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蕭燕談蕭軍（上）：用一生書寫大寫的“人”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5月29日09:23:21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提要】他或許不是中國最有名氣的作家，但肯定可以列入中國最有個性的作家；他或許不是中國最高產的作家，但肯定可以列為中國經歷最豐富的作家。魯迅的弟子，女作家蕭紅的伴侶，毛澤東的知交……蕭軍的生平，就是半部中國現代文學史 　　他或許不是中國最有名氣的作家，但肯定可以列入中國最有個性的作家之一； 　　他或許不是中國最高產的作家，但肯定可以列為中國經歷最豐富的作家之一； 　　年輕一輩對“蕭軍”這個名字感到陌生嗎？或許很多年過半百甚至花甲的人，對蕭軍也不熟悉。這個名字的消失與中國60年前的政權交替幾乎同步。“文革”過後，1979年已近皓首之年的蕭軍重返文壇自我調侃說：“從1949年起，我就被埋在土裡了……我是會說話的‘出土文物’。” 蕭軍與蕭紅，攝於1936年。（蕭燕提供） 　　蕭軍，與同樣來自東北的女作家蕭紅的相識、相戀、同居，令多少人艷羨！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被譽為“中國的《鐵流》”，而蕭紅的《生死場》讓魯迅斷言她“是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他與蕭紅的分手，又讓多少人嘆惋； 　　蕭軍，是魯迅最信任、悉心提攜的東北青年作家，魯迅回答斯諾“最優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列舉了茅盾、葉紫、艾蕪、沙汀、柔石、郭沫若、田軍——田軍就是蕭軍。魯迅為《八月的鄉村》寫序，推動出版；魯迅下葬時，蕭軍是16位抬棺者之一，是萬人送殯的總指揮；魯迅安葬後，蕭軍是魯迅墳前唯一一位頻繁的祭掃者…… 　　蕭軍，在延安深受毛澤東禮遇，是他的倡議，啟發了毛澤東決定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並點名讓他第一個發言；但蕭軍又為中共必欲去之而後快的王實味仗義執言，在一次大會上舌戰群儒六個鐘頭； 　　蕭軍，在東北解放區受到嚴厲批判，被稱為中共掌權後文壇“第一場鬥爭”，從此他就基本上被封殺、消音…… 　　有文章說：“在現代文學史上，沒有一個人像蕭軍這樣特殊，牽涉那麼多重要的史實和人物，他像一個張開的蛛網，串聯起一系列中國現代文學史重要的片斷”；“我們可以把他看作半部中國現代文學史”。 　　2007年元月，筆者拜訪住在費城附近的蕭軍的小兒子蕭燕，請他談談自己的父親。 ◆從30萬言交代中認識父親 　　“蕭燕——把這個‘燕’字讀成‘燕子’的‘燕’（去聲），你會感到幾分纖細；把它讀成‘幽燕’的‘燕’（平聲），你會感到幾成粗獷。” 　　認識蕭燕已經13年。1997年，蕭燕的彩色照片《鑒》（Reflection）榮獲美國攝影協會第64屆威明頓國際攝影大展的最佳紀實類金獎，我寫下了上面那段文字。跟十年來日漸發福、也日益小眼眯縫的蕭燕說起這段往事，他也笑：常有人把我當成女孩兒，我連姓帶名都偏女性化麼，跟陌生人打電話，或者出差安排住宿，往往都得特別強調：“蕭燕是一老爺兒們啊，別弄錯了！” 《鑒》（Reflection），蕭燕攝。1997年榮獲美國攝影協會第64屆威明頓國際攝影大展最佳紀實類金獎。（蕭燕提供） 　　蕭燕“文革”前在清華附中讀初中，1968年下放到山西太谷縣插隊，“文革”後他到中國人民大學校刊工作，從新聞系函授畢業；曾任中國《國際商報》專職攝影記者。1987年他來到美國，當過自由攝影師，後在北美衛星電視公司、傳訊電視搞攝像。自2001年起，他任香港鳳凰衛視駐華盛頓記者站的攝像，拍到無數獨家新聞，在中國大陸的知名度也日漲。2003年，他是僅有的兩名跟隨美軍進入巴格達的中文媒體記者之一。2006年，他從鳳凰衛視辭職，重新當自由攝影師。 　　我聽他多次談起過他在伊拉克的戰地見聞，他作為僅有的兩三家中文媒體代表之一，出沒於白宮、國會的採訪經歷，但是聽他專門回憶父親，這是第一次。 　　