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湘不成軍”。近代以來，湖南出了一撥又一撥的軍事人才。其中，1955年授銜的十大元帥中就有三個：彭德懷、賀龍、羅榮桓；十名大將中則有六個：粟裕、黃克誠、陳賡、譚政、蕭勁光、許光達。

他們中有些很早就和毛澤東有着淵源，可謂知根知底。粟裕和毛澤東也是老鄉，他與毛澤東的交情是一刀一槍“打”出來的。

    粟裕不是元帥，卻是毛澤東極為倚重的方面軍統帥，屢屢被委以征戰重任，堪稱毛澤東的“撒手鐧”。

   早年，粟裕是毛澤東的“衛士長”

    粟裕的異軍突起，的確出乎毛澤東的意外。

    如果說人才有兩種，一種是少年得志，風光無限；一種是大器晚成，後來居上，那麼粟裕顯然是後者。

    他雖然趕上了男兒嚮往的鐵血時代，隨朱德上了井岡山，見到了毛澤東，但一來當時他僅是一名小小班長，二來沒有當時最吃香的過硬文憑(黃埔軍校畢業)，毛澤東也不是神，當然沒能一眼看到他的能耐。

    但粟裕卻一直自覺以毛澤東為師，默默地跟着他“學打仗”，不斷琢磨他運兵遣將的戰法，但很長時間裡，毛澤東卻還不大熟悉這位勤勉的好“學生”。

    1929年6月，毛澤東在紅四軍七大上落選，黯然離開了前委書記的崗位，到福建永定的天子洞養病。陪同毛澤東離開的江華後來回憶說：“那時我們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樣子。”蕭克也回憶說：“毛澤東同志一氣之下，據說跑到漳州'養病'去了。”

    這時候，粟裕還是紅四軍的基層幹部；三連連長。他奉命帶所部保衛毛澤東。

    這是他與毛澤東的第一次長時間的“親密接觸”，十分盡職盡責，不敢有絲毫疏忽懈怠。

    他把全連百十來號人分為兩撥，自己親自帶一部分跟在毛澤東身邊；另一部分則安排在駐地附近活動，隨時注意四周的動向。

    毛澤東儘管心情不大好，但對粟裕這位“衛士長”開始有所了解，也很欣賞他的細心周到，覺得安全有了保障後(蔣介石的陳維遠部就在附近)，便放心地埋頭寫自己的東西。

    粟裕是老實人，除了每天例行的探望、問候之外，再沒有過多的“親近”之舉，也就未能更多地引起毛澤東的好感。

    識人之道的最高境界是人於落難之時。

    毛澤東是一個很講感情的人，對患難時支持自己的人，是十分感念的。這是後來毛澤東信任粟裕，將華東野戰軍的戰役指揮權交給他負責，並屢屢交代“不必請示”，不斷委以重任的基礎。

    1930年年底，粟裕走進了高級指揮員行列，出任紅六十四師師長。這個師雖然裝備簡陋，卻與紅軍主力林彪的紅四軍一樣，直屬紅一方面軍總部指揮，歸總司令朱德、政委毛澤東直接指揮。

    粟裕與毛澤東的接觸因此多了起來，開始正兒八經“學打仗”。在第一次反“圍剿”中，粟裕還給毛澤東獻計，從而大獲全勝，活捉了時任國民黨第九路軍第十八師中將師長、圍剿紅軍的前線總指揮張輝瓚。

    1931年5月第二次反“圍剿”時，粟裕帶紅六十四師與黃公略的紅三軍一起，在板坑打敗了蔣介石的公秉藩部。

    戰後，他與政委高自立將戰況及下一步如何行動的請示寫成短信，派通信員送交毛澤東、朱德。

    這封簡短的信函，見證了一場槍林彈雨的廝殺，是至今發現的粟裕與毛澤東直接對話的最早文電。

    如果再這樣對話一兩年，粟裕的軍事才幹被毛澤東多注意幾回，他再上一個台階，成為軍級或軍團級主官，徹底擺脫後來“資歷”束縛的陰影，應當是極有可能的。

    然而，粟裕好像註定了要“大器晚成”。1932年寧都會議後，毛澤東再度“下崗”，直到三年後的長征路上才“翻身”。同時，粟裕也在其師級崗位上徘徊了近八年，成為真正的“老”師長。

    毛澤東到了延安，站穩腳跟後，開始想起留在南方叢林裡的老部下們。粟裕，這個當年的警衛連長，就是毛澤東在腦海里揮之不去的一個。他多次設法打聽粟裕的情況，期望這個生龍活虎的“青年戰術家”還活着。更殘酷激烈的抗戰即將開始，太需要會打仗的人才了。

