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遺忘  正視歷史

 

 

支持改革  促進民主

 

 

 

往事微痕叢書

 

 

 

主編·黃河清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往事微痕叢書·紀實卷之八

 

 

 

 

 

天 府 悲 歌

 

 

——四川右派勞教記實

 

 

 

李才義  著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主編的話

 

 

2007年7月，北京謝韜動議，盧玉支持，鐵流諸右派老人創辦了《往事微痕》期刊，每月兩期，每期十餘萬字，迄今已出版了近40期，為1957年遭整肅的右派份子提供了一個內部交流的園地。全國倖存的右派份子十分歡迎和愛護這份刊物，紛紛來稿。這些稿子，有許多是右派老人五十餘年間遭際、生活、思想的記錄，是自傳性的紀實文字，是對1957年“整風運動”與“反右鬥爭”教訓的總結、評述；篇篇真切，字字血淚，使塵封的歷史最現。在大量來稿中有不少數十萬言的長篇，《往事微痕》期刊難以全部容納。

2009年11月，鐵流決定創辦《往事微痕叢書》，將這些數十萬言的紀實巨著，整理編輯成叢書形式留之後世，委託我主編。此乃善舉，非獨於為國家民族歷盡艱難困苦、九死一生的右派老人是好事，更是為歷史存真備忘。區區學識淺薄，難當大任，然義不容辭，勉為其難，承此重責。擬分為：紀實卷、研討卷、詩歌卷、小說卷、劇本卷、散文卷、參閱卷七大部分，以紀實卷、研討卷為主。編輯原則唯以“存真”二字為圭臬，疏漏不當不妥處，謹請指謬，以為匡正。

 

本期《往事微痕叢書·紀實卷之八》是李才義專輯：《天府悲歌》，27萬字。

李才義，祖籍長沙，1938年生於成都，父李鴻藻與清末重臣李鴻章系族兄弟。乃父以“才高八斗，義重千金”期兒。1957年，李才義以“笑聲與淚水”大字報批評某黨員幹部拋棄農村髮妻喜新厭舊，以及帶頭與團員上省委求見省委書記李井泉提意見而遭整肅為右派，發配勞教。《天府悲歌》是作者右派生涯所見所聞的真實記錄，全書描寫了記敘了有姓有名的人物129名，其中勞教右派60名，現行反革命、歷史反革命、反社會主義分子和反動分子28名，勞教家屬3名，管教幹部20名，皆系真名實姓，只有少數有貶意的人物用了化名。這129人，幾乎全是底層者。這是最難能可貴的。《天府悲歌》的史料價值“價高八斗，字重千金”！

《天府悲歌》2001年由國際港澳出版社出版發行，國內再版改名為《風蕭蕭路漫漫》。得蒙作者賜稿，允許本叢書收錄，不與原出版社構成矛盾。本叢書不擁有本書版權。

李才義時化“佘紅夫”之名發表評論文章，抨擊時弊，且欲結集名書《紅夫文選》；緣其心存餘悸，“怕權勢者報復打擊”，故以妻名“佘紅”加“夫”字化，意似避禍，實存盜鈴而掩耳之調侃；其與1957年匍匐在地山呼萬歲吾皇聖明臣罪當誅者已別是一番天地了。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於馬德里

 

 

 

 

 

 

 

 

 

 

 

佘紅夫序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反右”題材的文學作品曾經風光了一陣……近年來又陸續出版了諸如《打你不要哭》、《中國1957》、《夾邊溝的故事

》等等。這對於年輕一代人了解那段歷史很有幫助，為歷史學家研究那段歷史提供了可靠

的事實依據。��

但是，人們，甚至是歷史學者，在談論與研究1957年反右派運動時，往往注目於那些“右派頭面人物”，特別是政治上的風雲人物，這大概是一種習慣性的思維模式吧!其實如果仔細

研究當時的種種“右派”言論，就不難發現，那些“右派”政治家所關注的主要是政治權利

分配和他們政治抱負的實現——當然，並非完全是為了他們的私利。但真正能體現那場風波的民主理念，自由思想，文化內涵與現實意義的，恐怕還是被稱之為“小右派”的青年學生、青年教師、青年知識分子。他們當時尚未涉世或涉世不深。因此，他們的探索熱情並非源自於利益的驅動，而純粹是，或基本上是出於對真理的追求，對中共的熱愛與維護。如《天府悲歌》書中的作者、楊少西、唐富祥、汪白孚、張卓儀、申雲松、曾祜正……等人物。他們40多年前就反對亂砍亂伐森林，反對向前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提出要改革教育制度；

甚至發出“一個政黨的腐敗從成員開始，一個人的腐敗從生活開始”的忠告。今天再回過頭

來想想這些話，這些主張，才覺得多麼可貴，多麼有遠見，多麼的精闢。只可惜他們談得太

早了。因為那時候中共剛剛取得政權，接着又取得了所謂“抗美援朝”和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的勝利，到處是鶯歌燕舞……“歌德”派占了上風。��

《天府悲歌》與其他“反右”題材文學作品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它是作者根據自己親身經歷或依據健在的難友們提供的真實事實寫成的。雖然文字功底比起知名專業作家有—定的差距，但可貴的就在於它真實、純樸。

《天府悲歌》描寫的有姓有名的人物129名，其中勞教的“右派”60名，“現反”或“歷反”18名，所謂的“反社會主義分子”和“反動分子”28名，勞教家屬3名，管教幹部20名。但以“右派”群體為主，以作者、楊少西、諸崇明、張卓儀、申雲松等人物為線索。

《天府悲歌》真實而詳盡地記述了當年這一批蒙受冤屈，處置最嚴而強制收容勞動教養的“右派”分子，在極其惡劣的生存環境中仍然良知不泯，熱愛祖國，追求知識，堅信未來的高昂而悲愴的事跡，不僅是歷史的一個橫斷面的真實記錄，而且是一幅活生生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風骨畫卷，是一篇使人明白人生真諦的講義，任何人讀後都會有深刻的體會和不少的教益。正如作者前言所講：歷史是一面鏡子。歷史確實是一面鏡子，它既能鑒以治世，又能鑒以作人。這便是這本書的可貴之處和出版發行的價值。�おお�

 

 

 

 

 

 

 

 

 

 

 

作者前言

 

 

人們把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斥之為“十年浩劫”，這當然不錯。但浩劫的時間並不是從1966年才開始的，也不僅僅是10年。浩劫實際上是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就開始了，其間55萬多知識分子(包括我們的現任總理朱鎔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費孝通、全國政協副主席錢偉長)遭到整肅，其中相當多的人被勞動教養或送農村監督勞動；數百萬普通群眾被錯誤地戴上“反社會主義分子”帽子受到處理；上千萬人在所謂的“自然災害”年間餓死；彭德懷等一批敢於仗義直言，為民請命的坦蕩君子被革職；廣大人民群眾憑號票排隊購買主副食品，常常掙扎在飢餓的邊沿。所以應該說：從1957年反右派運動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22年間，中國大陸經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在這場劫難中許多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這場劫難是痛苦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沒有這場浩劫，人們還不會覺醒，還會繼續搖動那本紅色“語錄”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鬥爭；還會“每隔幾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當然也就不會有改革開放。據《當代四川簡史》記載：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經過複查，四川全省遭整肅的黨政幹部和知識分子共64724人，其中劃為右派分子的50279人，除21人情況不明以外，其餘全屬錯案，一律予以改正。與此同時被錯誤戴上“反社會主義分子”等政治帽子受到處理的40余萬群眾，也一併做了清理和改正——這是四川有史以來受害人數最多的一樁特大冤案。本書記述的就是這46萬多人中，受處分最重(開除黨籍、團籍，開除公職、強制勞教)的一部份人的苦難經歷和受株連的親屬們的不幸遭遇。

歷史是一面鏡子。撫今追昔，居安思危，但願歷史不再重演，人民不再吃苦。

 

2000年12月30日24時於成都

 

 

 

 

 

 

 

 

 

 

 

 

 

 

 

 

 

 

 

目錄

 

 

主編的話…………………………………………………………………………………………2

佘紅夫序…………………………………………………………………………………………3

作者前言…………………………………………………………………………………………4

 

第一部分  苦難之始……………………………………………………………………………8

 

一、新村4號……………………………………………………………………………………8

二、走向苦難………………………………………………………………………………… 10

三、夜宿大渡河……………………………………………………………………………… 12

四、上山的路………………………………………………………………………………… 14

五、三根橋中隊……………………………………………………………………………… 16

六、隊長與同學……………………………………………………………………………… 18

七、逃不出的羅網…………………………………………………………………………… 21

八、飢餓隨霜雪襲來………………………………………………………………………… 24

九、轉化和變化……………………………………………………………………………… 27

十、春光短暫………………………………………………………………………………… 30

十一、去大堡的路上………………………………………………………………………… 32

十二、小青年成為右派的經過……………………………………………………………… 33

十三、喚醒沉睡的大山……………………………………………………………………… 36

十四、在大堡的日子………………………………………………………………………… 39

十五、女子隊見聞…………………………………………………………………………… 41

十六、荊棘路………………………………………………………………………………… 44

 

第二部分  夜長路漫漫……………………………………………………………………… 47

 

一、舉步維艱………………………………………………………………………………… 47

二、報名當右派……………………………………………………………………………… 48

三、南行的列車……………………………………………………………………………… 50

四、在川滇道上……………………………………………………………………………… 52

五、夜宿牛寨………………………………………………………………………………… 53

六、在鹽津…………………………………………………………………………………… 55

七、黃桷槽…………………………………………………………………………………… 57

八、十九中隊………………………………………………………………………………… 59

九、路彎彎水彎彎…………………………………………………………………………… 61

十、咆哮的大關河…………………………………………………………………………… 64

十一、勞教隊也有風流韻事………………………………………………………………… 66

十二、死亡接踵而來………………………………………………………………………… 69

十三、第一個年終評審……………………………………………………………………… 72

十四、一場大火的災難……………………………………………………………………… 75

十五、逆水行舟……………………………………………………………………………… 79

十六、嫁在深山人不識……………………………………………………………………… 82

 

第三部分  415信箱………………………………………………………………………… 86

 

一、重返涼山………………………………………………………………………………… 86

二、在漢都奴最初的日子…………………………………………………………………… 88

三、老姆蘇的故事和友誼…………………………………………………………………… 91

四、兩種饑渴下的人性扭曲………………………………………………………………… 94

五、險些兒丟命……………………………………………………………………………… 97

六、大爆破引發的思考………………………………………………………………………101

七、文人偷雞的無奈…………………………………………………………………………104

八、死人的事經常發生………………………………………………………………………108

九、柳氏女千里尋夫…………………………………………………………………………110

十、死神不予簽證……………………………………………………………………………116

十一、川陝老區………………………………………………………………………………120

十二、侯家扁的薩皮納………………………………………………………………………124

十三、求生必先求食…………………………………………………………………………126

十四、逃亡是被迫的選擇……………………………………………………………………130

十五、亡命天涯………………………………………………………………………………134

十六、初現即逝的曙光………………………………………………………………………141

十七、並非終點的最後一站…………………………………………………………………144

 

第四部分  新生路上……………………………………………………………………… 150

 

一、茶場和女勞教……………………………………………………………………………150

二、就業初期發生的事………………………………………………………………………152

三、一個自殺的女人…………………………………………………………………………155

四、勞教隊酸澀的戀情………………………………………………………………………158

五、革命志士與共和國死囚…………………………………………………………………162

六、楊應森一案牽涉的人和事………………………………………………………………165

七、人間未了情………………………………………………………………………………169

八、男女合隊的插曲…………………………………………………………………………173

九、他是中國人………………………………………………………………………………176

十、他把信箱坐穿……………………………………………………………………………180

十一、茶場餘震………………………………………………………………………………184

十二、在北碚新生園藝場……………………………………………………………………188

十三、無產階級的叛逆? ……………………………………………………………………192

十四、再一次觸及靈魂………………………………………………………………………196

十五、有文憑的活魯班………………………………………………………………………199

十六、回到人間也難過………………………………………………………………………203

尾聲……………………………………………………………………………………………207

作者後記………………………………………………………………………………………208

參考書籍………………………………………………………………………………………210

 

 

 

 

 

 

 

 

 

 

 

 

 

 

 

 

 

 

 

 

 

 

 

 

 

 

 

 

 

 

 

 

第一部分  苦難之始

 

 

一、新村4號

 

 

新村位於成都市的南端。是抗日戰爭時期遭受空襲，為了便於市民疏散，把城牆拆了一個缺口後逐漸形成起來的村落，又叫新南門。��

    新村4號，據說是一個“留過洋”的官僚建的寓所，俗稱公館。占地一畝多，房屋二十餘間。其中：主樓兩層為居室，系小青磚砌築；牆面內白外灰，門窗樓梯為木質，且有裝飾；木樓面塗以紫紅土漆，地面為彩色磨石；院內空地為土壩,沿圍牆種灌木和花草。整個院落布局協調、緊湊、輕快、明亮，是一幢當時典型的“西式建築”。��

    1957年最後一天的下午，我被送到這裡來的時候，公館的外表看不出與其他民宅有什麼不同，外面沒有掛任何牌子。但進門後就會發現，在門廊的左側有一名荷槍實彈的公安戰士警戒。稍遠處有人排隊上廁所的地方也站着一個。再遠點的轉角處又是一個……。等送我來的人和接收的人辦完“交接”手續後，接收的人望着我面前堆着的被蓋卷、衣物包和一口大樟木箱，困惑地問道：��

   “帶這麼多東西來幹什麼？”��

   “沒什麼，除了衣物都是書籍。”我答道。��

   “帶書幹什麼？又不是去上學，你扛得走嗎？放在哪裡？”對方又問道。��

   “總有車子送嘛。到時候我放在我的床下……”。��

   “哼!你在想什麼，你還不知道是去勞動教養嗎……是去勞改農場。”沒等我說完，對

方不耐煩地告誡和提醒我。��

    至此，我才感到情況不妙，臉和脖子脹得通紅，周身熱血沸騰，激動的心快要迸了出來。我想大聲呼叫:“我犯了什麼罪要去勞改？”��

   但我最終未能喊出口來，而是沮喪地低下了頭。我想到我剛參加革命工作的時候，正趕上如火如荼的肅反運動，曾被吸收為專案小組的成員，搞過外調，到勞改隊找犯人寫過查證材料。我知道在勞改隊是不允許犯人辯解的。可是，勞改隊的犯人是真正與共產黨對着幹過的呀。他們才是真正的階級敵人。對他們專政，強迫他們老老實實勞動改造是應該的。而自已是在紅旗下成長起來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對共產黨，對毛主席無限敬仰，有深厚的感情。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無比熱愛，無限嚮往……一定是搞錯了，一定是機關某些人整了自己……要相信黨，相信毛主席最終會把問題弄清楚。��

    抱着這個信念，我沒有再和接收我的人說什麼。我拜託送我來的人回去通知我家裡的人來把樟木箱子領回去。��

    那樟木箱子裡有我讀過的幾十本中外文學名著和各類郵票。我是個集郵愛好者，書和郵票是我的精神財富。��

    接收我的人把我帶到院子裡，安排在一處住下，並交待了一些注意事項。��

    我在院裡遛達了一遍，過道上，階沿邊，到處是人。估計已有好幾十個，後面還陸陸續續地有人被送來。有些人已把被蓋卷打開鋪在地上，或躺，或臥。有的則坐在自己的背包上，低着頭，抽着煙。也有三三兩兩在階沿邊小聲地說話。更多的人心情沉重，憂傷。有的可能剛哭過，還在抽泣。��

    突然，我看見過道階沿上，一個年輕小伙子。滿不在乎的樣子。左腳支撐着身子，右腳後跟着地，前腳掌一點一點地打着拍子。左手托着右手腕，右手掌則托着下腮。像自言自語在說什麼，沒有半點憂傷的表情。我慢慢向小伙子靠過去攀談了起來。我們愈談愈攏，非常默契。通過交談才知道這個小伙子叫楊少西，父親楊尚倫時任四川省財政廳副廳長；大伯父楊尚述，字暗公，是中共四川地下省委首任書記，犧牲於1927年重慶“三. 三—”慘案；四伯父楊尚昆，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叔叔楊尚正，字白冰，上將軍銜，解放軍政治部副主任，而他是一所中等專業技術學校的物理教師。是因為右派問題送來勞教的。��

    說話間已到下午6點，晚飯已擺到空壩中間，熱騰騰的木甑冒着大氣，濃烈的包穀氣味撲鼻而來。人們向院壩聚集。我這時又發現了一個熟人，叫諸崇明，是上海崇明島人，故取名“崇明”。讀高中時曾集體參加過三青團。但參加革命時已交待過，並做了政治結論。因在整風運動時給領導提了些批評意見，被視為“攻擊領導”。反右開始後，“歷史問題”被再次翻出來，並將他定為“歷史反革命”。��

    我和楊少西、諸崇明雖然都覺得肚子不餓，但想嘗試一下勞改隊的飯菜是什麼滋味。結果飯是包穀碎粒拌糙米做的“金包銀”。辣椒豆辦燒的蘿蔔塊看不到一點油花，並且老得起了布。每嚼一口都要吐渣。金包銀有股霉變的味道，所以咽不下喉，絕大多數人只嘗了幾口。��  這時候我忽然想起，當天中午機關食堂供應的元旦“特萊”咸燒白沒有吃完，還有三片

裝在碗裡一齊帶來了。這時候正好派上了用場，我們各吃了一片。萬萬沒有想到在新村4號吃了這片燒白後的四十多天裡，我們再沒有沾過葷腥，所以幾十年都沒有忘記這件事情。��

    由於吃飯的相聚，又有兩個女同志招呼我。一個是四十歲左右的馮芸碧，是一個廳系統的。參加過全廳系統對我的批判大會。另一個是郵政局的陳曉梅，二十多歲，是在省級機關周末舞會上認識的，曾一起跳過舞。��

    雖然一個下午沒有喝水，晚飯也沒有咽下，但我和楊少西還是感覺到下身出現了“異動”，我倆連忙喊了聲“報告：解手!”隨即就排到十多個人的隊列後面。從廁所出來的人說，裡面只有兩個蹲位。一個人兩分鐘，也還要一刻多鐘才能輪到我們。這時排在我倆後面的一個五十多歲文質彬彬像個教授的老頭兒，實在憋不住了，提着褲腰帶以灌木陰影作掩護，往院牆邊的灌木叢中跑去，想就地解決問題。那知被看押的公安戰士大吼一聲：“幹什麼？站住！”嚇得他立即木然呆立，尿水順着褲管流了出來。　　��

    黑夜來臨時，電燈亮了，三個朋友在樓道階沿上打開被蓋卷，合上了眼睛，漸漸地進入了夢鄉……突然一陣清脆急促的哨音劃破了寧靜的夜空。有人喊着：“到院壩集合，快!快！”後來有人回憶那晚聽到哨音時的心情說，我當時腦子裡馬上就閃過參觀重慶渣滓洞時講解

員描述革命志士被關押時的情景，……該不會是提審吧！該不會是槍斃人吧！��

    人集合齊了的時候，有個像是負責人樣子的人點了名，核實無誤後宣布：��

    “現在，省公安廳×處長給你們講話，要注意聽清楚。”��

    這位處長的第一句話就是：“黨和人民給了你們很好的工作和待遇，你們卻反黨反人民……”接着就講明天要把我們這些人送到一個農場去。要我們認罪服管，接受改造，重新做人。

    處長講完了，大家的腳站硬了，身和心同時涼了。當時已是初冬，又是夜晚，這些人從來沒有站那麼長時間聽人訓話。��

    最後又再次點名編組。說這次點名編了組的，明晨打早就走。沒有點到名的暫時留下。��  點名編組要走的大約有一百多人，我和諸崇明、馮芸碧，陳曉梅編在一組。陳曉梅被指

定為小組臨時負責人。楊少西沒有被點到名，明天不走。他和我、諸崇明，原想能在一起相互有個照應的願望落空了，於是相互留下了家庭通訊地址。��

 

二、走向苦難��

 

1958年元旦凌晨5時，初冬的成都還靜悄悄地熟睡在甜蜜的夢裡，而我等被收容在新村4號的人卻被叫醒，要我們把背包打紮實，然後每人發兩個麵粉做的饃就按編組一組一組地扛着自己的行李到外面去上汽車。　　��

    此時正處於黎明前的黑暗，憑藉管教人員和公安戰士晃來晃去的手電筒光亮，才看清楚六輛有篷布的蘇聯“嘎斯”卡車的尾部擋板已經放下,一邊站着一個公安戰士背着槍,照着手電筒，叫年輕有力氣的人先上車接背包，並按要求堆碼好。��

    上車前管教人員宣布了路上的“紀律”：不准喧譁，不准吸煙，不准唱歌，幹部沒有喊下車不准下，一切行動聽指揮。同時又要求大家發揚互助精神，讓婦女和老人靠兩邊車廂坐，暈車的坐前面。我最年輕，所以自覺地坐到無依無靠的中間那排最後一個背包上。車尾靠車廂一邊坐了一名持槍的公安戰士，與我相對。��

    汽車有篷布遮着，天沒有亮，車裡的人不知道車往哪裡開去，正行駛在什麼地方。但我們憑聽覺知道自己正漸漸地離開故鄉遠去。因為我們聽到南河的水聲越來越小，愈來愈遠，最後就完全聽不到了。��

    成都始建於公元前311年，距今有2300多年歷史，南河與府河是這座城市的重要標誌。

天空依舊黑暗，看不到四周的景物。但從雞鳴狗叫的情況來判斷，汽車已遠離城市駛入鄉間。後面汽車的兩道光柱時遠時近地照着我們一行。我們突然發現那車的駕駛室頂上架着一挺輕機槍，不約而同地驚叫起來，戲謔地說道：“不要走火喲，我們還有老母和兒女。”��

    根據機槍推斷，我們坐的是六輛汽車中的倒數第二輛，車上共有24人，其中女的5人。女的除了馮芸碧，陳曉梅之外，還有師範學院和財經學院的兩位老師和一位職員。男的除了我和諸崇明外，還有財院的毛畢吉，地院的王滄海，糧食廳的鐘玉倫，鐵路局的韓昌華，郵電局的胡永雪，保險公司的楊益權等等。這些人中職務最高的是胡永雪,他54歲，上海人。解放前就是郵政局的業務股長，因是我國當時不多的無線電專家之一，解放後被提升為市郵政局副局長兼干訓班主任，陳曉梅就是他的學生。職務最低的是我，剛參加工作，是個辦事員。其餘的人多是科員，技術員，工程師、教師、講師和科長。��

    由於昨夜許多人心事重重，凌晨剛合眼又被叫起來，人們都非常疲倦，這時候基本上都在打瞌睡。只是在汽車巔簸得厲害的時候，才清醒一會，但伸伸懶腰後又睡着了。��

人們說：人在一種單調聲音的作用下很容易睡着，這話一點不假。我在汽車發動機的轟鳴聲中愈睡愈香，還做着夢。夢到我們像是在西伯利亞那樣荒涼的冰天雪地里，坐着狗拖的雪橇，在雪地里奔跑。突然一群狼擋住了去路。它們齜牙咧嘴，兩隻像燈泡似的眼睛裡射出了兩道藍色的光芒……正在這危急的關頭，被一陣喧鬧聲驚醒。原來保險公司那位叫楊益權的人有早晨上廁所的習慣，這時候慣性發作已忍無可忍了……��

此時大約是上午九時，天空依然陰暗，灰白色的霧靄籠罩四周，隱約顯現的山丘和農舍，裊裊升起的炊煙，曲曲彎彎的石板路，不規則的山地和田壟，構成了一幅美妙的風光畫面,然而這靜謐而美妙的圖畫被那些奔馳的汽車和汽車裡發生的事情攪壞了。��

    楊益權迫不及待的事情反映到駕駛室的管教幹事那裡，他作不了主。因為領隊在前面第一輛車上。那時候沒有對講機，更沒有手機，不經過領隊許可，汽車不能停下。於是吩咐說：“暫時克服。”��

    這種事情怎麼克服？有人主張楊益權蹲在車上，用報紙墊着屙。但遭到多數人反對，說那太臭。又有人拿出一個軍用水壺，願意貢獻給他解決燃眉之急。但只能拉尿，不能裝屎。七嘴八舌，最後意見統一，叫楊到車尾去屙。叫他從對坐着的兩排人的膝蓋和大腿構成的通道上爬出去，脫掉褲子，轉過身子，由兩個人拉着他的左右手，把屁股放到車尾擋板的外面屙。

��  這件意外的突發事件處理完後，楊益權成了眾人談論的焦點。

楊益權出生在一個資產階級家庭。他家在長江上游頗有點名氣，在當地算得上首富，鄉間有田地，城裡有產業。他父親做過那個城市同業公會的理事長，但從不過問政治。常掛在他父親嘴邊的口頭禪是“只要不是日本人，誰來做主都行”。這話聽起來不偏不倚，實際上是有傾向的。因為他說這話的時間是抗戰勝利的前夕，說話的地點是在蔣管區。當時國共談判破裂後，共產黨的解放區不斷擴大，解放軍向蔣管區步步逼近。這話的意思無疑是說：共產黨作主(執政)也可以。正因為他父親解放前有如此的政治言論，加之公私合營時又帶頭把自己的企業交給了政府，所以被定為“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士紳”，並被推薦為市政協委員。但整風時他在座談會上發言，支持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章乃器“定息不是剝削”的觀點，受到批判。而楊益權在他們公司整風座談會上又發展了他父親的觀點，不但認為“定息不是剝削”，而且還進一步闡明“資產階級的剝削並非與生俱來”。反右鬥爭開始後，他的這些言論被認為是“給資產階級塗脂抹粉，為資產階級剝削辯解。”由於他桀驁不馴，拒絕接受教育批判，終於被定為”資產階級孝子賢孫”和“資產階級右派”。公司宣布開除他送勞動教養的時候，他當場舉起拳頭，高喊：勞動萬歲！使頭頭們深感意外，非常尷尬。說定右派都輕了，應該定他反革命。��

    楊益權的述說引起了許多人的興趣和議論，有個人說：“你總算還在會上發了言，說了那樣的話，而我在整風運動中一句話沒有說，也被打成右派。後來才知道一年前我與同寢室的一個要好的同事，議論我們廳長把老區的革命伴侶丟了，娶了個住醫院時認識的比自己小30歲的護士，並很快將她發展為黨員調到我們廳人事處工作。後來這件事被那人在反右時告發了，這就成了我當右派的罪行——‘攻擊黨的領導’。”接着地質學院的王滄海老師也說：“你們一個在會議上發言，攻擊黨的民族資產階級政策；一個在背後議論領導，而我既沒有發言，也沒有議論，還是劃成了右派”。他接着解釋說：��

   “我是個搞地質工作的，踏遍了祖國西北部的山山水水，常常為那裡豐富的自然資源沉睡着不被開發而感到惋惜和着急，經常愛哼一首從父親那裡學來的歌─《塞上風光》，被認為是

“破壞中蘇友好關係”、“有反蘇情緒”。那首歌的歌詞是： ��

    左公柳拂玉門曉，塞上風光好。天山融雪灌田疇，大漠飛砂旋落照。砂中水草堆，

好似仙人島；過瓜田碧雲重重，望馬群白浪滔滔。想神槎張騫，定遠班超，漢唐經營早。當年是匈奴右臂，將來便是歐亞孔道。經營趁早，經營趁早，莫讓碧眼兒射西域盤雕”。

他們認為“碧眼兒”指的是蘇聯人，“射西域盤雕”，是影射蘇聯會吞併我們的新疆。

    說話間，汽車已進入山區。山很高很大，連綿不絕，看不到邊，望不着頂。汽車爬坡喘着大氣，顛顛簸簸，搖搖晃晃，艱難地向上爬着，爬過著名的峨眉山，終於調頭向下。下面是一條蜿蜒湍急的河流，那就是大渡河。��

    這一天，天空和人的心情一樣是陰沉的灰暗的，無比沮喪。但到下午五時，天空忽然放晴，泛着明亮的白光，把大渡河水照得像面鏡子，晶瑩剔透，妖嬈嫵媚。��

    一方面大家睡夠了覺，一方面為眼前的美景所吸引，午飯後，大家以車內空氣不好為由，已把汽車的篷布捲起）一陣興奮，有人竟然唱起了歌來：��

    “……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 ��

    這歌聲立即招致公安戰士的干預：“給你們宣布過，不准唱歌！”��

    糧食廳的鐘玉倫立即附和着說：“的確宣布過不准唱歌。但沒有宣布不准唱戲，讓我唱段戲，解解悶。”於是不等戰士回答他立即就唱了出來：��

    “將身兒來自在大街口，尊一聲列位聽從頭。我不是歹人並賊寇，也非是響馬把城偷，楊林他道我私通賊寇，因此上發配到登州，捨不得太爺待我的恩情厚，捨不得押獄眾班頭，捨不得街坊四鄰的好朋友，實難捨老娘白了頭，兒想娘難叩首，娘想兒來珠淚流，眼望着紅日墜落在西山後，望求公差把店投。”��

這是京戲《秦瓊發配》的一段唱腔，他唱得有板有眼，聲情並茂，立刻博得一陣熱烈掌聲。這段唱詞道出了我們心裡的話，心中的真情。��

    經過一天的行進和接觸，厚道淳樸的公安戰士，對車上的人有了些了解，知道我們都是些有文化，有知識，原來也是為共產黨作事的人。並不是他們父親奶奶講的地主惡霸。於是對大家的態度有了鬆動，臉上有了笑容，也願意答覆簡單的問題。他對大家說下完山，過了鐵橋就到沙坪，那就是目的地。��

 

三、夜宿大渡河��

 

沙坪位於大渡河由西向東流的中段南岸，是彝族同胞與漢族同胞進行實物交易形成的小鎮，因地層多沙礫，且平整，故名沙坪，當時行政隸屬涼山彝族自治州。��

    1958年元旦，我們一百多人被押解到沙坪時，已是下午六時左右。汽車沒有經過沙坪街上，而是直接從場口的岔道駛往大渡河沙灘。由於天陰，且近黃昏，只能隱約見到沙坪鎮鱗次櫛比的瓦屋和屋面散亂的炊煙。大渡河水面已瀰漫着薄薄的迷霧，看不清河水的顏色和河面有多寬，只能聽到嘩嘩嘩的水聲，如泣如訴。��

    沙灘成月牙形，沿岸向河面頃斜，成2%的坡度。沙灘上已架起幾排帆布帳篷，靠河邊的一側用竹蓆圍起男女兩個廁所。靠岸邊一側有兩三個行軍灶正在造膳，燃燒的木材發出嗶嗶剝剝的聲響，濃煙隨風搖曳，辛辣刺鼻的煙味撲面而來。沿月牙形的沙岸邊，公安戰士組成的警戒線連接着大渡河水面，構成了一個包圍圈。包圍圈中圈着的則是剛下汽車驚魂未定的沒有穿囚衣的囚犯。我們熙熙攘攘，三三兩兩，站着、蹲着、坐着，露出滿臉彷徨、驚恐、焦慮和不安。這情景使人想起內蒙古和藏北草原的羊圈和牛圈，讓人想起二戰期間歐洲的猶太難民。��

    又是一聲長哨，由押解我們的領隊負責人叫大家按坐車的秩序在沙灘上排成隊，再由接受單位的人逐一點名、核實、重新編組後，宣布吃了晚飯就在帳篷里過夜。��

    晚飯的內容和新村4號一模一樣，仍是包穀糙米飯，看不到一點兒油腥的燒蘿蔔條和有鹽味的洗鍋水。後來得知這是全省勞改系統的統一標準，勞改犯人每人每月的伙食費只有兩塊多錢。那時候省級機關幹部的大夥食一般8━10元，城鎮市民5━8元。犯人的伙食不足幹部的三分之一，不到市民的一半。加之古今中外獄吏們都有剋扣囚糧的不良習慣。所以真正落到犯人口中的當然就只有這些包穀、糙米、蘿蔔和鹽巴湯了。��

    雖然面對這樣粗糙劣質的飯食，腸胃一時難以適應，但對於已經十多個小時沒有進食又經過一天顛簸的人們來說，早已飢腸轆轆，飢不擇食了。不要說還屬於糧食類的包穀，就是草料,只要能咽下喉嚨，相信也會大嚼一口。所以兩蒸籠“金包銀”、一木盆燒蘿蔔，很快被

席捲一空，就連有糊味的鹽巴水也被喝個精光。��

    晚飯後寒風驟起，並愈刮愈猛。刮得沙土飛揚，刮得帳篷呼啦啦響。人們在外面睜不開眼，只好鑽進帳篷。裡面有盞小馬燈，發出微弱的光亮。借着這光亮，看到沙地上鋪有薄薄一層叫蕨的乾草。於是我和諸崇明挨在一起打開被蓋卷，沒有脫衣服就睡了。但帳篷門窗和下部沒有扎結好的地方，被風掀起，不但吹進透骨的寒風，也吹進許多沙塵，這樣子是難以睡覺的。大家七手八腳地忙着把門窗的結帶結好。但帳篷下端無法與地面生牢。有人提議撿石頭壓，但必須是大石頭，小的壓不住。可是我們在警戒線內找不到大石頭，甚至直徑在15厘米以上的都找不到。據說押解人員為了安全的原因，早已把周圍稍大的石頭都清除了。大家只好把帆布帳篷往下拉，壓在自己的枕頭下面，才勉強抵禦着風寒的侵襲。��

我這時候忽然想起諸崇明自省城出發到現在整整一天很少說話，非常沉默，就順便問他心裡有什麼事，於是諸崇明告訴我：��

   “反右開始不久，我們局裡派人到上海我老家調查我父親的情況，有一個親戚把這消息透露給正在上海念中專的妹妹諸崇惠知道了，妹妹接連來了幾封信，問我出了什麼事情。我回信說是一般的政審，沒有問題。最近妹妹又來了一封信，說解放前夕當過半年偽鄉長，與共產黨地下外圍組織有些“聯繫”，解放後被單位留用，歷次政治運動都沒有問題的父親。前不

久突然被抓走了。所以一定要來哥哥這邊親自看看。到成都的時間就是今天傍晚。”諸崇明

歇了會兒，見我專心在聽他講述，又唉聲嘆氣地接着說：��

    “我妹妹從未出過遠門，在成都舉目無親，她這時已經到了火車站，見不着我去接她，咋辦呢？……所以從昨天宣布開除到今天一天，我腦子裡想的都是我妹妹，所以心情很煩亂。”

    我聽完諸崇明的講述，覺得這事確實有些棘手，但也沒有辦法。只好安慰他：“你妹妹出了車站見不着你，最終肯定會去你原單位，或許他們會幫助她。常言說得好，天無絕人之路。”　　��  經我這麼提起，諸崇明忽然想到原單位有個和他一起南下，當過大隊長，又當過他們團支部書記，現任副局長的喬梓榮。這次宣布開除他送勞動教養時，出乎意外地到寢室里來開導他：“不要以為一切都完了，只要改造好了，仍然是有前途的”。想到這些，諸崇明相信他會幫助妹妹的，於是合上了極度疲乏的眼睛。��

    1958年元月2日的凌晨兩點，在大渡河沙灘上睡着的苦難的人們，被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和哨子聲驚醒，帳篷兩端的門口各有兩三支手電筒照着，叫大家原地坐起來點名。每點到一個人的姓名時，電筒就隨答應“有”或“在”或“到”的聲音方向射去，以證實確有其人後，再往下點名，形式以此類推。當點到押送途中坐另一輛汽車，而住宿與我同住一帳篷的管洪濤時，連喊了兩聲，三聲都沒有人應答，這時候大家才意識到有人逃跑了。��

    後來得知：管洪濤就是那位身高一米七、八，體魄健壯結實，最引人注目的小伙子。他出生在沱江邊上，從小喜歡游泳，水性很好。讀高中時獲得過全省青少年游泳比賽個人單項冠軍。後來又圓了讀體育學院的夢，畢業後分配到游泳隊任教。因為懷疑總務科長沒有按規定讓運動員吃夠伙食標準，曾向領導多次反映。但一直沒有得到答覆，也未見伙食有改善。於是在“大鳴大放”時，貼了張大字報揭露此事，並說：“這就是官僚主義，”為此“反右”開始不久，單位就有人稱他為“右派”。萬萬沒有想到後來果真動起了“真格”。在押送途中

他一直心情開朗，有說有笑，但一問到他“結婚沒有？”“有沒有孩子？”時，就沉默了。

    後來他悄悄告訴身邊一個覺得信得過的人，說他愛人是歌舞團的舞蹈演員，很漂亮，就這幾天就要生孩子了，沒有想到孩子一出世就見不着爸爸。��

    早晨點名訓話時，消息得到證實：管洪濤凌晨1點，以拉肚子為名去上廁所，借着晨霧向大渡河跑去。公安戰士發現時他已開始泅水，朝天開了兩槍示警，也未能將他制止住。��

    點名的人斷言：管洪濤是跑不脫的。說農場在鎮上、橋頭設了卡，到處都有人盤查。大渡河水很深很冷很急，哪怕他是國際游泳健將也游不過去，最後的結果只有死路一條。��

    管洪濤從大渡河泅水出逃，給這群剛剛投入苦海的人們心中蒙上了一層陰影，我們為自己的命運擔心，也為管洪濤的命運擔心。��

 

四、上山的路��

 

我當時剛滿十九歲，祖籍湖北漢江平原。由於那裡地勢低洼，河流縱橫、溝渠密布，蚊蠅肆虐成災。居住在那裡的人一年中有三個季度離不開蚊帳，而蚊帳布主要產於四川。於是我祖父的祖父就從事着從四川販運麻布(又叫夏布)到湖北銷售的買賣，收益豐厚，家境殷實。我的父親“子承父業”後，生意做得更加紅火，不但販運麻布，還加工成品；不但經營蚊帳，還銷售煙酒。但好景不常，抗日戰爭爆發，湖北漢口吃緊，中原地區的人都向大西南撤退。我父親也帶着部份資產和親信人員撤退到重慶，在那裡進行蚊帳加工，並經營了一個煙酒店。不久重慶又遭空襲。由於重慶居於兩江之間，空襲時不便疏散。於是我的父親把生意托給親信照看後，避難到了我母親老家的成都。盼星星、盼月亮，終於盼到了日本投降，戰爭結束。但這喜訊並沒有給我一家帶來喜悅，相反帶來的卻是悲傷：我父親得到戰爭宣告結束的消息後，立即返回重慶，但加工坊和店鋪已被炸成廢墟，設備家俱成了灰燼，欠我們債務的人不是死了就是去向不明，連跟隨我父親多年的親信們也不知下落。我父親悲憤至極縱身跳入了嘉陵江，拋下我和我年輕的母親，年幼的妹妹。從此我的母親靠做手工把我們兄妹拉扯大。��  我高小畢業的那年冬天,正逢解放軍浩浩蕩蕩開進我們居住的省會成都。我從沿街夾道歡呼解放軍進城的人叢中鑽了進去，看到一隊隊帽沿上都有一顆紅五角星的解放軍雄糾糾氣昂昂地扛着槍，拖着炮，打着紅旗,唱着歌，邁着整齊的步伐走過。有時還向人群揮手敬禮，激起陣陣熱烈掌聲。有個像當官的(當時解放軍官兵穿戴完全一樣)還過來摸了摸我興奮的臉蛋,拍了拍我的肩頭。我立刻感到血液上涌,心情激動，眼噙淚水，喉嚨哽塞,我對這支隊伍好羨慕好敬仰啊。不久，地段上來了解放軍工作組召開居民會議。大人們由於忙於生活，都支使小孩子去參加。解放軍就教這些孩子唱歌，唱《東方紅》,唱《解放區的天》,唱《團結就是力量》,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最後給了些紅紅綠綠的傳單，叫帶回家去給大人們看。從此，那紅五星就銘刻在我的心中。我念完初中，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共青團前身)，念完高中就參加了革命工作。��

1958年元月2日早晨,點名時被告知早飯後立即上山,去一個叫“沙坪農場”的地方勞動、學習和改造。動身前又進行了一次編組，和我編在一組的有諸崇明，王滄海、鍾玉倫、楊益權，韓昌華和胡永雪等人。馮芸碧、陳曉梅等十多個女同志編在另外一個組。我們當時沒有想到男女要分開，所以馮芸碧和陳曉梅對我說：今後你的衣服髒了破了我們兩個大姐替你洗補，我感到十分欣慰。��

沙坪農場位於大涼山脈搖皮崗西側，平均海拔1500米左右，氣候寒冷，濕度大，雨水多，霜雪期長，主產土豆，蕎麥等糧食作物和牛膝、黃連、天麻等中藥材。沙坪農場系解放後人民政府強迫判了刑的罪犯開荒造地興建起來的，當時沒有公路。1958年為了收容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壞分子，改名為“沙坪勞教所”，隸屬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  正如早晨點名的人講的一樣，這裡要往內地去，有大渡河相隔；往外走是綿延千里的深山老林。因此不怕這些人逃跑，所以上山已沒有公安戰士押解，而是由農場的管教人員帶領。他們穿便衣，但腰裡別着“傢伙”，不和顏悅色，也不聲色俱厲，只是一味地催促着“快走，不要停下”。��

    從沙坪去農場的路基本上是人和牲畜順山勢踩出來的。路面沒有一點人工鋪墊的碎石或石板，完全是風化的頁岩、粘土和裸露的崖層。平緩的地方有兩米多寬，陡峭的地方約一米多，縱向坡度一般在30度左右，個別地方達到45度。路的兩旁和周圍都是沒有開墾過的荒坡，長滿了已經枯黃的雜草，但根子沒有死，使人想起白居易的《賦得古原草送別》的詩句：“〖HTK〗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HTSS〗偶爾也能見到一兩

棵高大的喬木和一叢叢灌木，葉子有綠有黃，有紫有紅，微風吹來搖曳多姿。有段路在30多米高的懸崖下面，懸崖上流淌着溪水，形同瀑布蔚為壯觀……��

    說來也怪，昨日一天陰沉，今天晨霧散後忽然放晴。雖然不是藍天白雲，陽光普照，卻也是暖風頻吹。我們這一行人從來沒有扛過重物，挑過擔子，走過長路。剛從沙坪出發的時候，由於坡度比較平緩，以為眼見的那個山頂上就是農場，最多兩三公里路，所以走得比較輕鬆。但是到達那山頂後，個個氣喘吁吁，汗流滿面，還看不見一幢房子和開墾過的土地，看不到路的盡頭，有些泄氣了。於是各人找塊崖石或台階坐下來休息，有的人東倒西歪在路邊。這時年齡最大的胡永雪像中暑一樣，臉色蒼白，心跳急促，虛汗直流。我請求管教讓我照顧老人隨後慢慢地走。領路的管教想到還有女子隊的管教押後，就同意了。掉在後面的馮芸碧和陳曉梅趕上來看到我時，十分高興，立即給我打招呼。馮芸碧對我說：曉梅才慘啊，她的“大姨媽來了”，紙浸濕了沒法換，現在幹了又硬，把身子擦傷了，哪裡走得動喲……要是能和你們一路走就好了，你可以幫她拿些東西。��

    我根本就不清楚婦女們的事，聽了馮芸碧的話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後來胡永雪給我解釋：川東地區把婦女來月經叫“大姨媽來了”，這是一種隱語。”可是他是用上海話講的，把“月經”念成“浴巾”，我更弄不明白：什麼浴巾打濕了會變硬，還把身子擦傷了……��

    我在坡上折斷一節酒杯粗的樹幹給陳曉梅做手杖，又幫她背了一個行李包，和她們擺着龍門陣，忘記了煩惱，忘記了憂愁，步履也顯得輕鬆了。就這樣又走了一程，終於翻過了那坡的脊梁，前方出現了一條岔道，諸崇明、王滄海、鍾玉倫等十幾個人已等在那裡。他們對我和胡永雪說：我們要去的地方叫“三根橋”，從岔道走，其餘的人有的去“太陽坪”，有的去“白家林”，女同志去場部“女子隊”。這時我才明白，原來女的和男的是要分開的，我感到迷茫和悽愴。��

    我和諸崇明等幾個男人目送馮芸碧、陳曉梅一行，直到她們的背影消失，才邁出蹣跚的步子向岔道上走去。岔道這段路平緩多了，山勢也不陡峭，視野非常開闊，往上望已見到蔥蘢茂密的深山老林，往下看能見到彎彎曲曲的大渡河。這時胡永雪看了手錶剛好中午12點，天空忽然颳起了一陣又一陣大風，塵土飛揚，草木呼嘯，頭暈腦脹。我們只好找一個背風的地方坐下來休息，聊些望梅止渴畫餅充飢的故事，講得大家嘴裡濕漉漉的，但肚子仍然是空空的。正當大伙兒饑渴難熬的時候，王滄海從坡上一籠籠低矮的灌木叢中摘回許多相思豆大小的小紅果，說這種東西有些地方叫“芒刺”，有些地方叫“粒粒紅”，災荒年月老百姓把這種果實採摘下來磨成漿，加入少許包穀粉做成粑或饃當飯吃。大家接過來在手心中搓了搓，把表皮的灰塵搓掉後放進嘴裡，果然有酸酸甜甜的味道，還有澱粉，確實又解渴又充飢。於是大家給這種植物定名為“沙坪蘋果”，在後來的日子裡果然為這些人解決過饑渴之苦。��

 

五、三根橋中隊��

 

三根橋，顧名思義就是三根原木搭成的便橋，是若干年前伐木者搭的，橋下是從原始森林流出的一條冷浸清澈的涓涓小溪。三根橋中隊建在小溪一側地形圖上稱做“鞍部”的地方。“鞍部”經過平整已是一個100多平方米的土壩子，既是農作物的曬場，也是犯人們就餐、點名、開大會、受訓教的地方。土壩的右端一排4間青瓦屋面的土牆屋子就叫“中隊部”，是隊長等管教人員辦公和住宿的地方。犯人有事去那裡，必須在5米之外就喊報告，得到允許

方可前行。土壩的左端有些高高矮矮參差不齊的土屋，是保管室，木工房和豬圈等。“鞍部”的兩個山頭各有一個崗亭，既監視下山的路，也俯視監舍的全貌。監舍在土壩下方靠小溪一側的坡上，是順山勢挖砌的兩層台階上建起的兩排監舍，也是青瓦屋面土築牆。所不同的是：隊部的房子裡外都抹了石灰，且有玻璃窗子，而監舍則是原汁原味的泥土和牛肋巴木窗。監舍裡面中間一條1.2米寬的縱向通道，兩邊是木架雙層通鋪，每間房子每層可睡12-14人,兩層可睡24-28人。以此計算一排監舍四至五間可以容納一百多人。屋子兩端各有一道小門供人進出,中間一間房子的大門則是便於大型農用具堆放,平時關閉着。兩排監舍的下邊是廚房，約40平方米

，廚房後面的堡坎上有兩個直徑1米

的大木桶(俗稱：皇桶)，積蓄着楠竹劈成兩半引來的溪水，供全隊食用。��

    我們一行數十人大約下午1點過到達三根橋中隊，午飯已由留下的犯人做好。是用包穀粉經過發酵蒸的發糕，切成小塊裝了一大籠，不定量隨便吃。另外還有兩桶浮着油花的蘿蔔湯，使人喜出望外，都拿出自己的餐具狼吞虎咽起來。我用湯瓢深入木桶底層，撈到姆指大一塊豬肉，更是高興萬分。後來聽留下的犯人講，我們這夥人來之前，犯人剛剛搬走。前一天殺了自養的豬，今天中午聚餐，所以才有剩餘的肉湯給我們。��

午飯後，我們這數十名由省級各機關未經任何法定程序內定的右派、現反、歷反們，又被分成8個小組。我，諸崇明、王滄海、胡永雪和鍾玉倫正好編在一組，鍾玉倫被指定為組長。編組完後每組留兩個人打掃室內衛生，派三個人上山割草回來墊鋪。��

    要割的草就是在沙坪帳篷里墊鋪的蕨草。割草的地方在溪溝對面一個比中隊部還要高的山坡上。我當時年輕，理所當然被派去山上割草。我和諸崇明、王滄海等20多人拿着自己捆行李的麻繩和剛發給每人一把有鋸齒的鐮刀，在一個犯人的帶領下順着中隊部前面一條羊腸小道下到20多米深的溪溝底部。那裡雜草叢生，苔蘚滿布，流水潺潺，陰冷潮濕。鐵抓釘串連成排的樹幹搭的橋，走在上面閃悠悠讓人害怕。過了橋又是爬坡。爬坡的路仍然是之字形的羊腸小道。有些地方很陡很滑，腳掌要橫着一步一步地移。手指要抓住旁邊的小樹或牢實的一籠草才爬得上去。大約爬了40分鐘到達坡頂。回頭一看，三根橋中隊已被拋在腳下。朝前望，一片開闊但已乾涸的窪地，長着密密麻麻半人高的枯黃的蕨草。葉成羽狀，莖有筷子粗。據說這種植物在我國高寒山上多有生長，幼葉可食，叫“蕨菜”，根狀莖含澱粉，稱“蕨粉”，可供食用。��

我們上午爬了半天山路，雖然很困很累，但割草是為自己和同伴墊鋪，所以割蕨草的情緒很高。但是由於沒有做過這樣的粗活，有的人手被鐮刀割了，有的人腿被堅硬的蕨莖戳流了血。��

    我們到三根橋中隊的時候，正是冬天水很緊張的季節。從溪溝里引來股麻繩粗的水，首先要保證煮飯和人畜飲用。漱洗用水每人早晚各一木瓢，大約3公升。所以有的人乾脆不漱

口刷牙，全部用來洗了臉再洗腳；有的則只漱口刷牙洗臉而不洗腳。有個別人，打了一

次水又去混一次，結果被查覺後罰他三天不准用水。所以很多人的襪子脫下來臭氣熏天。��

那天晚飯後，我們數十個剛到三根橋中隊的人被召集在我住的那個工棚(就是前面稱作監

舍的住房)開會，一個姓胡的幹事(後來得知他是管生產的管教幹部)向我們宣布三件事情：第一是此地對外的全稱叫“地方國營沙坪農場”三根橋中隊，大家可以給家裡寫信。但要貼上郵票後交中隊部送場部統一發送。第二是晚上解手不能出工棚，由各小組輪留派人領兩隻糞桶擺在工棚兩端的門內，起夜的在工棚內解。第三是會炊事工作和有養豬經驗的報一下名。當然這些人根本就沒有會幹這兩種活的，也就沒有人報名。後來又改為願意幹這兩項活的也可以報名，可以跟着犯人學習一段時間。��

    犯人住的地方叫監舍，是帶去割草的犯人告訴我的。但通知我們開會的胡幹事又把我們住的監舍叫工棚，這引起了大家的興趣和爭論。有的說：“我們到底還是與勞改犯人不同嘛！犯人住監舍，我們住工棚。犯人是剝奪了政治權利的，而我們有公民權”。��

    “原封原樣的房子，犯人住叫監舍，我們住叫工棚。實際是一樣的，只是好聽些。公民權有屁用。憲法規定公民有行動自由的權利，你可以走嗎？連夜裡解手都不准出工棚，與犯人有什麼區別。”有人不同意前面的說法。��

    “對判刑的犯人實行勞動改造，在法律上是一種強迫性的監管行為。犯人的住所有武裝看管，所以叫監舍。而我們沒有定罪，也沒有判刑。勞動教養究竟算個什麼玩藝兒暫且不論。奧秘就在“勞動”二字後面兩個字的不同而有所區別。今天大家都看到那兩個崗警亭現在沒有武裝站崗的了，說明對待我們是與犯人有區別的。當然沒有武裝看守，我們中如果有人逃跑，也會照樣被抓，被捆，甚至挨槍子。至於公民權嘛是有若無。說得好聽點，我們有公民權但不能用。”這是一種對上述兩種意見左右逢源的說法。��

    “判刑有期限，有盼頭，勞教沒有宣布期限，誰知道會被整好久？”又有人擔心勞教期限問題。��

    “既然勞教是一種行政處分，就應該比懲罰、懲辦輕。沒有定期限是好事。因為有期徒刑最少有兩年的，勞教總不會比刑期長吧。我看快的三個月、半年，最多一年就能出去。像上一期短訓班。這是一種極樂觀的認識。��

    我們的討論沒有結束，也沒有結果，哨音又驟然響起。胡幹事叫大家到土壩子去集合點名。這時已是晚上10點，有的人已經脫衣睡下，有的脫了外褲用被蓋蓋住下身坐在鋪上，參加上面的討論和爭論。��

    數十人稀稀拉拉到了土壩，山谷上方忽然吹來一股冷風，從沒有扣好衣扣的地方鑽進我們胸膛，讓人感到骨冷心寒。��

    大家看不清訓話人的面孔，只看到一具高大的身影，手裡拿着一支電筒，腰間別着一支短槍。被告知：他是中隊的最高首腦──中隊長，姓楊，山東口音。他見大家拖拖拉拉很不高興，火冒三丈，開口操他娘，閉口操他奶奶。反覆強調他的監規監律；反覆強調凡是到他這裡來的人就要服他管。不論你是左派右派反動派，也不論你是勞改勞教，在他的眼裡都是犯人、罪人、敵人。到這裡就得低頭認罪，老老實實，服管服教，改惡從善，脫胎換骨。與此同時還沾沾自喜地炫耀他在勞改戰線上的豐功偉績。說什麼殺人不眨眼的土匪被他收拾得服服貼貼，橫行一方的惡霸被他調教得呆頭傻腦。他的現身說法就是對敵人要狠，要嚴厲。為了表現經過無產階級熔爐鍛煉的他，已不是當年給地主老財做苦力的大老粗，還引證毛澤東的話說，對階級敵人的仁慈就是對革命人民的殘忍……就這些內容的話，他翻過來覆過去講了快一個小時。這時候從山谷吹來的風夾帶着雪的成分，地下的寒氣也開始向上升騰。許多人冷得打抖，哆嗦，咳嗽。為了抵禦寒氣的襲擊，也是為了提醒楊隊長，我們把衣服緊緊地捂在胸前，不斷地活動着腿腳，有節奏地用腳跺地，……這下把楊隊長激怒了，他破口大罵我們這些右派反革命搗蛋。同時也預感到這些在共產黨內幹過事的“壞人”比國民黨的殘渣餘孽難管。但他並不相信治服不了這幫人。所以他叫這些人滾回工棚時，還丟下一句極具威脅的話：“是驢子是馬走着瞧”。��

 

六、隊長和同學��

 

楊隊長的話和公安處長的話如出一轍，雖然說話的語氣和用詞不一樣，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作為專政工具的他們，對待被專政對象不講仁慈寬厚。專政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專政是殘酷的。��

    中國共產黨和世界上其他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一樣，在黨政機關要害部門負責的都是經過政治篩選認為絕對忠誠，絕對可靠的人。尤其是政法公安機關的工作人員，多是由舊社會苦大仇深，或在革命鬥爭中經過血與火洗禮的忠誠戰士充任。用當時一句響噹噹的話來說，就是“刀把子必須掌握在自己人手裡”。��

    楊隊長就屬於在舊社會苦大仇深的泥腿子。他父親因交不出地租被迫懸梁自盡，母親改嫁，他靠討口要飯長大。後來他的一個從小要好的表妹又被地主少爺搶去成婚。他一氣之下放火把地主的宅院燒了。逃跑時左腿挨了一槍。逃出後參加了解放軍，在渡江和解放大西南的戰鬥中立了戰功。征糧、剿匪、平叛時又多次受傷，有些彈片和彈頭在他體內沒有完全取出。所以他對剝削階級有不共戴天之仇。把他個人的仇恨往往發泄到被他管教的對象身上。加之他自已沒有文化，到地方後得不到重用，當個小小的中隊長成天與犯人打交道，思想上很反感，情緒上很煩躁，動輒就“老子斃了你！”或操奶奶操娘。��

    第二天白天，我才看清楚楊隊長的尊容。他大約五十歲，濃眉尖眼，小耳厚唇，腮幫子下有一個痂疤，嘴裡鑲了顆閃閃發亮的金牙、梳成兩片瓦的頭髮逢中分開，面黃體瘦，走路有點瘸，是燒房子挨那一槍留下的殘疾。穿一套已經褪得沒一點黃顏色的棉軍裝，外披一件羊皮軍大衣，經常滑下肩頭又披上，披上又滑下，腳蹬一雙翻皮軍用靴。他不吸煙，不喝酒，但經常說的話像酒話。��

    聽老犯人講，楊隊長訓話時除了罵奶奶罵娘外，還有個習慣，就是不斷地用他小手指的指甲尖去剔他牙縫中的飯粒或菜渣。然後用大姆指彈掉。有時彈到正站在他面前聽他訓教的犯人臉上，有的犯人輕輕地用手抹掉，有的抹掉後還對楊隊長報以淡淡一笑，意思是沒關係。

有個犯人就是不抹掉，腮幫子鼓起咬緊了牙，表現出一種不滿的神情。楊隊長勃然大怒：“他媽的，難道你還要老子向你道歉不成？” ��

    楊隊長的所作所為確實使人不寒而慄。都覺得讓這樣的人來改造大家，只有死路一條。昨天那個信心勃勃地認為最多一年就能出去的那位老兄也垂頭喪氣了，這就是我到勞改農場的第一個感受和體驗。��

    老犯人還介紹說胡幹事是個好人。當然他說胡好，並不是說他對犯人無原則地寬厚與遷就，而是說他把犯人也當成人看待，不亂罵，不侮辱。犯人犯了監規監約，該怎麼辦就怎麼辦，不節外生枝。我心想：按照毛澤東“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邏輯，老犯人講胡幹事的好話，無疑在幫胡的倒忙。幸好沒人告發，否則又會增加一名可憐的右派。��

    胡幹事40歲左右，中等身材，團臉秀眉，臉上隨時都掛着笑意。是土改湧現出的積極分子，讀過小學，懂農業生產，熟悉當地情況。所以成立勞改農場就被招收為工人，在場部當過採購，管過幹部伙食，後來調到中隊指導犯人從事農業生產，叫生產幹事。他老婆是當地農民，拖着兩個孩子耕作土改分得的一畝多薄田，靠胡的工資買些油鹽柴米，比其他農民家庭強，比城裡人差很多，仍屬於在溫飽線上掙扎的人們。��

    我到三根橋中隊後的頭十天，管教人員就只有楊隊長和胡幹事兩人，基本上沒有正式勞動。與此同時每天都有人被送來，一天有時十幾個，有時二、三十。聽口音大多數是重慶等川東地區來的。我們中不但有各級黨政機關科長、科員、辦事員，還有國營工廠的副廠長，車間主任和普通工人。不但有大專院校的學生，教師、講師，還有新聞單位的記者、編輯。他們有的被扣上極右分子，簡稱極右，歷史反革命分子，簡稱歷反，現行反革命分子，簡稱現反。有的被定為壞分子，反動分子和反社會主義分子。��

    這時我所在的小組已補足14名成員。除我們一起從成都來的5人外，增加了供銷社一位副主任柳召，師範學院學生樊通才，重大學生唐富祥，冶金礦山學校教師黎天青，以及鋼鐵廠、木綜廠、嘉陵和長江兩個兵工廠的工人。我和樊通才、唐福祥被定性為極右，諸崇明、鍾玉倫、毛畢吉、胡永雪為歷反，王滄海，黎天青為現反，柳召被定為壞分子，4名工人有3人定性為反動分子，1人為反社會主義分子。��

    人們不難發現，我們常說的1957年反右派鬥爭，實際是毛澤東受波匈事件[ZW()    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20次代表大會上作了題為“個人迷信及其後果”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後，波蘭西部的波茲南(早年曾為波蘭首都)5萬工人於1956年6月28日上街遊行，要求“麵包和自由”，要求蘇聯軍隊從波蘭領土上撤走；同年10月23日匈牙利數千大學生湧上首都布達佩斯街頭，聲援波蘭的民主運動，由於當局宣布禁止集會遊行，激起了群眾的公憤，到下午參加遊行的人驟然增至10萬餘人，他們推倒和砸碎了高達25米

的斯大林銅像，並占領了廣播電台，……但最後終於被蘇聯出兵鎮壓下去了。[ZW]]影響，把當時國內外形勢估計得過於嚴重，而發動的一次大規模的清洗運動。被清洗的人不止是黨內外55萬多所謂右派，而是比這個數字更多的所謂反革命和其它各類分子。��

    以我原單位為例：這個單位只有80多人，在反右鬥爭中被定為歷反的1人，極右1人，右派6人，中右4人，共12名，占單位全員的13%還多。除歷反被逮捕，極右送勞教外，右派、中右被下放農村監督勞動，每人每月給18元生活費。與此同時，在反右鬥爭中被視為有右傾思想的人，歷史有問題的人和有海外關係的人，則被下放到西昌邊遠山區，美其名曰“勞動鍛練”。並許諾“鍛練好了就回來”。後來的事實證明，連同右派一起下去的20多人只有一名帶隊幹部和兩名鍍金做樣子的回到了原單位。其餘的永遠沒有“鍛練”好，留在邊遠山區生根發芽。為邊遠地區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獻青春、獻終生、獻子孫。其中有兩人因沒

有請准假(被認為是找藉口逃避勞動)而“擅自”回城生孩子和養病的被開除了公職。後來“改正右派”問題時又沒有他們的分兒。所以“下放鍛練”實際是被原單位清洗，他們的命運並不比送勞教的人好多少。��

    再以我後來勞教的築路支隊的情況推算：該支隊1958年收容的上述6類人約8000多，右派不足3000人，也就是說右派只占勞教人員的1/3，其餘的人有許多是單位領導利用反右的機會清除異已，打擊報復，消除對立面清洗出來的。��

    送勞教的人究竟有些什麼事實被戴上那些帽子的？以我所在小組14人的情況作一剖析。三個定為“極右”的情況大同小異，都是響應黨的號召幫助黨整風，在座談會上或寫大字報批評自己單位某些領導官僚主義，不關心群眾疾苦，或批評個別黨員驕傲自滿，在群眾面前表現有優越感或耍威風等等。我們都是20歲左右的青年人，資歷短，見識淺，缺乏權衡大局、洞察弊端的能力。遠沒有涉及到黨的方針政策；4個“歷反”中的三個，都因為念高中時集體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沒有任何活動，解放後參加革命工作時已作了交待，並做了政治結論，屬“一般歷史問題”，不給任何處分，他們本應夾着尾巴做人，但整風時“不思悔改”又跳出來，批評黨員，給單位領導提意見，所以“老賬新賬一齊算”；還有個“歷反”胡永雪，他是個純粹的無線電通訊技術人員，在舊社會從來不過問政治，也沒有參加過任何反動黨團，他的歷史反革命事實是：1949年他任舊郵政局業務股長時，譯電員破譯到一封要求起義的國民黨部隊準備逮捕蔣介石的絕密電報。根據職責他立即報告了他的上司，而他的上司是潛伏在郵政部門的軍統特務，把這個消息告知了蔣的親信。於是蔣介石連夜逃離了那個城市，起義部隊撲了空。這件事解放後他被留用時做了交待，被認為他並非知道上司是特務，有意放走蔣介石。不但沒有追究他的責任，還由於他是當時局裡的技術權威，提他當了副局長兼干訓班主任。可是整風座談會上，他情不自禁地吐出了他在“肅反”運動時挨打被斗的委屈和苦水，因而給他個“不服氣就把帽子戴上”的處理。兩個“現反”都有“右派言論”，一個因被批評的支部書記報復挖苦他，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激憤，打了這個書記一耳光。另一個把復蓋在他的大字報上的反擊右派的大字報撕了，這些就構成了“現反行為”。柳召本是個“三八式”幹部，被定為壞分子的導火線是男女關係，實際是他覺得自己比那個正職幹部的資格老，經常對正職主任投以輕視的目光和不以為然的表情，得罪了正職。正好又被人抓到了男女關係的把柄——經過政策攻心和啟發誘導，和他關係曖昧的女人挺身起來告發了他的非禮行為。三個反動分子主要是違犯勞動紀律，吊二話，頂撞車間主任或工班長。一個反社會主義分子，是因為對調工資不滿，認為廠里太黑暗，於是在一個大白天點了個紙糊的燈籠到工廠上班，引起軒然大波，被視為“惡毒攻擊社會主義社會”。

    三根橋中隊到1958年1月底止，共接收勞教人員200多人，分成4個大組16個小組進行勞動和“教養”，並被告知，從此相互之間不能再稱“同志”，而要稱“同學”。這些同學有的50多歲,有的才10多歲；有的是大專文化、本科生、研究生、學者，有的是文盲或半文盲。不把這些人分類管理，而是分而治之。主觀上是想這些人沒有共同語言，可以相互制約，相互監督。但其結果卻是使許多人在共同的逆境中對遭到政治風暴襲擊的根源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七、逃不出的羅網��

 

那時正值隆冬，所以沒有正式組織大的勞動生產。白天以小組為單位修路，拓寬中隊部周圍的土路，開闢通往前後左右山頭的泥路，干多少算多少。晚上學習1957年8月3日國務院發布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和次日的人民日報社論。��

    我所在的那個小組編序為2大組6小組，負責拓寬，改造、修築溪溝對面通往窪地的約兩公里長的土路，由於工地離中隊部的距離越拉越遠，往返要１個鐘點。經胡幹事同意，午飯由小組派人回去挑到工地上吃。可以避免往返走路消耗體力，飯後可以得到一點時間休息。

    經過10多天的勞動，那條路終於要“全線貫通”了，看到自己勞動的成果，我心裡自然興奮。加之近日一場大雪，把山崖、草木、道路、房屋和灰暗的色調統統掩蓋了。留下的全是皚皚白雪。舉目望去一片銀色世界，那麼光明，那麼聖潔，壓抑了多日的心情忽然開闊明朗起來，忘了煩惱，忘了憂愁……。��

   “快看啦，朝右邊看，那座連綿起伏比這兒高的雪山是什麼山，有誰知道？”諸崇明像發現新大陸似的驚叫道。��

    於是大家不約而同地順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不遠處蜿蜒着一條銀蛇般的山巒，繚繞於雲霧之中，曲折徘徊，雄渾奇秀。��

    王滄海給大家解釋：“根據方位和海拔高程推算，那座雪山應是我國四大佛教聖地之一的峨眉山,那最高的昂起頭的山峰就是金頂。用目測,估計離我們這兒的水平距離不會超過40公里，所以看得這麼清楚”。��

    “我覺得那不是峨眉山而是貢嘎山。因為峨眉沒有這麼高”。師範學院的樊通才提出了質疑。��

    “不對。貢嘎山在甘孜的瀘定縣境內，距這裡有好幾百公里。不可能看得這麼清楚。並且貢嘎山高7000多米，是全省最高的山峰，應該比這座山高得多。”王滄海說得那麼有把握，那麼肯定，儼然像這方面的權威。��

