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帥回故里，次數都不多。少回去或不回去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有兩點是相似的，即一個“忙”字，一個“怕”字。忙，身兼數職，日理萬機，加之晚年多數身體不好。怕，身為元帥，即使想輕車簡從，也少不了前呼後擁，聲勢浩大，怕給家鄉添麻煩，同時也怕鄉親一旦提出過分要求——答應了，怕給家鄉搞了特殊化，壞了黨的名聲；不答應，又怕鄉親背後說“忘恩負義”。然而，作為元帥，在鄉情這一點上，他們有着常人一樣的情感，不管經歷了怎樣的磨難和坎坷，對家鄉總是充滿了思念之情。

朱德一篇憶母文，讓世人永懷母親之偉大


　　元帥們多為少小離家，母親往往是他們人生最早的導師。在當時，多數家庭都是父主外母主內，孩子們的童年都是在母親的身邊度過的。中國母親勤勞智慧的品德，深深影響着兒時的元帥們。


　　朱德元帥曾寫過一篇著名的《回憶我的母親》（原題目為《母親的回憶》，1983年收入《朱德選集》時改為《回憶我的母親》）的文章，表達了對母親深深的愛。


　　朱德的生母鍾氏（1858~1944），從小生長在極端貧困、社會地位十分低下的流浪藝人家裡。鍾氏19歲嫁到朱家，數十年如一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了全家的飯，還要種田、種菜、餵豬、養蠶、紡棉花、挑水、挑糞。生朱德的前幾分鐘，她還在灶前煮飯。朱德呱呱落地之後，她又起身接着做飯。鍾氏生有 13個子女，由於生活艱難，有5個剛剛生下來就被溺死。朱德在兩歲時被過繼給大伯父。這樣，朱德又多了一雙養父母。鍾氏晚年知道自己的兒子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後，仍不輟勞作，自食其力。她唯一所求，就是在有生之年能見兒子一面，但因處於抗戰時期，朱德擔任八路軍總指揮、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要職，未能如願。1944年2月15日，她以86歲高齡辭世。


　　朱德母親去世之後，延安各界1000多人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中共中央的輓聯是：“八路功勳大孝為國，一生勞動吾黨之光”。毛澤東的輓聯是：“為母當學民族英雄賢母，斯人無愧勞動階級完人”。母親去世，朱德十分悲痛，於百忙中寫下了《母親的回憶》一文。幾十年之後，一名外國記者問朱德：“您一生最大的遺憾是什麼？”朱德回答說：“最大的遺憾就是在老母逝世前連一杯水都沒倒。”朱德在文中回憶道：


　　光緒三十四年(1908)我從成都回來，在儀隴縣辦高等小學，一年回家兩三次去看母親。那時新舊思想衝突得很厲害。我們抱了科學民主的思想，想在家鄉做點事情，守舊的豪紳們便出來反對我們。我決心瞞着母親離開家鄉，遠走雲南，參加新軍和同盟會。我到雲南後，從家信中知道，我母親對我這一舉動不但不反對，還給我許多慰勉。


　　從宣統元年(1909)到現在，我再沒有回過一次家，只在民國八年(1919)我曾經把父親和母親接出來。但是他倆勞動慣了，離開土地就不舒服，所以還是回了家。父親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親回家繼續勞動，一直到最後。


　　朱德自1909年離開家鄉，直到母親去世，多年未見母親，為中國革命奉獻了自己的一切。朱德在文中寫道：“抗戰以後，我才能和家裡通信。母親知道我所做的事業，她期望着中國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們黨的困難，依然在家裡過着勤苦的農婦生活。”“母親年老了，但她永遠想念着我，如同我永遠想念着她一樣。”文章讀來感人至深，催人淚下。


　　朱德自1909年離開家鄉，50多年沒有回去過。1960年，他唯一一次回到了自己的故里。


　　在家鄉，朱德一邊熱情地和親友們敘家常，一邊走走看看。他緩步走到院壩右邊那盤大石磨前，深情地說：“小時候我在家點着桐油燈讀書，母親就在月光下推豌豆粉為我們做涼粉，推麥麵為我們做麵條。母親一生辛勞、慈愛，我沒盡到孝心啊！”