    但毛澤東得到的報告是：粟裕可能犧牲了。

    “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氣吞山河的毛澤東雖然如此豁達，但心頭也難免有些惋惜與沉痛。

    1937年5月，陝北熱熱鬧鬧召開了蘇區代表會議。張聞天致開幕詞時，首先莊重地宣布悼念在以往鬥爭中犧牲的同志們。粟裕作為“英靈”，就被他排在了以李大釗為首的烈士名單，坐了第三十四把“交椅”。

    這當然也代表了毛澤東的意願。

    沒想到粟裕是一隻戰火中的“不死鳥”，他並沒有跟李大釗去“長眠”休息。

    七個月後，新四軍副參謀長周子昆得到他還“活蹦亂跳”的確切消息，連忙向延安的毛澤東報喜：“粟裕還在。”毛澤東聞聽之，欣喜之情自不待言。

    粟裕在浙南山區多年沉寂，而此時毛澤東從當年中央紅軍的統帥，成為了全黨、全軍的最高領導人。因此，這時候的粟裕，還未能獲得與毛澤東再次直接對話的機會。但毛澤東一直在關注着粟裕，也不斷從粟裕那裡獲悉諸如韋崗處女戰、黃橋戰役、車橋戰役等意外的捷報。他當然也不吝嗇嘉獎令，不時通過新四軍軍部給粟裕打氣。

    1945年6月，粟裕接連三次取得天目山大捷，乾淨利索地報了“皖南事變”的一箭之仇。

    這是從游擊戰轉變為大兵團正規戰的一次嫻熟大演習。毛澤東再次對粟裕刮目相看，他極富遠見地對在場的周恩來、曾山等人說：“粟裕同志將來可以指揮四五十萬軍隊。”

毛澤東覺得粟裕可堪大用

    更大的驚喜接連傳來。全面內戰爆發後，粟裕七戰七捷，首創打敗國民黨美械裝備部隊的勝利模式，使心裡七上八下的毛澤東，吃了一顆定心丸。

    他親自提筆起草文電，將這一仗作為範例通報全軍學習：“希望各區仿照辦理，並望轉知所屬一體注意。”

    就像後來他幽默地說自己的秘書----做了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周小舟，從過去的“小舟”“成了承載千萬人的大船”一樣，粟裕也從警衛毛澤東一個人的小連長，成了南天一柱的“護國大將軍”。毛澤東開始對他前所未有地信任與倚重。

    粟裕這匹埋沒了多年的“千里馬”，沒有讓“伯樂”失望。宿北、魯南、萊蕪、孟良崮戰役，一個比一個胃口大，也一個比一個驚世駭俗，第一年就打出了全軍各戰區第一的戰績。

    毛澤東知道，“賈寶玉的命根是系在頸上的一塊石頭，國民黨的命根是他的軍隊”，全軍如果都和粟裕一樣痛快地“挖”蔣介石的命根，革命的成功也就指日可待了。

    因此，毛澤東不只有“慧眼識英雄”的自得，更多的是“成功日近樂陶陶”的喜悅。他在1947年8月24日誇獎粟裕：“我華東軍在第一年作戰中，已表現自己為全國各區戰績最大的軍隊。”

    由於毛澤東的欣賞，因此，當粟裕偶爾馬失前蹄，主動寫檢討，並請求處分時，毛澤東不但未予責怪，反而溫情脈脈地慰勉有加。

    毛澤東有個“霸氣”的規矩：黨內同志上門，不論地位高低，資歷大小，從不出門迎“客”。

    但有兩個人讓他破了例：一個是林彪，1942年傷愈後從蘇聯回到延安，毛澤東十分興奮，親自前往迎接；還有一個就是粟裕。

    1948年8月，粟裕奉命前來商量華野戰略行動。毛澤東激動異常，大步迎出門外，拉住他的手，動情地說：“我們的英雄回來了！歡迎你，粟裕同志！”

    毛澤東還清楚地記得，這是自己與粟裕1931年後的首次見面：“十七年了啊，有十七年沒見面了吧？”

    粟裕自然也激動得一塌糊塗，連連問好。

    “不辣不革命”，老鄉遠道而來，最好的招待當然是辣椒。粟裕腸胃不好，辣椒也就只禮節性地嘗了嘗。毛澤東則大快朵頤，全盤照收。辣得兩頰生熱，額頭冒汗之際，他的談興也高漲起來，說起了粟裕的傑作：孟良崮戰役。

    他感慨萬千地說，消滅七十四師，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有兩個人沒有想到：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我毛澤東本人。

    這種當面交心的褒獎，自然是過去翻山越嶺而來的嘉獎令里體會不到的，粟裕只有感奮而已。

    十七年不曾見面，又沒有經過延安整風這一關的“歷練”，儘管粟裕過去能打，也或多或少影響了受信用的程度。這似乎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這回見了面，交了心，毛澤東覺得這個小個子看來可堪大用，於是也就採取了非常的舉措。

