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款敵國,謀叛本國,為侵略自己祖國的敵人的利益服務,並謀取一己的私利,這樣的人物在世界各國的對外戰爭中均為常見,中國亦不例外,漢奸就是國人對他們的鄙稱。”抗日戰場上,為日寇作戰的偽軍超過百萬之眾,人數之多,猶如過江之鯽。抗戰時期漢奸大量出現,的確令人深思。有人說,“小奸出於愚,大奸出於智”,問題實際並不這麼簡單,漢奸出現之多,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

　　一、近代中國長期不統一是漢奸產生的基本原因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抗戰時期漢奸之所以大量出現,主要是由中國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漢奸的產生與中國近代中國長期不統一密切相關。

　　民國初年以來,中央政權的力量式微,國內派系林立,軍閥橫行。1927年蔣介石在南京建立統治後,這種局面也沒有完全改變,地方與地方之間,國民黨與其它政治力量之間,國民黨內的派別之間,鬥爭十分激烈。某個派別的領導人在爭奪中央政權而不得或為了保存自己實力的情況下,面對日本的軍事壓力和利益誘惑,可能就會選擇投降的道路。

　　由於近代中國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為政,事實上出現了許多獨立王國。這種狀況導致部分民眾對國家沒有認同感,國家觀念淡薄,而地域觀念很強。對此,孫中山先生憂憤不已,他將這種狀況稱之為“一盤散沙”。而西方列強為了各自的利益,在華紛紛扶植自己的勢力,上述狀況都便利了外國侵略者對華推行“以華制華”和“分而治之”的政策。

　　“東北易幟”後,國民黨形式上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實際上蔣介石的勢力不能達全國。1931年日本製造九一八事變,拉開了長達14年的侵華戰爭的序幕。當時中央政府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內”,對日軍採取不抵抗政策。結果,東三省很快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為麻痹中國人民的反抗意識,成立了傀儡政權-偽滿洲國,這是近代列強入侵中國以來第一個以國家面目出現的漢奸政權。

　　偽滿政權主要由東北人組成,“在偽滿高級官員中東北人有35人,占被統計人數的71%,奉系背景占82%。”可以看出,偽滿高級官員集團基本上是在東北任職的原奉系人員所組成,體現了民國時期東北長期脫離中央政府,在張作霖父子統治下濃重的、封閉的地域色彩和派別色彩。

　　除了全國有不同的政治力量外,在當時的國民黨中央政府內部也派別林立,相互之間政見分歧,爭權奪利。汪精衛長期與蔣介石爭奪最高領袖地位而不得。三十年代初期,汪精衛領導下的行政院沒有實權,“行政院簡直是委員長行營的秘書處”,甚至“是秘書處中一個尋常的文書股罷。”汪精衛為爭做最高領袖,“原計劃在西南地區依靠龍雲、劉文輝、鄧龍光、張發奎等地方實力派的支持,成立反共的‘中央政府’”。從汪偽政府成員組成可以看出,追隨汪精衛投敵者多是汪派人物,如陳公博,褚民誼等。當然,汪精衛投敵除了權力之外,還與其反共與民族失敗主義思想有關。

　　汪精衛的投敵,影響很大。汪精衛是國民黨副總裁,有一定的號召力,汪偽政權的國民黨名稱、三民主義旗號、國名、國都、國歌、國旗等都未作改變。其“和平建國”理論頗能迷惑一部分民眾。因此在汪精衛投敵後,漢奸數量迅速增多。

　　1938年偽軍數量是78000人,汪精衛投敵後,偽軍數量迅速上長到145000人,上升了85%,以後數量連年增加。尤其在1942-1943年期間,偽軍有過猛烈的發展。這主要是國民黨軍隊大批投敵的結果。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暫時得勢,敵後的國民黨軍隊,多年來執行蔣介石的“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政策,已無多大戰鬥力,加上汪精衛“曲線救國”論的影響,在日汪的軟硬兼施下,紛紛叛國投敵。

