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圖理解美國：兼及喬治•馬歇爾將軍
論語1972.2

喬治•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2-1959.10），美國最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外交家，陸軍五星上將。於1901年畢業於弗吉尼亞軍校，後來參加過 一戰。當他還是個年輕軍官時，即以耿直、坦率及傑出的問題解決能力聞名。此時馬歇爾還具有同僚缺乏的東亞履歷，當然這深刻地影響了今後他對於亞太問題的判 斷：

一、 馬氏於1900年以見習士官身份在美軍服務，參加侵華戰爭並隨着八國聯軍進入北京，他目睹滿清之軍備和民氣的衰敗，是以輕蔑中國之武力；
二、 1904年日俄戰爭，馬氏曾赴東北遼陽、安東、旅順各戰場考察，對日軍不顧生死、前仆後繼進襲俄軍的精神內心敬佩，所以他1939年曾說，國軍是“用竹筷子對日作戰，不堪一擊”；
三、 馬氏曾於1924-1927年北京政府時期任駐天津美軍官員，再次見證了北洋軍閥統治下中國政治之黑暗、人心之渙散和軍備之薄弱。

他 1939年任陸軍參謀長，在二戰中幫助富蘭克林•羅斯福出謀劃策，為美國的勝利作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945年退役，於其後調解中國政府和共產黨的談判， 間接導致國府在戡亂中的挫敗。1947-1949年任國務卿，1950-1951年任國防部長。他提出過“歐洲復興計劃”，並因為此計劃改善西歐戰後經 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於1953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但很不幸的是，他在美國曾經遭受到嚴厲的攻擊。朝鮮戰爭爆發後，參議員麥卡錫認為政府中有人暗中“私通蘇俄”、“出賣中華民國”、“幫了共產主義的忙”， 將民主黨執政的20年稱為“叛國20年”，並將鋒芒直指杜魯門。

1951年6月，麥卡錫因為政府撤換麥克阿瑟，在國務院發表了平生最長的 一次演說，直接指責美國對外政策制定者，被杜魯門稱作“現今最偉大的人物”的喬治•馬歇爾。在這篇6萬多字的演說中，他將“叛徒”甚至“謀殺者”的罪名安 在馬將軍頭上，說他在二戰中極力反對在巴爾幹開闢第二戰場，使得蘇俄先於西方盟國到達東歐；在雅爾塔會議上蒙蔽羅斯福，使蘇俄在領土等方面獲利；在擔任總 統駐中國特使調停國共衝突期間暗中支持共產黨，“出賣國民黨”；在國務院任職期間制定政策“幫助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等。後來，麥卡錫還讓他的助手編印了 《美國從勝利後退：喬治•馬歇爾的故事》一書出版，並廣為散發。同時受到麥卡錫指責的還有在戰時和戰後參與美國對華事務的拉鐵摩爾、費正清、謝偉思、柯樂 布以及艾奇遜等人。

麥卡錫議員正是美國人民意志的代表，他對自由中國的善意和對蘇俄鐵幕的憎惡，正是當時美國民眾的整體情緒的反射。但問 題在於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地緣理念從來秉持“勢力均衡”和“重歐輕亞”這兩大原則，而且在這種總統制國家，民意機關和民意代表對行政機關的干涉權非常之小， 尤其在非軍事的外交政策方面，因此造成紅色勢力蔓延東亞——當然，這未必不是美國政客們的初衷，只是局面的失控程度超過了他們的預期。美國軍方更是中華民 國和蔣介石的好朋友，但是軍人不得干政，由此對美國外交政策之影響無須誇大，不過儘管如此，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還是於1949年7月通過國防部上書杜魯門 總統，力圖阻止國務院之《中美關係白皮書》的公布。

1940年代末期，從羅斯福到杜魯門，美國對中華民國的態度可謂一以貫之，但這種毫無 同情心的冷漠、中立和觀望當然是比較搖擺和隱蔽的，沒有“斷交”、“建交”那麼愛憎分明。其實1949年8月發布的“白皮書”就是美國政府準備拋棄中華民 國的一個明確的輿論預演，國務卿艾奇遜四處宣稱的“塵埃落定”則意味深長。加上之後的中國愈加混亂，政府歧義迭出，國軍崩潰加速，而國家元首（兼三軍統 帥）李宗仁又進退失據，令人駭異地扔下全國軍民，於1949年11月通過香港去了美國做寓公，這一切都讓美國暗下最後決心。

還有一點比較 重要的是，台灣的位置在美國西太平洋防禦島鏈（即“沿着阿留申群島經菲律賓向南延伸的美國的西部戰略邊界”）上的作用極為關鍵，而在華盛頓眼裡，因為 1943年11月羅斯福在開羅會議上的慷慨，台澎的主權方能在二戰之後屬於中國，因此杜魯門也有索回的權力；但中華民國政府已經退守於此，想要保住台灣， 美國必須幫助蔣介石和中共打一仗，這又違背了美國勢力均衡、靜觀其變的初衷，於是杜魯門耍起了小聰明：用台北政權內部親美的吳國禎、孫立人這文武雙雄來驅 逐蔣介石、顛覆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然後否定《開羅宣言》，成立主權獨立（起碼是高度自治）的福摩薩國，再尋求美國或聯合國的託管，這樣是否可以兩全其美？

