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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研究中，有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即在南京大屠殺發生之後的一段時間內，中國方面有沒有做出及時的反應？特別是國共兩黨的上層人士是否了解相關情況以及對此有何評論？由於這方面的史料比較分散，過去史學界未能搜集，不甚明了，後便成為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殺的理由之一。本文擬通過分析已經公開的各種史料和新近發現的材料，說明在大屠殺發生後的幾個月到一年多的時間內，中方就已通過各種途徑了解到了發生在南京的暴行。並且，從中方的軍政要員到前線士官，以及國共兩黨、社會各界，都用不同方式對這場暴行進行了詳細的記錄和憤怒的譴責。其後十年間，以親歷見聞為主的多種著述也陸續出版發行，並在社會上廣泛傳播，揭露了日軍的暴行，反映了淪陷時期南京的真實情況。這些史料不僅有力地批駁了日本右派的謬論，而且從一個新的角度上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增添了佐證。

    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觀點以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殺的虛構》以及《南京事件之總結——否定屠殺的十五個論據》兩本書之內容為典型，他們對南京大屠殺的各種鐵證視而不見，並認為東京審判中南京大屠殺的證據是“捏造的”；即使面對無法迴避的第三方證據，亦以斷章取義的手法加以曲解。田中正明在他的所謂“十五個論據”中，曾提出兩點他認為是強有力的證據，即中國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參謀總長何應欽在其1938年的“軍事報告”中沒有提及和“中國共產黨也沒有記錄”，試圖以此來否定南京大屠殺暴行的存在。日本右派的理由是：如果南京發生了大屠殺，中國政界、輿論和出版傳媒為什麼在當時沒有反映？

    歷史事實是，在大屠殺發生之後，雖然日方極為嚴格地封鎖消息，中國方面依然利用艱難獲取的少部分資料，對發生在南京的日軍暴行，在第一時間內進行了揭露和痛斥；國共兩黨及政治軍事界上層人士也已獲得了雖不完全但已明確的日軍在南京進行大屠殺的消息。這在他們的日記、書信等私人文件中，均有清晰的描述；多位不同身份的倖存者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書刊也在暴行發生後期及次年問世，並在社會上傳播開來，這類出版物一直持續到40年代末；文化界知名人士也通過文章和著述深刻揭露和痛斥日軍暴行。可以說，日軍的反人類罪行昭然若揭。

首先，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在1938年3月29日武漢召開的國民黨臨時代表會議上，參謀總長何應欽所作的軍事報告中沒有提及日軍在占領南京後進行的大屠殺，但這並不意味着慘案的不存在。其理由是：

    第一，“未提及”與“不存在”之間本無必然的因果聯繫；

    第二，當時日軍對南京進行了嚴密封鎖，致使外界對日軍攻占南京後的情況並不了解；

    第三，國民政府方面對在日軍占領後的南京城內的人員傷亡數字無法進行統計，而且這種統計本身需要大量人力與時間，在情況不明和沒有充分掌握第一手資料之前，何應欽在報告中未提南京大屠殺，這是很正常的事情，更可說明國民政府對南京大屠殺的傷亡數字的認定是慎重的，也說明後來提出的數字是經過調查後所得，具有可靠性；

    第四，面對外國人士對“蔣介石、唐生智等扔下土兵自顧逃脫”的批評，何應欽在臨時代表會議上的軍事報告中不提屠殺事件，不無迴避輿論指責的考慮。何況，在報告進行之時，日軍在南京的犯罪仍在持續。

    從上述4點理由出發，支撐田中正明“否定論”的“強有力的證據”已經折翼其一了。

    其實，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發生後不久，包括蔣介石、宋美齡和何應欽本人在內的許多國民黨高層人士，在他們的日記、書信等公私文件中都已明確地“提到”了當時發生在南京的這場悲劇。這是有確鑿史料記載的。

    在南京大屠殺尚在進行時，1938年1月22日蔣介石就在其日記中寫道：“……注意四：倭寇在京之殘殺與姦淫未已，彼固陷入深淖進退維谷，而我同胞之痛苦極矣。”

    同年3月5日，他又在日記中寫到：“敵軍殘殺我南京附近之壯丁殆盡，痛極。”這是蔣介石筆下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明確記錄。

    後來，蔣介石又在1938年5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提要：雪恥。見我男女同胞受敵寇慘殺凶淫之照片而不動羞惡之心、無雪恥復仇之志者，非人也！”5月13日的日記中又寫道：“提要：雪恥。敵寇殘暴兇橫，實古今無例，若不消滅，何以維持人道！”7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見寇軍殘殺我平民同胞之照相，痛憤乃至瞑眩，極優東方民族之仇讎相報，不知何日能了也。”這幾份日記中所提到的他所見到的日軍暴行照片，雖未明言是南京大屠殺照片，但仍能說明蔣介石對侵華日軍暴行的憤怒程度，並說明作為當時中國最高軍政領導人的蔣介石，已明確且充分地知道了日軍在南京和各地占領區的暴行，並看到了第一手的證據，表達了非常的憤怒，發誓要雪恥！

