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談儒家和基督教的異和同

信濟和落基山人兩位都談了儒家和基督教的區別和相同之處。我也湊個熱鬧。但這個題目太大，簡直就是中國和西方的文化比較，有點力不從心。

但這是數百年來中國人繞不過去的話題，因為西方已經不像滿清那樣被吸收到中國文化的大家庭中。中華文明常常被簡稱為儒家文明，而西方文明也被簡約為基督教文明。我在“中國近代史折射出的文明結構”一文中已經從中國遭遇西方的過程中，提出一個文明的核心結構是系統的價值體系，即宗教信仰。因此，“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提法進一步證明，價值體系才是一個文明的名片。而很多中國學者，特別是理工科學者們以為西方文化僅僅是一種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文明，把基督教當成可以拋棄的糟粕，這是極端錯誤的馬克思主義觀念。科學技術是價值中性的知識體系，任何文明的人們都願意承認它的用處，也願意接受它帶來的舒適。這從另一個角度表明：科學技術不是一個文明的特質，只有宗教信仰是極端排他的，才是一個文明區別於另一個文明的本質特徵。

那麼，為了比較儒家和基督教，我們遭遇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儒家學說是一種宗教信仰嗎？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看看儒家的創始人孔子是不是想創立一個宗教，或者問我們自己一個問題：孔子到底想用儒家學說解決什麼問題？

孔子生活在一個大變革時代。中華文明走到春秋戰國，遭遇了前所未遇的危機。國人都很為春秋戰國驕傲，因為那是一個奠定數千年直至今日的軸心時代。軸心時代是雅斯貝爾斯的一個提法。他說，公元前500年左右是世界各個文明的關鍵期，我們至今都生活在那個軸心時代創造出來的思想中。在希臘，產生了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歷士多德三個偉大的哲學家，奠定了西方數千年的哲學傳統。有人說，西方哲學史都是對柏拉圖哲學的腳註。在印度，佛陀宣揚佛教，影響了東亞和東南亞許多地方。而在中國，則出現了孔子為代表的百家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從此之後中國文化走向了另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

孔子生活的時代，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禮崩樂壞。本來，周王朝實行的是分封制，諸侯國和周天子基本上都是親屬關係。諸侯國內部高度自治，對外則有共同保護周天子的義務。周天子和諸侯國在出行的馬匹數量，祭祀時的儀式規模，也許還有殯妃的數量上都有嚴格的規定。也就是，諸侯國國君、貴族的行政級別都是有規定的。但在孔子的時代，臣弒君、子弒父或者諸侯國君不尊重周天子的事情常常發生。春秋五霸就是強大的諸侯國站出來做諸侯國們的班長，表面上都公開教訓不守規矩的國君們，同時表示尊重周天子的地位，但實際上是為了炫耀自己的威勢。

孔子最想解決的問題就是：恢復春秋戰國之前的政治秩序，周天子的權威仍然被諸侯國尊重，諸侯國之間和平相處。但怎麼達到呢？他說“克己復禮”，也就是大家都克制自己的欲望和野心，以達到恢復周禮的目的。“禮”原本是“敬神求福”的意思，但到了孔子時代，“禮”已經演變成等級制度或者政治秩序的意思。

我認為春秋戰國天下大亂的根源是原有的中國文化的宗教崩潰了，中國夏商周的信仰體系的解體導致了秩序大亂。任何文化的起源都和宗教信仰有關，中國文化也不例外。“神”和“皇天上帝”都不是外來詞彙，都是我們的祖先在夏商周敬拜的對象。甲骨文上記載的很多都是和祭祀有關的活動。今天，我們還能感受到我們祖先的信仰，比如“過年”（春節），比如我們自稱“龍的傳人”。那些反對宗教的人們可以不過年，也不要說自己是龍的傳人，嘿嘿。現在，我們的民間信仰還保留了很多我們祖先信仰的印記，比如對山神、土地爺、灶王爺等的供奉。後來的人們，不是還要把關公神話，讓秦瓊和尉遲敬德作門神，現在有些司機還把毛澤東神話成保護神，這些都表明：1）宗教是人的一種本質需要，不能剔除；2）中國夏商周宗教信仰還停留在很低級的階段，離迷信不遠。

你們可以注意一下，諸子百家沒有一個採用恢復宗教信仰來解決的天下大亂的問題的。尼采體察到西方宗教的衰弱，就讓一個“瘋子”在集市上喊出了“上帝死了”。這說明他很驚駭於一個無神的社會，他一輩子都在設想如何才能過一個無神論的生活。但奇怪的是諸子百家都很平靜地接受了“皇天上帝”在中國人心中的遠去，這可能有幾種理由：一是中國的先民的宗教信仰本來就不強烈，何況中國宗教還沒有發展到很系統很嚴密的地步。二是在諸子百家的時代，“皇天上帝”的信仰早就衰微了，以至於人人都想不到用宗教來解決人心大亂的問題。