蕭燕說，很多人採訪我，要我談我的父親，我說，他作為作家，我對他的了解不如很多專家學者；但他作為父親，我絕對尊重他、愛戴他、敬佩他；他作為一個人，是一個“大寫的人”。 　　“大寫的人”，這個說法出自俄蘇文學家高爾基，意思是正直高尚、光明磊落、有人格有擔當的人。 　　蕭燕說：“我爸爸晚年不寫回憶錄——有很多人勸他寫，說你這一生經歷的事兒太多了、太豐富了，太寶貴了，不寫下來多可惜啊！但他說，寫回憶錄，如同是在揭已經長好的瘡疤。對別人，也許是沒什麼，而對於我自己，那卻是血淋淋的現實啊！雖然有些人當年傷害過我，但他們的子孫卻沒傷害過我啊！我應當為這些孩子們着想。後來他去世後，我媽寫了回憶錄《我和蕭軍風雨50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 　　不過，非常難得的是，經歷過“文革”焚書坑儒的劫難，蕭軍早年延安時期的三十幾冊日記卻奇蹟般保存下來了，2006年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人與人間——蕭軍回憶錄》，輯入這些寶貴的日記和蕭軍早年寫下的一些回憶錄。從童年寫起，到五十年代初在東北辦《文化報》止，蕭軍詳細回述了自己求學經歷，與蕭紅相識到分手，與妻子王德芬的相戀結婚，四十年代在延安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交往、交流和交鋒。收有生活照片70幅，還有三封毛澤東給他的信的手跡，也是第一次面世。 　　 蕭燕贈給我這兩本書。他說：我向你推薦其中首次發表的父親的“延安日記”：以魯迅弟子、《八月的鄉村》作者、毛澤東座上客、黨外作家等等獨特身份，趕上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整風日烈、共產黨在中國上台前夕這一特殊時期，以無掩飾、無遮攔、無忌諱的形式，及時、細緻、清醒、客觀地剖析自己及中共諸多領導人、以及後來在中國文藝界如雷貫耳的諸多名家……這價值還用多說麼！ 　　蕭燕說，父親從來不跟子女談過去經歷。子女比較全面地了解他，是拜“文革”之賜：“1966年，我父親被關押，還挨打，要他坦白交代，他就寫了關於他自己整個一生的材料，交給當時的市委學習班。他說每個孩子都要自己抄一份，這份東西是借着在學習班寫交待，給你們子女的一個交代：你們的父親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那時候我每天抄啊抄，30萬字啊！抄了這份‘交代’，使我們家所有這些孩子，對父親沒有一個動搖的，都是死保到底！” 蕭軍從牆上笑眯眯地看着小兒子蕭燕讀書。（高伐林攝） 　　蕭燕很惋惜，插隊年月把父親的30萬字“交代”遺失了，“好在大部分東西在他以後出的《蕭軍文集》裡都寫到了”。 誰崇敬魯迅，就跟誰親 　　1938年3月20日，31歲的蕭軍隻身一人，身背褡褳，手拄木棍，渡過黃河，從山西步行十幾天第一次來到延安。他原計劃到五台山抗日前線去打游擊，但路途阻絕，住進了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毛澤東聽丁玲說起，便很想見見這位魯迅弟子，特派辦公室秘書和培元前往致意。和培元提出約個時間與毛見面，蕭軍竟然婉拒：“不見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兩個星期就走！” 　　毛澤東不以為忤，特意到招待所看望蕭軍，請他吃飯。蕭軍還參加了陝北公學開學典禮，毛澤東對文化人開誠布公，對魯迅先生高度評價，並和師生來賓在操場上就着風沙，大碗喝酒，大口吃菜，給蕭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台山沒去成，丁玲邀蕭軍參加西北戰地服務團工作，他勉強同意了。到西安，他與蕭紅之間維持六年的共同生活告終，不想再呆，巧遇塞克、王洛賓一行去蘭州，就一起同行。不久，他與家在蘭州的蘇州美術專科學校學生王德芬結合——王德芬就是蕭燕的母親——又折回四川。1940 年6月，他們夫婦與老友舒群一起，第二次來到延安。 　　以文學家的眼力，蕭軍對毛澤東觀察得挺細。1941年7月18日，他與毛澤東進行了一次長談，蕭軍談到魯迅的清苦生活和一些戰鬥故事，看到毛“眼睛似乎有感動的淚！這是個人性充足的人！”