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秋實

　　當年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確實是總結歷史教訓後的沉痛之語。回過頭看，１９５９年已經發生餓死人的現象，上 百萬人非正常死亡，結果卻因為廬山會議後的政治形勢，在一片反右傾促躍進的喧囂聲中，被掩蓋了起來。中央不僅未對日益擴大的饑荒產生應有的警覺，反而在 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０年初，仍舊堅持種種加劇饑荒的措施，比如繼續大辦食堂，擴大核算單位，鼓勵高指標浮誇風等。特別是在浮誇基礎上的高徵購，不少地方連 農民的種子糧都颳走了，是農村大面積餓死人的主因。

　　最令人驚訝的一點就是，１９５９年中國糧食出口不僅未減，反而達到歷史最高水平,１９６０年也仍是居高不下，直到１９６１才開始大量進口糧食。歷史資料表明，進口的糧食主要是小麥，採購自北美。由此可見，帝國主義的封鎖，並未阻礙我國大量出口或進口糧食。

　　中蘇交惡，蘇聯撤走專家，逼迫中國還債，發生在１９６０年７月，而不是在１９５９年。事情發生時已經有上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把饑荒的原因，推到蘇聯頭上，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文章還提到，１９６１年初，國際紅十字會曾想向中國提供食品援助，被我國政府拒絕。美國也討論過無償提供糧食給我國，卻因發現我國大量出口糧食而作罷。

　　事情已經過去快四十年了。作為後人，只有正視那段歷史，尊重歷史事實,才能吸取教訓，以防重蹈覆轍。現在網上某些人，缺乏最基本的歷史常識和最起碼的實事求是之心，以無知作有趣，隨口歪曲歷史，實在令人作嘔。

　　１９６０年７月，蘇聯突然撕毀合同，撤走專家，明顯是背信棄義之舉，對我國是雪上加霜，加重了此後的經濟困難，延長了中國人民的痛苦，滯緩了經濟復甦。但前幾日俺已經舉出充分證據說明，蘇聯逼債，發生在大饑荒非正常死亡上千萬人之後，根本不是造成三年嚴重困難的原因。

　　其實，回過頭看，蘇聯逼債的後果，也是有所誇大的。事實上，中國對蘇聯的債務，與大躍進造成的損失，完全不可相提並論。當時的副總理李 先念就說過，大躍進造成國民收入損失了一千二百億元；１９５８到１９６０年，全國計劃外的建設投資化了二百四十五億,大都未取得應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 若用它還債，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債還清了。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不盡的思念》，記載了一件蘇聯借糧助我度饑荒的事情。１９６１年，在咱們東北面臨無米之炊的緊急關頭，經周恩來 提議，中國向蘇聯提出，就近向蘇聯的遠東借二十萬噸糧食,用以解東北的燃眉之急。儘管兩國交惡，蘇聯還是如數借給了中國,“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 ”東北死人較少，蘇方出借糧食是原因之一。

　　三年大饑荒，真正的原因在於黨被急於求成的情緒所支配，丟掉了實事求是的作風，上上下下都說假話說大話，不顧事實，蠻幹胡來，結果釀成 慘禍。今天網上某些人，在罔顧基本史實，勇於胡說八道這一點上，比當年有過之而無不及。認識這種作風的危害，正是我們今天要重新辨明當年大饑荒教訓的原因 之一。


　　下面再舉一條史實，說明蘇聯逼債不是大饑荒的主因。

　　大饑荒剛結束不久，《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宣布，我國不僅克服了困難，而且，“在我們最困難的這幾年，正是我們償還外債最多的幾年”（《人民日報》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４日）。周恩來總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說明了還債和援外的情形：

　　“周恩來總理強調指出，這一時期，我們不但沒有借一文錢外債，而且把過去的外債幾乎全部還清了。我們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十 四億零六百萬新盧布，已經按期償還了十三億八千九百萬新盧布，剩下的尾數一千七百萬新盧布，我們已經向蘇方提出，用今年對蘇貿易的順差額中的一部分來提前 全部還清。不僅如此，我們還拿出了比這個時期償還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人民日報》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３１日）

　　請注意最後一句話，在還債的同時，我們還拿出比“償還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去支援別國！以什麼方式支持呢？周恩來在《報告》中說，“我們一貫克己助人，採取無償贈予或低息、無息貸款的方式提供援助。”

　　可見，當初只要我們少干點打腫臉充胖子的事，少向小兄弟施捨一點，便足以還債了。

　　對於這條只講國際主義，不講實際利益，在人民忍飢挨餓的時候，還要充大個強出頭搞對抗的“左傾”外交方針,當時不少中央領導同志都是有 意見的。１９６２年春天，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實在忍不住，多次發表內部講話批評，還給中央寫信，請求糾正外交政策的“左傾”偏差。他主 張對外援助應當考慮自己的具體條件，實事求是，量力而行。同時他還主張對外緩和，注意策略，要警惕有人陰謀將局部戰爭的戰火引向我國，要避免把帝修反的對 抗鋒芒全部集中到我身上。並建議發表聲明,表明我國奉行和平路線。結果，他的意見被概括為“三和一少”,即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國際反動派 要和、對反帝民族運動的援助要少，成了修正主義外交路線的總代表，遭到批判打擊。

　　於是，我國繼續義無反顧地充當許多小兄弟的冤大頭。有一回阿爾巴尼亞來要援助，毛澤東很大氣：我們中國地方大，人口多，每個人省一小口，就把你們包下來了。

　　每個人只省一小口！這條道理說起來輕鬆，細一想卻異常沉重。比如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兩年淨出口合計６８０萬噸糧食，按全國６億７千 萬人平均一下，不過人均２０斤糧食，每人每天省５．５錢就出來了，不過一小口而已，有什麼了不起？可是,你想過沒有，６８０萬噸糧食，該是多少人的口 糧?１９６０年《中共中央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定量標準的指示》規定，農村口糧最低可壓到每人每年３００斤原糧以下，豐收地區最高不得超過每人每年 ４００斤。我們就按最高標準算,６８０萬噸相當於３４００萬人一年的口糧!三千四百萬人！老兄，用得恰當的話，這６８０萬噸糧食足足可使三千四百萬人免予 飢餓，讓他們飽飽地吃一年！假如真有三千萬人餓死，就是這每人一小口，便可以救下他們的性命！

　　出口自然不是援外，但其中的道理是一樣的：每人只一小口，誰知道可救多少中國人的性命？

　　所幸的是，鄧小平吸取了當年這些蠢事的教訓，改革開放以來的這條外交路線，講求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注重實利、不搞對抗。近來頗有人對此不滿,特別懷念當年那條左傾路線。俺記下困難時期的這些史實，只希望當年那些蠢事，隨風而逝，永不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