體力行這規定。他有次乘車出外，見到位老太太在路上走，當即命令司機停車，親自下車詢問老太太意欲何往，請老太太上車，特地送老太太到目的 地去。到地方後，老太太說：“謝謝你，王八蛋。” 胡將軍毫不生氣，說：“別客氣。”他當即悟出，大概阿兵哥當着百姓彼此互用或甚至對百姓使用過此愛稱，致使那老太太以為該語是軍用敬語，於是他回來後便對 官兵訓話，禁止他們在老百姓面前使用此詞。

當時島上交通極為不便，百姓娶親接新娘仍然只能用古老的花轎，既費錢又耗時。見此光景，胡將軍便向百姓宣布，誰家結婚可以借用他的座車作禮車。於是島上人 家辦喜事時，便紛紛向胡將軍借用座車，他從不拒絕。主動提出把座車借給百姓辦喜事的地方最高軍政長官，在人類歷史上大概也就只有胡將軍一人，與偉大領袖毛 主席在延安時把海外僑胞捐贈給八路軍的救護車占為私車同為千古佳話。

被採訪者還說，胡將軍很信任金門的百姓，外出很少帶侍從官，常獨自坐車四處巡視。有位被採訪者一次挑着剛拔的花生回家。胡將軍行車經過，特別下車來問收成如何，在路邊和那人閒聊了一陣子才驅車離去。胡璉的親民作風，給這位被採訪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這些都是小事，最難得的是他改善島上民生的具有遠見卓識的創舉。

金門島本是窮山惡水，水源極度缺乏，該島土地多為旱地，無法種水稻，農民只能種地瓜（蘆按，“地瓜”一詞南北所指不同，金門的“地瓜”恐非紅薯而是豆薯） 和花生，以此為主食，遇年歲不好，生活更陷於困境。胡將軍於是鼓勵百姓改種高粱，並規定百姓用一斤高梁可從部隊那兒換取一斤糙米。百姓為了吃米，自然踴躍 種高粱，高梁杆還能用為燃料。當時金門糧食和燃料都非常缺乏，百姓只能割雜草曬乾後，用為燃料，甚至挖掘草根，造成水土流失。胡將軍鼓勵百姓種植高梁，除 了解決百姓吃糧和部份燃料問題外，還保護了島上的生態環境。

高粱換來後怎麼處理？胡將軍早有完整計劃。他採納了某位民間人士的建議，開辦了一家酒廠，利用寶月泉的水來製酒。因寶月泉的水質特別優秀，製成的高梁酒特 別好，很快就成了名牌產品。酒廠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到後來連本地生產的高梁都不夠用。據說目前金門本地出產的高梁，還不足酒廠一個月的原料，必須購買泰國 和大陸的高梁。金門酒廠每年為金門賺進大量外匯，是金門最大的自籌財源。

古寧頭戰後，某年地瓜豐收，農民曬成地瓜干仍然吃不完，很多家庭便用地瓜干燒火煮飯，胡璉將軍得知後，認為軍民一體，理應與民吃一樣的食物，便下令部隊用 大米換百姓的地瓜。當時金門人很少人吃得起白米，因此百姓都非常高興。但部隊因此每周必須吃一天地瓜，當時部隊施工任務很重，營養不足，不得不動用戰備 米。這本來是違反軍法的，但據被採訪的一位代理排長說，“大家也都體會到司令官的愛民措施，不可能眞的就此依法究辦”。

那時金門豬很少，胡將軍為了改善民眾的生計，增加農民收入，特別鼓勵農民養豬。為此特地從台灣把豬仔運來（可不是華僑豬仔）。因為台灣海峽風浪極大，大量 豬仔在半道即暈船昏死，損失很大，他竟然動用飛機運載，有一段時間還不准人員搭乘飛機，只用來載運豬仔。豬仔運到後，他又向農戶發放無息貸款，鼓勵他們積 極養豬。一位受採訪者說：胡將軍“時常走訪農村，遇到貧困的農戶，就會給他一筆錢，要他去買小豬來養，他怕農民隨便拿去亂花，尤其怕拿去賭博，他還特別叮 嚀：「我要來看豬喔！錢貸給你，你以後要還喔！」其實後來那些錢也都沒有收回來” 。自農戶開始養豬後，市場豬肉增多，農民收入增加，同時也解決了軍隊的肉食供應問題。