　　出了院壩，朱德到屋後祖墳前默立了兩分鐘，又摸了摸當年曾被他當做單槓架而今已挺拔入雲的雙柏樹。隨後，他來到母親的墓碑前祭拜。


　　鍾氏的墓地，就在琳琅山下柏林嘴朱德父母故居西南不遠處的一片柏樹林裡。墓地很寬，有專門的祭拜台。在祭拜台的前面，有一大理石碑座，背面刻有當年《解放日報》刊發的中共中央悼念鍾氏逝世活動的消息，正面刻的是朱德寫的悼文《回憶我的母親》。

　陳毅小說寄深情，多年後仍“很想覓來再看看”


　　陳毅對母親充滿着敬愛，離家後仍常常思念。


　　1925年7月，陳毅將這種心情寫進了一篇叫《歸來的兒子》的小說里，以曲秋的筆名在鄭振鐸所編的《小說月報》1926年第6號上發表。小說敘述主人公鴻兒出遠門未歸，其母痛念之情。陳毅筆下的母親，身材矮小、體質脆弱、易於感傷。在獨生子鴻兒遠遊之後不到一年，丈夫仙逝，她終日盼鴻兒早歸。陳毅寫成這篇小說之後，便將其擱置一邊。初秋搬家時，他從舊紙堆里發現此作，才拿出去發表。作品中鴻兒的母親，有陳毅母親的影子，鴻兒也有他自己的影子。陳毅於 1925年10月在北京潼川館揮毫寫道：“我心上有一個結，永遠也解不開，這結便是我的薄命母親打下的。我算計我發狂似的跑了出來，南去北來，又是兩年了。我拋棄了母親。”因從舊紙堆里揀出此作，便又“追念當日在鄉中伴母時的奮發的心境”，所以在翻閱自己幾十篇詩文的時候，終捨不得放下這《歸來的兒子》，使“鴻兒與世人相見”。此時此刻，陳毅“想着遠隔的父母令自己心中念念不已”。他激動地說：“我遠隔山河的父母喲！我憑這一點‘念念’報償你們養育的劬勞罷！”


　　陳毅對《歸來的兒子》一文感情至深，一直不能忘懷。在10多年之後的抗戰時期，他還向記者談起《歸來的兒子》，並表示“很想覓來再看看”。


　　然而，戰事繁忙，讓元帥們無暇顧及家鄉的母親，有時縱有此心卻無此力，就像朱德元帥說的那樣，“沒有機會為父母盡孝”。


　　聶榮臻元帥早年離家的那一天，母親把一壇醇酒埋在地下，準備用這壇酒為兒子學成返鄉接風。可是，這一罈子酒，老人家一直未能取出來。聶榮臻的母親和父親在20世紀30年代就先後與世長辭。聶榮臻一別故鄉，再也沒有踏進翠竹掩映的石院子的大門。直到1955年5月，他去四川視察軍工廠時，才順便回到江津縣城。


　　葉劍英三回母校，感嘆道：“變了，變了！許多地方都變得認不出來了！”


　　葉劍英從東山書院畢業後，便漂洋過海到南洋去了，後考入雲南陸軍講武堂，投筆從戎，走上革命征途，逐步成長為一代元戎。新中國成立後，他曾三次回故鄉梅州，每次都要去看看母校。


　　第一次回母校是在1953年春天的一個上午，葉劍英曾在東山書院的紅棉樹下佇立良久。第二次是在1971年1月6日，當他走進當年讀書時所住的房間時，曾很動情地說：“真想在母校住上一晚。”1978年，東山中學李泉隆校長到北京參加全國科學大會，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葉劍英特地邀請他到家中做客，並深情地給母校寫下這樣一段文字：“東山，是被初升的旭日光芒照耀的地方……44個年頭，年年桃李，歲歲芬芳。44年前，我們為了反對官方派來的校長，毅然從北門外搬到東山書院，新建起自己的書房。這就是母校的來歷，是老同學反對官方勢力、不怕艱苦的手創。”


　　1980年5月，83歲高齡的葉劍英第三次回到母校。


　　5月14日上午，一列車隊出了梅州，朝東北方向奔馳。葉劍英坐在一輛米黃色的輕便旅行車上，神情專注地凝視着窗外的山水。那連綿的碧綠的稻田，那金盤橋邊緩緩南流的溪水，那黃竹洋艾子坪水庫在微風下掀起的碧波，像一幕幕畫飛掠過眼前。葉劍英高興得連連點頭，感嘆地說：“變了，變了！許多地方都變得認不出來了！”


