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回憶張海迪事跡調查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6月06日21:46:09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答《南方都市報》問：回憶張海迪事跡調查 　　《南方都市報》記者鍾剛先生，通過電子郵件越洋向我提出了一些關於1983年張海迪宣傳及後來典型宣傳的問題，其中有些問題，我因出國太久，不太了解，無法回答；有些問題，在我寫過的文字中已經談到，我沒有新話補充；只重點以書面形式回答了其中部分問題。 　　這位記者之所以會採訪我，我想，是因為他得知我當年作為共青團中央的小幹部，算一個張海迪宣傳的知情人；也可能因為我在中國大陸《報告文學》雜誌1989年6月號發表的《天上有個太陽，水中有個月亮》，以及2006年8月20日的文章《重讀張海迪兩封電子郵件》。 　　鍾剛先生就此事採訪的對象不止我一人。後來他與實習生楊一飛綜合採訪結果，在該報發表了一篇深度報導《張海迪怎樣成為改革開放後頭號全國典型》。 　　考慮到我當時所介紹的有些事實還比較重要，而鍾剛他們限於篇幅又不可能全文照錄，索性將我給他的書面回答，貼到這裡。 中年張海迪 　　1、在張海迪於1983年2月24日到京之前，你從媒體上獲知的她是怎樣的一個形象？ 　　在此之前，我讀到的媒體對她的宣傳不多，除了《人民日報》1981年12月29日頭版頭條那篇只有一千來字的人物特寫，就只有《工人日報》1983年2月上旬的一個專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兩條：一條是自強不息，一條是熱心助人。這兩條，都圍繞當時青年包括我自己思考最多的一個問題：如何在為社會所需要中實現自我價值？ 　　2、後來在（團中央的）萬年青賓館會議室，當你第一次見到她時，她給你的印象是怎樣的？當時她的身體狀態如何？ 　　在我的報告文學中已經寫到了，請參看。補充一點，感到她談吐、氣質，與一般追求美的大學畢業生沒有什麼兩樣——雖然她是完全靠自學的殘疾青年。當時她的身體狀況還不錯，講了一個多小時，又回答了約大半個小時的提問。 　　3、在1981年12月29日之前從來沒有被媒體注意過的張海迪，一上報，她就一躍而上中國第一大報的頭版頭條。我就此詢問過宋熙文（該報道的作者，時任新華社山東分社記者——高注），他也不知道緣由，你對此有沒有試圖去了解其中內情？ 　　沒有。當時也不覺得這有什麼奇怪，當沒有國內外時事大事的時候，一個能體現當局提倡的道德風尚的普通殘疾女孩登上中國第一大報的頭版頭條，雖不常見，也不算太破格。你採訪過李霞（最先發現張海迪報導線索的山東畫報社記者——高注）和宋熙文，想必知道，當時發現這個典型是有相當偶然性的。連聊城地委書記都是看到《人民日報》才知道自己轄下出了這麼一號人物。 　　4、在你的報告文學中提到：“根據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要求﹐團中央與山東省委各派出一個‘宣傳調查小組’，聯合調查、全面核實張海迪的經歷、事跡和家庭等各方面情況。”當時你到山東調查的情形是怎樣的？ 　　1983年3月到4月，團中央派出宣傳調查小組共9人（組長由團中央第一書記王兆國親任，但他因病住院，實際上是8人），山東省委從省委宣傳部和團省委抽調7人組成山東省委宣傳調查小組，胡耀邦等中央領導給這次調查規定的任務是，調查核實張海迪的全部經歷、事跡和家人。此前一段宣傳張海迪的過程當中，聽到一些對宣傳失實的批評，我們也受命要一一搞清。 　　兩個調查組成員搭配，濟南市、聊城地區和莘縣也派了官員參與和協助。按照張海迪人生經歷的幾個階段的地點，分成個人經歷，自學成才，學醫治病等幾個專題，分組調查。除了查找原始檔案，還要找到當事人和知情人取證，前後有20多天。