受採訪者一致認為，胡將軍最大的德政，還是在金門大規模造林。早期金門樹木極少，民眾都砍雜草曬幹當燃料煮飯，甚至連根部也刨除，地表光禿禿的一片，以致 長年風沙瀰漫，沙石飛舞。連農作物生長也因風沙之害，不易生長存活，產量很低，整個自然環境極差。胡璉司令官為了綠化金門，不斷嘗試種樹的方法。最初因為 土地貧瘠，樹苗一批批運來，一批批枯死。經過無數次失敗才找到了解決辦法，亦即從台灣將樹苗連花盆一道運來，先挖一個大洞，放上有機肥，再把盆打破，直接 植入坑中。那時每一村都有植樹計劃，規定了指標，到期驗收，存活率不及格者要被處分。更重要的是，胡將軍動用兵力，以軍令驅策官兵大規模種樹。大量造林改 變了金門的生態環境，現在金門處處綠樹成蔭，變成了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受訪民眾認為，雖然歷任司令官對綠化環境都有功勞，但胡璉實應居首功，他為金門人 建立了百世功業。

胡將軍還致力於土質改良，以昔果山為例，該地區的土質是黏性很高的紅土，因為黏性高，所以並不適於種植農作物，每年農民辛辛苦苦的耕耘，但收成並不是很 好，百姓生活非常困苦，為了改進土壤的土質，胡司令官下令搬運沙土滲合來減少紅土的黏性，增加作物的產量，增加農民的收益。

胡將軍更非常注重教育，命令部隊主動協助學校教學。一位受採訪者回憶，當時他們學校沒有老師，處於停課狀態。營部主動派了二名軍事幹部來擔任老師。胡將軍 興建的中正堂完工後，在該地建起了金門中學。中正堂至今仍為金門高級中學的精神堡壘和精神象徵。當時胡璉為了阻擋季風的侵擾，妨礙學生求學的思緒，每天清 晨親率市區的公務人員和中學全校師生到山前扛石，一人一塊，運回石頭築成數千立方米的防風石牆。

胡將軍還致力於興建島內基礎設施，動用兵力，以“土法煉鋼”方式開築中央公路（現稱伯玉路）。他第二次出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時，更將路面鋪成水泥路 面。後來這條公路在八二三炮戰時發揮極大效用，使八吋巨炮得以快速進入預定陣地。現在這條公路更成為金門交通的大動脈。他還下令興建了金門運動場（現在是 金門高中的運動場）。

因為這些德政，胡將軍深獲金門百姓愛戴，人民都親切地稱他為“我們的司令官”、“恩主公”。他死前選定金門為他的海葬之處，下葬時，靈車駛向水頭碼頭，沿 途民眾自動擺設香案路祭，將軍從此長眠在愛戴他的百姓身邊。金門人民至今感念他的恩澤，目前正積極募款，籌劃興建胡璉廟。

一位受訪者說，他到台灣去，聽到一些民眾在大罵蔣氏父子，便追問其原因，他們告訴他二二八事件蔣介石如何如何。他便為國民黨辯護，說：“如果沒有蔣介石的 力守台澎金馬，會有今天台灣地區的自由嗎？不是早已淪入中共的掌握了嗎？”“如果沒有蔣經國總統在經濟方面的十大建設，會有今天台灣的富裕生活嗎？”“我 告訴你們，我們金門被胡璉的部隊拆了很多的房子，現在我們金門人還稱他為‘恩主公’呢！”那些人問何故，他便向他們講述了上面說的那些事，並解釋當初部隊 拆民房也是萬不得已，蓋當時怕共軍來攻，島上又無建築材料，只好拆了逃走居民的住房去建工事。

這些受訪民眾的話表明，百姓還是知道好歹，能顧全大局的。胡將軍就算打仗跟劉峙一般無能，只要有過這些愛民德政，那也就足以流芳千古了。他真正的勳業，還是建在人民心中的豐碑。

