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中美雙方發表了聯合公報。儘管美國政府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但仍不肯放棄其在台灣的影響，將其劃在了他們的“保護”之下。台灣問題仍是橫亙在中美兩國之間的一道巨大障礙。1973年11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再次訪華，謀求解決辦法。正是他的這次來訪，使周恩來遭受了厄運。

　不速之客基辛格成為周恩來挨整的導火索


　　基辛格訪華受到中方高度重視。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親自同他進行了激烈談判。談判中，周恩來有理有節，既向基辛格表明了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一貫原則立場，又提出了許多靈活的建設性意見。基辛格幾番討價還價，見在台灣問題上從中方那裡占不到任何便宜，在中國草草參觀遊覽了幾個地方後，準備打道回府。


　　送走了基辛格，京城已是萬家燈火。周恩來又處理了一批緊急公務，已是凌晨時分。服完安眠藥已昏昏入睡的周恩來突然被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驚醒。原來，基辛格不甘心就這樣無功而返，就在他即將乘專機離開的前幾個小時，突然提出要拜見周恩來。


　　是不是美國方面又要向中國傳達什麼新的信息？周恩來覺得事關重大，立即打電話到毛澤東的住地中南海的游泳池。電話那邊告知：“主席才睡，服了幾次安眠藥才睡着的。”


　　正當周恩來左右為難的時候，基辛格再次求見。周恩來再三權衡，決定打破慣例，會見基辛格，他立即叫上兩名翻譯參加會見。會談中，基辛格並沒有提出什麼新的建議，只是依舊在台灣問題上進行無理糾纏，被周恩來一一駁回。之後，基辛格失望地登機離開中國。


　　談判結束後，周恩來立即來到了毛澤東下榻處，在毛澤東醒來後，將會談內容向他報告。毛澤東聽完了匯報，沒有表示什麼不妥，周恩來心裡的一塊石頭落了地。


　　哪知幾天后，周恩來接到中央辦公廳通知，要他參加“批評”“幫助”他的政治局會議。原來有人向毛澤東匯報說他擅自作主會見基辛格，不符合外交原則，並且還在會談中說了“軟話”。毛澤東聽信了匯報，認為周恩來在中美會談中說錯了話，被美國人的原子彈嚇破了膽，有失中國人的尊嚴，犯了右傾錯誤。毛澤東指定剛在十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主持政治局會議對周恩來進行“批評”和“幫助”。毛澤東此話一出，令周恩來十分驚愕和痛苦，但樂壞了江青。


　　江青集團欣喜若狂，認為整倒周恩來的時機到了


　　在會上，周恩來忍氣吞聲，連連檢討，到會的其他政治局成員都認為周恩來檢討得“過分”了。但江青及其同夥不僅幸災樂禍，還瘋狂地落井下石，巴不得一下子置周恩來於死地。他們在會上惡毒地攻擊周恩來“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要奪權。江青在會上上竄下跳，表現得特別活躍。她稱這次對周恩來的批評是黨內的“第十一次路線鬥爭”，要像打倒劉少奇、林彪等歷次路線鬥爭頭子一樣打倒周恩來。


　　此時的周恩來除遭受精神上的重創外，還要忍受病痛的折磨。早在1972年5月12日，尼克松走後兩個多月，周恩來在一次例行體檢中被確診為早期膀胱癌。


　　對突如其來的批判，周恩來實在始料未及。


　　毛澤東及時阻止了江青集團欲置周恩來於死地的陰謀


　　對政治局“批評”和“幫助”周恩來的會議進程，毛澤東很滿意，認為有“成果”。但在他對會議內容作了進一步了解後，特別是在了解江青等人的“表演”後，感到情況不對頭。


　　“九一三”事件後，在毛澤東支持下，周恩來主持黨中央的日常工作，周恩來果斷地採取了一系列的糾“左”措施，全國形勢迅速好轉。周恩來的糾“左”措施不可避免地觸及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使毛澤東十分不快。1973年7月4日，毛澤東對周恩來就表現出不滿。毛澤東說：“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正，勢必出修正。”這實際上是警告周恩來不要繼續糾“左”、動搖“文革”根基。恰恰此時，有人向他匯報說周恩來在中美會談中講錯了話，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毛澤東正好藉機警告一下周恩來，讓周恩來不要太“出軌”，並沒有打倒周恩來的意思。


　　毛澤東沒料到江青一夥竟拿着他“批評”和“幫助”周恩來的話當作“尚方寶劍”，藉機給周恩來扣上許多莫須有的罪名，企圖置周恩來於死地，毛澤東憤怒了。他嚴厲地警告江青等人對總理批評一下可以，打倒不行。毛澤東明確地對江青說：“所謂黨內的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不是周恩來迫不及待，江青你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揭穿了江青等人的狼子野心。江青一夥妄圖整倒周恩來的計劃因此而化為泡影。由於毛澤東的保護，周恩來免遭了江青等人的進一步攻擊和陷害。但歷經此次磨難，周恩來的身心受到了極大的摧殘，病情也日益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