張海迪本人在北京住院，她的父母當時主要在北京，中間回到山東，我們也見過面，向他們了解線索。但是我們調查的情況在沒有對團中央和山東省委匯報，進而對黨中央匯報之前，對他們也是保密的。 　　我當時與山東省委宣傳調查小組的老李（他是山東大眾日報社的一位老記者）兩個人一組，先在濟南主要調查海迪童年上學情況；後來去莘縣調查在海迪隨父母下放期間的情況；因為我們組完成得較早，我們兩人還在聊城協助別的組找了一些當事人取證，又接受任務跑了一趟安徽巢湖，詳細調查了海迪的丈夫王佐良的情況。 　　調查並不容易。我在報告文學中說：“這段歲月所見所聞，真可以用‘驚心動魂’來形容，大驚接着大喜，大悟伴着大惑”。這主要是指：雖然時間過去不久，但是許多人記憶已經模糊，知情人的說法很有出入。例如，我參予協助調查過張海迪1974年自殺的經過，從1974年到我們去調查的1983年，僅僅過了九年時間，但是眾多在場者對當時經過的說法大相徑庭：她服藥自殺時是否鎖了門？她是否在即將陷入昏迷時呼救？誰第一個發覺情況異常？誰第一個進去，進去之後看到張海迪是怎麼個狀況，完全昏迷還是略有知覺？等等，都有不同說法。 　　再如，當時有報導說，張海迪“一天學也沒有上過”，但有人說（我忘了是海迪本人還是她父母），她去上過半天小學，無法堅持，下午就回來了，再也沒有上。就為上的這半天小學，我們在濟南調查起來，非常艱難：時過二十多年，學校幾經變遷，經過“文革”的混亂，學生登記冊檔案也已散失。當時的老師基本上找不着，找着了幾位校長和老師，他們對一個六十年代初僅參加了開學典禮、剛坐進教室半天，就沒有再來的小女孩，很難有印象，都無法證實或證偽。 　　但我們調查到的張海迪的主要經歷和基本事跡，是屬實的。那次調查給我的教育很深，我深切地體會到調查的必要性和艱巨性。 　　（高按：在鍾剛先生的報導稿見報之後，我繼續回憶當時情況，感覺當時調查之所以遇到不少困難，還有一個重要原因：自山東省委書記蘇毅然、省長梁步庭，到省委宣傳部、團省委，下面聊城地委、莘縣縣委，對我們調查的意圖一度不摸虛實，甚至有相當的誤解；下面有的部門和機構對調查持暗中抵制態度，甚至搞了些小動作。） 　　5、聽說當時宣傳報道的個別細節有假，比如她的高考分數。 　　她的高考分數確實有誤，但我不願名之為 “有假”，寧願稱之為“失實”。當時報導她高考考了436分，她自己演講也這麼說。但是我們後來查到高考成績登記表，並沒有這麼高（我忘了是多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失實？我們向很多人做調查，聯合調查組內部也反覆討論分析。不止一位當事人對我們回憶海迪向他們報告“436分”喜訊的經過，她的家庭里還為此聚餐慶祝。我的感覺是，當時海迪對自己考了436分是信以為真的。 　　我們分析，這很可能是家人或者她的某位、某幾位朋友對她撒了一個“善意的謊言”。因為他們看到她為參加高考費了很大勁，身體受到很大影響；按她的要強性格，如果得知考得不好，第二年肯定要再折騰一趟，一定要達到錄取分數線才罷休。但以她的身體情況，就算考了高分，在當時，大學也是不可能錄取的。家人或朋友就編造了這個分數來安慰和鼓舞她，以避免她當時情緒受打擊，也阻止了她第二年身體又遭罪。 　　他們撒這個“善意的謊言”時，張海迪其人還默默無聞，親友不可能想到她數年後會被樹為全國青年的榜樣，所以不存在人為造假拔高、欺世盜名的動機，他們當時要“騙”的，只是她一人而已。當然，後來宣傳工作者采寫到這一分數時確有疏忽，應該去翻查一下高考成績檔案記錄。 　　在我們調查之後，就再也不提她高考“考了436分”了，但也沒有公開澄清。在我們調查之前出爐的一些資料包括圖書，還繼續將這個不實成績流傳了一陣。 　　類似失實細節還有一些。當時許多記者難以採訪到她，只能採訪親友或朋友熟人，他們的回憶很難準確，彼此難免有出入。 　　6、張海迪接受《面對面》節目採訪時說，“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在更大的場合下願意去講述，當時只把它當成一種迫不得已的任務。