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在79年得了嚴重的心肌缺氧，住了幾次醫院不見成效，最好的治療辦法是回內地。79年下半年，父母帶着我的弟弟，請假回內地治病（後來辦理了內調手續，他們再也沒有回過西藏）。而我因為正值高二（高考年）的緣故，一個人留在拉薩（我哥那時已參加工作，當時在南京藥學院進修一年）。我80年春離開拉薩回內地參加高考，這一離開已是28年，至今還沒有機會回西藏看看。

從前面所寫可以看出在西藏的漢族幹部是因為組織的調動才去西藏工作，在工作中也兢兢業業，為西藏的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例如，儘管七十年代的拉薩比內地的城市還是落後許多，但比起五十年代的拉薩已是變化巨大。由於沒有通往外界的公路，又無工業，許多人從事宗教活動，五十年代的拉薩連柏油馬路、電力系統都沒有。

在文革初期，西藏經歷了較短的打砸搶和武鬥。有少數內地紅衛兵到西藏串聯、鼓動，但打砸搶寺廟、破四舊的基本上是藏族青年。西藏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在那場全國性的災難中有所波及也是沒有辦法，不能認為那是漢族有意破壞西藏文物和文化。而正因為中央對西藏特別有指示"西藏不要搞武鬥"，才使得西藏有較寬鬆的環境，許多寺廟也得以保護。

我72年去拉薩，也許因為小，沒有感受到宗教壓迫。從外面看，布達拉宮、大昭寺、色拉寺、哲蚌寺都保存得挺好。雖然不對外開放，但裡面有僧人居住。在大昭寺外面，每天都有許多人燒香磕頭，也在拉薩街頭看到有來拉薩朝拜者磕長頭（雙手合十，高舉過頭，然後行一步；雙手繼續合十，移至面前，再行一步；雙手合十移至胸前，邁第三步時，雙手自胸前移開，與地面平行前身，掌心朝下俯地，膝蓋先着地，後全身俯地，額頭輕叩地面。再站起，重新開始）。

每年的五一、十一，拉薩西郊的羅布林卡（原夏宮）對公眾開放。在那裡，以藏族為主的遊人會早早來到，幾家親朋好友圍坐在草地上，喝着酥油茶、青稞酒，談笑、唱歌、跳舞。一直到黃昏，帶着幾分醉意，唱着歌，走在拉薩的街道上歸去。我在初三或高一時曾寫過一篇拉薩街頭的作文描述這種平靜生活的情景。我們那時感受到的是平靜、安全、犯罪率極低的拉薩。晚上補課，也從來沒有安全問題。

80年底胡耀邦去西藏，對拉薩的落後很不滿意，說："漢族幹部在西藏這麼多年是怎麼幹的？漢族幹部不要賴在西藏，只要有現在的百分之二十就夠了，西藏主要讓藏族人自己管" （大意，而這樣的政策並沒有經政治局集體討論，是胡耀邦一時衝動提出來的）。此語一出，在西藏可是炸了鍋了。漢族幹部那是滿腔的委屈、憤怒。明明是組織調動，打了多次請求調回內地的報告都無法得到批准，怎麼自己想賴在西藏？絕大多數人付出了身體的代價，有些人甚至獻出了生命。實事求是的說，那時的幹部在那麼艱苦的條件下是真心實意的做好工作，努力建設西藏，而不是"統治"西藏。

胡耀邦的講話在藏族中更是掀起了軒然大波：原來漢族是來"統治"我們的。這"幫助"和"統治"，概念的改變是天翻地覆的。81年春，原本平靜的拉薩開始了針對漢族的打砸搶暴力行為。我哥那時仍在拉薩，對這種改變感受很深。我86年出差去天津，看望時任天津市公安局刑警大隊大隊長的一位在西藏是我家老朋友的叔叔。81年這位叔叔還在拉薩市公安局，他向我講起了81年拉薩治安的惡化和他們工作的高強度和高度緊張。這同我在拉薩時的情況簡直是兩個世界。

81年我在內地，也要"感謝"胡耀邦失誤的西藏政策，許多在西藏工作的人陸續調回內地，父母同這些一起在西藏工作過的人最親，大家互相幫助，走動聯繫得很勤。大人們經常說："民族問題可不是簡單的事，胡耀邦瞎來，水平太差，要不了多久肯定下台"。這話不幸而言中（當然不是因為西藏政策的緣故，但胡耀邦做事好衝動是原因之一）。

90年代我在香港同一位在80年代去過西藏工作（後來採用輪換制，三年一換，戶口不遷，關係不動，提職提薪）的人交談。不知怎麼，談到西藏，他激動地講起胡耀邦西藏政策的失誤，質疑胡耀邦的水平。我想凡是在西藏工作、生活過的人，雖然從理智上都知道胡耀邦是個偉人，但從感情上總是心有芥蒂。正如我自己，在談到胡耀邦時，心裡總會想到他在西藏政策上的失誤，也許這就是人性的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