二、程世清將軍：江西人民心中的另類豐碑


程世清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除非是江西老表。此人是鄂豫皖蘇區的紅小鬼，屬徐海東的紅25軍。如所周知，紅25軍在張國燾撤出鄂豫皖後，突圍逃到陝北， 與當地紅軍編為紅15軍團。戡亂戰爭時，程世清在東北，屬林彪麾下。因此，他雖非紅一方面軍嫡系，卻也算不得雜牌。中共建國後，他歷任軍委裝甲兵幹部部副 部長、部長、裝甲兵政治部主任、第26軍政委。文革中出任江西省革委會主任兼省委第一書記，福州軍區副政委兼江西省軍區第一政委。在九大上當選為中央委 員。1972年6月28日，程世清因林彪事件被隔離審查。1978年10月23日被正式逮捕，關押在北京秦城監獄。1982年１月免於起訴獲釋。2008 年4月29日在南昌病逝，得年90歲。

程世清平生最大的勳業，還是作為地方最高軍政長官治贛的赫赫戰果。大陸作家李意根寫了篇《程世清沉浮錄》，對此作了介紹。以下信息基本來自於該文，若干段落是從原文拷貝下來的，只是作了點文字上的整理。特此說明，並對原作者致謝。

1967年8月間，江西撫州發生大規模武鬥，被毛周定性為“武裝叛亂”。程奉命率26軍76師和坦克團進入江西，制止武鬥。他的處理還不失理智，未曾動用 武力鎮壓群眾組織，主要通過散發《中共中央關於江西問題的決定》，和平收繳了槍支，使得江西局勢恢復正常，受到了毛和中央文革的表揚。

但到了1968年，程自覺已在江西站穩了腳跟，便開始轟轟烈烈地開展了一場“三查運動”，使得大屠殺的血雨腥風席捲全省。

1968年8月5日至8月10日，程世清主持召開了省革委三次全會，決定在全省開展“查叛徒、查特務、查現行反革命”運動，大搞階級鬥爭，掀起對敵鬥爭新 高潮。會議結束後，各地迅速行動，實行“群眾辦案、群眾定性、群眾判刑”，濫捕濫殺。運動才開展了一兩個星期，全省“自殺”人數就超過5000人。有的自 殺場面極為慘烈：一個鬥爭對象被斗得走投無路，就在辦公室的走廊里，用菜刀將自己的腹部剖開，而後將腸子掏出來，用剪刀一節節地剪斷，邊剪邊喊：“請大家 看看，我的心腸到底是紅的還是黑的？”圍觀的人都被驚呆了，沒有一個人上前阻止和救助。自殺者把腸子剪了十來節，在走廊里走了十來步以後，終於倒下了……

更恐怖的是瑞金縣“民辦槍斃”的偉大發明。9月22日，瑞金縣召開了各公社專案組長會議，強調深入開展“三查”，大反右傾，學習外地 “先進經驗 ”，把槍斃人的權力下放到大隊一級，實行“民辦槍斃”，拿出成績來向國慶節獻禮。這就是說，公社和大隊幹部想殺誰就殺誰，不要立案，不要證據，不要審批。 會議結束後，23日上午，律陽公社就殺了7個人。從9月23日起至10月7日，瑞金縣各公社就殺了177人，年齡最大的70歲，最小的只有11歲。其中有 40多人是地主富農的子女，50多人是貧下中農出身，其它都是所謂“四類分子”。他們都是以“現行反革命”或“組織反革命集團”的名義，在沒有任何證據的 情況下被殺的。殺人的方法除了槍斃外，還有用石頭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殺死後，推到懸崖下，連屍體都找不到。各地開展“民辦槍斃”以來，僅興國 縣就殺了270多人，瑞金縣殺死了300多人，于都縣殺了500多人。這些地區都是老蘇區，深得革命傳統的哺育，民風就是不一樣。

據不完全統計，江西在“三查”和隨後進行的“一打三反”運動中，共揪鬥了90多萬人，製造冤假錯案4102起，被錯誤打成‘反革命“的有17.1萬多人，其中被打死、逼死2萬多人。