    與此同時，蔣介石也十分注重揭露日軍暴行的宣傳工作。他對時任政治部部長的陳誠下達了“搜集日本侵華戰爭獸行出版中西文本宣傳資料”的手諭，以便“將日軍官兵滅絕人道之獸行宣告於世”，此段原文轉錄如下：

    “陳部長辭修：……關於倭寇在華侵略戰中之獸行，應迅即搜集中外文字之重要材料，裝訂成冊，以後每月一冊，出版中西文字，同時個別分印也可。中正。二十五日。”“為倭寇官兵之獸行，不僅違反戰時國際公法，而且滅絕人道之實狀，宣告於世界各文明友邦之軍人，擬稿成後呈閱再發。中正。”

    又據蔣介石《事略稿本》記載：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6月10日，蔣介石“召見京市臨時參議會議長陳裕光、副議長陳耀東，聽取關於首都建設問題之意見，並指示對日軍在南京淪陷期間，所造成之大屠殺案，應協助調查”。

    從南京陷落之初直至抗戰勝利，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對南京大屠殺及其相關宣傳和調查工作的關注都有證可考，這充分說明蔣對此案之基本情況是知曉的，並給予了重視。

    在蔣介石日記的史證問題上，日本右派曾摘錄古屋奎二所作《蔣介石秘錄》中1938年1月22日日記中一句“中國軍隊傷亡逾6000人”內容，並大做其文章，而對同一篇日記中明確記載南京之慘狀的內容卻故意迴避，充分暴露了其抹殺史實的卑劣伎倆。

    作為戰時中國政壇領袖之一的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對南京大屠殺也有記錄。

    宋美齡在抗戰期間的對外宣傳工作中，運用自己擅熟英語的專長，廣泛與歐美各國政要和普通民眾聯絡，揭露日本軍閥的野心，宣講中國抵抗侵略所付出的艱苦努力和巨大犧牲，及其對維護世界和平的重大意義，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其中，她重點揭露了侵華日軍在中國各地所犯下的各種暴行與罪惡，特別是日軍對中國婦女兒童的殘害，激起了世界人民對日軍的極大憤怒。並且，她在演講和通信中多次提到了南京大屠殺。茲特舉例如下：

    1938年1月8日，宋美齡在其《復紐西蘭某君書》中就寫道：

    京滬一帶原是世界有數的人口密集之處，如今已萬突無煙，村市為墟了。日本飛機先儘量加以掃蕩，所余剩的壯年男子再由陸軍來做根本的肅清，婦人和小孩也沒有例外的被殺戮，還有無數女子被他們姦淫侮辱。南京有數萬人民，或被他們個別槍斃，或被他們繫纍成列，用機槍掃射。其他各城市也都如此，所以凡屬日軍所到之處，都有極度的摧殘與死亡。

    1938年1月 10日，她又在《復美國聖路易某君書》中寫道：

    未經屠殺或不及逃避的不幸人民，就遭到了更可怕的命運。各地女性，受到日軍獸性的污辱，許多還被殘殺，同時凡有作戰能力的男子也給用槍彈或刺刀來結果了生命。除了被日軍用作夫役者外，所有的青年都一批一批地加以殺戮。南京和杭州，日軍到達之後，驚人的暴行就這樣開始了。這種大城市中所有的情況，其他凡日軍占領的村鎮市集，莫不皆然。而且華北華中完全沒有兩樣，全都遭遇了這種打破歷史記錄的殺人放火，姦淫劫掠的暴行。

    同年4月23日，宋美齡在（復加拿大多倫多某君書》時又寫道：

    日本以全力侵略我們，……軍隊和無辜的民眾，都遭到了無量損失，日軍把他們成千累萬地屠殺，而蹂躪女性，尤令人慘痛不忍形諸筆墨。世上從前所發生過的恐怖，論起規模之大，殘暴之甚，總比不上我們這次所遭遇的，而且還在遭遇下去呢。

    由此可見，宋美齡是最早了解日軍在南京暴行的國民黨上層人物之一。並且，她為將日軍暴行公之於眾，爭取世界輿論支持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除了蔣介石夫婦外，當時國民政府高級將領們對南京大屠殺也多有明確的記錄。

    何應欽作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參謀總長，對被日軍占領後首都的狀況當然格外關注。1940年他在著述《三年抗戰之經過》一書時，對南京發生的悲劇有如下描述：

    敵占領南京後，縱兵放火劫掠屠殺姦淫，將我無辜民眾及失去抵抗之徒手士兵，用繩索捆綁，每百人或數百人連結一團，用機關槍掃射，或用汽油焚燒，其軍官率領士兵，到處放火，並藉搜索為名，挨戶侵入民家及各機關內，將所有貴重物品及中國藝術品捆栽而去。至於被強姦之婦女，更難計其數，並於強姦之後用刀割去婦女乳頭，任其裸臥地上，婉轉呼號，而獸兵則相顧以為樂。在一日之內，竟有將一個女人輪姦至三十七次者，被姦婦女之年齡有僅為十二歲者。南京敵軍五萬餘人，其憲兵只有十七人，且根本不執行憲兵職務，可知其有意作惡，故極短時間內，我民眾及婦孺被蹂躪及慘殺而死者統計在十萬人以上。據外人目擊當時情形者，稱為現代史上破天荒的殘暴記錄，其野蠻獸行，比未開化之人種，蓋有過之而無不及。

