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愛將--外交部原副部長王海蓉


王海容出身於一個知書識禮的書香門第。她的祖父王季范，是一個比較有名望的無黨派知識分 子，50年代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參事，後來又被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他對王海容的成長有着很大的影響。由於王季范與毛澤東的親緣關 系，使王海容得以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並得以“飛黃騰達”。王海容的母親，叫肖鳳林，也是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王海容對母親很孝敬，後來一直跟母親生活在一 起。

王海容小時候曾有過其他的名字，“海容”這個名字，有說是她祖父給她起的，也有說是毛澤東為她改的。問她究竟如何，她笑笑說：“是的，是我爺爺給起的。”海容二字乃是取自古語：“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由此可見，王家希望這個女兒，要胸懷四海，博學廣聞。


毛澤東吩咐葉子龍：“找海容來談一談。”

在人生的航道上，她是一帆風順。王海容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挫折是在1957年盛夏。在那次高考時，王海容名落孫山，當個化學工程師的美好理想頓時成了泡影。那個時候，王家也無北大、清華一類高等學府的後門可走。

最 初的時候，王海容的心情雖然苦悶，但還想重溫大學的美夢。然而，1958年的“大躍進”，王海容對工程師的痴迷似乎淡化了。她想參加工作。但是王海容的這 一決定遭到了家庭的一致反對。教育世家，雖說不再信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但是高中的學歷畢竟分量太輕了！他們想讓王海容認真複習，第二年再參加 高考。王海容瞞着家人，在全市奔走尋找工作，終於找到了北京化工廠。王海容偷偷辦妥了入廠的手續，木已成舟，面對既成事實，大家不知所措，到底還是默許了 海容姑娘的選擇，半是開明家風，半是無可奈何。王海容很快跨進了北京化工廠的大門，默默地開始了她一生中短暫的兩年徒工生活。

1960 年12月1日出版的第23期《中國青年》刊登了一篇署名徒工王波、題為《我的經驗》的心得體會。這家當年發行量近30萬、社址在北京正義路3號的青年刊物 同時還發表了胡耀邦、陳士榘將軍等革命前輩撰寫的重要文章。雜誌的封面是中國雕塑工廠集體創作的一幅雕塑《毛主席和我們在一起》。當時，誰也沒有去想這位 “徒工王波”是何方人士，更沒有把這篇普普通通的文字與領袖人物聯繫起來。不過，讓人困惑不解的是，編輯部卻為名不見經傳的“王波”的這篇“大作”寫下一 大段提綱挈領的編者按語：


《我 的經驗》是一篇好文章。作者根據自己的切身經驗，對有高中文化水平的知識青年當徒工是不是屈才，青年徒工應該如何去體會今天黨和國家對自己的無微不至的關 懷，自己應該如何迅速地掌握階級鬥爭知識和生產鬥爭知識等問題，都作了清楚的闡述。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這篇文章中還提到了應該如何正確認識書本知識與實踐 的關係和革命者應該如何對待革命工作中的錯誤缺點這兩個問題。文章中說：“我們要牢牢記住，真正的知識是在實踐中得來的，任何書本知識只有在書本的作者們 在實踐中反映了客觀真理，才算是真正有用的。否則，書本上的道理便只是無用的假道理，決不是能夠改造世界的有用的真理。”又說：“在上面，我講的全是些好 事情，這是真的。難道沒有一點壞事情，或者叫作錯誤缺點的嗎？當然是有的，年年有的，月月有的。怎麼對待呢？以我們工人階級主人翁的姿態，把所有錯誤缺 點，一件一件克服掉。”我們認為，真正從思想上把這兩個問題弄清楚，對我們廣大青年是有益的。我們希望大家好好看一看這篇文章。

40年過去了，現在真相大白：原來這位王姓“徒工”不是別人，就是毛澤東的姨表侄孫女、迄今為止中國外交部58位副部長中唯一的女性王海容。《我的經驗》是經毛澤東親自修改的文章。

北 京化工廠的經歷在少女時代王海容的記憶里是很難抹去的。那時，她深感思想上取得了不少的收穫。《中國青年》雜誌社在獲悉了王海容的不尋常背景後，便約她寫 一篇經驗體會文章。王海容有感而發，寫就一篇洋洋數千言的長文，詳細介紹自己高中畢業後在北京化工廠當徒工的經過和體會。文章的初稿這樣寫道：1958年 大躍進，我投入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到北京化工廠當徒工。在我們徒工中，有人認為讀了12年書當徒工是屈才，我覺得，今天工人階級掌握政權，知識是黨和 人民給的，我們應當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只有用書本知識和生產知識結合起來，才能更有效地提高生產水平。事實證明，經過自己的努力和師傅的幫助，在短短幾個 月中，已掌握了較複雜的操作技術。老工人有豐富的技術經驗，這是從書本上學不到的，我們應虛心學習他們高尚的品質和生產經驗。我也懂得，今天的勞動不是為 資本家而是為勞動人民和社會主義祖國，這是無尚光榮的。勞動對知識分子更重要的是改造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培養我們成為一名無產階級的堅強戰 士，這不是屈才不屈才的問題。我們要做又紅又專工農化的知識分子。任何知識只有在實踐中反映了客觀真理才算是有用的。廠黨委還為徒工制訂了“六三”工作 制，即每天6小時工作，3小時學習。所有徒工都在廠辦化工學院學習，我們技術提高得很快，這說明黨對我們徒工是何等信任和重視。我們想想，舊社會的徒工有 這樣幸福的生活嗎？工廠還給我們保健食品，國家還給我們各種福利，黨和國家對工人的關懷，我們能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自己的一切力量，這是值得自豪的。…… 王海容的文章表現了剛剛走上工作崗位的青年學生對當時那種階級鬥爭社會的認識。對自己這篇文字，王海容有點不踏實，很想聽聽毛澤東的意見。於是，王海容在 那年8月1日給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寫了一封信。信上這樣寫道：葉伯伯：告訴您一個好消息，《中國青年》雜誌社要我去當通訊員。早幾天，他們編輯部的同志對 我說，現在他們需要一些關於徒工生活的稿子。因為社裡經常接到一些工廠徒工的來信，他們大多不安心當徒工，其中許多人認為初中畢業或高中畢業去當徒工是“ 大材小用”，是“屈才”的。我是當過徒工的，對徒工生活也有一些體會和感受。所以，《中國青年》雜誌社約我寫一寫關於自己對徒工的體會和認識。以便幫助廣 大青年徒工早日改變上述不正確的態度，安心於自己的工作。同時，他們還希望能夠得到主席公公對青年徒工的指示和希望。稿子我現在已經寫好了，但感覺許多地 方重點不突出，內容也欠佳。我想讓主席公公在百忙中抽出一點點時間替我修改一下。其實，王海容是想請毛澤東對文章提一些修改意見，最好是能夠親自改一改， 以提高文章的價值。