程世清不但大刀闊斧殺人“抓革命”，也轟轟烈烈放手“促生產”，使偉大領袖毛主席以轟轟烈烈的人民戰爭搞經濟建設（亦即臭名昭著的“大躍進”）的大手筆，在江西省得到忠實再現。

第一個大手筆，便是“小土群遍地開花”、“螞蟻啃骨頭”的“汽車工業”。程世清先是將江西汽車配件廠改名為“井岡山汽車廠”，於1968年用手工業方式造 出了500輛“井岡山”牌汽車，這新聞被《紅旗》雜誌在顯要位置上發表，轟動全國。程世清“乘東風，鼓幹勁”，一氣又建了五個“汽車製造廠”，以井岡山五 大哨口命名，如撫州的“黃洋界汽車製造廠”、新界縣的“桐木嶺汽車製造廠”，“雙馬石汽車廠”，等等。

這些“汽車製造廠”耗費了國家無量金錢，生產出來的卻是勉強能走動的廢鋼鐵。更惡劣的是，這爛事被《紅旗》雜誌大肆宣傳後，各地爭相仿效，紛紛興建“地方 汽車工業”，連敝省也跟着弄出幾個“汽車製造廠”來，“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硬是用大木榔頭敲出駕駛室與汽車頭的罩子。這些勉強能走的垃圾唯一的功 能，便是把汽油轉化為大量黑煙與噪音，動輒拋錨，被人推的時間遠遠多過了載人拉貨的時間。

江西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土法上馬，遍地開花，造出了汽車，轟動全國，對主管汽車工業的一機部帶來了極大壓力。該部汽車局副局長胡亮因帶隊到江西省考 察，發現其它那五個“汽車製造廠”都是瞎胡鬧。相比之下，“井岡山汽車廠”的條件還比較好，於是打算重點扶持該廠。不料程世清聽手下密報，說胡亮等人反對 遍地開花。程世清大發雷霆，臭罵了胡亮等人一頓，聲稱：“我不要你們的臭錢，你們給我回去！”

不能不承認，程世清同志確實深得“毛澤東經濟思想”神髓，那便是“堅持分散重複投資，只求‘家家起火，戶戶冒煙’的美學效果，堅決反對考慮實際成果，遑論 經濟效益”。就是本着這一光輝思想，程世清提出了“江西決不做上海的殖民地”的偉大口號，立志將上海提供的輕工業品逐出江西。他一聲令下，手錶廠、縫紉機 廠、自行車廠、保溫瓶廠等等紛紛上馬。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經濟思想”的另一原則是“好人民之大，喜人民之功”，程政委也深得這一要旨。據陳雲秘書肖華光在《記“文革”中陳雲同志在江西的日子》 中披露，程世清去見陳雲時，批評陳雲過去管經濟沒有管好，發展太慢，自吹江西準備年產六、七萬輛汽車，還要把國家現在每年進口的100億斤糧食包下來。陳 雲問：江西有那麼多鋼板嗎？如果江西每年多向國家上繳100億斤糧食，剩下的糧食還夠江西老百姓吃嗎？他說，江西有辦法解決。陳也沒問他用什麼辦法解決， 因為陳知道那根本就做不到。

陳雲那“經濟內行”以為造汽車需要的只是鋼板，於是問了江西有無那麼多鋼板的“關鍵問題”，然而這問題對程政委來說仍然太艱深，因此不必考慮。1969年 底，他一聲令下，全省各地同時展開生產1萬輛汽車和10萬台拖拉機的“大會戰”。各地市專門成立汽車製造領導小組，由革委會主要負責人親自掛帥。除了六大 “汽車製造廠”外，江西還先後興建了15個汽車主機廠、306個配件廠、152個拖拉機總裝廠、102個動力廠。幾百家工廠互相爭設備、爭投資、爭人員、 爭材料，本來就較弱小的地方機械工業的布局與結構完全被打亂。據統計，歷時三年的“大會戰”，浪費國家資金億元，鋼材2.9萬噸。僅製造的“安源—70” 型拖拉機零部件積壓，損失即達649萬元，1200台半成品成了一堆廢鐵，專用設備也基本報廢。原來的板車工人鳥槍換炮，開上了“起宏圖”的車子，一路冒 着黑煙，“突突突”亂叫，成為當時江西獨有的一大街頭風景，更造成了大量交通事故。