    由此可見，何應欽在那份單純的軍事報告中未提及南京大屠殺的又一個可能原因是，他並沒有將日軍對“無辜民眾及失去抵抗之徒手士兵”所進行的屠殺看成是一種“軍事行動”，本來就未準備在軍事報告中占據篇幅；而消滅“便衣兵”也正是日軍為其屠殺行為狡辯的藉口之一。這份記錄可與當時的軍事報告互為印證，共同揭露了日方抹殺歷史罪行的陰謀。

    王世傑時任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政治部指導委員，在其 1937年 12月至 1938年 2月間的日記中，對所聞南京保衛戰的進行情況及城破後日軍在南京的屠殺、強姦、搶劫等暴行有非常具體的連續記錄。

    王世傑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記中寫道：“據何部長敬之報告：此次守御南京之軍隊共十二師，人數在十二萬以上。中央軍只有數師，當撤退時，敵已由南城入城……共計此次守御首都軍隊，安全退出者約占全數之半，傷亡及陷於城內退入難民區或分散苦戰者估計約三、四萬人。至被俘之數，據敵軍宣傳（則被俘者）約四萬餘人。”

    12月24日，王世傑首次在日記中記錄了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據美國德國在目擊敵軍入城情形者在上海所發表之消息：敵軍入城後，姦淫劫掠，甚於吾國昔日之土匪，解除武裝之我方被俘兵士，亦被敵軍大量屠殺，數以萬計。敵軍軍紀之惡化有一日千里之勢。”

    1938年1月10日，王世傑又在日記中寫道：“金陵大學美國教授Bates，曾在首都目擊去年十二月十三日日軍入城後搶劫私家物品，大批搶殺解除武裝之我方軍士及難民，並搜挾青年婦女於一處而強姦。該教授曾將目擊情形以專電發送中外人士，但未署名。

    首都陷落後，日方聲稱所獲步槍達十二萬枝之多，高射炮亦達五十餘門，予初不以為可信，今日晤何敬之（即何應欽），據云，大致確是如此！軍委會同仁對唐生智多不滿。”

    他在1938年2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日軍在南京、蘇州及杭州等處姦淫燒殺，中外人士近均一致指斥，並聞蘇州陷落後，日軍統帥松井，親往蘇州夙以收藏著名之潘、顧兩家，指索名畫及其他古物，統帥本人尚且如此，其他可知。至於幼婦幼女之被辱，男子之被脅被殺，則為南京失守以後京滬一帶之普遍現象。聞今日松井奉政府命令在京滬宣告肅整軍紀，蓋中外之指責已使敵人不能無所攝矣。”2月14日，他記載道：“今日由漢口渡江赴武昌，應華中大學之餐約。席間，該校代理校長黃傅，具述留在南京之美國教授Bates，最近托美國軍艦帶出之信息，據B氏一月十日函稱：日軍入南京後，其強姦、虜掠與慘殺無武器人民之慘狀，有非外間所能夢想者，全南京城內，日軍強姦婦女之案件，德國人估計在二萬件以上。即僅就金陵大學校舍而言，難民之逃避該校中者約三萬餘人，（外國人之被侮辱口十人）強姦案當在八千起以上，有十一歲幼女與五十三老婦亦未能倖免者。至於城內房屋及商店，殆無一家未被搶劫者，劫後往往以化學藥物縱火焚燒，此種燒殺奸（淫搶劫等）行為往往於白晝在學校所在中行之，並往往由軍官領導為之！此外，業經放棄武器與軍服之華兵以及一般難民，被日軍任意槍殺者，（為數極眾，數不勝數，為數以萬計）則觸目皆是。外國人之留在南京者，亦多數（被）受侮辱與劫掠，各國（大）使館俱被劫掠。B氏函件已由該校給予一份）。”

    王世傑所用的資料多為當時在寧的第三方外籍人士親身見聞，時效性極強，其客觀真實性也毋庸置疑。在日軍極其嚴格的消息封鎖之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成員所能掌握的信息僅限於他們自己的經歷，而單是這九牛一毛的記錄已是如此駭人聽聞！

    在當時戰亂條件下，沒有哪一方的人員能夠有條件對日軍暴行進行全面細緻的調查，當然不可能掌握精確的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失數據，因此上述資料中的一些數據與今日統計結果會存在若干偏差，而日本右派卻針對這個代表了客觀性的“不確定性”加以曲解，將第三方證人冒着生命危險搜集到的證據斷章取義，說成是“傳聞的匯集”；或以偏概全，將國際安全委員會向日本領事館上報的部分案例作為日本在南京城所犯的全部罪行；亦或是妄圖宣揚一種“南京事件在東京審判以前並不存在”的言論，說“在東京審判時，貝茨教授（貝德士）的態度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似乎在此之前貝德士教授並不認為日軍的行為有過分之處，然而，從王世傑的日記中可以看出，貝德士教授從一開始就對日軍的暴行作了清晰的證明。王世傑的該部分日記與1938年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相互佐證，共同記錄了安全區的外籍友人對日軍所犯罪行的見證和對中國人民的傾力援助。