    他不但改變了自己浪漫的“渡江躍進”主張，採納了粟裕不過江的戰略建議。

    “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毛澤東“登壇拜將”，重用粟裕的決策無疑是對的。與蔣介石爭天下，戰爭當然是第一位的，其他政治、經濟都需要從屬於軍事。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此後，毛澤東每臨大戰，屢屢電示粟裕：“獨立處置，不要請示”，“機斷專行，不要事事請示”。

    粟裕在這種超乎尋常的依賴之下，豫東、濟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戰役，橫掃千軍，連戰連捷。

“我的戰友中，數粟裕最會打仗”

    舉世矚目的開國大典上，粟裕成為繼毛澤東、朱德、賀龍之後為人民英雄紀念碑鏟土奠基的人。

    進入1950年，毛澤東對粟裕的倚重，甚至還超過了名將林彪。不僅未答應粟裕提請的讓林彪指揮台灣戰役的建議，還令他負責此戰；朝鮮戰爭一爆發，毛澤東還將粟裕從東南調往東北，列為掛帥人物的首選，林彪反而破天荒地成為第一“替補”。

    正因為此，楊尚昆也很欽佩粟裕。

    楊尚昆與粟裕並無淵源，但他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經常聽到毛澤東提起粟裕和他的戰報，耳濡目染，也就熟悉了這位“常勝將軍”。

    他後來回憶說，在七戰七捷之後，毛澤東就稱讚粟裕善於指揮大兵團作戰。而且對於一些重要戰役，“毛主席常常說，發電報徵求一下粟裕的意見”。

    在毛澤東的心裡，二十二年的征戰生涯，經歷的大仗不可謂不多，卻只有淮海戰役可以同二戰時期的國外大戰役有一比。

    1961年9月，毛主席接見蒙哥馬利元帥。蒙哥馬利稱讚毛主席是高明的軍事家，用兵如神，特別是淮海戰役不可思議。毛主席很謙虛，說：“在我的戰友中，有一個最會帶兵打仗的人，這個人叫粟裕，淮海戰役就是他指揮的，他是我們湖南人。”

    周恩來的貼身衛士韓福裕回憶說，新中國成立之初，他隨周恩來到中南海服務處理髮時，碰巧毛澤東也來了。得知他是周恩來的衛士後，毛澤東笑容可掬，很隨和地問他的名字。

    韓福裕告訴他，叫“韓福裕”。生怕毛澤東聽不懂自己濃重的方言，他補充說：“是韓信的韓，幸福的福，粟裕的裕。”

    毛澤東一聽，笑着說：“你這個名字好呀，包含了中國兩大軍事家韓信和粟裕，你還比他們都幸福。”在場的人，包括周恩來都哄然笑了。

    對韓福裕而言，毛澤東的話自然是幽默的戲言，然而正是這一不經意的話語，卻也真實地折射了粟裕這個“大軍事家”在毛澤東心裡的分量。

    1953年2月，毛澤東由陳毅陪同，坐火車從南京、徐州、濟南回北京。這一線都是粟裕統率華東野戰軍打過仗的戰場，一路上毛澤東就多次提到粟裕能打仗，會帶兵。

    列車經過徐州時，毛澤東凝望窗外這個當年淮海戰役的主戰場，再次深有感觸地說，粟裕立了第一功。到粟裕曾經“中秋奪城”的濟南後，毛澤東又說他是“人才、將才、帥才”。陳毅笑着接過話頭，說粟裕是樊噲。

    毛澤東似乎有些不滿意，說：“粟裕，一不是樊噲，二不是韓信，三我毛澤東也不是劉邦；粟裕就是粟裕，是人民解放軍的戰將，是人民的好兒子嘛！”

    這些話，在場的“大警衛”、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聽到了，“小警衛”李銀橋也聽到了。然而，囿於某種緣故，粟裕這個“當事人”，從來不知道最高統帥曾這樣說過自己的“閒話”。

    李銀橋後來接受採訪時說：“我再不講，永遠沒人知道了！”

    2006年7月，原華東野戰軍作戰參謀秦叔謹在出席《粟裕年譜》出版座談會時，也曾以書面語言莊重地談到了20世紀60年代英國蒙哥馬利元帥來訪時毛澤東誇讚過粟裕：我的戰友中，數粟裕最會打仗。“毛主席這句話，是對粟裕同志戎馬一生的高度褒獎。”

    有最高統帥的這一“嘉獎”，粟裕這位“井岡山的老人”，雖然沒有軍人的最高軍銜----元帥，但也足以“笑傲江湖”，快慰平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