    他的論斷得到了帶領我們修路的老犯人的證實。這老犯人說：“我已在農場呆了4年，對這裡和周圍的山峰都很熟悉，右手邊不遠的雪山的確就是峨眉山。農場的高度只有它的一半。而且和峨眉山一脈相連，所以叫峨邊。貢嘎山應該在大家的左手邊，相距甚遠，只有大好晴天才能看見。但那不是雪山，而是冰山，終年都不溶化。有太陽照耀的時候金光璨爛，像座金山。沒有太陽照耀的時候，晶瑩剔透，水晶般璨爛，像座銀山。我們就把它叫做金銀山”。��   我發現帶領我們修路的老犯人談吐不俗，知識面廣，感到驚訝！一打聽才知道這人解放前讀過國民黨中央政治大學。後在內二警(國民黨政府內政部第二警察總隊的簡稱)任政治教官。因1948年參與鎮壓重慶學生的示威遊行活動，解放後被判有期徒刑12年。因認罪好，給政府提供了許多線索，有立功表現，被減刑為8年。1958年是他服刑的最後一年。刑滿釋放後如果可能，他準備去加拿大。因他的女兒解放前去加拿大留學，後就留在那裡了。�� 

唐富祥是重慶市中區解放碑人。1948年念初中時，跟着他當中學教員的父親參加了全市學生和教職員工“反飢餓，反內戰”的示威遊行活動。被國民黨軍警用高壓水龍頭驅散。他聽了那老犯人的情況很不是滋味，他意味深長地說：“鎮壓革命的人要出去了，被鎮壓的革命人民卻進來了。”��

    我們還陶醉在大自然的無窮魅力之中,一聲吆喝,午飯挑來了,“金包銀”和蘿蔔條使我們回到了現實。��

    挑飯的是定性為“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小徐。他同時帶回一個消息，說去場部挑糧的同學在場部看到了從沙坪泅水逃跑的管洪濤。雙手被反銬着，身體極為虛弱，神情十分沮喪。這消息把大家不久前還開朗的心一下子揪緊了。收工後趕快打聽細節。但挑糧的同學說：他們看到的確確實實是管洪濤而外，但因無法接近，所以逃跑和被抓的經過不得而知。��

    一個月後，農場在場部召開了一次全場勞教人員大會。在總結了學習勞動教養決定的情況和布置下一階段勞動生產後，宣布對一些反改造分子的處理，管洪濤等5個人被押到台前亮相。據宣稱：管洪濤逃跑被抓回後禁閉了20天，仍不低頭認罪，記大過一次。三根橋中隊一個姓宋的重慶崽兒，因打洗臉水與廚房的同類發生爭執，進而打架，楊隊長制止不聽，掏槍警告時他竟敢去奪槍。被認為是反抗行為，逮捕法辦。另一個被派到老林打柴的人，想穿過老林，翻越搖皮崗逃跑，結果迷失了方向，在茫茫的林海中轉了兩天兩夜又轉回到原地。又冷又餓，又怕野獸襲擊。在走頭無路的情況下，只好向“政府投誠”。為了利用“逃跑無出路”這個活材料樹立“坦白從寬”標兵，場部給這人以免予處分的寬大處理。還有兩個人也是被記大過一次，主要是不認罪，“叫囂”要翻案。��

    宋崽兒被逮捕送走，管洪濤補充到三根橋中隊，他傳奇式的逃跑經歷悄悄地被傳開了。 

管洪濤從小在水中摸爬滾打，熟悉水性，又長年堅持冬泳，身體很棒，到沙坪那天晚上翻來覆去睡不着覺。想到愛人即將臨產，一旦得知他被開除送勞教的消息，後果難以想象。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覺得只要能看到愛人把孩子安全生下，冒個險是值得的。所以等大家都鼾聲大作的時候，他喝下隨身帶來的大半瓶白酒(他有喝酒的嗜好)後就出發了……，聽到槍聲時，已經被浪頭打下幾十米遠。水下並不太冷。借着酒興他拼命向下游的對岸游去。但隨着江水對棉衣的滲透，身子愈來愈冷，愈來愈沉，雖然他知道這是生與死的搏鬥，但他的體力終於消耗盡了，身子也凍僵了，最後失去了知覺……待他重新睜開眼時，發現自己睡在一間全是木板釘的房子和用木板釘成的通鋪上。身上蓋着很厚、很重、很硬，且有一股汗臭味道的老棉被。木屋的一角有一堆火，屋子非常暖和。火堆上吊了一口鑄鐵鍋，翻滾的沸水濺出來滴落到火堆上，發出卟哧的聲響，隨即冒一股白煙。借火光看到火堆旁一節圓木上坐了一個年約40歲的壯漢和一個12歲左右的小孩，正翻烤着他的衣褲。他們說是早晨去江里取水回來煮早飯發現他的。見嘴裡還有熱氣，脈搏也在跳動，才把他背回來……，他們是森工局水運處的。因是冬天沒有啥活干，留守的幾個工人元旦放假回家了，輪到他守班。所以兒子趕來陪他。還說這河段經常有汽車和人落水，他們經常碰到救人的事。管洪濤聽後隨即附和着謊稱自己到沙坪來買木材給單位蓋房子。自己帶了一輛美式吉普車。司機很少跑過山路。加之又是夜晚，轉彎急了，衝到河裡，還不知司機是死是活……他因為會點水，掙扎了些時候。父子聽他說得有根有底，合情合理，很同情。安慰他既然撿回一條命就要想開些。並把元旦分的豬肉煮起和他一起吃。還熬了些老薑和辣椒之類的東西給他驅寒。管洪濤雖然得救，卻像大病了一場，全身沒有一點力氣。但知道此處不是久留之地，休養了三天后提出要回省城。臨行前為了感謝救命之恩，從手腕上摘下了有防水功能的英納格手錶送他們留作紀念。但他的棉衣棉褲始終沒有烤乾。那工人又找來了一套雖然陳舊但未破爛的林場職工的“五線譜棉裝”給他穿上。也算是回敬的禮物和紀念品。他襯衫口袋裡的30多元錢已烤乾，正好作盤纏。父子倆沿着山道把他送上公路，在招呼站搭上了從沙坪開來的長途汽車。車上正好有4個沙坪農場的幹部，簡直是無巧不成書。這4個農場幹部職業性地對他的一舉一動做了細緻的觀察。見他有一老一小的當地人護送，又穿着林場工人的服裝，加之游泳運動員曬得較黑，便以為他是林場工人，就消除了對他的懷疑，並與他談天說地的交談起來。由於管洪濤在全國各地參加過比賽，見多識廣，所以沒有露出一點破綻。汽車到了樂山換了車，當晚就回到了省城。但他沒有直接去自己的家，也沒有去丈母娘那裡。而是找了在郊區教小學的姨妹夫。果然證實他愛人已經分娩，生了一個兒子完全像他。於是一種骨肉親情的企盼和衝動油然升起。他不聽勸阻，第二天上午就趕到婦產醫院。終於見到了愛妻和剛出生的兒子。仿佛發生的一切苦難都不存在了，……倆口子泣不成聲，抱頭痛哭。實際上他妻子已經知道他的事情，囑咐他要為孩子好好活着。她一定會把孩子養大，等着他回來。原來他妻子是個堅強的女人。�� 

管洪濤元旦逃跑後,農場當天就電話報告了省勞改局。元旦後勞改局從管洪濤的原單位了解到他的家庭地址和直系親屬情況，他的家和直系親屬立即受到了監視。公安的行話叫“布控”。所以管洪濤後來剛從街上端回一碗香噴噴的荷包蛋送到妻子手裡，就有兩位護士問他是不是產婦的丈夫？請他到院長辦公室去一下，有話要對他說。當然去的地方不是院長辦公室，而是產院的保衛股。兩名公安問過他的姓名、年齡，並核對了照片。認定他就是管洪濤後，被帶到了公安分局，戴上了手銬，投進了稱做看守所的黑屋子。整整8天，直到農場派人來押走。��

 

八、飢餓隨霜雪襲來��

 

一、二月份是三根橋中隊最寒冷的季節，白天氣溫最高只有攝氏0度，晚上最低可達零下8—12度；早晨潮濕多霧。若是晴天，上午必定颳大風，刮得就像《西遊記》裡描寫孫悟空盜芭蕉寶扇那樣：飛砂走石，天昏地暗，日月無光。若上午霧散不開，下午就一定會飄雪。先是飄水雪，後是愈來愈大愈來愈密集的白雪，有時雪裡還夾帶着冰雹。碰到這樣的天氣上工回來，一路泥濘，一身泥水，極為寒冷。工棚所有的“牛肋巴”窗戶已被堵上，但無孔不入的霜風和寒氣仍然可以從門框縫隙、瓦椽子縫隙鑽進來，讓我們這些只墊了薄薄一層蕨草睡覺的人們難以抵禦寒冷。��

    沙坪農場那些犯人監舍改作勞教工棚的屋子裡，沒有法國人鮑若望在《毛澤東的囚徒》一書中描寫的北京草嵐子看守所有一種供熱取暖的煙筒，也沒有北方的土炕。取暖的唯一方法就是用撿回來的樹根蔸在工棚里燒一堆篝火，燒得嗶嗶剝剝，煙霧迷漫，直到晚間學習結束後開始睡覺，根蔸仍未燒盡，濃烈辛辣的煙熏得人睜不開眼。許多人把頭埋進被窩，但不一會兒就覺得透不過氣來，只好又把頭伸出來閉着眼睛忍受着熏烤和煎熬。樊通才說：��

    “這樣下去我們都會像孫悟空一樣，煉成一對金睛火眼。”��

    “真正有一對金睛火眼就好了，大家就不會上當受騙成右派”這話是唐富祥說的。��

    “說話注意點，謹防弄成反改造”，唐富祥身邊的黎天青推了他一下，提醒他。��

    上半夜由於煙熏火燎，許多人咳嗽不止，鬧得多數人沒有睡着，引發了各人的心思：有些人回憶着反右被批鬥的場面。有些人牽掛着自己的妻兒老小。有些人則搞精神會餐，講自己吃過的或聽說過的好吃的東西。還有些人悄悄地談論着男歡女愛方面的事。這固然反映出他們的空虛和無聊，也透露出重壓下的無奈和悲哀。��

    下半夜，篝火已不冒煙，只留下木炭發揮“餘熱”，室內也比較溫暖，多數人已酣然入睡。但好景不常，不久又被起床拉尿的人弄醒。送勞教後已有一個多月沒有沾過葷腥，儲存在體內的脂肪也已耗盡。所以起夜的人越來越多，連我和樊通才、譚富祥這樣的年輕人，每晚都要起一次夜。��

    起夜的大多是在凌晨2點到4點，只要有一個人帶頭，好象條件反射一樣，一個接一個的都要起來拉尿。有經驗、頭腦清晰的人拉尿的落點在桶壁上，只發出簌簌簌不大的排泄聲。而沒有經驗懵懵懂懂的人，朝着桶的中心咚咚咚地掃射，把尿液攪得上下翻騰，刺鼻的尿味被掀起擴散，於是招來一陣臭罵。��

    一個多月來農場的生活供應標準沒有變化，仍然是每人每天大約8兩糧，早餐玉米糊糊，中午和晚上“金包銀”。但隨着時日的增加，肚子裡的油水減少，飢餓感覺愈來愈強烈。所以每當盛玉米糊糊的大木盆和盛“金包銀”的木甑一抬到集中開飯的土壩，200多雙眼睛就會聚焦在一起。只要一聲“開飯”令下，一個個就像猛虎撲食似地向甑子發起攻擊。當時管理人員可能估計不足，還沒有將口糧“分到戶”。仍然是按總的定量供應，個人不受限制，吃得多的多吃，吃得少的少吃，從而引發了“自由競爭”和“多撈多得”。許多人臉上、鼻子、肩頭抹上許多玉米糊糊也顧不得擦一下，只管呼呼呼的喝粥，幾乎聽不到一點雜聲。當第一輪衝鋒下來，盆里和甑里的食物僅有20%最多30%的時候，爭奪更加激烈。因為規定每個人必須把自己碗裡的吃完才能再去盛第二次。所以為了能多吃，各人都用盡心計，絞盡腦汁。有的人先盛大半碗，必然先吃完，搶先第二次再盛滿滿一碗，合起來總量近兩碗。有的人自暴自棄，知道自己沒有第二次的機會，就乾脆一次整夠，盛飯時用木勺靠甑壁將飯壓緊密。吃完後，又覺得確實沒有填飽肚子，感到惋惜。吸取教訓總結他人經驗，也來個先半碗後一碗的策略。結果又落空了……實踐證明，要想“多吃多占”最主要的還是靠拼實力——動作要麻利，咀嚼和吞咽要來得快。有的人沒有哪個實力偏要去拼，結果把玉米糊糊往氣管里灌，嗆得把吞下喉的食物都吐出來了。有的狼吞虎咽，被“金包銀”哽得像公雞打鳴一樣，脖子豎起半天喘不過氣來。有位高度近視的作家×××的眼鏡被擠掉到了粥盆里，又瞎着眼去摸眼鏡，影響了其他人取食，被一個定性為“壞分子”的工人推了一把，一個踉蹌頭部栽到粥盆里，頭髮，眉毛，鬍子粘滿了玉米糊糊，弄得面目全非，斯文掃地。幸好是冬天食物冷得快，才沒有被燙傷。��

    農場吸取上述野蠻取食的教訓，將開飯的方式做了改進，這就是變“無序競爭”為“平均分配”。無論是玉米粥或“金包銀”都按小組排隊領取，每人先給一鐵勺粥或一搪瓷碗飯。舀飯的時候還要用一根筷子沿碗口刮一下，像用斗量大米一樣，以保證分配給每個人的飯食基本上一樣多。但就這樣，也還是會時常發生一些爭執。譬如說執行這項分配任務的值日大組長，對關係好的人就將飯粒壓得實實在在的，以減少空隙率。對關係不好的，則將飯粒抖得松松的，儘量增大空隙率。就是舀玉米粥也有干有稀之分，爭執的結果，多數是不了了之。但也確實有個別人栽了跟斗：譚富祥經過多次觀察，發現有位大組長當值的時候給另一位不當值的大組長舀飯時就玩了花招，被當場抓獲。檢測的結果，那碗壓得踏踏實實的“金包銀”抖散後裝了一碗半。引起了那位嚴厲而又認真的楊隊長的注意。他認為自己欺負這些人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正當行為。而這些同類居然敢“官官相衛”欺壓同類，則是不能容忍的。於是立即將這兩個大組長撤了職，並重申要嚴格執行黨的政策不剋扣一粒囚糧。��

    據說沙坪農場的犯人和勞教的口糧，當時是參照農牧工4級標準供應的，每人每月大約24—28市斤，比城鎮居民的基本口糧稍多一點。為什麼勞教們還會感到十分飢餓呢，其原因之一是這些口糧幾經轉手，“鼠耗”太大，到犯人和勞教人員嘴裡，已大打折扣。其二是初到農場的前40多天沒有沾一點葷腥，菜蔬基本上是無油的。其三，前兩個月沒有像犯人一樣發點零花錢，自己所帶的一點錢早已花完，無法購買食品補充。其四，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逐漸加長加重，熱能和體能消耗得太多，所以每餐二三兩糧的食物囫圇吞棗地滑到肚裡，只能墊個底。在生理上，心理上，精神上仍然處於半飢餓狀態。��

    人和自然界一切有生命的動物一樣，求生存是本能的，有時也是殘酷的和不擇手段的。從原始部落爭奪領地到現代戰爭奪取國土，其實質無一不是為了爭奪財富，爭奪資源，爭奪生存條件。只不過歷史演變了幾千年，人類已從野蠻走向文明，世界業已建立起一個嶄新的秩序，國家制定了國民應遵循的法律，老百姓有鄉規民約，因而掠奪者變得狡猾和隱蔽多了。��  我雖然也很飢餓，也想填飽肚子，免受肉體和精神的折磨。但我們都是些有道德有理性的人，要我們為了自己去損害別人，會被認為是天理難容的事。我們維持生存的唯一辦法就是挖掘潛力，動腦筋。物理教員楊少西(他後來也到了三根橋中隊)根據液態物質的運動規律，創造了吃玉米粥不用喝，而用小勺從碗中心一勺一勺地舀，玉米糊糊沿碗壁下滑，最後碗裡不留殘羹剩跡，比貓舐過還乾淨。重大學生唐富祥則採用“二次加工法”增加食物的體積。具體的做法就是利用清蒸豬肉的罐頭筒，裝上分得的一份乾飯再加上一倍水，放進廚房或飼養房灶孔的風門裡烘煮成稀飯。師院學生樊通才乾脆就以牙疼和腸胃不好為由，請求衛生員寫條子吃病號飯。病號飯就是玉米糊或包穀稀飯。有時候炊事員發慈悲，把甑格沾的，蒸腳水裡漏的飯粒和他們自己沒有吃完的飯一鼓腦兒都倒入病號飯里。所以一份病號飯比出工的人的飯食要多得多。但病號飯的份額控制較嚴。王滄海和諸崇明認識許多可以食用的植物，如滿山遍野的蕨根，搗爛擠出白色的漿汁，加鹽煮沸後可以食用。偶爾挖到野生百合和天麻，都可以直接食用；開春後那舉着小拳頭的蕨苔，翠綠肥厚的野蔥，野韭萊和地木耳、小竹筍等，多得取之不盡，簡單加工後即可入食，補充食物的不足。��

    三根橋中隊200多名勞教人員，絕大多數在飢餓面前表現了極大的克制和忍耐，沒有做出喪失人格的事。但也有極少數“不良分子”做出了損人利已的事，譬如6小組的柳召，在抗日戰爭時期，是電影《雞毛信》中的紅小鬼那樣的孩子。解放戰爭時期參軍，榮立過許多戰功。所以共和國成立後就躍上了正處級的寶座，結果被女人拉下了水。勞教到三根橋，楊隊長覺得此人與自己有相似的經歷，特別開了“革命人道主義”的恩。叫他不出工，留在工棚打掃衛生和給中隊部送水打雜。結果他不爭氣，專偷吃別人的東西。和我同一小組的胡永雪，前不久收到家裡匯來的40元錢，買了兩筒清蒸豬肉罐頭和一罐夾江豆腐乳，開啟後每餐只吃一小塊。結果發現自己吃的與減少的數量不相吻合，引起了警惕。一天下午，他藉口肚子疼痛，獲准提前一個多小時回到工棚，輕腳輕手進了工棚，發現柳召神色慌張地從他的鋪上下來……，經檢查，凝固的豬肉罐頭果然掏了一個坑(他清楚地記得，自己每次用後都要用勺子抹平，做了記號)，裝豆腐乳的土罐蓋也掉在枕巾上，沾了一些豆腐乳汁。真相已經大白，但沒有證據。於是他克制着情緒找到柳召，柳的嘴裡還散發着濃烈的豆腐乳味；他又冷不防地抓起柳召的右手，指縫間還殘存有豆腐乳汁……這下人贓俱獲，丟盡了一個老革命的臉。但善良的胡永雪並沒有告發柳召，反而給了他5元錢。��

    柳召的事發不久，又發生了飼養員偷豬飼料，炊事員偷糧油換衣褲，換手錶的事，激起了極大的公憤。其結果是這些人在批鬥會上挨了幾耳光後，被撤了“職”。��

    但最為嚴重的莫過於楊益權的野山芋中毒事件。他在汽車上拉屎的事已“家喻戶曉”，到三根橋後，在吃的問題上又製造了新聞。楊益權所在的小組修完上工便道後，開始了砍青和開荒的勞動。所謂“砍青”就是把一個坡一個坡，一個山頭一個山頭的灌木和雜草砍掉，割掉；“開荒”就是將砍青後的土地挖開翻轉，撿掉樹根和草根，讓土裡的蟲子暴曬或凍死。一天楊益權看到一節絳紫色小酒杯粗的“根”，用手抓住一拖，感覺是軟的而且冰涼。拉出來一看結果是一條冬眠的蝮蛇，嚇得他數九寒天一身熱汗，大叫一聲差點昏過去。驚嚇過後人們靜下來思考，覺得這東西是可以吃的，特別是當前正值飢餓的時候，哪能讓它跑掉，於是一陣鋤頭亂打，直到這條蛇完全沒有動彈，才用褲帶將蛇的頭部捆住吊在一棵未砍倒的樹幹上，由有膽子有經驗的人操刀，沿蛇的頸部劃了一刀，乾淨利落地將蛇皮剝掉，然後開膛破肚，斬頭去尾，裝入盛萊的臉盆，加入大半盆溪水，撿來枯枝柴禾，咕嘟咕嘟地煮了起來，約莫一個多時辰，一盆有幾顆油花的清燉蛇湯呈現在大家面前。楊益權說：“我說不準這蛇湯有毒無毒，還是由我先來嘗嘗，如果我中毒死了，就算我自動解除勞教，若是沒有中毒反應，再叫你們吃。”說罷，他就操起平時喝水刷牙的口盅舀了一盅蛇湯喝了起來，直到喝完，又吃了一段蛇肉，也沒有中毒反應。他又舀了一盅繼續地喝，大家見他吃得津津有味，有個精靈鬼忽然醒悟過來，說了聲：��

“要死一起死，不怕死的上!”於是幾個勇敢的一哄而上，吃肉的吃肉，喝湯的喝湯，等幾個猶豫不決最後想吃的人要動手時，已經晚了。��

    這次的收穫啟發了大家，從此以後，大家在開荒的時候每挖下一鋤頭都要注意看看有沒有蛇、老鼠、百合、天麻、黨參等可供食用的動物和植物。��

    蛇是再沒有碰到了，但天麻很多、百合很多，黨參也時有發現。天麻和黨參一經發現，撿起來在衣服上擦掉泥土就往嘴裡送。百合就必須煮熟才能吃，不管誰挖到百合都要統一集中起來，用盛萊的臉盆煮熟，大家共用，實行“共產主義”。��

    有一天楊益權挖到幾個卵子大小的塊莖植物，裡面潔白，含有澱粉，還有粘糊糊的汁液。有人說是天麻，有人說是芋兒。楊益權又一次表現了大無畏的獻身精神，但他這次沒有像喝蛇湯那麼勇敢，先用舌尖舐了舐，覺得沒有不良反應。接着又用牙啃了一小塊……這下可不得了，只幾秒鐘的光景，他感覺得喉嚨突然辛辣灼熱起來，隨即就是麻木，乾渴，喉嚨像被封住了，喘不出氣，說不出話……一頭栽倒在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4個人輪換着把他背回中隊部，又換了一扇門板把他抬到場部衛生所。經診斷：屬於誤食野山芋中毒。幸好他還沒有吞下肚，否則可能會危及生命。��

    十天后楊益權回隊了，命雖然保住了。但從此再聽不到他那清脆的笑聲和婉轉的歌聲，他吸取了“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的教訓。��

 

九、轉化和變化��

 

1958年的元旦對楊廳長家來說是不愉快的，因為他們的長子楊少西沒有按常規回家團聚，一打聽才知道因為右派的事被開除公職送了勞教。當母親的心疼兒子，找到當廳長的丈夫質問道：��

   “少西犯了什麼罪送了勞教，你就不過問一下?”��

   “我前兩天就知道了，鐵路局×局長給我打過電話，說少西的問題很嚴重，他直接攻擊了毛主席，要不是萬不得已他們是不會那麼做的。我答覆他說：應該公事公辦，應該劃清界線。”楊廳長這樣回答妻子。��

    “劃清界線!他們劃得清界線，你能劃清界線嗎?你是少西的父親，他身上淌着你的血液。”

    “我還是那句老話：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你就不要袒護他了，應該鼓勵他好好改造。在改造期間我不會給他寫信，你也不要寫，有事情就讓他姐姐和弟弟與他聯繫。”��

    當父親的態度既然已經明確，作母親的也沒有辦法。但孩子畢竟是娘身上的一塊肉，楊母還是背着丈夫親自去找了鐵路局黨委書記和公安廳長，為兒子說情，至少要求將兒子放在省城附近就地改造，以便家人有個照應。但得到的答覆幾乎完全一致，這就是：“反右派鬥爭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他們也愛莫能助。��

    這就是楊少西和我同一天到新村4號，但沒有同時走的原因。母親千方百計拯救自己的孩子，這是每一位做母親的天份。雖然沒有成功，但盡了力、問心無愧。��

    楊少西到三根橋後，見到我和諸崇明非常高興，並帶來一些信息，說我的母親到新村4號領走了樟木大箱，諸崇明的妹妹到新村4號找過諸崇明。另外，元旦節過後，新村4號非常熱鬧，每天都有一、兩百人送來，次日清晨又被送走。他用心統計了一下不會少於六七千人。��

    楊少西並不像他父親希望的那樣接受改造，好好改造，他仍然桀驁不馴，甚至頂撞過楊隊長几次。可能是楊隊長聽了積極分子的匯報，知道楊少西不平凡的家庭背景，才沒有給他懲罰。��

    隨着春節的過去，春天的到來，三根橋中隊的主要管理人員作了調整：楊隊長調走了。據說是仍然去管他那些當過土匪惡霸地痞流氓的犯人。新來的隊長姓劉，年齡50出頭，山西口音，常常把“我們”講成“偶門”，把“勞教”講成“老窖”，為人溫和，與楊隊長形成鮮明對比。與此同時，還來了一位教育幹事，姓周，只有30歲多點，戴近視眼鏡。他對人的態度也很好，說話細聲細氣，很少發脾氣，大家當面稱他周幹事，背地裡叫他“眼鏡”。在工地見他遠遠走來，大家就用雙手的姆指和食指合成兩個圓圈在眼睛上比，向同伴做提示。三根

橋中隊有了好的隊長和管教幹事，200多號勞教人員的情緒像大涼山的冰雪一樣解了凍，覺

得這下活得出來了。��

劉、周到三根橋後，首先抓的工作不是生產勞動，而是複雜混亂的思想。他們分別找了原來當作家、美術家、教授、講師和大學生右派人士談心，了解他們的想法，鼓勵他們好好改造。又召開大、小組長會議，搜集勞教人員的思想狀況和年老有病的人的困難情況，在他們職權範圍之內儘量解決或解釋。同時又指定川大中文系，一個自稱“大黃藥店老闆”的右派學生左連成等幾名文化人組成牆報小組，發動勞教人員寫稿投稿，定期刊出《新生園地》，發表詩歌和散文，反映有關思想改造的感想和感受。這時我寫了一首歌詞，由鍾玉倫譜曲。由於鍾玉倫在每段歌詞後面加了“哼唷呵呵!哼唷呵呵”的過門，有《大路歌》之嫌。於是只發表了歌詞。歌詞的名字叫“宋家山上墾荒忙”。歌詞的內容是：��

“哨音響，起床忙，穿好衣褲疊好被，迎着曙光嚮往太陽，為了社會主義建設，為了改造我們思想，宋家山上墾荒忙!��

 

哨音響，出工忙，跨過溪流越過山崗，掀開沉睡的土地，把它建成新的糧倉，獻出我青春力量，宋家山上墾荒忙!��

 

哨音響，收工忙，扛着鋤頭拎着籮筐，汗流浹背滿面風光，脫胎換骨雖艱辛，大地變樣心歡暢，宋家山上墾荒忙”。

 

    與此同時，劉、周還撤換了一些大組長和小組長，換成清一色的知識分子。反覆強調勞教只是一種最高的行政處分，勞教人員仍然有公民權利，並且有工資待遇。特別是又發起給原單位黨委寫一封匯報信，極大地激起了勞教人員積極改造的熱情。於是，“三個月、半年、最多一年就能出去，甚至會回原單位重新工作”的希望又在許多人的心裡升起。為了早日改造好，早日出去，早日回原單位工作，勞教人員嚴重地分化成左中右三類。“左”，即是積極

向上，積極改造，靠攏政府，經常口頭或書面打小報告的人。“中”，即是不把前景看得那麼好，也不看得那麼壞，持觀望態度的人，對積極分子應付着，但不迎合；對反改造言行也不苟同，對一切都持中庸之道。“右”，當然就是那些把前途看淡，情緒消沉，甚至思想牴觸的人。左中右三類人中，又兩頭小中間大，中間成了兩頭爭取的對象，所以日子最不好過。��

    二大組的冷宗懷是大組長，經常聆聽管教幹部的教誨和鼓勵，自然雄心勃勃，信心大增。為了早日改造好出去和妻兒老小團聚，不得不表現自己。要表現自己就不得不犧牲他人，不得不出賣良心。��

    冷宗懷，貴州人，1949年畢業於武漢大學財經系，為追求本校的“校花”——一個美麗的川籍女同學而到四川參加了征糧剿匪工作，征糧剿匪工作結束後，被安置在專署農業局工作。後又調到省里，並被榮升為會計科長。俗話說：禍不單行，福不雙降。與他一直情書往來的美人兒突然與他中斷了聯繫。後來一個與這位女同學同寢室的女友轉告他：“聽說你有政治歷史問題……而她是共青團員，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得不中斷和你的戀愛關係。”後來經過打聽，才知道他的情人已嫁給了一個比她大二十多歲的軍人。”冷宗懷聽到這消息如五雷轟頂，他懷疑本單位人事部門的幹部科長插手了此事。因為這位科長的丈夫是那位軍人的幕僚，定是她穿針引線，並把他的歷史問題有意泄露給了女友。因為冷宗懷害怕女友知道他讀高中參加過三青團的事被嚇倒而失去她，一直沒有向她說明。為此，他耿耿於懷了數年，1957年整風座談會上他終於出了口氣，把這件事抖了出來。並指責“人事幹部不應該私自泄露一個幹部的歷史檔案材料”。反右派鬥爭開始後，他的行為被認為是“借題發揮，實際是攻擊黨的人事制度，敗壞解放軍聲譽，毀我長城”，因而被戴上“歷史反革命”帽子開除公職，強制勞動教養。��

    冷宗懷當勞教大組長被圈定在“積極分子”行列。為了不辜負政府的信任，於是就處心積慮、挖空心思地搜集同類的材料，並加油加醋、誇大其詞。譬如被逮捕的宋崽兒，就是他作偽證，說宋崽兒去奪楊隊長的槍。宋被逮捕後雖經反覆審訊，嚴刑拷打，始終沒有承認“奪管教人員的槍”。後經法院多次調查取證，有多達5個人證明是宋崽兒見楊隊長掏槍嚇壞了，本能地向後退、結果腳踩滑了，向前一躥頭碰到楊隊長身上。特別是與宋崽兒發生爭執的當事人良心不泯，證明確實是因為踩滑了撞到楊隊長身上的，並不是去奪槍。楊隊長經過回憶，也覺得對方當時沒有從他手裡搶奪槍的動作，也不再堅持是“奪槍”的說法。所以宋崽兒最後只判了三年管制，繼續勞教。��

    這件事情傳開後，許多人對冷宗懷有了戒心，在他面前只說正面的好聽的，讓他抓不到需要的東西，但是他並不甘心，言論上抓不到東西就從勞動生產和紀律制度入手。��

    可能是6小組有胡永雪和毛畢吉這兩個兩個老人和一個老革命柳召的緣故，沒有安排去墾荒，而是燒草木灰積肥。具體的工作就是把開荒砍倒的灌木，割倒的蕨草，挖出的樹根、草根和地表腐質土堆集起來燒成灰。這項勞動沒有開荒那麼消耗體力，也沒有定額。燒草木灰是手工勞動，但有一定的技術要求，這就是不能用明火燒。灰燒成後，要轉移到灰棚，然後澆上人畜糞水，攪拌均勻後堆積起來，經過發酵就成了有機肥。��

    我和諸崇明在三根橋中隊只呆了四個月，有三個月在搭灰棚和燒灰積肥。這當中最重的勞動就是挑糞水拌灰肥，最輕鬆的當然是搜集草木燒灰。三個人一組負責一個山頭，只要堆子砌好，點火封頂，就留一個人慢慢往頂上添腐質土，其餘兩人可以輪換着休息。若是撿到百合、天麻、黨參，還可以用灰堆的余火里煨食，然後鑽進草叢睡一覺。當然睡覺時得有人放

哨，發現情況就咳嗽，或高聲叫喊：“拉屎拉快點，火要燃出來了!”��

有一天我和王滄海、胡永雪把老堆子整理了一番，又新點燃一堆，封頂後沒有事了。又值初春，有暖洋洋的太陽。我叫王滄海和胡永雪到草叢裡去睡覺，我放哨。一個小時後忽然肚痛要拉屎，又不願打擾兩人的好夢。於是麻痹了一次，也鑽進了草叢。結果冷宗懷來巡察小組勞動情況，被逮了個正着。認為我們是消極怠工。匯報到中隊部後，指定三人在小組學習會上作檢查，並寫了保證今後不再怠工。��

    又一天我和王，胡燒灰忘記了帶火柴，王滄海到隔壁山頭去找同組的人借。剛剛轉過山坳，忽然一陣幽怨纏綿的歌聲隨風飄來，他聽出是冷宗懷用男低音唱的，立即駐足細聽，歌詞大意是：�ァ�HTK〗

    “我走遍了茫茫的天涯路，望斷了多少雲和樹，多少的往事堪重述，你呀你在何處?我難忘你憂鬱的眼睛，我知道你沉默的情意，你牽引我到一個夢中，我卻在別個夢中忘記了你，啊，我那夢和遺忘的人，是我最祝福的人……。”��

 

    等冷宗懷哼唱完，王滄海突然冒出來站在他面前。冷宗懷估計王聽到了他唱的歌詞，不自然地臉紅了起來。王見他窘得那副樣子，連忙安慰他說：“大組長你放心，我不會報復你，說你沉湎於小產資階級的情趣中。我知道你至今還懷戀着你那舊日的情人。不過我勸你，俗話說“覆水難收”，變心的女人就像潑出去的水，有什麼值得留戀”。��

    “謝謝，我很感謝你的理解，那件事(指告發王等消極怠工的事)我很慚愧，很抱歉。”“這倒沒有什麼，在小組做個檢查，比起反右時在單位受到的批鬥算是小菜一碟。不過，我也得

勸你一句，希望你今後做事要瞻前顧後多想想，既要為自己想，也要替別人想。”��

冷宗懷聽後臉更紅了，一直紅到脖子，連說：“是的，是的”。��

冷宗懷後來並沒有兌現他向王滄海的承諾，仍然總是想踩在別人的肩頭上走向他新生的

天堂。

 

十、春光短暫��

 

劉隊長和周幹事到三根橋中隊抓了政治思想工作後，見勞教人員的改造熱情和改造信心已被激發起來，就立即轉向抓勞動生產，掀起一浪又一浪生產熱潮。開荒、積肥、犁田、砍柴、養豬都規定了指標，下達了定額。並把完成生產任務視為積極改造的實際行動和具體表現。與此同時，宣傳鼓動工作也接着跟了上來，除了已辦的牆報，又在各大組設置了廣播員，拿着話筒到工地，到吃飯的地方宣傳好人好事，公布各小組生產任務完成情況，這無疑是鼓勵也是鞭策。一時間三根橋成了“南泥灣”，《南泥灣》的歌聲也此起彼伏。尤其是開荒的，幾個小組幾十個人在一起開荒，情緒更是激昂。很多人的手心磨起了血泡，用手巾包着又繼續干。有的人有病或鋤頭挖傷了腳趾，也“輕傷不下火線”。開生荒的定額為0.07畝，熟荒為0.2畝，均一再被突破。生荒就是從未開墾過的“處女地”，表土下面是盤根錯節的樹蔸和密如蛛網的樹根蕨根，每挖一鋤都要用很大的力氣。還要把樹根蔸挖掉，把樹根和草根撿乾淨。有時用力猛了鋤把折斷，有時鋤頭鬆動脫落，還要耽誤時間，影響工效。有個剛轉業到鐵路局就被送勞教的李姓軍官，開生荒一天完成了0.3畝。有人不相信，但經檢查完全合格。他介紹經驗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的鋤頭磨得很鋒利又安裝得結實，不會脫落。鋤把用瓷碗碎片刮得很光，所以不磨手……這些當然都是可以學會的。但最根本的原因他沒有介紹，也是不可能學到的，那就是他本來就是農民，從小就挖土扒地，又身材魁梧。面對這種形勢，許多身體沒有實力但又不甘落後也想掙表現的人，就只有滲雜使假。因做假的人多了，法不治眾，大小組長也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6小組的毛畢吉是財經學院老資格的講師，已五十多歲，有胃病，吃了包穀碎粒的“金包銀”不消化，患上胃炎，在場部衛生所住了一陣子醫院，稍好後回隊接替柳召守工棚打掃衛生。經不住工地上熱鬧場面的誘惑，也想掙表現，硬撐着要參加“戰鬥”。那天，6小組正好是轉運糞水拌灰肥，他挑了半挑糞水，在下坡的路上滑了一跤，糞水潑了一身，着涼發燒又送進衛生所住院。結果是肺炎胃炎一齊發作，當時那裡沒有比較好的消炎藥物，很快發展成胃潰瘍和肺氣腫，吃不進食，一個月後骨瘦如柴，不久就告別人世。參加埋葬的同類在他的墳堆前立了一塊木牌，上面寫着“毛公畢吉先生之墓”。名字前面沒有冠什麼“分子”之類的東西，似乎可以理解為死了就沒有了帽子。��

    這是我勞教後碰到的第一樁死人的事情，並且是和自己朝夕相處了近三個月的老人。我

心裡不無悲傷地想：他要不是被打成反革命到這深山老林來，何至於這樣的病都醫不好。

毛畢吉上海人，大學畢業就到財院講授財政與金融達30年，他的學生遍布西南各省區，可謂桃李滿天下。他的死給許多人的心靈罩上了一層陰影，但又覺得要逃脫這可悲的命運，只有拼命的勞動，改造好了才能離開這個鬼地方。據說毛畢吉病逝不久，作家劉盛亞(曾作小說《再生記》，受過規模僅次於《紅樓夢研究》的批判)西師的講師董時光，漫畫家汪子美，也相繼病重。前者死於沙坪農場，後者死於築路二支隊，唯獨沒有聽到過汪子美的消息。但估計即使是能活下來，也難逃文化大革命那場浩劫。��

    三根橋中隊還有一種勞動非常繁重、非常艱苦，但相對來說比較自由，這就是上老林打柴。林中異常潮濕，靜寂，且有野獸、毒蛇出沒。旱螞蝗和野蜂也非常猖厥。不曉得楊少西燒錯了那柱香，竟被選去作樵夫。對於這位生長在大城市的青年來說，不要說用板斧伐倒一根樹有多難，單單把樹化整為零拖回去就不容易。一段直徑不足20厘米的野栗子樹或山青槓就有100多公斤，運輸途中有溝有坎；有上坡下坡，途程10多公里，往返要走四、五個小時。��  幹這活的共有一個班14人。和楊少西做搭襠的叫韓昌華，是剛從唐山鐵道學院畢業的學生，分配到第二勘察設計院作技術員，也因“鳴放”定成右派送來。由於父母是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經濟比較寬裕，所以衣着穿戴不凡。到三根橋後仍然穿皮卡克、皮馬褲、皮統靴、白手套，加之身高1.8米，非常出眾。有一天他們各拖了一節直徑22厘米

長的野山栗樹幹，上坡時兩人合起來抬，下坡時各拖各的。由於地面的冰沒有溶化，樹幹溜得比人跑得快，常把腳後跟撞得皮開肉綻，於是他們就用一根棍在後面撐着樹幹往前滑。但由於樹幹短，溜得快，被岩石撞下了10多米深的溝里，等到後面來的夥伴幫忙，花了一個多鐘頭才搬上路來，弄得一身泥，一身水，衣褲被掛破掛爛……回到隊上早已開過了晚飯。又一次由於晚上下了一夜雨，路上十分泥濘，泥漿成了潤滑劑，楊少西和韓昌華吸取上次的教訓，怕木材溜出軌道(由於長年累月在地上拖木材，路的中央形成了一條寬0.8—1.2米

的土槽)，就死死地抓住拖木柴的棕繩(棕繩一端套在鐵環上，鐵環有成鍥形的尖釘深深地釘在樹幹上，俗稱釘牛)不放，與木頭賽跑，木頭跑到了人的前面，成了木頭拖着人跑，把楊少西拖倒在地，拖了10幾米遠，爬起來已成泥人，肩、膝、手腕在地上磨得青一塊紫一片。抹了些碘酒紅藥水之類，第二天還得繼續再干。��

    楊少西和韓昌華為了擺脫困境，於是動了腦筋，他們發現廚房和飼養房柴堆里堆的柴很多，每天還在增加，堆子亂翻翻，弄走一兩節木頭覺察不出來。於是他倆晚上學習結束前佯裝上廁所解大便，換着放風，各去偷一段木柴，搬到打柴的路上藏起來，第二天又裝肚子痛掉在其他人後面，把當天打的柴埋伏在半路上，然後把昨夜藏着的扛回去交差；第二天又把昨日埋伏在半路的拖回去交差。這麼一來，干一天活完成兩天的任務。楊少西得意地說：“他們天天喊大干，快干，拼命干!我給它來個巧幹。”��

    三根橋中隊自從換了隊長和教育幹事後勞教人員的生活已有了稍許改善。雖然糧食定量沒變，但包穀磨得細些了，基本上是包穀粉，10天休息日還吃了臘肉，每人分得2兩多。也發了零花錢，夠買低質的肥皂，牙膏、牙刷、信封、郵票和針線。但大多數人都用來買了吃的——可買幾十個小麻餅。��

    最令人振奮的是，我和諸崇明等4個人突然被通知打好被包到場部管教股去，引起了猜疑。以為這4人是第一批要放的人。但是有人，特別是那些積極改造，靠攏政府的人，覺得這4個人改造表現平平，難以理解。只有楊少西和王滄海不相信這麼快就會放人，他們與我和諸崇明道別時說：��

    “前途莫測，好自珍重，後會有期，一路平安”。��

    我引用屈原的詩答道：“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十一、去大堡的路上��

 

我和諸崇明也以為原單位把自己的問題搞清楚了，可能要把我們要回去。但到場部管教股後，方知是要我們隨勞改局勘察二隊分別去大堡和五渡溪作地形測繪。我們的具體工作就是跑花竿、立塔尺、打土鑽。��

    我和諸崇明這次要分開了，我們一個去大堡，一個去毛坪和五渡溪。我們一行共10人，由一個姓邱的幹事領隊，並負責操作經緯儀。兩個技術員繪製地形圖和作現場勘測記錄。我這次又結識了一個新朋友，是從公安勞改系統揪出來的右派邢榮光，重慶人，十八歲參軍，復員後即被安置到一個大型勞改農場作宣教工作。整風反右時是領導小組成員，因對處理右派與領導發生意見分歧，進而產生對立情緒被補成右派，開除公職。具體的事實是農場醫院有個外科醫生，原本在一家市屬醫院頗有點兒名氣，領導把他要到公安局來，後又嫌人家有“海外關係”，不放心擺在公安機關，先冷處理到城裡的勞改工廠，後又“下放”到邊遠的勞改農場，害得快要與其結婚的女友都吹了。所以這個醫生在整風座談時發了點牢騷，說他從公安局到勞改農場來是不判刑的勞改，不成其名的流放。在研究和討論對這人的定性和處理時，作為整風反右領導小組成員之一的邢榮光堅持“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和“批判從嚴、處理從寬”的原則，不同意給這人定右派，更不同意開除公職。於是，他自己後來就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強制勞教。

    我在沙坪告別諸崇明後和邢榮光等人踏上了去大堡的路。當時從沙坪去大堡沒有公路，只有驛道，其間還要翻大泉山的“解放崗”，有兩天路程。測量隊的工器具除了一台貴重的經緯儀由邱幹事親自背而外，其餘的花竿、塔尺、活動三角架、平板儀和土鑽，則要7名勞教分擔。我這下犯了愁，我連走路，背自己的被蓋卷都覺得肩膀被勒得透不過氣來，哪裡還扛得起那麼重的東西。最後多虧了五位工人同學發揚互助精神，把花竿，三足架之類比較重的東西承擔了，我只負擔雨傘的足叉，邢榮光扛了土鑽，就這樣我倆還是掉在後面。��

    那天中午在途中一個山村野店吃了一頓午飯。米飯沒有滲雜包穀，菜是回鍋的刺龍苞(一種喬木芽尖，經沸水燙清水漂後可煎炒的山民喜食的菜)。��

   “解放崗”就是橫臥在沙坪與大堡之間的大泉山的山脊，海拔不算高。但懸崖疊嶂，山勢險要，有一夫當關，千軍莫開的讚譽。1955年9月中共四川省委向中央上報了關於在涼山彝族地區實行“民主改革”的初步方案。為此，少數不願“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奴隸主於12月底煽動了武裝叛亂。他們到處圍攻城鎮區鄉政府，襲擊軍政人員，殺害軍政幹部，農牧民積極分子和家屬，叫囂“永不進行改革”!為了阻止解放軍增援，他們在“解放崗”一帶設伏，發冷槍，放暗箭。直到解放軍拖來山炮轟垮他們的工事，在貧苦彝民的帶領下抄襲了他們的後方，才攻上了山崗，解放了山崗。後來人們就稱這個山崗叫“解放崗”。��

    我們第二天爬上解放崗時，原來那是個風口。山上有許多戰壕，戰壕里有許多鏽蝕的彈殼，還有兩具殘缺的骷髏聚集了許多螞蟻……據說當年戰鬥結束後因雙方死的人太多，山地貧瘠掘坑困難，加之追擊殘匪的任務緊急，沒有掩埋完的屍體只好澆上煤油付之一炬。不難想象解放崗戰鬥多麼悲壯多麼激烈。��

    我們到達大堡天還未黑，大堡城的輪廓清晰可見。大堡並不大，直徑不過1公里多，四周圍了一圈土築的城牆，是個名副其實的城堡。據說大堡是民國三年(1914年)改廳為縣後始建的，是大小涼山北部重要的物資集散地，商賈雲集，曾經相當繁榮。但我們見到的大堡已無昔日的輝煌，除了一個郵政所，供銷社，土產門市部，幾乎沒有商店，非常冷清。但有一個地方例外，那就是沙坪勞教所的轉運站。這裡每天有許多人來來去去，熙熙攘攘，非常熱鬧。因為沙坪農場本部已人滿為患，才決定在大堡辦分場，向外擴展。這就是我們此行作地形測繪做水文地質調查的原因。��

 

十二、小青年成為右派的經過��

 

查遍中國詞書字典，漢文字“右”頗多褒義，古代把右作為上位，如“無出其右”，意即“沒有能勝過他的”意思；《漢書·田叔令》：“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古人以右為尊，如《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位在廉頗之右”，引申為高貴；古代又稱世家大族為“右姓”，如《漢書·郭�┴榧蔼獋鳌罚骸皬娮逵倚眨�各擁眾保營，莫肯先附。”又如《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為右姓”；古時右同“佑”，有照顧、贊助和幫助的意思，如《左傳·襄公十年》：“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古代朝臣命官均設左右，如左史右史，左師右師，左丞右丞等等、等等。��

在英文“RIGHT”這個單詞，既可以當“右”講，也是“正確”的意思，也即是說在英文裡“右”和“正確”是字母完全相同的單詞。��

    然而現代中國，特別是1957年反右以後，那支《社會主義好》的歌和“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歌詞響徹神州大地的時候，幾乎是談“右”色變，視“右派分子”如洪水猛獸。據說，還有人曾建議把馬路改為“向左行駛”，但因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是“向左行駛”了，才沒有被採納。那麼“右”和“右派”究竟是一個什麼東西，或是什麼玩藝兒?我們有責任弄清楚。��

    據說200年前，法國國民代表大會分裂為三派，一派主張皇室對國民代表大會的決議有絕對的否決權；另一派只要求中止皇室的否決權，再一派則要求完全廢除皇室的否決權。這三派在參加國民代表大會時各踞一方，從主席的坐位上看去，前者正好坐在右邊，而後者正好坐在左邊，自此以後，右邊的一派(簡稱右派)成了保皇守舊的同義詞，左派則成為革新、激進的稱謂，並在全世界成為通用的政治術語。��

    不過在共產主義者看來，除了資產階級是右派的主體而外，右派人群還包括共產主義者中一部分偏離了馬克思主義路線的人，如俄國共產黨(布)的頭面人物之一布哈林。馬克思認為，資本家與工人階級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利益衝突，而布哈林認為資本家可以通過和平方式轉變成社會主義者；在國內政策方面，斯大林認為在聯合中農的問題上首先要保證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而布哈林則贊成以各種方式與中農階層結成聯盟；前者強調國家作為市場調節者的作用，後者妄圖開闢自由貿易時代；前者把發展工業作為重建農業的關鍵步驟，後者則堅持要把重點放在發展個體農業的耕作上，布哈林最終被斯大林清除出了蘇聯共產黨，聯共(布)黨史將他列為蘇聯右傾路線的代表。在中共黨內，也毫不例外地一直進行着左和右的鬥爭，按照當時的說法，中共的創始人之一陳獨秀就是黨內右傾機會主義最突出的代表，以後又出了張國燾、王明、彭德懷等；特別是“大革文化命”期間，可以說是把對右的鬥爭和剿殺推向了頂峰；文化大革命與1959年反右傾，1957年反右派，1955年反胡風……一脈相承。

    按漢字字義解釋“右派”應是群體，而“分子”則是個體，把群體和個體合併起來稱作“右派分子”，並作為一頂政治帽子給人戴在頭上，將其打入冷宮，這是中國獨有的一大發明。

    在那個時代，是怎樣把許多正直善良的人們打成“右派分子”的，新時代的文學家和記者們對一些大右派已寫了許多專著，這裡介紹的小人物就是我，參加工作後在單位也算是個紅人，先後在監察、人事和兵工撥款部門工作，一直受領導信任和器重，是黨組織列入發展計劃的對象。��

    整風運動開始後，我想這是讓黨考驗自己的好機會，決心響應黨的號召，向官僚主義作鬥爭。於是將平時群眾反映強烈和自己也知道的情況寫了一張題為“笑聲和淚水”的大字報。內容說的是我們單位一個叫陳世銘的黨員像他祖宗陳世美一樣，進城當了官就拋棄自己在農村的結髮妻子。這個妻子當時還不知道丈夫變了心，以為丈夫“革命工作忙”才沒有給她寫信。於是千里迢迢從川東老家趕到省城看望。哪曉得當丈夫的不但避而不見她，還以“包辦婚姻”為由提出要與她離婚。負責接待和處理此事的人事幹部周碧蓉，不但不規勸陳世銘以共產黨員應有的道德品質與妻和好，反而對其妻說什麼“他既然已對你無心，補起也是疤，不如早離早好”。其妻見組織上的人都這麼說，萬般無奈只好同意離婚。後來這女人沒有回老

家，嫁給了單位大門口一個做樟木箱子的木匠。她每天目睹陳世銘和周碧蓉上班下班。不久就聽說陳和周結了婚，經常雙雙對對地出現在她的眼前。於是就憤怒地指着周的背脊骨罵：“不要臉的東西，原來是勸我離了，她去……。”��

    後來這樣一對在人民群眾中有如此惡劣影響的男女，男的提升為副科長，女的被吸收為預備黨員。為此，我抱不平，寫了那張大字報。並指出：一個政黨的腐敗從成員開始，一個

人的腐敗從生活開始。後來我又在全機關幹部的整風動員會議上做了發言，我說：“新中國的建立來之不易，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者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那些為國家為人民英勇犧牲，流血流汗的共產黨人，永遠值得我們景仰和尊敬。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新中國成立後，有少數投機取巧，抱着升官發財，好找老婆而混進黨里的人，別人不做的事他們做，別人不敢做的事他們也要做，但不是好事，而是壞事……。”這段話是完整的，中心意思非常清楚，可是經過別有用心的人斷章取義就改變了性質。��

    不久《四川日報》在報導省政府直屬機關整風反右情況的文字中稱：在這次整風運動中黨團內部的右派分子也跳了出來，與黨外的右派分子裡應外合，企圖把黨搞臭，×××單位一個為了升官發財好找老婆要求入黨，理應未被批準的共青團員李才義竟說“共產黨員是別人不做的事他做，別人不敢做的事也做，但都是壞事。”��

    看了這篇蓄意歪曲的報導，我所在單位90%善良正直的人都怒不可遏，義憤填膺，立即

寫了一封給廳黨組的信，要求上級黨組織派人來查清事實，辯明真象。許多人對我表示同情，也為我擔心。但我則不以為然，我覺得自己家庭和本人都很清白，沒有任何政治歷史問題。自己熱愛黨，擁護社會主義，抱着“樹正何愁月影斜”的態度，決心與不實事求是的錯誤作鬥爭。我怕那封給廳黨組的信又被說成“誣告領導”，就建議把內容公諸於眾。那知道信一公開就獲得群眾支持，當即有80%以上的人自發地在上面簽名。還有人提議乾脆把信交給省委。說廳領導和單位領導是一個鼻孔出氣的。由於我在人事部門工作，經常去省委組織部替調出調進的黨員幹部轉組織關係，對省委機關比較熟悉。大家就推舉我和另外四名共青團員將簽名信給省委送去。接見我們的是省委書記處書記兼組織部長許夢俠。許書記不但沒有批評我們，還給我們加油打氣。可能許夢俠當時也不知道“引蛇出洞”的玄機，說整風運動是毛主席領導和發動的，目的就是要反官僚主義。共產黨是執政黨了，有些黨員確實滋生了驕氣和傲氣，甚至腐化墮落。共青團員是黨的助手和後備軍，理應處處起帶頭作用，整風運動也不例外……黨團員都不積極發言幫助黨整風，群眾還敢發言嗎?最後許書記當着他的秘書表態說：“你們的行為是正確的，沒有錯，單位不會對你們打擊報復，也不敢打擊報復，我們黨決不允許打擊報復”。��

    然而許書記的講話和表態不到一個月，揭發右派分子李才義反黨罪行的大字報便鋪天蓋地。小組、聯組、大會、小會和全廳系統在省府辦公廳大禮堂召開的特大會、輪番批鬥，反覆追查我在省文聯“文藝創作輔導班”學習時認識流沙河、石天河、白航、曰白等右派分子的情況，交待與他們的黑關係……無窮無盡，無休無止。實際上除了流沙河，其他的人我都不認識。與此同時，我的行動也受到了監視。回家、上街背後都有人暗中盯梢。��

    我當時只有19歲，天真稚氣，火燒到眉毛也不知道着急。竟學着革命小說、革命電影片

里，地下工作人員與特務、密探周旋的方法耍弄監視我的人。有時我故意鬼鬼祟祟在電線竿

上貼的招生廣告和醫治疑難雜症的廣告信息上看看，然後假裝偷偷地掏出鋼筆在手掌心胡劃

幾下，給監視我的人造成一個“可能要與誰接頭聯絡”的印象，然後又真的去那些英語補習

班，數學補習班的報名處報個名，或去私人治牙、治牛皮癬的地方去問一問聊一聊，把監視

的人引向歧途，哭笑不得。但有一次我真的着了急。省委書記說我們沒有錯，單位又把我們

當成階級敵人，我想不通，於是偷偷給許書記寫了一封信，藏在貼身的襯衣口袋裡上街油印。

但監視我的人跟得緊，周旋了一個多小時都沒有甩脫。後來我忽然想起監視我的人是外地人，對成都的街道不熟悉。我立即把監視的人引到安樂市(今西南影都和紅旗商場)連續拐了幾個拐，突然鑽進了安樂市中心通往皮房街的一條巷子(當地叫“門斗兒”北方叫“小胡同”)。這巷子兩頭都有大木門，我進去後順手把木門掩上。外地人根本不知道這是個通道，特別是掩上了門。我從皮房街溜出，出了一身汗，鬆了一口氣。隨即趕到鼓樓南街一家私人油印店請他們刻印三份，並付了錢，約定第二天去取。誰知第二天早上剛上班，就被通知到整風辦公室去一下，一進辦公室門就看見我昨天送去刻印的東西擺在辦公桌上。心裡明白了。接着，那個整風反右領導小組的負責人鐵青一付臉對我說：你寫的東西人家已退回來了，人民群眾的覺悟是高的；鑑於你對運動的牴觸情緒，頑固堅持錯誤，拒絕接受教育，經我們研究決定，讓你到基建工地上去幹些雜活，很好的反省自己……。��

    其後過了約兩個月，1957年12月的最後一天又接到通知到禮堂開大會。我以為是布置元旦節假日有關消防、保密、衛生等例行公事。但進到大禮堂剛坐定，忽然外面響起了汽車轟鳴的聲音，很快人事科保衛股股長領着檢察院的人和兩名公安士兵進到會場，會場裡的人立即鴉雀無聲，空氣頃刻凝固……我表面顯得平靜，精神卻異常緊張，但心裡不斷自言自語：不會，不會。接着整風反右領導小組負責人宣布：��

“現在開會，宣布對反革命分子曾××的處理……開除公職送司法機關審理。”��

接着將曾××喚到前端，由檢察院對其宣布逮捕令，並立即戴上手銬由公安押走。��

事情到此好像已經完了，我輕鬆地吐了口氣。誰知接着宣布的是對右派分子的處理。當

我聽到自己的名字時，我立即暈了過去，只隱隱約約斷斷續續聽到一些詞句：“……極右派分子，……開除團籍，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他不但是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而且是個煽動群眾與政府鬧事的反動分子……”。��

    我從此背起這一沉重的右派十字架，走進苦難，走向深淵。��

 

十三、喚醒沉睡的大山��

 

次日清晨，從雲層縫隙放射出的萬道光芒把天空映紅，把大地照亮，白色的晨霧冉冉升起，升向無際的天空，與雲層渾然一體，萬物豁然甦醒，沉睡的大山也被隨風飄來的歌聲打破了寧靜：

　　是那山谷的風吹動着我們的紅旗，��

 

　　是那林中的鳥為我們報曉黎明；��

 

　　……��

 

　　我們有火焰般的熱情，��

 

　　戰勝了一切疲勞和寒冷��

 

　　背起了我們的行裝，��

 

　　走遍了荒原和草原，��

 

　　為祖國尋找地下寶藏。

 

　　這歌是兩個技術員一起唱的。這是20世紀50年代流行於地質勘探部門的《勘探隊員之歌》。我在三根橋中隊聽王滄海唱過，也跟着學了幾句。於是附和着一起唱了起來。這歌詞感染了邢榮光等，他們也跟着反覆唱誦……嘹亮的歌聲響徹原野，迴蕩在山谷，驅走了疲勞，驅走了寒冷——我們輕快地在熹微的晨光中前行，要去的地方是三中隊。��

    從大堡鎮去三中隊的路，比起沙坪去三根橋的路，要好走得多，並不是這裡有人工修築的正規路，而是這裡的山勢坡度比沙坪農場的坡地舒緩得多，平坦得多。我後來從三十萬分之一的地圖上找到了諸如跑馬坪、老熊坪、撕栗坪、苦竹坪、檀香坪等小地名，不難看出此地能稱“坪”的地方很多，這是一片非常遼闊的高平原地帶，也是一塊廣袤的處女地。沙坪農場的人沒有來開墾前，是彝民的天然草場和放牧地，放養着成千上萬頭牛羊。這裡的路也是人畜踩出來的，而且是最近才踩出來的。是成百上千勞教人員踩出來的，有些地方野草還沒有踩死，仍頑強地萌發出新芽，走在上面軟綿綿的，抵銷了部份力量。所以10多里路仍舊走了兩個多小時，到三中隊時已快晌午了。��

    大堡分場五個中隊的房屋除管教人員的辦公室、住室和保管室是土築牆體茅草屋面外，勞教人員的工棚和廚房，全是籬笆牆和茅草頂。工棚內沒有來得及架床，勞教人員都睡在潮濕的地上。我和邢榮光等人到時，工棚已住滿人，無法再插進去，所以因禍得福，被安排在保管室里睡。保管室有扁擔、撮箕、鋤頭、撬棍、斗笠、蓑衣。斗笠可以擋風，蓑衣可以墊睡，撮箕可以枕頭。��

    我和邢榮光等人將保管室零亂的勞動工具整理一番後，騰出了七個人睡的位置，又將蓑衣在地上墊了厚厚一層，然後將被蓋和墊絮鋪上，就出外遛了一圈，發現那些人沒有出工。有的在洗衣，有的在縫補，有的捉虱子、有的寫信，有的看書……一打聽，才知道這一天原來是“五·一”國際勞動節。��

    我自從到沙坪農場後，已習慣了聽口哨起床，聽口哨出工，聽口哨吃飯，聽口哨……根    本就記不得哪月哪日，也沒有必要去記哪月哪日，反正一切行動聽口哨，一切聽天由命。�� 

中午開飯了，我們7個人領到了一份與其它14個勞教人員一個小組數量相當的飯菜——半臉盆臘肉，一盆臘肉湯煮的元根蘿蔔和壘尖尖一盆“金銀飯”比應得的多了約一倍。所以吃得很飽，也吃得開心。我們何以會得到這樣的優厚待遇?究其原因：一是事務長通知給勘察隊準備飯菜，認為勘察隊是10個人，不知道有3個吃幹部伙食。所以就乾脆給了一個小組相同數量的飯菜。二是聽說勘察隊的人來自沙坪農場場部，走了許多地方，一定知道些有關勞教的信息、傳聞，想從這些人口裡打聽消息。��

    在大堡的測繪工作是5月3日從踏勘選點，建立標誌開始的。由於我會唱《勘探隊員之歌》被誤認為我搞過地勘工作，就留我在測站打旗。因邢榮光一路扛着土鑽，就分配他打土鑽和採集水文資料，其餘的都跑花竿。��

    跑花竿比開荒要輕鬆得多，但也非常辛苦。一是勞動強度大。以測站為中心計算，每根花竿的角度範圍約72度，經緯儀的清晰視距可達數千米，每個跑花竿的人一天爬坡上坎，要扛着約5公斤重的花竿奔走10多里路。二是地貌情況複雜。但愈複雜愈要去，愈要把複雜的地貌在圖上標出來。它關繫到圖紙的質量和真實性。所以跑花竿的人時而在山頭上，時而在深谷底。三是這地方蛇多，螞蝗多，對人的安全構成了威脅。這裡的蛇多為色彩斑斕的毒蛇。那時正是初夏，常有冬眠初醒的蛇躺在草叢中曬太陽，一不小心腳踏上去，不被咬傷也會嚇得半死。幸好，一般情況蛇不主動攻擊人。所以被蛇咬的事沒有發生，但被蛇驚嚇則是常有的事。好在有“打草驚蛇”那句成語，我們一路走一路用花竿擀着草叢，所以很少碰見蛇。但螞蝗叮了我們好幾個人。有經驗的人說：被螞蝗叮住了不要驚慌，用手掌在叮咬的地方輕輕拍打肌肉，螞蝗就會自動收縮出去。其實被螞蝗叮住的人，恨不得一把將它抓下來用腳跺成肉羹，那還有耐心慢慢拍打讓螞蝗繼續吮食自己的鮮血。有一次，跑5號花竿的那位力氣最大的木綜廠工人，感覺自己的小腿有些發癢，於是撩起褲管一看，立即起了一身雞皮疙瘩，小腿上布滿了7、8條褐黑色肥得像豬兒蟲一樣的螞蝗。慌忙將其抓下，螞蝗被抓斷，但頭部還叮在皮層里，殷紅的鮮血瀝瀝地滲了出來。無知的他用自己的唾液抹了抹，揉了揉。結果感染化膿，治療將近一個月才結痂，留下了永恆的疤。鑑於這次教訓，我們以後不管天氣冷熱都要穿上雙層襪子，並用帶子把褲管口扎得結結實實。��

    當然跑花竿也有一些樂趣，那地方野雞(學名：雉)很多，有時候可能是野雞在打瞌睡，人走到它的面前才被驚醒，然後咯咯咯地驚叫着，撲愣愣平地飛起，留下一群兒女四下逃離……，原來這是一隻黃褐色體肥而尾短的雌雞。而雄雞體小有彩色長尾羽，俗稱：錦雞或金雞。跑花竿的人最初是驚嚇，隨後是高興，繼而發現了秘密：那就是凡是雌雞飛起的地方都有她們的兒女。有一次我們俘虜了兩隻雛雞，想豢養它們。但儘管百般呵護，它們仍然絕食而死。��

    邢榮光打土鑽也很辛苦，也遇到過一些麻煩。有一天在五中隊以上的地方發現了一處水源，要去追溯源頭，結果追到了一個彝族聚居的村子。彝民聽說勘察隊來了要占他們的牧場不是好事，於是放出一群狗來追着他咬。幸虧他原來工作的勞改農場也在涼山，與彝胞有些接觸，學了些簡單的彝語。連忙高喊“曲波!曲波!”並用彝語不斷地解釋、彝胞才喚回了狗群，並用生硬的漢語說道：“你們漢人嗎，老大哥嘛，為什麼還要來占小兄弟的土地?”邢榮光無言以對，只好避開問題說：“改天我請你們喝酒。”據說彝民最喜歡喝酒，特別是男子，嗜酒如命。彝民性格豪爽耿直，與漢人交朋友就看你接受不接受他敬你的酒。如果接受並喝下他敬的酒，說明你尊敬他，看得起他。若是你能和他一起喝醉，並醉倒在地，那你就是他最真心最可靠的朋友。有點吉普賽人的性格。��

    彝族同胞比較貴重的東西就是獵槍和狗，一是為了狩獵，二是為了防範野獸。彝民對狗很愛護，不殺狗，也不吃狗肉。三十年後我參加峨邊縣成為全國首批電氣化試點縣驗收工作

的時候，大堡鎮張燈結彩，喜氣洋洋、彝胞像過“火把節”一樣，穿着艷麗的盛裝歡迎驗收

團。驗收團視察大堡兩座水電站時聽電站設計單位的人講：我們當年做初步設計到現場測量

的時候，彝胞也以為是又要占他們的土地，很不高興；不久電站建成了，彝胞用上了電和電

燈，非常高興；後來又有勘測隊去測公路，公路也修通了，彝民把山貨運到沙坪去賣好價錢，坐汽車當天就可以往返，更加高興；有幾個活了半輩子沒有下過山，連大堡都沒來過的“老姆蘇”(彝語：老年人)看見汽車跑得這麼快，讚嘆道：“這家什不曉得吃的啥，跑得這麼快?”還有個彝胞更富想象力的補充說：“這家什耒(音：ｌuｉ)起(指滾動)都跑得這麼快，如果像人一樣站起來跑，恐怕跑得更快?”問他們還怕不怕測量隊來了要占他們的地方，他們連說不怕不怕，測量隊來了是好事，是測量隊的口哨喚醒了他們。��

十四、在大堡的日子��

我與邱幹事和兩個技術員經過一個多月的接觸，彼此已有了了解，過去那種只談工作不講別的尷尬局面已逐漸好轉。現在除了不談政治，其他一切都談，談生活，談愛好，談興趣，甚至談女人……。��

    邱幹事心想：看來這些人原來本質並不壞，只是在政治思想方面出了問題，自己對政治這東西不懂也沒有興趣，反正又不是管教幹部，只要這些人不逃跑，不散布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在態度上對他們好一點，他們肯積極勞動，圓滿完成勘測任務，也是自己的成績。特別是當他知道邢榮光原來也是勞改幹部後，覺得“右派分子”不過如此。因而對邢榮光特別好，兩人有時還互相擺談彼此知道的勞改系統的人和事。��

    兩個技術員守口如瓶，盡一切可能迴避談論自己的事情。但是不久，我就聽說他們原來是刑滿的就業人員，一個姓陶、一個姓冉。兩個技術員知道我和邢榮光是有文化知識的右派後，為了表明他們自己也是有文化教養的人，總要抓住機會表現了一番。有一次陶技術員指着5根花竿說：��

“這些花竿是楠竹做的，你們知道有許多詠竹的詩詞嗎?”��

他見大家都不吭聲，就拋磚引玉念了一首打油詩：�ァ�HTK〗

少時綠蔭婆娑，老來青少黃多，自從墜入郎懷，歷盡雲雨風波，可憐我羸弱身肢尖尖小腳，也力負千斤江河湖海任飄泊；想當年情意綿綿時擁時握，到而今力盡身破，被棄之荒灘野角，休提起，莫提起，提起來淚滿江河。��〖HTSS〗

    他說詠的是撐船的竹竿，博得了熱烈的掌聲。大家都說最後一句最妙，要他再來一個，於是他又念了一首，但要大家猜出是什麼東西：�ァ�HTK〗

    “奴為你損身失節，你不該引奴上溝(勾)，滿屋檐雨(言語)實難受，珠淚滾滾腹內流，若要奴淚收，除非雲雨後，若要奴心干，晴(情)長又日久。”�ァ�HTSS〗

    我立刻聯想到三根橋中隊廚房的澗溝和舊時房屋的落水管。陶技術員說猜得對，並要我

也說一個。我立即把目標轉向冉技術員，冉推不脫，答應念一首，但解釋說也是聽陶技術員從前講過的，他只是替陶技術員給大家再念一遍：��

   “自從麩(夫)去後，抹粉又擦油，結交兩根光棍，終日架上風流，只說晴(情)長日久，誰知刀割兩頭。”陶技術員一聽不答應，他說這是講的掛麵，不是竹，要冉技術員重來一首，冉反駁說“兩根光棍”就是竹子做的，也算有竹。他要我和邢榮光接着說下去，我和邢不好再推脫，即興編了兩首，我編的是塔尺：��

   “穿紅着白一身正直，東奔西走寧折不彎”；邢榮光編的是竹笛：��

   “生在大山不覺得大山美滿，一旦離開了又聲聲呼喚”。邱幹事聽後連連點頭說：“做人做事就應該正直。”又說：“是啊，得到的不曉得珍惜，失去了又非常懊悔；人呀，有時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這顯然是在影射我和邢榮光，並為我們惋惜。��

    後來聽冉技術員介紹，邱幹事是個好人。他初中畢業頂替多病的父親進了工廠，入了團，在保衛科工作。後被保送到省公安學校讀書，由於成績優異畢業後被留在行署公安處工作。後來又調到勞改局。他對測量工作本來一竅不通，但他聰明好學又虛心求教。於是陶技術員一手把他教了出來。現在已是一名熟練的測量工人。正因為如此，他對陶、冉兩人很尊敬，這在那個年代是非常難得的。��

    與此同時，邱幹事也向邢榮光介紹了兩個技術員的情況，說姓陶的解放前夕畢業於同濟大學土木工程系，解放後在西南建築工程公司任工程師，因修建西南行政大禮堂(即重慶人民大禮堂)被那件當時轟動全國的貪污案〖ZW()據當年重慶市建築界知名人士稱：該案應稱作“肖子言貪污未遂案”才比較確切。肖解放前畢業於復旦大學土木系，在建築界與梁思成齊名，曾任基泰建築公司駐渝辦事處主任，解放後，該公司合併到西南工業建築設計院後任副總工程師，主持工業建築結構設計。肖子言貪污未遂案受牽連的多達數十人，肖為主犯，被處決於重慶市珊瑚壩，十餘人被判徒刑，為解放後當時罕見的貪污大案，曾轟動全國。後經複查，所謂的貪污事實有較大出入，進行了甄別，但一個很有才華的建築專家卻不能復生了。〖ZW〗〗牽連，判5年刑。由於在勞改期間有立功表現，被提前釋放留在勞改單位就業。冉技術員解放後畢業於水利電力學校，曾在長壽獅子灘水電站當技術員，因犯破壞軍婚罪被判刑兩年，刑滿後因家在農村不想回去，自願留在勞改單位就業。難怪每當有人問起他們勞改的原因，兩人都自愧地緘默不言。��

    我們在大堡到雙溪對岸測量的日子，幾乎天天都有細雨，有時稀稀疏疏，有時密密麻麻；有時候正打算收拾器具回隊，天空又忽然放晴。有時艷陽高照，突然又風驟雨急，叫人左右為難。所以耽誤的時間太多。邱幹事怕不能按計劃完成在大堡的勘測任務，不得不決定冒雨也要作業。(經緯儀和平板儀各有一把大雨傘)。所以我、邢榮光和5個跑花竿的經常渾身濕透，滿身是泥，牙腮發抖，手腳打顫，測完一個站點才去撿些枯草枯葉和灌木枝燒火烤，烤得衣褲冒煙，烤得額頭冒汗。給我們留下了風濕的遺患。

    在雙溪對岸測量的最後一日，突然出現了陽光燦爛，雲海蒼茫，群山如黛的好天氣。那天大約中午的時候，邱幹事操縱經緯儀的鏡頭朝着一個方向凝住不動了，嘴裡還喃喃地說着：“把臉轉過來看看嘛”，陶技術員問他看見什麼了?他不回答，要陶自己去看。陶去看了笑了，要冉技術員去看，冉技術員看了也笑了，又叫我去看：原來千米之外有幾個彝族婦女輪流在山坡上拉尿，她們熟練地將身上的百褶裙像午蹈演員那樣一旋，然後蹲在地上，不一會兒站起來，乾枯的沙土就濕了一團；還調皮地用光着的足趾擀些土去掩蓋。��

    收尾那天收工的時候已接近傍晚，再從上游回隊就會更晚。聽三中隊幹部說他們附近河段上有一處大瀑布，最近有個水電勘察隊在那裡勘測，河面上搭了浮橋，崖壁上架了繩梯，若能從那裡回隊比走上游要近一半的路程。邱幹事決定去試一試。他帶頭走在前面，要大家保持距離吹哨子聯絡……由於我要等打土鑽回來晚了的邢榮光，所以走在一行人的最後面。在接近河岸的時候，瀑布的聲響很大，轟隆隆震耳發聵，根本聽不到前面的哨子聲，於是迷失了方向。這時老天爺又下起雨來，天色已完全黑盡，估計已下到谷底，並感覺到腳下就是奔騰咆哮的河水，每踏出一步都有危險，每踏錯一腳就會掉進浪花翻滾的激流里。我真正感到了緊張、感到了恐懼、感到了悲傷。幸虧當過兵又在勞改農場當過幹部的邢榮光有生活經驗，他踏穩一隻腳再換另一隻摸索着前行，總算找到一塊沒有被雨水淋濕的地方。更值得慶幸的是我們這段時間準備燒火烤而帶在身上的火柴還有大半盒。有了火柴就有了希望。我和邢榮光在這塊沒有被雨淋濕的地方搜集到一堆枯葉枯枝，花去大半盒火柴，點燃了一堆篝火。借着火光才發現這上面是塊巨大的崖層，這地方正是崖層下一個凹進去的洞穴，約有4—5個平方米。我們趕快又去找了些較大的樹枝，把火燒得更猛更大，想讓對岸的人知道我們的情況，以便營救我們。可是對岸死一般沉寂，我們終於不抱希望了。��

    經過了緊張，經過了恐懼，後來反而不緊張不恐懼了。但又感覺得腹中飢餓難忍，這時才想起我們未能回到中隊，也就沒有吃上晚飯。想着想着倒在余火堆旁慢慢地閉上了眼睛，做起了夢。我夢見了中午從經緯儀中看到的那個約十八、九歲的“阿米子”，胸前佩着縷花銀牌，著一身紅黃蘭白綠的五色衣裙，皮膚黝黑紅潤，體態婀娜豐腴，她拉着我到了她家的彝寨，寨里有許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人，有的請我喝碗碗酒，有的給我吃砣砣肉，有的給我蕎麥粑，有的給我燒洋芋。最後我和他們跳起了“踢踏舞”，跳着跳着，阿米子旋轉起來，百褶裙也揚了起來，像彩色的陀螺。我曾經聽說彝族同胞當時很貧困，許多人都沒有內褲，想證實一下……“阿米子”見我在偷看她，立即羞紅臉蹲下去抓起一把沙土向我的雙眼撒來。我嚇得大叫了一聲，把邢榮光驚醒了，說他也在做夢，夢到又去了那個彝村，但追咬他的已不是狗，而是一群狼。他正被追得着急，即被我的叫聲驚醒。雖然這是一個夢，但這件事提醒了我們：我們應該輪換着睡。並且應該多撿些柴把火燒旺，既可以防凍，更重要的是防野獸襲擊：野獸怕火。��

    邱幹事爬上對岸清點人數發現少了我和邢榮光，決定先留兩人守候，其餘的和他回三中隊“搬救兵”。邱幹事回隊放下儀器就去請了一位熟悉情況的幹部。並借來兩盞馬燈、兩支電筒、一根繩子和蓑衣斗笠，帶着兩個跑花竿的回到岸邊，用電筒和口哨聯繫。發現了我和邢榮光燒的篝火，試圖派人下去營救。但三中隊那位幹部說在這黑燈瞎火的時候，爬繩梯往下走要比往上危險得多，一旦失腳掉下去後果不堪設想。他估計我和邢榮光既然能燒起篝火，必定找到了棲身之地。據他所知這一帶除了蛇和山鼠沒有大野獸。他建議只留兩個人輪流在河邊守候，萬一兩人晚上能回來更好。��

    以上這些情況，我和邢榮光當時是無法知道的，因為馬燈和電筒的光亮照得不遠，加之夜裡河面有霧，我們又在洞裡，不可能看見，喊話更聽不清。��

    我和邢榮光本來商量好輪換着睡，實際上我倆都沒有心思睡。原因是後來在洞中又發現

了一些風吹乾了有姆指粗的糞便，無法判斷是人拉的還是野獸拉的。所以更不敢掉以輕心，下半夜完全是豎起耳朵，睜大眼睛，提心弔膽熬過來的。��

    終於盼到了黎明。雨早就停了，河面上籠罩着薄霧，仍然看不見天空。不遠處有約5米寬的一道瀑布，發出震天的吼聲。我們跨過三根直徑約20厘米的元木搭的便橋，到了對岸垂直的崖壁。崖壁大致可分為三段：第一段高約10米

，基本上是90度垂直的絕壁，上面吊了用2厘米

粗的麻繩做的軟梯；第二段實際上是下面崖壁的頂端，看得出從來沒有被河水沖刷過，所以上面長着草和灌木，坡度約50度，高約4米

，人工挖了“之”字形的踏步；第三段接近18米

高的斷層，坡度約70度，上面也吊着繩梯，每隔大約5米

就在崖壁上做了鉚固，使其不搖晃。的確往上爬時，身子貼着崖壁，眼睛看着崖壁，望不到下面咆嘯的河水和崢嶸的亂石，心裡沒有壓力，不覺得危險。但爬到岸上回頭一看，絕壁有10層樓高，迂迴曲折，百丈深淵。嚇出一身冷汗。��

 

十五、女子隊見聞��

 

我們結束了在大堡的勘測工作後，立刻轉移到沙坪農場複查和補測。沙坪農場幅員遼闊，方圓十多公里約數千公頃土地，預計測完要一個多月。由於有位跑花竿的在夏家溝測水庫斷面時摔傷了腳，與我互換了工作，我才有機會通過跑花竿去認識那片神奇的土地。有一天我們勘測到了老林，終於爬上了沙坪農場最高的山脊。往東看，斧削般的斷崖下是層層疊疊的梯田和毗連相接的畦地，老林中，有鋪青疊翠的灌木，盤根錯節的蒼松，亭亭如蓋的青槓和疏枝密葉的板栗。往西望去，農場就在腳下，連綿的坡地夾雜着苔痕斑駁的岩壁，深不可測的幽谷和盤旋曲折的小溪。我生在平原，長在平原，還從來沒有上過這麼高的山，看見過山有這麼美，頓時心曠神怡，情不自禁地感嘆道：想不到囚禁犯人的地方會有這麼好，但被囚禁的人卻又感覺不到它的美。��

    勘測隊的工作是流動的，生活也是流動的。有一天上午結束了在白岩的補測工作，下午就要轉移到三根橋。邱幹事知道我在三根橋呆過，人和路都熟悉，就叫我先去聯繫晚上的住宿和吃飯。��

    這是個初夏的日子，湛藍而清澈的天空掛着一輪耀眼的紅日，曬得人暖融融樂滋滋。對我來說去三根橋中隊的這條路是再熟悉不過的，從白岩方向進入三根橋地界後，只需轉過兩個小山頭，跨過一條小溪，再爬一段緩坡就是中隊大廚房。但我進入三根橋中隊地域後竟然沒有碰見一個原三根橋的人，我覺得好奇怪，莫非今天都去了中隊部上面那片窪地(就是我們初到時割蕨草和修路的那片地)？我正這麼想着走着，快到了從前洗過手挑過水的小溪，忽然聽到有女人嘻笑的聲音，我越發覺得奇怪：這三根橋除了胡幹事的愛人來過，從來沒有過女人，哪會有女人的聲音?於是循聲走去想看個究竟，卻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了，僵直地站在那裡。原來這條小溪兩邊的草木已經割光砍光，並築起土壩蓄了一池塘水，10幾個一絲不掛的女子正在洗澡戲水，其中幾個已經洗完正站在堤上曬太陽和梳理頭髮的女人暴露得特別徹底：那豐隆圓滑的酥胸，那顫顫巍巍的乳房，那纖細筆直的腰肢，那充實飽滿的臀部，那濃黑濃密的……都呈現在我眼前，相距不過10米。當這些女子發現有男人時，先是一愣，繼而低頭避開男人的目光，有的立即跳進水裡，有的迅速轉過身去，有的合掌蓋住恥骨，有的連忙蹲了下去。　　

我懷疑自己又在做夢，但有個既不跳進水裡也不轉過身去的徐娘半老的女人輕佻地笑着喊我：“過來呀，小白臉！”嚇得我本能地退到了山後。於是背後又飛來一陣粗獷放蕩的笑聲。這時我才清楚自己並沒有做夢，眼前是一群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後來聽說女子隊的衛生狀況極差，沒有浴室，用水十分緊張，整個冬天沒有洗過澡，與三根橋的男人們一樣身上又臭又癢。有些講衛生的，像陳曉梅、馮芸碧等，寧肯不洗腳也要省下水來擦洗身上。但有些又想顧臉又要顧身的就用洗臉水去擦身上，結果染了婦科病。所以天漸暖和的時候，只要中午有太陽，有些人就利用午飯後短暫的休息時間到溪溝里去洗冷水澡。我碰上的那天氣溫特別高，去洗澡的人也特別多。我退出溪溝後又為難起來，因為從白岩去三根橋只有這條捷徑，如果繞道要耽誤更多的時間，於是只好坐下來等。當聽不到那些女人嘰嘰喳喳的吵鬧聲和嘻嘻哈哈的笑罵聲後，才又硬着頭皮向溪溝走去。這時池塘的水在陽光照耀下閃着鱗光，塘堤上下已沒有了人跡，於是我快步來到了三根橋中隊部，出示了邱幹事給我的場部辦公室開的條子，接待我的女管教在上面批了幾個字，要我拿到廚房去落實。廚房裡幾個腰圓臂粗的女人對我非常熱情，說她們就是原來在場部的那個女子隊，因那裡改為直屬建築隊，她們才遷到這裡。至於三根橋原來的人去了哪裡，她們不得而知。當我提到陳曉梅和馮芸碧的名字時，她們說陳當了大組長，今天和兩個人到場部挑包穀去了，很快就會回來，而馮芸碧患膽囊炎正在工棚休息……我們正交談着，說曹操曹操就到，陳曉梅和另外兩名女子挑着三挑擔子嘎嘰嘎嘰到了廚房。陳曉梅一眼就認出我，非常高興，說她挑的這擔包穀有100斤，是從場部一口氣挑回來的，場部到三根橋最少也有兩公里，我聽後伸出舌頭吃了一驚，自己去試了一試，結果挑起來走了不足五步就氣喘吁吁。��

    我記憶中的陳曉梅是個不善言詞，非常文靜的女子，現在竟變得如此愛說。原來她的身材頎長而勻稱，現在卻是背闊胸寬，腰粗腿肥，我感到難以想像，難道這就是脫胎換骨的改造?��

    陳曉梅說：女子隊因政治原因來勞教的不多，大約只占20%，其餘的多是因生活作風，男女關係，經濟詐騙或偷竊東西，被單位或工廠開除後送來勞教的。這些人意志消沉，精神空虛，整天都說男人、講男人、想男人，擺談些不堪入耳的下流龍門陣。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她感到十分難受，所以拼命地勞動，努力改造好自己，爭取早日離開。��

    陳曉梅又說她曾經給胡永雪的夫人去過一封信，打聽老師的下落，得到回信後才知道胡永雪離開三根橋後去了五渡溪(沙坪農場又一個分場)。因年齡大，腸胃不好又缺油葷，長時間吃包穀消化不良，造成營養不足，身體十分虛弱，家人非常擔心……。正說到此時，馮芸碧也硬撐着來到廚房，說她一定要看一看“快樂的小伙子”。這是20世紀50年代一部蘇聯影片中一群姑娘對一個男青年的戲稱。從省城來沙坪的路上，她們見我不知憂愁，輕鬆活潑，就用這稱呼代替我的名字。又說她和陳曉梅經常擺談我們，常說起諸崇明、楊益權等人。馮芸碧回工棚後，陳曉梅又告訴了我一件事，說馮芸碧的丈夫已來信提出要與她離婚，馮芸碧非常灑脫，立即回信表示同意。但過後又有些後悔，她捨不得她那已經12歲的兒子，但捨不得又沒有辦法，她無法撫養兒子，只好忍受骨肉分離的痛苦。��

    我們一行十人當天在三根橋吃晚飯，邱幹事和技術員在中隊部和幹部一起吃，我和邢榮光等在大廚房吃勞教伙食。當然這一次受到了比在任何一個男隊更優厚的照顧，基本上是敞開讓我們吃。因為這些女人也是很久沒有見過男人，很想看看男人。我和邢榮光等人來到這裡就像到了女兒國，成了比寶貝還要珍貴的東西。廚房裡幾個油光水滑的女炊事員問這問那，找些話與我們瞎聊。廚房外指手劃腳的女人又圍了一層，我心想：內中肯定有在塘堤上一絲不掛的女人。��

    陳曉梅還拿出她用零花錢買的一筒清蒸豬肉罐頭，請我一起吃，並說這樣的見面不容易，見一次算一次。��

    果然陳曉梅、馮芸碧這次在三根橋與我見面後就失掉了聯繫。但1959年建國10周年特赦國民黨戰爭罪犯時，我在省勞改局主辦的《新生報》上看到陳曉梅終於首批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勞動教養的消息，為她萬分高興。據說陳曉梅被清放出去後，很快就和她在新華通訊社當記者、也被打成右派在北大荒改造的未婚夫結了婚，並在北大荒安家落戶，養豬種地過日子，一直沒有要孩子。��

    據說馮芸碧沒有陳曉梅那麼幸運，她的結局非常悲慘。一是她年齡比陳曉梅大得多，又拖着有病的身子，當然沒有能力去拼命勞動，掙表現。二是失去丈夫、失去兒子，加之老母親無人奉養，所以很傷心、很灰心。陳曉梅走後她就沉默寡言，與初到農場時判若兩人。在所謂的“自然災害”年間，農場實行了口糧要根據每個人實際的勞動表現分等級供應，而不是根據一個人要維持生命的物質需求。當然馮芸碧獲得的就是農場勞教人員最低一個等級的供應。所以經常餓得清口水流，肚子咕咕呻吟，賣盡或換盡了她身邊所有能賣、能換的東西，——除了良知和貞操，也買不到、換不到能抵禦長達三年“自然災害”的食品，終於得了水腫病。有一次她昏迷後醒來，預感到自己快死了，於是剪下頭上兩綹頭髮，又寫了兩封像遺書的信，對那個當衛生員的年輕女友說：“你若能活着出去，請替我將頭髮和信轉交給我的兒子和母親……”話還沒有說完，她的手就從衛生員手裡滑脫了，呻吟了一會兒，淒涼地合上了眼睛。��

 

十六、荊棘路��

 

我們回到沙坪農場不久，到五渡溪、毛坪勘測的那個組也回到了沙坪農場。諸崇明向我介紹了他們在五渡溪的遭遇後，還講到了王滄海不幸死亡的經過。��

    諸崇明等人在毛坪勘測的小地名叫酸棗坪。顧名思義，那裡的酸棗樹特別多，滿山遍野都是野生帶刺的酸棗樹，其間還夾雜着一些2米多高的芭茅，梭標樣的葉片邊沿有鋒利的鋸齒。傳說當年公輸班的手臂就是被這種芭茅葉子劃了一條口，受到啟發才發明了木工鋸子，流傳至今使用了兩千多年。山上還有一種粘粘草，川西壩子稱“惹人”，它那帶毛刺的果實，接觸人的衣褲後就立即沾上，讓你像是滾進了蟻巢，全身爬滿了黑“螞蟻”，叫人見了毛骨悚

然。後人受此啟發，生產了粘結帶、粘結扣。

有一次，他們的測站設在下面，5根花竿全在上面，集中勘測酸棗坪西部邊沿一塊陡坡，測站和測點水平距離1000多米，高差100多米，上去的時候不覺得山勢險峻，下來的時候天已黑盡，與測站失去了聯繫。加之下大雨，五個跑花竿的人淋得像落湯雞。雨水沖刷後的山坡更滑，每走一步都膽顫心驚。在這種情況下，諸崇明自告奮勇在前面用花竿探路，吃准沒有危險後才用花竿搭成扶手去接住上面下來的人，就這樣摸索着一步一個腳印地往回走。

有一次諸崇明不知道自己是站在一個坑的邊沿，他把花竿遞上去接人的時候，那人腳踩滑了，但手還緊緊抓着花竿未放，人的衝力加上花竿的推力使諸崇明身體失去平衡，往後一仰跌進了深坑。那人還不鬆手，也被花竿拖進了坑，兩人唉聲嘆氣後，才覺得腿腳和屁股被岩石碰傷，臉手被草木掛破，泥水滲進傷口像是鹽巴滲進，火辣辣疼痛難忍，那人竟嚎啕痛哭起來。諸崇明畢竟比那人年長，南下時在部隊經過磨練，所以一面安慰那人，一面吹口哨與上面三人聯繫。還好，上面的人有了回應。原來他們聽到諸崇明和那人跌進坑時發出的尖叫聲，知道前面發生了危險，便停在原地不敢前進。聽到諸崇明的哨子，知道兩人還在，才連爬帶滾地向諸崇明靠近。此時雨已停了，天穹露出了微弱的星光，他們朦朦朧朧地發現掉下去的地方坑壁很高，但下方的坑壁卻大約只有2米，於是決定讓上面的三個人將花竿並在一起，往下搭穩，然後一個一個地抓着花竿溜下去。這時他們已饑寒交迫，渾身無力，幸好坑中避風，5個人靠在一起身上有了暖氣，但睏乏使他們閉上了眼睛。又過了很久，忽然聽到遠處有隱約的哨子聲，他們的精神為之一震，於是拼命吹響了口哨，甚至大叫着：“我們在這裡，快來救我們！”��

    原來測站的人以為跑花竿的會跟在後面回去。因為他們相距僅有一兩公里，跑花竿的晚點到達是正常的事情，所以沒有在意。加之勘測小組住的是租用的民房，幹部和就業人員住一處，跑花竿打土鑽的勞教人員又住一處，所以幹部和就業人員吃完晚飯就回自己的住房睡了，根本想不到5個跑花竿的勞教回不去。但5個人沒有回去吃晚飯，做飯的老鄉就不敢睡，左等右等，等到10點，靠在火堆旁的凳子上睡着了，一直睡到天快亮前才醒。發現5個跑花竿的仍未回去就慌了，連忙去報告幹部。那幹部也覺得這時辰都沒有回去，肯定出了問題，連忙喚醒就業人員，又去找了一個熟悉道路情況的房東打着手電筒，照着馬燈，還帶了一支獵槍，沿着昨日最後一站的路線找去，並不斷地吹着口哨。房東說那山上經常有黑熊出沒，雖然一般情況下不主動攻擊人，但也不是完全不傷害人……這話說得這麼玄，那幹部也着實嚇了一跳。如果真的丟了5個人，他沒法向政府交待。直到來到昨日最後的站點，聽到坡上有哨子回應，他那嘣嘣跳着的一顆心才落了下來。��

    當諸崇明等5個人回到住地囫圇吞棗地咽下昨晚的飯菜時，已是凌晨6時，他們相互看了看，一個個的臉上不是青一塊，就是紫一團，耳朵、鼻子和手，被芭茅割得血跡斑斑，衣服和褲子均被掛破，掛得東掉一塊，西掉一片，像一副叫花子模樣。��

    王滄海死亡的確切消息是諸崇明碰到胡永雪，聽胡永雪說的。因胡和王滄海從三根橋到五渡溪一直同隊同組，因胡永雪年老多病常受王滄海照顧，兩人關係很好，所以消息可靠。��  我和諸崇明離開三根橋到勘測隊不久，三根橋的200多人就成建制地搬遷到了五渡溪。

那裡是新建的分場，住的條件和大堡差不多，只能遮風擋雨，睡的也是全在地上，吃的用的

要靠兩個肩頭從20多公里的鎮上挑回或扛回，所以生活物資比三根橋還要緊張。口糧配給已

根據各人的勞動情況制定了等級，並且大米的比重愈來愈少，有時還摻和着霉變的黃豆粉或

蓮花白老葉子(災害年間謔稱“老梭標”)，與包穀面捏在一起蒸成糰子，有3兩一個的，也有2兩一個的，根據各人的定量等級供應。然後再給一牛眼睛勺子鹹菜和一瓢清水大鍋湯，就算是中餐或晚餐的全部食品。加之冷一口熱一口，有時糰子沒有蒸透，中心是生的，但又捨不得丟棄。於是生的、半生半熟的都一古腦兒吞到肚子裡，許多人因此得了胃病。�ァ�

    王滄海在朝鮮戰場上就因為長時間吃壓縮餅乾犯過胃病。後來搞地質工作在野外又時常飽一餐餓一餐，埋下了胃病的禍根。到沙坪後曾多次出現燒心，打嗝兒、噁心、胃脹等胃病的症狀，未得到治療。到五渡後出現了臉色蒼白，出冷汗、嘔血、便血、腹痛、發熱、休克等危險特徵。中隊將他送到場部衛生所住院治療，經一個原來較有名氣的內科醫生(當時也是勞教人員)的人檢查後，初步診斷為胃潰瘍，並且很有可能胃壁已經破裂而穿孔，食物已經進

入腹腔，引起急性化膿性腹膜炎症。這種病人應及時送往中心城市的大醫院作x線診斷和內

窺鏡及細胞學檢查。確診後，對症治療，才可以保住性命。據說在50年代初期胃潰瘍和十二

指腸潰瘍是可以通過手術切除的辦法治癒的。並且手術並不複雜也很安全。王滄海若是不勞

教，是完全可以醫治的。但那時候誰會去為他勞那份神，操那份心。再說農場也沒有那筆經

費開支。所以王滄海在衛生所住院，也只能服些消炎止痛的藥物，緩解下劇烈的疼痛。並不

能阻止或抑制潰瘍的蔓延和擴散。由於進食引起劇烈疼痛，王滄海自己要求減少食物。但又

不能通過輸液補充些維持生命的營養。所以一個走南闖北的鐵血漢子不到兩個月，就變得不

成人形：兩頰深陷像兩個窟窿，眼窩深凹像兩個黑洞，四肢只剩下皮包着的骨頭，嘴鼻只能

呼出遊絲般的氣息。就這樣又拖了近半個月，終於死了。完全是被疼痛折磨死的，也是拖死

的，死時年僅28歲。與他同隊同時死的還有3人，也就是說一個中隊同一時間共死了4人。��  據一位曾在場部衛生所與王滄海同住一室保住了性命的人後來回憶。只要疼痛不是十分劇烈，王滄海非常沉靜，十分樂觀，有一種視死如歸的態度，他說人總是有這麼一天的，只是或早或遲。��

我和諸崇明在沙坪重逢不久，農場地形地貌複查補測工作就完了。但並沒有放我們回家，而是把我們安排到場部上面的十大股中隊繼續勞教。��

    好在到了十大股後又遇到一個好人，叫王大榮，是空軍轉業到西南民航管理局工作的，打成右派後，單位本來要下放他到農村中去接受監督勞動改造的，他不干，寧肯來勞教。他認為群眾監督是幾十雙眼睛盯住一個人，日子難過，不如勞教都是“一路貨色”在一起好。鑑於他是自願來勞教，表現又好，不久就當了勞教大組長。他見我們來隊報到，主動把我和諸崇明要到他那個大組。後才知道原因是我上身穿了一件別人送的空軍服裝，王大榮誤以為我當過空軍，所以對我有好感。誰料到王大榮的一番好意竟害苦了我，因為王大榮這個組是種菜、打柴、挑糧的，我最怕挑和擔。幸好這日子不長，王大榮悄悄告訴我一個消息：聽說要從農場抽人去雲南修鐵路，吃大米，並且不定量……問我去不去?

 

 

 

 

 

 

 

 

 

 

 

 

 

 

 

 

 

 

 

 

 

 

第二部份  夜長路漫漫

 

 

一、舉步維艱

 

 

事實證明，王大榮大組長透露的消息是真實的。十大股中隊的中隊長很快就在一次晚上點名的時候，正式宣布農場要抽調一部份勞教人員去雲南修築內昆鐵路。凡願意去的均可報名。但並沒有許諾“吃大米，不定量”等，相反，還反覆強調老弱病傷的就不要去了，修鐵路的勞動強度要比農場大得多。��

    儘管如此，我和諸崇明、邢榮光還是義無反顧地報了名，要去修鐵路。我們想：既然王

大榮說修鐵路的事都證實了，那“吃大米，不定量”的說法，也不會無事生非。修鐵路既然

是重體力勞動，糧食定量肯定會高些。這種年辰，只要能填飽肚子，再苦再累也無所顧忌。

    但奇怪的是王大榮自己卻沒有去。我問他時，他解釋說：原本也是想去修鐵路的，但中

隊長和指導員都執意要他留下。說年輕力壯的都走了，農場儘是些老弱病傷的，生產怎麼搞

呢?

我們報名修鐵路後的第三天，大約是1958年的8月中旬，正是五黃六月的一天晚上，例

行的點名過後，留下我和諸崇明、邢榮光等四十多個報名修鐵路的，告知我們次日凌晨4點起床，打好被包行李，吃了早飯就下山。啊，終於要離開生活了半年多的沙坪農場，儘管這是我們第一次接受洗禮，經受飢餓和風霜雪雨煎熬的地方，一旦要離開又有些捨不得。捨不得那裡的山，那裡的土地，那裡的原始老林，那裡的人(不包括楊隊長)，特別捨不得剛認識的王大榮。分別時王大榮告訴我，他是“保留公職”的，改造好了還要回原單位，他希望不久就能在成都和我相會。可是從此一別，我再沒有得到王大榮的任何消息。如果王大榮繼續在沙坪農場，不知道他在“自然災害”年間能否挺得過去。聽說“自然災害”時期，沙坪農場餓死了很多勞教人員，農場主要領導人因此被判了刑。我們後來得知這一消息，非常慶幸自己去修鐵路是正確的。��

    我和諸崇明、邢榮光等人到達沙坪轉運站時還不到凌晨6點，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候。這裡已經聚集了從各個中隊抽來修鐵路的兩百多勞教人員。經過點名、編組、就立即上汽

車出發。��

從沙坪去雲南修鐵路，行程千里。我們一行兩百多人，共乘9輛蘇制“嘎斯”卡車，規格與元旦從成都到沙坪一樣，仍然是武裝押解，可謂浩浩蕩蕩、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然而

這些對我們來說已經習以為常，不覺得有什麼可怕了。��

我們的注意力和談論的話題，集中在我們將去的雲南，那神奇奧秘的西雙版納，那煙波浩渺的滇池和洱海，那千姿百態的石林，那竹樓、佛塔、大象、孔雀……那令人神往的神秘王國。��

    說話間已過了峨眉、樂山。儘管汽車搖來擺去，許多人還是鼾聲大作，沉沉地睡，直到快攏五通橋，汽車停下，管教幹部叫大家下車“方便”時，才發現一個個渾身衣服濕透，額頭上汗如雨滴，車廂里悶得透不過氣來。這時大家才想起，我們是從海拔兩千米的深山老林出發的，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褲和棉衣，而此時正值盛夏，在海拔僅五百多米的岷江河畔。加之汽車的帆布車篷沒有打開，車廂里尤如一座蒸籠，有些人已經中暑，個別嚴重的面色蒼白，頭痛、頭暈，甚至昏迷。幸好這次管教人員做好了長途跋涉的準備，配備了一個醫科大學的右派學生做衛生員，他帶有一個保健箱，準備了一些清涼解暑的藥品。這人手腳麻利，迅速用酒精棉球給病人擦額頭，太陽穴和手心，然後給幾粒仁丹，並建議把帆布車篷放下來，把棉衣脫掉……病情得到了緩解。��

    這時我忽然發現和我對坐的邢榮光的耳朵上有一隻肚子脹鼓鼓的虱子在爬，忍不住笑了來。這一笑大家抬頭一看，這些東西不僅在邢榮光頭上搗亂，我的頭上和肩上也有。原來這些養尊處優的寄生蟲們，平時都是在這群苦難的人們睡暖和的時候出來嗜血的。今天把它們從海拔兩千米的山上帶下來，暴露在烈日之下有些難受，於是成群結隊爬出來到處亂闖，有的爬到人的鼻子尖上，有的爬到眼鏡上，炫耀它們的存在，氣焰十分囂張。於是一場對虱子的剿殺行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伴隨着聲聲怨恨，句句訴說，每個人的指甲都掐紅了。有的人還沒有解恨，用牙咬遍每一道衣縫，讓藏在裡面的虱蛋破滅，要虱子們斷子絕孫。然而這只能解一時之恨，並沒有把虱族根除。事實上我們勞教了多少年，虱子就跟隨了我們多少年。虱子永遠是與貧窮和苦難相伴的。��

    大約下午3點鐘的時候，我們一行人的汽車剛剛進入自貢市的榮縣地界，天空烏雲壓頂，電閃雷鳴，還沒等大家把帆布車蓬罩上，豆大的雨滴就鋪天蓋地襲來，笑聲沒有了，一個個都沒精打采。汽車在雨中艱難地行駛了一個時辰，更糟糕的事情發生了：榮縣長山附近一段陡峭的山體滑坡，幾十立方泥石流堆集在路上，汽車無法通過。管教幹部和公安戰士都說今天倒了霉，弄不好晚上要當“山大王”。但是他們更擔心的是天黑之前路弄不通，晚上趁黑跑一兩個勞教人員，他們擔當不起。實際上這兩百多名勞教人員擠在漏雨的汽車裡非常悽慘，他們早上囫圇吞棗地喝了點包穀糊糊，三個當中餐的包穀饃饃也早就送進肚子，無影無蹤了，哪還有什麼力氣逃跑。加之在那與世隔絕的環境裡關了兩百多天，有些人已經變呆了、傻了，不給手續叫我們走也不會走。��

    幸好，天色漸黑的時候，雨停了，兩頭堵住的汽車也多了，有二三十個農民模樣的“養路工”扛着鋤頭，挑着竹筐，懶懶散散地來了。他們一面用沙啞的嗓子跑着調唱着《社會主義好》，一面清除路上的泥石，直到天色完全黑盡，路面基本上可以通車，他們才用鋤把頂住下頜站在路旁，好奇地看着這幾輛架着機關槍的汽車慢慢地駛過去。��

    我們晚上八點過到達這次行程的第一站——自貢市。��

 

二、報名當右派��

 

自貢市位於四川盆地西南部的沱江支流釜溪河畔，原系榮縣和富順縣的屬地，因鹽業崛起，1939年四川省國民政府將兩縣相鄰的自流井和貢井劃出設置自貢市。自貢的井鹽生產始於東漢，唐宋以來成為巴蜀兩地的井鹽產區；解放後原鹽產量增長了十多倍，並利用鹽滷和天然氣發展了化學工業、純鹼、燒鹼、二氯鉀烷、化肥、氯化鉀、氯化鋇等化工產品，暢銷國內外。特別是改革開放的最近幾年，硬質合金、鍋爐、機床、高中壓閥門、無線電、電焊條、平板玻璃、油氈等輕重工業產品更是迅速發展起來，成為一座名副其實的工業城市。可是我們當年經過時，自貢的經濟還非常落後，城市狀況與解放前沒有多大變化，由於當時搞計劃經濟，又抓階級鬥爭，所以市場非常蕭條，人民生活貧困。我們當晚住在自貢火車站附近一幢尚未交付使用的磚混結構的倉庫里，四周除了星星點點昏暗的燈光，沒有行人，一片寂靜。但偶爾有由遠及近，又由近及遠的火車的汽笛聲和車輪撞擊鐵軌的聲音。我們非常疲倦，草草咽下遲來的晚餐後，就在倉庫的水泥地坪上一個緊挨一個的鋪開被蓋卷，像沙丁魚罐頭裡的沙丁魚一樣，赤條條地，整整齊齊地地睡了——因為天氣太熱，倉庫的窗戶太小，晚上大門又關了，所以我們都只穿條內褲。��

    第二天早飯後我們被告知要在自貢進行“整訓”。後來得知實際上是在等待全省各市地縣陸陸續續被送勞教的人在這裡集中、編組、編隊，然後取道宜賓去雲南。��

    勞改當局考慮體力強弱和政治成份的搭配，我和諸崇明、邢榮光又經過重新編組，邢榮

光與我分開了。邢榮光被編到另一個小組去作小組長。後來得知築路支隊的管教幹部中有些認識他的人，這是對原來的同行的一點照顧。��

    邢榮光在自貢還意外地見到了和他在一個勞改農場當幹部的兩個人：一個叫聞亮，原在農場一個中隊當教育幹事；另一個叫許平，是中隊長。聞亮是調到築路支隊當管教幹部的，而許平則是因為定成“反社會主義分子”開除公職送來勞教的。��

    經過編組，我和諸崇明、許平編在一個小組。同組的還有俞賢智、陳龍瑞、張卓義、秦

成遠、朱信本、高揚、劉繼懷、黃松、白虎利、張小剛、趙劍平。俞賢智被指定為小組長。

    俞賢智是剛由樂山統一送到自貢勞教的，樂山人，粗壯敦實，儀表堂堂。是1950年初讀高中時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在征糧剿匪的戰鬥中多次負傷，榮立戰功，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6年復員轉業做了一個國營林場的場長。因為看着蔥蘢茂密的原始森林像剃光頭一樣砍光伐盡，他感到心痛。可是上級下達的年度採伐計劃卻以20%的幅度遞增，為此，他經常與森工局的領導爭吵，叫嚷着完不成計劃。並說這樣砍下去，森林砍光了，子子孫孫將來怎麼辦?可惜他這話講早了四十多年，所以得罪了領導。��

    1957年反右開始後，上面又下達計劃，要他按比例抓多少右派、抓多少反革命、抓多少壞分子……，可是他一個也沒有抓出來。1958年元旦後，反右辦公室催他上報右派名單，要將這些人集中到局裡“學習”。他想：我不當右派，反正也得有人當，當右派有什麼了不起?(實

際上，他當時還不知道當了右派的嚴重惡果，)於是他把自己的名字列入了右派名單，背起

被蓋卷到局裡報到去了。��

    俞場長要走，要當右派的消息不脛而走，許多隨俞賢智一起從部隊復員到林場的士兵嗚咽着為他送行，送了一程又一程，都不肯離去。一直把他送到局裡，想看個究竟，反右辦公室的負責人說他們來人太多耽誤生產。這些工人回敬了一句：“只要把階級鬥爭抓好了，耽誤生產算什麼!”��

    那曉得這些工人的舉動給俞賢智幫了倒忙：在全局中層幹部的批判會上，給俞賢智羅織了諸如“對反右派運動有牴觸情緒”，“把林場搞成他的獨立王國”，“煽動工人消極怠工”等等罪名，最後被戴上了“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帽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強制勞動教養。��

    據說送俞賢智到局裡的十幾名工人，後來也分別受了處理。有歷史污點(如國民黨起義士兵和舅父當過甲長的都算“歷史污點”)的定成反革命；沒有“歷史問題”，但有“反動言論”的，定為反社會主義分子；平時吊二話、調皮的定為壞分子，有的判管制，有的送勞教，最輕的也是遣送回農村原籍務農。��

    我們在自貢集訓了三天，主要是學習勞動教養的決定，強調勞教人員是有公民權的，在勞教期間還有工資，與勞改犯人是兩碼事，要大家對改造抱有信心；與此同時又反覆強調勞教是強制性的，不是你自己願不願意的問題，如果在勞教期間不服從管教，不接受改造是會受到制裁的，甚至升級去勞改。��

    集訓的第二個內容，是摸勞教人員的底。我們有剛送勞教的，也有“泡”了幾個月的，思想狀況比較複雜，借學習、討論、談心得體會，了解我們在想什麼，會怎麼作。對那些情緒消沉，委靡不振的，則防止他們自殺，鼓勵他們樹立改造好的信心；對那些思想牴觸，不接受改造的，要曉以利害，防範他們走向極端。總之，集訓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把這些人一個不少地押解到雲南去修路。��

    我和諸崇明是屬於“泡”了幾個月的，在沙坪農場經過了勞動關，吃過苦頭，也知道那些“對抗政府”、反改造的人的下場，所以在小組會上帶頭表態：去雲南的路上服從幹部管教，聽從幹部指揮。��

 

三、南行的列車��

 

我們此行也是兩百多人，是乘火車從自貢去宜賓的。當時的內昆鐵路已從內江鋪軌至宜賓的吊黃樓，並開始試運營，但客運沒有客車廂，而是用貨車廂代替。這種車俗稱“悶罐車”，沒有窗戶，當時車外的氣溫高達攝氏34度左右，車廂內則高達36度。車廂的中門本來是可以打開的，但怕有人逃跑或跳車自殺，所以只同意開一條約40厘米寬的縫，中間還橫着一根鐵鏈，並有一個荷槍實彈的公安戰士把守着。火車奔跑的時候從這條門縫透進一股風，可以與車廂里齷齪的空氣對流，使人感到不太悶；但火車減速或停下的時候，車廂里又熱又悶又臭，使人心慌、煩躁、焦急。��

    還有件使人尷尬的事，那就是喝水和拉屎拉尿的問題。離開自貢時，只有少數人有軍用水壺帶了水，多數人沒有水喝，渴得口乾舌燥。可是不吃不喝可以，但不拉屎拉尿則不行。昨夜大家敞開肚子吃了一頓沒有包穀的糙米飯，清晨又喝了許多包穀糊糊，時過中午到了新陳代謝的時候，大家強忍着，想堅持到目的地。但當時那段鐵路算是初通，邊坡和路基都不穩固，邊溝也沒有完全修通，鐵路處於邊營運、邊建設、邊完善的階段。當時又正值雨季，塌方、泥石流多處發生，所以火車開得特別慢，停停開開，開開停停，走了6個多小時，大家逼得沒有辦法，用洗臉盆拉屎拉尿，然後獲准在火車行進到偏僻地段時，從門縫向下倒掉。我和諸崇明合用許平那個搪瓷已脫落了三分之一的臉盆，我們倒屎尿時，連同臉盆一齊丟掉，許平說：“反正要輕裝”。��

    我們一行到達宜賓岷江北岸輪渡碼頭時，對岸市區的電燈已經亮了，雖然是那樣的稀稀落落，星星點點，淒淒涼涼，但總算鬆了口氣，總算到了目的地。但這時正是進出城的高峰，人們爭先恐後地搶着上船，而這二百多名勞教分子又是不能與老百姓混裝一船的，所以管教幹部

最後放棄了那種用小火輪推動的渡輪，而改乘完全人工的渡船。��

這種渡船是木質的，沒有柴油機推動，完全靠人劃。這種船不可以在江中直來直往，而要利用岸邊的洄流，劃向上游，再劃向江心，然後與驚濤駭浪進行較量。��

    我們一行中絕大多數人從來沒有乘過這種渡船，更沒有見過這種驚險的場面，現在令我們膽戰心驚。所以個個躊躇不前。最後在幹部的吆喝下，邢榮光帶頭踏上了僅一尺寬閃悠悠的木跳板，進到了船艙。可是尾隨其後的一個形容枯槁，年約50，高度近視，原鐵二局的工程師，搖搖晃晃挑着行李，顫顫悠悠移動腳步。也許是水光反射到他的近視眼鏡片上，心頭一慌，踏虛了腳，跌到江里。幸水不深，且是熱天，被拉起來後，算洗了一個澡；可惜一捆鐵路工程技術書籍沒有撈着，眼睜睜看着沖走了。他不無感慨地說：“我本想帶去雲南修鐵路能派上用場，這算是老天考慮我體弱背不動，要我輕裝”。��

    另一個公路勘察設計院年約三十歲的工程師，有了前車之鑑，把本來挑在後面一端的書籍換到前面，在跨上船沿時，由於扁擔的繩子太長，書籍撞在上翹的跳板頭上，他慌忙去抓書籍，扁擔在他肩上像蹺蹺板一樣，背後掛着被包的一端突然向下，掛被包的繩子滑離扁擔，被包滾到江里，船工用帶鈎的撐杆勾了幾下，沒有勾着，也被江水沖走了，他望着滔滔江水滿不在乎地說：“只要書沒有掉就好，書比被包重要；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是啊，中國的知識分子之所以可愛，就在於他們對知識的執着追求，對真理的堅定信念，即使是頭破血流，也不回頭。��

    天漸漸黑盡，小木船渡人的速度太慢，還有一半的勞教人員沒有過江，此時繼續乘小木船怕出事情，管教幹部很着急。這時小火輪已沒有多少人乘，正準備收渡，幹部們忙去做工作，要他們再渡一次，把這些勞教分子送過江去，並強調這是個“政治”問題。那年辰，聽說政治問題都害怕，船工們只好答應了。於是我和諸崇明、許平等幸運地搭上了末班機動渡船。許平是宜賓人，原是勞改幹部，管教幹部認識他，所以在經過宜賓市區時，他打聽到我們當晚的住地後，寫了一張紙條，經幹部同意，交給一個他熟識的擺香煙攤的小販，通知他母親去住地看他。��

    住地是正在修建的宜賓火車站一幢剛剛斷水的貨物倉庫，夯實的素土地坪上沒有鋪混凝土，非常潮濕，但很涼爽。吃了晚飯大家立即打開被包躺着、坐着，或半躺半靠着談天說地，有的講《金瓶梅》，為潘金蓮抱不平；有的講《三國志》，說曹操文韜武略，是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由他統一三國是對的。最使大家感興趣的是張卓義講的故事。他說十九世紀中葉法國南部聖馬克西曼發掘了一座古墓，裡面埋葬着一男一女，碑文註明他們的關係是父女，兄妹和夫妻，卻沒有揭示其中的奧秘。後來有位作家據此編了一部小說，中國也翻譯出版了，他看過。他要大家想想是什麼原因造成男女之間如此複雜的關係。��

    正當大家絞盡腦汁想不出原因，要張卓義講時，被一聲尖叫打斷，大家回頭望去，原來是許平的母親抱住許平的頭嚎啕痛哭。於是大家連忙奔過去，把許母接到地鋪上坐下，她一面數落，一面泣不成聲地對大家說：“賣香煙的周嫂來報信，說許平是公安押着走的，我不相信。我以為是許平押犯人，周嫂在夜裡看花了眼。直到按許平在紙條上寫的地址找來時，正好聞幹事接待我，告訴我許平確實犯了錯誤，被判了勞教……”

    大家聽後，連忙安慰許母：“我們只是勞教，是一種行政處分，與勞改犯是兩碼子事。你去過勞改農場見過犯人，他們是剃光了頭的，還穿着有“勞改”二字，們而沒有衣領的衣服。你看許平，他仍然穿的是藍色公安服，頭也沒有被剃光……。”��

    許母聽了這些，心裡好受些了，於是由抽泣轉為傾訴，她說：“許平還不滿兩歲，他父親就病死了，孤兒寡母沒有勞力，在鄉下無法生存，才從長寧來到宜賓，投奔做小生意的姐姐和姐夫。姐姐多次勸我改嫁，我怕兒子受氣沒有同意，靠自己幫人洗衣、煮飯、拾炭渣和錘碎石子攢錢糊口，養活兒子。好不容易盼到共產黨來了，窮人翻了身，許平當了公安戰士，在屏山征糧剿匪時，差點被土匪打死，後來立了功、復員，參加公安工作……。”��

 

四、在川滇道上��

 

許母離開前，我把墊絮、棉毯；諸崇明把西南服務團發的軍用毛毯和軍棉大衣寄放在許

母家，想留個紀念，表明他對人民軍隊的深深懷念。��

臨別時，許母希望我們早日改造好和許平一起到宜賓去……那曉得三年“自然”災害奪走了她的生命，這句話竟成了遺言。��

    次日凌晨，我們二百多名勞教人員乘汽車經高縣被押送到筠連，沿途的泥結石公路上泥多石頭少，加之車距不准拉大，所以到筠連後個個的頭髮眉毛裹了一層黃色的泥土，幾乎成了泥人。��

    我們在筠連只住了一夜。有的說是住在公安局看守所，有的又記得住在像是放暑假空着的小學。但這都不重要。我們在筠連的時間畢竟是太短了，所以印象淡漠。��

    在筠連，唯一印象深的是第二天出發時，發現汽車沒有了，押送我們的公安兵也沒有了。帶領我們的，只有著便裝的三名管教人員。一個是已經認識的聞亮，二十三四歲，體清瘦，無笑容，川北口音。教訓人時愛說：逮到你時，忙說錯嗒(啦)錯嗒，但就是不改。給勞教人

員留下的印象是：沒有多少墨水，但又裝腔作勢。第二個叫曾事務長，沿途管伙食。成都口

音，寡言少語，慈眉善目，勞教人員後來稱他是“好人”。第三個姓陳，最多只有20歲，五

短身材，血氣方剛，崇慶州一帶的口音，發音的濁音很重，把不ｂù念成ｂò。訓起人來聲高氣粗，臉紅筋脹。高興時還與勞教人員說笑話。大家叫他“陳幹事”或“小陳幹事”，他都答應。��

    1958年筠連與鹽津間的公路正在修建，但還沒有建成，所以我們行走的是一條至少有百

年以上歷史的驛道。多為石板鋪成。其間也有些在整塊山崖上鑿成的梯階，偶爾還發現一兩

塊風蝕殘缺的石刻公德碑，上面記載着修這條路時捐獻人的姓名和所捐銀兩或銅錢的數量。   邢榮光當了小組長，要負責跟着他的組員，碰見我等熟人打個招呼就趕到前面去了。諸崇明、許平和我走在隊伍中間，和我們一起的還有組長俞賢智，同組的陳龍瑞和秦成遠。經過交談，我對陳和秦特別好感。��

    原因是我原單位一個女同志調到省委機要處後，我常去機要處玩，與陳龍瑞交談起來很

熟；秦成遠則是因為他是成都人，並且年齡大小和我差不多。��

    陳龍瑞，河南人，30出頭，身材矮小，直眉瞪眼，愛發脾氣，但正直無私、好打抱不平。1948年在家鄉入團參軍，後隨部隊入川。1954年轉業到四川省委機要處做機要工作。據他自己介紹說：主要是因為經常頂撞上司，被穿“小鞋”，心中不服氣，就王八羔仔地罵人，整風時又乘機“攻擊”領導，所以被打成右派。��

    秦成遠剛滿19歲，身材瘦小，一臉稚氣，愛唱歌，經常都聽他哼着：咪發索啦，索啦發索咪，到處流浪……那首風靡全世界的印度電影《流浪者》的插曲。他是雅安農學院的學生右派。

��  我認為這兩人的情況，按照毛澤東《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精神，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只能教育和引導。所以覺得他們太冤枉。��

    說話間，我們放慢了腳步，愈來愈掉到後面。這時才發現後面的人大多是剛勞教的，沒有經過傷筋動骨的體力勞動，長途跋涉十分艱難。雖然已經脫得來只剩一條短褲，還是汗流滿面，氣喘吁吁。有一個穿硬底皮鞋的人腳底磨起了泡，跛着走，疼痛難忍。曾事務長把自己沒有穿的麻耳朵草鞋給了這人，叫他把腳掌纏些手巾之類的布，將皮鞋換下。還有一些人見到小股瀑布就把頭伸進去淋個痛快；看見溪流就浸進去泡個夠。這時候曾事務長提醒我們：不要泡得太久，將來會生病的。��

    當夕陽快要西下的時候   ，快到一個叫牛皮寨的一段路又陡又窄，十分難走。加之又累又餓，許多人難以支持，不得不丟掉洗臉盆、墊絮、墊氈和棉衣棉褲，有的還扔下一捆捆雜誌和書籍。��

    我慶幸自己輕了裝，否則也會這樣狼狽。我從路邊撿起幾本《譯文》月刊，愛不釋手。

但怕帶着太重，於是只留了兩冊。��

    曾事務長看到這種情形，非常惋惜地說：“書本就是知識，丟了書本就是丟了知識。現在用不上，留着將來也是有用的”。他拾起一本厚厚的《英漢大詞典》和一部馮承鈞翻譯的《馬

可波羅行記》裝進了自己的挎包。我和諸崇明以為他是貪小便宜。哪知道到了雲南鹽津黃桷槽，他根據書上的簽名交給了主人，並責備那人不應該把書丟了。令我們感嘆：勞改幹部也有好人。

 

五、夜宿牛寨��

 

牛皮寨是當地人的稱呼，地圖上標識為牛寨，屬雲南省鹽津縣管轄。究竟是兩個省的牛販子們在那裡買賣耕牛而出名，還是牛姓的人家在那裡立寨興家而得名，現已無從考證，但它是滇北川南的咽喉要道卻是不爭的事實。��

    我們一行到達牛寨時，在那裡專門給經過牛寨的勞教人員做飯的刑滿就業人員，已把晚飯煮好，是用當地產的紅花米做的，連米湯都是紫紅色的。菜是當地盛產的虎耳瓜和嫩南瓜合燒的，雖然看不見油花，卻有鹽有味。另外，還有些深紫色，近乎黑色的口感像淹蘿蔔一樣的“玫瑰大頭菜”，吃起來清脆爽口。所以我們蠻吃死脹了一頓。��

    牛寨的夜空星月交輝，清明如水，除了啄木鳥哚哚哚啄木的聲音和樹葉被涼風吹着沙沙沙的聲音而外，四周一片寂靜。��

    我和諸崇明把地鋪理整好後，由於室內較熱，就和幾個言語相投，喜愛文學的人到戶外

乘涼。院子裡顯得幽沉、朦朧，於是詩興大發，陳龍瑞饒有興趣地說，他看見雲南綺麗的風

光，感慨萬端，在路上醞釀了一首詩，他念出來要大家指教：��

〖HTK〗古道遙遙通藍天，方知山外還有山。待到凌雲回眸看，腳下流水漫生煙。

滇北山河雖俊秀，不及川西伏龍觀。巔連輾轉幾時休，邊關放逐何日還。�ァ�HTSS〗

    張卓義也說沿途看見驛道、流水、枯藤、老樹，就想起了馬致遠的散曲，於是他將小令《天淨沙·秋思》〖ZW()

    元·馬致遠的《天淨沙·秋思》原為：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

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ZW〗〗

改成了：�ァ�HTK〗

枯藤老樹無昏鴉，小橋流水有人家，古道西風催瘦馬，紅日東升，亡命在天涯。�ァ�HTSS〗

大家都說改得好，改得貼切。於是諸崇明即興模仿王維《山居秋暝》[ZW()唐·王維《山

居秋暝》原為：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ZW]]的韻調作了一首五律：��

〖HTK〗牛寨新雨後，雲淡晚來秋，烈日當空照，汗隨脊背流，��

竹喧異鄉客，蓮動上荒丘，隨意秋芳至，群囚不可留。〖HTSS〗��

諸崇明念完，說我喜歡文學，也喜歡寫作，要我也來一首捧場。我說我沒有準備，但我

很欣賞一首圈圈詩，願意背給大家聽。並開玩笑說：“如果諸公不會寫字，今後可以仿效畫圈圈的辦法給家人寫信”。我念到：��[HTK]

    相思欲寄，無從寄，畫些圈圈兒替。話在圈兒外，心在圈圈裡。我密密加圈，你細細銘記：單圈兒是儂，雙圈兒是你，整個圈圈是團圓，半個圈圈是別離；一個圈兒長相思，兩個圈兒兩廂憶，三個圈兒盼郎歸，四個圈兒四行淚，五個圈兒滿堂福，六個圈兒重相聚，七個圈兒架鵲橋，八個圈兒納君意，九個圈兒情義重，十個圈兒蓮並蒂……還有那說不盡的相思，把一行行圈兒畫到底。[HTSS]��

    我們一覺醒來，已是日上三竿，這又是一個酷熱的晴天：太陽像個火球，從一片絢麗

的耀人眼目的火燒雲層中一蹦而出，把金色的光芒投向大地，於是山川河流，樹木花草都披

上了淡紅色的衣裳。我們今日的行程基本上是下坡路，好走多了。所以我們一行走得沒有昨日那樣艱難，心情也就比較愉快，沿途還碰到幾隊馬幫，馱着沉重的麻袋和竹簍，裡面定是糧食、鹽巴、煤炭。馬幫還未出現鈴聲就先到了，提示對面的來人要避讓。馬的鐵蹄不往驛道的石板上踏，而是專挑石板旁邊靠山一側的泥地走。馬兒是通人性很聰明的牲畜，它知道那裡有危險，那裡沒危險。常言說上山的驢子，下山的馬，馬上山是很累的，它們正埋着頭喘着粗氣，尋着前面的馬走過的腳跡一步步向上攀登。而趕馬的馬夫卻輕鬆快樂，他有時吆喝兩聲，用樹枝當鞭子在馬屁股上抽打兩下，然後就扯起嗓子唱着祖祖輩輩傳下來的民歌民謠，有葷的，也有俗不傷雅的，如：��[HTK]

    妹兒妹兒不用愁，哥哥在外趕馬牛，有朝一日發了財，給妹修幢小竹樓。��

    妹兒妹兒長得乖，哥哥愛你本應該，由於沒錢娶得你，只好望着你發呆。��

    妹兒妹兒長得俊，哥哥為你才發奮，那天沒有摸到你，只怨我的手腳笨。��

    ……

    是呵，中國確實太貧窮了，許多人不識字，沒有文化娛樂生活，全靠低級下流荒誕的東西支撐着精神。難怪有人總結說：愈落後的地方，人口增長愈快；他們連煤油燈都不敢照久了，只好早早上床……。��

    下山的路上，張卓義與我攀談起來，說那首“圈圈”詩，雖然文句淺顯，卻意味無窮，

勾起了他的心思，弄得他昨夜輾轉難眠，於是講起了他和他愛人的故事：��

    “我是1955年從海軍東海艦隊復員的，被安置在區委宣傳部任幹事，後來又被選為共青團區委組織委員，兼管部份團委工作。我愛人叫柳嘉瑩，在絲綢廠人事股工作，也兼管團支部的組織工作。所以他們廠呈報新團員入團申請書和團員轉組織關係都是她來找我。��

    “我當時二十四歲多一點，她比我小兩歲。我身高1.75米，她比我矮12公分。她身材窈窕，眉眼俊俏，白皙寧靜的臉上盪起兩個酒窩兒，令人消魂。��

    “我倆一見鍾情。誰都怕對方被別人搶走，所以來了個“短平快”，不到一年就結婚了。��  “婚後，她對我溫柔體貼，無微不至；我對她關懷呵護，相敬如賓。不久，她懷孕了，我高興得上班都暗自笑出了聲，每天回到家裡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摸一摸她那天天在長大的肚子，聽一聽孩子的胎音。嘉瑩問我：孩子出生後取什麼名字?我說早就考慮好了：是兒子就叫張嘉州，是女兒就叫張小瑩。她聽了非常高興，說不管是兒子或女兒都有她名字中的一個字，很有意義。特別是‘嘉州’，代表祖宗的故土，也代表孩子的出生地。在那段時間裡，我    要做父親了，臉上隨時都蕩漾着興奮的表情；而她要做媽媽了，也神彩飄逸，楚楚動人。親朋好友都說我們是天生的一對，將來孩子一定是金童玉女。俗話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早在1957年初總結1956年工作的時候，分管團委和宣傳工作的區委副書記向我發難了：他在一次黨員會議上公開說我小資產階級意識愈來愈濃，組織觀念愈來愈淡，自由主義嚴重。但又舉不出有說服力的事實，我心裡很不服氣。我找他交換意見，他不理；路上相遇他也調頭而去，我非常氣憤。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整風期間我給他寫了兩張大字報，陳述事實真象，並揭露了他一些劣行，這下就惹了滔天大禍，反右後，他趁勢將我“清洗”出門。

   “實際上我們之間的過節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這位副書記原是部隊一位正團職幹部，他北方老家的老婆在他隨軍入川後就被他“休”了。此時他剛四十歲出頭，難挨軍旅寂寞，騙奸了一名女護士，後來又不願意與其結婚。於是東窗事發，被轉業降職安排到地方做區委辦公室主任。由於行為有所收斂，加之筆下來得，

工作上做出了成績，得到上司賞識，晉升為副書記。��

    “這位副書記考慮到絲綢廠女工多，經常藉口去轉悠。後來認識了柳嘉瑩，纏着要她為他介紹女朋友，而眼神又停留在柳嘉瑩的身上。柳嘉瑩自此見着他就躲。我倆戀愛後這位副書記忌恨萬分，自作多情地視我為情敵。”��

聽完張卓義的敘述，我和諸崇明都為他抱不平，更為他捏了把汗，問他：“現在你遭整了，他會不會對柳嘉瑩起‘打貓心腸’?”��

    “難說。不過他是外地人，我們是本地人，有許多親戚朋友會暗中幫助我們。另外，特別重要的是我對小柳絕對信任。”��

    “那你兒子呢?出生了嗎?”��

    “出生了。是我勞教後90天生下的，是個兒子。但是小柳沒有按我們約定的叫‘嘉州’；她自作主張給兒子取名‘祥富’，有‘想父’的意思，也有‘祥和富貴’的意思。”��

 

六、在鹽津��

 

鹽津縣城設在鹽井鎮，顧名思義，那裡盛產鹽巴。但這種鹽巴不像自貢出產的那種白花花的，顆粒極細的散鹽，而是一種灰白色的成塊狀的鹽，俗稱“砣砣鹽”。據說這種鹽巴泡菜不生花，泡的菜清脆爽口。��

    鹽津縣城基本上是順着大關河修的，由南向北一條主要街道有五百多米長，四、五米寬，路面用青石板鋪成，街坊是木結構的青瓦房，高高矮矮錯落不齊。從成色來看，大多有四、五十年歷史；從布局來看，多為客棧棧房。我和諸崇明等人到達鹽井鎮時，還依稀可見塵封垢裹的《迎賢店》、《望月樓》之類的客棧招牌和上面寫有“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的燈籠。��

    我們二百多人住在縣城兩處相鄰的客棧，一個小組住一間，裡面有用木料臨時搭成的通

鋪，並墊有薄薄一層稻草，令我們興奮：因為稻草是不值錢的東西，不會是從很遠的地方弄

來。稻草定是當地的。既然當地有稻草，就證明當地產水稻，有穀子，有大米。回想起在沙

坪農場吃髡頭半腦的包穀就頭疼；想起毛畢吉和王滄海的死就心寒。��

    住在鹽津縣城的日子，管教放寬了些，沒有武裝看守，也沒有幹部監視，只要不離開棧房，在客棧里可以自由地走來走去。有錢的人，還可以偷偷出去買吃的。��

    我和諸崇明所在的俞賢智小組，都是些安份守紀的人，除了上廁所、吃飯，壓根兒就沒

有離開過自己住的屋子。��

    晚飯後，管教幹事說是要在縣城休整兩天，後來才知道原因是我們住的工棚沒有完全搭起。聯想到這麼多被勞教的人從全省各地送往沙坪農場才半年，又匆匆轉而改為修路，其盲目性可想而知。當然，這不能怪勞改部門的幹部。因為如火如荼的運動把鬥爭擴大化了，多抓出來那麼多“壞人”是他們始料不及的，所以勞改農場和勞改工廠爆滿；才有“自貢集訓”和“鹽津休整”的事情。��

    我和諸崇明算是“老勞教”了，經過半年多的磨鍊，身上除了一層皮和一付骨頭架子外，什麼也沒有了，哪還有錢買東西吃。在我們中間，只有那些六、七月份才被單位開除送來勞教的人有錢——當然，有些人的錢原本是要寄回家給父母、妻兒老小做生活費用的，由於還沒有來得及匯出就遭整了。��

    休整的第一天，我和諸崇明、張卓義吃了早飯無所事事，就東竄西竄，當我們竄到房東所住的“偏偏兒”房時，被那些貼滿舊報紙的牆壁吸引住了，牆壁上重重疊疊貼有《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四川日報》和《雲南日報》，報頭的這4個字是清一色的仿“毛體”。〖ZW()據說，毛澤東早年曾學習過王羲之的草書，但他寫出來的字又不是王羲之的草體，連書法家都不知道毛澤東的字體該屬哪家，就乾脆叫它“毛體”。〖ZW〗〗我們瞅近細瞧，竟然發現了“憤怒聲討反黨反軍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白樺的罪行”的通欄大標題，使我們倍感興趣，於是和房東攀談起來。房東是個四十出頭的中年婦女，黑黝矯捷，開朗健談。說她一家也是四川人，是解放前躲債來雲南的，隱姓埋名開了這個客棧，生意火紅了一陣，直到“統購統銷”和“三反五反”後，生意才每況愈下。上個月丈夫的老母病故，帶着兒女回老家去了，因棧房要人看守，所以她就留了下來。又說：前幾個月南面邊境有些緊張，從四川調來很多部隊，他們經過鹽津時都要住一夜，她的客棧也住過解放軍，那些報紙就是解放軍丟下的，她利用起來糊了牆壁。臨別時她又說了一句讓我、諸崇明、張卓義倍感寬慰的話，那就是：