　　旅行車進入丙村中學院內。葉劍英從1908年至1912年曾在這所學校的前身三堡學堂讀書，在這裡度過了少年時代寶貴的五年時光。他下了車，站在兩旁栽滿整齊的山指甲樹的院子前，面對着門上寫着的“三堡學堂”四個紅色大字，久久地凝望着。那飽含深情的眼窩裡，一定浮現出了校園裡那書聲琅琅的日夜，浮現出臥室里用來溫習功課的徹夜不滅的燈光……葉劍英少年時代在三堡學堂讀書時，非常刻苦、用功。他13歲那年寫的一篇作文《論兵》，開篇道：“兵之物，大矣哉！”即表現出非凡的才智和學識。


　　葉劍英先在休息室聽了學校領導的情況介紹，然後緩步走進少年時代讀書的課堂。課堂不大，十幾張雙人課桌擺得整整齊齊。


　　從課堂里出來，葉劍英看了當年住校時的臥室，接着來到當年三堡學堂的辦公室門口。他指着高高的木屏風門的右上角說，在這裡，自己曾給當時的校長貼過一張意見書。葉劍英興奮地回憶道：“有一次，考試卷收去了兩個多月，也沒有發回來，我們就給校長公開提意見。意見書貼出來之後，校長把它撕下來貼在教室里，要全班學生每人抄一遍。我問校長：‘抄它幹什麼？’校長說，抄了對筆跡，對到了就處罰。”講到這裡，身旁的人問他：最後怎麼樣？葉劍英哈哈一笑，說：“後來是我們勝利了。”他一邊講一邊笑，還一邊比畫着。在旁邊的師生們聽着，都笑了。


　　當葉劍英重新回到丙村中學大門口的時候，停下了腳步，端詳着綠樹掩映的校園。身邊有人提議：“是不是在這裡照張相？”葉劍英說：“好。”稍停又補充道：“請老師們也一起來照。”有人立即跑去找老師了。葉劍英站在丙村中學的台階上，一邊等待老師們，一邊與學校領導親切交談。照完相，就要離開了，葉劍英用親切的目光瞧着學生們。他走到初二年級三班學生胡燕平和初三年級五班學生溫春苑跟前，俯身問他們家住哪裡，姓什麼，幾歲了。他又俯身對一個長得較瘦小的同學說：“要食多點飯去，食多點飯去！”


　　葉劍英對於自己因從小受教育而成才的感受沒齒難忘。1949年秋，他在解放華南的戰略計劃中，便把在華南培養大批革命幹部和專業人才的任務作為十分重要的內容。1949年8月從北平南下時，他就通過中央組織部從原華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前身）等校抽調了陳唯實等一批教學骨幹，開始籌辦南方大學，併兼任校長（後因高校系統調整於1952年10月停辦）。他深知“教育興，國家興”，期望“桃李滿天下”。

1980年5月15日，葉劍英來東山中學視察。


　　在戎馬倥傯的戰鬥生涯中，葉劍英只回過三四次家鄉。1971年初那次回鄉，也只在梅縣停留了25個小時。這次遠道歸來回到少年讀書的地方，葉劍英感慨萬千。消息傳出，人們爭先恐後地來到前往東山中學必經的路上，沿江大道兩旁到東山中學和東山崖上，被擠得水泄不通。葉劍英乘坐的汽車由地委招待所出發，去東山中學只有一公里，而車子卻走了半小時才到達目的地，沿途被歡呼的人群阻塞。葉劍英到東山中學後，接見了有關教師，巡視了東山中學變化後的環境，觀看了足球比賽。他對東山中學的工作表示滿意，心情甚為舒暢。臨別前，他曾一再說：“以後我還要回來的。”但他最終沒有再回來。


　　朱德問：“這兩窩黃連樹中間還有一窩黃桷樹呢？”


　　1960年3月9日，朱德回到故鄉儀隴縣。在故鄉期間，他執意要去看小時候讀書的地方。他的記性很好，哪裡原來有棵樹，哪裡原來沒有，全都記得清清楚楚。第二天早飯後，朱德自己認路，來到少年時讀書的地方——席家。這裡原是席聘三辦的私塾學堂，朱德在這裡生活了10年。他白天讀書，晚上掌燈複習，還抽空幫老師挑水、煮飯。


