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剛剛結束,內戰已經開始。
八年前,我放棄了大後方的舒適生活,義無反顧地走上抗日前線;今天,卻要捲入一場內戰,這完全違背我的初衷。
我嚮往藍天,我熱愛飛行,但我反對內戰。現在該怎麼辦?
只有離開,越快越好。
剛巧有一次去白市驛的任務,藉此機會,溜之大吉,結束了四年來的飛行生涯。
回成都後,李玉聲托同事左耿將我的一部分行李帶到我家,從左耿那裡得知,我的出走使衣復恩很惱火。左耿說:“衣復恩本來要提你作通信長的,你真不該走。”
下棋講究“舉手無悔”,我已經走出這着棋,我不後悔。
對衣復恩,我感到歉疚,但是,沒有辦法,人各有志。我又想,現在兩岸開放了,如果有機會去台灣,我一定首先去看望他,但想不到他已經不在人世了。
“壯心苦憶年少時,憑欄笑指邯鄲道。”
安息吧,大隊長。
陸鏗先生的文章中,稱衣復恩是“永遠的飛行員”。
“他是勇士,是戰士,是騎士。他是空軍的男爵。”這是他對衣復恩的評價。
用衣復恩自己的話來就:“我只會開飛機,不會別的。”陸鏗認為:“其實,他還會許多別的,但他的確是飛得最好,他一直是個飛行員……他的軟着陸,是經典,精彩絕倫。”
作為一個飛行員,衣復恩確是爐火純青,無懈可擊。
軟着陸是他的拿手,他不僅自己精於軟着陸,在他帶領下,空運大隊所有的飛行員都擅長軟着陸。他認為軟着陸是對一個飛行員的起碼要求,是最低限度的基本功。十年之後,我當了調度員,參加過多次訓練飛行,特別是起落訓練,我才知道軟着陸並非易事,有很多飛行員就一輩子也沒有學會,接地時跳一次是常見的,兩級跳、三級跳的也不少。
有一句廣告詞說:“我不是開汽車,而是玩汽車。”衣復恩開飛機也是這樣。C47這樣一個龐然大物到他手裡,就像最熟練的車技演員騎自行車一樣得心應手,這時他真的和飛機溶為一體。
他能夠讓C47像驅逐機一樣俯衝、拉升、低空急轉彎,這一切又都在C47的性能允許限度之內,而不是出於魯莽的冒險。
超低空飛行也是衣復恩的絕活。每當進入成都平原,飛機就急速的降低高度,幾乎擦着樹梢飛行,就像坐在高架列車上在原野上急馳,田野里的牛羊會因受驚而四散奔跑,種地的農夫也都佇足仰望,這種對分寸感的掌握,確是無人能及。
他也是少數能夠直接穿越秦嶺的高手之一。秦嶺,像一堵牆壁橫擋在西安南面,它是黃河和長江兩大流域的分水嶺,最高峰太白山3767公尺,山脈距西安機場極近,幾乎一起飛就到山前。以C47的爬升速度很難飛越它,一般都是在機場上空盤旋幾圈,然後向南飛。但山間也有不少南北走向的峽谷,如果飛入峽谷再沿峽谷爬升到巡航高度,就可以避免在機場上空盤旋浪費時間和消耗燃料,但只有駕駛技巧非常熟練的人才敢這樣做。在峽谷中飛行就像乘輪船穿越三峽一樣,從兩旁的舷窗望出去都是山坡密林,其感受真是美妙無比。
衣復恩不愧為“空中騎士”,和他在一起飛行,是一種至高無上的享受。
高超的技術還體現在緊急情況下的應變能力。1943年5月,他駕駛蔣介石專機由成都飛重慶,在重慶九龍坡機場降落,飛機已經放下襟翼和起落架,對正跑道着陸,忽然發現跑道上有一架同方向的飛機已經落地向前滑行,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他果斷地收起襟翼和起落架,加大油門,拉起機頭從前面那架飛機的頂上飛過去,復飛繞場半周再落地。降落後才知道先着陸的那架飛機上坐的是蔣經國,他包的一架歐亞航空公司的C47從桂林飛重慶,由於衣復恩臨機應變,避免了兩機相撞的事故。
造成這次意外的原因,顯然是塔台指揮出了問題,蔣介石當時很受驚嚇,起身向前問衣復恩“這是怎麼回事”,衣據實作了回答。事後九龍坡航站站長和塔台值班員被捕下獄,中航總經理沈德燮被免職(九龍坡機場是軍民兩用機場,民航方面由中航負責)。機上的報務員王堃和(我這時已經轉入楊辛癸機組)後來談起當時情況確是驚險萬分,嚇出一身冷汗。如果真的撞上了,機毀人亡,那的確會像沈崇昆所說,中國現代史將會改寫。由於這次措施得力,化險為夷,使蔣更加深了對衣復恩的信任。還有一次就是1945年底,他駕駛蔣介石專機由瀋陽飛北京,到達機場上空後,起落架放不下來,衣當時從容不迫,一面盤旋,一面查找原因,經過幾次緊急泵油,終於放下機輪,安全着陸,整個過程只有機組知道,他始終沒有驚動蔣,地面迎接的人群也不知道降落過程中發生的意外。
