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以岡村寧次為首的華南日軍發動了桂柳會戰，空運大隊也參加了這次會戰，調動了20 多架飛機支援前線。基地設在廣西長安（現在叫融安），每天從長安機場起飛，降落在桂林、柳州、丹竹機場作穿梭飛行，為前線運送軍火給養，每天都要飛兩三個來回，而其中距離前線最近的機場，就是丹竹。那時日軍已經攻陷梧州、藤縣，這裡距離前沿陣地只有二三十公里。機場在西江岸邊，飛機着陸時可看到寬闊的江面，橘紅色的江水滾滾東流。機場周邊是大片的荔枝林，這時正好是荔枝飄香的季節，枝頭掛滿了紅珊瑚般的累累果實。趁着飛機降落後卸貨加油的空隙，主人邀請我們參觀他的果園，他說這一片荔枝至少在萬斤以上，如果在承平年代，銷到梧州、廣州，是一筆可觀的收入。他又向我們介紹他的荔枝品種是當地最名貴的優良品種，這種小核糯荔，核小肉厚，甜美多汁。據說當地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凡是來看荔枝的人，主人就給他一個小茶杯，如果能夠把吃完的荔枝核裝滿一茶杯，就可以不收他的錢，但等不到盛滿一杯果核，就已經吃飽了，由此可見果核之小，果肉之厚。當然這只是個傳說，那天主人並沒有給我們茶杯，只是叫我們隨便吃，儘量吃，不吃反正也是爛在樹上。吃完之後，主人還給我們每人摘了一簍，帶回長安。
在硝煙瀰漫的前線品嘗這樣鮮甜可口的荔枝，它是如此沁人心脾，齒頰留香，確是一次難忘的經歷。從這以後，再也沒有吃到過這樣鮮美的剛剛從樹上摘下的荔枝。
就在這之後不到一個月，從雷州半島北進的日軍攻陷廉江、容縣、平南，占領了丹竹機場。接着在11月，柳州、南寧、桂林也先後被日軍攻陷，至此，廣西境內的機場全部被日軍占領。日軍攻陷桂林、柳州後繼續北進，攻陷河池、南丹，並於12月5日攻入獨山。桂柳戰役是抗日戰爭中最後一場血戰，在這次會戰中，我們是失敗了，丟了很多地方，但只是暫時的退守，第二年春夏之交，我們即發起了反攻，並先後收復了桂林、柳州、南寧、梧州，把進犯的日軍全部趕出廣西。據說在日軍攻占獨山時，魏德邁曾建議蔣介石遷都昆明，蔣這時對戰局仍然充滿信心，他當時回答：“縱使在重慶被包圍，我也決不離開重慶。”
除此之外，我們還參加過光化、老河口戰役，基地設在漢中機場和安康機場；再就是宜昌長陽戰役，基地在恩施和梁山（現在叫梁平）機場；湘西南戰役，基地在芷江機場。但只有桂柳戰役的規模最大，動用的飛機最多，持續時間最長，給我留下的印象也最深。
真正的一次最驚險遭遇卻不是在前線，而是在後方的昆明。時間約在1945年春天，住在昆明金碧路空軍招待所。快天亮時，外面忽然槍聲大作，衣復恩趕快把我們叫醒，離開招待所，但沒有找到我們來時乘坐的Station Wagon（有點像今天的麵包車，車身杏黃色，長頭），正好門前停着一輛大貨車，衣復恩當即鑽進駕駛室很快發動汽車，我們也全部爬進貨廂。卡車沿着金碧路、拓東路風馳電掣直奔巫家壩機
場，沿途不斷從四面八方射來冷槍，只好蹲下身體降低目標，最後總算是有驚無險，平安飛回重慶。後來才知道這是龍雲發動的一次未遂政變。龍不久即被蔣介石“請”到重慶，當上了軍事參議院院長。龍雲和盛世才一樣，都是獨霸一方的土皇帝，最後都敗在蔣介石手下，但兩人結局又不盡相同，盛世才去了台灣，龍雲卻逃到香港，最後返回大陸投靠了毛澤東。