李意根於此感嘆道：“（會戰）規模之大，戰線之長，參加的人數之多，在江西的歷史上，也在新中國的歷史上，可能除了搞‘兩彈一星’，空前絕後。”其實這和大躍進比起來，又算得了什麼？李先生大概是年輕人，無幸目睹大躍進的“遍地英雄冒爐煙”的超宏大場面。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經濟思想的另一原則，是“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寧長社會主義的草，不長資本主義的苗”。程政委對這原則不但深有體會，還作了個人 發揮，創造性地發展了偉大領袖手訂的“土肥水種密保管工”的“農業八字憲法”，在全省農村強制推行“早、小、密、矮”四字規章，提出早稻播種越早越好，苗 越小越好，插秧每畝要3萬株以上，並只許種矮杆水稻，說：“種矮杆路線對，減了產不批評；種高杆路線錯，增了產也不表揚。”

光焰無際的毛澤東經濟思想的又一重大原則，是“備戰備荒為人民”，“先生產，後生活”，“先治坡，後治窩”，程將軍也忠實執行了這一偉大號召。為了備戰， 他把南昌大部分工廠都搬到遠郊山區的灣里、石崗兩地，宣稱要在那兒建立南昌的“衛星城”。這兩個山窩裡毫無生活配套設施，又都離城三四十公里，幾萬人上下 班，就靠擠十幾輛公共汽車，多次發生擠死人的不幸事件。工人們用毛竹、泥巴、油毛氈建“干打壘”作為住房，有倆口子新婚住進去，頂棚未乾垮了下來，被壓死 在裡面。機器一轉，就算投產成功，工人們隨即成群結隊，敲鑼打鼓，到省革委、市革委去報喜：“××廠投產成功！”報喜有時一天多達十幾次，城裡時時充滿節 日的歡樂氣氛。

在“要準備打仗”的偉大旗幟指引下，僅南昌市輕化行業就拆遷114個工廠，拆掉廠房60萬平方米和不少生產線。搬到灣里、石崗的工廠，雖然投產捷報頻傳， 實際上沒有一家廠具備開工條件，只充分具備了工傷與其它意外傷害頻頻發生的條件，以致許多廠子幾年後又不得不遷回原地。據有關部門計算，全省因搬遷工廠這 一瞎折騰，造成直接損失3.2億元，白白耗去鋼材上萬噸。

毛澤東經濟思想的另一個重大原則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程將軍也積極照辦。他把合作商店和個體商販一律視為“資本主義尾巴”。在一次商業工作會議上，他重 拳一砸，喊出“打倒商人主義！”僅1968年裡，南昌市就取消了400多個商業網點，下放291名有影響的工商業者。他宣布，江西是全國第一個“消滅了資 本家”的省份。

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又一光輝經濟思想，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實行“工農兵學商合一，農林牧副漁並舉”，“全民皆兵”，“生活軍事化”。程將軍也緊跟照辦。 1969年冬，他提出“一化帶七化”，即“思想革命化帶動社隊公路化、耕地田園化、灌溉水利化、良種矮杆化、養豬糖化飼料化、運輸車子化、路邊村旁綠化 ”。還親自為農民規劃了“新村圖”——“八字頭上一口塘，兩邊開渠靠山旁，中間一條機耕道，新村蓋在山邊上”。這意思是，在“八”字形山谷上端，建造用於 蓄水的“一口塘”；“一口塘”下邊是按照大寨的標準一層層的修建梯田；兩邊的山坡上則蓋起簡易農舍。程世清下令全省按圖行事，把農民強行搬遷上山。然而， 倉促建起來的“一口塘”工程質量非常低劣，第二年春天由於蓄水過多，排泄不及，導致垮堤。數萬勞力大干30天“旱澇保收”的“梯田”以及新農舍，統統被洪 水沖得精光。農民又回到了祖居之地。有史以來，親自為千千萬萬農家規劃農舍基建格局，並以槍桿子強迫實施的軍人，大概也就只有程世清一位。