衣復恩常說:一個飛行人員,不光是在技術上要精益求精,除了飛行之外,還要精通一切與飛行有關的東西:比如氣象、天文、物理、聲、光、化、電,甚至開汽車……只有這樣才能在任何時候做到心中有數,遇到意外情況時能夠從容不迫。他這段話對我感觸頗深,那次在昆明遇險,如果不是他會開汽車,而且開得那麼熟練,在那種情況下,是很難逃出重圍,安全脫險的。
很多人都把衣復恩看作一個傳奇人物,但我看到更多的是他作為一個平常人的一面。他從來不擺架子,非常平易近人,和每一個人都相處得很好,他愛護集體的每一個成員,在生活上關心他們。他經常下伙房查看,親自安排膳食菜單。他的要求就是讓大家吃好、玩好、休息好。他總是會利用飛行中的空閒組織大家郊遊、野餐。記得1944年夏天,借在迪化待機的空閒,他帶領我們去水磨溝“皮噉泥噉”(Picnic)。水磨溝在迪化東郊,有一條小河流過,河邊是一大片白樺林,樹下綠草如茵,就地野餐,吃飽喝足之後,躺在草地上看藍天白雲,悠閒自在,放浪形骸一番。有時興之所至,他也會天南海北的和大家神聊一氣。
由於衣復恩和蔣介石的特殊關係,於是就有人傳說他是蔣介石的乾兒子,其實根本沒有這回事。衣復恩所以獲得蔣介石青睞,主要是由於他卓越的飛行技術,他和蔣介石的關係始終沒有超過上下級之間的關係。他對蔣很尊敬,但從來沒有把蔣當作神來崇拜,這從他後來說出“皇帝的新衣”這句話可以看出來。
大約是1943年春天,空軍總部給空運隊派來一位政治指導員(相當於今天的政委)。這位指導員一來就大抓軍事化,要大家每天按時起床,做早操,每星期一次紀念周,升旗、訓話,還集體學習“抗戰建國綱領”。衣復恩對此大為光火。一天,他把這位指導員叫來,當着大家的面把他訓了一頓,大意是說:我們這裡情況特殊,飛行人員出勤之後必須保證充分的休息,你那一套在我們這裡行不通。這位指導員到任不到半個月就被衣復恩轟走了,我至今仍然記得他那戴着近視眼鏡,畢恭畢敬地站着挨剋的那一副狼狽相。以後就再也沒有派人來。
衣復恩在工作上對人要求很嚴格,但他從來不干涉員工的私生活和業餘愛好。空運隊的成員中,飛行員里大學生多,報務員里中學生多,不少人有讀書的業餘愛好,當然大部分是讀文藝作品,往往有了好書大家輪流傳看,也有時看一些“旁門外道”的書,觀點不同的人碰在一起,也會大發議論,爭辯不休。
空運隊的宿舍是一排平房,兩個人一間,我和陳福住一間,左邊隔壁是劉漢沛和高學安,右邊隔壁是吳振麟和王慶祥。我們這一排全部是報務員,前面兩排是飛行員宿舍,那時我們都喜歡在床頭用圖釘釘幾張小畫作為裝飾,我也把一張魯迅的木刻像釘在床頭。其實我並不特別喜歡魯迅,但我很欣賞這幅木刻,它是一幀側面半身像,頭微抬,食指和中指間夾了一支香煙,線條簡潔流暢,神氣活現。有一天隔壁的高學安來串門看見了,問我:“你為什麼把共產黨的像釘在牆上?”旁邊的陳福立即回答:“魯迅不是共產黨,他只是一個作家。”後來吳振麟、王慶祥、賀瑞華也參加了進來,你一言我一語,爭得面紅耳赤,絕大多數都站在陳福一邊。高是一個有正統思想的人,但不是密探,密探只會暗中打小報告,不會站出來公開辯論。隊上也有人看《新華日報》,趙昌燕就是其中之一,當然他們不會把報紙直接送到隊部,而是在家中訂閱,帶到宿舍來看。這一切,衣復恩不可能不知道。
趙昌燕後來跟隨一架起義的飛機去了延安,五十年代他參加了拉薩航線的試航,他的照片還上了《人民畫報》。
趙去延安大約是在1946 年春季我已離開空運隊之後。我有一個朋友廖仲孝,是空軍地面電台的報務員,他聽說趙昌燕的事,問我:“他為什麼要去延安呢,那邊的待遇也不見得很高吧?”在空軍中,像廖這樣不問政治的人占絕大多數,真正像高學安那樣的正統派很少。