有些人認為干飛行這一行是很危險的行業，我並不這樣看。任何一種交通工具都有它潛在的危險性；火車出軌，汽車墜崖，輪船有時會被風浪掀翻。飛機在空中來去自由，它的運行環境比地面和水面要安全得多。而且一般運輸機都裝有兩台發動機，多則有三台、四台，最大的飛機甚至有六台、八台，即使其中一台或數台發動機壞了，仍然可以維持單發飛行，在訓練科目中也有單發飛行和單發着陸的項目。
我在一次轉場飛行中也遇到過一次驚險場面，那天的機長是邱光石，機上還有另外一名報務員李鴻東，飛機剛離地約100 公尺，左發動機突然冒黑煙，這時掉頭回太平寺已不可能，飛機還沒到達轉彎高度，一掉頭就會失速墜落，幸好前面不遠就是溫江機場，機長立即採取果斷措施，迅速關掉左邊的發動機，對準溫江機場跑道單發着陸，成功地避免了一次事故、挽救了飛機。落地後打開機罩，發現排氣歧管已經鬆脫（主要是由於在檢修時沒有擰緊螺栓），氣缸排出的高溫氣體進入發動機，差一點就把操縱鋼索燒斷，稍晚一步，後果不堪設想。後來檢修工受了處分。
再一次就是由芷江返回重慶，機長王賜九，飛出約一小時左右，右發動機突然熄火，當時正在雲中飛行，下面是武陵山脈的崇山峻岭，最高峰鳳凰山海拔2570公尺，單發飛行只能維持平飛，不能爬高，會有撞山危險。王賜九始終保持冷靜，判斷是油路故障，立即採取應急措施緊急泵油，發動機終於重新啟動，迅速爬升到安全高度，轉危為安。王賜九後來留在大陸，在開封空軍部隊當飛行教練，事隔十年，我們再次見面，我那時在民航武昌南湖機場塔台擔任調度指揮，他駕駛一架C46在南湖降落，兩人見面，情不自禁地擁抱在一起，激動地談起那次經歷，依然感慨萬端。我在飛行生涯中遇到的驚險場面，也就是這兩次。
由此可見，遇到任何意外情況，只要能夠保持鎮靜，從容應付，有些事故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就是前面提到過的那幾次迷航事故，也是如此。其實雷雨並不像想像中的那樣可怕，雷雨中的閃電對飛機並不會造成損害，因為飛機的全金屬外殼是良好的導體，它對機內的人員和設備起到很好的屏蔽作用，再強大的閃電也只能通過飛機表面，而不會擊毀飛機或傷害人員，雷雨中的垂直氣流也是局部的，範圍很小，容易穿越。造成迷航的唯一原因是靜電干擾，耳機里一片像鳴沙一樣的嘩嘩聲，導航訊號被淹沒，羅盤指針擺動，使飛機迷失航向。這時就需要特別敏銳的分辨能力，從干擾中抓住導航訊號，讓羅盤保持穩定指示，使飛機能夠準確地對正航向。只有頭腦高度冷靜才能沉着應戰，並不是所有的報務員都能夠做到這一點。事故的產生，往往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間。
今天的波音客機巡航高度都在一萬公尺以上，可以避開一切影響飛行的惡劣氣象因素。而C47不行，它只能在對流層以下飛行，必須和各種壞天氣打交道。除雷雨外，對飛行影響最大的是結冰。在我國西南高原上空，春季常會出現大片的凍雨區，厚厚的雲層中充滿了過冷的水滴，在這種雲中飛行時，飛機就會結冰。C47本來有除冰設備，翼前沿有一層橡膠厚膜，內部可以鼓氣，使冰層破碎，翼面還可以加溫，但如果結冰速度太快，除冰設備會失效。結冰使機翼的負荷超過設計的臨界值，後果非常嚴重。1943年春季就有一架從芷江飛重慶的C47，途中嚴重結冰，已經穿出雲層，到達白市驛機場上空。但沒有來得及着陸，機翼突然齊根折斷，飛機在空中解體墜落，造成機毀人亡的慘劇。