    馮玉祥是民國時期著名的將領。抗戰爆發時，他曾受蔣介石委託擔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親赴上海前線指揮八一三抗日作戰。馮玉祥有長期記日記的習慣，《馮玉祥日記》是研究中華民國史上許多重大事件的第一手資料，其中也有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記錄。

    1937年12月25日，馮玉祥在他的日記中記道：“歸來閱晚報，及今日報紙記之：一、杭州已入戰時狀態；二、南京我被殺青年五萬人；三、南京我十二歲以下男孩均被敵運走……”這份日記表明，即使是在日軍嚴格的消息封鎖下，當時的報紙還是通過艱難獲取的小部分資料披露了日軍的這場暴行。

    在國民黨著名將領、桂系領袖李宗仁與白崇禧戰後所著回憶錄中，都有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具體記載。李、白二人在抗戰初期都是中方高級將領，擔任過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曾親往前線指揮中國軍隊的作戰。李宗仁在回憶錄中寫道：“敵人於十二月十三日入城後，更大肆奸擄焚殺，我軍被俘和無辜平民被屠殺的，計數十萬人。充分表現日本軍人的獸性，為人類文明史永遠留下了污點。”白崇禧則口述說：“敵人占據南京後，縱兵放火劫掠。屠殺、姦淫……婦女被姦淫無數，民眾被殘殺總在十萬人以上。據當時在南京之外國傳教士說，這種野蠻殘暴之行為是現代歷史上破天荒之記錄。”

    上述國民黨高層人士的日記和回憶，只是對南京大屠殺的一小部分記載和並不全面的記述，卻真實地代表了當時外界所能掌握的關於大屠殺的情況。這些記述中數據的不確定性正是其客觀性和階段性的標誌。由於他們不可能親自在淪陷區內進行現場調查，所有的資料來源均是某一時段的下級報告或新聞報道，因而他們所掌握的不可能是南京大屠殺的全部情形。但是，僅這些來自民國政界、軍界具有顯赫地位的名人記錄資料已充分證明，日軍在南京暴行的規模之大、程度之深，即使在當時日方極端嚴格的“鉗口令”下都無法隱瞞了。

    無論日軍當時怎樣竭力地封鎖消息、事後怎樣無恥地美化侵略，也不可能蒙上所有南京大屠殺目擊者的眼睛，更不可能阻止他們揭露事實真相。參加南京保衛戰的中國官兵的親身經歷，是日軍罪行的直接見證人，他們留下了許多詳細真實的記錄，而他們中的一些人也正是因為書寫了這段歷史。在當時並在歷史上成為了“知名人士”。

    （一）鈕先銘著《還俗記》

    鈕先銘在南京保衛戰中任教導總隊桂永清部工兵團團副兼營長，參加了南京保衛戰。12月12日晚，他接到撤退命令後退到長江邊，因無船渡江，避入幕府山永清寺，被和尚“剃度”掩護起來。日軍占領南京後，他被抓夫，親眼目睹了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的各種暴行，他還被日軍強迫抓去參加清理大屠殺現場遇難者的屍體，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直接見證人。直到1938年8月，他才得到機會逃出南京經上海轉赴武漢歸隊。

    鈕先銘在南京保衛戰及南京大屠殺中的這段傳奇式的經歷，早在抗戰時期就已被人發掘，著名作家張恨水、崔萬秋當時就曾根據他的經歷寫出過《大江東去》、《第二年代》等作品。1943年，美國《紐約時報》對他進行了專訪，並予以報道。日軍也對他藏身永清寺的情況有所察覺。1939年初，日本隨軍記者就曾在報道中說有中國軍人“避難空門”、“落髮為僧”，最後“從廟宇中脫走”；日軍“中國派遣軍”副參謀長今井武夫1964年在他的回憶錄中也記載了這件事：“占領之後的混亂告一段落，日本軍官兵常游雞鳴寺，與鈕氏相邂逅，但終無感覺異狀而未曾發現。”這些事實說明了鈕先銘所記錄的親身經歷是完全真實的，並不是他的創作。鈕先銘，一個國民黨軍隊的營長，因經歷南京大屠殺死裡逃生而成為了熱門的“名人”。1971年，他在台灣出版了完整記述他在南京大屠殺中經歷與見聞的著作《還俗記》，引起了廣泛關注。2005年7月，該書改名為《佛門避難記》，在南京再版。

    無獨有偶，民國時期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親歷記錄，其事實具有巨大影響者絕非一人。與鈕先銘有着同樣經歷，留下同樣記錄的還有同為中國守軍營長的郭歧。

    （二）郭歧著《陷都血淚錄》”

    郭歧，1937年時任教導總隊輜重營營長，奉命率部守城，參加南京保衛戰，後因無法撤退，於城陷後匿居南京3個月。他先後藏在南京國際安全區內的意大利駐華總領事館，後又於安全區內幾經遷逃匿居，直到1938年3月12日方冒死逃出南京城。其間，他耳聞目睹了日軍在南京進行慘絕人震的大屠殺和燒、搶、好的慘劇。脫險回到後方後，他將在南京所見日軍大屠殺暴行陸續做了筆記，最終匯聚成為《陷都血淚錄》一書，成為這段歷史的見證。這也是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第一手親歷見聞材料。1947年3月，他作為證人參加了戰後南京中國軍事法庭對大屠殺元兇谷壽夫等人的審判，將劊子手送上了法場。

