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訊論壇]

昨天（2009年10月12日）看了朱雲來先生在2009APEC經濟體高官論壇暨全球經濟成長中國峰會的發言，有些話打算提前說說，單獨地簡單說說。

朱先生在這個峰會上，呼籲繼續民進國退，給民營資本以更多的空間，壟斷云云，活力云云。10多年前的老調，如今堂皇再談，的確有些刺耳，有些讓人始料未及、覺得時光在倒流的錯愕。

國有企業對一個社會究竟意味着什麼？

我想很多中國人，包括我，都曾被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拉入了一個誤區。

這個誤區被張維迎先生在1995年簡化為不具有經濟學上的意義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包括一些自由主義人文知識分子，對國企性質的思考就基本完成了，這個藉助整個社會對“壟斷”、“專Zhi”的排斥而被定性為的“沒有經濟學上的意義”的國企，此後也開始大規模從中國經濟舞台消失。

今天，面對國企消失後產業工人（包括白領和普通知識分子）的現狀以及經濟環境，稍微具有客觀心態的人都會發現，改制後的社會權利結構，並沒有因此而更扁平化，而走向了相反－－整個社會已經在一場長達10年以上的國退民進中，讓普通民眾失去了太多的權利。

回顧下並不遠的歷史，之所以我們對國企有更多的怨言，在於我們對它擁有更多的權利，比如，誰開後門當了班組長，誰多吃多占了，哪個廠長私自拿了廠里的東西回家，工資獎金分得不公平了，管理人員拿着工廠的錢私自旅遊了等等等等，廠里的工人和管理人員都覺得自己有權利參與議論、評價。

但當這個廠化公為私後，工廠老闆要任命誰當經理，誰當車間主任，有你工人的事麼？有你知識分子的事麼？老闆給甲5000塊獎金，給出了同樣多力的乙500塊，乙有辦法把老闆咬一口麼？至於老闆拿了多少利潤，得到這些利潤後去幹什麼，比如包二奶，賭博，誰能說上幾句麼，嗯，可能有腦殘的知識分子會說上幾句－－跟在該老闆的後面叫喚：咋咋，這是咱們的民營企業家在努力拉動內需呀！

大家能從這麼個簡單而無可辯駁的對比中看出了什麼？

國企的價值，並不在於效率上的高低之爭，而是在於它在實現一種有關經濟的很具體的，與所有參與者都息息相關的理想：讓經濟活動擺脫資本的私利色彩，而符合公共需求目的。這個目的不僅僅表現在對利潤的分配上，也表現在生產過程享有的權利上。這是實實在在的“民主”權利。

國內有經濟學家對國企的性質有過深刻的研究和思辨，這個人就是左大培先生，他的《不許再賣》一書，就仔細分析過這種權利的消失，以及精英們對於國企的自相矛盾的假設，但是很遺憾，在最近10多年，左大培先生遭到了國內極右勢力的妖魔化，這種妖魔化是如此深遠地影響了大眾的判斷，以至我兩年多前與他見面前，在心裡勾畫出來的，是他是個極其粗野的人，直着脖子說話，難以溝通的人，結果一見面，人家哪是那樣，年輕時絕對是英俊小生，且有文質彬彬的一面，當然，時勢所逼，心憂所致，他有比一般人更強烈的慷慨激昂。

可是，精英的預謀，誘導了大眾的判斷和胃口，讓大眾失去了準確的分辨力：到底誰在為他們力爭，誰在誘導他們成為自己謀求私利的籌碼，誰在讓他們從已經獲得的權利中退卻。

在今天，我想，所有在國企工作過的人，已經熟悉國企的人，都對公、私企業中的權利結構和可以適用的價值判斷有很深很真切的體悟。

現在我們說，精英們利用國企存在的弊端，就打碎了有關它的所有價值，將它一把奪了過去，變成他們的私產，結果，由這個社會最基本的價值賦予給了我們的權利，瞬間流失，變成了握在老闆們手裡的私權，這難道不是令人痛心的倒退嗎？而它在學理上的荒誕也異常簡單：不相信公共權力是通往合理的路徑，而選擇相信這些權利由私人慾望包括更合理。所以我說這是中國知識界的恥辱。我們不但沒為這個社會提供正確的價值，而且還把為這個社會提供了正確的價值辨析的人踩在了泥里。何其讓人悲哀！！！！！！！！！！！

