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在“文革”最瘋狂的“奪權”浪潮中，自１９５７年起擔任煤炭工業部部長的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張霖之，被江青、戚本禹公開宣布為“彭真的死黨”，並鼓動造反派“集中炮火狠狠地打”。張霖之拒不承認強加在自己身上的所謂“罪名”，堅決不為陷害其他同志提供不實證據，以致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凌晨被一小撮兇手毒打致死，時年５９歲。作為“文革”開始後第一個死於直接暴力的政府部長，張霖之的遭遇立即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

周總理得知張霖之慘死的消息，難過得落了淚。他一方面要公安部對張霖之之死組織調查，一方面採取緊急措施保護其他各部委負責人。周恩來以召開生產會議的名義，艱難地將各部部長集中到中南海，並吩咐騰出房間讓他們休息。當時周總理還規定，批鬥部長鬚經國務院同意，時間不得超過兩小時。周總理採取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對“當權派”的亂批亂鬥，當時的水電部部長劉瀾波曾對此發出感嘆：“霖之同志的死救了我們大夥。”周總理的關切令張的家人從中得到了極大安慰，也看到了希望。１９６７年３月，李蘊華致信周總理，報告了張霖之被迫害致死的過程，還提到由於家中幾乎所有生活用品都被抄走，孩子們甚至沒有換季的衣服，懇請周總理指示歸還被抄物品。不久，第一批被抄物品退了回來，以後又分幾批退回了大部分物品。

　　張霖之死後，他家的紅機電話有一段時間沒有被拆走，一些家裡沒有了紅機的老同志就“溜”進張霖之家使用這部電話。１９６７年春夏以後，北京及來自天津、山東、河北、四川、貴州各地的因受到衝擊需要暫避藏身的張霖之的老戰友、老部下，或是他們無家可歸的親屬、子女們，紛紛到張家避難。那時，大門門鈴一響，人們藏身的藏身，鎖門的鎖門，猶如地下工作場景再現。他們互相鼓勵，互相安慰，一同走過了那段艱難的時光。

　　１９７０年７月３１日，周總理主持國務院業務組會議，作出了《關於張霖之死亡問題》的決定，決定使用了後人難以理解的曲折表述方式：

　　“大家一致認為，張霖之同志的歷史是清楚的。張霖之同志在礦院全校廣播中聽到戚本禹反革命分子這種威脅和煽動的語言，而身體已受到重傷，自不能不陷入極度緊張的狀態，因此，致張在武鬥和逼供的混亂中死去。

　　“茲決定，張霖之同志的死亡，應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張霖之同志的家庭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牽連，應按革命幹部家屬對待。”這是在特殊條件下，用特殊方法解決特殊問題的特殊文件。這份由周總理親筆擬定的文件是他用自己的政治智慧解決疑難問題的又一範例，正因為如此，這個決定後來被收入《周恩來選集》。

　　１９７３年初，聽到鄧小平可能重新出山的消息，李蘊華異常高興。鄧小平無論在冀魯豫、在南京、在重慶、在北京，都是張霖之的上級，對張霖之很了解，有望幫助解決張霖之的徹底平反問題。１９７３年冬春之交的一個上午，在鄧小平家中。李蘊華向鄧小平敘述了張霖之被誣陷、迫害、慘死的全過程，鄧小平默默地聽着。最後李蘊華表示，霖之同志已不明不白死去六七年，還未得到公正結論，擔心久拖不決，沒有結果。這時，鄧小平講了三句話：“霖之同志是好同志，我們不會忘記他；霖之同志的問題我會管，不會沒有結果的；你不要着急，水到渠成嘛”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８日，煤炭工業部向黨中央國務院提出《關於為張霖之同志恢復名譽的報告》。這個報告前後用了４個月的時間。它明確否定了強加給張霖之的三項罪名，為其恢復了政治名譽，在死因上指出了“蓄意殺害”，雖然加上簡歷部分全文只有５００字，但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已是很不易了。鄧小平對這個“難產”的報告批了１０個字：“同意，照發。我參加追悼會。”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２８日下午，張霖之的骨灰安放儀式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鄧小平與張霖之夫人及親屬握手時表情剛毅，目光堅定。他對李蘊華只說了５個字：“請節哀，保重。”這是他到場後僅說的一句話。張霖之的家人和戰友們理解到，為張霖之恢復名譽一事並未“水到渠成”，而是鄧小平在頂着巨大的政治壓力，抓緊時間兌現自己的諾言。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為了給在“文革”中被迫害的已故去的老同志公開恢復名譽，中央決定為張霖之等８位同志舉行聯合追悼大會。這樣的追悼會是沒有先例的。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４日，追悼大會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鄧小平出席並主持追悼會。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向張霖之家屬頒發《革命烈士證書》。李蘊華在接受烈士證書時表示：“我們全家所以長期堅持為霖之同志爭取烈士榮譽，是為了使他的犧牲得到全面的正確的評價，是為了告慰霖之同志的在天之靈。我已離休，自有國家照顧，我的子女自食其力，各得其所，無須國家照顧。因此，我們只領取烈士證書，不要烈士撫恤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