    同樣從1938年初到1940年內記錄了南京大屠殺狀況的親歷者們留下的日記、筆記以及逃出後在後方補記追憶而聞名的人士及其作品還有很多。僅憑這些內容就可知：從1938年2月起，中國幾乎每月都有報道或記載南京大屠殺的書刊問世，雖然內容多少不一，但主題都是揭露日軍在南京及寧滬一帶的暴行。其中，多本書刊中有對南京大屠殺比較詳細具體的記錄。這足以證明，日軍在南京的暴行已經比較廣泛地披露於當時中國社會。

    此外，各報刊的記者中也有大屠殺親歷者和直接見證人，他們留下了極為豐富的史料證據。如中國中央社、香港《大公報》從1937年12月24日起就開始報道日軍在南京的屠殺等暴行，其中包括日軍進行“殺人競賽”的消息。

    在淪陷後的南京，這些珍貴記錄的作者的生命安全隨時受到日軍暴行的威脅。作為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他們是最有說服力的見證人。他們因揭露日軍暴行的勇敢正義的行為而被歷史銘記，不僅成為民國名人，更是中華民族記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不僅政界和軍界的民國名人筆下記錄了南京大屠殺，當時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也發揮他們的專長，緊握手中的筆，將日軍獸行公諸於世。

    （一）白蕪著《今日之南京》及張友鸞所作序言

    《今日之南京》一書於 1938年 11月 25日由重慶《南京晚報》出版社出版，當時印了 15000冊，售價三角。作者白蕪，是一名來自南京的會計師，他將其在《南京晚報》上連載的有關南京大屠殺及陷落後的南京城狀況報道，共85篇匯集成書，在當時的山城造成了很大的反響。書中資料具體生動真實，全是從南京脫險回來的人們的親身述說，包括日軍在南京持續不斷的屠殺、姦淫、搶掠、縱火、毒化、酷刑折磨等暴行；對中國文化的大破壞；南京大屠殺中中國士兵與平民死裡逃生的經歷；南京民眾對日軍暴行的反抗與抗爭；夫子廟、鼓樓等處名建築被破壞的現狀；鐵蹄下婦女兒童慘況；南京民眾對中國軍隊反攻的期盼；中國勇士對助紂為虐漢奸的制裁；中國軍隊在城郊的抗日作戰；在南京外國人對市民的保護；敵軍士兵的厭戰反戰行為；日偽政權在南京的嚴酷統治等，內容生動而翔實，這些見聞足以證明日軍在南京暴行的確鑿。

    民國時著名報人張友鸞在為該書作的序言中，悲痛地說：“去年離開南京的時候，是一個陰雨的晚上……南京的面目如何了？天啊！誰願意去預測？誰又敢預測？南京一天天的被毀滅，惡獸正在剝南京的皮革，吮南京的血髓，咀嚼南京的硬骨。《今日之南京》作整個的記錄，在南京晚報上刊登的時候，多少人天天找這一欄看，多少人心裡最難過是看這一欄。這是一篇古今中外不曾有過的‘大賬’，白蕪兄乃是腦清心細的會計師。瞧瞧惡獸欠下我們偌大的債款，我們將如何一筆一筆的索償？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在歷史上只算得小宗貸款了。”再次明確無誤地指出了日軍實施南京大屠殺的規模之大，程度之烈，實屬歷史罕見。

    白蕪在該書“前記”中也曾寫道：“《今日之南京》在南京晚報上發表時，是聽了許多人的報告，便平鋪直敘的簡單記錄下來，使人知道淪陷區是怎樣一個世界！……起因是為了有些朋友看到，以為惟其沒有用文學手法，沒有簪花作態，咬文嚼字處也還少，也許看得懂的人更多一些，不必有文學鑑賞力的大眾老百姓也可一看，於是攛着我印出來。”作者特別強調說：“還有一點須在序里一說的，那就是《今日之南京》採取的材料全部都是失陷後敵人如何統治的南京，略去了城初破時的慘狀，因為覺得敵人的焚殺之惡為人所共知，而指出其奴役我同胞欲使我中國人世世受罪，鬻身，幫凶，而無怨的一面者，報紙尚不多見，但其酷毒卻實百倍於屠殺焚掠。人間慘痛，寧有逾此？寫了下來，倘於千百讀者中，有幾個感到今世何世？！奮起和敵人算賬，則我寫此書也不算浪費紙墨者矣。二十七年十一月十日白蕪記。”

    這段話說明，南京大屠殺發生後，日軍暴行事實不久後便“為人所共知”，不僅在新聞界而且在出版界都有了直接的反響。作者在“前記”中強調本書內容主要描述了敵人在南京的統治，已經“略去了初陷時獸爪蹂躪的宇宙間最醜態的事跡”，然而，令人痛心疾首的罪行依舊比比皆是。日軍在當時就企圖粉飾淪陷區的統治秩序、掩蓋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而本書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時南京城是“一具化過妝的血淋淋的死屍”！本書用“平鋪直敘的簡單記錄”，徹底揭露了所謂的“昇平、繁榮”的真實面貌，使得日本右翼費盡心機編造出的謊言不攻自破。但是，本書作為南京大屠殺重要史料的地位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出版後雖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但後來逐漸散失了。筆者認為，從揭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實的角度出發，該書的史料價值與歷史地位應該受到更高的關注與評價。

