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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 阮玲玉之死

　　一代名伶淒涼謝幕

　　1935年3月8日，著名女星阮玲玉留下遺書，服安眠藥自盡，時年25歲。死訊傳出，影壇內外無不震驚，時至今日，這位演技與美貌並重的女星的自殺還是一個傳奇。通過對這一悲劇的解析，我們可以隱約看到當時女性公眾人物在社會中的尷尬位置。 

　　電影大歷史：新女性運動的恐怖邊緣

　　在大眾傳播危害論的血淚證詞上，阮玲玉大約可被視為最重要的人證之一，每逢她的忌日，總有人會恨恨地重提“人言可畏”的舊話，而每逢有人受了點輿論的壓力，阿阮的這句絕筆也總是最佳的引語。因為有了“人言可畏”，人們以為傳媒作為真兇已經緝拿歸案，心中不由放下進一步思考女性生存現狀的巨石，導致70年來，阮玲玉之死沒有成為女性生存的課題，而是作為一個趣味的話題存在，話題中心翻來覆去，旨趣也不斷隨時代變遷，但玩味的本質並沒有改變。 

　　在為阮玲玉之死尋找真兇的道路上，魯迅的一篇文章起過關鍵的作用。作為新女性的同情與支持者，魯迅曾經在女性的出路問題上提出過頗具價值的疑問———“娜拉出走之後”。但是在論述阮玲玉之死的文章里，魯迅並未打算在女性主義的路上更進一步，其主旨僅是“論人言可畏”。 

　　細讀這篇文章，可以發現，魯迅對當時新聞工作者的職業操守觀察入微：“上海的有些介乎大報和小報之間的報章，那社會新聞，幾乎大半是官司已經吃到公安局或工部局去了的案件。但有一點壞習氣，是偏要加上些描寫，對於女性，尤喜歡加上些描寫；這種案件，是不會有名公巨卿在內的，因此也更不妨加上些描寫。案中的男人的年紀和相貌，是大抵寫得老實的，一遇到女人，可就要發揮才藻了，不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就是‘豆蔻年華，玲瓏可愛’。一個女孩兒跑掉了，自奔或被誘還不可知，才子就斷定道，‘小姑獨宿，不慣無郎’，你怎麼知道？一個村婦再醮了兩回，原是窮鄉僻壤的常事，一到才子的筆下，就又賜以大字的題目道，‘奇淫不減武則天’，這程度你又怎麼知道？這些輕薄句子，加之村姑，大約是並無什麼影響的，她不識字，她的關係人也未必看報。但對於一個智識者，尤其是對於一個出到社會上了的女性，卻足夠使她受傷，更不必說故意張揚，特別渲染的文字了。” 

　　這段話，可以原封不動拿來做新聞客觀報道的教科書，不過，對於阮玲玉之死背後的女性生存真相挖掘頗為不利。尤其令人擔憂的是，一個女子的死亡悲劇甚至令他產生了限制媒體自由報道權利以及新聞實用主義的想法，“‘有聞必錄’或‘並無能力’的話，都不是向上的負責的記者所該採用的口頭禪，因為在實際上，並不如此，———它是有選擇的，有作用的”。大眾傳媒因此被正式推上了新聞倫理的審判台。

　　現代社會中，媒體若用來泄罪，大約是最便利的，還有什麼機構能比大眾媒體關注更廣泛的現實？過分強調新聞倫理，損害的是言論自由的真意。不幸，當時中國文化界，對於大眾媒體的實用主義態度並不在少數，這種狀況到現在也沒有太大的改變。

　　一方面是對新聞媒體做過高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是渾然不覺社會改良運動中社會結構忽視女性位置重建的非理性現實，成為阮玲玉死後最大的學術悲劇。在由文人而非社會學家構建的中國新女性運動發展史上，新女性們被慫恿着向前衝。她們擁有看上去很美的未來，這種未來並非建築於完整的政治思想之上，而是存在於文學意義的描寫當中。她們的悲劇性結局幾乎是一種必然。

　　阮玲玉試探到了那個時代新女性生存的邊界，她看到那邊界之外是虛空，於是她被推動着向前的存在變得虛無。如果不做妻子和母親，新女性的光榮是什麼？這疑問如此巨大而恐怖。所以關錦鵬的最大發現是在阮玲玉的兩個男人之外找到了第三個男人———蔡楚生。真實的歷史上，阮玲玉是否愛上蔡楚生已很難考證，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位左翼導演的存在與坍塌正如那些未經實踐的社會改良口號的存在與坍塌，新女性們從中看到了恐怖的邊緣。

　　口述影像：“自殺”的“圍城說”與“入戲說”

　　陳山：是演員，更是女人

　　阮玲玉在銀幕上所演的都是“新女性”，而銀幕下的她卻也和所有女人一樣有她的弱點，有軟弱性，也會有虛榮心。以前的評論習慣把“阮玲玉之死”解釋成是當時的社會造成的悲劇，今天重新看待這個問題，不妨從女性的角度來分析或許更真實。

　　這樣一位傑出的女演員，她的成功除了先天的條件、良好的機遇外，還與她的個人閱歷大有關係，而她個人婚姻的不幸更使她對人生多一層理解。中國的女性解放其實面對着兩層“圍城”，一層是社會強加給她們的，另外一層就是性別屬性的圍城。社會鬆綁之後，女性在解放過程中的自我尊重也是要重新面對的一個問題。而這與西方國家比較激烈的女性解放也不同，西方因為有很強的宗教自製，他們開放或者極端的電影表現是與真實生活分開的，中國人則習慣在要走過頭時趕緊回來反思自身，我們習慣把文學作品乃至電影與生活本身融為一體。 

　　賈磊磊：人生如戲，入戲太深 

　　就我所看到過的史料記述，有關阮玲玉的電影以及人們所猜測的她周旋於張達民、唐季珊以及蔡楚生三人之間的曖昧關係並不準確，應該說阮玲玉自身的情感指向是非常清楚的。“聯華”公司當時在整頓風氣，阮玲玉沒有拍完《國風》就被“冷藏”，張達民此時卻控告阮玲玉與唐季珊“通姦”，還要求阮玲玉當堂作證。而阮玲玉其實早已終止了與張的婚姻關係，選擇在3月8日婦女節死去也許表明阮玲玉作為女人的一種抗爭方式。

　　阮玲玉的死包含了許多潛在的原因，除了性格因素、電影公司的“冷遇”帶來的心理失落、陷入感情風波的精神困境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個人對理想生活的希望與現實的落差導致了她對生活的絕望。一個優秀的演員不論是對幸福的感受還是對悲痛的感受，都比一般人來得更深刻，或許他們沒法從電影中類似的角色中走出來，他們被戲中的敘事邏輯所牽引，改變了他們的人生邏輯，這可能是平常人難以企及的境界。所謂“人生如戲，戲如人生”，阮玲玉如是，張國榮也如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