但是當時想得挺簡單，我到北京去開會，一定去的話，那我很快就回來。”當時回山東，是張海迪執意要走？聽說“1983年的宣傳以後，組織上曾經對你有一個選擇，讓你去擔任某一個職務”，是這樣嗎？ 　　團中央將海迪接到北京來做宣傳，本來就是個階段性的任務，如果不是因為她1983年3 月11日突然在京病危，或許會更早離京。回山東是海迪的願望，而到那一年5月，團中央也沒有更多任務非留她在北京不可，便同意了，安排她1983年5月24日返回山東。 　　山東方面是否安排她擔任某一個職務的設想，我完全不知道；我也不清楚團中央領導是否有這樣的考慮。即使團中央提出安排職務，根據她的身體和本人願望，也不可能是任何實質性的職務（何況，團中央對山東也沒有人事權），而只能是名譽性的頭銜。 　　7、你曾經談到你那篇報告文學的寫作目的。你現在如何看？ 　　我在2006年博客文章《重讀張海迪兩封電子郵件》中說過寫作目的，文字沒有推敲得很準確。現在我會這麼表述：“通過這部作品表達的，是對中共宣傳機制的反思：如何將一個活生生的可親可敬的殘疾姑娘，宣傳成一個人們看到報紙上她的名字就煩的政治典型。” 　　8、1983年之後，關於張海迪的報道開始大幅度減少，你認為主要原因是什麼？ 　　中共的工作重點、全國民眾和青年的興奮點已經轉移；張海迪本人刻意保持低調；團中央雖然沒有忘記這個青年榜樣，但是也沒有合適的宣傳契機。 　　9、對於塑造典型，在張海迪之後相繼有了孔繁森、李素麗，你認為對張海迪這個典型的塑造和他們是否有些不同？ 　　對孔繁森、李素麗的典型宣傳我所知甚少，所以無法與宣傳張海迪做比較。 　　10、當時怎樣想到寫作那篇報告文學《天上有個太陽，水中有個月亮》？這篇文章在現在看來也是大膽的。 　　在宣傳張海迪的過程當中，親身感受到對她的宣傳規格越來越高，但是所宣傳的典型離青年越來越遠，使我這個參與宣傳者陷入困惑和矛盾之中——張海迪本人也在困惑和矛盾之中，這一效果出乎所有抱有良好願望的相關人士（包括張海迪）的意外。我感到中國的宣傳機制有問題。 　　後來文壇掀起報告文學熱，我認識的幾位報告文學作家鼓勵我，我便將這段經歷和感受寫了出來。 　　11、儘管當時的典型人物報道現在依然是新聞系學生的教材，但是塑造典型人物已經越來越難，你認為到底是發生了怎樣的改變？ 　　對具體情況我了解不多，談不出什麼。從總體上看，官方宣傳機器和媒體的公信力急劇衰減，塑造典型人物越來越難是必然的。 　　12、聽說張海迪也看過你這篇作品，她的反應是怎樣的？ 　　我這篇近三萬字的報告文學發表時正遇到“六四”，《報告文學》雜誌被整肅停刊。海迪是否看到，看到後是否會因此文在精神上受到衝擊，也成了我的懸念和心病，因為雖然我的反思並不是針對她本人，而是針對中國的宣傳機制，但不可能不波及她本人。在文中，我對她的某些言行（例如，在會見上海演講團時失約遲到）也有微辭；在將她與另一位殘疾姑娘孫恂的對比描寫中，我將同情更多地給予了孫恂。那麼，海迪看後是否能理解我的本意，是否會受到傷害，情緒產生波動？我是惴惴不安的。 　　從她1983年5月回山東之後，我除了有限的幾次見面，基本上沒有跟她聯繫過，因為我深知她被人打擾之苦，我不想自己也成為打擾她的人。這樣，我沒有試圖去探知她的看法。加之我來到美國，就更聯絡不便了。 　　2001年春天喜出望外地收到海迪的電子郵件，我才部分解除了這個心病。她告訴我，她看過我的那篇報告文學；讓我感到欣慰並由衷地對她感到欽佩的是，她說：“宣傳我時，我才28歲……那一切永遠打破了我本來寧靜的生活。當然我天生的叛逆也讓很多人失望”； “你不必內疚，那些經歷讓我更頑強了，我堅持靠自己的努力學習工作，終於實現了很多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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