在全民軍事化方面，程將軍也作出了巨大成就，將全江西化為一個巨大兵營。無論是學校、機關，還是工廠、農村，幾乎統統編成了團、營、連、排、班。在鄉下， 一個公社就是團部，大隊就是營部。在中學，各個年級是營，班級則為連。一篇《關於江西拖拉機廠四車間試行軍事編制的情況調查》稱：“將車間380餘人，編 成三個連。班是連隊的最小單位，每班10-12個人。黨支部建在連上，排上有黨小組，每班逐步都有黨員。經過半個多月的實踐，證明軍事編制完全適用於工廠 企業，對於突出無產階級政治效果很好。”（1968年9月18日《江西日報》）

據李意根說，各單位里能僥倖逃脫這一建制的，大概唯有廁所，連勞改農場都籠進去了，將大批中學生送進去後，成立了江西生產建設兵團。在中國整個內地，只有 江西成立了生產建設兵團，云云。其實，全民軍事化並非程的創舉，不僅1958年全國都變成了兵營（同時還是“紅專大學”），各行各業一律是軍隊建制，而且 在文革期間軍事建制又大規模恢復，至少在城市是這樣，當時所有的工廠都實行團、營、連、排、班的編制。程世清的個人發揮，似乎只在於他把這套擴大到農村和 學校里去罷了。

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大內容是教育革命，程將軍在這方面的貢獻也頗為不俗。江西全省13所大專院校被砍掉8所，剩下來的5所都被遷到邊遠山區。如江西師範學 院和江西大學文科、江西教育學院合併，改名為井岡山大學，搬遷到井岡山腳下的拿山。江西醫學院和江西中醫學院合併，改名為江西醫科大學，下遷到吉安縣的青 原山。中學也遷，南昌二中遷市郊梅嶺，八中遷永修縣馬迴嶺，師院附中遷靖安縣，十四中遷奉新縣羅坊……除了教學設備、圖書、儀器等由汽車運輸，十幾歲的孩 子們統統徒步而去，“忠不忠，鐵腳板下看行動”，“苦不苦，想想長征二萬五”，一路上毛主席語錄歌唱得震天價響。

這就是毛共將軍的愛民德政，就是毛共治國的種種大手筆。程將軍不愧是我黨我軍的優秀代表，毛主席的好學生。據陳雲的秘書披露，程世清向陳雲抒發了他的建設 宏圖後，陳雲曾對其秘書感慨道：“真是軍管經濟，膽子好大啊！”然而這與偉大領袖當年主管經濟時的膽子比起來，又算得了什麼？請問，“大躍進”算是“軍管 經濟”，還是“民管經濟”，抑或是“白痴管經濟”？胡璉將軍治下的金門島是戒嚴地區，反共第一線，算不算“軍管經濟”？為何又沒有這些白痴大手筆涅？

毛共將軍與國軍將軍的又一重大區別，是前者竟然直接介入高層權力鬥爭，干預黨務政務，絕非文明世界不問政治的職業軍人。據該書披露，九屆二中全會後，程世 清試圖彌合毛林之間的裂痕，分別去請求毛澤東和林彪散會後不要走，在南昌住幾天，兩人談一談。毛林都同意了他的請求，但林次日即變卦，下山回北京，程挽留 無效，只好又趕去見毛說明此情。毛澤東悻悻地說了聲：“變化這麼快？”

1971年夏，偉大領袖視察大江南北，發動倒林戰役，在南昌召見了許世友、韓先楚和程世清等人，直接點了程世清的名，問廬山會議上吳法憲向死黨打招呼時有 沒有他。程嚇得魂飛魄散，一夜無眠。次日（1971年8月31日），他靈機一動，便去向毛澤東密告林彪，立功贖罪。據說他向毛告密的內容是：

一、在廬山會議期間，吳法憲電話叫我到他住處，要我跟他去見了葉群，談了華東組討論的情況。我覺得葉群對黃、吳、李、邱四員“大將”搞得很緊，好像抓住了他們什麼把柄。因此，要解決四員“大將”的問題，還得從葉群着手。