　　因為那裡有個很高的陡坡，不好走，陪同的中共四川省委負責人廖志高說：“總司令，別去了吧，路不好走。”朱德說：“不要緊，我小時候走慣了。一定要去。我的古文就是在這裡學的。”朱德爬了上去。他看到晨霧炊煙里的席家，五間草房依舊，院子裡靜悄悄的。


　　朱德輕步進院，探問：“席白谷先生在這裡住嗎？”


　　“是。”屋裡走出一位中年人，應聲說，“在這裡住，我是他孫兒。”他主動向來客介紹：“這座房子是朱總司令讀過書的地方。我伯父跟他同過學，經常給我們說朱總司令讀書很得行，文章做得最好。有人多次要拆這座房子，我說是朱總司令讀過書的學堂，才沒有讓他們拆掉……”


　　朱德站在院壩里四處觀望，問：“這兩窩黃連樹中間還有一窩黃桷樹呢？”中年人回答說：“下暴雨打雷，遭雷公抓了。”


　　朱德一聽也笑了，說：“再種兩窩嘛！”


　　主人望着來人似曾相識的臉龐和熟悉的鄉音，不覺好奇地問：“您老是從哪兒轉來的？這麼熟！”旁邊有人低聲插話：“朱總司令，你還不認得？”主人一聽，頓時紅了臉，又驚又喜地拉着朱德的手，叫道：“哎呀，我的天啦！朱總司令啊！”


　　朱德、康克清和席家親屬合影留念後，席家人熱情地挽留說：“轉來了就莫忙走，在這裡多耍幾天嘛！”朱德哈哈一笑，說：“我們一塊兒照了相，就等於在你家住下了。”臨別，已走到院壩邊的朱德，又回頭凝視良久，才緩步離開。


　　之後，朱德又來到馬鞍小學。全校1500多名師生已站成兩列，熱烈鼓掌歡迎。朱德見院內壩子裡堆放着一大堆青草，便問：“這做啥用場？”學生們回答：“采青支農。”朱德接着問：“讀書又勞動，好不好？”“好，鍛煉身體，又學習生產本領。”師生們回答。


　　“就是嘛，我們中國歷來是‘耕讀傳家久’。過去苦水專朝窮人身上潑，學堂只朝富人開，我小時讀書就受過地主家小崽子的欺負。你們要把孩子教好。”朱德語重心長地對教師們說。


　　繞校園走一圈，學校領導邊走邊向朱德匯報，說這所學校年久失修，牆皮脫落，地基下沉，需要儘快改造。朱德一邊聽，一邊仔細看，然後說：“學校有困難，國家也有困難。我看可以來個‘穿靴戴帽’，加固一個基腳，再翻蓋翻蓋。”


　　3月11日，吃過早飯，朱德神采奕奕地回到他曾經任教的儀隴縣金城小學（原儀隴縣立高等小學堂）視察。師生們歡天喜地歡迎他的到來。朱德拄着拐杖，看了幾間教室和教師的宿舍，詳細詢問了師生人數、教師工資收入、校舍情況等，勉勵教師們要好好教書育人。校長拿出一塊早已準備好的紅綢，請朱德題詞。朱德揮毫寫下九個大字：“為共產主義培養新人！”


　　聽到“千百萬運動”，陳毅說：“你野心好大哦，把我都嚇住了！”


　　在十位元帥中，陳毅是回故鄉較多的一位。

1959年10月29日下午，陳毅出席了蘇聯和平利用原子能科學技術展覽會在中國成都地區展出的閉幕典禮後，於11月1日踏上了返回故鄉樂至的路。


　　屈指算來，這是新中國成立後陳毅第三次回四川。但1955年和1958年那兩次，他都沒能回樂至老家，一種若有所失的惆悵一直縈繞在心頭，揮之不去，驅之不散。樂至老家的一切，他都想了解，都想好好看一看。


　　11月1日晚飯後，陳毅不顧疲勞，聽取了樂至縣委書記段建武的工作匯報。


　　當談到全年的收入分配方案時，陳毅說：“看你們的生產計劃和預分方案是鼓舞人心的，要能真正實現就好了。”但他又有些放心不下，提醒說：“分給社員部分是否少了些，積累是否多了些？如果分配下來，萬一有些社員的口糧不夠吃，又怎麼辦？”