1944年,衣復恩去過一趟延安。那一次是送周恩來從重慶飛延安,他很敬佩周恩來。他覺得周恩來待人親切,善於辭令,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他的飛機在延安呆了兩天,在這兩天中,他訪問了延安的窯洞,見到了毛澤東和林彪,毛澤東還接見了他,和他握了手。
1949年12月10日,他駕駛着中美號C54,載着蔣介石離開成都,回到蔣的老家奉化溪口,在溪口住了一夜,第二天,他載着蔣介石在溪口上空繞飛一圈,然後飛到台灣。
作為衣復恩,他只能這樣選擇。正像當時的我留在大陸一樣,也只能這樣選擇。雖然這個選擇使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但我不後悔。
正像下棋的人常說的:舉手無悔。我父親有一句口頭禪: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這句話不對。我覺得,人生更象是一盤棋局,可以這樣走,也可以那樣走,但棋子始終掌握在自己手中,並沒有誰規定你非得這麼走,或非得那麼走。
據說1994年9月,已經白髮蒼蒼的衣復恩坐在他飛過的“美齡號”機艙里,心潮起伏,感慨萬端。他說:“國事蜩螗之際,正是我的青壯年時期。我像當時許多胸懷凌雲壯志的青年一樣,獻身軍旅以報效國家,在烽火大地上親身經歷了閩變、兩廣事變、西安事變、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以及台灣保衛戰等役。可嘆雖已盡力,但卻無功可言。”他慨嘆:“當年少年二十時,一身轉戰三千里,一機飛越百萬師;如今再握駕駛盤,機已衰朽,人已白首。”(見《衣復恩回憶錄》,轉引自陸鏗文)
衣復恩的晚年是寂寞的。
衣復恩1966年7月被誣陷下獄,1969年7月出獄,時間長達三年。他出獄之後離開空軍,下海經商,擔任亞洲化學公司董事長。大陸改革開放後,他成為第一批登陸的台商,在廣東、陝西、上海投資辦廠,事業蒸蒸日上。到九十年代已經擴展為擁有50 億新台幣資金的十多個企業。他熱心支持大陸文教事業,成立了“立青文教基金會”,把賺來的錢回饋大陸年青人。在河北、山東辦學校,在清華、北大設立獎學金。
衣復恩於2005年4月9日在台北辭世。享年89歲。按照他的遺囑,把他的全部股票捐給了文教基金會,以支持大陸文教事業。
我後來才知道,衣復恩多次回到大陸,去過杭州、黃山、南京。在南京,他去了夫子廟,長江大橋,還去尋訪了明故宮機場遺址,和他在南京的故居申家巷17號,當然,一切均已物是人非。
衣復恩的晚年是寂寞的,他不甘寂寞,他下海了,而且小有成就,但那些往日的回憶並沒有從他心中抹掉,他寫了回憶錄,他還對亞化的員工說:“我只會開飛機,不會別的。”
這就是衣復恩。
補記:
本節文字在網上發表後,先後收到了幾位相關朋友的回應:
① 楊辛癸的大兒子楊積昌先生和他的兩個女兒楊美容和況瑩先後和我見了面。這是一次跨世紀的會面,前後相隔將近七十年,實屬不易。楊積昌先生還提供了他父親年青時的照片,非常珍貴。
② 韓家騏的夫人在網上留言中說:“如果不是看了這篇文章,還不知道她的丈夫究竟是怎麼死的。”韓家騏遇難,確是由於蘇聯專家瞎指揮所造成(這位專家當時也在飛機上同時遇難)。我當時是塔台值班人員,所以了解失事經過全過程。
③ 徐璉璋的兒子徐先生(在石家莊)也在網上對我致謝。徐璉璋是一位令我尊敬的老前輩,他在空運隊時期對我的幫助很大,我至今仍很懷念他。
此文曾投稿給兩航《聯誼通訊》並承蒙採用,刊載於該刊2010 年第84 期。
父親在民航局工作時的照片
父親近照(2010年春節於漢口家中)
父親2009年11月7日90周歲生日攝於漢口江灘
後記:父親寫他的回憶錄《雪泥鴻爪》時,已經年近九旬。半年來,父親每日伏案寫作,筆耕不輟。經過反覆修改,校對,終於在六月上旬完成全書,並即將由美國柯捷出版社出版。這是父親給我們子女以及兒孫們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在這裡,我們向父親表示深深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