“他的病着的膀子不能舉起，每次吃飯取菜總要站起來”；毛澤東說未來的新民主主義“‘那是真正平等的社會了……現在蘇聯也還是不平等啊！有等級，有資產……那時候像我們這樣的人，就沒有牛皮好吹了……大家全是一樣……’他說完，自己泰然地笑了，用手指在一個白瓷杯里撿着泡過的茶葉吃。”（1941年7月20日日記） 　　在後來一次與毛長談後，蕭軍又在日記里寫下對毛的觀感：“他不是哲人，學者，他是農民性的中國式的自然主義式的領導者”，“他的唯一長處大約就是能夠在鬆弛里含孕着一種神經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現吧？”（1942年1月1日日記） 　　蕭軍過去不是很了解共產黨，在延安他對看到的很多東西不以為然。像他去參觀聯共黨史參考資料，“有幾張照片，故意牽強附會以及把列寧、史塔林（斯大林）的照相特別放大，這使我反感。不禁想到這些政治追隨者，只有政治和政治領袖，不會再想到別人……這是奴性的表現”；他評價邊區周圍這些共產黨人“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獨立靈魂的，缺乏教養的，被中國舊社會培植太久了”…… 　　但他對毛澤東另眼相看。蕭燕說：父親性格桀驁不馴，我行我素，為什麼跟毛澤東談得來？從日記里，感覺我父親和當年的毛澤東性格很多地方相通：一樣是獨來獨往，一樣是不懼壓力，一樣是能忍辱負重，也就是“惺惺相惜”吧。我父親自己說：他和毛澤東的關係最根本還是建立在“魯迅的基礎上”——父親對魯迅先生是五體投地般佩服，所以這世界上誰崇敬魯迅，他就跟誰親。毛澤東對魯迅先生評價高啊，非常尊重，所以父親一下就覺得跟毛澤東感情上很親近。 　　蕭軍曾公開宣稱：魯迅先生是我的父輩，毛澤東只能算是我的大哥。 　　毛澤東與他談過很多次，多次一起吃飯，至少給他寫過十封信。他說：“毛的為人使我對他起了好感：誠樸，人性純厚，客觀”。毛澤東有一次告誡蕭軍要經得起委屈，現身說法講他自己“在黨內受過11次處分，但是我什麼都不說……但我是一直準備着孤立”（1942年2月10日日記）。蕭軍頗為之不平，寫出《論同志之“愛”與“耐”》一文，送交毛審閱刪改後投給《解放日報》（1942年4月8日）發表。毛澤東親自打電話給舒群，要求刪掉文中自己的名字…… 　　蕭燕說到這裡嘆了一聲。“……入城以後，父親經歷過那麼多運動，‘文化大革命’遭受過那麼多磨難，一直對毛澤東還抱有期望，一直很信任毛澤東——因為他覺得毛澤東不是一個糊塗人。”上個世紀50年代不准他出書，他就把書稿寄給毛澤東，毛批給馮雪峰說蕭軍的書可以出，居然兩部書都給出了——“不過嘛，出了之後馬上又禁了！” 　　蕭燕說：我父親說他很珍惜在延安的這一段，在我們家，對兩個人不能有非議，一個是對魯迅先生，一個是對毛澤東。不過，父親對共產黨、對毛澤東很多問題還是看得很透徹的，毛澤東進城以後變成什麼樣，他已無能為力，不能改變什麼。他在日記里提到，這麼多的高官，他就覺得毛澤東和彭真是人物。 　　蕭燕說，有次劉賓雁聊天時曾告訴他，在後來文壇批胡風、丁玲、艾青的時候，據說有人好幾次要把蕭軍與他們拉扯到一起。是毛澤東給他打了包票，說蕭軍是個獨來獨往的人，不會拉幫結夥，你們不要把他拉扯到一起。“劉賓雁還推測過：在東北時高崗整蕭軍以後，毛澤東為什麼沒有落井下石？可能因為我父親當時講了很多毛澤東的心裡話，比如針對蘇聯，毛澤東在骨子裡對蘇聯是非常反感的，所以我父親說的話他很有共鳴，但是他自己不能講，我父親替他講了。” 　　有位詩人這麼說毛澤東：“蜂有蜂王，蟻有蟻王，毛澤東就是個天生的‘王’，他的精神磁場獨一無二地強大。”近距離接近毛澤東的文藝家，大多對他產生特殊的感情，丁玲如此，蕭軍也不例外。受難與熱愛，在這些文藝家的心頭糾纏。這一代文化人把個人浮沉與民族興衰疊合為一，把所有受難都當作為信念而做的犧牲，這是他們獨有的宿命的悲劇。 一個建議導致了文藝“劃時代” 　　在中國的紅色文藝史上，“延安文藝座談會”被稱為“劃時代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所做的引言、結論兩次講話，後來被中共文藝部門奉為“天條”，以致在作家、藝術家的語言系統中，“講話”成為一個特指概念，每到“5·23”，作家、藝術家都要正襟危坐地重溫。 　　這次會議，實際上是蕭軍建議舉行的。 　　有一次，蕭軍問毛澤東：“黨有沒有文藝政策呀？”