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六四，無疑是中國現代史中很重要的一頁。作為一個激進的學生政治運動，它激勵了很多人，也改變了很多人的人生軌跡。有一次，聽莊祖鯤牧師布道，介紹他放棄台灣化工研究所的管理職務，捨棄了自己化工博士的學術背景，毅然走上傳講福音的道路，就是因為六四事件的刺激。他說，當北京鎮壓的槍聲響起的時候，他有感於當代中國青年思想上的迷失和混亂，覺得自己有責任去做點工作去影響中國的年輕人。的確，多少學子從槍聲中驚醒，開始思考中國的命運。

我還是堅持，歷史是活生生的，就活在我們的心中。表面上，明代已經離我們很遠，但只要你仔細考察一下朱元璋建立的制度及其背後的考量，你就會發現，我們今天社會上的很多行為很多潛規則都是那個時代的延續。有一句話叫做，讓歷史告訴未來。歷史的確可以透露出未來的蛛絲馬跡。我們今天關心的問題，比如是否海歸，都牽扯到我們對中國未來的信心。如果你覺得中國在不遠的將來就是超級大國，那麼你不海歸幹什麼？相反，你對中國的未來不抱樂觀態度，你對海歸就會持謹慎小心的態度。對於未來的不同預期，將決定我們的命運。但是，未來的預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對於歷史的看法。

在六四之前，我對中國的前途充滿樂觀。改革開放帶來了社會的一天天繁榮，餐桌上好吃的東西越來越多。作為一個少年人，還不怎麼理解喇叭里說的“馬克思關於人的異化”，甚至不理解“清除精神污染”背後的含義。“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夢想着成為一個科學家，像父親說的，要為國家搞最尖端的科研。是六四的槍聲，驚醒了我，讓我開始了人文方面的閱讀和思考。

被掩蓋和歪曲的歷史，需要每個當事人用他的誠實來表述。當然，我的記憶可能有錯，而且更關鍵的是，我的信息是那麼有限。我只能用一雙眼睛來觀察，一雙耳朵來聆聽，和一個頭腦來處理接收到的信息。我不能說我說的都是真的，但絕對保證我試圖說出我認為的真實。

2. 八六科大學潮是八九學潮的先聲

現在三十幾歲的人，即使知道六四運動這個名詞，也不大知道86年學潮。豈不知86年學潮是89年學潮的鋪墊。而我就處於86年學潮的發源地：中國科大。當時，科大被稱為科學家的搖籃。科大人也是一個個牛氣沖天。八十年代的科大，高考成績全國最高；科大人也常常自稱和北大清華並列中國最高學府。但是，86年的科大沒有在科學上取得突破，而是在學潮上領先了一把。

1986年11月底，在科大二教門口貼出了一張大字報。要是我沒有記錯的話，一個叫劉火林的學生貼出了一張抗議合肥西市區人大代表的大字報。在這之前，學校貼出了合肥西市區人大代表候選人名單，其中有老人、有年輕人、有男人也有女人，似乎照顧到了各個階層，但唯獨沒有照顧到我們的知情權。因此，劉同學指出這些候選人都是學生不熟悉的，他們也從來沒有公開說明他們當選後，怎樣為我們做事，我們需要一次真正的選舉！我們不要“橡皮圖章”。劉同學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這一衝動點燃了一把火，導致了科大方勵之副校長被貶和胡耀邦的下台，為89年胡耀邦意外去世啟動89學運埋下了伏筆。

當天中午，在科大的布告欄就出現了數十張的大字報支持劉同學，並且呼籲大家晚上九點在圖書館門前的草地展開討論。我和幾個同學在教室里自習。9點一到，學生們都湧向圖書館。幾個人一堆，十幾個人一群，圍在一起，討論、爭辯民主選舉問題。我那時還是一個無比幼稚的傢伙，只是在邊上聽着。漸漸地，形成了兩個不同的主張。一個主張說，我們要爭取一次公平競爭選舉，好做整個中國的榜樣。如果我們，中國最高學府之一，都無法進行一次公開、公正的競選的話，怎麼能說民主選舉適合中國呢？這一派當時被稱為“鴿派”。我清楚地記得一個“鴿派”的同學，含着眼淚滴說“從小到大，我都沒有經歷過一次真正選舉”。

另外一派學生，爭辯說，我們力量太小，一次成功的自由競爭的選舉不足以改變現實。我們要遊行示威，讓更多的人知道我們的主張，這樣才能迅速改變中國僵化的體制。這一派被稱為“鷹派”。正辯論着，一個老師摸樣的人，走過來說：同學們，這麼多人站在這裡影響不好。要不，我們都去一個二教的會議廳吧。於是，大家湧向會議廳，坐在那裡，就見一個個同學走上去說出自己的想法，試圖影響大家。結果，“鴿派”和“鷹派”激烈爭論。雖然我從小就受父親影響，很喜歡談論政治，但我對任何衝突都很反感，就越看越覺得無趣。當天的辯論最後也不了了之了。

又過了幾天，班裡本來對這件事不熱心的人突然說，晚上要在大禮堂舉行合肥西市區人大代表的競選，誰都可以上去發表自己的見解，爭取提名。本來熱心的我，現在反而覺得學生鬧不成事，就照樣去教學樓晚自習去了。

晚上回來，就見好多同學在興奮地談論當天晚上的辯論。從他們的口中，我得知當天晚上實踐了“鴿派”的主張，若干能言善辯的學生和老師脫穎而出，成為學校推選的人大代表候選人，其中就有溫元凱教授。