再就是沙塵暴。西北地區是沙塵暴多發區，一般都可以預報出來，但有些突發的沙塵暴也很難防範。1944年夏，一架C47在嘉峪關降落時，遭遇沙塵暴，飛機偏離跑道，左翼折斷，螺旋槳擊穿駕駛室，機長鄭雲大腿被斬斷，送醫院途中流血過多死去。鄭雲是上海人，體格健壯，性格活潑，愛唱京戲，死時才25歲。鄭雲是衣復恩最喜愛的飛行員之一，為此衣流了淚。
飛機到達機場上空時如果遇到雲層太低，必須做穿雲下降，穿雲下降有一定的程序，只要嚴格按程序操作，一般是不會出事的，但是萬一操作不當也會發生意外。1944年春季，一架C47在太平寺機場做穿雲下降，在作最後一個“煙斗轉彎”時（即從背台飛行轉為向台飛行），可能是轉彎半徑太大，撞毀在機場東面的龍泉山上，機長林英浩，福建人，遇難時才23歲，是全隊最年輕的飛行員。我的另一位好
友陳福（同住一個寢室），也是在台灣花蓮機場穿雲時撞山犧牲。在空運隊的幾年中所發生過的事故，我能記得起的也就是這些。
從上面可以看出，這些飛行事故，全部是由於惡劣天氣或人為的失誤（操作不當，檢修不力）所造成，由飛機本身造成的幾乎沒有。中國航空公司曾經在一次聖誕節之夜一連三架客機在宜賓穿雲下降時失事，死難百餘人。那天宜賓機場大霧，根本不具備穿雲下降的條件，而且機場已經關閉，在這種條件下硬要穿雲下降，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以致一連三架飛機撞山。空運隊的失事比例比民航小得多，就因為他
們從來不會幹這種蠢事。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八年的艱苦抗戰，終於勝利了。
空運隊是在晚上八點在收音機中得到這一喜訊的，全隊頓時一片歡騰，大家不約而同的集中到前院，歡呼雀躍，欣喜若狂。
沒有香檳，就從食堂搬出來一箱又一箱啤酒，開懷暢飲。
沒有熖火，衣復恩臨時想出一個點子，把信號槍全部集中，人手一把。一霎時，紅的、綠的、黃的、白色的信號彈，萬箭齊發，射向夜空，五彩繽紛，輝煌燦爛。
我們就這樣用自己的方式紀念這難忘的一夜，簡單而隆重。
大隊的基地從成都轉移到南京明故宮機場。
接下來就是繁忙的不間斷的飛行。從9月到12月，四個月的飛行時間差不多超過以前全年飛行時間的總和。但一點也不覺得累，心中充滿了自豪：我們勝利了，揚眉吐氣了，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自己的領空中翱翔了，再也不會冒險夜航了，心情無比舒暢。
航程範圍也擴大了，降落在從來沒在去過的大城市：上海、北平、天津、青島、漢口、廣州、鄭州、杭州、台北，還飛到國境線以外，河內、西貢，還到了日本。
9月，在武漢、廣州、河內、西貢之間穿梭飛行。在武漢住在當時最豪華的賓館德明飯店，沒有電、晚上點蠟燭，悶熱難當，只好開窗睡，被蚊子叮了一夜。第二天馬不停蹄的趕到廣州轉飛河內，突然瘧疾發作，打了兩針奎寧，第三天到西貢，然後又回到廣州。那時究竟年輕，不把它當回事，沒有請假，也沒有休息，回廣州後，瘧疾居然好了。10月3號去了一趟日本，押送漢奸陳公博回南京，陳公博是汪偽政權二號人物，汪精衛死後由他接任偽政府代主席，8月25日逃離南京前往日本京都，在日本呆了50多天引渡回國。引渡的機場所在地叫米子，位於本州島西端，面臨日本海，飛機從米子直接飛回南京。陳自知末日來臨，在幾名武裝軍警押解之下，垂頭喪氣，面容晦暗，一言不發，押回後投進蘇州監獄，於次年6月3日執行槍決。