“哪有什麼文藝政策，現在忙着打仗，種小米，還顧不上哪！”“應當有個政策，否則爭論不休，沒有標準，難明是非。”“你這個建議好！幫我收集一下文藝界各方面的意見情況好嗎?” 　　蕭軍所說“應當有個政策”，是指黨對文藝事業要有一套政策，不是說要黨定一套政策讓藝術家個人服從。但蕭軍哪裡預料得到，毛澤東採納了他的意見，從而第一次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其後果竟是將藝術家們的創造力壓得全部枯萎？ 　　王德芬書中回憶這一段說：蕭軍雖然積極為毛主席收集文藝界各方面的意見，自己卻不打算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因為他有自知之明：脾氣急躁、心直口快、耐心不夠，若參加座談會，很可能和一些人爭論、衝突，弄得不愉快，所以提出要到延安附近各縣去考察。但毛澤東不肯放他，4月7日、13日、27日三次寫信給他，留他晚一點參加了會議再動身。 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藝座談會與會者合影（局部）。後排左五為蕭軍。（蕭燕提供） 　　1942年5月2日，文藝座談會開幕，中共高層和文化界人士一百多人參加。蕭燕說：“毛澤東致開幕詞後，請我父親第一個發言，父親提出：第一，黨不能夠完全領導文藝，魯迅先生就不受共產黨領導；第二，政治、軍事、文藝三家是各自獨立的，不能互相依存；然後他又提出要做‘中國第一作家’、‘世界第一作家’……這樣很多人就不滿意了：黨要培養齒輪螺絲釘，你要成‘第一’哪行？！” 　　 蕭軍講了40分鐘。許多人也都發言，開了大會開小會。蕭軍果然與一些人又爭執起來，他擔心自己不能保持冷靜，不願繼續參加會了，以致毛澤東5月5日給他寫了這樣一封信：“如果你覺得不能等了，你就出發罷。此覆。” 　　妻子王德芬寫道：“很明顯毛澤東對他這一而再的要求不滿意不耐煩了。”她也苦勸丈夫不要太不通情達理，“怎麼可以開會開到半道就溜了呢！” 　　蕭軍耐着性子開完了會。 　　（未完待續） 【蕭軍簡介】 蕭軍晚年不願寫回憶錄：“一想那些往事，太痛苦，受不了！”（蕭燕提供） 　　蕭軍（1907－1988），原名劉鴻霖，生於遼寧義縣。另有筆名三郎、田軍等。1925年考入張學良在瀋陽辦的東北陸軍講武堂第七期，學習法律和軍事。1932年開始在哈爾濱向報刊投稿為生。同年夏天結識蕭紅，不久同居。1933年兩人出版第一部包含有抗日內容的小說、散文合集《跋涉》，其中有蕭軍6個短篇，為此遭日寇通緝。 　　1934年l1月到上海，得到魯迅親自指導，參加《海燕》和《作家》等雜誌編輯工作。1935年出版了第一部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 　　1940年赴延安，先後擔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理事及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教員。抗戰勝利後任東北大學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和《文化報》負責人。1948年加入中共，旋即遭到中共東北局發動的批判，扣以“反蘇、反共、反人民”三項罪名，調撫順煤礦，未參加過組織活動。後在撫順總工會從事戲劇創作和研究， 　　1951年自行到北京，曾當過文物考古員，戲曲研究員，但仍從事寫作，出版長篇小說《五月的礦山》、《過去的年代》。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迭遭衝擊。“文革”後復出，先後編寫了《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魯迅給蕭軍蕭紅信簡注釋錄》，注釋了蕭紅、魯迅給他的信件。出版有詩文集《蕭軍近作》、自傳《我的童年》、歷史小說《吳越春秋史話》、回憶錄《人與人間》等。一生文學作品約600萬字。 　　1988年6月22日凌晨病逝於北京，終年8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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