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非理性的毛澤東

一、政治現象背後的私生活因素
二、從多疑到妄想：毛澤東對“政變”的恐懼與“文革”的演進
三、毛澤東的政治幻想：左右毛主義的重要因素
【注釋】

    現 代心理學認為：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一種思維屬性，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理性起着極大的作用。但是，人的精神生活並非純理性的，人們同時還受情感、欲望、意志、 直覺、理想、幻想、靈感、潛意識、習慣等等因素的影響，這些不自覺的、自發的、偶然的、非邏輯的精神現象便是人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的精神活動。[1]

    作為“文化大革命”發動者的晚年毛澤東一直是“文革”研究的熱點。然而，海內外的大多數研究主要是分析毛的理性層面，諸如他的思 想、理論、政策等，而對他在“文革”中大量的非理性精神現象及其政治結果，至今還缺乏充分的討論。就毛澤東和“文革”研究而言，他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不可 忽視。這首先是因為，作為“文革”中唯一的“偉大領袖”，他的非理性對歷史進程能起到一般人、甚至所有“中央首長”的總和都起不到的巨大作用。其次，在晚 年的毛澤東身上，種種個人的非理性因素——他的意志、情慾、幻想、猜疑等等，表現得極為突出。其中，他的私人情慾、病態人格、潛意識等，往往導致他本來就 錯誤的決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失控，從而大大加重了“文革”這場政治運動的災難程度。其實，毛澤東自己從不諱言、更自傲於他自己的非理性行為。例如，在“文革 ”中他曾公開自喻為，“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2]

    作為20世紀最大的獨裁者之一，他的種種非理性行為導致了中華民族甚至是整個當代世界史上最大的災難。顯然，對毛澤東的研究，非常有必要從理性層面的思考，拓展到非理性層面的辨析。本文是筆者在這方面的一個初步嘗試。

一、政治現象背後的私生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