一個社會的組成，如同區域生態，充滿了各種層次的權利交錯，而不僅僅只有一張選票，在自己的生存都依靠着以私慾為目的的企業主的社會結構下，一張選票，改變不了什麼，或者簡單說，這不是一般大眾的遊戲，而是所謂在為大眾“提供工作機會”的人之間的遊戲。那種所謂私有制是實現民主基礎的陳辭，是自由主義人文知識分子為解構國企提供價值解釋時設下的另一個陷阱。我有必要提醒一下關注當今社會動態的公眾：我們已經從國退民進中失去了很多權利，我們是否願意繼續失去？讓我們在一條錯誤地解釋和解決中國問題的道路上繼續前進？

朱先生，我不知道你所在的國企MBO沒有，但在本次危機再次如此真實、如此全面地暴露私有制的生產目的很機制的不合時宜，它在讓私慾成為推動社會的最主要的力量的同時，也讓人類藉助技術的發展快速陷入環境危機、能源危機和文化精神危機（多讀點西方後現代作品您是可以明白這一點的）的處境中，國外知識界，包括政界，已經在認真討論關於社會主義的發展理念，連對社會主義最排斥的美國，其時代周刊也大膽刊出“今天，我們都是社會主義者了”，在這樣的形勢下，您應該反思一下，你所發出的陳辭是否在與當今的潮流背道而馳？你是在用內心的私慾說話，還是在用內心的責任與良知說話？

網友評論：

【義成】 朱雲來（英文名 Levin Zhu）前國相朱鎔基之子，現任中國國際金融公司（CICC，簡稱“中金公司”，是一家國有企業）的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但是他在2007年賺了1700萬美元，高於2006年的1000萬美元（詳見下文）。看來，朱雲來CEO希望在國退民進中成為中金公司的名符其實的主人！

摩根士丹利的中金迷局 朱鎔基的兒子去年賺了一億

中國經濟網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漢妮．桑德爾（Henny Sender）

　　今年1月，當中金公司(CICC)在豪華的曼谷素可泰酒店(Sukhothai Hotel)召開季度董事會時，會上的氣氛遠遠談不上融洽。

　　美國投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持有中金34%股權，它決意將股權出售。目前，該投行正遭受與美國次貸危機相關的逾90億美元減記。而且只有當摩根士丹利出售中金股權後，中國監管機構才會允許它在華進一步開拓新的業務；另外，摩根士丹利也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現金。與此同時，以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之子朱雲來 (Levin Zhu)為首的中金公司中方管理層，則決定在與摩根士丹利分手前達成最有利的交易。

　　中金前雇員、現任里昂證券亞洲分部(CLSA)的分析師侯偉(Fraser Howie)表示，自1995年中金公司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宣布成立以來， “中金公司一直是中國自身的一個縮影。”“它是觀察中國的一個鏡頭”。在中國，將商業和政治區分開，通常是不太可能的。

　　在中國逐漸告別GCD控制一切的時代之際，圍繞中金的爭執反映出中國傳統價值的韌力－－如政府關係至關重要，儘管它也表現出資本主義的一面，但它巧妙 地運用複雜融資，有時還是用來針對其外國合作夥伴。朱雲來和其他人的關係網，幫助中金強大起來，而這些關係現在正成為摩根士丹利面臨的阻礙。

　　在中金成立之初，摩根士丹利的高管十分高興。在幫助中國企業在當地上市方面，中金當時幾乎享有壟斷地位，這使摩根士丹利獲得了相對於其它外國競爭對手的優勢。中方，即當時王岐山領導下的中國建設銀行（王岐山如今擔任主管中國金融服務業的副總理）也同樣高興，因為建行也獲得了相對於其銀行業競爭對手的類似優勢。中金其它合作夥伴包括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和香港地產大亨查懋聲(Payson Cha)。

　　在王岐山的引薦下，朱雲來於1998年加盟中金，多年來一直保持低調。儘管在早期，摩根士丹利方面為中金引進高管，但後來形成了一個非正式的管理層，它越過了摩根士丹利，直接由朱雲來控制。在今年1月份的董事會召開前，中金管理層幾乎完全由中方控制。隨着時間的推移，中方管理層逐漸積累了大約20%的股權。

　　他們都得到了不錯的報償：在前面提到的20%股權中，朱雲來持有多少尚屬未知。但據悉，去年他賺了1700萬美元，高於前年的1000萬美元。相比之 下，中國高層政府官員每年薪酬只有區區1萬美元。中國知名本土券商中信證券(Citic Securities)董事長王東明的收入，也遠低於100萬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