二、1970年，林彪曾派專機將一輛蘇制水陸兩用坦克運到南昌，要我們仿製一輛，說是為林彪、葉群到北戴河游泳所用。製成後，又來專機把原車和仿製車都接走了。

三、1971年7月，周宇馳親自駕駛法制雲雀直升飛機到南昌。當時，我們省委正在梅嶺開會，周要見我，由空8軍（駐南昌）副政委李登雲帶他到梅嶺，我在午 睡前和李登雲一起見了他，只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約半小時，他就走了。後來聽李登雲講，周駕機離開南昌後，到了廬山和井岡山，再飛往廣東。我覺得周宇馳獨自 駕機到處飛，很不正常，不知要幹什麼。

四、林豆豆曾兩次來南昌採訪，到過我家裡，她跟我愛人交談時，流露過對葉群的不滿，並說她家裡的情況很複雜，請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會殺頭的。林豆豆為什麼把她家裡的事情看得這麼嚴重，難以理解。

最後程世清對毛澤東說：我懷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從北戴河坐水陸兩用坦克往南朝鮮跑，也可能坐飛機往香港跑。程世清講完後，毛澤東說：“程世清呀，你說 的這些只能跟總理講，其它任何人都不能講。”次日，毛澤東休息了一天，9月2日再次接見了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等人。9月3日午飯後，毛突然命令離開南 昌，經杭、滬返京，完全打破了原來的行動計劃。

據說，毛之所以提前返京，就是因為程世清這一密告。而過去官方報導從未提及此事，以致眾說紛紜，猜測多端，那些為林副翻案的好同志們甚至把這說成是偉大領 袖的陰謀詭計。我在寫作《試解林副統帥倉惶出逃之謎》時，尚未得知這個信息，因此雖然對各種奇特的陰謀論不以為然，把毛此舉解釋為疑心病發作，但也未能查 明毛提前回京的真正原因。現在看來，他之所以趕回去，不是因為知道林彪要暗算他，而是怕他的副統帥坐水陸兩用坦克逃到韓國去！

此乃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文盲笑話：程世清是裝甲兵出身，卻竟然鬧出“從北戴河坐水陸兩用坦克往南朝鮮跑”的笑話來，堪與空軍司令吳法憲自稱“在雷達監視器上 目送林副專機越境”的文盲佳話媲美。幸虧他的紅司令毛澤東更是超級文盲，這才能信之不疑。若是毛稍微有點常識，則程世清這密告只會招來他的奚落嘲笑。那 麼，林副倉皇出逃時，毛多半還會在南方呆着，各種匪夷所思的陰謀論也就少了生動素材了。

更可笑的是，程世清還不知道此舉無異於為自己簽發了逮捕狀，竟然在秦城監獄中寫的回憶錄中，寫下了他告密後的心情：

“當時我覺得壓在我心裡將近一年之久的大石頭，終於掉下來了，我感到非常的輕鬆和快活。1971年8月31日夜晚，我喝了三大兩貴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當夜我睡得非常好。一個共產黨員總算是盡到了自己應盡的責任。”

您說這是什麼白痴？本來，以他微不足道的地位，去撮合兩大巨頭和好，就是自不量力的蠢事，只會被多疑的毛澤東把他當成林彪的親信——若非他深受林的賞識， 甚或受了林彪委託，豈能冒昧向毛提出這種建議？這告密更是致命，若不準確倒也罷了，卻偏偏不幸而言中。哪怕毛心態正常，不是個深為妄想型人格失常所苦的病 人，也一定會想：“他的情報為什麼這麼准？連林彪秘密出逃的最高機密都知道，其它機密還用說麼？”

所以，程世清在林彪事件後被關了將近十年（從隔離審查算起），完全是自作孽，不可活。人汪東興就比他奸猾得多。他在向毛告密前曾向汪東興講過，要汪代他向毛報告，汪當即就拒絕了，要他親自去跟毛澤東講。畢竟是多年的大內總管，知道這種渾水自己是萬萬不能蹚進去的。

總而言之，無論是我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還是我英勇的人民解放軍，都是中古時代的活化石，是用蘇聯邪教包裝的傳統土匪山寨黑幫會。毛共的勃興，是千年沉渣的大規模泛起。痞子造反、文盲治國的空前逆流，為國家民族帶來的巨大災難，不是可以輕易修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