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澤石：祖藉四川廣安，1929年7月生於上海，高知家庭出身，少年求學於雅安私立明德中學及成都私立銘賢 中學，1946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1947年夏加入中共地下黨，1948年夏調往河北泊頭鎮中共華北局學習，同年秋從解放軍返回四川從事迎接解放的地 下鬥爭。1950年參軍，1951年隨軍入朝作戰，因部隊陷入重圍負傷被俘，被俘後參與領導戰俘集中營里的反迫害反背叛的愛國鬥爭，曾任堅持回國志願軍戰 俘總代表總翻譯。1953年秋停戰後遣返歸國，回國後受到開除黨藉的錯誤處分，並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遭受迫害，直到1981年落實政策恢復 黨藉。現為北京市作協、中國作協會員。

八十載南柯一夢？

----耄耋之年的一點人生感悟

張澤石

   今年春節家人團聚時，孩子們商量要為我舉辦“八十大壽慶宴”。這件令人高興的事反倒讓我夜不能寐了。八十個春秋如百駒過隙，許多往事不斷湧上心頭。

   常言道：“人生如戲”， 仔細想，80年來，我在自己人生舞台上扮演過的角色真是不少，也很不一般。

   22歲之前，我扮演的大都是喜劇和正派角色：長輩寵愛的乖娃、成績優異的學童、相當虔誠的基督信徒、抗日活動中的積極分子、立志要科學救國的清華大學物理 系學子、爭民主反腐敗學運中的活躍分子、熱情奔放的共產黨員、游擊隊宣傳隊長、解放軍文工隊長、志願軍宣教幹事等等。

   到了1951年5月，我在朝鮮戰場上不幸被俘後便開始扮演悲劇和“反面角色”了：被剝奪了人格尊嚴與人身自由的囚徒、拒絕去美國去台灣的“傻瓜蛋”、因參 與領導“反背叛”愛國鬥爭而受到美方特別監控的“死硬共黨分子”、巨濟島“最高監獄”里的“刑事罪犯”、“戰犯集中營里”的“戰犯”；遣返歸國後又成為當 局眼中的“變節者”、背着開除黨籍處分到處求職被拒的待業者、被強行拆散婚約的失戀者、受到“終身控制使用”的教書匠、戴着右派帽子的勞改犯、被關進牛棚 批鬥的“大叛徒”等等，真可謂風狂雨暴、驚心動魄，幸承蒼天保佑得以大難不死。我的這段上演悲劇角色的“舞台生涯”長達三十年之久。

   1981年時來運轉，在我落實政策恢復黨籍之後，伴隨改革開放大潮我再度扮演正面角色：職工大學校長、科技協作中心總工、民辦科研所所長、自由撰稿人等 等。還擁有了老教授、名作家、離休老幹部這些甚為光彩的頭銜。我的譯作、著作曾盛銷一時，我的影像鏡頭曾多次在電視台的專題片中出現。

   正由於我扮演過如此眾多的、非一般的角色，不少知情者說我的一生充滿值得羨慕的“傳奇色彩”！其實如今我已經意識到：無論你扮演的是最可愛的“革命者”、 “英雄戰士”；或是最可恥的“右派”、“叛徒”，到了你的人生舞台落幕時，你將什麼角色也不是，你只不過是人世間一個普普通通的過客、宇宙中一粒隨風而去 的塵埃而已！而那些你曾以為永遠忘卻不了的悲歡離合、冰霜血淚也不會在世上留下任何痕跡。但是，我既然來到人間走了一遭，八十年來又經歷過這麼多風雨、見 識了這麼多世面，還是應該認真總結一下，或許能給我所熱愛的中華民族和我所惦記的家族後人留下點什麼有益的東西。

   我回想起文革中難忘的一幕。1969年學校“清理階級隊伍”，我被打成“大右派、大叛徒、大間諜”抓進牛棚。當天學校“革命委員會”召開了對我的聲勢浩大 的全校批鬥會，深夜專案組又派“群眾專政隊”的紅衛兵把我押去單獨審訊。那位專案組長皮笑肉不笑地對我說：“張澤石！我們知道你很會演戲，但是孫猴子再會 變花招也逃不過如來佛的慧眼，就你這種知識分子家庭出生的人、又在教會學校接受過洋奴教育、還跑到戰俘營當翻譯成天跟美國鬼子混在一起，鬼才相信你會拒絕 去美國、拒絕去台灣！我們奉勸你還是老實交代你是怎麼被美國鬼子派遣回來又幹了哪些間諜勾當為好！”。我申辯說：“我是作為堅決要求歸國的志願軍戰俘總代 表被國家指名要回來的，請你們到軍事博物館去查一下檔案就清楚了。”話剛說完，就聽押着我的紅衛兵喝斥道：“你他媽的還敢臭表功！”隨即就感到腿上屁股上 被狠狠地踢了幾腳。這時專案組長向那個紅衛兵擺了擺手，對我說：“我們並不想逼你招供，是你的頑固激起了革命小將的階級義憤，你回去好好寫份書面交代，爭 取從寬處理！”。當我被押回到囚室門口時，那個“革命小將”猛一腳將我踹進門，我趴在地上聽到他的怒吼：“我看你他媽的還敢嘴硬！”。我在黑暗中爬起來摸 到自已的床沿，一邊揉搓被撞疼的膝蓋一邊對自己說：“我他媽的下輩子一定要投胎工農家庭，一定要當個文盲，一定要當個體力勞動者！”；又想：“當年你在清 華要是老老實實讀書，或者被俘後答應去了美國，就不會落得如今的下場，你這才真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你完全是咎由自取、自討苦吃！”