“我知道你們是甚麼人。……有人說你們是壞人，我覺得你們不像。”��

    回到住房，我久久不能入睡，白樺的名字總是縈繞在腦際：我讀過短篇小說《邊疆的聲音》和《獵人的姑娘》，又看過根據白樺寫的劇本攝製的電影《山間鈴響馬幫來》，尤其是長詩《鷹群》和《孔雀》，我曾經能倒背如流；對白樺非常崇拜。��

    我弄不明白：為什麼17歲就參加學生運動反對國民黨，跟着共產黨的白樺，也會成為

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

    休整的第二天，我和秦成遠、白虎利、張小剛四個年輕人，被派去縣城另一端的轉運站領撮箕、扁擔、抬槓、墊肩、護膝、雨披、鋤頭、撬棍和二錘等等時，碰到在沙坪農場和楊少西打柴的韓昌華，他此時仍然風度翩翩，衣着時髦，不像個勞教人員。��

    他告訴我：“內昆鐵路是鐵二院設計的，我參加過初勘工作。鐵二局負責這條路的施工，我有很多同學在二局工作。這次勞改局分包了鹽津至灘頭一段土石方工程，就是他們點名把我調來工程組的。”��

    又說：“我估計你們可能是去黃桷槽，距縣城不遠，那裡隧道、涵洞、橋梁、明山開挖，樣樣都有，可以學到很多東西。”講話的神情，儼然像位領導在向下級做指示。��

    還說楊少西和他分開了，但估計也會來雲南修鐵路。因為勞改農場連犯人都裝不完，哪還裝得了這麼多勞教人員；何況修鐵路比搞農業來錢。��

    臨別時韓昌華對我說：“只要有機會，我推薦你到工程組來，這裡都是手上活兒，比甩

二錘好。”��

 

七、黃桷槽��

 

黃桷槽在鹽津縣城以北約十公里的地方，緊靠大關河岸。大關河水由南向北，流到這裡就進入了一條狹長的峽谷地帶，左岸有峭似斧削的絕壁懸崖；右岸是此起彼伏的重巒疊嶂。��  大關河流到黃桷槽，突然向右，然後又向左轉了個大彎，給左岸留下了幾百幾畝河灘，農民們在離河水較遠的灘上種玉米、花生；在石頭多的地方，就地取材，築起了窯爐燒石灰……。相傳，黃桷槽有一條小溪從右邊的山上流下，流入大關河。曾經長着很多濃蔭蔽日的黃桷樹，黃桷槽由此得名。��

    但我們1958年到黃桷槽時，除了河岸邊有幾棵老態龍鐘的黃桷樹外，山谷里一棵也沒有了——山民們早就把黃桷樹砍了，種上玉米、甘蔗、紅苕和土豆。惟一保留的野生植物就是一株高2米冠徑3米的仙人鞭。��

    黃桷槽是從鹽津往北去普耳渡、灘頭和宜賓安邊的必由之路，可以乘小木船順流而下；也可以走驛道沿江而行。��

    黃桷槽只有幾戶人家，他們沿驛道緊挨着修了十多間木屋，一方面上坡種地，一方面經營小食店。��

    我們到達時，刑滿就業的人已把工柵搭好了，一共有三個台階、六幢房子。最上一

層左側是廚房，右側是中隊部；第二層有一個保管室，一座工棚和一個可供點名集合的土壩

子；最下一層修了兩座工棚，一座已全部竣工，一座只蓋了屋頂。��

    這些工棚的結構是依據當地沒有大風，氣溫也不太冷而設計的。不管幹部住的房子；還是勞教住的工棚，都是用樹幹搭，釘子釘，竹篾捆、枝條編，茅草蓋，泥土加草筋糊的。  

我們午飯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下河洗澡，洗頭，洗衣褲，想把一身的穢氣都洗掉。��  洗完澡，我們在黃桷槽轉了一圈，原以為這是個鄉村小鎮，哪曉得它只是個鄉村小店。總長不足一百米，看樣子似曾熱鬧過，但眼前卻只有一家開着的店子，40多平米的店堂擺着五六張四腳八叉的木方桌，方桌周圍配了四腳八叉的長板凳。桌上都有一個楠竹做的筷筒，裝滿了竹筷子。當時正好有兩個人對坐着吃飯，一人一碗紅花米飯，一碗米湯煮的青菜；一碟蘿蔔之類的鹹菜，一塊用盤子裝着像岩石一樣的鹽巴，他們用筷子夾着青菜在鹽塊上胡亂掃幾下，認為已粘上鹽味就送進嘴。��

    女老闆坐在門口，一面做着手裡的針線活兒，一面留神着我們這些陌生人，也許她已經聽說過我們這些人的身份，估計這些人不會光顧她的，也就沒有熱情招呼我們。倒是這女老闆的姿色吸引了這夥人。��

    女老闆年約二十，修長而又纖巧的身段，白淨而又清瘦的面孔和一副戒備森嚴的神情，激發了這些與世隔絕半年多，又好奇又有征服欲望的人。��

    高揚問張卓義：“你敢不敢去招呼那女人?”。“我有老婆，對她沒有興趣。”張卓義答道。“如果和她說了話你給什麼好處？你賭什麼?”朱信本反問高揚。高揚答道：“那我就花上一斤糧票幾角錢請你吃頓白白（伯伯）的米，熟熟（叔叔）的飯……”這句話逗得大家一陣笑，但還不過癮，就慫恿朱信本去試一試。��

    朱信本一言既出，不甘示弱，就躡手躡腳地走到女老闆面前問道：“只賣素菜，有沒有葷的?我們想吃肉。”��

“有，是去年的老臘肉，還沒有煮，你能等嗎?”女老闆回答。

“能等、能等，只要能吃到你的老臘肉，再長時間都能等。”這是同組的白虎利接口說的，顯然是雙關語。是怪話。俞賢智怕惹出麻煩，連忙笑着向女老闆解釋：��

“對不起!這小子說話粗魯，大嫂不要多心。這樣吧，你家要是有臘肉就給我煮一塊，我先付一元錢，一會兒我們再來拿；我們是剛到這裡來的，就住在坡上。”��

    俞賢智總算把可能要引起的糾紛化解了，但白虎利還喋喋不休地嘟嚕着：“要吃就吃她兩塊肉，為什麼只煮一塊?”俞賢智見他又說下流話，瞪了他一眼，再沒有搭理他。��

    我後來聽一個與白虎利同廠來勞教的人講，白虎利流氓習氣很重，見到青年女工就嘻皮笑臉，還動手動腳……；有一次天氣很熱，在公共汽車上用胳膊去撞一個女大學生的胸部，大鬧了一場，還嘲笑對方：“要想不擠，就到鄉下去坐雞公車。女大學生咽不下這口氣，在父母的陪伴下找到工廠……白虎利為此被開除了團籍。後來他就以爛為爛，下流話愈來愈多：什麼“妹妹夾起墊坐、哥哥吊起挨餓”，什麼“腳要伸，手要勤，心裡還要默個人”。有人學俄語念：“得瓦爾里西”，他也要歪曲成“卡巴(藏語)羅擺齊”。所以被打成壞分子送勞教。��

    我們到黃桷槽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又來了幾十名勞教人員和一位中隊長，一位女幹事。新來的勞教人員中有兩個出名人物很受注目，那就是所謂的“章羅聯盟”骨幹分子，民盟中央委員，重慶民盟宣傳部長李康和成都青年作家、記者肖風。另外，被打成右派的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王匡時，西南工人日報副總編汪崗，諧劇創始人和表演家王永梭也來了築路支隊。��

    二百多勞教到齊後，幹部也配備齊了：一位中隊長姓鄭，一個半教育幹事，那就是聞亮和姓周的女幹事(她因是協助聞亮，所以統計只算半個)；生產幹事也是一個半，也是姓周的協助小陳。實際上姓周的很少協助小陳，把精力主要擺在聞亮身上。事務長就是那姓曾的好心人。

    我所在的中隊安頓好以後，坡下又來了一個勞教中隊，也有二百多人，編序為一中隊。這個隊的勞教人員年齡比較大，文化程度高，是青一色的“反革命分子”，還判了管制。管理嚴厲得多。��

    兩個隊燈火相照，但勞教人員互不往來。究其原因，坡下的勞教以為上面都是些小偷扒手，他們是“政治犯”；坡上的以為自己是有公民權的，比下面勞教的好，怕與他們往來會惹麻煩。��

    兩個勞教隊安營紮寨後，又來了五六十名刑滿就業人員。他們原是勞改局築路支隊的，有多年修路搞土石方的經驗。一是來向勞教人員傳授開山放炮和打石頭的技術，二是來開大山(石匠的專業名詞)就是開採整塊崖石，然後打製成長方形的條石或扇形的拱石，供隧洞橋涵用。因為當時的勞教人員還沒有掌握這些技術。��

    由於有五六百人的進駐，黃桷槽空前熱鬧繁榮起來，女老闆的小食店也紅火了。連忙把山上的父母接下來幫忙，又把在供銷社打臨工的丈夫叫來給她打下手。從此小食店經常高朋滿座，笑語喧譁。吃飯的，喝酒的，說笑話的，打“干呵咳”的，都有。食客們大都是就業人員，管教幹部和少數勞教人員。說來也奇怪，這三類人去小食店都相互主動迴避：就業人員在裡面，幹部就不進去；幹部在裡面，勞教人員也不敢進去。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樣，你出來我就走，你走了我就來。��

    還有一個怪現象：就是那女老闆想到生意好，才喊丈夫來幫忙的。哪曉得丈夫在店裡的時候，生意反而不好了，喝酒、閒聊的人大大減少。丈夫心裡明白，只好又回供銷社去了。  

後來諸崇明稱這種現象為“女人的魅力”。他說：��

    “不喜歡女人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沒有欲望的人就根本不能叫人。”��

    十年後，我被清放回家，在母親的家門前擺了個小攤賣茶水維持生活。不久街對面又擺    了一個，這人是個女學生，因家庭成份不好，又拒絕下放農村當知青，街道辦事處連臨時工都不給她介紹一個，所以失學失業多年，生活無着。她的茶水攤一擺出來，生意就特別好，許多原先照顧我的，都去照顧她了。有些人還比賽喝茶水，八杯十杯地喝，並且天天去喝，天不熱也去喝，因而成為笑話。我對此很有感慨，我把這種現象稱之為：“女人效應。”��

 

 

八、十九中隊��

 

我所在的中隊全稱是“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築路二支隊十九中隊”，也可簡稱219隊，這是鄭隊長在集合點名時正式宣布的。��

    鄭隊長給人的印象是一個為人和善與世無爭的小老頭。實際上他當時只有50多歲，外省口音，中等身材，不善言辭，有些出老。大家知道自己的地址和“番號”後，第一件事就是給家人寫信，當然沒有寫“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九個字，只寫了“築路二支隊十九中隊。”這樣作是因為不想讓自己的親人悲傷和痛苦。��

    我所在小組的成員沒有變，仍然是行軍編組的那14個人。全中隊兩百多勞教，共編成

了四個大組，我們小組編在三大組，與四大組同住最下面的一個工棚。��

    三大組的大組長叫曾懷盛，三十多歲，肥碩敦實，眼珠突出，嘴巴大、聲音高，無論天氣多熱，都穿着一套褪得沒有一點草綠色的軍裝。他是1949年大學沒有畢業就響應號召投筆從戎的。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又隨部隊成建制改編為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參戰。由於他是當時部隊很少的大學生，又懂英語，所以很受器重，一直在作戰參謀部工作。朝鮮停戰部隊奉命回國時，他已是正營級參謀，本可以在部隊發展。但他認為戰爭結束了，今後國家要建設需要有文化有知識的人才，於是他作出了回學校繼續完成學業的選擇。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並被選為校黨委委員兼學生會主席；1957年整風時他支持了學生們的“大民主”活動，在波蘭和匈亞利事件上又指責老大哥蘇聯，因而反右時被打成右派。��

    在黃桷槽最初的生活過得不錯，糧食不定量，並且沒有滲雜包穀，純粹是當地產的紅花米。蔬菜也是當地山民種的老黃瓜(四川人吃嫩的)、嫩南瓜(四川人吃老的)秋絲瓜和虎耳瓜等。菜中還能看見油花。勞動9天有1天休息。休息天就要吃肉，就是黃桷槽女老闆賣的那種老臘肉(當地很難買到新鮮豬肉)，臘肉皮黃鋥鋥亮晶晶的，估計每人有3兩左右。比起沙坪農場尤如一個在地下，一個在天上。��

    但是，隨着鐵路正式施工，勞動強度加大，每天按人頭定量煮的飯不夠吃了，發生了哄搶，於是事務長採取了按人頭定量分配的措施：根據個人勞動強弱不同，糧食供應劃分了三個等級，甲級每人每月45市斤；乙級42市斤；丙級39市斤。這麼一來，甲級每人每天有1.5市斤糧食，可以分成“366”吃，也可分成“465”吃，其餘級別，以此類推。控制的方法就是發飯菜票，和當時機關工廠食堂一樣。可是有少數人僅二十多天就把全月的飯菜票吃完了，最後幾天弄來吊起。在這種情況下，又將飯菜票改為劃摺子：一個月發一張牛皮紙印的摺子，每天早、中、晚三格，月大31天，月小30天，只能一天一天地吃，吃一餐劃一格。但也有人鑽空子：主要是早飯和晚飯天還沒有亮或天已黑，炊事員在煤油燈微弱的燈光下有時漏劃，有時劃得很輕，這種人就把划過但痕跡不明顯的地方擦一擦又去混飯吃，但是成功的不多，被抓獲的不少。所以“劃摺子”的辦法延續使用了很久。��

    我和諸崇明的口糧等級為乙級，雖然有點欠缺，但由於後來有了與我們所付出的勞動不相稱的所謂工資(18元—22元)，可以補充點油類肉類，加之曾事務長善良正直，不剋扣囚糧，在生活方面沒有大問題。��

    一天上午十點的光景，我和諸崇明正從大關河的木船上扛水泥包子，俞賢智趕來叫我到中隊部去，說是鄭隊長在找我們。同時又告訴我：“我看見你在鹽津縣城碰到的那個韓昌華來了，一共有四人，還帶着經緯儀等測量工具……”。��

    我一聽就明白了，並暗暗高興，和諸崇明將水泥包子扛到保管室後，連滿頭滿身的水泥

都沒有拍掉，三步並做兩步，趕到中隊部門前3米遠的地方站住，喊了一聲：��

    “報告!鄭隊長叫我有事吩咐嗎?”我一面走進中隊部，一面繼續問道。��

    “工程組的人來了，要將我們中隊施工地段的導線找出來，聽說你過去搞過測量，所以抽你出來配合他們工作——他們說只要幾天。”鄭隊長這樣吩咐。�ルm然鄭隊長最後那句“只要幾天”4個字使我的心涼了半截，但我仍然笑盈盈地又問：“啥時候開始?”

“立刻!”鄭隊長說完抬起手腕看了看手錶，已是上午的十點半鐘，又補充說：“你現在就去找小陳幹事打開保管室，選些歪瓜裂棗的硬質鋤把鋸斷，砍成木樁放線用，吃了午飯再出去。具體的由工程組韓昌華安排，你聽他的。”韓昌華和他的三個同事就坐在靠窗的兩根木條凳上，聽隊長這麼一說，與我的目光不約而同地碰在一起，於是會意地微微一笑。��

下午1點，中隊出工的哨子還沒有吹響，韓昌華四人和我就出發了，一路上，韓昌華告訴我，十九中隊負責施工的路段有將近3公里，其間主要是兩座隧道——黃桷槽1號和2號：1號隧道全長900多米，計劃在1959年夏季前打通；2號隧道1300多米計劃明年冬季打通。剩下的7—800公尺

都是明山開挖，山陡邊坡高，土石方量大，施工難度高，除了雨季都要施工。隧洞之間、明漕之間、隧洞與明漕之間還有5個涵洞，也要在今冬明春完成開挖和安砌。��  我聽了後，一半自言自語，一半像是在詢問：“這麼說來，一兩年我們是出不去了吧?”

“當然羅。花這麼多精力和費用，把這麼多人弄到雲南來，不會是一年半載的事。”韓昌華也不無感嘆地這麼說。隨後他又向我解釋關於推薦去工程組的事，他說：“我曾經向大隊部反映過兩次，工程組要求增加人，可是大隊部不同意，說秋冬是土石方施工的黃金季節，勞動力要多投到第一線，要增加人也要過了這段時間。”稍停頓一下，韓昌華又說：“我知道你有些失望，但只要我在工程組負責，我就要為你繼續爭取。”韓昌華最後的表白，對我無疑是一針強心劑，於是加快了步伐，爬到了隧道的山巔，開始查找鐵路勘測的導線樁子。後來韓昌華告訴我成渝鐵路通車不久，內昆鐵路就進行了初勘，後又經過複測，特別是火電廠增多，工業用煤緊缺，內昆鐵路終於擺上了國家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日程。由於時間緊、任務重，內昆鐵路的初步設計和總概算拿不出來，只好邊設計邊施工，邊施工邊設計，我們要找的導線樁子就是三四年前初勘時埋設的。由於當時條件限制，導線樁多是木質的，日曬雨淋這些年，恐怕早已腐朽，所以“查樁”也是件困難的事。��

    韓昌華等根據地面控製圖，幾經周折，在固定標識的引導下，披荊斬棘，終於找出了三角鎖內全部的導線木樁，雖然已經腐朽，但由於是荒山禿嶺，人跡罕至，所以並沒有遭到破壞，仍然“堅定地”立在那裡。於是我們換上新樁，並用紅油漆標上數據。可是在查找隧道洞口水準點時，碰到了麻煩：原因是洞口有一片開闊平緩的坡地，當年勘察隊前腳剛走，山民們翻地時就把木樁拔出來扔進深谷，因為那木樁占的地可種一株玉米。所以我們翻來覆去都見不到一點樁子痕跡，只好按往返、閉合水準線路重新補樁。當然，在查樁的幾天裡，也有許多樂趣，那就是我們經常碰到野兔野雞，並發現許多野核桃野板栗。野兔野雞抓不到，只能觀賞，核桃和板栗則可以盡情享受。幾天后，韓昌華等要到別的中隊去，離開十九隊前再次提到了楊少西，希望我想辦法與楊少西取得聯繫。��

 

九、路彎彎水彎彎��

 

比起我們一行，楊少西一干人去雲南的經歷要苦得多。他們行程近十天，除了樂山至宜賓安邊是乘木船順江而下外，其餘全是步行，共計走了六、七天，腳起泡手生瘡，痛苦悲傷的狀況令人難以置信。��

    由於他們中隊在沙坪下游數十公里的五渡，從沙坪乘汽車顯然不夠合理。於是選擇了經軫溪、沙灣至樂山的山間小徑，全程估計有一百華里。三根橋中隊成建制轉移五渡分場後，我的第一任小組長鍾玉倫又做了楊少西的小組長，同組的有兩個財經學院的講師，一個叫張光照，一個叫沈澤；兩個公安幹警，一個叫汪白孚，一個叫康永意，還有文化人士董尚明等，全小組也是14人。他們出發那天的清晨，灰色的天空杳杳冥冥，不時還有隱隱的悶雷聲。

��  楊少西一行有的挑着，有的背着，長的短的，方的圓的，白的黑的，蘭的灰的，五花八門的大包小包，象民工也象難民，只是多了幾個全副武裝的公安戰士。他們步履蹣跚，抹着汗，喘着氣，足足拖了半華里長。��

    他們已走了四個多小時，可是太陽始終沒有出來，空氣更加沉悶。講師張光照說：“看樣子有一場偏東雨，我的書籍和雜誌忘了包在被包里了。”��

“我倒是把油布用來包了書和雜誌，但被子就沒有油布了，若要下雨必然淋濕。”另一個講師沈澤也說。��

楊少西更是心中焦急：他既沒有油布包書，也沒有油布包被蓋和衣物——因為他根本就沒有油布，只有聽天由命。俗話說“屋漏更遭連夜雨，行船又遇打頭風。”說時遲，來時快，一層烏雲飄來，爆豆似的雨點鋪天蓋地向這群人劈來，他們前不沾村後不着店，路邊連大樹或岩洞也沒有，只好硬着頭皮冒着雨往前走。��

    路愈來愈泥濘，愈來愈溜滑；包袱愈淋愈濕，愈來愈沉重。有的人上坡栽了個豬啃泥，下坡摔了個面朝天，臉盆、口盅、漱洗用品撒滿遍坡，書籍雜誌糊滿了泥水，於是有人開始罵天咒地，有人開始哭泣悲鳴。幸好，這陣雨過後，火紅的太陽一躍而出，伴隨它的還有光芒萬丈的彩虹。楊少西這群新中國的首批機關幹部、國營企業職工和知識分子，經過陣雨的洗禮，有誰還能認得出他們的本來面目，他們活脫脫就像一群討剩飯剩菜的叫花子。在希望中支持着走了三天，其間還經過了郭沫若的故居，終於到達了名城嘉州——樂山。��

    樂山位於四川盆地的西南邊緣，唐為嘉州，宋為嘉定府，元為嘉定路，明為嘉定州；民國設樂山行政督察專員公署，解放後被承襲至今。��

    楊少西一行人到達樂山，當晚就住在大佛對面，傾聽岷江的述說和廣播裡一陣高一陣低的“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歌聲。次日凌晨，草草吃完早飯，領了途中的乾糧，即被押上一艘大木船，被塞進了船的艙底。��

    這是兩艘內河航運公司經營的全木質結構的貨船，主要往返於樂山、宜賓、瀘州，運輸牲畜、礦石、原鹽、原煤和化工原料。��

    楊少西等人乘坐的這艘船，除了首尾的槳和舵，燒飯的爐灶，就只有貨艙和底艙兩個部份。船艙里已裝滿了脹鼓鼓的麻袋，麻袋上坐着幾名船工和押送勞教人員的管教幹部、公安戰士。他們抽着煙，喝着茶，擺着龍門陣，全然聽不到底艙下面的聲音。��

    底艙長約15米多，寬約4米，高約1.2米

，所以走路都要躬着身子。底艙基本上是泡在水裡的部分，所以沒有窗戶。全靠艙板縫隙透進一些光亮，才能辨別物體和人的面目。��

    楊少西等人進到底艙，立刻就感覺到一股濃烈的牲畜類的糞便味道和硫磺那種噁心的氣味，忍不住翻腸倒肚起來。艙里沒有稻草之類的東西墊底，不可能鋪開被蓋卷睡覺。但是坐在背包上無依無靠，搖搖晃晃無法坐穩。所以坐也不是，站也不能，睡也不行。難怪有人馬上就聯想到16世紀來往於大西洋販運黑奴的船隻。��

    把這些人與黑奴相比較，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相同的是他們都失去了人身自由，生存和命運都掌握在別人手裡。不同的是黑奴是奴隸主花錢買的，若是奴隸在販運途中死了，病了或瘦了，就無法賣錢，或少賣錢，就會造成損失，押運人員是沒法向主子交待的。可是這些勞教人員是沒花一分錢弄來的，他們的生死和健康與否都與押運人員毫無關係。所以黑奴在船上雖然戴着鐵鏈，但有淡水喝。而這些人雖然沒有戴鐵鏈，卻沒有水喝，連屎尿都只能拉在自己棲身的船艙里。��

    何況這些人已負重走了三天的山間土路，體力已消耗殆盡，精神極度疲乏，進到底艙嘀嘀咕咕，熙熙攘攘一陣之後，就擠着、挨着、靠着、坐着，或蹲着，呼呼地睡着了。睡夢是他們惟一安寧的時候，可以得到解脫，在夢中可以去他們想去的地方，見他們想見的親人，吃他們想吃的東西。��

    楊少西一覺醒來，已不知船走了多少時辰，但從透進艙底的光線強弱和艙底悶熱的程度，可以推斷出當時可能是下午兩三點鐘的光景。正在這個時候，忽然有人尖叫起來，就像碰到毒蛇和惡魔一樣驚恐。待他們定睛一看，原來艙板上像是撒了一層會跳躍的黑芝麻，爭先恐後地跳到他們身上，吸着他們的血。呵，原來是跳蚤。船艙里的臭氣，潮濕，酷悶和乾渴，他們都可以忍受，唯獨跳蚤吸血後的奇癢，讓他們難忍。��

    楊少西發現他頭頂上蓋得不嚴實而透光的艙板是活動的，輕輕就可以取掉。他一方面想透一透氣，二方面想伸一伸腰，三方面想看一看船到了什麼地方。於是就取掉一塊長1米，寬20厘米的艙板，輕輕地挪在旁邊，但不夠寬，接着又取了一塊，然後慢慢向上伸着身子，頭剛露了出去，頭頂突然被一種鈍物重重一擊，使他幾乎昏厥過去。坐在他旁邊的康永意，發現是公安兵用腳踏的，像是自己受了傷害一樣，怒不可遏。於是站了起來，準備與那個兵論理。可是還沒開口，他握艙板的一隻手，又挨了那個兵用槍托重重的一擊，手指立刻充血烏紫，無法伸展……。這時已經清醒的楊少西突然像一頭被激怒了的猛獅，一躍而起，抓住那隻剛踏過他的公安兵的腳，拼盡全身的力氣往下一拽，只聽咣噹一聲，那個兵連人帶槍摔倒在艙板上。被拽的那條腿則掉進了底艙。可能這個兵的兩粒肉丸子被擠壓了一下，痛得呱呱大叫。聞聲趕來的他的戰友們問明情況後，也氣憤填膺，一面將他扶起，一面將槍口對準底艙的人們，兇狠地吼道：

    “哪個干的，滾出來!”��

    大家都知道“滾”出去的後果必然是被暴打一頓，所以不予理會，保持着沉默。一個公安兵“卡”的一聲把子彈頂上了鏜，威嚇說：“出來!快出來!不然老子要開槍囉!”聽到這種幼稚可笑的警告，整個底艙的幾十號人就像被煙熏了的馬蜂一樣，紛紛怒吼起來：“開槍吧!

老子與你拼了!”“開槍吧!反正不想活了。”“你這龜兒子不把我們當人，還要向我們開槍?”�ァ澳銈兪侨�?哈哈!你們是右派!是反革命!是階級敵人”一個公安兵這樣應道。這時沉默

着沒有參予紛爭的管教幹部們不說話不行了。他們一方面將公安戰士勸開並做了安慰，一方

面厲聲丟給勞教們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現在算了，到雲南再給你們說。”��

    一場暴風驟雨般的衝突就這樣平息了。從中不難看出多少有點文化的管教們多麼聰明，而沒有文化的兵多麼愚蠢。��

    說句良心話，這也完全怪不得那些剛把腿上泥巴洗掉穿上軍裝的農民，因為他們跨進軍營第一天接受教育的第一課，就是“階級鬥爭”。��

    據說，有些公安部隊練習射擊時，槍靶子的圖案除了頭戴星條旗高帽，身着燕尾服的美帝國主義，還增加了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地主的形象當然是《白毛女》影片中被典型化了的黃世仁…而右派的“尊容”則別開生面：頭戴灰色幹部帽子(說明他們曾經混進革命隊伍)，兩眼掛着螺紋圈的眼鏡(說明他們是知識分子)胸膛上從上到下寫了“反黨反社會主

義”7個字。可見創造右派形象的人煞費過一番苦心。��

    船底艙的人雖然團結一致維護了自己的人格尊嚴，但管教丟下的那句話卻壓在他們的心上。有些人惶恐不安，怕受牽連，到雲南脫不了手。有些人為楊少西擔心，埋怨他不該那麼衝動，說他應該忍。楊少西不同意這個觀點，說：“居然踩到我頭上了，我怎麼忍?難道要像耶穌說的：左臉挨了一耳光，還要把右臉送過去?”��

    “士可殺不可侮，這是老夫子教導的，任何有血性的人都應該有骨氣。”這是講師張光照贊同楊少西的觀點說的。��

    “沒有什麼了不起。卵一個命一條，到雲南要殺要剮我一個人去，不會連累大家。”這是康公安(大家給康永意取的綽號)表的態。

    這件事並不像他們預料的這麼嚴重：到宜賓安邊上船後，幾名公安兵就換走了。很久很久以後才聽說那幾個公安兵那天在船上喝了許多酒。所以從安邊經橫江、灘頭、普洱渡到對口溪均相安無事。至於那句“到雲南再給你們說”的無定義的話，幹部們始終沒有說——1958年年終總結沒有說，1959年離開雲南也沒有說。��

十、咆哮的大關河��

 

工程組韓昌華等人到十九中隊施工地段對導線進行了複查以後，根據路基導線樁和施工斷面圖紙的要求，勞教人員在黃桷槽1—2號隧洞之間和2號隧洞南口的兩段明山施工。4大組則負責在對岸河灘採集河沙、卵石。施工程序：一是根據導線樁的里程編號和技術標識，找出相應的邊坡斷面圖紙，放出邊坡邊線；二是“揭蓋山”，將邊坡線內的大樹砍掉、將表土連同植被一齊挖掉，再將裸露的孤石撬掉；三是不能撬動的整體山崖，就打炮眼炸掉，然後將石塊渣子掀出下邊線。這樣一層一層從上至下的剝離，一層一層的炸，一層一層的除渣除土，直到按圖紙要求的寬度、坡度、傾斜度和轉彎半徑挖出路基，掘出邊坡排水溝，路基工程即告完成。��

    路基工程主要是土石方工程，土石方工程的主要手段就是炸岩石，除渣清運。當時中國的鐵路施工設備和技術裝備非常落後，沒有電動風鎬、掘土機、推土機和運載機械，還停留在十九世紀初期修滇越鐵路的年代：人工打炮眼，人力運碴土。��

    人工打炮眼是一項十分繁重的體力勞動，又是一項要有熟練技巧的工種。就像《紅旗渠》那部電影映出的畫面一樣：一個人掌着一根直徑22—32毫米的鋼釺，一個人掄錘敲擊鋼釺；掌釺人抽動一次，掄錘人敲擊一次。可以一個人打錘，也可兩個人你一錘我一錘的打。打錘人比掌釺的消耗體力多。無論天氣多麼寒冷，只要揮錘幾十下，立即就汗水如注，氣喘不止，特別是剛學打錘的人。當然打二錘(8磅重的鐵錘稱二錘，32磅鐵錘稱大錘，打炮眼多用二錘)

的人也會有短暫休息的時機，那就是掌釺人清除炮眼裡的渣的時候：他用4—6毫米

粗的鋼筋打製成像掏耳朵的勺子一樣的工具，一勺一勺地從炮眼裡把渣除淨。當然除渣的動作愈慢除渣的時間愈長，打錘的人就能得到更多的休息。炮眼兒若是豎起的，還要向炮眼裡放水，讓石渣與水拌成羹漿才能除淨。有時上工順路帶的水不夠用了，還要去附近的小溪找水，耽誤的時間就會更長，這時打錘的人還可以坐下來休息或打個盹。掌釺的和打二錘的是搭襠，兩人要隨時互換。所以你掌釺關照了我，我掌釺時也會關照你。��

    但這種看似容易的勞動，對於那些沒有參加過體力勞動的知識分子來說，就如同一個不會游泳的人被推進了深水，為了活命就只有拼。掌釺人手掌的虎口經常被鋼屑劃破，血流不止；手臂被二錘擊傷、腫脹紅紫。掄錘的人手掌心磨起血泡，用手巾或爛布包上又打，最後雙手都磨起了厚繭。��

    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和諸崇明等人經過一個多月的磨練，總算基本上適應了這種勞動，

但就是感覺得太累，太累；只要一停下手中的活兒就會睡着。食量也隨之大增。吃半斤米煮

的稀飯還感覺得很餓。��

    放炮也是一種十分危險的工作。當時用的啟爆裝置主要是火雷管，導火索都是從蘇聯進口的。炸藥是四川產的硝氨炸藥。裝炮和點炮都由小組長擔任。他們集中在一起由刑滿就業人員教過。俞賢智當過兵，又在林場見過修路工人放炮的。但他第一次親手拿着雷管和導火索時，手也在顫抖，可見內心十分緊張。他叫我離他遠些……，但我還是目睹了他操作的全過程：首先根據每個炮眼兒的不同深度，確定導火索的長度。再從導火索的一端擠出一些黑色的火藥，裝進紫銅殼的雷管，用自己的牙齒將雷管口壁咬扁(本來應該有專用鉗子)，使雷管口卡住導火索，裝炮時才不會被扯脫。裝炮前對炮眼要再次檢查，若裡面有水就要用爛布擦乾。裝炮時要先向炮眼的底部塞一條底藥，再裝入帶雷管的導火索。根據炮眼的深度，裝入適量的炸藥，最後填充粘土，填得愈緊愈好。裝炮工作就完成了。隨後就是點炮的準備工作；先將露在炮眼外的導火索剝掉一段膠皮，抖盡中心的黑色火藥，留一束純棉線。這是點炮的關鍵。去掉火藥的一段導火索的長短，決定着甲炮與乙炮啟爆時間的間隔距離，以便用耳朵聽爆炸聲的數量與點燃的炮的數量是否相符。從而判斷是否有瞎炮。瞎炮有真假之分，假瞎炮是很危險很害人的。無火藥的一段導火索的長短，還決定於點炮人撤離到安全地區需要多少時間，並且還要考慮撤離時摔倒等意外因素。��

    我最初沒有參加裝炮和點炮，但那驚天動地的爆炸聲和隨之而來的滿天飛石，硝煙瀰漫

的場面，着實令我膽寒。��

    1958年5月5日中國共產黨八屆二中全會，把早在成都會議就已基本醞釀成熟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方針寫入決議，於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大躍進運動在中國大地上波瀾壯闊地開展起來。內昆鐵路雲南鹽津至灘頭段，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開工的，支隊部在做開工動員的同時，提出了“大戰九月抓圬工，增產節約不放鬆，多快好省保安全，迎接國慶立大功”的口號，並要求全體勞教人員在國慶前夕給自己原單位黨組織寫一封信，匯報自己的改造情況。這麼一來又把勞教人員本已沉寂的心鼓動起來，他們以為原單位並沒有拋棄自己，改造好了仍能回去工作。我和諸崇明在沙坪農場已給原單位黨組織寫過一封信，如泥牛入海，覺得再寫也沒有實際意義。但不寫又不行。於是應付着寫了諸如“已深刻認識到自己所犯錯誤的嚴重性，一定會痛下決心，好好改造”等幾十個字的短信。��

    但是絕大多數人，特別是六七月份剛送來勞教的，對“一封信”的號召非常認真，信的內容修改了又修改，字體也十分工整；改造上情緒高昂，信心大增。諸如慢慢掏炮眼兒灰渣，提着二錘不甩起來的行為，會被視為是“消極怠工”或“磨洋工”，會受到指責和批評。�� 

特別是後來有小道消息，說國慶十周年國家主席要發布特赦令，國民黨戰犯和偽滿洲敵特的罪行都可以赦免，而右派只是言論上的錯誤，當然會得到寬大。於是每天晚上的政治時事學習發言踴躍，討論熱烈。每日出工的哨子還沒有吹響，上工地的人已先走了一半。稍遠點的中午也不休息，連午飯也挑到工地上吃。一時間，大關河沿岸叮叮噹噹的二錘聲，咣!咣!咣!放炮的打鑼聲，山搖地動的爆炸聲，撬石頭的吆喝聲，抬石頭的號子聲、喊聲、笑聲，此起彼伏，混合成一部喧鬧的交響曲，整個工地一片沸騰。��

    正當這熱火朝天的“大躍進”一浪高過一浪的時候，對岸一聲巨響，坍塌的岩石釀成的悲劇攪涼了大家的心，給大家留下了永遠難忘的傷痛和記憶。��

    大關河從南向北流的右岸是內昆鐵路的正線；正線全面開工後下面沿河的驛道已被岩石和渣土埋沒，為了恢復當地的交通，也是為了鐵路建設所需物資的運輸，必須在左岸修一條汽車便道。於是築路支隊抽調了一個勞教中隊在黃桷槽對面施工。左岸的山勢比右岸陡峭，大多數是垂直的懸崖斷壁。由於修便道的勞教隊正處於“大躍進”運動的初始，正“鼓足了幹勁”；正提出敢於“戰天鬥地”的口號，所以勞教中隊首先敢於“碰硬”。要在直壁的下部開掘一條半隧道半明道的C形便道。��

    從設計上來講這是迫不得已的，因為如果要把高達數十米甚至上百米的垂直山崖炸開一條全敞開的明道，不僅工程浩大，費用昂貴，炸開的岩石還會阻斷河流。��

    但是修這種半隧道半明道的路，首要的條件就是山崖的質量：山崖的地質構造，岩石的類別，是整塊的崖層，還是堆積的岩石等等。顯然限於當時“時間緊，任務重”，這一切都沒有弄清楚，加之它僅僅是一條便道，沒有人重視，所以埋下隱患就無可避免。��

    事故發生的地段正好是我們施工工地的對岸，水平視距不足500米，而且鐵路正線高， 汽車便道低。我們居高臨下目睹了事故發生的全過程：那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九周年前一天的下午兩點多鐘，對岸幾十名勞教人員正飛舞着二錘叮叮噹噹打炮眼，我的搭襠正在除炮眼裡的渣，我藉此休息時順便向對岸望去，發現有兩個人二錘打得特別好：那楠竹片的二錘把甩成360度的圓弧，像甩流星，也像舞金箍棒。我正讚嘆不已，突然一段10多米高的崖壁轟隆一聲巨響，帶着揚起的塵土從上向下塌落，淹沒了下面毫不提防的人們……隨着巨響和我的尖叫，十九中隊的人不約而同地朝對岸望去，看見那些沒有被岩石砸傷的人，有的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愣在那裡；有的驚恐萬狀，怕自己頭上的岩石也會掉下來，左躲不是，右藏也不是；等到濃煙般的塵土散盡，大家才發現原先在那兒打炮眼的十幾個人已所剩無幾。也許有掉到河裡被水沖走了的，也許有被埋在垮坍下來的岩石下面的。能見着的人不是手就是腿被岩石壓住已經昏厥；兩個原來離河面近的人聽到巨響本能地向後退，掉進了河裡，拼命爬起來後，發現同伴的屍體和受傷者的慘狀與哀嚎，嚇得歇斯底里地狂呼亂叫，時而抱頭亂竄，時而在地上打滾……。我們已無心勞動，都坐在石頭上哀嘆。許多人流下了同情的眼淚。此時我們仿佛才明白了一個道理：原來修鐵路是要死人的。��

 

 

十一、勞教隊也有風流韻事��

 

塌方死人的事，給黃桷槽附近幾個中隊的勞教人員心靈上都蒙上了陰影，我們自此以後無論做甚麼事都非常小心，寧肯慢點、穩點、甚至甘願落後，也決不拿自己的生命當兒戲。常言說得好：留得青山在，何愁無柴燒。��

    但是，隨着“大躍進”的步伐加快，幹部們對完成生產任務比思想改造還抓得緊。無論每日八九個小時的露天作業，還是在隧道里“三班倒”搞掘進，幹部都要跟班，抓工程進度。所以想慢、想穩、想落後也不允許。��

    初冬的雲南鹽津本不應該那麼冷。可是1958年的初冬不同往常，國慶節剛過不久，四周就樹枝瑟縮，衰草連天，寒風呼嘯，天低雲暗。這時十九中隊的勞教人員大多數已由明山開挖轉入隧道施工：一大組由北向南，三大組由南向北，對着打黃桷槽1號隧道的導坑；二大組各分兩個小組跟在南北導坑的後面搞擴大，只有四大組仍在南口一段正線採集片石砌路基。��  冬天在隧洞導坑搞掘進，可免受寒風霜雪之苦，特別是洞子打得愈深，裡面愈暖和，但是勞動強度太大，人太累。一個班6小時勞動，要求導坑的平均進尺達到0.8—1米。頁岩，砂岩的炮眼雖然好打，但放炮後容易坍方；玄武岩，花崗岩不會坍方，但炮眼難打。所以一個班多數時間在打炮眼，兩個人一根炮釺，甩3小時二錘；還要架廂(打支撐)、除渣……所以我盼望着韓昌華調我到工程組去。��

    可是有一天工程組的人來隧洞“抄平”，但沒有韓昌華。經打聽，才知道韓昌華在鹽津出了問題。��

    工程組和大隊部住在鹽津縣城，老百姓不知道工程組的人是勞教人員，還以為他們和大隊部的管教人員一樣是幹部。因為他們穿戴不俗，又是搞工程技術有文化知識的人，因而受到尊敬，尤其是一些女人的尊敬。其中一位郵局的女青年對韓昌華特別青睞。她是韓昌華去郵局領取報紙和信件相識的。女的婀娜秀麗，男的英俊瀟灑，就一見鍾情。尤其日後有了感情，女的就毫無顧忌地每天下班後到工程組找韓昌華。工程組的同類們給他們方便，替他們掩護。可是工程組距離大隊部很近，管教們難免不碰見。初見一次不以為然，但兩次三次四次就產生了懷疑，再仔細一考察便發現了問題。管教們怕承擔“管教不嚴”的責任，不得不向大隊長匯報。大隊長給郵局領導“通了氣”。這下可不得了：女青年是個共青團員，與一個右派勞教分子“亂搞”男女關係。於是經過無情的批鬥，按照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作兩種不同的處理：女青年開除團籍，調離郵局，韓昌華在原勞教的基礎上加了“管制”。��

    我想去工程組的希望因此破滅。��

    這件事發生不久，十九中隊也爆出了緋聞：��

    十九隊的中隊部設在廚房右上方一排四間的屋子裡，第一間和第二間是套間，分別是會議室和隊長臥室，第三第四間分別住聞亮和周幹事；事務長和小陳幹事則住在廚房左下方與保管室相連的兩間房子裡。��

    聞亮和周幹事住在兩隔壁，行動上又幾乎形影不離，無論上班監工，下班遊玩都在一起，這是人所共知的事。但大家也不覺為奇。因為第一，隊長老，小陳小，事務長東奔西忙，只有他倆年齡相當，談得攏也是很自然的事。第二，周是名正言順協助聞亮工作，在一起是順理成章的。第三，聞和周原本就是一個勞改農場的，原來就熟悉。��

    聽許平講，周幹事原在農場的衛生院當護士，1956年底才和場部一位幹部結了婚。但那個幹部1957年也被打成了右派，降職降級後放下去做了管犯人的幹事。周很可能是因受丈夫牽連而被放逐到築路支隊來的。她對勞教人員態度溫和，所以有關她的緋聞的事，大家都不願意相信。��

    十月中旬一天早晨，大約是六點鐘的光景，一個定“壞分子”勞教的人與廚房炊事員有勾結，他借着朦朧夜色偷偷摸摸按約定溜到廚房去取東西。他的頭剛露出中隊部台階的堡坎，忽然見一個瘦長的人影從周幹事的住房出來，又鑽進了聞亮的住室。他當即就斷定：聞幹事和周幹事在偷情。他把自己的所見悄悄告訴了炊事員，炊事員從此就開始留意，果然不出所料，他們晚上起夜又碰到過多次。��

    後來，那炊事員因偷糧、偷油、偷肉賣錢，換布票的事情敗露，被聞亮組織勞教人員批鬥了幾次。被打得鼻青臉腫，趕出了廚房，放到四大組去采片石。於是從此對聞亮懷恨在心。��  有一天夜裡，鄭隊長在隧洞跟班，該聞亮接他的班。那炊事員早已摸清了聞亮與周幹事偷情的規律，知道“沾了腥的貓已經有癮”。他估計正是人們睡覺睡得很熟的時候，悄悄摸到中隊部，發現隊長的門是鎖着的，聞亮的門是虛掩的，周幹事的門是頂住的，連忙掏出準備好的一把粗鎖，拉上鐵打的鏈扣，輕輕把周幹事的房門鎖了。��

    鄭隊長該午夜兩點交班，但未見聞亮來接，心裡有些疑惑。因為他自己也覺察到聞亮與周的關係不夠正常，還斷斷續續聽到些風言風語。，於是加快步伐回到中隊，發現聞亮的門是敞開的，但裡面無人；周幹事的門是鎖着的，裡面好像有動靜……他立刻找來事務長和小陳幹事去周的門前叫門，裡面應道：��

    “這麼早有啥子事?”“鄭隊長有急事，請你起來下。”“這麼早有啥急事，我現在頭疼，

天亮再說吧。”“……”這時屋裡的響動更大了，好像樹條編的泥巴牆坍了，他們立即趕到

屋後去，三支手電筒同時開啟，周幹事的後牆出現了一個窟窿……��

    不久，聞和周在十九隊無聲地消失了，一陣旋風過後又是平靜。��

    無獨有偶，聞和周的事在勞教人員的記憶里還沒有消失，勞教人員中也有人步他們的後塵。十月底的一天早上，俞賢智小組上了夜班回來正要休息時，事務長派他們去水田鄉挑糧。一般4個小時就能打來回。可是到中午12點半，白虎利卻沒有回來，俞組長慌了，忙找人湊了一下情況：白虎利最先到達糧站，挑了糧又是第一個返回的。緊跟他後面的張小剛說，白虎利到達河邊時，在樹下抽煙。而走在中間的陳龍瑞和高揚，說他們見白虎利與一個二十多歲背竹簍的農婦在路邊站着閒談。知道他“嘴饞”，想過會兒乾癮，就沒有在意。走在稍後的

朱信本提供的線索最為重要，他看見白虎利跟背竹簍的女人往坡上走，估計是去要開水喝。

走最後的我和諸崇明、張卓儀證實，我們一路上都沒有見過白虎利，我們以為他早就回隊了……。��

    俞賢智不得不將上述情況向隊部做了匯報了，鄭隊長當即叫小陳幹事和俞賢智跟着朱信本去找。��

    他們來到坡上那幢房子，這是兩間草屋和一個偏棚。草屋是套間，有大門對外的一間為堂屋，裡間是居室，偏棚是廚房和豬圈。他們進入敞開大門的堂屋，沒有人，但居室里有女人的笑聲，小陳幹事立即叫了一聲：��

    “白虎利!”居室里立刻一片沉靜。大約過了幾分鐘，陳幹事又叫了一聲，這時才見白虎利紅着臉低着頭誠惶誠恐地從裡屋走了出來。��

    這時十九隊來了個叫劉啟耀的教育幹事，此人有一定的文化，講話時很嚴肅，但處處都能講到點子上，所以令勞教人員有些敬畏。他聽了白虎利這件事後，決定要藉此抓一下紀律，整一整白虎利的虎威。於是召開了一個全中隊勞教人員的批鬥大會。開得非常活躍。許多人情緒高昂，異常興奮，高喊着：“交待詳細點!”“要講清楚細節。”“不老實就把他捆起來!”根據白虎利羞羞答答，吞吞吐吐的交待，歸納起來，他和那女人的過程如下：��

    白虎利在路旁歇腳時，碰見那女人，雖然並不漂亮，但在那山野之地也還過得去。於是就有意去纏纏綿綿，問些諸如“你家離這兒多遠?家裡有沒有臘肉?”等等。那女人先不搭理，但眼珠子卻沒有離開過他。後來那女人要走的時候，才冷冰冰的丟給他一句話：“想吃臘肉，也不能在這兒賣給你呀!”他聽出話中有音，就跟了上去。上了坡，到了她的家。這女

人家裡沒有其他任何人，他連忙問她，才知道她是山上嫁下來的。天氣冷了農村沒活干，丈

夫到煤窯挖煤去了，一個月才回家一次……白虎利聽了心中大喜，膽子也大了，就……她不

但沒有拒絕，第一次完事之後還煮雞蛋給他吃，所以才有第二次。��

    聽了白虎利的交待，幹部們當然不信，以為他一定是欺騙是強姦。於是先將他送大隊部禁閉室關起來，然後再去查證。結果令人失望，那女人說：“不是他估着(強迫)我干的……”由於構不成強姦或誘姦罪，白虎利被關一陣後就放出來了。年終總結時以“嚴重違犯勞教紀律”記了一個大過。此後“想吃臘肉，也不能在這賣給你”這句話就成了勞教人員無聊時的話題。��

 

十二、死亡接踵而來��

 

1959年國慶十周年前，根據國家主席劉少奇頒布的特赦令，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釋放了國民黨和偽滿洲國戰爭罪犯30多人。其中包括徐州“剿總”副司令杜聿明中將和清朝末代皇帝溥儀。與此同時，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也特赦了一萬多名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但是，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於確實表現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的決定》，右派分子摘帽子的不足1/10。築路支隊摘帽的少得更可憐。十九中隊幾十名右派，摘帽子的僅一人。此事對勞教的右派分子負面影響很大，覺得政府對那些用真槍真刀與共產黨對着幹了十多二十年的人都能寬大，而對這些提了點意見或說了點錯話、氣話、埋怨話或牢騷話的人，給的處分太重，太不公平。��

    我們扳着手指頭算了又算，即便是每年摘帽的比例成倍遞增：第二年2/10，第三年4/10，第四年8/10，這些右派也要四五年才能得到所謂的“新生”。後來的事實證明，這種算法也是右派們的天真想象。有相當一部分右派分子到1978年才摘帽，歷時長達二十餘年。��

    後來又聽首批摘帽回家的人來信說，他們回到地方後，大多是由街道辦事處的勞動服務站安排做臨時勤雜工，每天工資1.04元，做一天才有一天，不做就沒有。那時候，失業(美其名曰：待業)的人很多，做臨時工的競爭也很激烈。他們是屁股上有“點點”的人，不敢與別人競爭，只有夾着尾巴做人。這一情況對正在勞教的人打擊很大，認為改造好了也沒有什麼用，也還是個下等公民。當時勞動生產的任務壓得很緊，勞教人員每日除了正班勞動九至十個小時外，連十天才有一天的休息日也要被擠占去挑糧挑煤，扛撐木背水泥。實際上只有半天時間讓你寫封信，洗洗衣。��

    還有件特別令人煩惱的事，那就是無論每天有多繁重的勞動，每天晚上都有雷都打不脫的兩小時政治時事學習。學習完了還要到土壩子集合點名，聆聽幹部訓示。有時點名不事先告知，等到大家脫了衣褲上了床，才突然哨聲驟起。所以有人譏笑是在搞“演習”，有人又埋怨是故意折磨人。��

    客觀地講，幹部有事要交待，有時集中起來講一講“當前形勢”並不是不可以。問題是既然“點名”和“上課”也是一種教育，為什麼不擺在學習時間裡，而要占用勞教人員的正當休息。特別是像聞亮那樣的教育幹事，有事沒事都要講兩三個小時。一句話翻過來倒過去，牛皮渣，渣牛皮……引起勞教人員的反感。有人悄悄罵他是“三等狗放狗屁!”��

    當然那時候，勞教都還是一紙“暫行條例”，更沒有一部保障勞教人員生存權利和規範管理人員行為的法律。加之反覆強調階級鬥爭，強調“對階級敵人要狠”，所以管理人員不那樣

做“革命立場”就不堅定，就有可能犯“右傾”。��

    在這種超負荷的勞動狀態下，勞教人員雖然不敢明目張胆地硬抗，卻可以沉默無聲的軟拖。譬如說上了夜班白天該休息的，若叫我加班去挑糧挑煤，我偏不按時挑回來，直接影響到我接下一個班。有一次我們凌晨8時剛從隧洞上了夜班回來，吃了飯準備休息，晚上8點又該我們接班。可是硬要我們到對岸山上去扛一趟隧道的撐木。我們心裡十分不滿，在回來的路上疲乏得實在不行，我和張卓義、黃松就甩掉前後隨行的人，鑽進草叢睡了一覺。醒來時天已黃昏，趕到河邊時渡船已經收渡，只好在石灰窯的爐門口借爐膛的熱氣過了

一夜，沒有接該上的正班。��

    據楊少西後來說，他們中隊的情況與十九隊也極為相似。有一次他也是上了夜班，白天應該休息，卻被安排去挑煤。由於睏乏和道路難走，腳踩滑了，摔下坡時滑了10多米。人沒有滾下河，可是煤塊卻滾進了河裡。雖然撈起來一些，但是回隊過秤少了20斤，被扣了工資，心裡憤憤不平。於是又玩起了他在沙坪農場玩過的“移花接木”的把戲。這次他邀約了兩個同夥，一個是康公安，一個是汪白孚，他們白天看好“窩子”，晚上一個人望風，兩個人把紅

爐房的煤炭偷些出去，埋伏在附近。遇到要他們挑煤時，他們就沖在前面，或掉在後頭，避

開信不過的同類。然後鑽進開店的老鄉家裡，用煤炭換些吃的東西，然後取出埋伏的煤炭

去交差，一舉兩得。他們稱這是“生存鬥爭。”��

    儘管一些勞教人員想方設法逃避繁重的體力勞動，以求保住性命，但厄運還是無法擺脫，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裡，接連死了兩人。��

    第一個死的人叫趙長生，當時年僅22歲，1.78米的個頭，魁偉健壯，是4大組一個小組長，負責開採片石砌築一段鐵路路基。��

    那天上午他們班打了12個炮眼，裝了12炮，但爆炸時只聽到11響，表明有一個瞎炮。處理瞎炮很簡單，只要等到半個小時確實認為它不會啟爆了，就把原來填充的粘土掏出，再裝上雷管炸藥進行引爆。誰知處理瞎炮有經驗的趙長生，那天鬼使神差，沒有等到半個小時，就跑去處理。打旗幟放哨的安全員遠遠看見他慢慢向炮位走過去，對已經爆炸的炮位進行了清點。然後發現了那個瞎炮的炮位，他正要動手處理，突然砰的一聲，兩三立方米的岩石立即四分五裂，碗粗的碎石射向他的胸部，將他掀出四、五米遠，然後摔在遍地亂石的地上。待到安全員回中隊報信，喊來隊長、幹事、大組長和他小組的人時，趙長生仰面躺着，面部完全打爛，腦漿和鮮血混在一起，招來許多蒼蠅。胸部被擊穿，內臟露了出來，血還在向外滲着，可是人已經斷了氣。其慘狀令人目不忍睹。��

    事後有人竟說這是趙長生的爸給他取的名字不好。你想他長生，他偏不長生。人世間有許多事是與人的本意相違的。��

    第二個死的人叫李國軍，當時也只 有21歲，也是4大組的一個小組長，文靜內向，白淨清瘦，成都人。在技工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東郊一個保密廠當工人。李國軍小時候，他家住在北門天燈巷。巷裡有個破廟，裡面住了些白天到“紫羅蘭”、“白玫瑰”茶廳賣唱拉胡琴的人。受這些人的影響，他從小就喜愛音樂，並學會了拉二胡，吹笛子，什麼《二泉映月》、《空山鳥語》、《雨打芭蕉》裝了一腦子。甚麼阿炳、賀綠汀、馬思聰和貝多芬的名字也記得爛熟。��

    １９５７年上半年廠里布置學習國際形勢時，報紙上出現了一個新名詞“裴多菲俱樂部”

〖ZW()裴多菲(1823—1849)匈牙利詩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家。“裴多菲俱樂部”是匈牙利一個群眾團體，成立於1953年、在20個人的領導機構里，共產黨員有13人，為首的系匈牙利共產主義青年組織——青年聯盟的中央書記。〖ZW〗〗。

俱樂部的意思不難理解，他們廠里就有“工人俱樂部”。那裡有乒乓球，克郎球，象棋，

撲克等玩的東西。總之，俱樂部就是大家在一起耍的地方。但是俱樂部前面的裴多菲是什麼

意思，許多人就不知道了。有些說是個地名，有些又說是個人。��

    念報人不知道非字下面一個衣和非字上面加草頭這兩個字的正確讀音，把“裴多菲”念成了“輩多非”，李國軍以為念報人念的“貝多芬”，就自告奮勇地做了下面的解釋：��

    “對，貝多芬是個人，是德國的作曲家，他追求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創作了許多反對封建獨裁，爭取民主自由的作品。貝多芬俱樂部可能就是以這位音樂家命名的。”��

    “貝多芬三個字我在報紙上也讀到過，但這三個字除了中間的“多”是相同的而外，前後的兩個字卻音近字不同。”——念報人聽了李國軍的解釋好像仍有懷疑。��

    李國軍隨後看了念報人遞給他的報紙，也不清楚那兩個字的正確讀法，就含糊其詞地解釋說：��

    “這是翻譯的問題。有人把斯大林翻譯成司丹林，也有人把毛澤東翻譯成馬察東，就是這個道理。”��

    這件事本來是個知識膚淺和認識上差錯的小事。可是下半年廠里反右時，這件小事卻鑄成了大禍：據說“裴多菲俱樂部”和“布拉格之春”都是反革命組織。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有，中國也有。他們工廠技術部有幾個人被打成反黨小集團，也叫“裴多菲俱樂部”。於是李國軍倒霉了。反右領導小組硬要他交待是怎樣知道裴多菲反封建爭民主的？他與廠里的“裴多菲俱樂部”有什麼聯繫？與此同時，連他的名字也有了問題：分析批判他的人，把他的名字上綱上線為“共軍”與“國軍”兩種敵對性質的矛盾。��

    李國軍是團員又有文藝細胞。車間領導和群眾都喜歡他，不願意給他任何處分。可是上面下達了指標，車間又找不到一個錯話比他說得多的人。依照“工人階級內部不反右”的政策，廠里給他戴了頂“壞分子”帽子，實行勞動教養。��

    趙長生出事不到十天的一個上半夜，俞賢智小組在隧洞導坑打掘進。當時已掘進到180多米。李國軍小組在後面搞導坑擴大，澆注托梁，安砌拱頂。我和諸崇明正打完一排台炮，突然聽到轟隆一聲，大家愣了一下。俞賢智喊了聲“是垮方？！”大家立即就往外逃。因為這種情況已發生過多次。特別是120-140米的地段是滲水的頁岩層，不放炮震動都要垮。

    有一次垮得幾乎要封洞，裡面的人是趁垮塌的間隙從兩側爬出去的。幸好還沒有“開天窗”。“開天窗”就是導洞頂部垮穿，能見天日。��

    我們撤離到隧洞外面後，忙問打擴大的同學們發生了什麼事？他們說只聽得轟的一聲

垮下許多岩石，就連忙往外跑，哪還敢去看究竟……這時他們忽然想起清點一下人數，結果

少了組長李國軍和另外一個姓吳的人。於是我和諸崇明、俞賢智和李國軍小組的四、五個人照着馬燈，打着手電筒往導洞尋去。快到垮方地段，聽到了喊“救命！救命！”的聲音。我們急忙奔過去，發現是姓吳的正在向外爬行。他的一條腿被岩石砸傷，地上已拖出一條三米多長的血跡……見到我們這些人將他背在背上，才明白自己還活着。於是斷斷續續地吐了10個字：��

“快！……李……李組長……還……埋在……那……里。”��

    俞賢智立即吩咐李國軍小組的人回隊部報告（那晚幹部有事沒有跟班），並通知衛生員來急救和準備擔架之類的東西。隨後又叫張小剛、趙劍平、諸崇明等有力氣又膽大的跟着他到洞裡去。��

    俞賢智等人趕到出事的地方，岩石垮塌已經停止。李國軍的頭顱和上半身已被他們發現：他是後退時腿被垮下的岩石砸傷而仰面倒地的。後腦恰好撞在地面的石頭上，流了一灘血。腳還被一些岩石壓着，動彈不得。諸崇明、張小剛、俞賢智和趙劍平冒着岩層會突然垮塌的危險，迅速搬掉了壓在李國軍身上的岩石，將他抬到隧洞口的平地上仰臥着，他的形象比趙長生好得多：面部沒有被岩石擊着，所以五官完整。身上穿着棉衣棉褲，皮膚沒有弄破，四肢齊全。但內臟傷勢不輕。雖然還在呼吸，但口鼻流血，雙眼緊閉，連喊也喊不應……。��

    等到衛生員趕來，摸了一下脈就不住的擺頭，表示已無能為力。鄭隊長還是要把“死馬當成活馬醫”，決定派人連夜將兩個受傷的送到支隊衛生所去醫治。可是李國軍在途中就斷氣了。��

 

十三、第一個年終評審��

 

1959年春節過後，黃桷槽還是寒凝大地，霜風頻吹，築路支隊勞教人員開展了年終評審。許多人都以為這是一次走向“新生”的機會。可是許多人還不明白：勞教不像勞改犯人各有各的刑期，彼此之間可以“井水不犯河水”。而勞教人員的勞教期限長短要靠自己去“爭取”。怎樣爭取呢?那就是有你沒有我，有我沒有你。因為那十分之一的指標，猶如是給關在籠子裡的十隻餓虎，只投給它們夠一隻老虎吃的食物，這必然要引起爭奪；必然要相互傾軋。這是一種生存法則，也是一種生存競爭。於是，勞教人員平日那種一團和氣的局面打破了，相互間少了信任，多了猜疑。想的不是真誠地幫助別人共同進步，而是如何壓抑別人，打擊別人，以突出自己。甚至少數人不惜踩在同伴身上，想從狗洞裡爬出去。��

    年終評審也叫年度評審，上長白班的每天晚上進行，上夜班的白天進行，基本上是一天評審一個人。有文化的要寫成文字總結，不識字的就口頭敘述。總結的內容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思想改造：是不是“認罪服管”?有沒有反改造言行?當然把自己被開除的原因說成是“罪”或“錯誤”都可以。在那裡罪也是錯誤，錯誤也是罪，罪錯可以不分。二是勞動生產：是不是積極勞動?有沒有消極怠工偷奸耍滑和不服從分配的行為?三是遵守改造紀律：有沒有違法亂紀的事?有沒有違犯中隊部規定的紀律制度?一般來講，只要自己沒有明顯流露出對改造不滿的情緒，沒有公開說過反改造的話，評審都容易通過。但若被別人“告發”或被別人公開揭發就另當別論。��

    俞賢智小組的評審，有一半多人都順利地通過了。但到第9個張卓義時卻發生了問題。張卓義的書面總結寫得很全面，認識也深刻，但他念完稿子請大家提意見時，等了三分多鐘都沒有人吭聲。不像前面那幾個人，只要本人講完，立即就有人表態：“我同意他自己的檢查，基本上都符合事實。”“同意大家給他提的意見，我只補充一點小小的缺點……”。見張卓義的自我總結沒有人表示“同意通過”，俞賢智作為小組長，不得不做個開導性的發言：��

    “張同學的勞動情況一般過得去，也沒有反改造言行。但在思想改造方面要求不嚴，說話不撿點。聽說在同學中散布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言論，講了個兒子與生母相戀的事，希望給大家講清楚。”��

    張卓義一聽腦門子嗡了一聲，原來是他講的那個既是父女，又是兄妹，又是夫妻的一對男女的故事出了問題。��

    那是他和我還有黃松夜宿石灰窯那晚，應我們的要求，接着講了在宜賓沒有講完的那個故事。那故事很離奇曲折，非一天一夜能講完的，那晚他只能講了一個梗概：��

    17世紀末期，法國聖馬克西曼有個叫杜賓的貴族老爺，一天突發奇想，認為人生下來是很純潔的，若不是世間的罪惡玷污了清白的人性，人是不會懂得男女苟且之事的。為了驗證他的觀點，還把自己的兒子做了試驗，瞞着自己年輕的妻子，將她剛生下的一個男嬰抱走，送到北非殖民地的農場撫養，讓孩子從小就不接觸女性，看他將來長大了會不會自然而然的懂得男女私情。��

    後來法國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這位杜賓老爺是個保皇派首領，被立即處死。他那年輕的夫人也逃到了北非，在流亡中遇到一位英俊的法國少年，因愛慕而產生了感情。不久，那場革命被保皇黨人平息，這位夫人回到法國。當他從親友那裡得到杜賓老爺留給她的遺書，看了上面述及他們的兒子的名字、特徵、相貌，年齡和在北非的情況時，她才明白自己在北非相愛的人，竟是自己親生的兒子。而腹中的後代正是他和兒子共同創造的。她羞於再與兒子見面，也為了兒子精神上的安寧。她與他斷絕了音訊，並在生下女兒後，遷離了原來住的那座城市。��

    再說那北非的法國青年，從農場管家那裡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後，也曾經到聖馬克西曼找過自己的父母，當然是一無所獲……後來才輾轉到了巴黎。30多歲時邂逅相識了一位叫曼妮的少女，兩人一見傾心，很快就結了婚。婚後他同妻子去另一座城市看望病重的岳母時，發現岳母臥室的鏡框裡裝着他在北非給情婦作的畫像，……直到岳母臨終才告訴他真情：“我就是那畫中人。並且你也是我的兒子，你是我親生的!”��

    張卓義回想起這些，知道辯解無用，就連忙重新做了交待，並誠懇地認錯和請罪，表示今後要加強思想改造，保證不擺對改造無利的龍門陣。��

    此時，我心想：張卓義雖然嘴上這麼說，但心裡肯定在猜測是誰檢舉了他。��

    我和張卓義關係很好，但我擔心這件事張卓義會懷疑我，於是打算找機會向張說明，那曉得第二天我就挨了批鬥，於是疑團就不解而破了。��

    我的自我總結剛念完“思想改造”部分，正準備念“勞動生產”時，就被吼聲打斷了：

“李才義不要執迷不悟，應該老實交待你的反動言論。”“李同學要把頭腦放清醒，矇混是過不了關的。”這情形我完全沒有預料到。剎那間被弄昏了頭，竟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來。��  那天的小組會特別不同，連新來不久的教育幹事劉啟耀都參加了。他估計我還不知道自己的問題已經被揭露出來，就點了一句：“你說說‘粉身碎骨全不顧，要留清白在人間’是怎麼回事?”我一聽豁然開朗了，於是連忙解釋：“那晚我和張卓義、黃松在石灰窯過夜，想起明朝于謙《石灰詠》的詩，就念出來解悶、混時間……”“明朝!?你還知道宋朝嗎?讀過宋朝那些書?”劉幹事不等我說完再次提醒。��

    這次的提醒，讓我的心情驟然緊張起來，心跳立刻加快，黃豆大的汗珠從額頭冒出，因為我知道情況有些嚴重。��

    原來我們到雲南不久就有了“工資”，每月雖說只有10多元錢，但扣了伙食還有點零用。元旦前夕，鹽津新華書店到黃桷槽來賣過一次書，我買了本《後水滸傳》，寫的是阮氏弟兄不受招安，屢遭追殺，後被迫逃往安南做了國君，還經常拜祭北方故土的故事。我看到書中人物的遭遇，很有同感，就不加思索地在扉頁上寫了“君不正臣投外國，父不正子奔他鄉”和“正直無辜反遭戮，難怪英雄上梁山，君清僚潔朝綱正，天公地道萬民歡”的批註。不久，這本壓在枕頭下的書不翼而飛。此時我才知道書上42個字的嚴重性，很着急了一陣。但我認為要是書掉在床上，本組的人拾到了會退給我。若是掉在別處，自己沒有在書上簽名，別人撿到了也不知道書是誰的。我這樣惴測着，也就漸漸地淡忘了。��

    經過劉幹事提及“宋朝那些書”，我斷定是這事發作了。迴避和抵賴都沒有用，小組許多人都知道我有這本書。於是沉思片刻，決定低頭認罪，做沉痛的懺悔：“雖然我寫的那些從表面上看，是為書中的人物叫屈，實際是為自己喊冤。已經勞教了整整一年，可是我的反動思想和反動立場仍然沒有一點轉變。現在我明白了：不改造就沒有前途，拒絕改造將是死路一條。”最後，我請求政府給我一次改悔的機會，相信我不是一個願意“帶着花崗石腦袋去見上帝的人”。��

我的認識和態度，客觀地講應該算“比較真誠”。但仍然遭到了猛烈的抨擊：“你的問題不單是鳴冤叫屈的問題，而是對黨對政府，對毛主席的惡毒攻擊。請問甚麼叫君不正?這個君指的是誰?”——這是那個自稱自己是小學教員的分析。

“你說‘正直無辜反遭戮’，這是對今天社會現實的惡意污衊。把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說得太黑暗了”。——這是那個大學沒有畢業，膽子小得可憐的同學的分析。

那年頭，愈左愈革命，在勞教隊伍也不例外。反正上綱上線就是“站在高度，站在階級立場上看問題”的表現。並且把別人往死里整，對自己並沒有壞處。

可是，這樣的分析，這樣的批判，我無論如何接受不了。尤其是說我攻擊毛主席，我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因為那個時候，我對毛澤東還是熱愛的，崇敬的。雖然勞教了一年，吃過許多苦頭，我仍然認為自己是機關少數人整我的。全然不知“反右派”正是毛澤東耍“陽謀”，玩“引蛇出洞”遊戲的結果——我還準備給他寫信呈述自己哩!於是坐在床沿的我猛然站了起來，憤慨地吼道：

“你們認為我有多大的罪都可以，但絕對不允許說我攻擊毛主席!”��

    我的態度突然變化，把本已緊張的氣氛弄得更加緊張了。朱信本、高揚、秦成遠，黃松立即叫了起來，要“端正”我的態度，把我的頭使勁往下按。但他們的手一松，頭又抬了起來。於是又按下去，又抬起來……如此反覆了幾次，雙方都不肯讓步。劉幹事才叫大家都坐下，要我虛心聽取意見，接受大家幫助。��

    “別人怎樣分析批判是別人的認識，你的問題是個什麼問題，政府和幹部會辨別。但你不應該反駁別人。”——這是我評審以來還沒有發過言的諸崇明的提示。��

    “李同學要冷靜，不要反駁。但提意見也得實事求是，不應該亂扣帽子。”——這是張卓義提的。他既提醒我，也提醒別人。��

    俞賢智怕給我提意見的人之間發生爭執，連忙換了個話題。說重複的意見不要再提了。沒有發言的人要表態，既幫助別人，也提高自己。正在這時，他忽然發現評審以來基本上沒有發過言的趙劍平坐在角落裡打瞌睡。立即示意旁邊的人將其弄醒，並要他給我提意見。趙劍平揉了揉眼睛，想起沒有打瞌睡前聽到的一些句子和從前聽評書還記得的一些單詞，於是湊了一條意見：“聽說李同學想上涼(梁)山，想當英雄，想舉義旗?你不是才從涼山下來的嗎?……你如果要造反，解放軍不打死你，彝胞也會打死你……。”��

    趙劍平把梁山泊的梁山錯弄成四川的涼山。提的意見牛頭錯對馬嘴，讓劉幹事聽了哭笑不得，於是起身走了。小組會立刻輕鬆下來。��

    但由於我的問題是大是大非問題，小組每個人都必須“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所以評審時間，比別人多了一倍。��

    無獨有偶，我在十九隊受批判的同時，楊少西在二十七隊也遇到了麻煩。��

    由於特殊的家庭背景，楊少西所在小組有些人喜歡聽他的，這已是公開的秘密。年終評審每個小組都要評出改造好的和改造不好的。幾個平時耍得較好的，為了不傷和氣，又來找楊少西出主意。於是他建議抓鬮，抓到好的，大家就只給他提好的。抓到不好的，大家就給他提缺點。抓鬮的結果：經常裝病不出工，又愛吊二話的張慶華抓到“積極分子”；老實勤奮，不善言辭的汪白孚抓到了“反改造分子”。小組討論時，楊少西等人提張慶華為積極分子的意見被其他人否定，並且差點變成對張慶華的批判會。楊少西等人“內定”的反改造分子，又因“揭發”的反改造言行與事實出入太大，批判的火力過猛，汪白孚吃不消，說是抓鬮整他的。於是楊少西犯了“弄虛作假和哄騙政府”的錯誤和“罪過”。��

    1959年“五一”前夕，築路支隊在黃桷槽召集附近幾個中隊的全體勞教人員在已挖出的正線路基上召開了總結大會。十九中隊共評出積極分子20多名，其中有黃松。他得到了一張毛巾和一個搪瓷口盅的獎品。最後才宣布對“反改造分子”的處分。幾乎每個中隊都有一名。處理最重的是加判管制，輕的則記過一次。十九隊的反改造分子就是我，被記過一次。��

   

 

十四、一場大火的災難��

 

   

 

要說死人的恐懼和年終評審的煩惱對我是暫時的，那麼一場大火給我和許多人帶來的災難卻是永久難忘的。��

    那是1959年春末夏初的一個白天，和煦的太陽越過背後的山巔，照到了黃桷槽，照得梨樹白了一片，照得桃花紅成一團，照得黃桷槽滿山披綠，……連勞教人員的工棚也被照暖。��  那時黃桷槽隧洞導坑的掘進已經停止，打掘進的人轉為隧道的石拱安砌。因為導坑掘進時，爆炸的震動，給山崖造成許多裂隙，雨季來臨，雨水滲透，容易造成塌方。所以打好的導洞都要在雨季之前把石拱或混凝土拱捲起。��

    由於黃桷槽1號隧道北口有一段20多米長的鬆軟岩層，已斷斷續續發生多起塌方，情況非常緊急。中隊部決定集中力量突擊，把那段導洞的石拱砌好。這段石拱需安砌拱石近2000                           塊，每組三個人，每班時安砌40多塊，任務非常艱巨。��

    我當時的安砌技術和速度在三大組已有名氣。而張小剛和趙劍平又是全中隊抬石頭出名

的大力士。所以我們三個人組合在一起，抽去突擊。我們已連續上了3班，安砌拱石150多塊，突破了單班(6小時)50塊的最高紀律。我們已20多個小時沒有閉過眼睛。即使下了班也不休息，還爭着要去拌水泥砂漿……後來是生產幹事小陳怕我們過於疲憊會發生安全事故，才命令我們回工棚休息。��

趙劍平是一個軍工企業的汽車司機，剛滿30歲，粗壯結實，楞眉鼓眼的，一臉絡腮

鬍子。他沒有文化，也不愛說話，但一有空就抽煙，並且抽個不停。��

我和趙劍平雖然是一個小組的，但平時沒有來往，相互間沒有擺談過各自的事。這次我

們臨時抽來搞突擊，有機會在一起交流。有一次他和張小剛抬完拱石，來幫助我填灰縫時，對我說，他看不慣有些人乘人之危，投井下石，把氣氛弄得那麼緊張，所以才故意裝傻，把《水滸傳》上的梁山說成是沙坪農場的涼山，目的是想緩和一下當時的氣氛。我聽了很受感動，想不到平時沉默寡言的這位“工人階級”還有一套，就故意問他：“你難道不怕連累自己嗎?”“我怕甚麼!?我祖父是拉洋車的，我父親是修汽車的，我祖宗三代都是勞動人民……把我打成壞分子的事，也儘是些雞毛蒜皮的事，不像你們右派，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是政治問題。” 他講完，忽然又嘆了口氣。

我問他為什麼嘆息，他猶豫了一下，接着才說：“話雖然那麼說，我不害怕什麼，但我也有不順心的事。最近我堂客(重慶人對老婆的俗稱)來信說，兒子在學校很受氣。因為兒子上的是廠里的子弟校，誰家有了事情，所有的孩子都知道。一旦同學間發生磕磕碰碰，對方孩子就要說你父親母親怎麼怎麼的，以示侮辱。所以為了孩子不受歧視，為了孩子的前途，我堂客想和我暫時離婚。為什麼叫暫時離婚呢?我堂客說和我離了婚，她不會改嫁，而是要等我改造好出去了，再和我復婚。”

我問趙劍平同意沒有，他說他正為這事拿不定主意。��

    我和趙劍平睡的鋪都在上層，我們之間只隔了兩個鋪位的距離。那天我們三人被小陳幹事喊回工棚休息，趙劍平倒上床先掏出一個小酒瓶吮了兩口白酒，又點燃一支“勁松”牌香煙，悠悠然然的吸着(他睡前都有喝酒抽煙的習慣)，然後又向我嘮嘮叨叨地重述着和堂客離婚的事。我最初還斷斷續續地應承了兩聲，以免掃他的興。可是後來實在是太睏倦了，終於撐不起那片薄薄的眼瞼皮，閉起眼睛睡着了。��

    我朦朦朧朧睡了大約10多分鐘，並沒有睡熟。忽然一股辛辣的氣味鑽進了我的鼻孔，把我嗆醒。與此同時，又聽到好象是用衣物在扑打的聲音。我立刻睜開眼睛一看，原來是趙劍平枕頭的地方着了火冒着濃煙，趙劍平正用衣服在扑打，企圖把火撲滅。那知道這是20多米長的通鋪，墊絮下面墊的草也是連着的，並且頭部地方墊的草和棉絮距茅草蓋的屋頂很近。當時4大組的人都上白班，在黃桷槽對岸採集河沙卵石。而3大組在隧道作業，晝夜4班倒。白天該在工棚休息的人，又被派去加班挑糧挑煤，所以這座工棚當時只有我、張小剛和趙劍平三個人。��

    趙劍平最初是想自己把火撲滅，以便把事情遮蓋過去，所以沒有做聲。及至火苗在墊絮

下蔓延開來，竄出一股股血紅的火苗，他才驚恐地大喊起來。��

    我和張小剛顧不得穿上外衣就迅速趕過去幫忙，但總共只有三個人6支手，又沒有水，用衣物扑打只撲滅了表面的火。猶如10個手指頭去按一群臭蟲，這裡按下去，那裡又迸出來。並且是按下去的少，冒出來的多。火苗愈來愈高，已經引燃了屋頂……連我和諸崇明的鋪也着火了。屋頂的竹竿燒得嗶嗶啪啪，工棚里的溫度迅速上升，煙霧愈來愈濃，空氣使人窒息。我這時也慌了，在驚惶失措中抓起我的枕頭(裡面有條毛料下裝和我惟一的一本相冊)和諸崇明的牛皮公文包，光着一雙腳就往外面跑。剛跑出北端的大門，最先着火的屋頂已經燒穿，楠竹做的橫梁被燒斷，一團3平方多米的屋蓋帶着熊熊的烈火塌下來，掉到上層鋪上。趙劍平和我的鋪位立刻燃燒起來。我伸了一下舌頭，叫了一聲好險——要是再遲上兩分鐘，那團火就會掉到我的頭上，成滅頂之災。��

    我跑出工棚，看見張小剛正赤着腳往上面廚房和中隊部跑去，想必是去報信求救。而趙劍平這時面無血色，呆若木雞，正蹲在一角縮作一團發抖。��

    此時正是上午10點半鐘光景，山谷里刮來了一股風，火借風勢，風助火威，一會兒濃煙遮住了火苗，一會兒火苗衝破了濃煙，前後大約只有半個小時，一座100多平方米的勞教工棚成了一片火海。濃煙沖了10多米高，火光映紅了黃桷槽的天空。��

    等到張小剛和幾個炊事員端着幾臉盆水來，工棚已蕩然無存，只有20多根松樹幹做的柱子沒有燒完，還在冒煙。��

    根據後來勞教人員財產損失登記數字統計。這次大火共燒掉109床棉被， 120床墊氈， 108套棉衣棉褲，56件毛呢大衣和毛衣褲，300多套單衣單褲，100多雙皮鞋膠鞋，200多件臉盆，口盅等用品……��

    這些東西價值不高,以當時的價格計算，人均不過100元，總計約1萬元。按現在的價格計算，人均不過1000元，總計不過10萬元。但這些東西都很實用的，是100多名勞教人員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就像瞎子探路的拐棍和乞丐的土碗。��

    要說這些幹革命幾年或十幾年的人被開除後，還留下一點值得紀念可以勾起回憶的東西的話，現在除了身上穿的就一點也沒有了。當然最慘的是我、張小剛和趙劍平，我們都光着

兩腳，身上只有一條小褲衩和一件舊背心——我們成了最徹底的無產者。��

    上面是登記範圍的損失，以下是屬於“不登記”範圍的損失。��

    一個因“歷史反革命”問題被郵政局開除送來勞教的人，是個集郵愛好者。他從抗日戰爭時期就開始收集郵票，直到1958年上半年為止，僅隨身帶來的三冊就有從清朝、民國到新中國的紀念郵票、特種郵票、普通郵票數千枚。其中最為珍貴的有倫敦版的“大龍”、“小龍”，“光復紀念”、“共和紀念”、中國首枚“航空郵票”、東北老區郵票、新中國“開國大典”、新中國第一套體育郵票等等。按現行集郵部門公布的參考價格，其價值在60萬元人民幣左右。��  這人是4大組的，當時正在黃桷槽對岸的河灘篩河沙。他最先發現十九中隊住地火光沖天。待他認準起火的具體地方就是三大組和四大組住的工棚時，曾試圖泅過河去搶那比他生命還值錢的郵票，但被大家勸住了。當他回到工棚，從灰燼中搶出那已烤得焦黃的三本集郵冊時,竟然嚎啕大哭起來。40多歲的男人哭得像個小孩子。��

    二是重慶一所著名中學的語文教師，畢業於四川大學中文系。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並參閱世界最新印刷技術理論，對漢文字的印刷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他說人物形象，花草蟲魚都可以通過感光材料製成底片而反覆加印，為什麼印製書刊報紙非得用一粒一粒的鉛字。於是他率先提出了用光學製版的可能性。並寫了一個方案，有4萬多字。但還沒有最後敲定時，就因同情胡風和對“肅反”運動一些做法發表了些不滿言論，被定成現行反革命分子。學校送他勞教時沒有讓他回家，所以就把那個方案也帶到勞教隊了。他認為那方案很有價值，準備抽空再作修改，然後給中科院寄去。無疑，他這個方案是後來激光照排的最早雛型。

    他這方案的手稿沒有厚殼保護。當他回到工棚扒開正燃燒的灰堆看時，方案手稿和夾在裡面一張他當年與加拿大友人文幼章合影的照片，早已成了一疊黑色的紙灰。��

    三是重慶大學一個大學生——這裡說的大學生是指他的年齡大，比一般學生大了5歲。他是朝鮮停戰後復員轉業的志願軍，因是二級戰鬥英雄和三等殘廢軍人被大學破格錄取的。他因整風時說了“匈牙利事件不完全是帝國主義和反革命挑起的。而是官僚主義和腐敗引起人民不滿造成的”，並說“假如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裡，人民會被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操縱，那也只能說明這個國家的共產黨領導無能”，因而也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他從灰燼里沒有找到“英雄證書”和《革命軍人殘廢證》，只找到了“戰鬥英雄紀念章”，但已面目全非，——只是一個拱形的銅質圓塊，上面壓的文字還清晰可見。��

    與此同時，陳龍瑞的“渡江紀念章”和“解放大西南紀念”章，也遭到了同樣的厄運。 

第四就不是一個人，而是50多人。被燒的書籍雜誌，據不完全的統計有200多本。其中僅工具類的書就有《康熙字典》、《漢語辭典》、《新名詞解典》、《英漢大詞典》等10多冊。而技術書籍，歷史書籍，中外文學作品，三四十年代出版的進步刊物近100種。另外，還有無數的有價證券，如“經濟建設公債”、“折實公債”，糧票、油票等等。��

    登記範圍內的損失，政府給每人發了一床草綠色的公安軍用棉被，一床草蓆，一套5線譜灰色棉衣，一套蘭色單衣。但棉衣和單衣要勞教人員出一半的錢，逐月從每月的“工資”里扣。

不屬於登記範圍的東西，當然就不需要解釋也可想而知。叫你 們“輕裝”，你們偏不聽，偏要帶那些與勞教不相干的東西。��

    俞賢智那個班除我們三人以外，都在隧道南口澆注托梁，對工棚被燒毀的事全然不知。   到他們下午下班看到工棚已化為灰燼時，都驚呆了。以為自己在做夢，不相信眼前的事實。但是，當他們從我和張小剛那裡聽說了事情的經過後，他們有的捶胸頓腳，有的呼天嚎地，有的痛心疾首，有的怒火中燒。也有些冷靜的人，連忙拿來竹竿把尚未燃盡的東西翻來倒去，想尋些可用的東西。那怕能找到一塊布片，一團棉絮……結果很失望。大多只找回一些搪瓷臉盆或口盅。這些東西上面的搪瓷大部分都已脫落，開裂或熏黑。��

有一個例外：那就是睡在我下鋪的黃松。他早晨沒有來得及洗臉，把打來的半臉盆水放

在自己的“床”下，雖然被燒垮下來的床鋪壓翻，但那地方的土卻濕了一團，所以他的墊絮

沒有被燒完，而且臉盆和口盅完好無損。口盅上印的“改造積極分子”6個字，仍然鮮艷。

還有個幸運的人，那就是諸崇明。他從我手中接過牛皮公文包把鎖打開一看，裡面100

多萬元(舊幣)的建設公債和南下時一身戎裝的20多張照片安然無恙。他萬分激動，與我長時間、緊緊地抱在一起，連聲說：

“謝謝你，兄弟，太感謝了。”這時候忽然有人想起了趙劍平，以為是他對改造不滿，故意縱火害了大家，要找他算賬。要不是隊長已派人將趙劍平押送鹽津公安看守所，眾怒之下，他即便是不被打死，也會被剝掉一層皮。��

    後來聽說趙劍平在鹽津縣公安局交待時，承認起火原因是他沒有將煙蒂完全捂熄，就用煙盒包着順手從頭上的編壁縫向外塞。結果卡在編壁上沒有掉下去，引燃了煙盒紙，又引燃了鋪草……造成的。��

    由於趙劍平態度誠懇，認罪好，法院以過失罪判了他三年有期徒刑。後來又由於他在改造期間表現突出，加之筠連至鹽津的公路通車，他有汽車駕駛技術，鹽津縣正需這樣的人。於是他只服刑兩年多一點時間就被提前釋放了，並留在當地開汽車。此時，我們這些沒有重新犯罪錯的還在旺蒼勞教。��

 

 

十五、逆水行舟��

 

 

兩岸蒼茫風掀塵，銀波浩渺一船行；輕舟載得人憔悴，險灘猶唱縴夫吟。��

岩邊篝火烤焦餅，空谷宿露伴孤燈；流水無意弄新月，夢中敗柳最銷魂。�ァ�HTSS〗

這是楊少西在大關河拉船時寫的一首詩。描述大關河兩岸風沙迷漫，水波蕩漾，一支小

船正逆流而上，清瘦枯黃的拉船人在急流險灘與惡水狂浪抗爭。夜晚在岩邊露宿，一邊啃着烤糊了的包穀粑粑，一邊欣賞月光照耀下的流水。一邊借篝火的光和熱休息。一邊在夢中感嘆時世的興衰輪迴。��

    由於鹽津縣城至灘頭的鐵路全線施工，大關河右岸原有的驛道被毀，而左岸的汽車便道又沒有修通，所以築路所需的水泥、鋼材、炸藥、工具和勞保用品，要靠人力拉着小木船從下游往上游運。於是許多中隊配備了木船和駕船、拉船的人。��

    駕船是一種既要有專業技能又要有實際經驗的工作，俗話說“船載千斤掌舵一人”。駕船人首先必須熟悉水性：了解水的流速、流量，辨別水的主流、急流、暗流、洄流、旋渦和暗礁，險灘等等。駕船在築路支隊算“特殊”工種，糧食標準最高，每月48斤。所以十九隊的勞教人員經過“競爭上崗”選中了兩個駕船人：一個叫胡常順，年約48歲，原來是重慶九龍坡碼頭開浮吊的司機。另一個叫程俠曲，三十七八歲，自稱是重慶大渡口碼頭裝卸班的班長。他們兩人都是從小就跟隨父輩在江河上摸爬滾打的工人，也實際開過船，懂水性。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駕船的技術確實好，不管浪有多高，水有多急，船在他們手上猶如一匹通人性的駿馬，非常聽他們駕馭。��

    由於職業的原因，他們和大多數水上作業的人一樣愛喝酒，嗜酒如命。正因為如此，他們酒後也愛罵人，還常常頂撞上司。所以“組織”上借反右派之機給他們戴了頂壞分子帽子，開除了公職。考慮到他們開除後“沒有生活來源”，又送來勞教。��

    十九隊的木船平時在黃桷槽擺渡，送4大組的人到對岸勞動，並將他們採集的沙石運回。有時也放到下游的支隊部去運水泥炸藥、鋼材等物資，這時就臨時從各個大組抽人去拉船。

那是1959年雨季，正是“戰天鬥地，大干快上”的日子，一場暴雨沖毀了左岸的便道，隊裡

急需的炸藥水泥無法用汽車運回。於是從3大組抽人用船拉，連夜突擊。��

這次我、諸崇明和張卓義都成了“突擊隊員”。加上其它三個小組的人，共計12個。我

們吃過早飯，領了口糧，帶了棉衣和蓑衣(過夜用)，就在胡“船長”和程“大副”的帶領下，登上了那艘木質小船。12個拉船的，除了張卓義當過海軍，經歷過驚濤駭浪。其餘的人都沒有坐船過江的經歷。難怪我們看見那渾濁的河水一浪高過一浪，就有些擔心。“我們的命都交給兩位師傅了，希望‘船長’浮上水，‘大副’不要沉下去。”胡常順聽出“浮上水”和“沉下去”的意思，對程俠曲說：“你的名字要改，不然大家坐你的船不放心。”然後又對大家說：“坐船要忌諱說‘沉’呀‘翻’的這些不吉利的話。你們要相信我們。甚麼大江大河我們都過來了，未必然還怕這條小河”。大家聽胡常順說話這麼提勁，也就增強了信心，但胡常順大話雖然要說，可是工作還是不敢粗心。他先在船邊釘了6顆抓釘，然後在抓釘之間拉起3排繩子，叫12個人坐成3排，告訴我們遇到顛簸時就抓住繩子。��

    當“坐船須知”交待過後，程俠曲解開拴在黃桷樹上的繩子，跳上船抽起固定木船的木樁，然後用篙竿一撐，胡常順將舵一搬，船頭調向下游，木船就離開了河岸，離開了黃桷槽，向下游快速駛去。��

    木船到了江心急流，猶如脫韁的馬，離弦的箭，一瀉千里。時而被推向浪尖，時兒被拋入谷底。忽然一個兩米多高的大浪迎面撲來，把兩個鼻梁上架着眼鏡的人的眼鏡打翻，幸虧沒有掉進河裡。所有的人頓時也成了落湯雞。還有一次，眼看小船直衝沖向着筆直的山崖撞去，大家都嚇呆了，連忙閉上眼睛，本能地尖叫起來……那曉得胡常順把舵一轉，程俠曲把槳一撥，船頭就立刻轉了向。只是船尾與山崖輕輕地擦了一下，大家的驚魂才定。��

    我們一行人從黃桷槽乘船去普洱渡是下水。由於連續三天下雨，河水陡漲，浪大水急，所以當天就到達了那裡。我們乘船下去是為了拉船上來。拉船才是我們此行要干的活。��

    記得俄國現實主義畫家伊里亞·列賓的成名作品就是《伏爾加縴夫》，表現了蘊藏在勞動人民內心的偉大的力量。但我們這群縴夫比列賓畫的人物要清瘦得多，並且除了一條內褲，幾乎全部裸露。我們拉船的姿勢也比列賓的人物賣力。整個身體前傾45—25度，雙腿用力蹬直，兩手攀着岩石爬行。12個人中沒有一個像畫面上立沖沖走着把縴繩拉彎了的人。我們第一天就磨破了一雙嶄新的草鞋，雙肩也磨破了皮。��

我們此次拉的東西有水泥、炸藥、導火線，雷管、二錘、鋼釺等等。據說拉回黃桷槽順

利都要三天。沿河有二十多個急彎，二十多處險灘。其中最著名的叫老鴉灘，船家叫它

“鬼門關”。當地流傳着一首民謠：

〖HTK〗船到老鴉灘，十有九要翻，人在水中呼，烏鴉空中旋，老母望兒歸，妻子盼夫還，

清明祭河神，哭聲震九天。�ァ�HTSS〗

老鴉即烏鴉，老鴉灘，顧名思義，這個灘有許多烏鴉聚集於此覓食。烏鴉吃什麼，主要

是糧食，昆蟲，有時還要吃死屍。所以烏鴉又是死亡的象徵。在一些電影裡，只要有烏鴉在

空中盤旋的畫面出現，就一定是有人要死了，這已經成了一個公式。��

據說，由於老鴉灘河面開闊，河床堵塞，上下落差大，漲水和退水都快。每年發大水時

都會衝下一些豬呀羊呀，甚至人的屍體在灘上擱淺。洪水退後，經烈日一曬，迅速腐爛，所

以招來許多烏鴉、老鷹。��

我們拉船至老鴉灘已是第二天的正午，天氣極熱，天上沒有一絲雲彩，空間沒有一絲微

風，空氣好象凝滯了一樣。暴漲的河水雖然有些消退，但依舊浪高水急，奔騰呼嘯，浩浩

蕩蕩。��

船家有句行話，叫“上水船怕灘，下水船怕灣”。原因是灘沒有洄水，上水船全靠人拉，

叫“掙灘”。灣則是有堅硬的山崖相阻形成的水流轉向。下水船若速度過快，駕船人技術不精

良，躲閃不及，船撞上山崖就會船破人亡。��

我們前天經過了下水船轉彎的驚險，現在又面臨“掙灘”的艱難。我們已經過三次“掙

灘”都失敗了。就像登泰山十八盤的石梯，已經跨過1600級，而最後33級跨不上去。並且

比這更慘。因為登泰山爬不上最後33級，可以在1600級的地方休息會再爬。但“掙灘”不

成，船就會被急流打回起點，甚至更遠更遠。��

拉船的縴繩是用竹篾繞制而成的，韌性好，抗拉力強且輕，不怕在水裡浸泡。但用不了

多長時間，竹篾原有的水份耗盡，就沒有了韌性，就要及時換上新的。那種換下來的竹縴繩，

人們也不會丟棄，因為它還可以當火把照明，直到完全化為灰燼。��

拉船的背帶大都是棕製品，比較柔軟，一端套在拉船人的肩上，一端用竹銷繞住縴繩，

因而是活動的。遇到船有險情時，拉船人放開銷子或從肩上脫下背帶，就可以不被倒拖下水。我們前兩次“掙灘”之所以失敗，就因為一些人掌握不好船出險情的具體衡量標準。正

當人與水抗爭，勢均力敵，相持不下的時候，有人過早地丟掉縴繩，使力量失去平衡，結果

船被打下灘去。這就害苦了那些沒有及時丟掉縴繩的人。如張卓義和另一位體育教師。他們

被縴繩倒拖着從灘上拖到水裡，足足拖了40多米。赤裸的身子磨破了一層皮，灘上和水裡都

留下了一條清晰的血跡……幸虧一個當過海軍，一個來自體育學院，才撿回了一條命。��

經過兩次“掙灘”失敗，拉船人多數都失去了信心。胡常順和程俠曲將船靠在灘下，想

等洪水繼續消退，等水勢減緩，等大家恢復一下體力。我們這時立即去拉尿對張卓義二人的傷口進行了“沖洗”。然後又敷上草紙燒成的灰止血——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但效果還可以。

    做完這一切，我們躺在灘上曬太陽，正昏昏睡去，忽然被“船長”叫醒，說下游有隻船上來了，準備請他們幫忙，要大家先做準備。��

    此時已是下午4點的光景，上來的船是當地一個供銷社的，船上裝的是鋤頭、鐮刀、斧頭、鋸片等農用工具和伐木工具。他們的船比我們的船小。駕船的兩人，坐船的一人，拉船的六人。經過交涉，供銷社船上的坐船人(貨主)一方面考慮水這麼大，他自己的船單靠自己的人也難上得去。另一方面對勞教隊船上的炸藥、雷管、導火線發生了興趣，所以同意聯合“掙灘”。��

    可是聯合“掙灘”的第一次努力又失敗了。原因是我們船上的縴繩經過兩次“掙灘”，已拉長拉細了許多，這次又增加了人，拉力超過了縴繩的抗拉極限，所以也是在最關鍵的時刻(人力與水力勢均力敵)縴繩突然斷了，絕大多數拉船人都摔得鼻青臉腫。��

    幸好船上有備用的新縴繩，連忙換了一根，又增加了一根，然後全體總動員，一鼓作氣，花了一個多小時才把兩支船拉上了灘。��

    坐船的貨主姓鄭，是當地人，在西藏當過兵。復員後在鄉供銷社當採購。他非常健談，說他去西藏時經過成都，知道成都有武侯祠，有許多小吃……又說他們當天也要在路上過夜，願意與我們的船同行，以便大家都有個照應。還說前方有個貓兒溪，溪里許多水潭有魚，可以用炸藥去炸，晚飯就有魚吃。最後他還透露了一個消息：說內昆鐵路要停建，築路支隊要轉移。許多中隊在供銷社訂購的楠竹扁擔、抬槓、鋤把和撮箕，都退了貨，並且築路隊的幹部也說過。��

    這個消息引起了我們的高度注意。本來胡常順不敢同意拿炸藥去炸魚，但考慮到“革命人民”幫勞教人員拉了船，不好拒絕。於是就與大家商量：要干，就要違反紀律，不干，就要得罪人，並且沒有魚吃。結果大多數人認為拉船太辛苦，又有人受了傷，並且供銷社的人幫忙拉了船，於是都同意偷偷取出些炸藥雷管去炸魚。��

    兩支船到了貓兒溪，太陽還沒有落坡。我們在溪口把船泊定，然後小心翼翼地剝開炸藥雷管的硬紙盒，取了幾節梯恩梯炸藥和兩枚火雷管，又割了一節導火線，就跟着供銷社的人到貓兒溪水潭去炸魚。��

    貓兒溪的水比大關河的水清，看得見潭裡有魚。我們把炸藥雷管導火線連接好，墜上一塊石頭，慢慢向水潭中心放下去。魚兒以為是善良的人們給它們投去的美食，都游過來圍着嗅着，揣測是甚麼好吃的東西。那曉得一聲它們祖祖輩輩從沒有聽過的巨響，把它們柔軟的身子轟上了空中，又掉到水裡，浮出水面，白花花的在水面上浮了一層。��

    這下子樂壞了我們和供銷社的人，連忙跳到齊腰深的溪水裡，用手去抓魚。都不知道魚鱗是很滑的，是魚的保護層。加之許多魚並沒有被炸死，而只是被震昏，所以人的手去接觸，魚就立即會醒，然後迅速滑脫逃離。

    後來有些人急中生智，脫下身上的內褲，用雙手張開內褲的大口去罩。結果很有效：魚都被堵在褲襠里，沒有能逃出去。

    最後的統計戰果斐然：大的魚有一尺多長，小的魚有十多公分，共三十多條，估計有20多斤。供銷社的船只有一個銻鍋，勞教隊的船只有胡常順煮飯的一個爛洗臉盆。這麼多的魚根本沒法煮，就是煮好了，也無法分配。於是就採取了“人自為戰”的辦法，各人用自己嗽口、喝水、吃飯的搪瓷盅或搪瓷缸隨自己的意願去煮、去煎、去烹。��

    這些沒有油，沒有辣椒花椒，甚至連鹽也沒有的魚肉、魚羹、魚湯，叫我們吃得比現在吃生猛海鮮還有滋味。��

    與此同時，楊少西從築路支隊辦的油印小報——《促進報》上看到了我寫的兩首詩，知

道了我所在的中隊。於是通過家屬給我寫了一封信，講述他也在普洱渡和對口溪之間拉過一段時間船，經歷幾乎相同，並寫了前面那首詩。��

 

十六、嫁在深山人不識��

 

    關於內昆鐵路要停建，築路支隊要轉移的消息，不但從各種渠道傳得沸沸揚揚，並且從下面一些跡象得到了印證。��

    一是黃桷槽1號隧道的上導坑剛剛打通，石拱還沒有安砌完，幹部就叫用條石和水泥沙漿封了。��

    二是胡常順和程俠曲停止了駕船，十九隊的木船移交給了當地政府。��

    三是十九隊有四個人在穆家山砍樹伐木，最近改為做大木箱子。並且叫他們做完箱子就撤回中隊。��

    那是1959年秋天，也是十九隊在黃桷槽一周年的日子。這時，中隊長、事務長和教育幹事都換了人，至於為什麼換?勞教人員不得而知。��

    新的中隊長姓鮑，30多歲，高大魁偉，山東口音。他妻子姓吳，二十多歲，屬於“小巧嬌”那一類的女性，四川口音。但據說是貴州人，任中隊教育幹事。倆口子給勞教人員的印象較好，沒有把勞教人員當成勞改犯人。��

    鮑隊長說話的聲音非常宏亮，經常把“人”念成“銀”。“點名”時訓示簡潔，不發脾氣，也不罵人。晚上經常到工棚查房，有人看見他給勞教人員蓋被子。儼然像解放軍首長對待解

放軍戰士。��

    吳幹事性情溫和，說話細聲、教育人時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她經常開導大家：不管你對自己的問題如何認識，如何看待，到了這個坡就要唱這兒的歌。既來之則安之。這些話無疑是表達了兩層意思：一是她知道大家對自己受到的處理並沒有服氣，對自己的問題也沒有認識；二是要大家不服氣歸不服氣，但不能表現在行為上，給她製造麻煩，弄得大家都過不去。她還特別關照有名氣的人，如民盟中委李康，青年作家肖風，叫他們在中隊專門辦牆報和搞廣播宣傳，實際就是讓他們少干點體力勞動。雖然這種照顧只照顧了少數人，但在那個時代和特定的環境，有這點善心也是難能可貴的。��

    新的事務長姓崔，大約50歲，河南口音，心地善良，性情耿直，估計是個沒有文化的“老革命”。他時刻都在奔走，不是去水田壩買糧，就是去艾田鄉購煤；不是到鹽津買油買鹽，就是到後山採購蔬菜。雖然是當幹部，但也很累。��

    轉移的事終於得到了正式通知。下面一中隊已經走了，就該上面的十九隊走。但十九隊派到穆家山的4個木匠只回來3個，還有一個叫楊忠緒的人沒有回隊。陳幹事專門上山跑了兩次，房東說木匠們早就打起被包下山回隊了。其餘的事他們不知道。直到十九隊離開黃桷槽那天，仍然沒有楊忠緒的消息。所以只好將他作“逃跑”或“失蹤”處理。直到後來我碰到了一個與楊忠緒一起伐木的木匠。才知道楊忠緒“失蹤”的秘密。��

    穆家山在大關河左岸，綿延起伏數百平方公里。森林面積占80%，以針葉林為主。山上只有少量耕地，種小麥、苞谷、紅苕和薯類。��

    穆家山有個穆家寨，住着20多戶人家。有人說他們原本是孟獲〖ZW()孟獲，三國蜀漢建寧(今雲南曲靖)人，彝族首領。劉備死後，他和建寧豪強雍起兵反蜀，曾被諸葛亮七擒七縱。後仕蜀，為御史中丞。〖ZW〗〗的後裔，是諸葛亮南征時，從建昌（今西昌）翻山越嶺，渡過金沙江來到這裡的。到此後，改為與孟近音的穆姓，打石造屋，開山種地，繁衍生息。��

    但是又有人說張獻忠剿四川時，他們的祖輩是渝州的大紳，經滬州、宜賓逃到雲南避難的。這兩種說法哪一種可信，已難以考證。但有一個事實確實是千真萬確的，那就是穆家山的穆姓山民們家家戶戶的堂屋裡都供奉着“天地君親師”的牌位。說明他們是信仰孔老夫子的。

    穆氏家族中最年長的叫穆洪運，他和三個弟弟兩個妹妹養育了40多個子孫。他們都住在寨子裡，共同經營着萬頃山林和百畝山地，自獵自食，自種自收，自給自足。猶如與世隔絕的桃花源和桃花溪。無論從清朝到民國，還是從民國到解放初期，很少有官府的人去過問他們。他們也就樂得不納糧上稅。那是個“被愛情遺忘的角落”，也是塊王法不到的地方。啥子慈禧太后、孫中山先生、蔣委員長、毛主席，他們均不知道。直到1958年大關河隆隆的炮聲打破了山林的寂靜，築路支隊需要木材，才扣開了山寨的大門。��

    十九隊在穆家山購買了許多樹木，並派了4名勞教人員住在山上，專門負責砍樹、斷料、解料，做隧道和涵洞拱模和其他用具等等。��

    4個人中真正有木工技術的只有一人，叫楊忠緒，當時22歲，川東人。原是西南建築工程公司的木工班長。他的技術是跟父親學的。父親的手藝在川東一帶非常馳名，無論是圓的甑子，四腳八叉的方桌板凳、風車、馬鞍子和織布的梭子，還是修房造屋，只要是用木料做東西，他都無所不能，無所不精。��

    有其父必有其子，楊忠緒也學得一手木匠好手藝。所以解放後地區成立建築公司，他就被招收為正式工人。後又被選派到西南建築工程公司。當木工班長後有些驕傲自滿，不但領導的話他敢“不同意”，甚至發展到“擅自”改動木屋架的斷面尺寸。因而領導撤了他的班長職務。    撤職後他不服氣，說設計的斷面尺寸大了，保守了，是怕負責任不惜浪費國家財產的行為。這當然沒有結果，“組織”不可能收回已公布的決定——那怕決定是錯的。為此他一直耿耿於懷。整風時寫了一張大字報，說領導偏聽偏信，有官僚主義……反右鬥爭開始後，有人針對他那張大字報進行了批判。他又說那人是領導支使的。所以造成了“極壞影響”，不得不開除他送去勞教。讓大家知道，一個人無論有多大本事，只要不聽領導的話，組織上就不用你。楊忠緒到十九隊木工房後，先就露了一手。用香樟木給每個幹部做了一口大衣箱，那榫頭扣得嚴嚴實實，風吹不入，水浸不進。因而得到賞識，被派到穆家山伐木，並做了臨時負責人。

    楊忠緒等四人上山後寄住在穆家寨。房東就是穆洪運的嫡系子孫穆長智。穆長智已年過五十，一心都想有個兒延續香火，卻又偏偏沒有兒，只有三個女。大女、二女都已嫁到外地，身邊只有一個幺女，名叫雲英，年方十七。雖然是山野人家，靠小麥、苞谷、紅苕養大。卻長得娟好靜秀，綽約多姿。老倆口一心想找個上門女婿，以便繼承家業，延續香火……可就是還沒有緣份。��

    楊忠緒等4人的到來，無疑給穆長智一家帶來了喜悅。但四個小伙子個個都身強體壯，

五官端正，反而不知道選誰。他們不知道“勞教”是什麼意思，只知道人可以分為兩類：男

人和女人，好人和壞人。他們雖然也曾經聽山下的人說過，說修鐵路的都是些犯了王法的人。

但憑他們自身的觀察，這4個人都行為端正，言語禮貌，做事勤奮，不是壞人。��

這4個人寄住在穆長智的偏房裡，雖然帶了糧食，但吃菜要買穆家的。最初買蔬菜要過

秤或要記數。後來數也不記，秤也不過，錢也不要，叫他們想吃什麼菜，只要地里有，就自

己去摘。過年時，老人殺年豬薰臘肉、灌香腸，也要給他們吃。人就是憑一點感情以心換心。

所以這4個小伙子對穆長智一家非常友好，利用工余時間給老人鋤地、拔草、挑糞、打柴、

修理農具家俱。甚至把自己口糧中的大米也送了些給老人。因為穆家山海拔高，山坡陡，氣

候冷，不產水稻，很難見到大米。遇到家裡有人坐月子，想做米酒，還得牽着羊，挑着雞和

蛋，走幾天的路到壩子上換糯米。��

雖然說老人對四個小伙子印象都好，拿不定主意選哪一個做幺女婿。但云英心中早就有

了底，那就是楊忠緒。因為四個小伙子中有三個經常要去林子裡砍樹，只有楊忠緒一個人常

留在家裡做拱模器具。所以她有與楊忠緒單獨說話的機會。二方面楊忠緒的木工技術最好，她爸常說：“天干餓不死手藝人。”而木工手藝在農村，特別是山里人是離不開的。三方面年齡合適。山里人說“男不大七”。那三個小伙子的年齡不是大了，就是小了。��

    有一天雲英的媽去大姐那裡走親戚，她爸在坡下翻地，家裡只剩下她和楊忠緒兩人。中言午楊忠緒見雲英給她爸送午飯去了，於是吃了東西就在壩子的竹蓆上躺着休息。太陽暖烘烘的照着，樹上有懶蟬叫鳴，他閉上眼睛正朦朧地睡。忽然覺得鼻子裡鑽進了蟲子，於是閉着眼睛打了兩個噴嚏，翻個身又睡了。不一會兒又感到夾肢窩痒痒的，癢得有些難忍，本能地用手去模。感覺到不是蟲子，而是一片草葉。他立刻睜開了眼睛，原來是雲英雙膝跪在他身旁，臉上有狡黠的神情，手裡還拿着那片草葉。楊忠緒平時和雲英也有過說呀笑的，可是從來沒有這麼近距離的雙眼相對。這時他才發現這山妹子十分美麗，宛若一位仙女。個兒雖然不高，但身材非常勻稱。一頭漆黑的頭髮，留着隨意扭成的辮子。眼睛像兩顆又黑又亮的珍珠，蘊含着無限的深情。紅潤羞澀的臉龐蕩漾着青春的活力。特別是隆起的胸脯，活潑顫動，散發出乳脂氣息，着實令他難以抗拒。他只猶豫了剎那，就順勢把雲英抱在懷裡，勇猛地，甚至瘋狂地親吻着她的嘴唇……隨後相互翻了個身，閉上雙眼，享受着無限的快愉，無限的激情，無比的興奮。額頭和脊背都沁出了汗水，才骨松架散癱瘓在地。��

    自此以後，雲英對忠緒的依戀與日俱增，時刻難離。家裡無論吃什東西都要給楊忠緒等人送些去。那三個人也看出了苗頭，知道是沾楊忠緒的光。所以，只要雲英一來，他們就藉口到外面去，讓忠緒和雲英單獨在一起。��

    可是好夢難圓，十九隊接到了要轉移的通知，楊忠緒接到了要回隊的通知……。��

    楊忠緒叫三個同伴先走。說他給山里人告個別就去追趕他們。哪知道他從那天起壓根兒

就沒有回隊，並從此沒有音訊。三個人當時就斷定楊忠緒沒有逃跑，也不是失蹤，而是被人

藏匿了。��

我聽完了這個故事，問那人：��

“難道築路支隊不找當地公安機關協助他們把楊忠緒找回?”��

“談何容易。在那廣漠浩瀚的山裡，當時基層政權又不完善，藏匿一個人並非難事。加

之當地人多同宗同族，親連着親。基層幹部與老百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只要不是美蔣特務，

不是殺人放火，誰願意去操那份心，誰願意去得罪人？”��

這件事讓我一直牽掛着：不知道楊忠緒是不是真的留在穆家寨與穆雲英結了婚，延續穆

家宗族的香火。不知道20年後楊忠緒曉不曉得山外面發生的事情。據說截至1979年為止，

在四川仍有極個別的人沒有得到“改正”，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情況不明”——也許就包括

楊忠緒。

 

 

 

 

 

 

 

 

 

第三部份  415信箱

 

 

一、重返涼山

 

 

大涼山介於四川盆地和川西南山地之間，是大小涼山的總稱。主脊海拔4000多米，因山

高氣寒被人稱為涼山。以美姑縣內的黃毛埂為界，其西部稱為大涼山，其東部叫小涼山。��

喜德縣位於大涼山與小相嶺之間，面積2300多平方公里，人口八九萬、彝族占81%。��

1959年秋季，築路二支隊從雲南鹽津轉移到涼山彝族自治州喜德縣修築成昆鐵路。支隊

部和醫院設在喜德縣城。20多個中隊則分布於沙馬拉達以下，孫水河上游的呷主，足莫和巴

則等處。並從此改了一個好聽的名字——《415信箱》。此時筠連與鹽津之間的公路已基本通

車。所以我所在的十九中隊是在鹽津縣城乘汽車到宜賓後，改乘火車經成渝線至成昆線的彭山青龍場站，又換乘汽車經雅安、翻泥巴山從石棉跨大渡河，經拖烏、瀘沽到達喜德的。其間跨兩省19個縣市，行程1000多公里，歷時8天，是築路二支隊成立以來最長距離的一次大轉移。�� 

    這次轉移雖然行程遠，時間長，但對我們這些人來說，已經習以為常。饑渴時擺些畫餅

充飢的故事；酷熱時昏沉沉睡覺，沒有值得敘述的東西，但最後一個晚上在石棉縣的經歷叫

我們永遠難忘。石棉縣位於雅安地區的南部，面積2626平方公里，當時人口約有10萬，是

漢、彝、藏各族混居區，系1951年5月劃漢源、越西、冕寧三縣各一部份建置而成，得名於

境內豐富的石棉礦。縣西北12公里的安順場，是大渡河中游一個極為險要的渡口。1935年

中國工農紅軍經過此地時，18勇士於5月25日首先在此搶渡大渡河、粉碎了蔣介石妄圖將

紅軍封殺在大渡河畔的陰謀，為勝利奪取瀘定橋開闢了道路。所以石棉縣的安順場比石棉縣

還有名。解放後政府在石棉縣開辦了兩個大中型企業，一個叫四川石棉礦，一個叫新康石棉

礦，成建制安置轉業的解放軍官兵。新康石棉礦是省屬勞改企業，關押着數千名被判了徒刑的國民黨政權的軍、警、憲、特和土匪暴亂時的反革命分子。��

1959年秋，我們從雲南往涼山轉移的途中，最後一晚就是在新康石棉礦的石棉倉庫度過的。這個倉庫在雅安至西昌的泥結石公路下邊，南埡河東岸。我們到達那裡時已是傍晚，下車後大家才發現每個人除了眼仁是白的，頭髮、眉毛和衣褲上面都厚厚的裹了一層塵土，像泥窖里鑽出來的泥人。所以，儘管礦上的犯人挑來了飯菜和“清水大鍋湯”，大家還是忍着飢餓，先抖掉身上的灰塵，然後被允許到河裡洗頭、洗臉、洗澡。斜陽的餘輝照着山光水色，習習涼風飄然而至。我們泡在泛着銀色光芒的河水裡，感到無限愜意。於是連頭和整個身子都沒入水下，有人還向河中央游了幾把，立即招來警戒着的公安戰士的干涉和警告。��

    我們當晚住的石棉成品倉庫，比起在自貢和宜賓住的火車站倉庫差多了。是緊靠公路修建的一排約20多間，無內隔斷的小青瓦平房，跨度可能是8米，開間3米，檐高4米

。地面是素土夯實的，很乾燥，但塵土很厚，且有石棉纖維細末。木屋架上和洞開的小窗戶上堆積着塵土，並布滿了蜘蛛網——在這種惡劣的環境裡居然還有昆蟲生活着，這對我們是個鼓舞。每兩間屋梁下懸着一盞煤油燈，發着幽暗的橙紅色的光芒。從光芒里看得出空氣中飄浮着石棉的粉塵和煤油的黑色濃煙。倉庫里十分悶熱，於是大家要求到外面乘乘涼，讓瓦屋散散熱再進去睡。可是持槍的公安戰士說：管理幹部都去招待所吃飯睡覺了，他們作不了主，勸大家早點睡覺，明天還要趕路。答覆是那麼有理，且態度溫和，有什麼法子呢，大家只好怏怏不樂地在塵土上鋪開被子，睏倦地睡了。睡前有人提議：晚上起夜的人走路的腳步一定要輕些，塵土中有石棉纖維，吸入體內會患矽肺。這人的說法我當時不以為然，但後來證實是對的。20年後，為解決新康石棉礦攔碴大壩投資缺口和爭取中央豁免“撥改貸”〖ZW()“撥改貸”，1984年以後，中央無償投入基本建設項目的“中央財政預算撥款”改為貸款，即“撥改貸”，實行有償使用。〖ZW〗〗本息問題，我到新康石棉礦進行了考察，參觀了礦山和車間，證實了石棉纖維對人體確實是有害的。該礦有些犯人患有難治的矽肺。所以當局採取了勞保措施，要犯人們，特別是篩選車間的犯人都戴上口罩，並且是雙層的。那次我到新康石棉礦考察，有勞改局一位科長陪着，晚上回到礦部招待所睡覺時竟做了一個怪夢：我與諸崇明、張卓義竟然和勞改局的這位科長一起住在石棉粉塵與灰土交織瀰漫的倉庫里，悶熱得口乾舌燥，於是走出倉庫去找水喝，被公安戰士用槍托砸了一下，痛得大喊起來：“我是你們請來的客人”……醒了。這位科長問我怎麼了，我不好解釋，便講了個故事作比喻。��

    我說：解放後著名電影演員秦怡主演了一部叫《摩雅傣》的故事片，講述的是雲南山區傣族部落里一個女人得罪了頭人，頭人就誣她為“琵琶精”，並將其活活燒死。後來這女人的女兒長大後，又遭到了同樣的迫害。直到解放軍進了山寨，才救了這個女兒，並培養她成了一名少數民族醫生。��

    我問這位年輕的科長：“為什麼一個好端端的人，頭人說她是“琵琶精”，她就成了琵琶精，群眾也沒頭沒腦地起鬨，驅趕着，燒呀、殺的?”��

    我說完，這位科長好象悟出了道理，附和着說道：“這就是少數民族地區封建愚昧的表現：頭人是至高無尚的權威，他說白就是白，他說黑就是黑……所以要進行民主改革。”��

    我聽後，心想：未必只有少數民族地區才有封建愚昧，只有少數民族地區才需要民主改革?��

    十九中隊駐地的地名叫汗都奴(彝語譯音)，是孫水河上游一條無名小河旁的一片的河灘，距沙馬拉達約4公里。當時鐵道部第二工程局正在那裡開鑿成昆鐵路最長的隧道(據說全長6000米)十九中隊擔負的施工任務就是沙馬拉達隧道南口一段繞坡引道的路基、涵洞和隧道。��  1959年是“大躍進”的日子，也是“大辦鋼鐵”的日子。毛澤東說過：一個糧食、一個鋼鐵，有了這兩種東西，我們就不怕帝國主義欺負，就可以創造人間奇蹟。��

    於是中共中央決定加快開發四川攀西地區，那裡有豐富的釩鈦磁鐵礦，可以建設一個大型鋼鐵基地。要開發攀西，鐵路必須先行。這就是築路二支隊在雲南只幹了一年，丟下個半拉子工程，匆匆忙忙趕到涼山來的政治背景。��

    由於轉移非常倉促，十九中隊的人到達駐地時，除了幹部住房和廚房而外，勞教工棚和廁所都沒有修，所以當晚和以後一段日子都是住帳篷、睡地下、墊山草。當天晚上秋高氣爽，月朗星稀。除了小河潺潺的流水聲，四周非常安靜，所以我們睡得很香，睡得很沉。但是午夜剛過，忽然被一陣叮呤哐啷的響聲驚醒。爬出帳篷一看，原來是搭在帳篷繩子上的毛巾在空中飛舞，放在地上的臉盆，嗽口盅和搪瓷碗在地上翻滾。那響聲就是這些臉盆、口盅和瓷碗相互碰撞，或撞上岩石發出來的。我們連忙借着皓月的光亮，頂着狂風去追趕，去尋找被風颳走的東西。忽然，從沙馬拉達方向又刮來一股更強烈的，猶如號角齊鳴般呼嘯的疾風，將帆布帳篷連根拔起。由於拴帳篷的繩子固定在一塊巨大的岩石上，帳篷才沒有被風捲走，而成了一面大旗在空中呼啦啦地飄。��

    在這樣的狂風中，已經無法將帳篷重新搭起，我們只好把帳篷拉下來墊在地上，再鋪上被包，把“藍天作帳，大地作墊”。這就是涼山的風給我們這些人的“下馬威”。涼山的風又大又急，讓人喘不過氣來。但涼山的月亮又圓又亮，卻是有名的。那晚的下半夜，狂風逐漸停息，湛藍而清澈的天空中魚鱗似的白雲已經消散，惟有一群繁星仍眷戀地依偎在月亮的身旁，讓人想起了海涅的詩：

“……從秋季昏暗的雲幕里，透露出一輪月亮，她的臉色憂傷而憔悴，後面跟着一群繁星，朦朧地閃爍着微光。從前女神盧娜，男神索耳，結為夫婦，一同在天空照耀，他們身旁圍繞着的星辰，就是他們天真的兒女。但惡毒的口舌造成不和，於是這對高貴輝煌的佳偶，從此就各自東西。……〖HTSS〗”這是海涅〖ZW()享利希·海涅(1797—1856)德國詩人和政論家。〖ZW〗〗在名為《北海》的組詩里，描述一對恩愛夫妻被是非造成的悲劇，詩中不乏哀怨纏綿的句子，讓人讀來無不動情和垂淚。這情景，這詩句，勾起了張卓義對愛妻柳嘉瑩的思念和牽掛。��

    離開雲南前夕，張卓義收到柳嘉瑩一封來信，說她已經調離人事股，被安排在倉庫作收發保管工作，要經常幫着卸車和裝車，搬運物品，又重又累。每天回到家裡，已筋疲力盡，先給孩子餵點吃的，然後必須躺一會才有力氣做飯……。張卓義說他很想不通：黨的政策歷來就是“誰有錯誤，誰承擔責任”，不連累家屬親人。諸崇明笑他太書生氣了，說：“受牽連的豈只是父母妻室，恐怕還要殃及子子孫孫……”。張卓義說：“我已經結婚有了孩子，沒有辦法，你們還沒有結婚的，今生今世最好不要結婚，以免遺害後代，禍及子孫”。��

 

二、在漢都奴最初的日子��

 

   

 

十九隊到達汗都奴的四、五天后，勞教人員才發現每天吃的食物中沒有大米，並且數量明顯減少。“按勞分配”的糧食政策變成了“平均主義”：早晨吃的是轉移途中沒有吃完(注意：並非吃不完，而是限了量)的苞谷粉烙成的饃，加入清水煮成的半稀半乾狀的東西，每人都是一鐵瓢多一點——多這一點其實也就是一點湯水，然後還有幾小塊雲南帶來的玫瑰大頭菜。中午每人一斤多帶皮煮熟的土豆，一鐵瓢當地產的圓根蘿蔔條和一鐵瓢有點鹽味但沒有油的清湯。晚上的食品，有時和早飯差不多，有時只接近午飯的水平——主要是看中午食品的分配情況：炊事員高興時就“分光吃光”，不高興時把鐵瓢抖了又抖，使高出鐵瓢口徑的那部份食品不至於裝進碗裡。當然這些抖下來的結餘食物還是要加到晚飯中給大家吃的，所以有時晚飯要多些。��

    取消“按勞分配”，實際就是統一到“丙級”(39市斤)的供應水平，沒有了“甲級”(45市斤)和“乙級”(42市斤)。對此，鮑隊長做了四點解釋：一、由於鐵路工程沒有正式施工，

大家干的活都差不多；二、涼山的糧食供應靠內地調運，目前運輸上有些問題，要大家克服

困難，度過難關，不要因此影響自己的改造；三、要相信今後會好的，鐵路正式施工後，糧食供應仍然要分等級；四、民族地區蔬菜很少，隊部決定安排一部份人種菜、養豬、養羊、養雞……。但是大家始終弄不明白，據說十九中隊離開雲南時，大夥食的大米和臘肉還有結餘，並且數量不少(具體數字屬“絕密”，連炊事員都不知道)為什麼到涼山後天天吃有霉味的饃饃和土豆，那些大米和臘肉哪裡去了，為此，許多人產生了懷疑……。��

    直到半年後，一個炊事員才說出內中的秘密：十九隊離開雲南時，確實有足夠全隊吃半個月的糧食和臘肉，由事務長和一個勞教炊事員跟車先走，因轉移倉促，沒有來得及辦“糧食轉移”手續，在途中被有關部門查獲做了“暫扣”處理。雖然“暫扣”並非是“沒收”，但這麼一來十九中隊沒有了周轉的糧食，加之到涼山的糧食關係也並非和人一起到達，糧食部門也不可能馬上就有糧食供應。因為當時四川的糧食狀況已經趨緊，加之運輸里程長、雨季過後，沿途許多水毀的公路在修復施工，運糧車經常被堵。這就是十九中隊初到汗都奴時，口糧處於困境，大家勒緊褲帶的真正原因。��

    事實上，在那段困難的日子裡，隊長和事務長比誰都着急。他們知道“民以食為天”，200多號人餓慌了會發生什麼事情。所以他們天天跑支隊部，寫報告，寫檢討、請求上級領導與糧食部門協調處理“暫扣”問題，解決吃飯大事。��

    他們的努力終於有了成效，由於支隊領導重視，幾個先期到達涼山的中隊部答應先借給十九隊一些糧食。半個月後十九隊的糧食關係在涼山生效，當地糧食部門開始供應糧食。一個月後“暫扣”的糧食也得到返還，領到的口袋數量一個不少，但東西的重量卻輕了許多，特別是臘肉。有什麼辦法呢，那年月，糧食和肉類都是珍品，誰人見了不饞呢？��

    十九隊的勞教人員到達汗都奴的第三天開始建造工棚，有的小組分配去平整地基和挖基坑；有的上山砍樹伐木，做房架檁木；有的搬運泥土築牆。��

    這三種勞動，搬運泥土的活最重，因為河灘的泥土含砂太多，築牆不容易粘合，所以要到山上去取粘土。最初是用肩頭從三、四百米的山上硬挑，後來就改為用鐵鍬分段往下鏟，只在下面的平地上轉運一次。但是幹部們每天要督促築牆的進度，沒有達到預定目標，要追究大小組長的責任，所以很難偷懶。��

    相對而言，上山砍樹的活要好得多。一是沒有幹部跟着，二是沒有規定完成的數量。只要每人每天扛一根兩根碗口粗的樹木回去就行了。碗口是有大有小的，樹木的質量也有輕有重，你可以扛口徑小的，輕的。

    但在汗都奴附近，要砍到像樣的樹木也非容易的事，因為前幾年修那條從喜德縣城到沙馬拉達隧道的施工公路時，就已經把兩邊山上的樹木砍光伐盡了。��

    俞賢智小組幸運地分到了砍樹子的勞動，這當然與俞賢智原來當過林場場長有關係。我們每人領了一把斧頭或是砍刀，就三三兩兩自願組合一塊去找樹、砍樹。��

    有的人埋着頭沿着那條無名小河上下轉悠了一天，結果空手而回，說找不到樹子，被生產幹事臭罵了一頓。並處以“明天再扛不回一根樹子，謹防扣你的飯”的警告。��

    諸崇明、張卓義和我自從經過在雲南年終評審的考驗，成為了好朋友，自願組合在一起。我們三個人中有兩個當過解放軍，有些軍事頭腦，首先爬到了河對岸一個最高的山頭，遠處能看到無名小河注入孫水河的匯合處，近的地方能看見中隊廚房的炊煙，當然也就發現了哪些地方有樹子。��

    我們三人來到一片倖存的松樹林，粗略估計有七、八十棵。後來才知道，這是當地彝胞

經過強烈抗議和交涉，修路大軍才留下來給彝胞作薪炭林的。我們高興地各自砍了一棵平均

直徑約12—14公分，樹幹較直的松樹，去掉樹梢、剔除枝椏，然後沿着在山頭上選定的路線

往回扛。��

這根松樹雖然不重，但松樹的皮非常粗糙，當時穿的又是單衣，肩膀很快就被磨痛了。路上經過一條小溪，涓涓細流處有個較大的水潭，水質不清也不渾，最深處約1.4米。

有水一般都有魚，這是我們已經實踐過的真諦。於是我們將松樹靠在崖邊，脫了衣褲，赤條

條地浸入水中，想清涼一陣後，再去摸一摸有沒有魚，沒想到魚兒自己撞上來了。最先發現

情況的是最先下水的我，我感覺得有種柔軟爽滑的小物體在大腿間碰撞，也沒有考慮是否會

是水蛇，就本能地用手去抓，憑感覺判斷是魚，連忙叫諸崇明和張卓義。��

張卓義是在岷江邊上長大的，摸魚捉魚是他的拿手好戲，加之在雲南炸過魚，都有捉魚

的經驗，所以很快就抓到10多條約2斤多魚。��

魚雖然抓到了，但如何能吃到口還是個問題。因為我們出來砍樹時根本就沒有這方面的

準備，連嗽口盅都沒有帶一個，於是想起成都人有句話叫“我在手板心煎魚給你吃”。受此啟

發，我們想：手掌都能煎魚吃，這何不可以用火燒着吃。於是我從上衣的口袋裡掏出平時點

煤油燈的火柴，用枯草燃起一堆火，然後又返回松林檢了許多枯枝和剛才剔下的丫枝，把火

燒大。松枝的皮層有松油，很快就燃燒起來，最後變成一堆紅紅的木炭。我們用小樹枝將魚

殺死，刮掉鱗片，去掉內臟、又用小樹枝從魚的肛門穿進去，撐在炭火上燒烤、烤得熱氣蒸

騰，烤得吱吱作響。不久，魚兒由軟到硬，由灰白色到金黃色，放進嘴裡吃起來細嫩可口。

特別是尾部烤焦的那部份魚骨都酥了，又香又脆，根本不覺得沒有鹽味。比今日的“韓國燒

烤”和“日本料理”還美。

我們三人這樣的好日子沒有持續兩天，就被尾隨而來的其它勞教同學發現了。於是那水潭，那小溪被徹底“整肅”了一遍，魚類遭到了滅絕種族之災。��

    我、諸崇明、張卓義失去了那個“漁業基地”後，從高地又觀察到隊部後面光禿禿的山

峰上，有兩棵像灌木但主幹分明，似喬木冠徑又比較寬的樹子。遠遠望去朦朦朧朧像一男一

女兩個人形，樹周圍的地上落了許多核桃大小栗色的梨子，有的已經發霉腐爛，但樹上還殘

留了一些。我爬到梨樹的中部，用力搖動上部的枝幹，殘留的梨子紛紛墜落。我們飽餐一頓這種沒有經過人工嫁接的野果子，味道十分酸澀。第二天，我們三個人都拉了肚子，但並不以為是野梨子作的“怪”。第二天又去，卻遭到一個會講點漢話的彝族老姆蘇（即老人）的斥責。他說這兩棵梨樹是風水樹，也是鎮山神樹。爬上去搖動它犯了大忌，菩薩要降罪，你們的肚子要疼。��

    我們三人被老姆蘇罵了後，聯想到自己拉肚子的原因，才知道是梨子變質不衛生之故，不相信是菩薩的法力，但為了消老姆蘇的氣，連忙陪笑道：“我們的肚子真的痛了，菩薩真靈驗，我們特來向菩薩請罪”。可是我們心裡想的卻是：這老姆蘇回去一定會對他的同胞講，“神樹真神，報應了幾個漢人”。從此以訛傳訛，這大概就是迷信的原因吧。��

    我記起小時候父親講過一個故事，家鄉有座小廟，廟裡有塊石碑，後來小廟荒涼了，石碑被人搬去在一條小溝上搭了橋，後被大水衝垮，石碑廢棄路旁。有一天下偏東雨，有個行人撐着傘在石碑上坐着休息，雨停後他就走了。恰逢當地幾個保甲長隨後經過石碑，發現四周都被雨淋濕了，惟獨這石碑是干的，加之又是廟裡的石碑，搭橋又被水沖，於是神乎其神，以訛傳訛，說石碑顯靈了。於是借重修廟宇再塑石碑募集捐款，從中發財。老百姓不知內中

奧妙，慷慨解囊，於是小廟的香火驟然旺盛起來。��

前些年沿海某地出了車禍，幾輛汽車都被撞了，惟有一輛駕座前掛有毛澤東肖像的日產

豐田越野車沒有被撞。這本來是偶然的現象，或者說與汽車的質量性能，制動部件的靈敏度

和駕駛員的操作技術有關。但硬有人說成是“掛了毛主席的像”，有毛保佑，才不被撞。於是毛澤東小掛像製造商和經營者，大大賺了一把。��

    據說喜德不象峨邊是彝漢雜居區，漢人較多，會講漢話的彝胞也多。喜德已是涼山的腹

地，彝族居多。特別是遠離城鎮的汗都奴，與漢人接觸的彝胞不多，會說漢話的只有少數土

司和頭人，普通彝民根本不會說漢話。這個普普通通的老姆蘇會講漢話，早已引起了諸

崇明的注意。於是儘量順着老姆蘇說，以便接近他，了解老姆蘇的身世。��

原來老姆蘇是一個漢人的後代。他的彝族名字叫阿基果木·達九。漢族名字叫汪志強。

諸崇明與老姆蘇愈談愈攏，十分親切，見他赤着一雙腳，衣不遮體，第二天就給老姆蘇送去

一件舊衣服和一雙舊膠鞋。老姆蘇激動之餘，講起了他和他父親的故事。��

 

 

三、老姆蘇的故事和友誼��

 