　　偽軍數量驚人,其被斃傷、俘虜和投誠的共有118萬餘眾,他們比日軍多出一倍以上,這個問題值得深入研究。偽軍的大量存在對全民族的團結抗戰造成了嚴重的危害。

　　二、政治腐敗造成嚴重社會矛盾是漢奸產生的社會原因

　　抗戰時期蔣介石實行獨裁統治,吏治腐敗,人民生活水平極端低下,引起嚴重的社會矛盾。這造成社會離心力的加劇,使政府缺乏親合力和號召力,為漢奸思想的流行打開了通道。此是抗戰時期漢奸大量產生的又一個原因。如陳璧君公開宣稱“抗戰就是為蔣介石一具人殉葬”。而部分民眾國家意識淡漠,他們只有一家一姓,沒有國家民族。一些人或為錢財,或為利慾,或為怨恨,而忘卻了國家民族的利益,賣國求榮,賣身投敵。如淞滬抗戰中,日軍軍曹山田武一洋洋得意地描述了他所從事的間諜活動:“從我們對主人家以及當地的居民的觀察來看,他們對現政權沒有什麼特殊的感情,他們常常說這樣的話,盧永祥時代我們要吃飯,孫傳芳時代我們要吃飯,蔣介石時代我們還是要吃飯,日本人來了我們仍然這樣”。

　　一位英國僑民柯林斯寫道:“由於政府的無力,或者說是庸碌和腐敗,造成了巨大的社會矛盾,中國的許多事情都是可以讓老百姓責難的,也許漢奸們正是利用這種普遍的不滿為他們的行為作出辯解的理由。”這位外國僑民的話出可以從側面印證當時社會矛盾之深是致使漢奸大量出現的重要因素。

　　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的落後,人們生活水平的極端貧困對漢奸的形成有重要影響。近代以來,中國現代進程曲折遲滯,農村地區土地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在城市,內外交困之下工商業發展凋弊,就業機會太少,人口就業壓力大。由於上述原因,很多下層漢奸迫於生計,而不得不為日軍服務。如淞滬戰場我軍右路軍總指揮張發奎親口告訴郭沫若一個令人痛心的故事:“一個17歲的漢奸交待了他所知道的漢奸組織,他說:‘敵人總是用大漢奸收買小漢奸,有的可得100塊、200塊、10塊或者50塊,好像包工式的,然後由他們分錢給小漢奸,雖則他是為了3塊錢去做漢奸的,但也有12、13歲作漢奸的女孩子,只能得到5角或1塊。’張發奎聽了連連嘆息,心情十分沉重。”中國的老百姓窮困到如此地步,以至不得不去做漢奸來維持生計,痛恨之餘,更讓人感到痛心。由於舊中國老百姓生活極端貧困,很多人不得不靠做偽軍來謀生。如汪偽政權的日籍顧問影佐禎昭為籠絡偽軍的意見書上記載:“綏靖部隊並警察駐屯於都邑者希望其給養能每人每月二十五元,陰曆正月請主席平均賞給每人五元於人心收攬上可生甚多之效果。”這些薪金在當時足以讓偽軍士兵養家糊口,吸引了大量的下層民眾去做偽軍謀生。

　　更多的下層漢奸是社會上的無業游民,如流氓、無賴、兵痞、土匪、失意軍人等。據一份調查記錄報告,“在河北滿縣,被某鋤奸隊打上名單者,共有18人,其中無業者為10人占總數56%,商人、工人占11%。在無業者10人中,他們均為赤貧。華北屢遭戰禍,天災也時有發生,加之地方保甲勒索漁肉,土地高度集中,破產者甚多,遂產生對社會不滿情緒,有些人在落水前,已有打劫、偷摸之前科。”

　　另外還有部分下層漢奸是因被汪偽政權抓去被迫做了漢奸。如當時汪偽軍裝備最好,戰鬥力最強的部隊警衛三師其兵員“由從安徽、河南、山東等地抓來的壯丁和從偽軍別的部隊中挑選的士兵組成。”

　　三、文化教育的失誤是漢奸產生的深層原因

　　五四以來全盤否定傳統,但又沒有建立起一種新的文化,外來文化的衝擊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使當時中國人的思想意識及道德觀念出現某種程度的混亂,漢奸思想意識的流行與此也有一定的關係。英國僑民柯爾斯曾這樣描述上海一帶居民的生活,“這裡商業已經進入了繁榮的階段,金錢的魔力已經顯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用‘人心不古,世風日下’這句話批評當今許多人的行為,就像英國工業革命以後,道德品質,出現了一種普遍的淪喪和墮落。”關於日本人收買漢奸的手段,柯林斯感到驚訝,“他們就像到市場採購物品那樣隨便和容易,發現合適的目標後,就想法接近獵物,赤裸裸地用金錢勾引。”