    （二）郭沫若為《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所作序言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在南京的外國人目睹了日軍暴行，作了真實的記錄，並想方設法將日軍暴行的消息通過在長江上的外國艦船電台發往上海並傳向世界。

    英國《曼徹斯特衛報》，根據他的親見所聞，並在南京國際安全區工作的貝德士、史邁士等外籍人士提供的材料及幫助下，編寫了一本《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成為向世界報道日軍在南京及滬寧一帶實施大屠殺暴行的最早、最有影響的著述，震驚了世界。1938年6月，當該書中譯本出版時，時任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的郭沫若為其寫了序言。現摘要如下：

    “人類的正義在未能樹立其絕對的權威之前，民族與民族或國家與國家之間，為利害衝突而訴諸戰爭，原是難免的事。然而，這戰事，至少要求其為堂皇的決賽，要求其破壞的慘禍僅限於戰鬥的成員與戰鬥的設備，於此等人員與設備之外不能任意波及。這是文明民族間所有的義務。然而，把一切世界公約蹂躪盡了的日本軍部，根本上便說不到這一步。自從‘九一八’以後，他們始終是以海盜的姿態出現，擅自造成戰禍的口實，因而繼之以不宣而戰的大規模的侵略。毒氣毒品，橫施濫用，對於不設防城市與無抵抗的老弱平民，任意施行轟炸，這已經是慘無人道，為世界各國所一致譴責的行為，而殘酷的暴行還要繼續到每一次作戰過程告了一個段落之後。大規模的屠殺、姦淫、虜掠、破壞等等的慘劇，在每一個被占領了的城市中都要表演出來，而且要繼續到一月、二月、三月之久，不使成為滅絕人煙的廢墟不止。說到屠殺與姦淫的手段之酷烈，尤其有令人髮指者。已經解除了武裝的士兵，被誑騙了去集體地加以掃射或焚燒。十一、二歲女孩，五、六十歲以上的老姬，均難免於淫慾者的魔手。有的在姦淫之後還要繼之以殘殺，繼之以死後的不可名狀的侮辱。這罪孽，在人類史上，實在是留下了不能洗刷的污跡的。”

    令人奇怪的是，郭沫若所作的足以證明他知曉南京大屠殺狀況的這篇序文，並未收錄在其《抗日戰爭回憶錄》內，也沒有收錄在 1958年出版的《沫若文集》中，甚至 1938年由丁三編輯、戰時出版社出版的《文藝與宣傳》和《抗戰中的郭沫若》第四編《最近言論》中也未收錄郭的這篇序文。推測其原因，可能有兩方面：一是郭沫若的性格是比較率真，他在痛恨日本軍閥暴行時寫下的文字，罵得日本人體無完膚、入木三分，感情色彩較強烈，後來可能認為作為日本通和一名日本女婿，他不想把這篇序文當作自己的東西留下來。正如他在1938年3月31日寫的《日寇的殘酷心理之解剖》一文，也沒有收錄在上述《文藝與宣傳》、《抗戰中的郭沫若》和《羽書集》中可得到印證。二是《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出版時，正當武漢將要陷落之際，局面混亂，因而沒能在國內廣為流傳，甚至可能郭沫若本人手中也沒有這本書，所以未能把這篇序文收入在他後來的著作集。

    （三）林語堂著《暴風雨中的樹葉》

    林語堂是民國時期著名的編輯、教授，曾任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的秘書，後來赴美辦刊，在教育和出版界具有一定聲譽。1937南京大屠殺發生時，他雖在美國，但不久後也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並在著文中有明確的記述。

    1941年他用英文寫作了《暴風雨中的樹葉》一文，其中對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暴行評論道：

    自從上帝創造人類以來，人類在今天才看到：士兵們輕蔑地一笑，把嬰兒拋到空中，然後讓他巧妙地落在鋒利的刺刀尖上，稱它為體育運動。今天又把俘虜——他們被蒙住眼睛而站在壕溝旁邊——當作練習拼刺刀即有組織地訓練殺人的標靶。有兩個士兵（指日軍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追蹤着從蘇州敗退到南京的中國兵，他們互相打賭，看誰先砍殺一百個人。兩人的殺人記錄每天引起了他們的同夥的熱切關注。通過高尚的武士的規範，大概可以向其封建社會的國民說明他們的行為。但是，這種說明對其他各國的民眾是行不通的。這種事情對正常的人來說是不可能發生的，甚至在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度里也不可能有，在非洲未開化的人們中間也不可能有，在人類與大猩猩之間的親緣關係的交往中……也不可能有……甚至在文明的最初階段，在人類學上也沒有那種為喜歡殺人而殺人的記錄。