   那年我40歲，正好到了孔老夫子所說的“不惑之年”。但我卻正是從那時開始產生了一系列疑惑：“知識分子家庭出身何罪之有？”；“上教會學校何罪之 有？”；“當年該不該參加革命？”；“該不該參加共產黨？”；“這個黨還值得我信賴麼？”；“當年該不該參加抗美援朝？”；“該不該屈服於敵人當了俘 虜？”；“被俘後可不可以去美國、去台灣？”“我拼死拼活從戰俘營回國來怎麼反而成了罪人？”；“這個國家還值得我去愛麼？”……

   我帶着這些沉重的困惑繼續我艱難的人生旅程。為了求得內心的安寧，我曾多方努力去尋求它們的答案！有的比較快地得到了解答，有的卻長期困擾着、折磨着我的心靈！因為那些問題涉及到了我自幼建立起來的信念、涉及到我對自己在人生舞台上所扮演角色的終極評價！

   現在，又一個40年過去了，對於那些問題我自認為是基本上“釋惑”了！

   最容易解決的當然是“家庭出身”問題，只要看看工人農民的實際社會地位，就再不會有人羨慕工農出身了。我十分感激我的祖父。正是老人家的頑強奮鬥，使他自 己從一個放豬娃成長為一個頗有成就的鄉鎮企業家，又堅決要我父親遠去北平讀大學，才有了後來我的“知識份子家庭出身”，才使我避免了一輩子在農村“面朝黃 土背朝天、卵子不挨邊”的那種命運！至於上教會學校我要感激我的老爸，正是他盡力送我到教會學校接受了長達六年的高質量中學教育，才使我得到了德智體美勞 全面發展，奠定了我去搏擊風浪、應對危難的人生根基。應該承認：即使在70年前，不少教會學校在教育理念，教學方式上也比我們現在的應試中學教育要好得 多。

   較難解決的問題是“我當年該不該參加革命？”。

   中國知識份子歷來就有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我們那一代從漫長艱辛的抗日戰爭中成長起來的青年學生，面對着國家的羸弱、政府的腐敗和人民的苦難， 大都具有革新社會、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康樂富強國家的強烈願望，只要有人帶領，就會毅然投身革命。我正好考進了有着民主革命傳統的清華大學，加上我的熱情浪 漫的個性，就毫不猶豫地投入了革命洪流。正是這場革命，推翻了專制獨裁貪污腐化的國民黨統治，建立起一個充滿希望的新政權。後來之所以出現了“該不該參加 那場建立新中國的革命？”的問題，是因為革命勝利後共產黨不但沒有如它所承諾那樣去執行“新民主主義”、建立“聯合政府”、實現民主自由康樂富強的新中 國，卻反而給老百姓帶來了深重苦難！

   15年前，我去台灣探親，目睹了我當年要打倒的國民黨在台灣實踐三民主義所獲得的豐碩成果；也感受到了我曾參與的那場國共內戰所造成的中華民族的可怕傷痛 與裂痕。那時我敬立在台北中山紀念堂孫中山先生的塑像前，遺憾地想：“中山先生，要是您能多活十幾年，將國共合作維持下去，建立起民族民主聯合政府，領導 民眾齊心協力去實行三民主義，就不會出現那場骨肉同胞自相殘殺的暴力革命了，而一個民主自由康樂富強的新中國也早就屹立在地球上了！”。只可惜歷史不能按 照我們的願望去改寫。