　　國民黨統治時期,在三民主義的旗號下,蔣介石進行思想文化方面的全盤復古運動。以其為首的國民黨最高當局,公開宣揚傳統封建倫理道德。胡漢民曾一針見血的揭示了蔣介石鼓吹傳統道德的真正目的。他指出:“一部分人拋開了三民主義,目的只是在愚民。”他痛斥這是三民主義的“流氓化”。蔣介石政府推行的黨化教育是國民黨的政治專制主義和文化復古主義的混種。由於固守傳統,拒絕全面的社會改革,國民黨的官方意識形成就只能成為空洞的口號和說教,無法獲得全國各階層人民的認同,根本不能成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這導致部分中國人化為一盤散沙,缺乏向心力。“獨立自主的,能被社會成員在政治上、文化上高度認同的現代民族國家始終未能建立。”這是漢奸大量產生的深層原因。

　　陳公博在自白書中對教育上所持的某些看法,也可以從側面印證當年教育所存在的嚴重弊端。他認為“教育重要是老生常談,我最近十餘年來是承認教育失敗的,在政府不易得一個奉公舍己的公務員,在軍隊不易得一個潔身自肅的軍人,在社會不易得一個盡責守己的國民”。“最後一個嚴重的問題卻是民德的墮落。自從此次中日戰爭,不獨物資打完了,道德也打完了。在淪陷區中,我覺得大眾如趨狂瀾如飲狂藥,一切道德都淪喪盡了。大家不知道有國家,有社會,有朋友,只知道自己;不知道有明日,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理想,只知道有享樂。”

　　四、日本的威脅利誘是造成漢奸的直接原因

　　漢奸的大量產生還與外部環境有關。鴉片戰爭後,中國由於在對外戰爭中屢次戰敗,使一些中國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發展,以及敵強我弱的客觀現實,使部分中國人因此喪失抵抗信心。甚至連蔣介石的親信,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周佛海對抗戰前途也悲觀失望,他認為“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我是相信抗戰下去是要滅亡的,但是宣傳上卻不能不鼓吹最後勝利。我是主張和平之門不全關的,但是宣傳上卻要鼓吹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許多漢奸官員認為“日本經濟發達,勢力強大,中國根本不是日本的對手,打是打不過的”;“中國民族性差,不團結,像一盤散沙,什麼事也幹不成”;“我們這些人了解日本情況,日語-爭一爭,能減輕點壓迫。”這是部分漢奸的心態。

　　日本是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一向與中國有密切的經濟文化往來,尤其是兩國文字在一定程度上的共通性,使中國人有親切感。中日同在亞洲,人種相同,文化教育相似。在追求中國近代化道路的過程,大批革命黨人曾得到日本的庇護和資助。因此部分中國人對日本有親近感。這些為日本對中國人的文化爭取提供了有利條件。日本在侵華戰爭中公開鼓吹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幫助亞洲從歐洲人的奴役下解放出來”。這也麻痹了部分中國人的思想意識。

　　明治維新後,日本的迅速崛起也使中國人深為佩服。在“以日為師”的口號下,中國掀起了赴日留學的熱潮。其中一些赴日留學生接受了日本的思想與生活習慣,結交了一些日本朋友,對日本有親切感和崇拜感。這部分人非常容易被侵華日軍所利用,成為漢奸。有學者曾對漢奸偽政權高級官員情況作過簡略統計發現:“留日比例較高,在被統計的144人中,有留日經歷者54人,占被統計人數的38%,占接受過近代教育人員的49%。”這既顯示了近代中日文化聯繫之密切,也顯示出日本通過留學教育在中國留學生中培養親日派的深遠用心。

　　漢奸的產生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是他們策劃和推行“以華治華”政策的需要。為了彌補其在戰爭中人力、物力的不足,鞏固占領區,掩蓋其侵略面目,泯滅中國人民的反抗意識,日本便對中國進行威脅利誘,並十分重視利用扶植漢奸偽政權達到自己的目的,如1938年日本和汪派人物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重光堂簽訂《日華協議記錄》,虛偽地宣稱“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兩年內從中國撤兵”。接着,日本內閣對華提出近衛三原則,進行欺騙誘降,最終促使抗日營壘中的汪精衛派分化出來,並成立汪偽傀儡政權。

　　日本在華的四大特務機關也不擇手段地從事間諜活動,其具體任務之一就是製造漢奸。他們或金錢勾引,或私利相誘,或武力威逼,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拉攏腐蝕部分國人。加之國民黨統治腐敗,不得人心,部分民眾為了私利而忘記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賣身投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