10月5日到上海，住了兩天，住在上海最高的高層建築國際飯店，晚上想到飯店樓頂去看上海夜景，想不到頂樓住了一個日本軍官給擋了駕，很是掃興。第三天，從上海直飛台北，在台北一住就是一個多月。
在台灣，先後到過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台東、花蓮，這些機場的地勤人員全是日本人。有些年輕的日本雇員見到中國飛行員就圍上來索討美國香煙，那時我們身上總帶有幾包駱駝牌或Luckystrike，當然不是自己抽（空勤人員都不許喝酒、抽煙），而是用來和這些日本人聯絡感情。日本人對中國空軍人員多少有些敵對感，在新竹機場曾經碰到一個鹵莽的開加油車的日本司機，他以飛快的速度急馳而來，到了面前突然急剎車，差點把我們撞倒，看來他是有意這樣，很不友好。機場大樓內也有些年輕的日本女職員想上來同我們套近乎，但她們只會說日本話，無法溝通。招待所的服務員卻大部分是台灣姑娘，對我們特別熱情。我們剛到台北，晚上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兩位姑娘，笑咪咪地把一大包東西塞到我們手上就走了，打開一看是糖衣花生米，我們不明究竟，連忙去找她們。她們說：“你們遠道而來很辛苦，這是我們大家一點心意。”走在台北街上，也會碰到年輕的台灣姑娘主動為我們帶路，作義務導遊。無論走到哪裡，都會受到人們發自內心的歡迎，這一切都使人感到溫馨。
那時的台北很小，市容蕭條，比起大陸的城市差得很遠。在車站的貨棚里、月台上到處都是麻袋裝的一袋袋的白砂糖，堆得像小山，可見台灣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還處於單一的農業經濟狀態，而且受戰爭的影響，物流不暢，使大量的物資積壓運不出去。
但台北也有它令人難忘的地方，一個是台北動物園。台北的動物園很大，即使花一天功夫，也很難遊覽它的十分之一。它有很多動物都是放野的，各色的大小鸚鵡在樹上飛來飛去，梅花鹿成群地在草地悠閒漫步。現在內地也有很多野生動物園，但只限於猛獸，而且遊人只能坐在吉普車內觀看。台北動物園剛剛相反，虎豹豺狼等都是圈養的，對人無害的動物才全部野放。特別是鸚鵡，過去在內地看到的鸚鵡只有一種，就是紅嘴綠鸚哥，台北的金剛鸚鵡個頭大，差不多有一般鸚鵡兩三倍，顏色有大紅、寶藍、銀灰、金黃，多姿多彩，五光十色，使人大開眼界。金剛鸚鵡現在已經很普遍，各處都有，但那時確是第一次看見，覺得很新奇。
台北還有一處極佳的休閒去處，就是北投大屯山溫泉公園。大屯山在台灣的最北端，如果說台灣島的形狀像一匹樹葉，那麼最南端的鵝鑾鼻就是葉尖，大屯山就是葉柄。台灣除了西海岸是平原地帶，其它三面都是逼近海岸的高山。在台灣的群山之中，大屯山也不算高，只有一千多公尺，但是它面臨大海，山體龐大，看起來非常壯觀。加上全山綠樹蔥蘢，從山麓到山頂都是高大茂密的熱帶雨林，高山大海，
襯上藍天白雲，真像蓬萊仙島一般的夢幻奇景。