現在很多人不知道溫元凱教授，但在八十年代，溫元凱是少數幾個改革開放的鼓吹者之一。我們高中時代，就曾經在課堂上聽錄音機播放溫元凱的講話，呼籲改革，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才到科大，我也曾擠進報告廳聽溫元凱“東歐歸來話改革”的“學術”報告。在八十年代初，三十幾歲的溫元凱是中國最年輕的副教授。但是，當選的溫教授並不支持學生們的行動。他告誡學生要冷靜，中國大多數農民和工人並不知道什麼是民主，他們也沒有感受到民主的緊迫性。倒是聽說方勵之副校長說：今天，從你們身上我看見了中國美好的未來。這讓學生深受鼓舞。

似乎，“鴿派”的主張獲得了支持，但“鷹派”的想法並不會輕易就放棄。第二天，在布告欄上又出現了大字報，呼籲大家中午在圖書館集合要向整個社會表明我們要民主共和的意願。教學樓上也出現了標語，“要民主，要共和”等字樣。

記得好像是12月5號，中午吃完飯，很多學生開始聚集在圖書館門前。各個系的系旗都拿了出來，回去起來凝聚人氣。這時，突然有人說:方校長來了！掌聲雷動。我擠不到前邊，就站在遠處觀看。方勵之好像身穿中山裝，面帶憂鬱。他拿着話筒，開始向學生們喊話。他說，同學們的心意和想法，他都支持和理解，但不要上街遊行，因為文革期間的遊行已經給人們一個很壞的印象。遊行，並不能達到你們啟蒙民眾的目的，相反還給他人以把柄。你們能保證不出現打砸搶的事情嗎？方勵之是苦口婆心，大多數學生也是猶豫不決。少數學生揮舞系旗，開始鼓動，繞着圖書館轉了一圈，人群開始衝動起來。很多人，包括我，出於對遊行示威的好奇，加入了行列走出了校園。

沿街，我們呼喊口號，要民主要自由要共和。我看到的卻是市民眼中的困惑：你們在幹什麼？後來，我到一個住在合肥的父母的朋友家，他說“你們科大學生是不是對領導不滿去遊行了？”記者拿着攝像機在路邊照着，很多學生很想出風頭，故意湊到攝像機前。唉，現在想來，任何人群的集體活動很大程度上都是包含非理性成分的。當年的我，不也是很喜歡出風頭嗎？這次遊行，我都不知道走了那些地方。合肥，對於我還是那麼陌生。包公祠、逍遙津、四牌樓、城隍廟、省政府禮堂這些地方，我都沒有去過，只是從火車站坐1路車到金寨路的校門口。

遊行之後，石沉大海，似乎一點效果也沒有。我們仍然繼續上課，占座位，晚自習。科大的本科是枯燥的，似乎每個人都夢想着成為愛因斯坦。很多人在準備李政道發起的赴美物理學考試，科大每年都囊獲全國70人的一半。後來，出了一個北大的盧剛槍殺科大的山林華的轟動事件。他倆都是拿了那個赴美物理學獎學金，都是全國選拔出來的尖子裡的尖子。

然而，忽然之間，大家開始收聽美國之音了。從美國之音，我突然聽到，幾萬上海大學生在外灘靜坐要民主自由。全國十幾個城市爆發了大規模的學潮，記得好像有西安、天津、北京、廣州、鄭州等等。這時，我才感覺到毛主席那句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什麼意思。科大點了一把火，就歇菜了。書，還是繼續讀；課，還是繼續上。沒有想到，上海那邊把火給調旺了。

3． 方勵之被貶

於是，科大有人組織起來，又一次遊行到了市政府廣場。我上完晚自習，回到宿舍，一個同學鼓動去看看靜坐在廣場的科大同學。俺就坐了公交車去了。只見稀稀拉拉一百人不到，還有很多工人階級弟兄在和學生討論。

又過了幾天，有人在各個宿舍樓呼喊，說方校長要被撤職了，叫大家集合保衛方勵之校長。科大的四牌樓，相當於北大的三角地，是歷次學生運動的策源地。那天晚上，人山人海，系旗舞動，人聲鼎沸。大喇叭突然廣播，說有重要中央文件傳達，請各繫到指定地點集合，由各系黨支部書記傳達。科大學生還是很老實本分的，都集中到各個教室或者會議室。

我們系黨支部書記拿着幾張紙，開始宣讀鄧小平的講話。鄧說“紫陽、耀邦，今天請你們來，就是要談談學潮問題。俗話說得好，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必要的時候，要動用武力，不要怕流血。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不是早就說要開除，怎麼現在還沒有開除？…….”我都是我記憶中鄧的話，不保證次序。這讓我很震驚，鄧的語氣里透露出殺氣騰騰。學生們氣壞了，大家一起使勁拍着桌子，表示抗議。但終歸無奈，過了幾天，新聞聯播播出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趙紫陽總理兼任總書記，李鵬成為第一副總理，接替之勢十分明顯。1987年1月13日，我們考完試，回家過年，學潮就這樣被鄧小平殺氣騰騰的語氣給強壓下去。

方勵之的副校長職務都被免，調任北京天文台作研究員；管惟炎校長負有管理不善的責任，也被免職，似乎是調到中科院物理所任研究員。溫元凱因為大禮堂的那一番講話，而僥倖漏網，沒有被觸及，但89年學潮，他就不能倖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