    不，那種恐怖行為是人的行為，是一個種族的人對另一個種族的人所採取的行為。大猩猩不會把囚禁的大猩猩集中起來，把它們關在草蓆棚里，並澆上汽油，點起了火而且笑個不停。大猩猩至在白天肆無忌憚地進行交配，但不會去看別的雄猩猩進行交配而從中取樂，也不會等在隱蔽的地方輪到自己去交配。而且它也不會在完事後用刺刀戳入雌猩猩的生殖器內。大猩猩的喜悅不至於達到這種程度；在進行強姦和污辱之際，強迫它的同夥站在一旁。這些事件，本來不應通過創作來反映。因為那很可能被認為是得了精神分裂症的、想象力豐富的作家所設計的。不，這些事件只能應由中國戰爭和日本帝國軍隊的相當可靠的考證史才能反映出來。它只有成為歷史性記錄和國際委員會的正式報告才可信……可是，我們對一種現象發生了興趣，而這種現象，深深地隱藏在日本人的人種心理學研究和以全人類為對象的人類學研究中難以理解的諸領域內……這些事實清楚地反映了他們患有性暴露症。然而，具有武士傳統的日本帝國軍隊在世界人民面前竟不知羞恥地一起脫下褲子，進行自瀆行為，同時讓自己只想在南京這個遙遠的亞洲城市暴露自己，那如何來說明這一事實才好呢？如何說明日本帝國軍隊才好呢？——如何說明其精神，如何說明其意識形態，如何說明其戰術的粗暴性，而又如何說明消化不良的西歐軍國主義與同樣消化不良的中國儒教——在中世紀的結構上不徹底地移植於日本自身的封建神道——相結合呢？日本的軍官們對此是怎麼考慮的？日本的士兵們對他們自己是怎麼考慮的？為什麼日本的軍官們要繼續這樣干？他們能夠制止這樣幹嗎？或者他們愚蠢地想起恐怖戰術，甚至獎勵或強制士兵這樣干？如果這樣，問題也許非常複雜了。所謂缺乏強制性的紀律，不能確切地說明那種輕率的、不合情理的、而且是一概掠奪、缺德和獸性行為。

    林語堂的這篇文章後來被譯成日文在日本發表，其日譯者竹內好說：“我一面翻譯這部小說，一面由於手不時發抖而握不住筆。真是殘酷到了極點。當然，即使有些誇大或歪曲，但當我想到中國民眾所經受的悲慘遭遇，就沒有勇氣提出意見去糾正它。我在翻譯這部小說時，實在覺得難受，很想轉移一下視線，但終於抑制了這種心清。”

    郭沫若與林語堂都是當時文學巨匠，他們的作品擁有廣泛的讀者和巨大的影響力。出自社會正義與良心的責任，促使他們對於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進行了憤怒的揭露和深刻的抨擊，他們犀利的文筆入木三分地揭露了日軍所犯暴行及其原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宣傳作用，是反駁日本右翼言論的有力武器。

    田中正明在否定南京大屠殺時宣稱“中國共產黨也沒有記錄”，並且說“如果有傳言中的那種幾萬、幾十萬的大屠殺，中國共產黨是不會沉默的。”同對“何應欽的軍事報告”一樣，他僅由1938年6月的某一篇軍事文章中沒提到南京大屠殺，就否定整個事件的存在，是完全站不住腳的。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沒有參加南京保衛戰，當然也不可能做關於大屠殺的調查，故未提南京大屠殺。這只能表明中共嚴謹如實的態度。然而，確實如他所說，如果發生了大屠殺，中國共產黨是絕不會沉默的。

    據有關資料記載，大屠殺發生僅一周后的12月20日，中國共產黨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上即刊登文章對日軍的暴行予以揭露。此後，1938年1月5日和31日上月5日，該報分別以《日寇在南京的獸行》、《日寇的殘殺姦淫，絕滅人性》、《我國婦女同胞積極參加抗戰》為題，痛斥日軍在南京“燒殺姦淫無所不至”，日寇的獸行“極盡野蠻黑暗，絕滅人性天良”。“日寇以空前之兵力進攻南京，肆行殘暴。且對居民區域，殘酷轟炸，以至街市為墟，死傷遍地。我國文化古蹟珍藏亦多毀於寇手。據倫敦每日郵報南京通訊員稱，被親見寇軍將我軍俘虜三百名，一律加以槍斃。沿江一帶，屍身狼藉。日軍汽車，在街上馳駛，碾過路上男女老少之屍身，血肉模糊，斷手別足，慘不忍睹”。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真相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揭露與宣傳，並附“我國南京中央通訊社被日寇炸毀之慘狀”等照片兩張。

    1938年1月中國共產黨創刊的武漢《新華日報》，多次以醒目標題報道了侵華日軍在南京的暴行。1月23日、25日《新華日報》分別以《恐怖的南京城大火卅九日未熄》和《南京紫金山下殺人競賽寇軍暴行慘絕人震》為題，詳細報道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情形。3月 9日，該報以《日寇在南京獸行》為題，系統揭露了日軍在南京殺、燒、淫、掠的野蠻行徑。5月30日，該報又以《南京同胞慘遭蹂躪》為題，指出“倭敵自侵入首都以來，對我軍民之種種殘殺淫掠行為，可謂窮凶極惡，慘絕人寰。”

