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與大躍進

黃嶺峻博士專門研究了劉少奇與大躍進的關係（《劉少奇與大躍進》，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期），得出的結論是：劉少奇積極參與了“大躍進”運動的決策與推動，除了在當時發明“公社”這一用詞外，他還曾大力提倡大煉鋼鐵與供給制。隨着“大躍進”危害日益明顯，從1961年開始，劉才對“大躍進”的錯誤有所糾正，其前提仍是承認“三面紅旗”的正確性。與當時“一線”的大多數領導人一樣，劉對“大躍進”的錯誤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對於大躍進的發動，在黨內地位僅次於毛的劉少奇，不是真如一些人所說的“始終保持着清醒的頭腦”的（李曉紅，《大躍進時期劉少奇求實精神探析》，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2期），也沒有從1958年開始就“反對浮誇風和‘共產風’”（譚炳華，《劉少奇的調查研究與“七千人大會”》，湘潭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2期）。

“公社”這個名詞，就是劉少奇與另外幾個領導人在閒聊中發明的，據劉1958年11月7日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回憶，大致是1958年4月，在赴廣州的火車上，劉與周恩來、陸定一（時任中宣部部長）、鄧力群閒聊，“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劉又講了半工半讀與生活集體化，並要北京和天津先搞試驗。（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731－732頁）劉少奇對1958年開始的大辦公社、公共食堂、大煉鋼鐵等做法，不僅未加反對，反而頗為欣賞，並且頗為努力地在實際工作中加以貫徹。

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國婦聯黨組成員談話時，劉借談婦女解放問題之機，建議普遍建立公共食堂。

1958年8月至9月，劉少奇赴山東和江蘇等地視察，沿途他再次對各地已經如火如荼的各種“躍進”行為加溫。在山東壽張縣，劉表揚當地的幹部群眾的浮誇行為是“壓倒了科學家”，“是一個革命”。（劉少奇同志視察山東工廠農村，光明日報1958.8.4）在江蘇常熟縣，當一個鄉的黨委書記告訴他稻田畝產1萬斤時，劉的反應是：“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裡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劉少奇同志視察江蘇城鄉，人民日報1958.9.30）

大躍進的負面影響在1958年底已露出苗頭，在毛澤東的號召下，開始了糾“左”，但這一進程因廬山會議被打斷。在廬山會議之後的近半年時間裡，劉在很多場合一方面繼續為大躍進辯護，另一方面開始大搞對毛的個人崇拜，使得對大躍進的糾正愈加困難。就在1959年8月底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劉少奇公開攻擊那些對大躍進持懷疑態度的人是“好意不多”，並且認為所犯錯誤是不可避免的。在同年9月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劉繼續認為大躍進是為了徹底解放生產力，是為了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堅持認為所犯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以前有，今天有，以後還會有的，恐怕一萬年以後還得有”。認為劉在1959年已經洞察到大躍進的危害，只是迫於壓力不便公開的看法難以成立。

劉的思想變化大致在1961年才發生。這時，大躍進的危害已暴露無遺了。1961年5月，劉回到他的家鄉湖南寧鄉，在與鄉親們的座談中，劉除了承認中央工作有錯誤之外，還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對食堂發表微詞。劉少奇思想的轉變與反省這個時候仍然是在一定的範圍內進行的，即不能否定“三面紅旗”。他堅持以政治標準來規範和要求經濟工作，並提出要防止黨內有人搞修正主義，說過“高級幹部中有，青年幹部中也有”（修正主義）（對組織部負責人的講話，1962年11月12日）。這實質上與此後的“四清”乃至“文革”都是有着某種十分緊密的內在聯繫的，他後來在“四清”運動中的表現與這種認識有關。對於劉少奇與“大躍進”的關係，應當作如實客觀的評價。鄧小平說得好：“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0頁）

毛澤東糾風的努力

對於“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瞎指揮風的危害，毛澤東早有認識，並且一直努力加以糾正。在派吳冷西去人民日報社擔任社長抵制“浮誇”時，甚至交代要有“五不怕”的思想準備。為什麼會這樣？阻力來自哪裡？

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中，毛說：“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經濟事業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這跟做詩不一樣，要懂得做詩和辦經濟事業的區別。”這裡講到的問題現在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他說他不相信，而中央相信，那麼他那個時候與中央還是有區別的，與行政系統的距離應該更遠了。無怪乎會出現“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地方，他想發表篇文章都辦不到。而且，他自己對於搞經濟與做詩的區別是很清楚的，用的辦法也是不同的。不能因為他的浪漫詩篇就想當然認為他指揮打仗、搞建設都是用寫詩的路數的。毛澤東寫詩寫“高峽出平湖”，但是在當時並不主張上馬三峽工程。

在1959年4月29日的黨內通信中，毛直接號召基層幹部群眾“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關於密植問題，他指出：“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他清醒地認識到“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裡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據毛身邊的人回憶，毛對於“畝產萬斤”之類是一笑置之，根本不相信的。毛是辯證法大師，對於密植等問題是有正確認識的，但是對於這方面的死硬命令，他只有希望群眾不管這些指標。他大張旗鼓唱低調，那麼是誰唱高調、瞎指揮呢？

1960年3月23日，毛澤東批示說：“‘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於不得上級批准，一平二調。另外還有三風：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什麼叫做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他們全不理會。出現這些壞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舊社會壞習慣的殘餘，要有長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風，一年要開兩次六級幹部大會。”

1960年11月15日在《徹底糾正“五風”》中又強調：“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

1960年12月30日，在《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中指出：“退賠問題很重要，一定要認真退賠。……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平調農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資本家還要花點代價，只是不等價，平調卻什麼都不給。一定要堅決退賠，各部門、各行各業平調的東西都要堅決退賠。賠到什麼都沒有，公社只要有幾個人、幾間茅屋能辦公就行。……要糾正‘共產風’，就要真兌現，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訓。苦一下、痛一下，這樣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一平二調是上面搞出來的，誰搞誰負責。退賠兌現了，幹部作風才能轉變。……‘五風’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產風’和瞎指揮風。首先要把它們整掉。……我們自己思想混亂。一方面我們搞了十八條，十四句話，也搞了六條指示，這些就是為了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面，又來了幾個大辦，大辦鋼鐵，大辦縣、社工業，大辦交通，大辦文教，又大颳起‘共產風’。這就是前後矛盾，對不起來。雖然我們沒有叫大家去平調，但沒有塞死漏洞。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很重要。以後不要前後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對於平調本質的認識，毛澤東上升到了馬列主義的高度上去講，他堅決反對這種做法，主張認真退賠，那麼這是上面的誰搞出來的呢？真正懂得辯證法，應該不會思想混亂，前後矛盾的。

1961年6月12日，在《總結經驗，教育幹部》中，毛澤東進一步總結說：“十二條指示，在執行中發生了一個錯誤，…… ‘共產風’、命令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風沒有普遍去整。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規定，一、二、三類縣、社、隊都要普遍地整‘五風’，在劫者難逃。……我們也來個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還不行，是終不肯改也，那我們就要撤職、查辦。”

事實很清楚，毛澤東從1958年底就開始反覆強調要糾風、要低調，而處於“一線”的劉少奇1961年才對“大躍進”的錯誤有所糾正。誰應該對困難局面承擔更多責任、誰對扭轉局面更有貢獻呢？是不是處於“一線”的人們急於表現才搞得欲速則不達呢？“人禍”之說是批評別人還是自我檢討呢？我們對於歷史的認識，要經過反覆、具備一定條件才能夠接近真理。我們必須不斷反思，超越一定歷史時期的局限甚至誤導，才能不斷取得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