   至於“我該不該參加共產黨？”；“這個黨還值得我信賴麼？”，是困擾我最重、帶給我痛苦最深的兩個問題，我將放在本文最後去訴說。

   先說“我當年該不該參加抗美援朝？”；“該不該屈服於敵人當了俘虜？”；“被俘後可不可以去美國、去台灣？”……

   1951年3月，我和戰友們都是滿懷保家衛國的激情並做好了犧牲的準備跨過鴨綠江的。我們那時當然不知道美軍並不打算侵犯中國，更不知道中國是正在為金日 成的冒險狂熱與斯大林的自私狡詐付出巨大的民族犧牲。但我們至今仍然自豪於參加了那場戰爭，因為它證明了我們是忠貞的愛國者，是堅強的中國軍人。

   “你既然是堅強的中國軍人，那為何又束手就擒當了美軍俘虜?”。這才是多年來困擾我和難友們的沉重思想包袱。我從戰俘營回國後被開除黨藉的一條重要罪狀是 “有武器不抵抗被俘”。被俘時我確實還剩有一個手榴彈，我因為被身邊一個小宣傳隊員哭喊着阻擋着沒有把手榴彈引爆去與敵人同歸於盡！我一直為自已沒有做到 “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而羞愧，甚至也產生過自殺的念頭，只因見到難友們太需要我這個會英語的大學生跟大家一起去共患難，才促使 我重新振作起來。

   朝鮮戰爭中兩萬多名志願軍戰俘絕大多數都是在戰事失利陷於敵後因傷殘病餓失去抵抗力而被俘的。我們己經是為國盡力為國受難了！然而，正是 “被俘可恥”、“投降即變節”這種違反人道的封建戰俘觀害苦了我們。它既是促使我們那一萬四千名難友違心地背棄自己的親人故鄉去了台灣的重要原因，也是當 年毛澤東對我們這七千名拚死拚活回歸祖國的難友給予“開除黨藉、軍藉、終身控制使用”這種重罰的根本緣由！毛的封建帝王殘暴本質也由此可見其一斑。

   我初中高中的英語教師都是美國老師，考上清華大學後，更是立志要去美國留學。因此，當被俘後我被邀請到美軍第八軍司令部擔任文職翻譯人員並承諾停戰後送我 去美國上大學時，我真的心動過。最後被我婉言拒絕了，並非我不想去而是不能去。對我來說，那時的美國就是敵國，我要是去美軍部隊當翻譯就是去當漢奸，這是 我的人格我的尊嚴絕對不能接受的！對於當年的這個決定，我至今也未反悔過。我真的慶幸那時年輕的我竟能具有那份堅貞：為捍衛自己的人格尊嚴做到了拒絕誘 惑、心甘情願去承受戰俘營的苦難。

   我更慶幸自己能跟難友們一起通過兩年多極其艱辛的鬥爭終於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國!儘管回來後受到過極大的委屈與磨難，但我也獲得了只有在祖國才能獲得的珍貴 的親情友情愛情，以及近30年來所享有的學習和創作的權利、尊嚴與人身自由。我正是在那遠離祖國的異國孤島上、在戰俘營的黑牢裡才真正懂得了“祖國”意味 着什麼！尤其是當我弄明白了我們回國後所受的磨難完全是來自那個獨裁暴君，我對祖國就只剩下愛和擔憂了！

   這些年來，我不止一次去台灣探親，每次去我都要去看望在台灣的難友，深入了解到他們當年所受到的身心折磨與政治陷害、他們到台灣後所受的歧視和他們對親人 故土的痛苦思念。我不再把他們看成是“經不起考驗的懦夫”。我們不能把憤恨和指責放在受到殘酷迫害的難友們身上，真正的罪人是那些制定強迫戰俘放棄回歸祖 國權利政策的美國政客和執行這個罪惡政策的美國軍人與他們豢養的走狗。同樣，如果那時有別的會英語的難友答應了去美軍部隊當翻譯，我現在也不會罵他是“漢 奸”，因為他可能對那場戰爭的看法跟我不同，甚至他可能有親屬在美國，他應享有選擇其人生道路的權利。

   現在來談談“我該不該參加共產黨？”。

   我在信仰共產主義之前較深地接受過儒家文化、西方文化的薰陶，甚至篤信過基督教義。然而在我1946年到了清華大學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後，一本薄薄的 《共產黨宣言》就把我們這些急於推翻舊世界的青年學子給俘虜了！1947年夏天我就加入了共產黨。現在看來正是國民黨的專制腐敗把我推進了共產黨隊伍。 1948年夏天，我在冀中解放區住了三個月，看見在那裡政府清明廉潔、人民安居樂業，便堅信“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那時絕對沒想到全國解放後我們共產 黨會變得比國民黨更加專制獨裁，更沒想到幾十年後我們共產黨的官員會比國民黨官員更加貪污腐敗！