因為她知道，作為至高無上的領袖，毛澤東太忙，操勞的是黨和全國大饑荒的大事，對自己這樣一個中學畢業生的文章，有沒有時間看都是問題。所以，她在給葉子龍的信中最後也表示，如果主席公公沒時間代她修改，就請將文章寄回來。

10月中旬突然接到通知，說是毛澤東要親自見她。王海容欣喜若狂。毛澤東10月17日上午親筆在王海容的來信上作出批示：“找王海容今天下午3時15分來這裡一談。”

王海容出入中南海，與毛澤東熟識

王 海容與毛澤東的次女李訥年齡相仿（長李兩歲），由於她常隨王季范作客中南海，便與李訥成為朋友。因兩人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經歷各異，性格愛好共同之處並不 多。但因是毛澤東的皇親國戚，加上與李訥的友誼，王海容可以隨意進出中南海，有時還能在豐澤園住上幾天，無異是毛澤東家族的一名“編外成員”。正當花季妙 齡的王海容性格文靜，更兼家風書香淵源，她平素接物待人彬彬有禮，有與眾不同的教養。這多少令毛澤東刮目相看。一次，毛澤東與王季范祖孫在中南海閒坐聊 天。

興致頗高的毛澤東和王海容閒聊起來。“海容啊，我這大門一直是朝你敞開的，什麼時候想來就來，來了也可以住下來不走，就算是我們家庭中的一員，你看要不要得哇？只是不曉得你爺爺舍不捨得，放不放心羅！”

王季范說：“海容跟着你，走的是社會主義的大道，我怎麼會不放心，不捨得呢？”毛澤東如此安排對王海容一生利也，弊也，那是見仁見智的事了。是非惟有留待後人評說。

在 1960年10月毛澤東親自見王海容之後，王海容進入北京師範學院。王海容讀的專業是俄語系，按學校的教學方向，她將來畢業後是要去當中學俄語老師的。但 是，王海容畢業後，卻沒有當過一天老師。無人知道她入學時是否走了“後門”，但眾所周知的是她在1965年畢業分配時走了個大“後門”。

王 海容考入北京師範學院後，她並不滿足於老師在課堂上所講授的這些知識。她涉獵很廣，除了她的專業外，她對哲學、文學、數學，甚至軍事，都有濃厚的興趣。即 使是語言，除了俄語外，她對英語、法語、德語，也都學習。這為她後來“跳龍門”進入外交部工作，打下了較好的語言基礎。

畢業以後，絕大多數的同學分配到中小學當老師去了，王海容則青雲直上，這就使得她的同齡人沒人攀附她這個高枝。這也許是造成王海容至今仍是單身的原因之一。

外交部之“王”

1965年11月，王海容進修學習結束後，由周恩來總理指示，安排在外交部辦公廳工作。開始，她的工作主要是負責部長與總理的文電收發，以及其他的一些文秘工作。

從職務上看，她因為剛從學校畢業，剛剛參加工作，充其量也只能是個級別最低的秘書而已。然而，由於她的特殊身份，由於她的特殊背景，還有德高望重的周恩來總理的特殊關照，她在外交部上上下下都有着特殊的“份量”。

王海容到外交部之後，的確春風得意。從她履歷中可以看到，在這短短的時間裡，她接連榮升了好幾級。那時候，有“坐直升飛機上來”之說。

請 看：1965年11月，她作為外語學院的畢業生，躋身外交部辦公廳工作，按一般的情況，那頂多也只是個科級秘書而已。其後，是“文化大革命”開始，“轟轟 烈烈”搞了三四年。這期間，她出入中南海，活躍於毛主席身邊，雖然沒有什麼特別的名位，但其“活動的權力”則等同於欽差大臣一般。到了1970年夏天，由 周恩來直接提名，說是因為工作需要，委任王海容擔任外交部禮賓司“負責人”，“負責人”不是什麼職銜，雖然權力在握，畢竟比較虛浮。時過半年，到了 1971年7月，王海容被正式任命為禮賓司的副司長。第二年，1972年，接着又一道任命下來，王海容被提為外交部“部長助理”。再過一年，王海容被任命 為外交部副部長了。此後，她在這個崗位上一干便是4年多，直到她因投靠毛澤東和“四人幫”而失勢倒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