　　段建武回答：“只有從國家計劃的供應糧中解決。”


　　陳毅沉思片刻後，意味深長地說：“分配要堅持三者利益兼顧的原則，正確處理好積累和分配的關係。這方面，毛主席就處理得好。我們要向他學習，不要只強調國家、集體的積累而忽視社員的分配。就像一個人挑水一樣，一頭重一頭輕，就會滑落。”


　　縣委有人匯報說次年農業生產，準備搞“千百萬運動”，即紅苕畝產萬斤，稻、麥、玉米畝產千斤，棉花、蠶絲畝產百斤。陳毅聽後，沉思了一會兒。從內心講，他是不贊成這種超越自然規律的所謂“大躍進”的，但又不便直言反對，於是幽默地說：“你野心好大哦，把我都嚇住了！全縣86萬畝耕地，談何容易！”


　　第二天吃完早餐，陳毅便乘車前往勞動公社。勞動公社是陳毅老家所在地，原來叫復興公社，現在的名稱還是陳毅給改的。


　　走過一灣又一灣，邁過一坎又一坎，陳毅一行終於來到了舊居。偌大的老屋，只有陳毅的幺叔、幺娘在。陳毅進門看到他們，親切地說：“幺叔、幺娘，我回來看你們了！”幺叔、幺娘十分激動，連忙將陳毅等人迎進屋內。陳毅將早已用信封分裝好的糖果等送到親友手上，還將20元錢作為見面禮送給了幺叔、幺娘，然後與他們拉起了家常。


　　出勞動公社後，陳毅一行前往離縣城30多公里的石井鎮，視察樂至縣紅旗絲廠。


　　紅旗絲廠建於1958年。建廠時，遇到了相當大的困難，條件非常艱苦。辦公室設在一座破舊的廟裡，幾百名來自農村的青年工人住在臨時搭建的工棚里。他們因地制宜，艱苦創業，自己築路、挖煤、燒磚、蓋房，邊建廠邊生產。陳毅聽了廠長的匯報後，高興地說：“你們了不起，在樂至這塊石骨地上砌起第一個‘高煙囪’，這是偉大的創舉啊！”


　　陳毅興致勃勃地參觀了工廠的廠房、車間、電站。當他聽說工廠從選址定點、技術設計、組織施工等全是自力更生搞起來的，連連點頭稱讚：“這樣好！”


　　按原定計劃，11月3日是返回成都的日子。從內心說，陳毅是多麼想在故鄉多待一會兒啊，但公務纏身，尤其是在成都還有重要的外事活動，因此，只得按計劃離開。離開樂至前，在縣領導的請求下，陳毅在樂至縣新樂劇場給參加“三級幹部會”的縣、區、社幹部作了約一個半小時的報告。


　　陳毅回顧了解放前家鄉樂至貧窮落後的情況後，談起此次回鄉的感受：“我這次回來到處看了一下，感到是有很多變化。辦起了各種小型工廠，修通了各區鄉的公路，人民的生活也開始好起來。”當談到樂至正在進行的“特大躍進”、“千百萬運動”時，陳毅話語中流露出一絲擔心。他非常關心群眾的生活，再一次談到了積累的問題：“人民公社抓積累和安排生活，你們解決得不錯。積累和生活安排一定要處理得很好。現在才一兩年，還要繼續積累經驗，很好地安排。抓了積累放了人民生活不對，抓了生活放了積累也不對，是一個擔子的兩頭，都要擔起來。”


　　彭德懷一粒粒數着稻穀，說：“有的講畝產幾千斤，上萬斤……老實說，我是有懷疑的。”


　　彭德懷自1925年夏離開故鄉湖南湘潭烏石寨，直到1958年，其間33年未回過家鄉，從一個農家放牛娃和湘軍舊式軍人，成長為叱咤風雲的共和國元帥。


　　彭德懷對“大躍進”中的問題在認識上發生明顯變化，是從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在武昌召開八屆六中全會時開始的。首先對當年的糧食產量，他提出了不同看法。當時，在西北地區的小組會上，討論公布1958年全國糧食產量數字的時候，許多人贊成公布1萬億斤或1.2萬億斤，甚至還有人說“糧食要多少有多少”。彭德懷不同意這些意見。他直截了當地說：“糧食沒有那麼多。”當時有人批評彭德懷思想“保守”，說：“老總啊，你這也懷疑，那也懷疑，可怎麼辦呢？”彭德懷解釋說：“公布的數字寧可少一些，將來追加數字比較主動；公布的數字多了，將來被動。”全會結束後，彭德懷便回到湖南家鄉去作調查，決心把有些情況弄個水落石出。