幸 好此時蘇俄原子彈於1949年9月試爆成功，美國人民才驚覺間諜已經遍布朝野。美國平民都具有這種常識：蘇俄僅僅靠自己的獨立科研，是絕對造不出原子彈 的；即使有外部技術支援，也需要起碼5-8年的實驗時間。而蘇俄核爆十分清晰地說明：蘇俄間諜竊取了美國大量的絕密軍事情報，而這些情報機密到連總統都不 知底細；這種大規模的內奸滲透非常成功，而且最起碼已經進行了5-8年並且還在進行中。在情報工作方面，司法獨立化、軍隊國家化的憲政主義政府的確鬥不過 社會倫理破產、公權吞併私權的極權主義國家。美國CIA的前身OSS都遍布着俄諜，更別說國務院和商務部了。但此時醒悟過來的美國朝野一心、上下團結地做 了兩件事：1、支持國會議員對政府開展大規模反間諜調查，主要目標為國務院、情報局、核能委員會和共產國際北美支部；2、正視蘇俄威脅，不惜流血以保衛自 己的自由國家盟友。

而且因為美國在東亞步步綏靖，才誘使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當局發覺自己退無可退，於是這才下定決心支持蔣介石 的台北政府。前塵往事，一切種種，現在看來，或許可以指責杜魯門，卻沒有必要批評馬歇爾。喬治的個人經驗使他鄙夷中國的軍力民心，其民主慣性使他討厭國民 黨的訓政體制，也因為史迪威的原因而比較輕視蔣介石，但他是個好人，也是美國政府中最早開始清醒的高官之一。而事實上1946年10月開始的對中國的軍火 禁運也不應是他的責任，因為在8月杜魯門就下定了決心，馬氏只是個傳聲筒而已。雖然如此，馬歇爾還是在第一時間做了兩件事情為自己“贖罪”：

1、 1948年4月中國首次民選總統以後，國務卿馬歇爾終於明白中國已經是真正的憲政體制國家，於是竭力推動美國對中國的軍援，中斷18個月的軍火供應終於恢 復；當然，由於蘇俄間諜的布置，導致商務部長期拖延、碼頭工人罷工，這批武器到達塘沽和基隆的時候已經是1948年10月，但援助畢竟來了；儘管其後美國 的政經支持一直三心二意、進進退退，但在意識形態方面總是毫不猶豫地站在中華民國一邊。

2、1950年末，馬歇爾當時是國防部長，當他 聽說中國沿海尚有游擊隊還在為自由民主浴血奮戰的時候，非常興奮，於是表態將夏威夷和沖繩所有二戰剩餘軍械都撥給這些義軍，並暗中策劃民主黨議員組建“西 方公司”和派遣軍官團長期支持這些義士，該計劃一直延續到大陳島撤守；他還和CIA一起支持張發奎、張君勱和張國燾，授意軍方在塞班島組訓香港“自由戰盟 ”的同志，讓他們回國開展武裝運動。

怎麼說呢？以上的行為，我們也可以理解為馬將軍在執行美國的戰略決策，而似乎不必感謝他個人。但我們 又真的可以指責杜魯門麼？回過頭去，我們就會發現歷史的真相是：1944年7月，日本小磯內閣和大本營之聯席會議做出訓令：1、與重慶政府和談，除了滿 洲，放棄一切在華權益，也就是回到1931年底的狀況；2、暗中承認延安為事實政府，不再反共。這當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反動兩手，萬一蔣介石不肯接受求 和，日本就會拼死一搏，為延安（及其背後的蘇俄）開闢生存空間，讓中美蘇三國在日本失敗後的東亞陷入無休止的糾紛爭鬥中。日本求和的姿態至為謙恭，為了表 示“承認蔣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統一政府”的誠意，他們甚至於稍後暗殺南京政權主席汪精衛，以期消除重慶政府的疑慮和不安。

現在想來，東京 的求和條件並不苛刻，因為如果承認滿洲獨立，也就是使日軍抗衡赤色力量的南下，意圖讓日俄爆發第二次戰爭。可是蔣介石是個極為堅定的民族主義者，不諳轉彎 抹角和韜晦退讓（這性格在1946年初面對斯大林的割地要求時又表露無遺），直接否決了東京的求和，於是日本只得執行第二套方案，向延安徹底和平，容忍淪 陷區內共軍的擴張，並繼續進行日本近代成軍以來最大規模的會戰一號作戰，將東部地區所有的國軍驅除乾淨，為蘇俄力量爭奪了生存空間。我們不得不佩服日本軍 政要人的地緣戰略遠見，他們1944年的那個決策，至今還在影響着65年之後的中國；我們也不得不佩服杜魯門總統，或許他看破了日本這一陰謀，因此及時從 東亞這個泥沼抽身上岸，僅僅捍衛西太平洋島鏈而不涉及內陸紛爭，既保證了歐洲第一和東亞均衡，又自覺地為美國在亞太地區拉下一副防衛鐵幕。

馬 歇爾是一個忠厚長者和卓越軍人，誠然也過於天真，因此可能不明白國際政治的詭譎和污穢。他從事行政工作那幾年，羅斯福總統的親信和特別助理希斯還沒有因為 間諜罪而被判刑7年，羅斯福的另一個顧問兼中國問題特使居里也還沒有被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調查定罪。居里被開釋以後，夥同那個二戰時期和延安關係極好的美國 外交官謝偉思一起出沒在南美叢林中，幫助着那些販毒、綁票和搶劫的赤色游擊隊員針對政府和平民進行“無產階級專政”，證明了他們完全是蘇俄“世界革命”的 忠實工具，但此時的馬歇爾已經謝世很久了。其實馬將軍在中國花費的善意、精力和時間要遠多於西歐，但60年後他在西歐仍舊享有崇高的威望，而在分治的北京 和台北卻同樣被忽視或敵視着。

或許歷史的嚴酷就是如此：你一旦進入和主導過某個格局，就必須為這個格局的最終變化承擔永久的責任，無法放棄，無法挽回，也無法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