總的來說，孔子的解決方案就是“克己復禮”。這個方案至今還很有影響，比如清華大學的學生就提出過“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這樣一個很儒家的口號，不愧為榆木腦袋，嘿嘿。但是克制自己的欲望很難，大多需要佛教那樣的修行才行。怎麼辦？鄧小平說“（足球）要從娃娃抓起”，孔子也是一樣的想法，論語中說“其為人也孝悌而犯上作亂者，鮮矣”。如此可見，儒家提倡孝，不是從人的本性的高度，而是從培養不犯上作亂的政治目的來考慮的。

如果讓我給孔子學說下一個定義，那就是：孔子提出的是一種以倫理道德為手段以達到天下太平政治目的的解決方案。你要是讀論語，千萬不要忘記孔子心中孜孜以求的政治目的，那就是“克己復禮”。在孔子眼中，政治是遠比倫理道德來的重要的。孔子年輕時作過官，後來魯國內亂。孔子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他就周遊列國了。孔子可一點都不愛國，而是以天下為己任。我們現在也要以整個世界為己任，不要老想着回國，嘿嘿。孔子周遊列國14年後，回到魯國，已經68歲的老人，才開始被後人稱讚的文化教育事業，72歲去世。你們可以想想，在孔子心目中，到底是政治重要，還是教育重要？孔子孜孜以求地探索治國平天下之道，倫理道德不過是手段，教育不過是求官不得垂垂老矣時候的事業。論語子張篇說“仕而優則學, 學而優則仕”，所以省長市長拿個博士學位，你們也不要大驚小怪了。學問和政治的結合本來就是孔子的思想，科舉制的產生不是也順理成章了嗎？

在遠古宗教幾乎毀滅的情況下，孔子的內心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說“天命”，另一方面，他提倡“敬鬼神而遠之”，要“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也是說，就假裝神是存在的吧。祭祀這種禮儀還是要保存的，但就假裝神存在吧。這種做表面文章的態度，現在可是發揚光大了。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知道儒家根本不是一種宗教，只是一種假借倫理道德達到政治目的的說教。說儒家是說教，是因為其道德訴求不夠“終極”，不敢面對死亡這個摧毀一切人生價值的力量。如果我死後就是一個土堆，為什麼我要做君子而不是小人？當需要我犧牲我的吃喝玩樂和自尊面子來做君子的時候，我才不干呢，誰能補償我在肉體享受上的損失？沒有建立在終極的宗教信仰之上的道德都是一種虛偽的說教，面對誘惑和威脅，都無法給人以力量視死如歸地實踐這種道德。不要埋怨洪承疇面對清皇后親自的探訪和許諾的美女就變節，也不要謾罵吳三桂怒髮衝冠為紅顏而降清，誰能補償他們的損失如果他們殺身成仁？不要告訴我，歷史會歌頌他們的氣節。恰恰相反，歷史告訴我們，中國人是最忘記先前為國捐軀的英才的。多少抗戰紀念碑被摧毀了，多少英雄的事跡被遺忘了。如果沒有上帝，你做的任何一切都毫無意義。那還不如吃喝玩樂，享受一下感官刺激來的實惠。

一個正常的文明，其宗教的目的是要解決人和創造他的神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回答“如果人人都終歸死亡，人生還有什麼價值和意義”這個最根本的問題。在此之上，才能說人和人的關係如何才能符合神的要求。也就是說規定人和人關係準則的倫理道德，其依據必須是人和神的關係，在倫理道德之上才能建構政治結構。

宗教是奠基性的文明結構，其中的人神關係是最根本的，然後是倫理道德。宗教影響政治是通過倫理道德。基督教文明符合這樣的一個自然順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必須以榮耀神為目的，而不是為了榮耀君王，榮耀國家為目的，君王和國家都是神的工具，以達到神自己的目的。

但儒家文明顛倒了這個次序。 “平天下”作為“修身齊家”的目的，也就是倫理道德的目的是為了天下太平，政治的價值高過了倫理道德的價值。為了政治目的，可以犧牲倫理道德，可以不擇手段。這種建構在政治目的之上的道德是虛偽的，也是蒼白的。因此，在古代，儒家擋不住佛教的入侵。今天，儒家更擋不住基督教的進入中國。

表面上，儒家的一些倫理道德和基督教是相同的，比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比如“孝敬父母”。這是人類良心的共性，不是基督教也不是儒家獨有的，這個一點都不奇怪。但儒家道德的根基是極端不穩的，因為孔子從來沒有試圖解決人類永恆的困境“死亡”，他試圖解決的是如何恢復周天子權威下的天下太平。他甚至從來沒有打算提出任何政治學思想，比如什麼類型的政府才是好的。充其量，孔子的眼光都只在他那個時代的政治問題，他沒有追求永恆的目標。可憐也可悲的是中國人讓一個着眼於暫時的、以倫理為手段的政治學說僭越了宗教信仰的核心地位。

信濟：論儒家與基督教的根本區別與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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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基山人：也談儒家與基督教思想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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