大屯山名為公園，它比一般公園的範圍大得多，它不但包括整個一座山，還包括山間的溫泉浴池和海邊的沙灘浴場。蛛網一般的林蔭小道通向密林深處，小道兩旁每隔幾十步就有一條長椅，走累了隨時隨地都可以坐下來休息。溫泉區和沙灘浴場周圍有很多咖啡茶座和小吃店。自從離開成都後，每周兩次的舞會沒有了，休假改為郊遊。每逢假日，全隊乘卡車到北投，一般都是早餐後動身，中午就在外面用餐，下午回隊。一天的功夫可以玩得很痛快。
10月的台北依然是艷陽高照，這時內地已經是深秋，台灣還在過夏天，泡在海水裡暖洋洋地，非常舒服。由於戰爭剛結束，遊人不多。遊人中大半是日本人，到哪裡都聽見說日本話。那時還沒有比基尼三點式泳裝，游泳的人要不穿整體式泳裝，要不什麼都不穿，穿泳裝下水的是本地人，裸體下水的都是日本人，女的比男的多。沙灘上也有很多女人一絲不掛地曬太陽。甚至有一次我們在用餐的時候，鄰座競
有幾個裸體女人坐下來大吃大喝，旁若無人，全身皮膚都曬成巧克力顏色，很像高更的熱帶風情畫。
大屯山到處都是溫泉。初去時不了解情況，我和同隊的李玉聲一起走進路旁一處溫泉浴池，剛走進去，掀開門帘，一眼看見滿池都是女人，嚇得連忙退出。後來才知道這是日本人的浴池，日本人的習慣是男女混浴，所以，要想泡溫泉一定要先弄清楚，本地人開的浴池都是男女有別的，可以放心去泡。
限於當時的交通條件，沒有去日月潭和阿里山，但是台灣東海岸的壯麗景觀，確也令人過目難忘。
花蓮機場東臨浩瀚無際的太平洋，西接高聳入雲的能高山和奇萊主山，這種高山大海的格局，在台灣沿海隨處可見，比如台北的大屯山，但大屯山只有一千多公尺，而花蓮卻緊靠台灣的脊梁，能高山主峰3261公尺，奇萊主山更高達3558公尺，比峨眉山還高得多，是廬山的兩倍，有三個大屯山那麼高，把這樣的高山放在海邊確是懾人心魄，每想到在太平寺和我同室相處三年的好友陳福就葬身在它的懷抱中，更讓我懾服近於窒息。
在台灣的任務主要是接收一批日制C47。那時日本的運輸機都是這種機型，它是一種惟妙惟肖的仿製品，也就是今天所說的“山寨版”。不論是機身外表還是內部設備，除了儀錶板和操縱台標註的是日文外，機上一切細微末節和原廠產品一模一樣，幾可亂真。C47的另一“山寨版”就是蘇聯仿製的“立二”（литва-2），在上世紀50到60 年代曾是我國民航的主要機型。
當時，這批飛機散在台灣各機場，經過試飛驗收後全部集中在台北，其中大部分飛回上海。在一次去上海的飛機上，我結識了一個日本朋友，他是飛機上的隨機機械員。那天我帶了一本屠格湼夫的《煙》，在飛行閒暇時翻看。他拿去看了一下，說他也喜歡屠格湼夫的書，當然他不會中國話，是用筆寫在紙上，和我筆談，從筆談中，他還談到《貴族之家》和《前夜》。最後互相詢問姓名，我只記得他姓梅園，
梅園是一個很活潑開朗的日本青年，以後我再也沒有碰到過他，他使我看到日本人並不全是敵視我們的。
11月底，台灣任務告一段落，全隊轉移北平待命。在北平住在燈市口同福夾道盡頭（同福夾道是一個死胡同）一所大院內，這個大院是原日本的航空公司所在地，院子很大，像一個大花園，院內古木參天，亭台樓閣掩映。五十年代我再次來到這裡，這時北平已經改為北京，夾道依舊，大院也還是原來的樣子，門外有衛兵站崗，現在燈市口一帶已全部改造，我一度曾想，這個大院大概已不復存在了。沒想到，據北京徐國池先生來函更正，這座大院現在還在，原空運隊那棟大樓仍然保持原狀，並附來照片。在此特向許先生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