    但是，由於日軍的消息封鎖和戰時通訊困難等諸多因素，《新華日報》的報道並沒有傳播至陝北，在那裡的中共領導人對於南京的情況幾乎一無所知，僅能接觸到日軍在華北所犯罪行的消息。

    於是，為“了解敵人的情形”，延安組織了一個“時事問題研究會”，編輯“時事問題叢書”，針對日本問題、淪陷區問題、國際問題、抗戰中的中國問題進行研究，分別搜集資料。1939年10月，毛澤東在時事問題叢書第二集《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的開篇文章《研究淪陷區》中，明確表達了系統研究“淪陷區中敵人幹了些什麼並將要怎樣干”，指出為“一切抗戰於部們供給材料”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是科學方法論的起碼一點”。

    在這本時事材料集中，“在南京”一部分記載了“南京難民區國際委員會向日本當局提出的控訴報告”，由編者隨手摘錄的12件，內容涉及各種暴行。該書稱：“敵人在淪陷區燒、殺、淫、掠，馨竹難書”，“是可忍，孰不可忍！血債是要用血來還的！”

    這些中共方面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報道和記錄徹底地駁斥了日本右派所謂的“中國共產黨也沒有記錄”的謬論。

    縱觀上述所引證的民國名人筆下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記錄，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首先，記錄者身份是多樣的，包括政界、軍界、教育界、新聞出版等社會各界，他們均在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發生後不久，以日記、書信、公文、書籍在內的多種形式記錄了日軍犯下的滔天罪行。這些材料的多樣性，為我們從不同角度提供了佐證南京大屠殺的有力證據。同時，這種多樣性只有自然生成的記錄才可能擁有，充分印證了這些材料的原始性與真實性。而且，這些記錄不僅反映了日軍的罪行，更充分表達了中華民族的愛國之熱情和雪恥之決心，無論從歷史見證還是民族記憶來說，都是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第二，這些記錄均帶有階段性和區域性的特點。這主要是因為：首先，日軍暴行的持續時間是很長的，僅考查暴行相對集中發生的南京大屠殺事件，也從 1937年 12月上旬持續至 1938年3—4月間。暴行的層出不窮使得當時的記錄必然是階段性的。其次，暴行發生的地點既是不定的也是普遍的。一切見證，無論是新聞記者的報道、各界名人的證明，還是下級向上級的匯報、親歷者的記述，所能涉及的僅僅是暴行的個案或局部，必然是區域性的。

    第三，這些記錄中，部分內容的重複與記載上的出入是不可避免的。首先，在日軍占領下的南京，消息的傳遞都已受到極大的阻礙，不可能對各種損失進行全方位的調查統計；其次，新的傷害殺戮不斷發生，每日每時都在增加。記錄的重複和出入恰恰代表了它們的真實——在不可能做出清晰統計的情況下，只有偽造的記錄才能做到完全地精確與吻合。

    第四，部分記錄的重複和記數的出人不能改變南京大屠殺之存在與性質。同時，這些記錄中即使是重複和出入的部分，也為南京大屠殺的全面統計工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資料。正是從這些相關的記錄中，我們才可能得出最接近事實真相的數據。

    第五，即使是按照田中正明費盡心計編造出來的“前期資料”和“後期資料”理論來檢驗上述記錄，它們依然能夠作為南京大屠殺的確鑿證據。然而，田中正明實際上是在按其需要從抹殺南京大屠殺事實的角度對材料進行了取捨，而對不利於他的言論的證據統統誣為“三級資料”，對無法迴避的第三方記錄則以其為“誇張的傳聞”加以排除，這明顯是強盜邏輯。

    另外，需加說明的是，不同身份人士筆下的記錄各有側重。如，在國民黨軍政大員的筆下，對於南京保衛戰和南京大屠殺的記錄相對較多，但經濟和其他行業的官吏則對此關註記錄較少，如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資源委員會主任翁文灝，僅在其1937年12月17日日記中記道：日軍由松井大將及海軍司令長谷川率領攻占南京，其他就沒有相關記錄了。分析其中原因，大致可有以下幾點：1．日方在占領後的南京實行嚴格的新聞封鎖檢查制度；2．日軍在淪陷區各地的暴行太多太普遍，凡其所到之處到處殺人、放火、強姦、搶掠，後方一般人士，即使聽說日軍在南京有暴行，也不感意外，只是未能估計到日軍會犯下如此的曠世之罪；3．各人關心新聞報道的重點不同，如作為主管戰時經濟工作的翁文灝，他在日記中主要寫他所從事的經濟建設工作和相應的有關情況，對其他事情則記述極少，但這並不能說明他不知道日軍的暴行，更不能證明南京大屠殺的不存在。

    民國名人筆下有關侵華日軍南京暴行的記載是南京大屠殺的重要史料之一，它們不僅是反擊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殺謬論的利器，而且因其作者的重要歷史地位，這些史料的價值與重要性比較一般的資料更加凸現。儘管限於篇幅，本文不可能收集所有的有關人士的記錄，但僅所引而言已足證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存在，並使日本右派的謊言破產。（作者：馬思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