　　彭德懷在湖南作調查，是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陪同的。周小舟和彭德懷同鄉，也是湖南湘潭人，學生出身，抗日戰爭以前就給毛澤東當過秘書。小舟這個名字就是由毛澤東叫他“小周”叫起來的。他是一個頭腦清醒、工作深入、講求實際的人。周小舟陪彭德懷先到了湘潭縣烏石大隊彭家圍子所在的衛國人民公社。他告訴彭德懷：前些時候湖南省委開過一次常委會，會上大家都不同意把當年的糧食產量估計得那麼多，也不同意把次年的糧食產量指標定得那麼高。所以，近幾個月湖南老是挨批評，還被插了“白旗”。可是後來證明，“插紅旗”的某些省糧食相當緊張，而他們這個被插了“白旗”的省，糧食倒還富餘,竟出現了“紅旗省”向 “白旗省”借糧的怪事。


　　聽着周小舟的介紹，聯繫到眼前的所見，彭德懷發現，湖南的情況和他在甘肅河西走廊看到的情況是那麼相似。他更感到這次回鄉作調查的必要。


　　為了便於聽到群眾的真實反映，彭德懷沒有住招待所，而是住進了彭家圍子自己的舊居。當晚，鄉親們都來看望，老人、婦女、孩子，擠了滿滿一屋，問長問短。在公社和大隊幹部座談會上，當有的幹部談到當年糧食大豐收，吳公塘生產隊畝產過千斤時，彭德懷沒有輕信。他立即同幹部們步行數里來到吳公塘田邊，打着手電筒，蹲下身來，拔起一蔸禾茬，數着一蔸禾上有多少株稻稈，每個穗上大約有多少顆稻穀，細心計算着每畝地的產量。他對幹部說：“我最近看過不少地方，有的講畝產幾千斤，上萬斤，吹得很厲害。老實說，我是有懷疑的。我們當幹部的，辦事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能搞浮誇。”

　聽公社幹部說，他們公社的煉鐵廠出了640多噸鐵，彭德懷就去看了公社煉鐵廠。情況和他在別處看到的一樣，是“大兵團作戰”。事後，彭德懷跟公社幹部算了算賬：為了煉那麼一點鐵，集中公社、大隊全部勞力運料，丟開農業生產，讓稻穀爛在地里；為了解決燃料問題，拆毀了社員許多住房，砍伐了大片山林；為了收集原料，連社員的農具和做飯的鐵鍋都砸了……彭德懷對幹部和社員說：“過去技術落後，民間需要製造農具用這種小土爐煉鐵。現在大規模這樣搞，看來不是好辦法。”


　　在烏石學校，彭德懷看了教室和教員們的宿舍，嘗了學生們的飯菜；在趙家弄子大隊，彭德懷參觀了設備十分簡陋的幼兒園；在許家塘大隊敬老院，彭德懷和幾位少年時代的夥伴進行了親切交談。得知他們每人每餐只能吃到二三兩（16兩合1斤）米，數九寒天老人們還睡在光光的篾席上，連褥單都沒有，被子也破爛不堪，彭德懷緊鎖眉頭忍不住說：“這叫什麼敬老院、幸福院！”他捐了200元錢給幼兒園，為孩子們買一些生活必需品；又捐了200元，讓幹部給敬老院添置些鋪蓋。


　　通過對家鄉的考察，彭德懷對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大煉鋼鐵中的問題有了更清晰的認識，也增加了更多的疑慮。


　　離開家鄉彭家圍子時，彭德懷殷切地叮囑前來為他送行的幹部：今後再不准搞瞎指揮，不准搞浮誇，不准說假話，不准強迫命令，不准打人罵人，不准罰口糧，不准拆毀社員房屋，不准砍伐山林。20多年以後，在彭德懷早已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當地幹部和群眾對他當年規定的“八不准”仍記憶猶新。


　　彭德懷堅信自己在家鄉看到了真實的“大躍進”，相信鄉親們跟他說的是真話，所以他在廬山會議上也堅持說了真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