   多少年來，我苦苦地從現實中、從理論上去尋找共產黨為什麼會變質的答案。在我去香港、去台灣、去泰國、去韓國、去美國時，曾經從不同社會制度與歷史發展的 對比中思考過，但幫助我更深入更全面地弄清問題本質的，是改革開放30年來我通過各種渠道讀到的許多有價值的書籍、資料和文章，讓我較多地了解了國際國內 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真相，特別是共產黨主要領袖人物與重大歷史事件的真相。

   迄今為止我得到的答案是：我當年去參加共產黨沒錯。那時我真誠地想參加革命，而那時共產黨的表現也讓人相信它真是一個要救國救民的革命黨。至於為什麼我們 共產黨（以及“老大哥”蘇聯共產黨）一旦成為執政黨之後就立即變成了專制獨裁政黨甚至成為一個無力挽救自身腐敗墮落的政黨？看來是源自十分複雜的歷史原 因。這裡既有老祖宗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關於暴力革命、階級專政和消滅私有制的錯誤理論指導；也有列寧斯大林建立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錯誤樣板；還有我國 兩千年皇權社會的專制主義、奴隸主義與崇尚“忠”“義”之遊民文化的深厚傳統；更有中國共產黨和它的領袖們在本身素質上那些先天不足的缺陷！

   那麼，“這個黨還值得我信賴麼？”

   如果這個黨繼續這麼專制下去、腐敗下去，當然不值得信賴了。但是，我還保留着對它的希望，希望它能在歷史的推動下、在人民的督促下、在眾多優秀共產黨員的 追求下向好的方向轉變：變成一個不需要用槍桿子來維護的，而是由民眾真心用多數選票選舉出來的清廉、民主的執政黨。

   我看這種可能性還是存在的。當前的共產黨和60多年前我加入的那個共產黨已經大不一樣了：黨組織的中堅成分已經不再是以農民和遊民為主而是以國家公務人員 和社會知識精英為主了；廣大黨員的文化素養、獨立思考能力更是今非昔比。今天黨所處的外部環境也跟60年前大不一樣了，在國內，社會進步巨大、人民覺醒顯 著；在國外，全球化代替了兩大陣營對立、五大洲民主浪潮澎湃。當我在台灣看見國民黨竟然能夠主動將手裡的軍隊歸還給國家、並在開放黨禁、報禁之後繼續推動 民主憲政改革，甚至實現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次和平政權輪替，我就想：中國國民黨能夠做到的，中國共產黨為什麼就做不到？

   應該有那麼一天，我們共產黨的有魄力又有智慧的中央領導成員們，終於突破了權貴利益集團的強烈抵制、並化解了那些因激憤於社會不公要求回到毛時代的同志們 的疑慮，成功地在修改黨章黨綱的黨代大會上，以多數票將中國共產黨的名稱按照恩格斯的遺願轉換為中國民主社會黨，並正式宣布立即啟動民主憲政革新。我是多 麼希望能夠活到這一天、好讓我帶着這個天大的喜訊去會見已經先我西去的親友、校友、戰友、難友們，讓大家都含笑於九泉啊！

   這些想法我平時極少跟兒女們交流。他們不願我“苦了一輩子，卻守着清福不享，一天到晚瞎操心！”，他們希望我“了卻塵緣、淡泊人生”。但我卻怎麼也做不到，真辜負了孩子們的好意！

   回顧從我出生至今的這八十年，無論對我個人還是對我的張氏家族、中華民族、地球星族都是極其不平凡的八十年！在這八十年裡，雖然經歷了可怕的戰爭、災害、 危難，但也催生了巨大的科技、經濟、文化進步。我少年時代幻想過的“順風耳”、“千里眼”已經通過手機、互聯網及衛星電視實現了，連美麗的嫦娥奔月神話都 已變成了現實。去年的汶川大地震又讓大家驚訝地看見了中華民族乃至地球星族同舟共濟的感人情景。80年來，“地球村”里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真是有了長足 進步。這是整個人類從貧困愚昧快速走向富裕文明的重要歷史階段。我們中華民族也正在從艱苦危難的陰影中走向輝煌。

   我曾經感嘆自己“生不逢時”，現在看來應改為“生逢其時”了！

   人老了喜歡憶舊，留在我記憶深處的是我兒時山青水秀的故鄉；幼年時家長老師的關愛；少年時快樂的學校生活；青年時的夢想、追求與為信仰而甘願承受的苦難； 中年時跟相濡以沫的妻子共同為子女為學生所付出的愛心與辛勞；退休後撰寫自己人生經歷時的激情；外出遊覽時所見到的旖旎風光；以及跟親朋好友聚會共享親 情、友情時的溫馨。

   由此看來，我已經度過的八十載並非南柯一夢，而是一段有聲有色、有情有義的真實人生。

   幸哉！足矣！                                   （2009年春  於北京石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