老姆蘇只有40多歲，看起來卻像個老頭：蓬頭垢面，鬚髮斑白，額頭上綴滿皺紋。但目

光敏銳，精神矍鑠。��

他說，他父親叫汪洪順，漢族，雅州府（今雅安市）人。光緒年間跟隨主人來往於大涼

山與雅州府之間，販運槍支和煙土（一種原始的鴉片），會講一口流利的彝語。後來主人吃了

官司，他怕受牽連，就逃進涼山，投靠了阿基果木頭人。頭人知道他有一手好槍法，又有與

漢人經商的經驗，就收留了他。把他留在身邊當差和做翻譯，並賞給他一個家內女奴做妻子。

民國初年，這個女奴給他生了一個兒子。按照彝族的風俗，奴隸跟主人姓，所以取名叫阿基

果木·達九。這孩子9歲時，他父親又陪阿基頭人出山經商，但這次卻沒有回來。據說還卷

走了阿基老爺一些煙土和毛皮……所以頭人恨這個忘恩負義的漢人，他母親也恨這個不負責

的男人。��

民主改革時，達九沒有父親，只有母親。母親是奴隸，他應該也是奴隸，可是工作組的

漢人經過調查，說他父親是奴隸主的狗腿子，他不屬於“貧苦農牧民”一類。但後來的結果：

既沒有把他劃到奴隸主一邊，也沒有劃到“貧苦農牧民”一塊，他的成份沒有定性。仍然分

給他一些山地和一點山林。他除了耕作自己的山地而外，還要無償地幫助一戶“民改”中犧

牲的民兵家屬。��

後來成立合作社，各家各戶的土地和山林都交給社了，人人參加集體勞動。在改土造田，

興修水利的時候，他的腿受了傷，並留下殘疾，從此隊裡就分配他放牧一群山羊，順便照看

山林。��

前些日子，接到生產隊通知，說修路的漢人又回來了，還砍伐了薪炭林……所以隊裡派他來守護風水樹，不要讓漢人把風水樹也砍了。��

    老姆蘇後來帶諸崇明、張卓義和我去看他住的地方，原來是一個山洞：高約5米，寬4

米，深10多米。進口處有一堆永不熄滅的柴火，火上三根樹幹做的架上吊着一個口徑20多

公分的鑄鐵鼎鍋，裡面的水還在吱吱作響。除此之外，地上鋪着幾張沒有經過硝處理的又硬

又皺的羊皮，毫無疑問，那就是老姆蘇睡覺的“床”。旁邊還有一堆土豆，就是他的口糧，可

以燒着吃，也可以在鼎鍋里煮熟吃。��

看了一個貧苦彝民的窮困生活，我們三人深有感觸，我們想：涼山確實太落後太貧窮了。

在世界進入高速發展的階段，中國大陸已實現公私合營，農村正掀起合作化高潮的時候，涼

山還處於原始的奴隸制社會階段，中國共產黨人要解放全人類，應該首先解放涼山的生產力。��  有一次張卓義問老姆蘇結婚沒有，老姆蘇說沒有；又問他想不想“打卡把”？他抿着嘴笑而不答。我以為他聽不懂“打卡把”的意思，就把左右兩隻手的手掌重疊在一起，兩姆指

不斷的擺動——這是我從白虎利那裡聽說的啞語手勢，也是做愛的意思，非常形象。老姆蘇

猛抽了一口蘭花煙〖ZW()蘭花煙，涼山產的一種旱煙，燃燒時散發的氣味很香。〖ZW〗〗，忍不住笑道：

“我知道你們問的是‘干那事’，我和藏胞打過交道，懂一些他們的話。”��

    隨後，老姆蘇沉思起來，臉上散發着幸福的光彩，異常興奮地承認“幹過那事”，是和一個叫朵珍的姑娘干的。朵珍也是阿基頭人的家內奴。當時他24歲，朵珍16歲。不久朵珍懷孕了，按照彝族“家支”的規矩，這種行為是要被“沉江”(一種處死人的方法：即將石頭捆

在人的身上，然後將人推入江中)的，他們害怕極了，於是決定逃跑。��

但哪裡有出路呢?那時候離開了這個奴隸主，還會有那個奴隸主，在彝族居住的地方都是

隸主的天下。他們也試圖逃往漢人居住的地區，因為老姆蘇懂些漢語，並且他原本就是漢人

的後裔。但朵珍不同意。她認為漢人歧視彝人，她寧肯受本民族奴隸主的壓榨，也不願受外

族人的欺侮。最後他們逃進了深山，到了沙馬拉達一帶，靠一支火藥槍打獵過日子。��

一次，在追擊一頭已受傷的懷孕的母山羊時，朵珍產生了惻隱之心，叫老姆蘇不要擊斃

它。但老姆蘇不聽，反而覺得自己狩獵多年，從未失過手，這頭母山羊讓他丟了臉，他非常

激憤，端起槍又瞄準了那母山羊。朵珍猛撲上去，拖住老姆蘇的雙腳，老姆蘇本能地想掙脫，

用右腳蹬了朵珍一下，感覺到朵珍鬆開了雙手，但自己的身子也趔趄了一下，於是槍響了，

前方只落下許多樹葉，山羊沒有被擊中，山羊又逃跑了。這時老姆蘇才回過頭去看朵珍，朵

珍已被摔到2米多遠的坡下，痛苦地倦縮在那裡，雙手捂住下腹，藍白相間的百褶裙下，汨

汨地流淌着鮮血……。老姆蘇趕忙將朵珍抱起，放在一片比較柔軟的草坪上……孩子生下來

了，是個死胎。朵珍在昏迷中喃喃地說道：“你要把孩子帶……帶大，……回……回你的漢人

區去。”隨後，朵珍也死了。��

老姆蘇講到這裡喉嚨阻塞住了，同時老淚縱橫。我們三人聽老姆蘇講述，心裡也非常難

過，眼裡噙着淚水，問老姆蘇後來是怎麼過來的?老姆蘇說他掩埋了朵珍和孩子的屍體，用獵槍朝天開火，直到把火藥用完，然後將獵槍折斷拋入山谷，再去找那母山羊。找了三天三夜，終於在一個山澗旁的崖洞裡發現了嗷嗷待哺的幾隻小山羊。他連忙躲藏起來，觀察母山羊撫育幼崽。後來小山羊長大了一些，可是母山羊卻從此沒有再回來，估計是死了，或被猛獸吃掉了。於是，老姆蘇收養了那幾隻小山羊。��

    一年後，幾隻小山羊成了一群。老姆蘇替它們找草料，為它們防禦天敵。同時也吃它們

的奶和肉。��

這樣的日子不知道過了多久，只記得過了無數個大雪紛飛的冬天和無數個山洪咆哮的雨

季。後來一群追剿叛匪的解放軍戰士發現了他，說奴隸主已被打倒了，叫他下山去。並送了

些乾糧和衣物給他，又寫了一張字條，要他去找鄉政府的工作組……後來的情況前面已經講

述過了。��

聽老姆蘇講完了他和朵珍悲慘的故事，諸崇明說，今後如有可能，應該把達九和朵珍的

故事寫成小說或電影劇本，一定非常感動人，非常令人同情。��

有一天全中隊勞教人員休息，諸崇明、張卓義和我又悄悄地去看老姆蘇，並給他送去一

個舊的搪瓷臉盆，一個中號瓷碗和在中隊裡偷的三根1米多長的螺紋鋼條，一節粗鉛絲，以

便代替那三根樹枝做的吊鑄鐵鍋的三角架。老姆蘇非常激動地告訴我們三人一個消息，說：“我總覺得有點怪，你們這些漢人為甚麼這樣好，原來你們也是奴隸。”��

    諸崇明問他是怎麼曉得的，從何說起? 他說是聽公社會計說的。會計在喜德縣城親眼看見這些修鐵路的人是被槍桿子押起來的。後來社裡的幹部也證實：修路的是犯人。��

    這事讓我想起了1956年我被臨時抽到全國人民慰問少數民族代表團四川分團工作時，在阿壩藏族自治州有許多藏民把穿灰布中山裝的幹部叫成“毛主席的娃子”，把穿黃軍裝的叫成“朱老總的娃子”。在一部份少數民族同胞眼裡，不論是藏人漢人，彝人或羌人，按政治經濟地位劃分，無非是兩類：頭人與娃子，即奴隸主與奴隸。��

諸崇明連忙向老姆蘇解釋說：“我們不是奴隸，也不是犯人。我們只是犯了錯誤在接受改造……”

沒等諸崇明解釋下去，張卓義打斷了他的話，說道：“其實我們現在與犯人有什麼兩樣、與奴隸有什麼兩樣?”隨後張卓義又說：“無論是漢族或少數民族，無論在中國或外國，也無論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按政治經濟地位劃分，確確實實只存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說得好聽點，叫管理者與被管理者。”��

老姆蘇當然聽不懂這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名詞，見我們三個人講話時面紅耳赤，以為我們碰到了很麻煩的事情，於是出主意說道：“聽說你們幹的活很重，吃不飽肚子……，要是受不了就跑吧，我可以替你們帶路。”��

我們三人當然不會逃跑。我們三人與老姆蘇的友誼一直持續到離開涼山，其間老姆蘇為我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那時，鐵路已正式開始施工，俞賢智小組擔負南山一段盤山便道的修築，上面限定了完工的時間，以便準時給鐵路正線施工運送施工機具和建築材料，所以時間緊任務重、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勞動強度大，對我們來說，那時已經不是一個問題，甩二錘，耍撬棍，抬石頭，挑泥土，已有了相當的功底。只是油葷少，蔬菜缺，外出機會不多，每天靠那1斤多定量的大米、苞谷、土豆、黃豆很難撐起乾癟的肚皮。��

    在雲南時，中隊部下面就有小飯館、小攤，勞教人員可以用每月發的一點“工資”買些吃的來補充口糧的不足。可是涼山這麼荒涼，彝胞的生活都那麼窮困，除了蘭花煙很少有吃的東西賣。��

    據說，若能碰到隊裡派去喜德縣城挑糧，就有機會偷點糧食到公路邊漢族老鄉家煮起飽餐一頓。但這種機會已很少輪到俞賢智小組了。��

    這時候鐵路施工任務非常緊張，強勞動力都要放在“一線”上，挑糧之類的雜活，都是老弱病殘的事。有一次“放衛星”，俞賢智小組提前幾天就找好一段邊坡高，臨空面大，腳子已被砍掉(俗稱“挖神仙土”)，並預先打了些炮眼，再把生產幹事請到現場鑑證。然後點燃引線，只聽轟隆一聲巨響，擬作彎道路基的小山嘴頃刻間坍塌下來，經過丈量：長14米(將彎道展開計算)，高5米，平均厚度3米

，合計210立方米——扣除腳子(路基邊坡水溝那部份)有可能沒有爆透，減掉0.2的係數計算，也有168立方米，小組14個人平均日挖土石方12立方米，刷新了《415》信箱在涼山人均10立方米的土石方開挖紀錄，為中隊部爭得了榮譽。��

    應當指出：這種提前幾天就投入了大量人工，而工效只算在一天是錯誤的而外，把一個半圓錐形的山崖按路基彎道展開計算長度的作法也是可笑的，這無疑是重複計算。��

    當然，那是在“大躍進”的年代，也是個大扯謊的年代。加之那是一條施工便道，沒有經過測量畫出的邊坡斷面圖紙。生產幹事不懂得異形體積的正確計算方法，所以被這群勞動教養的知識分子“欺騙”了。��

    衛星放出來了，中隊爭得了榮譽。可是我們的體重卻減輕了許多，連身高看起來也像短了一截。若接着這樣“放衛星”，我們的身體一定要徹底整垮。��

   我們三人當晚顧不得一身疲勞，偷偷摸到老姆蘇住的山洞，平時很含蓄的諸崇明也顧不得面子了，忙向老姆蘇要吃的。老姆蘇傾其所有，將一堆約10多斤土豆給我們煮上，燒上……還不斷地說：“不要擔心我的口糧不夠。真的不夠吃了，我可以在夜間去社裡偷。”又說：“其實許多人也是這麼幹的——只要不偷社員個人的東西，大家都睜隻眼閉隻眼。”

 

四、兩種饑渴下的人性扭曲��

 

  

 

1960年的春天，在涼山沒有風和日麗的景象和百花盛開的春意，山峰上仍然是皚皚白雪，山谷里仍然有凜冽的寒風。十九隊的勞教工棚已經蓋好，絕大多數人亦已轉入隧道導坑掘進。    只有少數人仍在露天作業，譬如開大山〖ZW()開大山即：用人工或炸藥將較大的岩石或整塊岩層開採下來，是石匠的一道工序。〖ZW〗〗、清石料、轉運河砂卵石和種植蔬菜。汗都奴那條無名小河雖然雨季發水很急，卻沒有留下工程上可用的砂石。砌涵洞、澆托梁所需的骨料都要到孫水河下游或更遠的地方去採集。��

    一天，忽然有兩輛漆成金黃色，駕駛室門上標有“415”三個白色阿拉伯數字的解放牌汽車旋風般地駛來，停靠在十九隊對岸河邊的公路旁。從駕駛室右側跳下來的是生產幹事小陳，

他吆喝露天作業的人去轉運水泥、鋼材、卵石和河砂。後來得知：這汽車就是築路支隊在雲

南修內昆鐵路賺的錢買的，一共有4輛。到涼山後，為便於通訊和保密，築路二支隊對外改

名為“415信箱”，所以汽車上有那三個阿拉伯數字標誌。��

有汽車運輸，自然會減少些“利用工余時間”去喜德縣城挑糧運東西的勞役之苦，但是

卻斷了有些人挑糧偷糧的路。��

四大組的勞教人員與在雲南相比沒有多大差別，仍然是文化程度高，年齡偏大，體力較

弱，可是他們因禍得福——常常被派去縣城挑東西。遇到挑糧挑臘肉就可以飽餐一頓。為此，

大家都爭着想幹這種差事，所以大組長不得不讓他“管轄”的四個小組輪流去。但不管哪個

小組派人去，大組長本人都要親自帶隊。��

大概是築路支隊有了汽車運輸不久，十九隊最後一次派人去縣城挑糧油副食品，這種美

差第一次落到一個中年知識分子頭上。他叫吳祉敬，名字倒過來念與《儒林外史》的作者吳

敬梓的讀音相近，是地區師範專科學校的理化教師，因“歷反”勞教。時年40有餘，清瘦，

性格內向，只埋頭幹活，不善言談，故綽號叫“老實人”。因他與世無爭、挑糧的好事從來沒有輪到過他，這次是最後的機會，小組長特別關照他。��

    那天挑糧的共有十多人，小組長照顧吳祉敬挑雜豆(占糧食指標的菜蔬糧)，只有60斤。離開縣城已是下午1點過，大多數人都走到前面去了，與他落在後面同行的是一個年齡不比他小的無線電工程師，曾被派去蘇聯學習過，整風時發表“反蘇”言論，被打成“現反”。這個人挑的是80斤辣豆瓣。他倆到路邊一漢族老鄉家歇腳，吃掉帶去當午飯的兩個苞谷饃後，肚子仍然是空蕩蕩的，於是靈機一動，聽說挑糧的都偷糧吃，他們哪能如此“守節”，於是一合計，他倆小心地撥開豆瓣竹簍的油紙封口，仔細解開麻袋的繩子，取出一碗豆瓣和兩碗雜豆，來一個急火急炒。看見鍋里的雜豆蹦蹦跳跳，由白變黃，由青變黃，由紅變黑，腰部綻裂，工程師興奮地念起了曹植的七步詩：〖HTK〗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萁在釜下然(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HTSS〗〖ZW()據《世說新語·文學》載曹植的七步詩為六句，一般流傳的僅四句，首句作“煮豆燃豆萁”，二、三句缺，四、五、六同。〖ZW〗〗

兩人吃飽——實際是吃脹了，把剩餘的豆瓣送了老鄉，把沒有吃完，沒有在豆瓣水中浸泡過的炒雜豆全部帶走，並支付了一點加工費給老鄉，然後又上路了。��

    走了一陣，吳祉敬覺得身上帶着炒雜豆不妥，回去交差時，每個人挑的東西是要驗收過

秤的。他挑的雜豆可能不夠秤，若從身上發現了“證據”，就難以抵賴。��

他也曾想過把炒雜豆藏起來，但藏在哪裡呢?若藏在公路附近的草叢中既怕螞蟻、昆蟲去

爬，又隔着小河難取；若藏在駐地附近，行跡極易被人發現；其後果不是被人告發，就是被

人盜食。左思右想，最後還是決定自己吃掉好。��

這位理化教師嚼完了剩餘的炒雜豆，感覺得口乾舌燥，連忙到溝里用手捧了些水喝，又

覺得腹脹胸悶，腮幫子冒清口水……於是，他艱難地硬撐着到了叫麻柳灣的地方，看見工程

師坐着在等他，就再也邁不開步子了。工程師問他怎麼樣了，他說了吃完雜豆的事，又說肚子脹得厲害，胸悶得透不過氣……工程師分析是炒雜豆吃多了，加之喝了許多水，雜豆在肚裡發酵，產生了大量的氣體。於是將他扶到公路的排水溝邊，叫他自己用手掏喉嚨，把雜豆吐出來。可是吐了一陣子，除了吐出一灘清水而外，無論如何也沒法將雜豆吐出來……教師心中一急，兩眼發黑，直愣愣地倒在地上，說他快要脹死了，叫工程師幫他壓壓他的肚皮，看能否擠出些雜豆來，可是仍然沒有效果。工程師又建議他再喝水，然後站起來輕跳，用震動的方法將雜豆排出來。教師流着眼淚，輕聲苦笑道：“我哪裡還有力氣站起來跳嘛!看樣子我是不行了，你是否趕回中隊部去報告，請衛生員來救我的命吧。”��

    工程師見他如此痛苦，知道情況非常嚴重，立即留下豆瓣，挑起不足60斤的雜豆，飛快

趕回汗都奴。當然他沒有忘記在途中把自己身上帶的炒雜豆丟掉。

到中隊部，工程師如實坦白了偷吃雜豆肚子脹的事，並深刻檢討了自己，然後跟着事務長，衛生員和兩個抬簡易擔架的趕到麻柳彎。但是還沒有走攏教師躺的地方，就看見一堆人圍在那裡指手畫腳，有彝胞也有漢人。他們預感到出事了。果然，大家走攏一看，吳祉敬直挺挺像臨產的婦人，大肚子朝天躺着。衛生員上前撿查，鼻子裡已沒有氣息，手腕的脈搏已停止跳動，初步結論是：胃腸破裂而死。��

    吳祉敬偷吃糧食脹死的事，中隊部布置勞教人員討論，但重點強調“偷吃糧食”，而不強

調“脹死”；強調“偷吃是前因，脹死是後果”，要大家從中吸取教訓，嚴守勞教紀律。��

可是大家認為：吃不飽才是前因，偷吃是必然，脹死的後果是因為吳祉敬“無止境”的

吃，其他人則未必然脹死。��

偷吃糧食脹死人的事件發生後，築路支隊領導非常重視，採取了許多措施以杜絕類似事

件再度發生。��

措施之一：凡汽車能去的中隊，主副食品一律用汽車運送，不要勞教人員擔挑；��

措施之二：各中隊衛生室都準備了寬脹和瀉肚子的藥物，以及自製簡易擔架；��

措施之三：除各中隊已有的蔬菜小組外，還可以抽點人到山溝挖可食的野菜，以補充新

鮮蔬菜的嚴重缺乏；��

措施之四：各中隊勞教伙食團儘量多買些不占口糧指標，諸如土豆、南瓜、圓根蘿蔔等

之類的蔬菜，以補充主糧之不足；��

措施之五：派人到內地學習“超聲波·炒米飯”新技術，提高大米的出飯量。��

這幾項措施既反映了勞改當局執行“革命人道主義”的良苦用心，又確確實實起到了實

際作用。��

譬如十九隊的勞教人員不再去喜德縣城挑糧，既減少了額外勞務，休息日可以名副其實

的得到休息，也防止了“偷吃”而脹死的事再次發生；又譬如，有幾個不通汽車仍要人工挑

運糧食的中隊，又有人不“吸取教訓”偷吃糧食，肚子脹得死去活來，倒在地上打滾……，

多虧有了瀉藥，才沒有脹死人；再譬如，十九隊的崔事務長，翻山越嶺，勞累奔波，從幾個

彝族山寨購回了許多土豆、南瓜、圓根蘿蔔和10幾頭小山羊，幾十隻小雞餵養，確實起到一

些補充主副食品的作用，保住了許多勞教人員的性命。��

記得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給省、地、縣(市)社、隊、小隊各級幹部一封信，專門

談到節約糧食要“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閒時少吃，忙時吃干、閒時半乾半稀，雜以蕃薯、

青萊、蘿蔔、瓜豆、芋頭之類……。”��

幾項措施中唯有“種蔬菜”和“炒米飯”效果不明顯。十九隊種的蔬菜生長非常緩慢。

一是中隊所在地海拔高、氣候冷、日照少。二是，也是最最主要的原因，吃葉子的蔬菜只要

葉子長出來，吃果實的蔬菜只要掛出了果實，白天看見還有，隔一夜就沒有了。尤其是塊根

類的土豆、紅苕，種塊埋到地里長不出苗來。拔開沙土一看，播下的種塊已“土遁”了。事

務長嘆息道：“這是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托老戰友從內地帶來的高產種子，沒有想到會有如此

下場。”於是十分氣憤地吩咐蔬菜組組長：“還有點本地洋芋，趕快拌些人大糞趁季節補種下

去。”��

這辦法果然奏效，洋芋苗拔地而起。但只要洋芋邊葉變黃、干莖蒼老，沙土下長出的塊

莖就被人偷吃了，但洋芋的根須仍扎在地里沒有枯死。��

這事激怒了鮑隊長，也激怒了眾多的勞教人員，他們一定要查出這些昧天良的敗類!��

當然“犯罪分子”並不是沒有頭腦的，大家正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他不會“頂風作案”。

相反還會夾在人群中說“這種坑害大伙兒的人，一定要揪出來繩之以法。”��

俗話說狗改不了吃屎的習性，狡猾的狐狸總會露出尾巴。一個多月過後，絕大多數人都忙於生產，淡忘了這些事情。有個早上捅火熬苞谷稀飯的炊事員，發現專門餵豬的彭良躬着身子從蔬菜地里出來，然後匆匆遛回他住的飼養房，圍腰布里好像兜得有東西。接着又有人反映自己晚上拉肚子去廁所，發現飼養房沒有燈亮卻有炊煙，覺得奇怪，就悄悄摸過去看個究竟。殊不知飼養房的門窗都被茅草芭子遮掩住了，他用手輕輕撥開一條縫朝里窺探，結果使他大吃一驚，原來煤油燈是亮着的，那頭大黑豬一邊哼着，一邊嚼着槽里的食。那彭良赤裸的下身撲在豬的屁股上，兩手扣着豬的後胯骨，正拼命用力往裡拽，還不停地用右手抹去額上的汗滴……。這人說他感到一陣噁心，認為彭良不是人，是禽獸，是畜牲，不得不揭發。彭良，30出頭，五短身材，農民出身，土改積極分子，1951年參軍，1955年復員在縣食品廠當保衛幹事。曾因利用職權調戲女職工，受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處分撤銷後，由於農村的妻子遠水難救近火，又與一個現役軍人的老婆通姦，因而被開除黨籍，戴壞分子帽子勞教。勞教後，幹部認為他熟悉農活，就叫他養豬。��

    一天深夜，中隊部對飼養房進行了一次突擊檢查，發現了大量的證據：從床鋪下找到10多個沒有煮的洋芋，上面的沙土與蔬菜地的沙土完全一樣；枕頭下有一小包大米，豬槽里還有大米飯粒——飼養房從來沒有配過大米。衛生員又從豬的肛門中發現了用肉眼就看得出是人的精液的東西。��

    在鐵的事實面前，這位工人階級的同盟軍兄弟，不得不承認當晚他又幹過一次，還交待了偷廚房大米，偷地里蔬菜餵豬和養活一些與他關係密切的勞教朋友的事。與此同時，他還供出了幾個偷菜地作物和偷廚房食物的“同案犯”。此人最後被關了一陣禁閉，然後“下放”去抬石頭，年終以偷盜和“獸奸”罪記了一次大過。��

    “超聲波·炒米飯”是所謂自然災害年間的一大發明，有點像打腫臉充胖子，並不能解決因缺糧而飢餓的根本問題。但這玩藝兒最初確實哄弄了許多人。米粒經過煎炒、爆裂成若干碎粒，經“超聲波”甑子蒸煮，一顆碎粒膨脹成一粒完整的米煮出來的飯粒那麼大。正常的做法1斤大米只能煮2.5—3斤米飯，“超聲波·炒米飯”每1斤大米可產12—14斤米飯。我是“乙級”口糧定量，中午6兩米的炒米飯可以裝一兒童洗臉盆。但這種炒米飯沒有一點米飯的味道，連牙齒都不用就吞到肚子裡去了，再喝湯呀水的，肚皮脹得圓鼓鼓的，但幾把尿一拉，肚子又像泄了氣的皮球，一下又癟了。��

    記得有個笑話：羅馬尼亞共產黨的齊奧塞斯庫來中國訪問期間，在北京郊區中羅友好人民公社參觀時，聽到嘣的一聲，一群人圍着一個臉手被熏黑的人。這個人操縱着一個有轉柄的鑄鐵物件，下面還燃着一堆柴火。齊氏走攏一看，不知是何物，問中國翻譯。這位翻譯一時沒想到叫“爆米機”，就隨機應變編造了一個名稱說：“這是糧食擴張器”。同時，從草蓆上抓了把爆米花，又從布袋裡抓出一些米粒作對比，一粒爆米花的體積是一粒米的6—8倍大。

    齊奧塞斯庫深有感慨地說：“難怪毛澤東同志對我講，說你們中國已經解決了6億多人的吃飯問題。”��

 

 

五、險些兒丟命��

 

1960年的夏天，在喜德縣的東北山區，持續下了10天暴雨，爆豆似的雨點很快就擊穿了工棚上面泥糊的屋面，雨水夾着泥滲透到屋蓋下睡覺的勞教人員頭上，被蓋上，讓那些正忍飢挨餓的人們更加苦不堪言。由於涼山風大勢猛，勞教工棚的搭建與雲南完全不同：土牆上方直接橫着粗樹幹做的梁，梁上再放樹幹做的檁子，檁子上面是密密麻麻用樹枝代替的椽子，椽子上蓋厚厚的山草，山草上鋪了厚厚的一層泥——最上層的泥還加了石灰，草筋與水拌合後抹平。屋面坡度也不大，最多有10/100約11度左右，單向排水。經過一個冬天和春天的自然坍落，泥草屋面已經壓實、定型，但經夏日的太陽烘烤，屋面出現了裂縫，雖然經過兩次修補，仍然還是擋不住暴雨的襲擊。��

    一天晚上我們在上鋪睡覺的人睡得正香，忽然被雨水滴醒，有一滴雨水不偏不斜，正好掉進我的嘴裡，雖然沒有怪味，卻明顯感覺到雨水裡有許多泥土……不好!是屋面漏水了……接着同屋的其他人也叫了起來。有的說枕頭都泡脹了，有的說被蓋全被淋濕，於是全工棚的人都醒了。最初是漏水地方的人往不漏水的地方挪動，不漏水的地方的人只好坐起來騰出空隙。可是天上的雨愈下愈大，屋面的雨水也愈漏愈凶。整個工棚的上鋪已無安身之處。緊接着將要威協到下鋪，所以下鋪的人積極主張上鋪的人下去躲雨，讓他們把油布之類的東西鋪墊在上鋪擋住雨水。但有少數人不願意這麼做，認為上面的人都下去很擠，於是，上鋪的人只好把油布頂在頭上，有的人又把油布裹在身上，靠牆坐着繼續睡……。��

    這一夜的時間感覺得特別漫長，十分難熬，大多數人都沒有睡，只好擺龍門陣盼天明。

隊長知道後，叫廚房立即燒姜辣開水給大家喝，並宣布當天除隧道班的而外，不出工。��

第二天汗都奴仍然烏雲滾滾，電閃雷鳴，暴雨一陣緊似一陣；河水猛漲，無名小河成了

大河。從對岸公路到十九隊駐地約200米寬的地帶，一片汪洋，洶湧澎湃……。��

這暴雨繼續下到第五天的時候，河水漫上了對岸的公路，同時也漫進了十九隊駐地臨時

築的河堤……平時吃飯，點名、活動的土壩子被完全淹沒，並漫進了中隊部的房子和勞教人

員的工棚。這次睡下鋪的人又遭殃了，趕忙擠到上鋪去。此時全隊已統一將油布或帆布收集

起來，鋪墊到屋面上去，並用大石頭壓住。所幸的是土築的牆體經受住了洪水的檢驗，沒有

被洪水泡垮。��

中隊部立即召集大小組長會議，我們都預感到“黨國考驗”的時候到了，立功贖罪的機

會來了。��

鮑隊長講了一個地處少數民族地區的某勞改農場，在少數奴隸主武裝叛亂的時期，叛亂

分子企圖煽動犯人參加他們的叛亂，可是絕大多數犯人不但不為所動，反而積極參與了保衛

農場的反暴亂鬥爭。幾個特別勇敢的犯人在特別緊急的時刻，抓起犧牲了的管教幹部的槍，

猛烈地向叛匪掃射，打退了叛匪的進攻，贏得了平叛的勝利。後經法院和公安廳批准，對於

在戰鬥中被叛匪打死的犯人，宣布“減刑釋放”；沒有死的，有突出貢獻的，提前釋放，發

給路費，並聯繫地方政府酌情安排工作。

這故事使大小組長們深受鼓舞，紛紛表示：自己過去也曾是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員，雖然犯了錯誤，但仍然要跟共產黨走，在關鍵的時刻接受黨和政府的考驗。接着鮑隊長通報了支隊部最新的災情公告：沿河有幾個中隊不同程度地遭到洪水的襲擊，許多房屋被淹，也有人員傷亡。喜德縣城至汗都奴的公路多處被洪水沖斷，汽車已無法運送物資到汗都奴，若暴雨繼續下去，還有斷糧的危險。為此，號召大家，特別是曾經是黨團員的大小組長，要振作起來，戰勝困難，戰勝洪災，把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減小到最低限度。

於是，會後立即從一、二、三個大組(四大組都為年老、體弱、多病者)抽了40多名身強力壯(此時強壯者已不多)的人，組成了搶險救災小組晝夜監視水情，每天派人向支隊部報告，並負責去縣城背糧、背乾菜、背炸藥、雷管、導火索和上山伐木重建工棚。��

    張卓義此時的身體已十分虛弱，腿腳都有了浮腫的症狀，沒有接納進搶險小組。可是我和諸崇明則雙雙“入圍”。��

    我為了爭取撤銷1959年的“記大過”處分，決定立功補過，積極主動爭取去縣城背糧、背炸藥，直到雙肩磨破，雨水感染、化膿、發燒、病倒。��

    此時，經過全隊勞教人員突擊，十九隊已遷往原址下游800米的地方。這裡接近無名小河注入金河的匯合口，也是縣城通往米市溝的必經之地。這裡有一條通往米市溝的小道，有一座鋼索吊橋，走在上面搖搖晃晃，提心弔膽。��

    十九隊的新駐地就在小道旁邊，地勢較高，即便是碰上千年不遇的大水，也淹沒不到。但此處是山體坍塌形成的小台地，沒有原址平整規則，找不到一塊可供集合點名的壩子和“生產自救”的蔬菜基地。��

    新工棚是全木結構用抓釘、鉛絲連結成的，頂上和周圍罩上初到汗都奴時的帆布帳篷。可是中隊剛遷到新址的第三天，那座鋼索小吊橋的橋台被洪水衝垮了，鋼索沮喪地橫在河裡，鋼索上稀稀落落供人行走的小木板已所剩無幾。這對十九隊來說猶如雪上加霜，更增添了困難。原因是此處的河水比上游更深更急，往下是金河，難以逾越。要從對岸公路去喜德縣城，必須繞道4公里多，才能從無名小河上游一段開闊的灘上淌過去。��

    有一天輪到諸崇明等人去縣城背糧，下午4點了還不見回來，病已好轉但未痊癒的我心中焦急，和一個原在成都市西城區政府工作的劉文欽過河去接——劉也有一個要好的勞教朋

友在背糧。��

    此時雨水小了很多，天邊還露出了落日的紅霞。若繞行4公里從上游過河太費事，我們決心找一條可以淌過小河的路。��

    我們來到中隊原駐地一段河岸，發現從中隊通過河床鋪向對岸的石塊路雖被洪水沖斷、淹沒，但並未完全沖走。此時河水正在消退，有的石塊已經露出水面，大多數的石塊在水下也隱隱可見。我決定從這裡過河。��

    我把內褲脫下來頂在頭上，摸索着踩着那些石塊淌過一段齊胸深的急流，到達了河心中央沖積的砂石河灘，只要再淌過靠公路一邊的急流，就能爬上公路。於是回頭招呼劉文欽，並叫他要一步一步地踏穩才換腳，身子側着走，以便減輕水的阻力。��

    劉文欽照着做了，也到了河心，我們非常興奮。可是，正當我們向公路一側的急流走了約一米遠的時候，忽然發現洪水以秒的速度不斷上漲，快淹沒到了我的頸子，我大叫一聲：“不好!河水又漲起來了，趕快回去!”��

    兩人都顧不得腳下堅硬凌厲的石塊會劃破腳掌，慌忙淌入剛才淌過的激流。此時洪水已淹到我的肩頭，突然踏虛了一腳，身體的重心失去平衡，一頭栽倒在激流之中，頭上的內褲

被沖走，連忙泅了幾把水，仍被洪水沖向下游40多米，撞到一塊巨石上，雖然身上劇烈

疼痛，但顧命要緊，我乘勢撲向河岸，拼命地游去……終於爬上了岸，可是回頭一看：河裡

波浪滔天，岸上沒有一個人影，我赤裸着身子，惶恐地大哭起來，高叫着：��

    “劉文欽!劉文欽!……”��

    河水發出嘩嘩嘩嘩，轟隆轟隆的吼聲，卻沒有劉文欽的回答。於是我癱倒在地上，昏過去了。��

    經過衛生員的檢查，我是因精神緊張而短暫昏厥的。通過拍打和服藥很快就清醒了。但

身上皮肉的傷勢很重：經碰撞、擠壓、腳後跟，膝關節和肘關節的韌帶嚴重拉傷，臏骨輕度

錯位，需長時間治療。��

    說到衛生員，前面已提到多次。這個職務在勞教隊與大小組長、炊食員、廣播員、木工和鐵匠齊名，算勞教人員的“知名人士”。十九隊的衛生員叫張強林，中等身材，26歲，臉上有些白麻子。對他印象好的人尊稱他為“張醫生”，一般的叫他衛生員。對他印象不好的就稱他為“張麻子”。��

    不過張強林確確實實曾經是一名“正兒八經”的醫生。畢業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某軍醫大學，畢業分配到部隊後，隨部隊準備去西藏。到了四川甘孜，西藏情況發生變化，又隨部隊轉業到地方，成了縣上唯一一名有大學文憑的醫生。在實踐中又證明他確實比縣上任何一位醫生的醫術高明，因而贏得了群眾的喜愛，也招致了許多忌妒。特別是頂頭上司的不滿，當然也就必定沒有好下場。��

    我睡到半夜說起了夢話：先喃喃的呼喚劉文欽，後又說起了諸崇明。原來這時諸崇明就

睡在我旁邊，是他將我拍醒，講了他當天去背糧的經歷：��

諸崇明一行10名搶險救災隊員，在他的帶領下，到達上游4公里的地方，就趁小河的水正在消退的片刻，從一處淺灘涉過了小河。不到中午就到達了麻柳灣——那是支隊部的汽車能開到的地方。他們每人背了約80斤大米、包穀粉和雜豆往回趕路。快到無名小河與金河交匯的地方，一處他們先前趁邊坡短時穩定的時候，衝過一段“上吐下瀉”（交通公路管理部門稱公路邊坡垮方的同時，路基又塌陷，叫“上吐下瀉”，是公路病害最嚴重的一種）的公路，此時卻垮下數十立方米泥石流，擋住了歸途。泥石流下方，是洪水漫上岸淹沒的幾塊水稻田。稻田積水很深，背糧食過河，既不能泡在水裡，也不能頂在頭上。於是他們決定爬山繞過去。

    大約也是下午4點過的時刻，諸崇明等人艱難地爬到了山頂，原來此處就是他和我、張

卓義上山砍樹，進行偵察的那座高峰。十九隊被淹的原 址就在腳下，新址的帳篷也依稀可見

……他們坐下來休息。此時腹中飢餓——按原計劃本可以回隊吃晚飯的，所以沒有帶乾糧,

只好抓些大米、包穀粉和雜豆生吃。山上找不到潔淨的水，包穀粉咽不下喉嚨，嗆得人

咳嗽不止。��

忽然有人喊了一聲：“快看!……”，大家順着他的手勢方向看去，遠處十九隊原址的河邊

圍了許多人。但一陣輕霧飄來，遠景變得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那些人在幹什麼。諸崇明說：

“估計是隊裡有人出事了，我們還是趕快回隊吧。”

在回隊的路上，諸崇明有一種不祥的感覺在心中縈繞：該不會是李才義過河來接我出了事吧?因為我背糧時他曾經過河接過我，他推想我也會去接他。想到這點，他催促大家加快步伐，回到中隊已是午夜1點。在廚房就聽說果然是我和劉文欽過河接背糧的出了事，但姓李的問題不大。他慌忙往肚裡灌了些包穀糊糊就趕忙來到我的鋪前，見我呼吸均勻，正睡得香，不忍立刻喚醒。又見我臉上、手上、身上、傷痕累累，沒有包紮，只擦了些紫藥水。諸崇明強忍的淚水奪眶而出，輕輕的叫了聲：好兄弟。然後自己也睡了。��

    大家關心的劉文欽並沒有淹死，但確實是險些兒被洪水奪走性命。��

    根據劉文欽後來的自述：他是在緊緊跟隨我往回跑的時候，左腿突然抽筋，才被激流捲走的。又連續嗆了幾口水，就失去了知覺。��

    根據目擊者介紹：劉文欽和我過河接背糧的同學，都向小組長請了假，所以小組裡有人

看着我們兩人到達河邊，又看見我們到達河心後突然往回跑，估計可能是出事了，小組裡的

同學立即奔到河邊來接應，結果只見到我一個人倒在岸邊，夢囈般的叨念着：劉文欽、劉文欽。他們立即大聲呼救。一些人將我背回衛生室搶救。一些人沿河岸往下游找劉文欽，直到距出事河段約兩千米的河彎沙灘上，才發現了劉文欽。劉文欽仰臥在沙灘，下半截身子還泡在水裡，鼻息非常微弱，但心口還有熱氣……估計是一波急浪將他推上沙灘，但又沒有隨波退回水裡，因而得救。��

    劉文欽的情況比我嚴重得多——我傷在皮骨，劉文欽傷在心靈。他是因驚嚇、恐懼，近乎精神失常。服用了鎮靜藥物後，口中仍然在呼喚着我的名字，有時甚至歇斯底里的狂叫“救命!”��

 

 

六、大爆破引發的思考��

 

1960年那場大水使鐵路施工經常停頓，勞教人員落得比平常多的時間休息。當然不出工也不能白耍，而是要組織政治時事學習。實際上也就是念晚了7—8天的《四川日報》。��

    有一天從《四川日報》上看到一條轉載《人民日報》的消息：北京大學馬寅初先生被撤了校長職務。原因是1957年7月15日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新人口論》的文章，認為當時中國除了毛澤東論述的“人民內部矛盾”而外，還有資金短缺與人口過多的矛盾。建議1958年至遲1963年再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便確定人口政策。並建議大力宣傳節制生育，控制人口，實行計劃生育。可是這些正確的意見和建議，在那些剛剛取得政權，剛剛從山溝走進城市正想生兒育女的人看來，完全是多此一舉。毛澤東不是說過“人多好辦事”嗎?馬寅初竟敢與毛主席唱對台戲。因而把馬先生的《新人口論》當作《新馬爾薩斯人口論》批判。在北京大學還採用了大字報，大辯論的方式對馬老的人口理論及其整個學術思想、政治觀點進行批判，時間持續了一年之久。��

    1959年12月，馬寅初又在《新建設》上發表《重申我的請求》的文章，表示要堅持真理，決不向專以力壓服而不以理說服的批判者投降。這算是戳到了一些人的痛處。毛澤東身邊當時的紅人康生，據此提出：馬寅初的問題已經不是學術問題，而是右派向党進攻的政治問題。下令“要像批判帝國主義分子艾奇遜那樣批判馬寅初。”馬寅初先生一下子從一個反右派鬥爭積極分子變成了免冠右派，真是螳螂捕蟬，豈知黃雀在後。��

    馬寅初被撤職的消息在十九隊的知識分子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有的說馬寅初批判右派那麼積極〖ZW()1957年6月15日，馬寅初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我對儲安平葛佩琦等的言論發表些意見》的文章、對其進行了批判。作為北大校長，他的言論是很有影響的。〖ZW〗〗，該背時，整人者總有一天被人整。有的說這個消息是一個信號，階級鬥爭的弦可能還要繃得更緊。��

    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又傳來了1959年8月16日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即廬山會議，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被整肅。隨之而來的又是一場聲勢浩大的討伐“右傾機會主義”運動。據後來的資料統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被重點批判的幹部847名，其中有上將軍銜的兩名，中將軍銜1名，少將軍銜1名，劃“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1848名。另據1962年甄別平反時的統計，全國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黨員幹部，總數達到365萬人，占當時黨員總人數2600萬的14%。難怪當時的革命幹部們都感到惶恐不安，人人自危。當然《415信箱》的勞教管理幹部們也不能例外，他們在階級鬥爭第一線，更怕犯“右傾”錯誤。��

    由於那場大水耽誤了生產，洪水消退後必須要把損失的時間奪回來。所以儘管病號、傷號和水腫病人不斷在增多，幹部也不敢“心慈手軟”。無論年老體弱或病患傷殘，通通要拉上施工第一線。能打炮眼的打炮眼，能搞安砌的搞安砌，不能打炮眼也不能搞安砌的，就挖土方、捶碎石。��

    據說成昆鐵路關鍵工程之一的沙馬拉達大隧道，因地質情況複雜，實際的地質情況與勘察設計的情況有很大的出入，施工中出現了許多新問題，因而遲遲未能按原計劃時間打通，鐵道部挨了批評。毛澤東生氣說：鐵路修不通，他騎毛驢也要到攀枝花去。

    經過反右派和反右傾鬥爭的“偉大勝利”，毛澤東在全黨全國(雖然此時他已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威望與日俱增，誰敢違背他老人家的意志，誰就要付出沉重的代價。此時《415信箱》的幹部們情緒激昂，你追我趕誰也不敢落後。十九隊決定在上次刷新一個小組人均10立方米/日的土石方開挖紀錄後，決定再創輝煌——搞一個大爆破。中隊部計劃用半個月的時間在一段鐵路正線上橫着打幾十個炮洞，豎着打幾十個炮洞，裝上千斤炸藥揚棄爆破，只准成功，不許失敗，只准提前，不准推遲。這個宏偉的計劃和光榮的任務落到二、三大組頭上，人人上陣，個個參戰，寫決心書，交請戰報告。那幾個原鐵道部第二設計院和第二工程局的工程師們雖然干體力勞動不行，說到搞技術來勁了，為此次大爆破出謀劃策，制定周密實施方案，忙得透不過氣來。這時候他們忽然受到了管教幹部們的重視與青睞，給他們提高口糧定量標準，原來丙級的改為乙級，晚上加班，還要給4兩加班飯。��

    這巨大的誘惑，吸引了一些雖然曾是工程技術人員，但與鐵路施工毫不沾邊的人也去濫竽充數。如有一個曾經是重慶某軍工廠的機械師，說他們工廠的重要車間和倉庫都建在山洞裡面，他對於在山體上打洞很有經驗。於是也混着去指導打洞、打炮眼。我經過那次大難不死，皮骨的傷痕已基本康復，被選中去打橫洞，與身材矮小的秦成遠編在一起為搭襠，負責

編號為平A12號炮洞的開掘。這種炮洞的開掘非常艱難，原因是炮洞只是把炸藥埋向山崖深處的通道，越小越好。因為爆炸點的崖石臨空面愈小，抵抗限愈大，可以最大限度減少泄漏炸藥燃燒時產生的氣體，從而提高爆炸的威力。��

    根據設計，橫洞的斷面尺寸無論方圓，直徑都不得超過1米，正好是一個身高不到1.7米的人坐着的高度，可以掌炮釺，可以打二錘，但不能像在露天那樣舞得溜圓。��

    根據設計，我和秦成遠打的12號炮洞平着進去的深度是7米，轉彎斜着下去3米，最後還要朝下掏個坑，做安放炸藥的藥室。��

    當洞子打到3米深的時候，我們兩個人都進到了洞裡，掌炮釺的先摸索着將炮釺在炮洞斷面中心開出炮眼，然後轉身面對洞口坐着掌着炮釺，看着掄錘的人一錘一錘的敲打鋼釺，每敲打一次，鋼釺就轉動一次。打二錘的人也是坐着在打，二錘的楠竹軟把改成了木質短把，只有40公分長。用這種硬把二錘敲擊在鋼釺上是硬碰硬，反作用力很大，幾乎所有人的手掌心都起了血泡，也不能調換工種，更不許請傷病假。所以只好用針將血泡挑破，然後塗上紅汞或紫藥水，若是化濃感染，再抹些璜胺之類的消炎軟膏，然後墊上口罩或手巾，戴上勞保手套又繼續干。��

    掘炮洞的時間已經超過了原定的15天，可是進度只完成了60%，怎麼辦?隊部幹部除了責怪大小組長抓得不緊而外，還決定第一，增加人，因為洞子深了，除運石碴的距離長了，又無法用肩挑。原先是一人在裡面裝撮箕，一人用繩子往外拖……增加了人就可以直接用撮箕往外傳。第二，增加勞動時間，白天夜晚都干，利用打炮眼和排煙的時候輪流睡覺。��

    在洞裡，特別是轉彎以後，日光照不進去，洞裡漆黑，打炮眼裝碴，靠墨水瓶做的煤油燈照明，每個人的鼻孔都吸進了煤油煙，每個人的臉蛋和脖子也是黑的。但裝炮時有雷管炸藥，不能用明火照明，還得用自己的手電筒，電池費用也只能攤進自己的“勞教成本”，而不能向公家報銷。��

    經過這樣的艱辛勞動，100多個炮洞都按設計要求掘成，並經驗收合格，但總的工期推遲了4天。��

    這次大爆破用的是電起爆，採用並聯方式，橫豎100多個炮位一齊起爆，其規模，那場面、論氣勢都是十九隊從來沒有的，在《415信箱》也少有，我們更是沒有經歷過。��

    起爆的當天上午、支隊部分管生產的領導和附近幾個前來取經的中隊長雲集十九隊。下午4時準時起爆，參觀的來賓和十九隊許多勞教人員聚集在距爆炸地段約2000米的一個山坡上觀察，支隊負責生產的領導作為指揮長，按約定，他先吹了三聲長音的預備口哨，然後將右手舉起的紅旗往下一沉，埋伏在一個山洞口的起爆人員，立即掀動電起爆器，隨着一聲山搖地動的巨響，那1000多米長的山坡腰部突然橫着出現了一道裂口，裂口上方的山體往下沉墜，裂口處冒出的煙幕升向高空，岩石炸開後被掀下山谷，爆炸聲在山谷迴響，四五千米以外的地方也有震感。��

    據統計：此次大爆破共安放梯恩梯烈性炸藥2000公斤，耗用勞動工時2000多個，揚棄山岩1000多立方，炸垮山崖3000多立方。可是上報材料時，仍把只鬆動而沒有揚棄的岩石，作為已開挖完成的土石方統計。與上次的弄虛作假比較，“放衛星”是把以前投入的勞力不算進去；而大爆破，則是把今後要將鬆動的山崖掀下山谷所需的勞力不算進去。��

    當然這也難怪勞教人員和勞教幹部。因為從1958年起，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就用通欄標題宣傳“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於是小麥畝產從2000斤吹到8000斤，水稻畝產從2000斤吹到13萬斤，四川郫縣更達到每畝產稻82萬斤。1958年全國的糧食總產量也從19600萬噸，吹到42500萬噸，更有人提出1959年的糧食總產量要達到75000萬噸，並力爭達到10萬萬噸。這近乎是全世界當年的糧食總產量，這已經不是夢囈，而是純粹的瘋話。可是英明領袖毛澤東居然也信了，他樂呵呵地為“糧食多了怎麼辦”出主意說：“……其實糧食多了還是好，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飯也行。……再吃不完，以後就少種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搞文化學科學，鬧文化娛樂，辦大學、中學……。”��

    在一切為政治服務的聲浪中，虛報、浮誇成為全國性的浪潮，勞改局的幹部哪敢踟躕不前。

  ��權威對愚昧的認同，科學被荒誕強暴，是那個時代的悲哀!��

七、文人偷雞的無奈��

 

十九隊大爆破後加了一次餐，勞教們喻為“慶功宴”，是到涼山以後吃得最豐盛的一餐。每人分得約半斤臘肉，2兩醃牛肉，一份棉籽油炒的豆腐乾，一鐵瓢洋蔥燴粉絲和一瓷盅煮臘肉的圓根蘿蔔湯。大米飯中沒有玉米粒(此時已停止了勞民傷財的“炒米飯”)，雖然定量與往日一個標準，但飯的份量卻比平日多。我一鼓腦兒將其全部吃光，不一會兒就覺得肚子很脹，那滋味如同餓慌了一樣：兩眼發黑冒金星，腮幫子不停地冒清水，糊飽嗝不住地打，屁放不出來，坐着、站着、睡着，心裡都一樣難受，連話也不想說。如果有人從身邊走過，好像腳步踏重點都會引起爆炸似的……。聽說當晚有這種現象的人不下50個，幸好沒有發生吳祉敬那樣脹死的事，否則好心的崔事務長必受其不白之冤，因為此次不是勞教人員偷吃的。

    好事情總歸是來得突然去得也快，要到年底之前，伙食團的保管室進行了一次盤點，發現糧食虧空很大，究其原因就是那些批條子的加班飯造成的。最初一天就那麼兩三個人，到後來隨着“放衛星”，特別是大爆破的攻堅階段，每天吃加班飯的人數達到五、六十個。加班飯都是4兩，一天20多斤，十天200多斤，事務長平時沒有留意，日子一長，積累起來就多了，共虧空1千多斤，怎麼辦呢?糧食部門並不管加班不加班，他們只能按核定的人數和工種定量標準供應口糧，除此之外，並沒有另外特殊的供給。支隊部也無法解決，各中隊自己決定的事只好由各中隊自己解決。自己如何解決?只能羊毛出在羊身上，寅吃卯糧，還得從戊己庚辛扣回來。所以大爆破以後的一段日子裡，大家碗裡的飯水份增加了：乾飯像干稀飯，稀飯清了許多。這時候病號也多了起來，得水腫病的人也在增加。“名牌”右派李康和肖風此時已患了水腫病，身體日漸衰弱。��

由於我喜愛文學，在省文聯學習時就知道肖風這個記者兼青年作家的名字。整風時又

聽說他寫文章對圍剿詩人流沙河，批判《草木篇》〖ZW()《草木篇》是一組散文詩，包括《白楊》、《藤》、《仙人掌》、《梅》和《毒菌》，作者為四川文聯青年作家余勛坦以流沙河為筆名發表在1957年元旦創刊的《星星》詩刊上。〖ZW〗〗鳴不平；反右派開始後，省、市報紙批判他的小說《給團省委的一封信》。不久又聽說他與流沙河、石天河、儲一天等人被定為所謂的“七君子反黨集團”。到雲南鹽津時，才認識其人，加之都是成都來的，所以有了接觸。我發表在築路支隊油印的《促進報》上的兩首詩，就是肖風從牆報稿中挑選出來經中隊部同意推薦到支隊部的。��

    李康和肖風從雲南起就在鮑隊長夫婦的關照下，要他們主要負責辦牆報和拿着白鐵皮話筒念報紙，搞宣傳，只參加一部份體力勞動，糧食定量乙級。但李康正是壯年，肖風身材魁偉。在主糧短少，油葷缺乏，沒有新鮮蔬菜，又買不到零食補充的情況下，他們的身體健康狀況一天不如一天。李康這時已正式編入病號班，不能熬夜編牆報或拿起話筒搞宣傳，每天只做些輕微的雜活。而肖風還硬撐着申請到隧道班打掘進，想爭取多吃點加班飯。��

    到涼山進入第二個冬天，山寒水凍，樹枯草死，又沒有出“公差”的機會，大家餓得發慌。就在飯摺子上想辦法，但成功者極少，失敗者居多。於是又有人圍着保管室轉，但房門緊鎖，土牆厚實堅固，下不了手。有人提議乾脆偷幹部，說幹部吃伙食不一定會交錢交糧，他們一定存有許多糧票和錢。有的說：這不成，幹部們都配有手槍，萬一被發現，就不會認為你是去偷盜，而是去行兇，他可以用“正當防衛”的理由將你擊斃，豈不是偷盜不成反丟了性命。有人說：幹部晚間要跟班監督勞教人員，只要晚上看他出門去接班，等他前腳一走，就可用撬棍將門拗開……沒等這人說完，有人認為這是破門而入，就不叫偷了，萬一被逮到定罪的性質都不同，並且還會連累大家——很可能把全體勞教人員集合在壩子裡，然後一個鋪位一個鋪位的挨着搜。如果搜不出東西，很可能還要搜身，弄得雞飛狗跳。又有人反駁說：連累大家也是昧良心出於無奈，相信共產黨的公安幹部不至於像皇軍那樣“交不出一個共黨分子，就殺全村老百姓”。��

    意見統一不起來，幾個準備偷盜的人沒有採取聯合行動。但有一個人不甘心，決定要去試一試，並且認為一個人行動更好，萬一有什麼破綻，只要自己咬死不說，幹部也沒有辦法。據說一個人作案偵破起來非常困難，連有經驗的公安人員都會頭疼。��

    有一天深夜，特別冷，這個人輕腳輕手趁伸手不見五指的時刻悄悄摸到了中隊部。他原來是打算偷事務長，結果懵懵懂懂摸到鮑隊長夫婦住房的窗下，牛肋巴窗戶外面的木板窗門是關上的。但從縫隙處漏出了煤油燈的亮光，他將耳朵貼上去細聽，聽到吳幹事對丈夫說：“你也夠累的了，快把剩下的雞湯和兩隻爪子吃了吧，我剛在煤油爐上熱過”。他發現隊長夫婦沒有睡，鮑隊長可能剛跟班回來，嚇出一身冷汗，飛快遛回工棚，蒙頭睡了。��

    後來這個人對他崇拜的肖風講了此事，引起了肖風極大的反響。肖風對隊長夫婦一下子由感激變成了怨恨。認為這倆口子太偽善了，完全是兩面派。第一，勞教人員正掙扎在飢餓線上，幹部們一個個紅光滿面，國家給他們的口糧供應並不比勞教人員多，……原來半夜三更躲在屋裡啃雞肉喝雞湯。雖然說那些雛雞是幹部們自己掏錢買的，但餵雞的糧食卻是從勞教人員的碗裡搜刮的。第二，他和李康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地辦牆報，搞宣傳，為宣傳黨的勞教政策做出了貢獻，為穩定勞教人員情緒，安安心心改造盡了力。隊長和教育幹事也親口說過，支隊部領導多次提到十九隊宣傳工作做得好，有成績……可是，為什麼一次又一次摘帽子這種好事卻把他們忘了呢?肖風想了一夜，認為再這樣老實巴交的下去，說不定命都丟了還摘不掉右派帽子。於是，他一方面硬撐着掄錘打炮眼，聲嘶力竭地搞廣播宣傳，表現很積極的樣子。另一方面暗地裡卻向兩個信得過的朋友講了“鮑隊長兩口子半夜燉雞吃”的事和上述觀點。兩個朋友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並提出“他們吃雞，我們為啥不可以吃?”還說這是生存的需要，是為了活命，是為了公道，並不是恥辱的事。於是他們策劃了如何偷雞。��

    肖風這兩個朋友，一個叫夏侯保，原是成鐵分局機務段的工程師，30多歲，曾經在鍛造車間當過車間主任，熟悉鍛造工藝。因與車間支部書記不和，被排擠到機務段當一般工程師。整風時發了些牢騷，說領導只聽黨員的話，不相信群眾說的。反右派鬥爭開始後被定為右派，又嚷着不服，要上告，結果最後被劃為“極右”送勞教。勞教後，管教幹部知道他懂鍛造技術，就叫他帶一個當過鐵匠、因定成壞分子勞教的工人，干起了紅爐房的工作，煊炮釺、打抓釘……他雖然不會掄錘打鐵，但可以拉風箱。業務上鐵匠師傅領導他，政治上他領導

鐵匠，因為隊部指定他在紅爐房負責。��

說到偷雞的事情，夏侯保說：“沒有問題，只要你們偷來，煺毛燉扒算我們的。”��

“那鐵匠怎麼樣?是否靠得住?”肖風問。“沒問題，靠得住，只是他曉得了要多一張嘴。”夏答道。��

“也沒有問題，我們多弄一隻就行了”，肖答道。��

偷雞計劃的方方面面敲定後，他們就行動了。在一個月朗星稀的夜晚，肖風和他的另一個朋友悄悄摸向雞圈。為什麼選擇月朗星稀不選擇漆黑的夜晚?那朋友對肖風說：雞圈裡很黑，用電筒光線太強，對雞的眼睛刺激大，容易把雞弄叫喚，所以要有月光才能看清楚雞的狀況。��  肖風這另一個朋友叫施強，22歲，身材矮小靈活。原是小學教師，被保送到師範專科學校進修時，因公開反對蘇聯進軍匈牙利鎮壓所謂“反革命”被打成右派。曾在農村生活過，對雞的生活習性很熟悉，在敞開的曬壩里都能輕鬆的抓到雞，不消說關在圈裡的。他對肖風說，這次偷雞最重要的環節不是怕抓不着雞，而是怕抓到雞的同時，把幹部也驚醒了。雖然涼山天窮地荒，但黃鼠狼還是有的，曾經光顧過十九隊的雞圈，所以幹部對此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們悄悄摸到雞圈的時候，施強說由他一人下手，叫肖風只管接着雞往麻布口袋裡裝。事實證明施強捉雞出手不凡，他輕輕取下木板釘的雞圈門，借門外射進的一束月光，看清楚幾十隻雞蜷縮在角落的一處，肚腹貼着泥地上稀少的山草，脖子耷拉着，眼睛閉着。施強伸出右手的二指和中指敏捷地卡住雞群最外邊一隻雞的脖子，將它輕輕提起，這雞根本無法叫出聲，只是爪子在空中猛蹬。但隨着施強將它的脖子扭了360度，把雞頭卡在翅膀下，雞的爪子也不蹬了。肖風接過來裝進了口袋。他們如法炮製，共抓了4只雞，然後關上圈門，迅速地撤離了危險之地。��

    肖風后來向我談起第一次偷雞的經歷，總覺得是鬼使神差，像在做夢，不明白一個文人為什麼會去干偷雞的事。他說去的時候非常堅決，很有信心，也很興奮。可是肩上扛着那些有時還在掙扎的生靈時，一種犯罪的感覺、惶恐的感覺襲來，確確實實覺得非常後悔。由於要走路爬坡，又要思前想後，所以高一腳矮一腳，在路上摔了幾次筋斗，膝關節和腳趾碰得血流，他決心不再幹了，那曉得肚子一餓又幹了起來，並且膽子愈干愈大。��

    肖風和施強偷雞沒有留下半點可疑的痕跡，所以沒有被及時發現。因為買回來的雛雞雖然有數，但長大後逐漸宰殺卻沒有記載，還剩下多少只雞是個糊塗數字。只是後來的一次偷雞行動引起了炊事員兼雞飼養員的注意。那就是這群雞中惟一沒有閹過的一隻公雞神秘的失蹤。這隻公雞，飼養員叫它“老騷公”，早晨一放出圈就張開雙翅，側着身子打旋，咯咯咯地唱着，追逐着母雞……一連要和10幾隻母雞“踩蛋”，直到飼養員投放雞食才停止，好象它也明白“民以食為天”，肚子要吃飽才有精神去干那種事。��

    那隻公雞是在隊長和事務長那裡掛了號的，準備過年吃。“老騷公”失蹤，究竟是黃鼠狼又來光顧，還是有人來偷，飼養員決定觀察一下。於是每天關雞和放雞時都記了一個數，並在雞圈門上刷了些鍋煙墨做記號。不久的一天早飯後去放雞，發現圈門上的鍋煙墨被擦花了，地上又有些軍用膠鞋的腳印，再清點雞的數字，又少了5只，他驚得目瞪口呆：硬是有人偷

雞!連忙報告隊長，並且說前前後後共丟了24只——他把他們自己偷吃的一隻也計算了進去。��  隊長和事務長知道隊裡的勞教人員大多數穿經濟實惠的軍用膠鞋，相同尺碼的也很多，所以很難根據鞋印來確定是誰幹的，也不好隨便叫些人來詐唬。但他們不愧是老公安，他們分析偷雞的決不是為了賣錢，而是為了吃；一次偷四五隻，也不是一人所為。雞這東西不像大米，雜豆可以生嚼來吃，要把雞弄熟離不了火。於是他們叫飼養員不要吭聲，嚴防死守廚房的灶門。與此同時，又布置幹部嚴密監視坡上的紅爐房。��

    果然有一天晚上，鮑隊長故意推遲從隧道換班下來，有意去紅爐房看看。在距紅爐房約半里路的光景，覺得從紅爐房方向飄來了一股淡淡的燉雞的香味，他連忙關掉手中亮着的電筒，悄悄向紅爐房走去。但還沒有踏上紅爐房的台階，鐵匠和夏侯保已迎候在階前，並問隊長為啥不照手電筒，黑更瞎火容易摔着。鮑隊長只好說電池沒電了。並轉而問些紅爐房生產上忙不忙得過來，炭接不接得上燒的問題，眼珠子卻在搜索雞的蛛絲馬跡，鼻子也在聞哪裡有雞的氣味。可是在紅爐房並沒有發現任何疑點，他只好走了。臨行前夏侯保把自己手電筒里的電池取下來給隊長，想換下隊長手電筒里的電池，看隊長是否在說假話。隊長也猜中了對方的用意，於是婉言謝絕了。鮑隊長往回走了一程後，總覺得今晚的情況不對勁，紅爐房沒有雞的痕跡，那雞肉味又是哪裡來的呢?莫非自己的鼻子有問題，腦子裡形成了條件反射，於是決定殺個回馬槍。他悄悄繞了很長的路，繞到紅爐房的背面，然後輕腳輕手的爬上紅爐房的平台，突然出現在夏侯保和鐵匠面前，掀開手電筒一照，燒得黑黝黝的洗臉盆里還有一隻雞頭，兩支爪子和一點湯……。��

    夏侯保和鐵匠把雞的來歷招供以後的一天晚上，全中隊集合在壩子裡“點名”，大家覺得有些蹊蹺：從來沒有停過工的隧道班的人也被叫回來開會，大家推想一定有重大事情。但除了少數人知道是壞事而外，絕大多數人都以為是好事。當教育幹事把從支隊部帶回來的信件一一分發給收件人後，一個叫況傑的小組長，看見吳幹事手裡拿着一方像摘帽和解教通知書的東西喊他的名字時，以為是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顯靈了——以為是要給他摘帽子，於是躡腳躡手地走到幹事面前，恭恭敬敬用雙手接過來一看，原來是《離婚判決書》——他老婆曾經提出要和他離婚，但他沒有同意，可是法院還是判決下來了。他腦門嗡嗡作響，幾乎要昏厥過去，連吳幹事說的“不要為此影響情緒”的話也沒有聽清楚。��

    緊接着吳幹事又叫肖風到前面去。肖風又以為是老婆離婚的事(他勞教後，在圖書館工作的老婆為了與他劃清界線，曾提出要和他離婚)就從容地走上前去，哪曉得並不是離婚的事，而是要他交待偷雞的事情：如何策劃?如何實施?偷了多少次?偷了多少只雞?參與的有哪些人?有哪些人吃了?……。他先是一驚，接着鎮靜下來，因為他曾是共和國首批的基層政權幹部，親自組織和參加過無數次對地主、富農、惡霸、反革命分子和反動資本家的批鬥大會，知道不老實交待皮肉是要吃苦的。同時也明白：既然幹部召開這麼大規模的會，絕不可以等閒視之。既然幹部已經叫他交待偷雞的事，就絕不是無的放矢，一定“內部”出了問題。他知道“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但還不曉得“最可靠的朋友，其實最不可靠”。於是他承認是自己偷的，偷了多少次多少只自己已記不清楚，反正差了多少只雞，都算在他頭上。至於有哪人參與偷雞和吃雞，他一口咬定是他自己一人所為。吳幹事見他嘴硬，還想當英雄顧朋友，就叫出了鐵匠和夏侯保。這兩人異口同聲地說是肖風和施強把雞送到紅爐房的，以為他們是從彝胞那裡用錢買的或用衣物換的。有人反駁道：“既然是買的或換的，為什麼還要偷偷摸摸吃？並把雞毛和骨頭埋了?”這兩人回答說：“因為用錢買或用衣物換也是違犯紀律的。”��

    吳幹事見批鬥會轉移了主攻方向，立即糾正過來，要大家對準偷雞的組織者和策劃者肖風。肖風此時才明白：鐵匠和夏侯保已經背叛，他們佯裝不知雞的來歷，是想卸脫共同參與策劃的責任。既然他不仁，我也無義，於是和盤托出，交待了策劃和偷雞的全部經過，並表示認罪認錯，經濟上願意賠償，政治上接受處分。可是這樣的態度還是不行，吳幹事還要他交待作案動機，思想根源，並要提高到政治觀點，階級立場上來挖根子。但當他按這些要求談到“聽說隊長夫婦半夜三更吃燉雞”是引發他“反動思想”的原因之一時，鮑隊長的肺都氣炸了，他原本在一旁不吭一聲的，這時也站出來大吼道：“這純粹是污衊!”接着勞教人員一陣譁然，有幾個事先安排好的積極分子，立即從坐着的小木凳前站了起來，振臂高呼：��

“打倒肖風的囂張氣焰，不許他污衊幹部!”“肖風的問題不止是偷雞吃的問題，而是階級報復，反攻倒算。”“肖風低下頭來!不老實就把他捆起。”接着有兩三個牛高馬大的壞分子(平時右派看不起他們，這時乘勢出口氣)上前去按肖風的頭，被隊長制止時，仍不服氣地從背後捶了肖風幾拳。��

    批鬥會持續了兩夜，肖風家庭成份為“城市貧民”，又父母早亡，靠姐姐撫養大，階級出身上挖不出根子；成都一解放就參加革命，並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歷次政治運動立場堅定，從政治上也找不出原因；加之白天勞動晚上開會，時間久了，絕大多數人都非常厭倦。最後不得不草草收場，用繩子將肖風捆着在十九隊睡了一夜，第二天就把他送去支隊部關了禁閉。��

 

八、死人的事經常發生��

 

到1960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批做試驗的勞教人員已經勞教了三年，還看不見希望在哪裡，200多人的中隊三年中摘帽解教的僅僅5人。加之極度的飢餓，繁重的勞動，程序化的晚間學習，以及一些人的妻子在政治高壓和經濟重負下，選擇了與其夫劃清政治界線的做法，讓愈來愈多的人感到困惑、迷茫、苦悶和煩躁。雖然還沒有完全絕望，但失望的情緒籠罩了許多人的心。所以傷殘事故不斷增多，傷亡的人接二連三。��

    到涼山後，十九隊死的第一個人叫段澤群，是首批勞教大組長之一，身材高大，年約30歲。據說原是鋼鐵廠的一個車間主任。死的那天，他所在的小組處理大爆破後的一段邊坡，沉鬱了多日的他，那天特別興奮，有人對他開玩笑：��

    “段大組長，下次該輪到你了(指摘帽和解教)。”��

    “什麼叫該輪到我喲?大家都有那麼一天。”段澤群笑着答道。然後和一個小組長爬到邊坡的頂端，用二錘把一根短鋼釺打入岩縫，然後將保險繩的一端捆在鋼釺上，另一端則套在自己的腰間，再抓着保險繩向下去處理邊坡上鬆動的危石。在勞教隊有一個好習慣，就是大小組長身先士卒，危險的、困難的事帶頭去干。那根保險繩有15米長，正常情況下，邊坡頂上的人視情況將繩子纏繞在鋼釺上慢慢放。哪曉得很有經驗的段大組長剛踏上一塊看似穩固實為危石的時候，石頭和他突然一齊下墜，100多斤的體重加速度從上面那個小組長手中滑脫，保險繩失去了保險，隨段澤群的身子下墜而快速下落，尤如今日青年人喜好刺激的“蹦級跳”，差點把上面的人一齊拉下來。與此同時，這繩子還絆落一些碎石，砸在段的身上和頭上，段澤群當場被摔死。��

    第二個死的人叫魏建明，中等身材，偏瘦，40開外，川南口音，好象是一個縣花紗布公司的會計股長，因“歷反”被開除後勞教。他的死有些意外：隧道導坑的掘進已比較深，放炮後排煙困難，急需安裝空壓機送風和排煙。要把空壓機運到隧道洞口，非汽車不行，所以抽了老弱班去趕修這段便道。便道上土方多，石方少，小的岩石可以直接撬走，大的就要炸掉。因為炮小，放的次數又零星，所以他們懶得到遠的地方躲炮，只在附近找個認為可避飛石的地方就行了。那天他們20多個人正躲在一個窪岩腔下。魏建明聽到炮響，又聽到飛石在空中呼嘯後墜地，他突然覺得自己的右小腿一陣巨痛就失去了知覺……等他醒來時，已是次日清晨，並且是在支隊部衛生院的病床上。後來得知，他是被一塊拳頭大的堅石將腓骨擊斷的。由於失血太多，耽誤時間長，在中隊消毒和止血不徹底，傷口發炎，皮下瘀血腫脹，加之本人拒絕截肢，因而最後造成肌肉萎縮、心臟衰竭……大約一個多月就死亡了。��

    死亡的第三個人叫周運祥，中等身材、微胖(實際是輕度浮腫)已40多歲，是萬縣地區一個中學的語文教師，因“歷反”勞教。死的當天他在老弱班，是去汽車便道捶碎石的途中，被山上隧道班的人從50多米高的隧洞口撬下的石頭砸死的。那天有點霧，上面的人看不清楚下面有人。本來他們上工的正確路線應該上山從隧道施工處繞過放石頭的危險區。可是他們怕爬坡(他們的身體確實虛弱爬不上坡)想僥倖從下面衝過去，結果遇了難，還要背一個“違反安全生產規定”的罪名。��

    接踵而至的死亡，給十九隊的勞教人員心理上造成了極大的恐懼與壓力。此時張卓義的水腫病已比較嚴重，腿部脛骨內側輕輕按一下就起凹痕，後來連頭皮，後背也浮腫了。衛生員張強林對同是部隊轉業又同姓的張卓義很同情，主張送支隊部衛生院治療，鮑隊長同意了。可是衛生院的病人已人滿為患，最快也還要等兩三天。可是沒有等到第二天的晚上，張卓義發高燒昏迷，張強林怕有其它病變，建議立即送衛生院，鮑隊長也立即同意了。並說：“你們連夜給衛生院送去，我明日去找院長。”��

    鮑隊長的積極態度讓我很受感動。後又聽諸崇明說：肖風被關禁閉後，鮑隊長在一次大小組長會議上講，吳幹事怕有了孩子拖累工作，就把懷的孩子“處理”掉了。所謂的“半夜燉雞吃”就是吳幹事見丈夫夜裡跟班回去又累又餓，就把自己吃的雞湯熱給他喝……這時才知道大家誤解了鮑隊長夫婦。鮑隊長是個“三八式”幹部，從山東來到四川，40多歲的人了還沒有一個兒女。原因就是他們的工作流動性大，怕影響工作。在基層勞改幹部中流傳着“勞改幹部也在勞改”那句話，正面講是牢騷話，落後話，但也反映了基層勞改幹部的實情。以築路支隊為例，管教幹部們只是比勞教人員吃得好點，工作輕鬆點，但思想壓力很大，行動也“失去了自由”。��

    抬擔架送張卓義去支隊衛生院的是我和諸崇明，我們同組兩年多，已有了深厚的友誼。那天晚上到衛生院把張卓義安頓好以後，張卓義托我立即替他給妻子柳嘉瑩寫封信，把他的病況告訴妻子，並提出為了孩子的前途和妻子的幸福，決定與妻子離婚……，這封信是這樣寫的： “嘉瑩：我最最崇敬的愛妻，要說從認識你到與你結婚，我沒有對你隱瞞過一件事的話，那麼上次那封信我就隱瞞了我真實的病情，因為我不想讓你為我擔憂，為我牽掛。一個單身女人既要為糊口而奔波，又要為撫養孩子而操勞，夠辛苦了。��

    “可是今天已到了我的生死關頭，不得不把我的病情向你講清楚：我患了水腫病，就是通常說的那種浮腫病。但不是一般的浮腫，而是全身性浮腫。開始時從腳部浮腫，後來擴展到頭皮，後背，側腹。據說胸腔和腹腔還可能有積水……這在大城市還有救。可是我們這裡是邊遠的少數民族山區，醫療設備和好的藥物有限。加之一個有罪有錯的勞教人員，要挨過死亡這一關恐怕十分困難。我是個唯物主義者，能夠面對殘酷的現實。��

    “但我不能面對我親愛的妻子和朝思暮想的兒子，我唯一要拜託你的一件事，就是把我們的兒子撫養大，教他做一個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知識的人，相信共產黨一定會糾正錯誤，領導全國人民走出困境。最後要告訴你的是，我已經擬好了一份離婚申請，將交給喜德縣人民法院裁定。據說勞教人員的離婚案，是可以根據單方面的請求判決的。所以求你寬恕我，不要以為我不愛你——我是永遠愛你的，正是為了愛才這麼做。別了，嘉瑩!只要你記住我，我就死而無憾!讓我在這千里之外的異域他鄉，輕輕地呼喚一聲妻子和嬌兒，願你們幸福安康!這封信是托我的難友執筆寫的(我的手已經握不穩筆桿了)經我覆核、簽字、捺手印後發出的，或許這封信到你手裡時，我已不在人世了。永遠深愛着你的張卓義(簽名、捺右姆指紋)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二日於涼山彝族自治州喜德縣415信箱衛生院。”��

 

九、柳氏女千里尋夫��

 

10天后柳嘉瑩從廠里一個摯友手中接過這封信，讀過後哭了整整一夜。看簽的姓名歪歪扭扭，是，又像不是丈夫的筆跡。可是信上捺的指紋又千真萬確是丈夫的。因為丈夫的10個手指頭，有幾個“籮籮”(螺紋封閉)幾個“筲箕”(螺紋開放)她記得一清二楚；當然她的指紋丈夫也記得。��

    於是她橫下一條心，甘願冒着有可能丟掉工作的危險，決定去涼山找尋丈夫，做到“生要見人，死要見屍”，飾演了一出現代的《柳氏女千里尋夫》的悲劇，與中國家喻戶曉的《孟姜女尋夫》有異曲同工之處。所不同的是：柳嘉瑩的丈夫不是被抓去修萬里長城，而是強制勞教去修成昆鐵路。��

    柳嘉瑩的行動與其說是被理智支配，勿寧說是由感情支配。當時由樂山到涼山喜德，坐汽車行程一千多華里，順利也要五、六天。特別是冬季過金雞嶺，翻泥巴山，遇到大雪封山或汽車拋錨，十天半月也說不清楚。常言說兒行千里母擔憂，柳嘉瑩的出行，她母親最為擔心。曾勸她先寫封信問清楚情況後再說，她不聽。這就是有位哲人說的：女人一旦下了決心，就難以更改；她決心要去做的事情，十條牯牛也拉不轉來。��

    柳嘉瑩是第一次出遠門，所以做了許多準備：在內褲上縫了帶拉鏈的小包，用於裝那100多元錢。聽說丈夫修鐵路吃不飽，於是炒了10斤大米、黃豆和芝麻，然後混合起來碾磨成粉，用開水沖調一下就能吃。特別珍貴的是她一位在食品廠工作的表妹給她弄了兩斤鹵油(滷水錶層的浮油)，她熬煉後裝進一個夾江豆腐乳竹簍里，因是冬季已經凍結。然後就帶着不滿三歲的兒子和少量換洗衣服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尋夫的路途。��

    由於自己暈車和小兒要拉屎拉尿，她決定一站一站的趕路。她選擇的第一站是先到彭山，第二天從彭山出發經新津到邛崍，第三天到雅安，第四天到石棉，第五天到涼山喜德——這是一個在運輸公司工作的女友提供的方案：路好走，兩頭不摸黑。��

    可是柳嘉瑩在樂山至夾江的途中就吐了三次，事前還服過暈車藥都不管用。她吐的時候打開車窗，有寒風吹進車來，弄得車上的人直打哆嗦。吐在車裡氣味難聞，引起眾人不滿。於是一些人聽說她要去雅安，就建議她在夾江下車，坐雞公車去洪雅，然後坐滑竿沿青衣江去雅安，次日上午就能到達，比她的計劃要節省一天半時間，並且不會暈車，還可以省錢。��  柳嘉瑩接受了這個建議，並且坐上了黃包車，確實是當天晚上就到達了洪雅縣城，憑探親證明和戶口簿住進了“人民旅館”，又去“人民飯店”晚餐。在飯店門前她看見站了幾個衣衫破爛，面黃肌瘦，滿臉污穢，索索發抖的乞丐，在等待裡面的剩菜剩飯。連忙避過這些人，進到飯店裡的售票台，用糧票和錢買了三兩米飯，一份素菜，一份竹筍燒豬肉——這是為兒

子買的高價菜。可是還沒有吃上幾口，兒子嚷着要拉屎，她連忙請旁邊一位喝酒的老伯順便

照看一下，就抱着兒子到外面一處黑暗的角落把屎拉了。回到桌前一看，傻眼了，飯菜全沒

有了，碗和盤像用舌頭舔過一樣乾淨。那老伯解釋說，他剛低頭喝了一口酒，幾個討飯的抓

過去就狼吞虎咽干光了，連吼幾聲也沒有吼住，又不敢打，打也沒用。他還對柳嘉瑩介紹

說，你們大城市的人可能還不曉得農村目前已經有人吃榆樹皮，吃觀音土，吃野菜、死貓、死耗子了，還有人餓死……。��

    柳嘉瑩聽了只是苦笑，可是眼角卻沁出了淚水，她此時聯想到了她的丈夫。��

    當時洪雅至雅安沒有公路，相鄰境內的物資交流靠馬馱人挑，純粹過路的人很少，偶有過客也是步行。當然有時也會碰到農閒時出來抬滑竿掙錢的農民，但“割資本主義尾巴”時，常受打擊或被取締。到了“自然災害”年辰，幹部們放鬆了對農民的管理，對做點小買賣，下點苦力，採取睜隻眼閉隻眼的態度。但不允許明目張胆的到縣大老爺眼皮底下的洪雅縣城攬生意。所以柳嘉瑩第二天沒有在縣城周圍找到推雞公車或抬滑竿的。據說要到前面距縣城遠些的鄉下才有。於是她步行了一程，走得腳疲手軟。小兒又嚷着要媽媽背……她那裡還有力氣。於是看見一座小土帝廟就坐下來歇腳。這土地廟已經頹廢，土地公公的眼珠子被人敲掉了，土帝婆婆的耳朵也被打斷了，可是廟門兩邊的對聯完整無損，清晰可見。上聯雲“刀頭(一塊豬肉)大小都不論”，下聯是“公雞母雞隻要肥”，橫額為“有求必應”。柳嘉瑩看後又是一陣苦笑，並聯想到他們廠里那個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的分管勞資工作的副廠長。在她去勞資股請假前，打聽到這位副廠長的老婆剛生了孩子，就把自己和父母弟兄當月的肉票要來，集中買了一塊七八斤重的豬後腿，托人悄悄給這位副廠長家裡送去，並說成是在鄉下當公社書記的親戚殺年豬送的……果然有求必應，假條很快批了，探親證明也開了，還從財務股借到100元路費。��

    柳嘉瑩正想到這裡，忽然聽到一聲吆喝：“走快點!又不是送你上刑場。”柳嘉瑩回頭瞧見

不遠的小道上有幾個民兵押着一個農民模樣的中年男子，正向自己這邊走來。這些民兵的裝束有些滑稽：身上穿着顏色不同樣式各異的舊棉衣棉褲，頭上有的戴着舊得發白的解放軍便

帽，有的纏着青布頭巾。只有腳上的鞋是統一的軍用帆布膠鞋，有的鞋幫上沒有繫鞋帶，有

的鞋前方已張口，走動時發出叭噠叭噠的聲響。惟一表明他們是民兵的標記是手臂上的紅布

袖套，袖套上有仿毛體白色的“民兵”二字。左右肩上還有硬紙殼做的肩章。肩章上用香煙

錫箔做的橫槓，橫槓中間綴着圖釘，表示不同的官階。為首一名跛腳的壯漢“官”最大，四

根橫槓三顆圖釘。看到這些，小祥富依偎在媽媽身旁問道：“那人咋了? 他們吼他。”那當“官”的民兵聽到這稚嫩的聲音，又見這麼漂亮的女人，就有意搭訕道：“這是個壞蛋，經常偷公社倉庫的糧食，昨夜被我們抓到了，送去公社法辦!” 他見柳嘉瑩母子不理他，只好帶領他的弟兄押着他的俘虜走了。��

民兵組織是在“帝國主義如此欺負我們，這是需要認真對付”的號召下在農村建立的所謂群眾組織，是“準備打仗”必先安內的需要。但有極少數民兵組織被個別的壞領導操縱起來為自己謀利益，打擊對立面、甚至鎮壓人民群眾。��

幾個民兵走後，柳嘉瑩悄悄摸出英納格女式小手錶(這是丈夫婚前給她的定情之物)看時間，已快上午11點鐘了，還不見有推車或抬滑竿的人，心中慌了，後悔不該聽那些人的話走這條路。但事已至此，回頭也是枉然，只好硬着頭皮又往前走。她相信只要路上有人走，自己就有信心。��

    柳嘉瑩哄着小兒：要想見爸爸就要快些走，爸爸喜歡勇敢的孩子!又走了一程，正累得上氣不接下氣，從洪雅縣城方向來了幾個趕牛的人，趕着10幾條耕牛(洪雅縣的耕牛全省馳名)，

有個八九歲的男孩子還騎在一頭壯牛背上，嘴裡哼着“毛主席來到咱農莊”的歌詞……經打

聽，這群人是雅安天全縣躍進公社的農民。他們來洪雅買耕牛回去準備明年春耕。柳嘉瑩眼

睛一亮，想到自己眼前的處境，又見這群趕牛的農民憨厚撲實，自己何不與他們同行，既可

以打聽路上的情況，有困難時又可以得到幫助，況且還有個孩子與兒子作伴。於是她把自己的意圖對趕牛人說了，並隱瞞了自己的真實情況。說自己是洪雅人，去雅安探親，孩子的父親在解放軍63415部隊(樂山人把6這個阿拉伯數字念成羅luó，所以63就成了樂山)。是柳嘉瑩急中生智想出來的。��

這些謊言還真起了作用：解放軍在天全縣救過災，群眾對解放軍很有好感。那騎牛的孩子的父親，正是這群趕牛人的負責人。他的正式職務是躍進公社衛星大隊的會計，家住紅旗村，他不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就把柳嘉瑩的兒子抱過來放在自己那孩子的胸前，叫他們繼續騎着牛走，又把柳嘉瑩的行李接過來掛在牛脖子上……這樣一來，柳嘉瑩輕鬆多了。雖然她從來沒有走過這麼長的路，但此時精神振奮起來，基本能跟上趕牛隊伍的步伐。在同行途中，她向趕牛人問了一些天全農村大躍進和公共食堂的情況，證實大煉鋼鐵時砍光了山上的樹；家家戶戶砸了自己煮飯的鐵鍋辦食堂，依舊吃不飽肚子。人民公社不但沒有把農民帶入天堂，好些人還入了地獄。當然，趕牛人也問了柳嘉瑩一些城裡人的生活情況和部隊的戰備情況。由於她有個真正當過兵的丈夫，她一一對答如流，沒有露出半點破綻。��

畢竟柳嘉瑩是城市裡長大的女人，雙腳沒有走路的功夫，還沒到洪雅縣勝利公社的槽漁灘，就漸漸不行了。幸好有個賣茶水的幺店子門前靠着一付滑竿，她就告別趕牛人，換乘了滑竿。但滑竿到了雅安境內的順江，抬滑竿的人就不走了，說那邊的路要那邊的人抬，露天壩壩的錢大家都掙一點——這是兩縣相鄰地方農閒外出勞動的農民自發約定的規矩。加之天色已晚，柳嘉瑩這時才知道距雅安還有幾十里，於是決定找地方住下。經抬滑竿的人牽線搭橋，本已歇業的一個幺店子老闆娘同意母子倆在她家過夜，並答應次日為其找一付滑竿送他們去雅安。��

順江鎮是名副其實順着青衣江建起來的，由於當地泥土少，房屋都是木結構的。青衣江碧澄澄的江水緩悠悠地流過這裡，發出嘩嘩嘩的水聲，在夕陽映照下，閃着粼粼的波光。相對而言，順江鎮那排20多間的街坊卻顯得非常陳舊，破敗、幽暗和狹窄。��

幺店子的主人是位接近30歲的女人，衣衫已經補了好些顏色極不協調的疤，有點像遊方道士的千家衣。她有個10歲的男孩和一個未滿周歲的女嬰，不時從胸襟破裂的上衣里抓出奶頭來塞到嬰兒的嘴裡，堵住嬰兒的啼哭。��

這女人看柳嘉瑩也拖着一個兒子，由於同病相憐才收容了他們。那女人說家裡沒有稻米，只有些連麩皮一起磨成的麵粉和在山上煤窯挖煤的丈夫托人帶回來的幾個老南瓜，抱歉地說: 

“看你是城裡人，恐怕吃不慣吧?”

“沒什麼吃不慣，我父母也是鄉下人。”��

實際上柳嘉瑩怕對方誤會城裡人才迎合着這麼說的，其實她心裡想說的是：“我現在肚子餓得發慌，南瓜就南瓜吧，不要磨蹭了，趕快煮來吃吧。”��

那男孩燒火，那女人操鍋，南瓜燜在鍋的中央，四周貼着麥粑，大約只有一柱香的光景，吃的東西都弄好了。柳嘉瑩和兒子沒有了斯文相，大口大口的咬着麥粑，吃着南瓜……那女人十分高興。說道：“看來你們像城裡人，實際像我們鄉下人。”��

飯後那女人把柳嘉瑩母子安排到最裡面的一間小屋，裡面有股很濃的霉味，從昏黃的煤油燈光中還可見四壁的角落裡布滿了蜘蛛網。床是兩根長凳上放着幾塊松木厚板搭成的。床上墊了一層已板結的麥草和有破洞的竹蓆，一床又厚又重很污濁的老棉被。柳嘉瑩只好把孩子捂在懷裡和衣睡眠.�ゴ蠹s到了半夜以後，江風從木板壁縫鑽了進來，把柳嘉瑩涼醒了，她連忙取出所有的換洗衣服罩在兒子身上，自己則再也睡不着了。大約又過了一陣，她聽到後院壩子有丟石頭的聲音，隨後恢復了沉寂。可是不久，又有人摹仿貓頭鷹叫喚的聲音，柳嘉瑩立即警覺起來，連忙摸黑找了些東西堵住房門，又到窗板門縫側耳細聽動靜。感覺到是那女店主輕輕地打開了後院的小門，放進來一個男人。那男人責備道：“怎麼睡得這麼死?上次不是說好今晚我要來嗎?”“小聲點!屋裡有客人。”“啊!難怪把我涼在外面。”“不要亂說，人家是帶着兒子過路的女人。”“你男人今天本來想給你送錢回來的，我叫他明天再回來。並安排他今晚在煤窯值班……”那女人忙打斷他的話警告道：“小聲點，看把大娃兒鬧醒了。”……柳嘉瑩滿臉羞得通紅，緊張得渾身的血管都要爆炸了，她難以想象，一個看似老實得令人可憐的女人，竟會做出這種對不起自己丈夫的事情。四周的一切又復沉靜……好容易盼到了天明。柳嘉瑩估計那個男人已經離開，就起身梳洗，然後吃了點昨晚剩下的南瓜和麥粑，付了錢糧給那女人，就匆匆忙忙地坐上了預約而來的滑竿，向雅安奔去。冬季是興修水利的大好時機，青壯年都掏河築堤去了，只有少數年紀雖然大，但體力還可以的老年男子出來抬滑竿掙點零用錢——這是去雅安的路上兩位抬滑竿的老者講的。柳嘉瑩這時才知道昨日在洪雅找不到推車抬滑竿的原因。��

當時全國農村正在傳達中央《十二條》。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

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開始糾正“一平二調”即在集體經濟內部實行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財產實行無償調撥的“共產風”。加之中印邊界衝突一觸即發，雅安地處西藏的後方，因而傳達得快些，貫徹得快些，政策放得寬些。開始允許社員經營家庭副業，允許社員保留適當的自留地，所以柳嘉瑩在雅安境內看到一些幺店子又打開重操舊業。

    大約快到中午12點鐘的樣子，滑竿到了草壩公社，正趕上剛剛恢復的集貿市場。見兩個

抬滑竿的老者雖是冬天但背上的上衣已被汗水浸透。柳嘉瑩很過意不去，就下來走走，順便

吃午飯和給兒子買點水果——在滑竿上她就看到路邊有一挑梨子在賣。這裡的小飯店生意紅

火，半斤糧票一角錢可以吃個“大帽兒頭”，用一隻碗裝滿米飯，再反扣在另一隻大點的

碗裡，米飯壘得很高，又不會垮，像冒出一個頭，俗稱冒兒頭。二兩糧票6分錢吃“小

帽兒頭”；五角錢一份的羊肉湯隨便放蔥花，加鹽巴……所以人頭攢動，吆喝聲此起彼伏。等

了好一陣子，兩位抬滑竿的老者終於替柳嘉瑩找到了坐位。柳嘉瑩給老者各買了個“大帽兒

頭”，給自己和兒子買了個“小帽兒頭”和一碗羊肉湯，一碟咸蘿蔔乾。��

草壩公社是雅安縣一個比較有名，比較大的場鎮，已經開始修築的去洪雅的跨區公路已

施工到了這裡，並開始通電和供電。所以柳嘉瑩正吃着飯，公社廣播站開始廣播了，內容好

像是在念報紙上的一篇文章，說：“這種以平均主義為特徵的‘一平二調’，‘共產風’違背了

等價交換，按勞付酬的原則，損害了群眾利益，挫傷了社員的生產積極性，造成了嚴重後果

……”。大約下午4點鐘，滑竿到了金雞嶺下的姚橋附近，兩位老者說：“不敢再走了，再走下去，城裡拉黃包車的人又會說我們自己有土地種，還要去搶他們的飯碗。實際上我們有個屁的土地，土改后土地在我們手裡轉了一下，屁股都沒有坐熱乎就收回去了。”柳嘉瑩聽了知道他們是對公社化不滿，又想到已經坐了七八個小時滑竿，背脊都磨痛了，腿也卷麻木了，於是付了兩個老者的錢，牽着小兒一顛一跛的往山下走去，走了許多里路，直到一個叫土橋的地方，才找到進城的黃包車……到達雅安市區時電燈已經亮了。��

    雅安市座落在邛崍山脈周公山(海拔1744米)下，隴西河和賁江注入青衣江匯合處的兩岸，曾是西康省的省會，有“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的說法。所以“開門見山”，又叫“雨城”。柳嘉瑩到達雅安的當晚，市區內有許多軍人，有四川口音的，也有外省口音的。據說是去西藏。半夜還有拖着大炮的軍車緩緩地通過市區，向新溝(二郎山)或滎經(有部分車輛繞石棉北上瀘定)方向駛去，許多人議論着要和印度打仗。��

    柳嘉瑩總結了走捷徑在洪雅的教訓，第四日清晨一早就到汽車站排隊買了直達石棉縣的長途汽車票。給兒子買了一個鹽茶雞蛋一碗豆漿，自己則吃了兩個饅頭和幾顆防暈吐的藥，然後上車就睡了。��

    由於前夜在順江幺店子基本上沒有睡覺，昨夜在軍分區招待所又遇到半夜開走又開來的軍車很多，喇叭聲叫個不停，也沒有睡好。所以柳嘉瑩和兒子從雅安上車後就在熟睡，連道路的巔簸，汽車的轟鳴，都沒有把他們弄醒。直到上午10點鐘，汽車到達滎經縣城，才被一陣喧鬧吵醒。原來這條泥石公路穿城而過，那天正好逢場。由於上坡一段路窄，挑擔子的、推車的、步行的與過往的汽車互不相讓，一架壘得很高載有100多個沙鍋(滎經沙鍋很有名，不但可以燉雞煨東西，還可以炒葫豆)的架架車，被一輛忙於趕路拉貨的汽車掛翻，沙鍋順着有坡度的公路滾了滿街，架架車“司機”在向汽車司機索賠。由於損失的沙鍋數量難以統計、賠付的金額不好確定，雙方爭執不休。汽車司機堅持要見到一個破沙鍋就賠一個。架架車“司機”則認為，很明顯已發現有些沙鍋被人撿走了，責任是汽車造成的，應該根據窯上出貨單的數量扣除完好無損的沙鍋數目，差多少賠多少。這場爭執一時沒有人管，造成兩頭堵車幾十輛……個別唯恐天下不亂的人和滿肚子怨氣無處發泄的當地農民，嚷着要把汽車掀翻……最後幾個交管人員來了，經“勘察”裁定：外地汽車司機賠20元錢，(基本上是架架車“司機”的要求)否則扣車!外地司機明知這種“裁定”有排外情緒，也只好忍氣吞聲，自認倒霉。��  由於在滎經耽誤了一個多小時，到達泗坪開始爬泥巴山時，已經下午1點過了。泥巴山，顧名思義泥巴多，很少看見裸露的岩石和峻峭的崖壁。但泥巴山少長樹木多長草，滿山遍野都是白架子荊竹，其間也夾雜着矮小的灌木和藤蔓，難怪滎經出產竹筍。隨着公路沿山脊向上延伸，氣溫愈來愈低，雖然那是一個干冬天氣，最近兩天又沒有下雨，可是前些日子堆積在山上的雪，在太陽照耀下開始融化，雪水順着公路往下流，所以公路非常泥濘，造成汽車輪子打滑。接近泥巴山埡口，快進入漢源之前的一段路，泥濘成了冰凌，汽車無法前進，司機們都給汽車輪子掛上了防滑鏈條，然後小心翼翼地向上爬行。到達埡口時，明朗的天空仍然飄着大片大片的雪花，幾乎遮住了太陽的光芒。公路兩邊的電線杆上，銅芯線和鋁芯線裹了厚厚一層冰，本來只有毛筆桿粗的電線變成酒杯那麼粗。��

    埡口上有塊木牌，標明海拔為3000多米，與峨眉山差不多高。翻過埡口進入漢源縣境，好象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天空沒有雪花，遼闊而明淨、亮麗而浩瀚。遠處的貢嘎山時而像金，時而像銀，瞬息萬變。近處的山嶽由高到低，綿延起伏，清溪(花椒很有名)、漢源(梨子很有名)就在腳下。可惜這時已經是4點過了，司機說原來計劃今晚住漢源縣城，看來只能宿九襄了。他給大家介紹說：九襄的水果很多，有梨子、蘋果、板栗和核桃……價格非常便宜。還說九襄的掛麵最好吃，細滑爽口，雅安、成都的人都要托人從這裡帶。��

    在九襄住宿的地方叫“食宿站”歸交通運輸部門經營。實際上是當年擴建這條公路時施工單位的工棚。土牆瓦蓋，內外粉刷，玻璃窗戶。運輸部門接收過來後，進行了改造，將每排房子從內部隔斷成兩個大間，每個大間內安放20多架單人木板床，不分等級，只分男女。柳嘉瑩睡到半夜，似清醒非清醒的感覺到有人在拖她壓在枕頭下的衣物，她沒有吭聲，只是用力壓住。然後又覺得那人在翻她放在床頭的竹簍和裝炒麵的布袋。她仍然沒有吱聲。她知道那油簍封得嚴實，口袋打的是死結，除非全部提走，否則取不出裡面的東西。……那人終於收手了。柳嘉瑩想弄清楚究竟是什麼人想偷她的東西，於是慢慢地轉過身去，借着屋裡通宵不滅的馬燈的微弱光亮，發現緊挨她左邊那床上睡的中年婦女像剛剛上床，慌張地搭上被蓋，轉過身去。啊!想起來了，這人在汽車上正好坐在她的後排，像個農村基層幹部。但說起話來頭頭是道，什麼胡風反革命，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她都知道。柳嘉瑩估計這婦人可能半夜肚子餓了，是竹簍里散發的滷肉味道引誘她想“犯罪”的。柳嘉瑩摸了一下內褲小口袋的錢，安然無恙，才覺得她母親的細心是正確的。聯想到順江小店那個女人和這個女人：一個窮困潦倒，一個裝模作樣；一個偷人，一個偷東西，真是難以設想!��

    柳嘉瑩離家第五日到了大渡河上游的石棉縣。汽車駛過原西康省委書記廖志高題寫橋名的石棉大橋後，爬了個小坡，就進了汽車站。這時已是午後4點，石棉沒有去喜德縣的汽車，而去西昌的汽車上午也已經發完。��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喜德縣屬老涼山州，與石棉縣不接壤，加之老涼山經濟十分落後，公社化後又統分統配，物資和人員流動不大，因而從石棉發往那裡的客運汽車很少，所以柳嘉瑩在石棉縣買不到去喜德縣的汽車票。經過打聽，由石棉去喜德只有兩個方案：第一，先從石棉到冕寧縣，再乘冕寧至喜德的直達車。冕寧是起點站，有座位。第二，由石棉至瀘沽，換乘冕寧至喜德或西昌至喜德的過路客車，但不一定有座位。柳嘉瑩當然選擇了第一方案。��

    柳嘉瑩乘上去冕寧的汽車已是離家的第六天，汽車開出石棉縣城後，沿南埡河逆流而上。進入冕寧縣的拖烏時，鋪天蓋地的大雪把大白天變成了傍晚的樣子。從氂牛山上刮來的寒風，讓人冷得仿佛掉進了冰窟，有的人用手撫着臉上的雞皮疙瘩，有的人不停地跺着腳，小祥富

凍得哭了起來，問她媽媽：��

“爸爸在什麼地方嘛?為什麼這樣遠?”“快到了，兒子!爸爸在修鐵路，鐵路修通了就不

用跑這樣遠的路。”聽了母子倆的對話，坐在柳嘉瑩右邊靠車窗位置上一位近50歲的老太婆

同情地問柳嘉瑩：“這孩子的爸爸是不是在鐵二局?”��

“不!不是……是……是4……”——想說415信箱，但沒有說出來。��

“啊，是四工程隊……工程處的？我搞不清楚他們隊呀，處的。我只記得在什麼杉木拉大(沙馬拉達)打洞子……反正我到他們瀘沽物資轉運站等他來接我。”��

    老太婆是一個人從名山縣來的，是縣城裡的人。據她自己介紹：她有三個兒子兩個女，大兒子1950年參加解放軍十八軍去了西藏，現駐紮在山南，是個排長。二兒子1951年招進四川石棉礦，是個班長。一個女嫁到蒙山茶場，一個女嫁到丹巴雲母礦。修鐵路的是她最小的兒子，是前年才招進去的。聽小兒子來信說，涼山窮，買不到東西吃，靠鐵路上那點硬幫幫的供應，人都餓瘦了。她老頭子心疼這小的，要她去看看小兒子，並把老大探親帶回的軍用餅乾和幾筒豬肉罐頭給幺兒帶去，同時順便在石棉看看老二。��

    柳嘉瑩十分警惕地聽老太婆介紹，生怕是一個騙子。但見太婆單身一人，又是那把子年紀，於是接受了太婆的提議：這車是去西昌的，因瀘沽在冕寧以遠，給司機補點錢隨她在瀘沽下車，然後搭鐵二局的汽車去喜德。先是柳嘉瑩對老太婆有些戒心，但到了瀘沽，柳嘉瑩倒反而有些心虛——害怕老太婆的兒子刨根問底。原來老太婆的幺兒已經學會了駕駛汽車，那天正跟着師傅到瀘沽轉運站拉水泥，柳嘉瑩和老太婆到達時，已經等在那裡了。��

老太婆對兒子介紹說：“這位大姐姓劉(柳)，她也是你們工程……”。“好，快上車吧!我和師傅已在這裡等了一個多鐘頭，車隊已經走了，我必須在天亮前追上車隊。”這小伙子沒等他母親介紹完，就把母親送上自己的駕駛室，又把柳嘉瑩介紹給師傅，讓師傅帶母子倆走。幸好那小伙子沒有等他母親介紹完……柳嘉瑩回想到這些，心裡嘣嘣嘣地跳，在那麼寒冷的冬夜也出了一身熱汗。��

    這位師傅已五十開外，很謹慎地在夜間駕駛着汽車，跟在徒弟的汽車後面。有時也問柳嘉瑩一些諸如：你孩子他爸是幹部還是工人，或者是技術員之類的問題。柳嘉瑩不便回答，只好支吾着，似是而非地嗯一聲，或者乾脆裝睡覺。但是她向師傅強調了一點，那就是到了喜德縣城，一定喚醒她。��

 

十、死神不予簽證��

 

1961年元旦，國家規定休假一天，加上勞教人員每10天休息1天，共計兩天。我和諸崇明請假去衛生院看望住院的張卓義。��

    勞教當局對患水腫病的勞教人員採取了一些積極措施，如像：除按口糧定量供給飯食外，每人每餐還增發了1個糠麩餅，每月供應1斤古巴糖，不定期定量供應伊拉克蜜棗等等，加之配合藥物治療，多數人的病情有了好轉，張卓義也在其中。給張卓義治病的醫生也是勞教人員，名叫車玉軒，重慶人，年約40，中等身材，乾瘦。解放前就是國民黨軍隊的醫生，隨部隊起義後，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所軍醫大學進修了一年內科，後在遼西黑山八道壕中國人民志願軍後方醫院任內科醫生。1955年轉業到地方，因參加過國民黨青年遠征軍去過緬甸，“肅反”時受到隔離審查。整風座談時，對於在“肅反”運動中打人和不准睡覺等“群眾過

激”行動發表了不同意見，反右時被定為“歷反”加“現反”，被開除公職送勞教。勞教後，管教人員聽說他的醫術高明，就從中隊把他調到衛生院。他與十九隊的衛生員張強林算得上“軍醫大”的校友。加之勞教後都干醫務，有業務往來，因而關係較好。他給張強林介紹說：張卓義因為長時間營養不良，患了慢性腸炎，又患慢性感染，導致血液中蛋白減少，系一種可定性為“腎病綜合症”的病。因有張強林的囑託，他給予了張卓義特別的關照，採取了控制和消除感染，增加高蛋白食物和類固醇藥物療法，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這位醫生還說，1960年的最後幾天，張卓義的病情又出現反覆，發燒、厭食、嘔吐、昏迷……他擔心他能否挺過1960年的年關。結果奇蹟出現了，他的愛人和兒子來了，精神上有了支柱，營養得到補充，他硬是從陰陽界返回了人間。��

    我和諸崇明到衛生院看到張卓義時，柳嘉瑩和兒子正簇擁在張的病床前。柳嘉瑩一面給丈夫餵着加了鹵油的混合炒麵，一面給我們講述她從樂山到涼山的經歷。當我和諸崇明問到她到喜德縣城那晚的情形時，她嘆了一口氣，稱那是一個最恐怖的夜晚，於是沉思着回憶道：

“那師傅把我叫醒，說喜德縣城已經到了，問我是去縣委還是去縣政府?去找誰?要耽擱多長時間?”我無法回答他這些問題，只說謝謝他搭了我們母子一程，並說我就到喜德縣城。那師傅又說黑更瞎火的，天這麼冷，究竟到啥子單位，他要把我送攏。我猶豫了一下，坦誠地告訴他，我要到415信箱的衛生院，我是探親的勞教家屬……然後借着汽車前燈微弱的光亮觀察他的表情。那師傅先是愣了一下，然後毫不遲疑地鬆開剎車，轟了油門，駕着汽車溜煙似的去了——我想要是他早知道我的身份，在瀘沽就不會讓我上車。我也算是騙了一次人，至少也是隱瞞了真情。��

    “那師傅駕車走後，我牽着兒子分不清東南西北，心中感到茫然，忙掏出藏在胸衣里有夜晶裝置的手錶看時間，已經是凌晨5點過了，正是天亮前最黑的時刻。幸好遍地都是雪，在積雪的反光照映下，我發現這朦朦朧朧的縣城還沒有雅安的草壩大，只有幾幢房子組成的街坊，連燈火也沒有一個。我走到一幢房前去看吊牌，那吊牌的右邊豎着密密麻麻一行我不認識的彝文，但左邊寫着漢字，是人民郵政。雖然這不是我要找的單位，但可以判斷這裡確確實實就是我奔走數日要找的喜德縣城。我揣測衛生院一定是個很大的院落，並且夜裡也不會熄滅燈火。於是我從街坊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察看有沒有這樣的院落，或者能找到人打聽。可是我失望了，除了人民郵政、人民百貨、人民銀行、人民……而外，什麼也沒有找到。我決定繞到街坊的背面找一處能避風的地方歇一歇腳，等待天亮有人了再打聽。我兒子很聽話，既不哭，也不嚷，拉着我的手緊緊地跟隨着。但看得出來，他心裡十分緊張，非常害怕。他從來沒有見過這麼荒涼的地方，也從來沒有在無燈光的夜間走過路，所以他像是抽緊了鼻子屏住呼吸一樣。��

    “我終於發現了一處有偏棚的地方，從門縫裡還漏出了一點燈光，並有一絲暖烘烘的熱氣飄來。於是我加快了步伐，但剛到偏棚的檐下，由於只注意前方沒有留意腳下，忽然被一堆黑黝黝的“東西”絆了一下，沒想到那黑黝黝的“東西”竟然動了起來，隨即又立了起來，兩顆像珠子一樣的東西在白雪的映照下發光……啊!看清楚了，原來是個人，是個彝胞，還有一股濃濃的酒氣。可是全身上下都是黑的，衣服是黑的，擦耳瓦是黑的，臉是黑的，手腳也是黑的……我驚得倒退了幾步，嚇出了一身冷汗，想跑、想喊。可是沒有等到我跑，我喊，搭在肩膀上的衣物包已被他奪走了。那彝胞是個醉漢，又來搶我懷中的竹簍和炒麵袋子，我本能地，死死地抓住不放，結果被拖倒在地上。我兒子被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壞了，覺得就像是遇到了外婆講的鬼，於是大聲地哭叫起來：��

    “媽媽!媽媽!救命啊!救命!”��

    這吶喊震撼着靜寂的夜空，偏棚的房門依呀一聲打開了，從屋裡衝出兩個人，一道手電的光亮射出來，手裡還握着棍棒……那彝胞鬆開手逃跑了。��

    “後來得知，那偏棚正是支隊部後院的廚房，灶坑裡常有彝胞來取暖，也有些醉漢在那裡過夜……趁人不注意時還要偷東西。”��

    聽柳嘉瑩講述這段經歷，令我和諸崇明毛骨悚然，心驚膽顫。隨後，柳嘉瑩又講了她找415信箱衛生院和見到張卓義的情景：��

    天亮後，她告別了那兩位炊事員，並表示深深的感謝。炊事員都是勞教人員，很善良，拿了個剛蒸好的饅頭給兒子吃，然後又把母子送到去衛生院的路上。��

    到衛生院的時候，才仿佛覺得衛生院原來就在她昨夜下車的公路下面。由於晚上風大氣候冷，房屋都封閉得嚴嚴實實的，屋內的燈光透不出去，所以夜裡沒有發現。��

    她到衛生院的大壩時，見一個穿白大褂的“醫生”和幾名護理在奔跑，說剛死了一個病號。她的心緊張起來，擔心死的是她丈夫，連忙打聽死的人姓甚麼。直到後來聽清楚死者不姓張，而且是《四川日報》報社的記者時，撲通撲通急劇跳動的心才靜了下來。��

    柳嘉瑩到病房見到丈夫時，張卓義睡得正香，均勻地呼吸着。床頭的小凳上放着一碗玉米糊和一個糠麩餅——是同室的病友替張卓義領的。據這位病友介紹，張卓義昨夜還發過高燒，昏迷過，嘴裡不停的說胡話，喃喃地叨念着“嘉瑩”和“祥富”這兩個名字……她再也控制不住了，撲到丈夫的懷裡，失聲地痛哭起來：��

    “卓義，你要挺住呵，為孩子，為我挺住!”張卓義被這意想不到而又非常熟悉的呼叫喚醒了，他揉了揉深陷的眼眶，問道：“我還活着麼?我在做夢嗎?”隨着妻子的倩影和兒子的哭

臉在他眼前逐漸清晰，他仍不敢相信。又把右手的食指放進嘴裡用牙咬了一下，鑽心的疼痛，才相信自己還活着。於是滾滾的眼淚像開了閘似的浸濕了柳嘉瑩的臉頰和兒子的頭髮。��

    第二天柳嘉瑩清理張卓義的髒衣褲時，在枕頭下發現了那份尚未交出去的《離婚申請書》，真是氣惱了，像擂鼓似的拳頭在張卓義胸前敲了幾十下。說他就“那麼狠心，那麼不相信人”。他們既然是夫妻，生不能合衾，死也要同穴。��

    我和諸崇明快要離開衛生院的時候，那個車醫生來到了張卓義病床前，悄悄透露給他一個消息：說中央對當前國民經濟計劃要作調整，1961年的基本建設規模要壓縮，成昆鐵路的部份工程要停建，築路支隊老弱病殘的勞教人員要轉移到會東一個鉛鋅礦……根據已往的經驗，傳說最後都變成了事實。所以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我和諸崇明與張卓義又一次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互道平安和保重，互相留下了家庭的通訊地址。臨別時張卓義信心十足地對我們說：��

    “朋友，相信我，既然這一次閻王爺都不肯收留我，那麼今後我也死不了，你們看我身後是誰——我的嘉瑩和兒子。”��

    我和諸崇明從喜德探望張卓義回隊後的第二天，駐紮在兩河口207中隊的楊少西突然來串隊了。這在過去是不允許的。但此時大家已勞教了整整三年，又地處偏僻的涼山，幹部們對這些“老油條”的管理已放鬆了些：休息日可以請假外出。��

    與楊少西一起來十九隊的還有他的鐵哥們康永意和汪白孚。他們本來是去參觀沙馬拉達隧道的，路經十九隊時突然想起了我和諸崇明。這是我們自沙坪農場三根橋分手後的第一次重逢。大家都覺得對方除了性格、意志、認識和談吐沒有改變而外，形象和面貌完全變了，變黑了、變瘦了、變蒼老了。因為在涼山，尤其是冬天，洗臉不敢用香皂，否則臉和手的皮膚要開裂口。經過風吹日曬，天長日久，勞教們若是穿上“擦爾瓦”，幾乎與當地的彝族同胞沒有差別。��

    楊少西的父親是省勞教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人之一，有時開會聽勞教單位匯報工作，回到家裡不注意要漏幾句。一心牽掛兒子的楊母和惦念哥哥的弟弟，聽在耳里記在心頭，總會給楊少西寫信通通消息(此時中隊幹部忙於其它，疏於對信件檢查)。所以楊少西不但向我和諸崇明證實了成昆鐵路緩建，老弱病殘去會東鉛鋅礦的情況，還說其餘的勞教人員要轉移到川北去修廣元至旺蒼的地方鐵路。��

    楊少西仍像三年前在成都新村4號勞教轉運站一樣，侃侃而談，滔滔不絕，除了談蘇聯20次全國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形勢，還為彭德懷深深的叫屈。說這是新中國的一大奇冤，讓我聽了無比震驚，被弄得瞠目結舌。我知道楊少西的伯父在中共中央身居要職，其父又是廳級幹部，一家人與中國共產黨猶如血與肉的關係，不明白楊少西怎麼會淪落為黨的罪人。於是不揣冒昧地問了一句：“少西，你究竟在整風運動時做了些什麼事情，被整得這麼凶?按說你這樣的家庭背景是不該……。”沒等我說完，康永意搶着答道：“楊少西咋個不遭嘛，他說毛主席只能當個農業部長，簡直是狗膽包天。”“龜兒子康公安又誇大其辭，少西好久說過毛主席只能當農業部長嘛?人家少西只是說‘適合’當農業部長……你這麼任意發揮，謹防把少西的腦殼弄掉!”汪白孚做了修正。��

    後來得知，楊少西早在1957年整風反右之前，確確實實私下與同事閒聊時，說過毛澤東系農家出生，寫過《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中國農村的情況很了解，很有研究，既說過：“若否定貧農，便是否定革命，若反對貧農就是反對革命”，又說過：“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以及“農村資本主義勢力猶如雨後春筍”，等等。在中國只有毛澤東才把農民擺得平，他說農民好或說農民不好，都是正確的，所以毛澤東最適合作農業部長。��

    另外，1956年楊少西學校所在的轄區選舉地方人民代表，辦事處把選民集中在人民北路新華印刷廠的大禮堂，給每個選民發了一張選票，上面有四名候選人的名字，要選民圈點出其中三名自己同意的人作代表。楊少西感到困惑不解：這四個人的情況他一個都不了解，何以能選出自己願意選的代表呢?於是他要求把候選人請來與選民見面，介紹一下被選人的基本情況和當了人民代表後如何為民眾辦事。這個請求遭到了拒絕，說那是資本主義假民主的選舉形式……楊少西反駁說：選舉是共和國公民當家做主人的具體體現，哪能夠上面叫選誰，選民就只能選誰，這不是成了搞形式，走過場，把人民當阿斗〖ZW()阿斗，《三國演義》中劉備的兒子，名為皇帝，實是傀儡，國家大權操持在諸葛亮的手中。〖ZW〗〗, 他還舉了一個例子說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前，中央把不是四川籍的胡風的名額安排到四川來選舉，後來胡風被打成反革命時，中央又有人責問四川是怎麼搞的?楊少西的反駁仍然無效，最後只好憤然棄權離去。他同校的幾名老師覺得楊少西說得很有道理，不願當傀儡聽人擺布，也跟着走了。弄得主持選舉的人非常尷尬，但又奈何不得。可是反右派開始後，這件事成了楊少西破壞選舉的現行反革命“事實”，跟着他走的幾個老師也受到了批判。��

    楊少西等人到十九隊“串隊”不久，小道消息變成了正式通知。先是通知十幾名老弱病殘打好被包離開了十九隊，離開了汗都奴。據說確實是去會東，那裡距金沙江很近，與雲南的會澤、東川隔江相望，屬高原氣候，比較暖和。��

    去會東的這批人，有我和諸崇明的小組長俞賢智，有同組的高揚、劉繼懷,還有大難不死的劉文欽。雖說大家平時也有些磕磕碰碰，但畢竟一起生活了兩年多，經歷了許許多多的事情，一旦要離開了，又有些捨不得。尤其是那些病殘之軀的人，更感到前途渺茫，悲觀失望。他們不敢設想能否活着再見到這些“同學”，見到自己的親人。所以，一時間愁眉苦臉，失魂落魄的情緒充斥在十九隊要走和不走的勞教人員之間，甚至有人嚎啕大哭起來。其實所有的人都要走。��

    老弱病殘走了不久，剩下的人也接到了通知：說我們要轉移工地。但不說明要去的具體地方。於是乎勞教的時間變得撲朔迷離，遙遙無期。那些原來還有幻想的人也開始動搖了。加之管教幹部們也為這一年一次千里迢迢的南北轉移，傷透了腦筋，已無暇顧及勞教人員的紀律制度。一時間人心渙散，紀律鬆弛，去廚房偷吃的，倒幹部們剩菜剩飯的，偷同學們衣物去與彝胞換蘭花煙抽的，換蕎麥粑吃的，並由此引發的吵嘴、打架、鬥毆的事層出不窮。要知道這些人原本不是山野村夫，原本是有文化有理性的人，有的是中小學教師，有的是機關企業的幹部，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會做出與他們原來的身份完全不相符合的事情來?有位專門倒幹部剩菜剩飯的某黨校理論教員，直截了當的回答說：��

    “為什麼?不為什麼!只是為了生存。”又說：“啊!我現在不是黨校的理論教員，我只是一名勞教犯，上什麼坡，唱什麼歌，我現在不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只講吃，講吃食對生

命的重要性，講只有活下來，才有未來。”��

 

十一、川陝老區��

 

1961年春，《415信箱》在涼山淘汰了老弱病殘後，留下比較強壯的勞動力轉移到了川北旺蒼縣的白水至嘉川一帶，修築廣(元)旺(蒼)鐵路。這裡出現的新名詞——“勞動力”，最初是在雲南向涼山轉移途中偶爾聽管教幹部們相互交談時，把勞教人員稱謂為“勞動力”的，這次從涼山遷往川北的路上，“勞動力”一詞又頻頻出現在幹部們的嘴裡。於是勞教們才知道不僅他們的勞教單位改了一個好聽的信箱番號，自己的勞教身份也變成了與普通民工沒有區別的“勞動力”。勞教們本來就窮極無聊，沒事都要找些事來想，何況出現了這樣新鮮的事情，當然要研究個透徹，看是否能發掘出對他們有利或不利的東西。��

    研究的結果，勞動力可簡稱為勞力，在中國泛指體力勞動。《孟子·滕文公上》有“或勞心，或勞力”之分。但現代政治經濟學則把人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總和稱為勞動力。有時也用來指具有勞動能力的人。按照馬克思的學說，勞動力是社會生產力的首要的能動要素，是創造物質財富最根本的條件。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勞動力成為商品，並具有本身價值和使用價值。它的本身價值相當於工人自己及其家庭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它的使用價值能創造出比它本身價值更高的價值，這超過的部份就是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剩餘價值。��

    這個研究結果令人沮喪，仍然有公民權利的勞教人員每天超負荷勞動，換得的工資（即生活資料）連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飽，更何況養活家庭。當時的勞教人員如此，當時的普通工人和農民也是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是“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去了，那還有心思發展生產，搞科學技術。所以整個社會生產力都十分低下，所謂的社會主義優越性發揮不出來。解放10年了，人民生活還非常困苦。��

    旺蒼縣地處米倉山南麓與盆地北部低山的交接地帶，氣候溫和，土地肥沃，出產豐富。在川北流傳着“到了昭化不想爹媽，到了廣元不想銀錢，到了旺蒼不想家鄉”，可見其富饒、興旺、昌盛。��

    我們轉移到旺蒼時，沿途所見，鄉村里沒有川西壩子那樣的茅屋，均是磚木結構的四合院大瓦房，其間不少空斗磚砌風火牆和石獅相衛的屋蓋大院門。路邊有不少雕刻精緻，雄偉高大的石牌坊，有忠孝牌坊，也有貞節牌坊。但有的貞節牌坊上的“忠貞烈女”四字已被鏟掉，改書成“活捉劉湘”。石柱的對聯“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當先”，也改為了“蘇維埃萬歲！工農紅軍萬歲！”��

    十九隊駐地叫快活場侯家扁，是由七八個獨立的四合院相連、相挨或相鄰順地勢而建的大宅院。不像川西壩子獨家獨院竹林掩映的茅屋，而像北方的小村子。依山臨河，住有20多戶侯姓子民。��

    快活鄉的鄉場與侯家扁之間隔着一條由西向東的小河。平時像條涓涓細流的小溪，雨季卻是浪濤洶湧的大河。這條河的上游叫包家河，與白水東流的一條小河相匯後，流到快活場的。在快活場受到堅岩的阻擋，折向南流，繞了個180度的圈，快活場就在圈內像個半島的岩層上，而侯家扁則在圈外一片由山體下塌與河水沖積形成的台地上。��

    我們到侯家扁駐紮下來後，發現那裡女人多男人少，男人都是老頭和孩子，青壯男子多不在家。究其原因，青壯男子有的在煤鐵礦幹活，有的去新疆逃荒，也有因公致傷致殘的，也有把自己的口糧省下來給妻子兒女，自己卻餓死了的。老區人民萬萬沒有想到“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成功了還會受凍挨餓，還會餓死？��

    1958年至1959年，靠三面紅旗勁風吹脹的糧食高產衛星，寫在紙上，登在報上，卻無法填飽人的肚子。於是在全國農村普遍出現了餓飯、逃荒、浮腫，甚至餓死人的現象。隨後又襲擊到城市，相當一部份職工、學生和居民，因營養不良而患了水腫病。有些人把這個事實說成是“自然災害”造成的，把責任推給天老爺。還有人把餓死人的事輕描淡寫成“非正常死亡”。並且“非正常死亡”究竟有多少人，也不敢承認，不敢證實，還呼兒嗨喲地高唱“他是人民大救星。”��

    有關部門對全國人口做過統計：1959年全國總人口是6.72億，1960年減為6.62億，1961年又減少到6.58億。中國的人口歷年都是淨增長的，唯有1960年和1961年兩年淨減少了1400萬人。如果加上正常的人口淨增率，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應該在3000萬以上。最近有公開出版的資料稱：當時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在4000萬左右，占當時全國總人口的6.79%。��

    侯家扁的情況與當時全國農村的情況差不多，也餓死了許多人，所以才有那麼多空房子給《415信箱》的人住。��

    十九隊在侯家扁住得相當分散，有4個院子，七八戶人家。每個院子裡既住有兩三個小組的勞教，又有一二戶社員。可以說成是階級成份混雜一起，又可以說是便於“群眾監督”。儘管有人給社員打招呼：不要和勞教來往，他們是壞人!儘管幹部給勞教人員打招呼：不要去串老鄉家的門，否則要以違犯紀律論處。但社員們與勞教們通過相互了解，還是逐漸熟悉起來，融洽起來，甚至親熱起來。��

    究其原因，主要是老百姓愈來愈覺得當官的說的話不可信。譬如說“打土豪分田地”，農民以為“土改”分到的土地就是自己的了，那曉得沒有多久，就不得不交給農業生產合作社。又譬如說統購統銷如何好，結果是農民想買的買不到，想賣的賣不出去。而供銷社壓級壓價，耍秤桿，大斗進小斗出，與當官的勾結起來，吃肥了。再譬如說人民公社好，結果公社化後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分配的口糧一年比一年少，一個月掙的工分買不到一盒劣質香煙。後來又說“公共食堂”好，吃飯不要錢，那麼大家起早摸黑種的糧食，種的豆類瓜果哪裡去了呢?不見有人用汽車拉糧食蔬菜來，只看見汽車一車一車地把糧食，黃豆往外運。這叫什麼“吃飯不要錢”，實際是農民在無償勞動，吃飯還能收他們的錢嗎?築路隊來了，上面說住在他們院子裡的勞教是壞人，經過他們自己觀察，這些人並不壞。大多數都是知書識禮，能言善談，文質彬彬。極少數人偷點摸點吃的東西，那也是逼出來的，他們自己也餓過肚子，能夠理解。��  所以我和諸崇明等人來到旺蒼，住在侯家扁，深感外部環境發生了良好的變化。除了上面講的老百姓在認識上不把我們當壞人，願意與我們接觸而外，物質條件比涼山喜德，甚至比雲南鹽津都好。雖然那時候“人民公社”的旗幟還沒有倒，但口號沒有前兩年吼得響了；雖然公共食堂的煙囪仍冒着煙，但各家各戶的小灶房也開始生火了。房前屋後的南瓜絲瓜吊起來了，田邊地角的菜苗長起來了，勞教們有錢可以去“劃腦殼”(指煮南瓜)，沒有錢的偷偷跳“豐收舞”。��

    《415信箱》在涼山淘汰了老弱病殘後，到川北又接收了上千名剛從社會上收羅的所謂“社會渣滓”。這些人大多是在“自然災害”期間過不了“糧食關”，偷呀，騙呀，扒呀，摸呀，而犯“錯誤”被勞教的。有人稱這叫“415吐故納新”。那時期，勞教事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算得上“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大躍進。所以十九隊到侯家扁不久，鮑隊長和吳幹事兩口子就奉調去組建新的勞教中隊。並帶走了兩名他們信得過表現好的老勞教人員，其中就有諸崇明。��

    諸崇明和我同隊同組三年多，已是患難之交。此次分別當然有些難捨。但我們也沒有辦法。再說隊長夫婦能帶諸崇明去新勞教隊肯定是好事。世間沒有不散的筵席。後來的事實證明，鮑隊長夫婦帶走諸崇明確實是一種關照，諸崇明此時也患了水腫病，若不到新隊脫產搞宣傳，享受炊事員待遇，水腫病會發展到什麼程度，說不清楚。��

    鮑隊長夫婦調走後，十九隊做了大調整，管教幹部全換了，勞教人員也大部份變了。原來在雲南黃桷槽的一中隊由於接收了新勞教，老勞教併入了改編的十九隊。我被編到沒有一個認識的人的小組，組長叫賴沖，純正的中江口音。把“菜籽花花飛黃”念成“菜籽發髮匪房”。一臉大麻子，年約四十，然而老氣橫秋。據說是南充地區某中學的歷史教員，因“歷反”管制勞教。此人家庭負擔重，上有老，下有小，急盼早日“改造好”出去維持他那個風雨飄搖的家庭。所以削尖腦殼，不惜踏着同類的屍骨，以求他自己的“新生”。我知道此人的品行後，暗暗揪緊了心，處處謹言慎行，隨時注意那麻臉的變化。��

    幸好，新編十九隊的勞教人員中，老十九隊的仍占了多數，有許多我原來就熟悉，關係較好的人。特別是早就認識的的樊通才、羅鐵夫、楊應森、張先痴。所以只要有空閒時間，我就離開小組跑去與這幾個人聊天。這幾個人知道我的小組長那些德性後，都鼓勵我說：

 “不要怕，我們是在新中國的紅旗下成長起來的革命青年，他是個老反革命。”“他若要裝你的怪，你就唱‘鎮壓反革命大家一條心……’”。也有人糾正道：“這樣唱不好。品質惡劣，只是他個人的本質問題，並不是所有被定成‘歷反’的人都不好。況且被定‘歷反’的人，並不真有歷史反革命的事實。就像我們被定為右派一樣，我們並沒有反黨反人民”。��

    我覺得後面這話有道理，所以有一次小組學習，這位賴組長說我不該經常與其它小組的人來往，應該多和本小組的同學在一起時，我沒有唱“鎮壓反革命”的歌，而是據理駁斥，我說：“賴組長這個要求不盡情理，因為勞教紀律都沒有同隊的人不許串組的規定，何況我們在一起也是相互鼓勵積極改造，想探索一條“多快好省”走向新生的道路。”��

    賴沖聽了我回敬的話，臉上的麻子像炒米飯的碎粒一樣，散開又聚攏，聚攏又散開，脖子的血管快速充血要爆裂似的……可是最終他還是把這口氣咽下去了，沒有發作。��

    這事不久，從涼山關禁閉已幾個月的肖風突然被放出來了。並且沒有個說法——是因為肖風認識好免予處理，還是當局搞錯了放了算了。��

    據肖風介紹，關禁閉猶如舊社會坐“班房”(即坐牢)，不管嚴寒酷暑，關在一間只有一平方米的黑房子裡。不准躺着靠着，也不准站着，只能端端直直的坐着。持槍看押的公安戰士時不時要過來招呼：“不准打瞌睡!”每天吃二、三、三，即早飯2兩，中午晚上各3兩，基本上是吊命。每天只在晚飯後放一次風，其餘只有大小便才能出去。於是他就隔1個小時喊一次“報告解手”，公安戰士煩了，就控制他喝水，這下子他鬧得更凶了，想到反正餓死，渴死，不如拼了，就天天大叫大嚷：“你們違犯了黨的革命人道主義政策，我要控告你們!”結果被戴上了手銬，先銬在前面，他仍然鬧，於是改成後銬。此時他的肚子癟了許多，身子也很瘦，於是蹲下去，試圖把反銬在背後的雙手從臀部，從腳下繞到前面。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七八次的試驗，最後終於成功了，他像孩子玩遊戲一樣高興。��

    肖風被放出來後，曾經想過給毛主席寫信，反映勞教單位折磨人的方式。他當時哪裡知道，在毛澤東眼裡“右派就是反革命”。“對敵人要狠”也是毛澤東的主張。此時正紅得發紫的公安部長不會忘記領袖教導的“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公安系統“不左就不是革命”的思想占了上風。��

    按說，肖風這樣不認“罪”，即使不判刑，也非要把他弄“老實”。他何以能被放出來呢?大家猜測與當時中央可能要對“右派”進行複查有關。肖風是省里掛了號的有名右派，萬一在禁閉室給弄死了，他們吃罪不起。��

    肖風被放回十九隊後，沒有讓他回原先的小組。因為原先的小組有一些與他“臭味相投”的人。所以把他放到我所在的賴麻子小組，置於一群被判了管制的反革命分子的監督之下——這是管教幹部們利用“敵人內部矛盾”的一種方法。還好、賴麻子小組下鋪已經住滿了，只有上鋪有個空位置，正好挨着我。這下我們兩個人都有說話的對象，不寂寞了。��

    有一天全隊休息，樊通才，羅鐵夫，楊應森在一個“反右傾”時下台的生產大隊長家裡給肖風接風洗塵。無非是一鍋紅苕南瓜，十幾個芝麻餅，一包伊拉克蜜棗和一瓶包穀燒酒……幾口酒下了肚，個個都來勁了，有的說：“媽的，已經三年多了，何年何月才能解除勞教?”“難道我們就這樣困下去嗎?”有人發問。“我有個朋友原是公安局的，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雅安農村監督勞動，聽說最近逃到新疆去了……”沒等這位說完，另一位接着說道：“談何容易，跑那麼遠，沒錢沒糧票怎麼走?”那位下台隊長聽幾個勞教你一言我一語，也湊過來煽風：“干吧，怕什麼，我大伯就跟徐向前幹過。聽說這位同志(指肖風)是個大記者，就領着我們干吧，跑新疆也好，上山游擊也好，我都奉陪。”肖風聽到這話扯遠了，又聯想到自己剛被蛇咬了一口，現在連黃鱔都害怕，連忙把話轉回來：“大家喝酒喝醉了，說了些酒話，隊長不要在意，哪裡說哪裡丟呀。”正在這時，隊長老婆進來說：“好象是你們隊上的卿幹事帶着兩個“脫法”的勞教朝這邊來了，手裡還帶着捆人的繩子……”下台隊長說：“大家不要慌，我帶你們往後山撤，他們跟不上。”��

十二、侯家扁的薩皮納��

 

十九隊改編後的隊長姓唐，邛崍大邑一帶的口音，年約30多點。初來隊時身體清瘦，不久就紅光滿面，胸闊臀圓。據說在“自然災害”時期，到勞改勞教隊當幹部，比任何“肥缺”都實惠。隨隊長來的還有個姓卿的幹事，五短身材、消瘦，年約20多點，成都人。給勞教們留下的印象：極左，捆起人來很“黑”。大家給他取了個綽號叫“一匹狼”。1961年開春不久，十九隊給五個“確有悔改”的人摘了帽子，解除了勞教。這五個人中有肖風原先的大組長

王澤澄，理髮員何俊生，我原先同組的秦成遠和兩名家在農村的。王澤澄是城裡人，想回家。但父母怕他回去會影響弟弟妹妹工作和升學，留了隊。只有秦成遠堅決要求回成都，以便幫助寡居多年靠針織手工撫養兩個弟弟的母親。��

    秦成遠回到成都後，地方當局並沒有如中共中央《關於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員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規定》中所說的：“幫助他們就業，安排適當工作”，所以只好在家幫母親粘紙盒，打布殼……。後來一個拉架架車的親戚見他年輕，就叫他去拉邊腕兒……起早摸黑，每天總算能掙一元多錢。王澤澄留隊後被安排到新勞教隊保管施工工具、勞保用品，吃幹部伙食，處於幹部與勞教人員之間的地位。他原是公安局的刑警，當時已28歲，在山溝里鑽了三年，解除勞教後的首要任務就是找一個老婆。老區的老百姓不信邪，偏要把一個18歲的姑娘嫁給一個“脫法”的勞教……20年後，歷史證明這一家人是有遠見的。王澤澄落實政策後，沒有回公安局，而是被“適當安置”在土產公司。當時土產公司為了拓展業務，增加出口創匯，在廣州設立辦事處。，為了利用王的海外關係，把王也派去了。王不負厚望，利用海外的親屬關係，拉了兩筆業務就為公司賺了100多萬元人民幣。後來因為與頂頭上司有摩擦，就趁“小平南巡”的時機下海經商，自辦實體，幾年後成了億萬富翁，把旺蒼的妻子和兒女都送去澳大利亞僑居，自己則在香港、深圳和四川幾個地方投資辦公司。��

    有一次發了“工資”的第二天，肖風為了答謝大伙兒上次的款待，約我和樊通才、羅鐵夫、楊應森和張先痴到下台隊長家“劃腦殼”。這次的內容很豐富，除了紅苕、南瓜，還宰了一隻膻味很重的山羊，但是張先痴沒有來。於是我回去找他，發現他在替房東做事。��

    原來他們小組住房的房東，是個帶着一個一歲半的小女孩的寡婦。是從外地嫁到侯家扁的。丈夫在煤礦上班，可是去年因礦井發生瓦斯爆炸而遇難了。按照當地的習俗，丈夫死了不滿三年，遺孀是不允許改嫁的，所以她帶着孩子單獨過日子。這女人當時還不滿20歲，正值情竇初開。這群衣衫襤褸，但氣度不凡的勞教們，使她的眼神忽然亮麗起來。這群在深山老林封閉了三年的勞教們，在侯家扁見到那麼多女人，也無不為之心動。雖然這些女人不像城裡女人那樣愛打扮，有條件講究衣著，但她們青春的風韻，溫和的氣息，天真的嬌媚，自有誘人的魅力。所以每當這些女人路過身旁，總喜歡瞅她們幾眼。甚至把眼光聚焦在女人的臉蛋，胸脯和臀部上面……流露出愉悅和快樂。��

    勞教單位規定勞教人員不許去老鄉家串門，但對於同住於一個大院的房東的家，則很難避免。有時是房東叫勞教們去他們家幫忙搬這抬那；有時是勞教們向房東借這要那。當然不排除有些是故意的，是一種藉口。如此這般，幹部們也只好聽之任之。��

    張先痴那個新寡房東的小女孩，由於突然沒有了爸爸很不習慣。所以經常跑來與鬍子八叉的勞教叔叔勞教伯伯玩。在她幼小的心靈里，這些叔叔伯伯和她爸爸一樣每天拼命的勞動，又善良又親切，簡直就像她的爸爸。有一天張先痴因病沒有出工，打掃完小組住的房間和院子的院壩，坐在階沿房東的竹凳上休息，那小女孩又跑來爬到他雙膝上，要他做“拉鋸回鋸，家婆門口有本戲……，” 他被這天真無邪的小孩的親情感動了，就用嘴唇輕輕地吻小女孩細嫩的臉蛋，小女孩掙脫後，專注地又瞧了他一眼，然後又撲倒在他懷裡，雙手緊緊的抓住他的衣襟，輕輕地叫了聲：“爸爸，你的鬍子好扎人喲!”那小寡婦站在家門前目睹了這一切，眼眶裡滾動着淚水，回想着……入神了。但聽到女兒喊那勞教“爸爸”時，她驚呆了，臉也紅了，血流朝上涌……。��

    自那以後，張先痴與小寡婦像是有了某種默契，並有了頻繁的接觸，其中介就是那小女孩。有時來叫他去幫媽媽劈柴，說有個樹根蔸媽媽劈不開；有時又叫他去幫媽媽移柜子，說媽媽移不動……如此一來，張先痴怕經常這樣會被人懷疑，曾經想過不去。但又抗拒不了那女人的吸引力，於是就經常裝病不出工，即使被扣飯，也在所不惜。��

    有一天張先痴又裝病沒有出工，被女孩叫到她家裡，小寡婦虛掩着房門，叫女兒守着，說有人來就叫媽媽。隨後就進到裡屋端起竹篩里的豆莢，低着頭剝了起來，也不說明叫張先痴來做什麼。張先痴只好蹲在她膝前，從她膝上的竹篩里抓豆莢來剝。有一回他的手指在粗糙乾癟的豆莢中與小寡婦細膩溫柔的手相碰了，兩人都連忙把手縮回去，呆着不動，相互也不瞧一眼。但互相都能聽到對方心跳的聲音，這局面只維持了片刻，兩個人都按捺不住，克制不住，緊緊地擁抱在一起，瘋狂地親吻着對方的嘴，臉頰和脖子。竹篩掉在地上，豆莢和豆粒撒滿一地……張先痴的手還從小寡婦的衣襟下方深入到裡層，撫摸着有些鬆軟，但很細爽、光滑、溫暖、圓潤的奶。然後又順勢往下摸去，想解開女人的褲帶……被小寡婦用手推開，說：“別這樣……光天化日之下……門沒有關……外面有孩子。”��

    這件事情發生以後，小寡婦見到張先痴就紅臉，並把頭低下去，臉上有慍怒的神色。這是讓張先痴最難受的。於是有一天下午他又裝病不出工，冒着被人看見的危險，慌張地跨進小寡婦的門坎，想問個明白。發現小女孩沒有在屋裡，就問道：“孩子呢?”“她婆婆上午來接走了，要她去耍幾天。”這回答讓張先痴喜出望外，迅速將門栓上，一把將小寡婦的雙腿抱起，把整個身子扛在肩上，扛進裡屋，然後平放在床上。小寡婦閉着眼睛，嘴裡輕聲地叨念着：“你要幹什麼?”可是並不反抗，任隨張先痴擺布。親吻了嘴唇和臉頰後，解開她的上衣，看她白花花的胸膛和那對摸過但沒有見着的奶，於是就用舌尖去舔……明顯地感覺得女人的肌膚里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氣；明顯地聽到小寡婦很細微的“啊!啊!”的嘆息聲和加快了的心跳……但當他再一次去解她的褲帶時，這女人睜開了眼睛，死死的抓住褲帶的結不放，僵持了約一分鐘，張先痴“打滑了”，然後也泄氣了。這寡婦見張先痴很失望的神情，好象也很懊悔，於是雙手抱着張的頭，主動親吻着張的唇、鼻子和眼睛，然後輕聲在他耳邊說：“不要性急嘛!大白天萬一有人來呢?”最後她許諾張先痴：“今晚下半夜我不栓門，你來吧。”當晚的上半夜是個漫長難捱的時刻，張先痴回想着自己初婚時的那些日日夜夜，回想着與妻子的痛苦分離，想到妻子亡命新疆，不知是禍是福……。張先痴，時年28歲，微瘦，有英俊瀟灑的外表，特別是腮幫下面一圈經常不剃的黑黝黝的鬍子，用今天的話來說很性感，女人們見了無不消魂落魄。他是武漢人，出生在一個舊官吏家庭，父親曾任國民黨政府警察總署的大官，可是武漢解放時他就在學校報名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隨軍西進，脫離了官僚家庭，信仰了共產主義。入川後，隨軍追剿過胡宗南的殘匪，又參加過土地改革。四川合省後，因地方政權建設需要，又旋即轉業到地方搞文藝創作，配合政治運動宣傳。“肅反”時，單位領導從他的個人檔案材料上，看到他父親曾經是“蔣幫的特務頭目”，因而對其進行審查。實際上其父早就“身在曹營心在漢”，早就與中共的地下組織掛上了鈎，並提供過一些有價值的情報，所以解放後做了政協委員。既然父親都沒有問題，兒子反受到審查，當然想不通，所以整風座談時，對於一些單位在“肅反”運動中不問青紅皂白，把凡有海外關係，凡有親戚朋友在國民政府幹過事的，統統弄來審的做法表示不滿。並說有些領導人言而無信，要人時甭管你在舊社會當過土匪地痞，只要你投身革命，背叛反動階級就行。不用你了，就這也不行，那也有問題。於是“反右”鬥爭開始後，他被定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他不服氣，鬧着要上告，又被加判三年管制，開除公職，勞動教養。與此同時，剛與他新婚不久的妻子，也在學校被劃成右派分子，下放到農村監督勞動。後來聽人說妻子受不了農村的艱苦生活和政治歧視，逃到新疆去了，具體情況不得而知。��

    我知道張先痴與小寡婦的關係後，曾問過他最後的結局，他說：“勞教了三年，什麼欲望都沒有了，一天到晚想的都是如何偷奸耍滑少干點活，多弄點吃的，根本沒有心思去想女人。到了侯家扁，才發現前兩年不想女人，是因為那些地方很少見到女人，偶爾見到的也是不值得去想的女人。到了侯家扁情況變了，這裡女人多，想躲開都不行，何況像小寡婦這樣年輕貌美的女人。”說到這裡，張先痴非常興奮，稱小寡婦為“我的薩皮納[ZW()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書中人物，克利斯朵夫愛過的寡婦。[ZW]]”。說她的相貌很像佛羅倫薩的少女，細身材，小骨骼，眉毛向上，灰白色的眼睛，在濃密的睫毛底下，只睜一半，下眼皮底下有條很淺的皺紋。玲瓏的小鼻子下端微微向下勾着，鼻尖和上嘴唇中間有一條小小的曲線。嘴巴總是少有笑意，但只要笑起來就很甜、很美，神情中掩不住有點兒倦意，是病西施的韻味。我見張先痴繞開話題，想迴避一個事實，就畫龍點睛，一針見血的問他：“你究竟與那小寡婦有沒有那種關係?”張先痴見已短兵相接，無法迴避，就慚愧地答道：“下半夜我如約去了，不知是興奮，是太激動，太緊張的緣故，還是身體太虛弱，結果還沒有……就謝了”。��

 

十三、求生必先求食

 

十九隊的施工任務，主要是修築快活場一段正線鐵路路基。其中包括中小涵洞數座。這裡有一條從廣元通往通江、南江、巴中，簡稱“通南巴”的省級公路，所以不需要再修施工便道。設計的鐵路線路基本上沿着這條公路，施工材料、施工用具和生活補給都有汽車運輸，非常方便。加之山低坡緩，勞教們又有三年修路經驗和土石方開挖技術，所以施工進度比較順利，沒有發生死亡工傷事故。但生活供應仍然緊張，主糧中玉米減少了，大米增加了。可是這種大米多是翻倉的底倉陳米，泥砂和老鼠屎很多，並且有霉變的氣味。也曾經供應過紅苕，五斤頂一斤大米，數量多，味道好，勞教們喜歡吃。但吃過後肚子脹，發酸，所以當地人都要拌着泡酸菜吃，才拉得出屎。肉類、油類、蔬菜偏少，但比涼山好些。況且可以從老鄉家買到副食品，所以說從生存的條件來講，基本上過得去。但是，這麼一來每月的“工資”扣除伙食、衣服後所剩無幾，導致勞教們偷食農作物，如嫩苞谷，紅苕、南瓜、紅蘿蔔、花生的事不斷發生。凡被抓到的輕則在小組檢討，接受批判。重則全隊開大會批鬥，免不了皮肉之苦。但不管批判或批鬥，經濟損失都是要賠的。賠償的錢從“工資”中扣，直到把今後數個月的“工資”扣光。這麼一來，愈扣愈沒有錢，愈沒有錢愈要偷，成了惡性循環。��

    此時楊少西也到了旺蒼，他的信念是“只要活着就是勝利”，他的生存法則是“為了活命可以使用一切手段”，但以不剝奪他人為條件，合乎當今我國主張“首先考慮生存權”的觀點。��  楊少西當然是中隊“違紀”的典型。但由於他的聰明和智慧，在獲取生活資料方面使用的方式很隱蔽，有許多絕招，叫幹部們明明知道是他幹的，卻拿不出證據，奈何他不得。��

    譬如他知道農民的想法，只要勞教們不偷自己房前屋後“自留地”里的東西，去偷公社，他們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於是他就只偷“公家”的，並且詭辯道：既然是“公家”的，當然也有自己的一份，只是自己提前“各取所需”了。��

    再譬如食物的加工方式，大多數人採取的是火燒。用苞穀殼或南瓜葉子厚厚的將苞谷包起來，放在一個坑裡，上面燒一堆柴禾，用柴火和灰燼將苞谷烘熟。但楊少西說用這種方法加工食品，無論白天或黑夜都有火光和煙子，極易被人發現，又容易引起山林火災。於是他腦門一拍，想了個絕招：用一條長褲將南瓜苞谷裝進去，然後將褲腰和褲腳用麻繩扎牢，連結一根粗棕繩，偷偷放進燒開水和熱水的瓮子鍋里煮。一般瓮子灶設在廚房的偏棚里，四周沒有關欄，灶火晝夜不熄，只要在炊事員凌晨上班之前，拉着那根棕繩就能把煮的東西從瓮子鍋里拖出來。這些東西吃起來雖然有股水臭味，但都是熟的，比生的好吃。他們連續幹了幾次，都很成功，神不曉鬼不知。但是不久他們聽到許多人說無論喝開水或是洗臉，總覺得開水或熱水裡有南瓜和苞谷的餿臭味。這事報告到事務長那裡，事務長很重視，親眼看着炊事員把瓮子鍋里的水放完，裡面沒有發現有意外的東西。可是第二天的開水和熱水就沒有了那種臭味。於是大家以為是炊事員沒有經常給瓮子鍋換水的原因。��

    既然在瓮子鍋里煮東西已引起了“不良反應”，就不能再幹了，俗話說：常走夜路，難免不碰上鬼。但為了生存又不得不想辦法弄吃的。��

    不久，康永意提供了一個情報：廚房灶台與灶坑之間那樘木裙板被風颳掉了，站在灶坑裡就能拿到灶台上的東西。每天凌晨熬稀飯的炊事員只有一個，稀飯開鍋後是不蓋蓋子的，炊事員只是間或用鏟子攪動一下，以免生鍋燒糊，大部份時間坐着抽煙或打瞌睡。��

    於是他們設法弄到了兩個比較大的罐頭筒筒，扭上鐵絲，再接上一節竹竿，就像成都人從井裡扯水那樣，從灶坑悄悄將罐頭筒筒壓進沸騰的稀飯鍋里，然後拉起……如此反覆幾次就是一洗臉盆，夠他們早晨填飽肚子。楊少西，康永意、汪白孚一個操作，一個接應，一個放風。三個崗位中最重要的是操竹竿的，既膽大又要心細，稍有疏忽不是將炊事員弄醒，就是被稀飯燙傷。所以他們每次行動都選擇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所以從來沒有落空過。但是，楊少西等人的小偷小摸比起肖風算是小打小鬧。��

    肖風回到十九隊不久，經過細心觀察，發現快活街上四大隊大隊部餵養了幾頭豬，已長到1米長，100斤重，晚間只有一名公安戰士在大隊部站崗，並且駐守在大門附近。而豬圈是在廚房後面靠河的地方，離大門較遠。河岸是一段兩米高的堡坎，堡坎布了些簡易的鉛絲網，只要不是洪水季節，從侯家扁涉水過河爬上堡坎，用一般鉗子就能剪斷鉛絲網爬進去…為了保險起見，他又利用去大隊部領工具的時機，藉口找廁所去豬圈進行了實地考察，認為確實可行才決定實施。他找了羅鐵夫和樊通才商議，踏勘和目測了距離，估算耗用的時間，覺得下半夜有兩個小時就足夠了……因為他們只需從圈裡把豬趕出來，推到河裡，讓河水把豬衝到不遠的下游，就有下台隊長帶的兩個弟兄在那裡“收漂”。然後會把豬弄到山上去殺了，加工好，肖風等人只管去吃。此時肖風在當地農民中已有一定的名氣，與一些農民成了好朋友。��

    那知道這次偷豬不是偷雞，可以把脖子扭轉過來，讓它叫不出聲。��

    肖風在農村搞過“土改”，與農民同吃同住，熟悉豬的習性：好吃、貪睡，只要給它搔痒痒，就會陶醉。��

    那夜凌晨2時，月亮和星星已經隱去，只從雲層深處漏出一點光亮，讓河邊的小樹投下些淡淡的影子。肖風、羅鐵夫、樊通才涉過齊大腿深的小河，由樊通才做人梯，把肖風、羅鐵夫送上堡坎，剪斷鉛絲網鑽進了豬圈。把一頭靠圈門睡得懵懵懂懂的架子豬弄醒，掏出準備好的飯糰往豬嘴裡塞。豬哼了兩聲，把飯糰嚼光了，還想吃，羅鐵夫又拿出一個飯糰只讓豬看得見，卻不讓豬吃。然後往鉛絲網那裡退，想把豬引誘出去。肖風則一面給豬搔癢，一面推豬的屁股，哄着它向前邁進……他們終於鑽出鉛絲網到了堡坎。這世界上蠢笨的動物，發現月光照得泛白的河水，竟然像是知道前方有危險一樣，忙往後退。羅鐵夫想到冒了這麼大的危險，眼看要成功了，哪甘心就此罷休，心中一急，抓着豬的耳朵硬拖。肖風也急了，猛推豬的屁股。豬也逼急了，拼死掙扎的同時大聲嚎叫起來。肖風和羅鐵夫立刻想到了公安兵和那手中的槍，就本能地鬆開了手，在樊通才的接應下，逃離了小河。剛鑽進侯家扁這邊一塊苞谷地，大隊部後院就亮起了幾束手電筒的光芒，還向鉛絲網和堡坎方向掃射了一遍……幸好他們已跑遠，手電筒照不着他們。��

    後來據說：大隊部的人是第二天清晨才找到那頭大難不死的豬的。並且認定“有人來偷豬”。但是萬萬沒有想到是勞教們所為，萬萬沒有料到勞教們有這樣大的膽子。幹部們沒有料到的事還多着哩!不久又發生了偷竊運糧汽車的事。

“反右傾”運動以後，急於向“高級”所有制過渡的思想又重新抬頭，“共產風”再度颳起，強迫命令和浮誇風更加劇烈。各地以擴大公社經濟和堅持以管理區(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為名，無償地從生產隊抽調豬只、勞動力、土地和建築材料，引起農民的不滿。社員說除了老婆娃娃以外，一切都是公家的。1959年至1961年四川連續三年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1960年和1961年的產量相當於解放前夕(1949年)的89.6%和77.3%。但三年間國家徵購占產量的比重反而由1958年的30%左右，提高到48.9%，46.2%和38.8%。三年間農村人均留糧分別為139公斤、130公斤

和129公斤

。糧食徵購率之高和農村人均留糧水平之低，為全國僅見。〖ZW()同期、全國平均糧食徵購率分別為41.7%，35.5，29.6%全國農村平均留糧分別為188公斤

，176公斤

和184公斤

。〖ZW〗〗城市人口的口糧定量標準也一再降低，1960年城鎮居民每月只有8.5公斤

。當年夏季，全國糧食進一步緊張，中央於5月份起一再發出緊急指示，要求包括四川在內的糧食調出省，抓緊突擊搶運，確保北京等大城市和各災區的供應。四川為此千方百計籌集糧食，並於9月1日

突然宣布正在流通的“四川省地方糧票”作廢，總額為4800萬公斤，否定了糧食“節餘歸已”的政策，嚴重地失信於民。��

    據統計：在四川人民忍飢挨餓，水腫病蔓延，人口負增長的三年裡，四川向中央上交了587萬噸糧食。而同期省內購銷餘額僅為353.4萬噸，因而動用了“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庫存糧食。許多糧庫糧源枯竭，顆粒無存。全省30%的地區缺糧，缺糧面達到40%，甚至80%。7月間人均留糧最多40公斤，但得不到及時賑濟。據說有些縣有生產隊“減員”1/3的，也有全家老小都餓死的。��

    在這種歷史背景條件下，肖風等勞教們和沿途飢餓的農民們，看見“通南巴”至廣元的公路上，一輛輛滿載糧食的汽車，夜以繼日地往外運，心裡很難平衡，很不是滋味。所以打起了運糧汽車的主意，他們“爬汽車、盜大米”演繹了一出類似《鐵道游擊隊》的戲。��

    1961年金秋，一個天高雲淡正是親人團聚的夜晚，七八個人影埋伏在快活至白水一段上坡公路兩旁，望着一輛輛只亮着遠光燈，不鳴一聲喇叭的運糧汽車從自己面前開過去。1輛、2輛、3輛……當14輛，也就是最後一輛開到他們面前時，路旁的人影掀掉頭上的松枝或紅苕藤。有兩人突然躍起，像奔馳的野馬追上了汽車，抓着車尾板爬了上去。撥開帆布篷，從車裡抬出一麻袋大米丟到公路上，然後又是一袋……汽車快下坡時，那兩人從汽車上安全的爬了下來，兩袋大米已被同伴及時抬離了公路。��

    運糧車是糧食部門專業運輸車隊的，小隊是最小的編制單位，每小隊14台解放牌汽車，由班長帶隊，集體行動。由於是“出省糧”，又是“緊急調運”，含有“政治任務”意義。所以抽調的司機都是政治可靠，駕駛技術嫻熟的運輸大隊的精英。他們在這條路上已跑了半月，從沒有發生過問題。可是這一趟由班長駕駛，有保修工同車的最後一輛汽車上的大米差了兩袋，共150公斤。這位班長和保修工立即被停止了下一趟運糧任務，並通知回大隊部“反省”。據這兩位師兄交待，因為糧食是重載，麻袋沒有超過車廂位，無需用繩子捆綁。但帆布帳篷的車廂尾部是紮緊了的。因是夜間行車，只注意了前方，沒有注意也無法注意車後的情況。所以他們都表示吸取教訓，沒有承認自己有什麼過失。後來經過組織審查，班長在朝鮮戰場就是“英雄運輸兵”，立過軍功，又是黨員，政治可靠。保修工的任務主要是汽車保修，對貨物的丟失不承擔直接責任。加之又是車隊支書的小舅子，所以最後都按照“審查從嚴，處理從寬”的原則，“重在教育”了一陣過後，恢復了原來的工作。��

    鑑於糧食在運輸途中被盜，又不能確定具體路段，難以通過公安部門偵破，糧食部門只好自己採取防範措施。措施之一，就是把車距縮短，無論灰塵有多大，後面汽車的遠光燈必須照着前面汽車的尾板。措施之二，上坡加大馬力，提高速度。特別是最後一輛汽車的副手配備了多節電池的手電筒，隨時觀察車後的情況。措施之三，車尾擋板的地方多加繩子，織成網，防止人鑽進去。��

    俗話說有矛就有盾，有盾就有矛。盜糧人兩次失手後，針對汽車上的防範措施也制定了相應的對策：攜帶了可以快速割斷繩子或戳破帳篷的小刀；摔大石塊擋在公路上，迫使汽車減速……。駕車人與盜車人相互不是敵對關係，不像日本皇軍與中國土八路是敵人，何以如此針鋒相對呢?其實都是出於無奈，都是為了飯碗：開車人為了保住飯碗，盜車人為了端上飯碗。��

    後來發現，盜車人往公路上摔石塊這一着有些愚蠢。他們看見運糧車不是減速而是停下來了，並且所有的汽車都停下來了。車上的人下車把石塊搬走後，讓汽車一輛一輛的開過去在坡上等着，等所有的車都開上了坡，又一輛一輛地檢查了一遍，沒發現汽車周圍有異樣，才一齊發動一齊開走。盜車人眼睜睜看着肥肉從自己嘴邊溜走，也不敢像《水滸傳》的楊志和《平原游擊隊》的李向陽公開去搶。��

    與此同時盜車人還沒有注意到開車人已將“出事”地點的里程碑記了下來，以便確定具體在哪個縣，哪個公社的境內。不久，這份情況報告就由糧食部門提供給當地政府。當地政府批示公安部門作為“政治事件”限期破案。��

    雖然當地老百姓大多數都在挨餓，對於偷糧的行為不以為然。但老百姓中也有為了自己而出賣他人的，就像紅軍來了有人給紅軍引路，白軍來了也有人給白軍捎信一樣，有個人發現某家人已經半個多月屋子裡沒有冒煙了，最近忽然天天冒煙。他以為這家人的兒子在外闖蕩發了財。於是準備去摸清情況後偷，哪曉得發現這家人正用白生生的大米煮飯。由於他與這家人往日有隔閡，就把自己的發現告訴了新上台做生產隊長的親戚。這親戚在一次公社工作會議上，聽了公安員傳達縣公安局關於“偵破盜竊運糧汽車”的指示，怕自己犯“知情不報”的罪。連忙在散會後將自己從親戚那裡聽到的情況如實報告了公安員……不久那家人的男人就被公社民兵抓走了……畢竟那人不是鐵骨錚錚的共產黨員，幾根楠竹扁擔打成刷把後，就供出了下台隊長和肖風。��

    這事發生不久，大約國慶節前夕一天中午，十九隊的勞教們剛吃完午飯，肖風被告知：有事情，要他到大隊部去一趟。隨即被兩個“跑二排”的“脫法勞教”帶走了，但沒有被捆綁。行前他抓着我的手非常鎮靜的說：“估計我回不來了。我枕頭下有幾本書……有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有方志敏的《可愛的中國》，有尤利烏斯·伏契克的《絞刑架下的報告》……就送你了。”我的眼淚滾了出來，語也塞了，不知說什麼好，肖風反而安慰我：“男兒有淚不輕彈!今後要多學文化，多讀書。”肖風被送到大隊部後不久，兩個“跑二排”的又轉回來捲走了肖風的被褥和衣物，從此肖風就在十九隊消失了。後來我問羅鐵夫和樊通才：“肖風究竟出了什麼事情?”“這年頭還需要出什麼事情嗎? 他們想抓你還找不着‘理由’?” 他倆氣憤地答道。隨後又壓低嗓門輕輕地說：“那個下台隊長也被抓了，已關在縣看守所，聽說是為偷運糧車的事……”歷史學家在評述《水滸傳》、《太平天國》和中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曾經說過那是“官逼民反”。但我相信，受共產黨教育和影響多年的老區人民怎麼逼也不會反對共產黨。遭受錯誤處理還視為“母親錯罰了孩子，對孩子來說，母親永遠是母親”的肖風更不會反對共產黨。我認為肖風只不過是為了吃飽肚子才去偷糧食的，相信關一段時間禁閉就會放出來。��

 

十四、逃亡是被迫的選擇��

 

肖風出事後不久，張先痴也出了問題。有一天剛吃過晚飯，張先痴跑來找我，說他很餓，要我陪他一塊去老鄉家弄點吃的。我問他為何不去找他的“薩皮納”?(那寡婦原來經常偷偷給張先痴弄吃的，並偷偷替他洗衣服和補衣服) 他說，一方面自己“不行”，她不滿意。另一方面她已覺察到有人在注意她與他的關係，所以不願意再到她家去。

我覺得肖風出事後，那麻臉小組長把我盯得很緊，恐怕難以脫身。就拿出中午在的稻田裡拾的十幾個田螺和在岩石上剝的地木耳放到鋼精鍋里，加了水和鹽巴，一同到廚房的灶坑利用爐膛的余火煨煮，想緩解一下張先痴飢餓的燃眉之急。��

    這裡得補充下鋼精鍋的事。從雲南到涼山，勞教們的飯食多是用大木甑子蒸的，然後由炊事員按各人的定量用飯勺給大家添，這種分配方式有可能搞舞弊，大家反映強烈。所以到涼山後為了避免舞弊和飯食易冷，就購置了口徑16公分樣子像佛堂里倒置的磬那樣的容器，稱為鋼金鍋。炊事員按不同的糧食供應標準裝米蒸飯，既防止分配不公，又摔不爛。勞教們還可以用來煨煮東西。可是到了川北，特別是暑天，領飯時端着燙手，又改為瓦缽缽蒸飯，鋼金鍋就處理給了勞教，大家就用來煨東西吃。��

    我那點田螺和地木耳難以消除張先痴的飢餓。當晚熄燈睡覺後，他仍然約了一個叫周茂歧的人偷偷跑到距侯家扁不遠的一戶農家，用一床在涼山買的再生棉氈子，換了10多斤胭脂紅苕正煮得咕咚咕咚，正吃着老鄉不要錢的泡青菜。突然那個就業的理髮匠和另一個“跑二排”的闖了進來，說隊長要他們立刻回去。張先痴和周茂歧先是好言相求，讓他們把快煮好的紅苕吃了就回去，要打要罰均可以。可是兩個“跑二排”的不依。張先痴見說好話兩人聽不進，有點生氣的說：“你才‘脫法’幾天，就這麼不講情理……”“不講情理又怎樣?我們是奉命行事。”“奉命行事又怎樣?老子偏要吃了才走!”於是爭執起來。那老鄉也覺得快煮好的東西不吃可惜，忙把還差點兒火候的紅苕鏟起來，裝在小木盆里，放在他們面前的地上(這家人沒有吃飯的桌子)，叫大家都坐矮板凳吃。並幫着替二人求情。可是那“跑二排”的理髮匠卻要老鄉與勞教人員劃清界線。老鄉的嘴也不饒人，立即給理髮匠頂了回去：“你原來不也是勞教嗎?”於是理髮匠惱羞成怒，用腳尖把那盆熱騰騰的紅苕掀翻在地……這下子把張先痴和周茂歧都激怒了，感到已忍無可忍，隨即像吼獅一樣從小木矮凳上躍起，一記勾拳打在理髮匠的下牙腮上，理髮匠的口腔頓時冒出了鮮血。與此同時，周茂歧也怒吼着：“讓老子打死你這狗腿子!”一拳又敲在理髮匠的太陽穴。理髮匠的眼睛立刻充血腫脹起來……另一個“跑二排”的見事不妙，早已溜之大吉。張先痴和周茂歧氣憤難消，紅苕也吃不下去，說：“漢子做事漢子當，我們回隊上去。”��

這件事當晚十分平靜，隊長沒有訓斥他們，第二天照常出工，各人做各人的事。在幹部們看來，昨晚的事“跑二排”的也確有不是。他們只是令“跑二排”的去把兩個違犯紀律的喊回來，並沒有叫他們去毀了人家吃的東西。但是又不好批評“跑二排”的，怕挫傷他們的積極性。特別是理髮匠的牙腮和眼眶被打傷，不教訓教訓張先痴和周茂歧，面子上說不過去。所以第二天傍晚，大家吃完晚飯，還不到晚間學習時間，值班大組長一聲口哨，叫大家帶小木凳到中隊部前面的土壩子集合……唐隊長一臉殺氣騰騰，一口電閃雷鳴，空氣立刻趨緊。張先痴和周茂歧被喊出去，雙雙面對全體勞教站在前面，交待昨晚的罪行。他們承認幹部派人來叫就應該立即回隊，但又強調捨不得那盆煮好的紅苕，並且浪費糧食是一種罪孽。他們承認出手打人不對，但又說若不是理髮匠踢翻那盆紅苕事情也就不會發生。甚至說：“打狗要看主人”，理髮匠是奉了幹部之命，打他們就等於打了主人……最後這一句說得特別不妥，雖然勞教們聽了暗自高興，但幹部們聽了難以容忍，氣得兩眼圓睜。隨着一聲“把兩個給我捆起來!”卿幹事和那個沒有挨打的“跑二排”的走上前去，將一根中間打了個扣結的白麻繩搭在張先痴的脖子上，然後分兩股將張的左右手臂纏起，並扭轉到背後，將繩子的兩個頭穿進扣結，將兩肘向上推，推得來兩個拳頭快接近後腦門。這時許多“英雄豪傑”都會疼得哇哇亂叫，但是大家看見張先痴的兩個拳頭由紅變白，又由白變紫，太陽穴和額頭的汗珠像雨滴般落下，可是他緊咬牙關，鼓起腮幫，沒有哼一聲。周茂歧的“待遇”當然不會比張先痴好，但他身材矮小，體形單薄，很快就招架不住而癱倒在地。於是兩個事先受命的積極分子連忙上前將周茂歧架起。但是只要他們一鬆手，周茂歧就要倒，結果只好繼續架着周的雙肩，站在前面陪着接受批鬥。��

這次批鬥會開得並不如唐隊長想象的那樣成功，除了幾個受命的積極分子聲嘶力竭地嚎叫了一陣，無限上綱地分析一通而外，沒有人響應。可以說是勞教三年來我見到的最冷清的一次批鬥會。��

究其原因：其一是勞教三年，前途渺茫，踩着別人走向“新生”是可恥的，已成為多數人的共識。其二，舊社會就聽人說“吃的東西官都不究”，在人禍大於天災的年代，在飢餓遍布國土的日子裡，被迫搞點或者偷點吃的東西，算得上什麼錯?幹部們不多吃多占，僅靠國家規定的那點供應，能油頭滑腦，紅光滿面嗎?其三，唐隊長和卿幹事到十九隊“左”得令人發悚，只叫大伙兒拼命幹活。大伙兒由於飢餓，用自己的血汗錢買點吃的，或用自己的衣物換點吃的，就違犯了“紀律”，動輒不捆則綁。大家就是要用沉默來表示一下對唐隊長實行“苛政”的不滿。

對張先痴和周茂歧的批鬥進行了兩個夜晚，說來說去也就那麼大個事。何況在幹部們的眼裡：理髮匠挨打不過是壞人打壞人，類似狗咬狗的事情。所以，只要張先痴和周茂歧答應繼續反省，然後寫個檢討，給幹部一個下台的階梯，批鬥就可以結束。所以不少人勸兩人“雞蛋不要碰石頭”，認個錯算了。��

第三天早晨，張先痴和周茂歧兩個小組的人到廚房“打飯”沒有發現張先痴和周茂歧，以為是在上廁所。出工時，沒有見到他們，以為是他們掙表現提前出工了(此時巳不要求集合出工)。到工地沒有看到他們，以為是幹部留下他們寫檢查……直到中午收工回隊一核對，才猛然發現兩個人真的不在了，兩個小組長的腦子裡立即閃現出“他們逃跑了”的念頭。馬上報告了中隊部，中隊部報告大隊部，大隊部又報告支隊部……於是支隊部派出“追逃”人員在廣元和旺蒼兩個方向的路上設伏攔截，然而未能成功。因為當時的通訊設備和交通工具都很落後，攔截行動比逃亡者慢了兩天。��

大約快到1962年元旦，《415信箱》的右派集中在侯家扁幻想着甄別的時候，忽然傳來張先之和周茂歧雙雙被抓回的消息。透露消息的人說得繪聲繪色，說張先痴在天津買通了偷渡的蛇頭，乘一條漁船正開往停泊在渤海灣的外國商船時，被海關緝私艇追上而扣押的。說周茂歧說得更精彩，說他逃到了北京，找到使館區，並進到了南斯拉夫駐中國的大使館，要求“政治避難”，被中方密探抓獲。��

兩人的落網連累了一個叫任世同的人，說他與張先痴的出逃有直接關係。與此同時，凡與兩人平時關係密切的也受到了審查或訊問。唐隊長語重心長地勸導我：“你這麼年輕，原來還是團員，怎麼與這些老反革命混在一起?你與他們是不同的，只要你與他們劃清界線，站到政府這一邊來……。”我知道這是“分化瓦解敵人”的策略，最後並不會給你“燒餅”吃。，於是始終否認從張先痴那裡聽到過什麼“反動的，反革命的言論、反革命的策劃、反革命的組織……”��

當唐隊長拍桌打掌，聲色俱厲暴露出兇惡面目時，我只好不做聲，採取了軟拖的辦法。據說任世同確係天津人，出生在一個資產階級家庭。但他在南開中學上高中時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天津解放時就入了黨，並參軍南下。1952年轉業時調重慶一個軍工廠任車間副主任，時年僅22歲。他的主要問題是對廠里的蘇聯專家有反感，說他們裝模做樣、裝腔作勢，愛好勾引年輕漂亮的女人……整風時又在座談會上公開譴責蘇聯出兵鎮壓匈牙利和波蘭。勞教後與張先痴同一小組，相互“臭味相投”，政治見解接近，因而關係特別密切。周茂歧、宜賓人，膚色白淨、體態清癯，時年24歲。勞教三年任隨霜風吹，烈日烤，也未能使他“脫胎換骨”，仍然一身傲氣。據說原在地區人民銀行當出納，講求“貸入”和“借出”兩個科目的數字平衡，可是勞教隊當時是有進無出，或多進少出，心裡很不平衡。常常吊二話：勞教隊是“風都吹得進來，雷都打不出去”。他對無期限的勞教政策極為不滿，早就想逃跑。那一次他確實逃到了北京，並且確實是去了南斯拉夫駐華使館，但不是進到使館被抓的，而是在使館外面徘徊，行跡可疑，被公安便衣擋住盤問時，言語支吾，神色慌張，露了“馬腳”而被扣押的。��

1961年至1962年，雖然中蘇兩黨的關係已接近公開破裂的邊緣，但中共仍然把鐵托〖ZW()鐵托，南共創始人，國家元首，1948年在斯大林的操縱下，被開除出共產國際。〖ZW〗〗視為國際共產主義的叛徒，把南斯拉夫國家當作“社會主義陣營”的異已。所以周茂歧想從南斯拉夫使館尋求庇護，是異想天開，自投羅網。��

張先痴逃亡的實際經歷與傳言有很大出入——這是25年後，我去省文聯找人，見到容顏未改的張先痴時，張親口講的，並且說：“如果我真是在渤海的漁船上被抓，我可能會像印尼共的艾地〖ZW()艾地，印尼共產黨總書記，趁印尼元首蘇加諾在中國訪問時，發動政變未遂，後跳海身亡。〖ZW〗〗跳海自殺了，那今天我們就不可能在這裡重逢。”他說：“事實上我和任世同，周茂歧早就覺得不能再這樣繼續勞教下去，遭受慢性折磨，而應該像《國際歌》唱的‘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相信吾國泱泱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疆域，不會真是一個鐵桶，沒有一點縫隙……。”��

他又說：“那次挨斗，特別是捆綁，是促使我們下決心逃跑的主要原因。本來任世同也要和我們一起逃的，但考慮到人多目標大，經費不足。所以決定我和周茂歧先跑出去，成功了再與他聯絡。於是他寫了張字條，要我到重慶去找他的妻子，說他妻子與他在政治上觀點一致，她沒有被打成右派，完全是僥倖。妻子一家與他家有兩代友誼。所以憑他的字條去找，有什麼困難她一定會盡心盡力幫助。”��

他還說：“被批鬥的第一天晚上我就下決心要跑。但那天晚上積極分子把我盯得很緊，我無法與任世同和周茂歧取和聯繫。為了麻痹幹部，我故意在積極分子面前放出話來，說我已經認識到錯了，決心要深刻檢查，好好改造。果然收到了效果，第二天就解除了積極分子對我腳跟腳的監視。這麼一來我就有機會與任世同和周茂歧在廁所里做出第二天晚上逃跑的決定。”��

他接着說：“那天晚上我們上床就裝睡着了，還故意打起了鼾聲。當聽到小組的人都睡熟了，就慢慢穿好衣褲鞋襪，特別是檢查了任世同那張條子和他為我們籌措到的20多斤地方糧票和十多元錢，就輕輕撥開了院門。我事先設法給木門的轉軸澆了些水，所以開啟時沒有發出吱嘎的聲音。出了院子，怕意外被人看見，就鑽進房屋的投影，摸索着到達了與周茂歧約定的碰頭地點。結果周茂歧已先到達，正等得着急……我們沒有多說話，就趕忙沿着平時到老鄉家“劃腦殼”的羊腸小道，向山上攀登，這是脫離危險走向自由的關鍵時刻，必須在天亮前翻過那座人跡罕至的山脊。幸好旺蒼以南多為丘陵，所謂的山，根本無法與雲南或涼山相比。加之經過三年的體力勞動和多次的搬遷轉移，已練就一雙走路的腿腳。沒有行李，只有成敗的驅使，所以身輕如燕，快步如飛……”

 

十五、亡命天涯��

 

張先痴和周茂歧逃跑的經歷非常曲折離奇。他說：“我倆爬到那山脊時，月亮從雲層中鑽了出來，角度還沒有偏西。接着我們趁着月光摸索着在亂石和荊棘中朝南往坡下走去，走得腰酸腿軟，汗流夾背，氣喘不止。天麻麻亮時下到小溪一戶山民家，謊稱自己是地質勘探隊的，走迷了路……經打聽，才知道我們已到了蒼溪縣的元山境內，我們鬆了口氣。但是也不敢大意，就試着問老鄉，去旺蒼縣的快活場該怎麼走?那邊在修鐵路知不知道?那老鄉說，去旺蒼要從蒼溪的元山，經解放去旺蒼的白水鎮。至於快活修什麼鐵路，他們沒有聽說過，所以不知道。這下子我們懸着的心總算踏實了。又問老鄉去他們公社有多遠?要走多長時間?老鄉說公社在小新、遠着哩!去生產大隊也有20多里。這下我們更放心了，就又問老鄉家裡有啥子吃的，我們餓了，想買點吃……說我們有錢有糧票給他。老鄉說錢和糧票他拿着沒有用，他不上街。隨後他指着周茂歧身上的紅色高領毛衣說，你能給我毛衣，我給你們殺只雞，土豆、紅苕隨你們吃……我們想了下，也好，反正需要省下錢糧到城裡用。加之前途未卜，未來路長，老鄉要毛衣就給他毛衣。��

“這家山民實際只有兩人，是年約50左右的夫妻，是縣林場的工人。由於1958年大煉鋼鐵和公社化刮“共產風”，林場的林木遭到嚴重破壞，林場的機構也完全癱瘓，他們就棄林就農，在林場邊緣開墾了10多畝地，種苞谷、高梁、紅苕和土豆，生產自救，自給自足，林場不給他發工資，他也不給林場交管理費。公社不管他，林場也不管他，成了共和國當時極少數的世外之人。��

周茂歧少了件毛衣，換得一隻雞吃，填飽肚子又開始了亡命的途程。��

當天黃昏，我們到達嘉陵江邊的回水鎮，住進了農民專為船工開設的雞毛小店。本來再走一小時就可以趕到縣城的，但害怕在縣城住宿要證明，所以我們決定沿途只住小棧或投宿農家，不冒險住縣城。一是為了節約經費，二是為了安全。

次日上午到達蒼溪縣城，我突然想起在南充專區工作時，曾出差來過蒼溪，在縣委招待所住過幾日，認識了招待所的所長蔡大姐。後來蔡大姐曾因女兒師專畢業後分配的事找過我，我為此幫過她的忙……但不知道蔡大姐曉不曉我後來發生的事，於是拿不定主意該不該去找?若是她不曉得我的情況，或許能借些錢糧，以補充錢糧的不足。即便是借不到錢，也可以探聽一下當時的社會狀況。我把我的想法告訴了周茂歧，他靈機一動說：《空城計》中的司馬懿不知諸葛亮城中虛實，於是徵求兒子意見：一個兒子主張進去，一個兒子主張一半兵力進城，一半在外接應。我們何不採納後面的意見，我去找蔡大姐見機行事。她若知道你的事情，對我就不會熱情，我可以裝作不知道你的情況。若是她對我熱情，就可以判斷為她不知道你的事。我認為周茂歧的主意有道理，就決定先由周茂歧去打聽一下虛實。��

我以我的名義給蔡大姐寫了張條子，說周茂歧(紙條上為：章茂啟)是我的戰友，從廣元來南充，路經蒼溪特替我拜望你，如果他需要在蒼溪辦事，請多協助……云云。讓周茂歧先去招待所打聽。結果接待他的是蔡大姐的侄女，招待所住房部的負責人，她說蔡大姐到南充購物去了，要明天才回來。但看了那條子，瞧見落款的名字時，面帶笑容，連說這人我知道，他幫過我姨媽的忙，否則我表妹很難留在專區。隨即她問周茂歧在蒼溪有什麼事要辦，她願意幫忙。周茂歧當時裝做礙口識羞的樣子，其實他正在動腦筋，隨即答道，聽說蒼溪的梨子個大、肉細、化渣、水多，想今天不走了，明天買點回南充，但沒有住宿的介紹信……那蔡大姐的侄女聽說是這麼簡單一回事，沒等他講完，就連忙表態：這有啥問題，招待所住房的事我說了算，你儘管住吧!縣委招待所又不查房。說完就把他帶到登記室去登記，無非是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單位、從何處來？到哪裡去？等等。登記完了，這位住房部的負責人吩咐招待員要招待好，說這是所長的客人。��

“周茂歧在登記時，除了將他的名字寫成“章茂啟”，還登記了一“鄒厚志”的名字，說是他同路的同志，現在公安局找熟人。與此同時，登記室辦公桌靠牆一端的牆壁上有一疊粗鐵絲串起的各式各樣的介紹信，引起周茂岐的注意，暗中高興，打起了主意——因為介紹信是中國當時的身份證。��

次日凌晨6時，我們商量好由周茂歧去登記室找服務員退鑰匙、查房。當那睡眼惺忪的服務員前腳一走，周茂歧就異常敏捷地鑽進虛掩着門的登記室，取走了那一疊介紹信……此時在住房裡的我，為了周茂歧有充裕的“作案”時間，就東拉西扯儘量延誤服務員的時間。當我估計周茂歧已把“事”辦完，就趕緊離開服務員向招待所大門追去。忽然後面傳來了服務員清脆的一串喊聲：“6點鐘了，棱起睡!”我聽了好生納悶：蒼溪招待所的規矩興得怪，6點鐘就要棱起睡。按照四川的方言，棱起就是側起，莫非是蒼溪的風俗?周茂歧聽了哈哈大笑，說四川人把瑞(ruì)念成睡(shuì)。一定是有個叫冷啟瑞的房客，要服務員早晨喚醒他，就連接着喊，成了倒裝語。所以聽起來就成了“6點了，棱起睡!”��

“閬中是川北一座古老的名城，歷史上多為郡、州、府治所在地，比蒼溪熱鬧，我們是離開侯家扁的第三天到達的。在城裡的化工商店我們買到了草酸，又到縣醫院開了一包高錳酸鉀，然後住進城郊農民開的小店。在煤油燈下，用高錳酸鉀和草酸退掉了所有介紹信上墨水寫的字跡，變成了10幾張中央在川單位、省級單位和地縣級單位的空白介紹信。非公安專業人士，很難看出是褪了字跡的舊介紹信。��

“我們第6天到了南充的郊外，我因為要在南充打聽妻子的消息，卻又怕被人認出來。於是我和周茂歧決定分道揚鑣，約定10天后在北京會面。分手時我給他一半空白介紹信，一半多的錢和糧。��

“我妻有個毛根兒朋友，是同小學、同中學的鄰居。只是我妻後來讀師專，她讀醫專，但工作後都在南充市，遇上節假日你來我往，十分密切。不知是我妻影響了她，還是我妻受她的影響，他倆不但愛好相同，興趣一致，在政治上也有完全相同的認識。這人沒有被打成右派，是因為她有個在軍分區當大幹部的丈夫。��

“我和我妻出問題後，她是很少幾個沒有與我們劃清界線的，她仍然經常來看望我們，安慰我們。所以我決定在南充首先去找這個人。因為我相信我妻的父母已受到嚴密的監視，只要有只不常見的鴿子飛去，居委會的奶奶們都會立刻報告派出所的。��

“我在這位好友工作的醫院門衛室先給她打電話，聽到了她那熟悉的聲音。但她聽到我自報家門時，先是很吃驚的口氣，然後呵!呵!兩聲，要我就在門衛室等着，她開完會她會來找我。這時我從門衛室兼值班人員寢室的牆壁上掛的鏡子裡，發現自己的頭髮和鬍子很長，幸好在蒼溪招待所做了清洗和梳理，才比較乾淨，否則一眼就會認出是“班房放出來的”。但就這樣，還是不像城裡人的打扮。又見門衛室的大爺用審視的眼睛打量着我，為了不給我妻的朋友丟面子，我自我解嘲地稱自己是南部縣修水庫的章工人，是替人給醫生帶了點東西。不料這大爺是真正的南部人，他那審慎的目光雖然消失了，但問這問那……我怕言多必失，會問出毛病，就把話茬開了。但最令我擔心的是：10多分鐘過去了，我等的人沒有來。於是產生了當年曹孟德在中牟縣對呂伯奢的懷疑。我以為這樣下去，到門衛室找我的不會是那個醫生，而是公安局的……我愈想愈不對勁，愈想愈緊張，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連忙藉口說要上廁所，想溜出醫院大門。誰知那門衛大爺大聲將我喊住，說廁所在醫院裡面的左手邊，怎麼往外面走呢?我愣了一下，又藉口說我上廁所習慣抽煙，想上街買煙……正當此時，忽然看見我妻的朋友手上拿着報紙包的一包東西來到我面前，悄聲對我說：這裡不是談話的地方，要我跟着她到家裡去。��

    “這醫生的家就在醫院背後的職工家屬區。還是胡耀邦任川北行署主任時，批准修這醫院一起修的單身宿舍。後來單身都成了雙身，單身宿舍也改成了家屬宿舍。背面接了一間4平方米有煙囪的廚房。廁所則是一層樓的人共用一個。她的家在三樓，也是最高的一層，共兩間加廚房30多平方米。我到她家剛一坐定，她就低聲告訴我，她那家子(指她丈夫)也出了問題，廬山會議後被整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雖然甄別了，恢復了政治名譽，卻讓他帶領工作隊在鄉下搞什麼“整社”。長期蹲點在農村，已經曬脫了一層皮，體重掉了10多斤，所以他們至今都沒有要孩子。接着她又問我的情況和我妻去新疆的情況。我隱瞞了出逃，謊稱是摘了帽子，解除了勞教，被清放回家的。這次到南充是想看看岳父岳母一家，然後就回武漢。至於我妻去新疆的事，只是聽說，未經證實，詳細情況也是一無所知。晚上她儘可能好地弄了一桌飯菜請我吃。有從醫院食堂購得的鹵豬腳、鹵肥腸(剛才她就是為此排隊耽誤了時間)和憑號證購得的豆腐做的湯，湯里還放了丁點兒憑號證供應的黃花、木耳。飯後她找來一套她丈夫穿過的草綠色的軍干服，要我換上。又找來丈夫的刮鬍刀架，要我把鬍鬚剃了。說我的形象一看就不是城裡人，也不像工人或農民，而像個犯人。只是頭上的頭髮沒有剃光，身上穿的不是有勞改二字的囚衣……這話觸動了我的心病，覺得在南充不可久留，到處都有人民群眾雪亮的眼睛，好人壞人一眼就能分清。��

    當晚她安排我住她父母家，說我不能去找我的岳父岳母，我的岳父岳母由她去通知。她父親是個“三八”式老幹部，在專區某局任副職，住在五星街附近的行署大院裡，那裡既安全又安靜。��

    大約晚上8時，我岳母得到通知就來了，身後還跟着剛到絲廠上班的小姨妹。岳母說：自從大女兒(即我妻)據說逃了新疆，家裡就受到了監視。只不過不是跟蹤監視，而是看見家裡有生人，就有人去派出所報告。岳母聽說我“已解決問題”，很為我高興，鼓勵我要鼓起勇氣，面對困難曲折，面對艱難的人生，還念了“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ZW()《報任少卿書》《漢書·司馬遷傳》。〖ZW〗〗等名言名句。可是她眼眶裡飽含着沒有滴出來的淚水，很明顯，此時她也一定在想念她的大女。我妻友的母親聽了十分傷感，也埋怨起來，說不曉得最近幾年是怎麼搞的，年年有運動，月月在整人，弄得人心惶惶，雞犬不寧。��

當晚我輾轉難眠，想我的命運，想我久別的妻子，忽然記起京戲《野豬林》林沖的唱詞：大雪飄，撲人面；朔風陣陣透骨寒，彤雲低鎖山河斷，疏林冷落盡凋殘；往事縈懷難排遣，荒林沽酒慰愁煩；望家鄉，去路遠，別妻千里音訊斷，關山阻隔兩心懸……問蒼天：萬里關山何日返?問蒼天：缺月兒何時再團圓?……次日凌晨我的小姨妹休班，奉母命，拎着一個帆布挎包來為我送行。挎包里有一件當年讓岳母幫我接袖子的毛衣，幾件留在岳母家補疤換領子的外衣外褲。說我去武漢一定需要錢糧，所以他們湊了80元錢和20多斤糧票。我妻友的母親見狀也非常感動，忙拿出20元錢，說湊個100元整數。隨後姨妹要送我去隔壁的汽車站，我說車站很近，不用送，其實心裡是怕她身後有人盯梢。幸好那時已近深秋，我換了衣褲鞋襪，又戴了頂軍便帽，臉已經被曬得黑黑的，完全不是從前我在南充的樣子，卻像個剛轉業到地方的區鄉幹部。於是揮淚告別生活了四年，又在那裡娶了妻的第二故鄉——南充市。心想：要不是那冤枉，恐怕我們的孩子都會喊外婆和姨媽了，岳母就不會是昨晚悽苦的樣子。

姨妹同意不送我去車站，但堅持要送我下樓梯，原來是要告訴我挎包夾層里，有一封她姐姐通過重慶的朋友交給她的信……呵!原來我妻子有消息了。我三步並成兩步，奔到汽車站買了一張上午11點發車經合川去重慶上清寺的汽車。按捺不住我那顆快要蹦出來的心，第一個搶先上了汽車，對號入座。正好在最後一排靠窗的位置，連忙從挎包夾層摸出那封皺巴巴的信，展開信紙，果然是我妻的筆跡和娟秀的字體，上面寫着：妹妹：您好!正如上一封信我對你說的一樣，我的畢業鑑定順利通過了，現在已被分配到礦山的化驗室，工作輕鬆，生活平靜，唯一讓我牽腸掛肚的就是老父老母和你大哥。你回信稱大哥可能在雲南修鐵路，假如果真是這樣，那工作是很危險的。據說沒有一條路不死人能修起。所以你要千方百計打聽你大哥準確的消息，然後告訴他，讓他好好活着回來與親人團聚……這信我還沒有讀完，眼淚已滴濕了信紙。幸好汽車上的人都在打瞌睡，沒有注意我。我妻只有兩姐妹，這就是我妻與姨妹。岳父岳母沒有兒子想兒子，所以從我與妻談戀愛時起，就叫小女稱我為“大哥”，直到我與妻子結了婚也沒有改稱。俗話說女婿當半個兒子。因我是外地人，在岳父岳母家裡我就完完全全是他們的兒子。��

這信上提到的“大哥”和“雲南修鐵路”，毫無疑問指的是我。可見我妻在異域他鄉，仍然時時刻刻惦念着我，實踐了她“既以身相許，就矢志不移”的決定。��

但信上說的“畢業鑑定”和“分配”又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又從妻妹的字條里知道了原委。原來1958年我妻妹拿着各種證明和介紹信準備報考“青海招聘團”時，恰逢我妻在農村接受監督勞動呆不下去。為了讓姐姐擺脫困境，妻妹決定讓我妻頂替她前去應聘。由於我妻與妻妹長像極為相似，加之已有師專畢業的文化水平，所以一考就成，相片也沒有露出破綻。當時正開發大西北，青海急需要人。接收單位見我妻聰明，字寫得好，語言表達能力又強，就留在辦公室給頭頭當秘書。但是不久，我妻發現頭頭對她圖謀不軌，遭多次拒絕後，頭頭心中惱怒，將她下放到礦山選礦石。後來有個專業技術培訓班內部招生，她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得第一名。經過兩年採礦專業學習，我妻又拿到了系統承認國家不承認的中專文憑，分配到化驗室……我妻經歷坎坷，還為我守節。可是我竟然有“薩皮納”的事……所以深深的感到內疚。��

最令人欽佩的是我妻妹，她為了姐姐，放棄了一份工作。又由於丟失證明被處以三年不許應招應聘。直到最近街道辦事處換了領導，她的處分才被解除，被推薦到絲廠當了工人。��  這就是人間的真情，這就是人間的親情。正是：三秋庭綠盡迎霜，唯有荷花守紅死。��     

張先痴接着說： “當晚8時，汽車到達山城重慶，我在牛角沱附近找了家小旅店住下，我現在有錢，有糧票，又有介紹信，完全成了個自由人。

    第二天我就去楊家坪找任世同岳父母的家。此時任妻已搬回父母家住，那天正好倒班在家裡。看過我遞給她的任世同寫的條子，又問了些任世同的情況，就熱情地留我吃午飯。當聽說我晚上就要乘船去武漢時，她立即出外買回兩袋怪味葫豆，說船上的東西很貴，要我帶到船上去吃。但是，在我問到任世同在天津輪船公司有一個哥哥時，她沉默了好一陣才說他哥哥是個實利主義者，原來每年都要來一次重慶看望我們，帶來很多魷魚，海參等海產品。自從任世同出了事，三年了沒有來看過她一次。甚至問候信也沒有一封，連她主動去信也不回……不知道他哥哥的住址有無變動。”我聽了很不是滋味。但是在我離開侯家扁前，任世同又屬託過我一次：到天津一定要替他看看哥哥，講講他的情況……所以離開任妻時，我仍然向她要了任世同哥哥在天津輪船公司的老住址。任妻又給了我10多斤糧票，全是“滿天飛”(全國糧票)。於是告別任妻，直奔朝天門。��

    有人說，女人有比男人更敏銳的感覺，看事物比男人看得更准，如果說男人是鷹，那女人就是隼。後來我去了天津才後悔不該去，不該找任世同的哥哥。如果不去天津，如果不去找任世同哥哥，或許命運的安排又是另一種結局——這當然是後來的話。��

    我在重慶朝天門碼頭買到了一張“江漢”輪的統艙票，上船領了一方草蓆。船在碼頭過了一夜，次日凌晨又遇大霧，延至上午11時才起錨。第三日到達了湖北宜昌，上岸換乘汽車，第四日到達武昌。敲響父母的房門時，見開門的老母右臂上纏着青紗，一問方知家父已在半年前去世。於是令我悲從中來，感到了家破人亡的悽慘。幸好，老家知道我的情況的人甚少，況且我有介紹信，所以當天就在家裡住下了。但我考慮到從侯家扁逃亡時算起，已逾10天，恐怕四川公安的協查函件已到達武漢。為了不給正在悲傷的老母帶來麻煩，次日就告別了老母。老母老淚縱橫，問我到哪裡去?我隨口答了天涯二字。她聽力不太靈敏，聽成了天津。然後嘮嘮叨叨地講述着她年輕時與父親去天津時的情景……說從武漢到天津很遠，一定會用許多的錢，要我等着，然後又折回她的房間，想必是為我拿錢。��

    此時，我感覺到去天津一定是天意，為何母親隨意吐出來的兩個字，也竟然是天津，而不是別的什麼天水、天山、天池……等等地名，所以堅定了我去天津的信心。��

    本來我已與周茂歧約好在北京會合後，一同去東北大興安嶺林區找臨時工做。據說那裡很需要用人，且不要戶口和介紹信，只要能幹活就行。我在南充有一個很好的朋友，後被劃為“中右”〖ZW()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中若干注意事項規定，凡有錯誤言行，又不夠右派標準的，在內部劃為中右分子，一般是做降職，降級，或下放農村監督勞動處理。〖ZW〗〗。吃不了在農村監督勞動的苦，受不了虐待和歧視，已經逃到了那裡。所以我們準備一面幹活，一面打探這個朋友的消息。如果再遇到什麼問題，就乾脆跑到蘇聯去，那裡是列寧的故鄉，是社會主義的發祥地。我正想着這些，母親已從裡屋出來，手裡拿着一個紅木匣子，說是父親留下的一塊羅馬金表和一些‘積蓄’，要我帶去。我接過手錶套在手腕上，卻堅決不要那積蓄。然後毅然離去……我走了很遠，忍不住回頭望了一下，可憐的老母還站在珞珈山麓望我。��

從武昌乘京漢鐵路的火車去北京，當時要一天一夜，我於次日下午到達北京新客站，這是當時北京著名的十大建築之一。但我無意欣賞車站的高大、雄偉和站前車水馬龍的街景，一心只想直奔老戰友部隊的駐地。��

這老戰友是我們武漢的同鄉、同學，又一齊參軍，並且我是他入團的介紹人。入伍後一年，因他家庭成份好，被部隊保送讀了軍校，畢業後分配到北京，任團部參謀。1958年以前我們經常有書信聯繫，後來“反右”和“反右傾”中斷了聯繫。但他並不知道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事。因此我和周茂歧約好，誰先到北京，誰在這個老戰友家等。所以，找到這個老戰友非常重要。��

北京啊，真大!我從未見過這麼大的城市。從火車站到復興門就走了三個小時，到公主墳天就黑了，幸好沿途還有些路燈。但是肚子餓得難忍，卻見不到賣吃的。舉目望去，唯有秋風陣陣，落葉紛紛。到五棵松時，馬路兩旁已很少有房子，四周均是越冬的空地，幾乎沒有行人，我的心一陣緊似一陣。不過，有些空地里有麥草搭的棚子，我鑽進一個。一是因為累，

二是因為餓，三是因為冷，四是怕碰到人被盤問。那棚里沒有住人，地上卻有些散亂的大白菜和大蔥。我撿起一根酒杯粗的大蔥，剝掉外層蔥皮，咬了口又白又嫩的蔥莖，沒有沖鼻的

辛辣，卻有清香的甜味，心想，生活在毛主席身邊的人多幸福啊，連很刺激的蔥都變得這麼醇淨。我連連吃了幾根大蔥，既解了口渴，又填飽了肚子。北方的泥土很乾燥，抓起一把都是散的。我從棚頂拉了一點麥草墊在地上，然後就席地而眠。當然，岳母給我的幾件衣褲，特別是那件毛衣，功不可沒。否則在氣溫只有幾度的秋夜，會把人凍僵的。��

正當我在菜棚里做着去青海與我妻相逢的美夢時，忽然被一陣“呔兒噠!吁!”的趕馬聲和大車輪子輾壓在凍土路上“喳喳喳”的聲音弄醒。連忙鑽出棚子，望着西墜的寒月和漸明的天光繼續西進。終於在紅日東上的時刻到達了部隊的駐地——石景山。��

在部隊營門的接待室，我登記了要會見的軍人名字。接待室值班的說：“我們部隊沒有這人”。他替我向幾個路過的軍官打聽，也都說不知道有這個人。於是有人建議去政治部打聽，或許從前有過此人。值班的見我已作登記，又看我身着一套軍便裝，知道是個曾經當過兵的，產生了同行的親情，竟沒有查驗我的證明和介紹信，就讓我進了大營門直接到政治部詢問。��  政治部接待我的軍官也是湖北人，他一聽我說出戰友的名字就連說：知道，知道，有這個人。並且曾經當過他的上司，但是三年前就調到西藏軍分區去了，……我聽了這消息猶如是五雷轟頂，竟急得一時間計無所出。心想：這下子我怎麼與周茂歧取得聯繫呢?唯一的，也是最後的希望，那就是周茂歧也去天津。因為我在路上也對他講了要去天津會任世同哥哥的事。但願他能記住地址。俗話說在家靠弟兄，出門靠朋友，周茂歧點子多，這是一個亡命徒面對已陌生了的社會所必須要有的。此時，我更感到天命難違，必須去天津……與此同時，又覺得萬事萬物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萬一正在此時周茂歧又突然闖進來了呢，於是我覺得應該在部隊住下來，等一等。所以當晚我就住在這個部隊的招待所里。是政治部那位尉官帶我去的，並對那登記住宿的士兵說，這是×參謀的戰友，也是他的老鄉，要住兩天等人，要他們照顧好點！結果只登記，也沒有看證明或介紹信。此時我才發現機關愈大愈麻痹，旅店愈小管得愈緊，眼睛都是盯住老百姓的。難怪李萬銘〖ZW()建國後報紙揭露的冒充高級軍官行騙全國的大騙子，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據此編寫了一出名為《西望長安》的話劇。〖ZW〗〗那樣的人能夠混下去，能夠得逞。當然，這也增強了“我也能混下去”的決心。但我不騙金錢和美女，只是為了生存而騙信任。在北京這個部隊我等了三天，天天憑招待所的出入證進出大營門，到外面去望周茂歧。直到完全失去信心，覺得周茂歧或許正在天津等我哩。於是又趕快趕往天津……臨行前還給部隊接待室留了個口信，說有人來部隊找×參謀時，就請他馬上去天津。��

從北京去天津，當時乘坐火車4個多小時，最經濟、快捷、實惠。我便乘了火車，並於當日下午到達天津。結果，任世同哥哥住在塘沽，距天津市區還有一段不短的路程。我又乘了汽車，到溏沽已夜靜更深。當我扣響任世同哥哥家的門時，我怕這房子已換了主人，當我聽到開門的老者問我找誰時，我輕聲說了任世同哥哥的名字。當老者用審慎的眼光望了我一瞬，然後答“我就是”時，我似乎不敢相信，又似乎沒有聽清，於是補問了一句：“你就是任世同的哥哥?”“是的，我就是。”“我是任世同廠里的同事，從重慶來……”我想我把話說到這裡，他就會請我進屋，然後把話說下去。可是這人一隻手撐在門框上，身子站在門中央，做出不想讓我進去的姿勢。我急了，開門見山地對他說：“讓我到你屋裡去，我有事對你講。”在這種情況下，他才側着身子讓我從他身旁擠進屋裡，還沒有等我在椅子上坐定，接着又問我：究竟有什麼事?於是我只好講了我是從他弟弟勞教的單位來的，是受他弟弟囑託專門到天津看他的……他聽了並不覺得高興，反而有些局促不安。我覺得這人並不像他弟弟介紹的那樣：熱情好客，說話幽默風趣。這人見我坐下，就吩咐他老婆給我倒開水，然後乘我不注意就溜出房門很久沒有回來。我當時沒有懷疑，只認為自己在坐冷板凳。就問他老婆：“大哥做啥子去了?我說幾句話就要走的。”他老婆答道：“他給你買香煙去了，很快就會回來的。”於是我穩定了忐忑不安的心，並沒有去想這人有什麼問題。��

這人大約走了一刻多鐘，終於回來了，一改此前冷漠的神情，臉上堆起了笑容，遞給我一支恆大香煙，然後像是為了再證實一下，又問我：“是不是就叫4……”他是指《415信箱》，但沒有說出來。我明白他所指，就點點頭，答道：是，就是。隨後就東拉西扯。好像是漫無邊際地問我準備在天津呆多久?然後再去哪裡?……我對他也慌稱自己是“解決了問題”的，在天津要等一個人，然後去東北林區找工作。為了安慰他，我又說任世同的問題也很快要解決了，問他是希望弟弟回重慶媳婦(北方人稱妻為媳婦)那裡呢?還是回老家天津?他感到不知所措，連忙答非所問地表示：應該!應該!我覺得這人有些滑稽，隻字不問我吃晚飯沒有，更沒有留我在他家過夜的意思，就站起來告辭。他又說街口有個小旅店，環境清潔，價格便宜，若是我要等待的人來了，他也好找我……我認為他這句話算是說得有道理，並且說到了我心裡——要不是為了等周茂歧，我何須與他這樣磨磨蹭蹭，於是就順水推舟答應了。��

    那晚住在那小店裡十分安靜，只是凌晨2時(此時我已有了父親的手錶)當地派出所來查房。為首的民警十分專注地看我那張用化學藥水退了字跡的西南石油地質勘探局××××鑽探隊”的介紹信時，我以為他看出了破綻，心裡怦怦怦跳，額頭、臉頰、脖子沁出了汗水。可是一切意外都沒有發生。那民警把介紹信退給了服務員，說沒有什麼，叫我關門睡。��

    後來的事實證明派出所已聽了居委會治保主任的匯報，那民警只是來進一步核實。沒有立即把我帶回派出所審問，是因為知道我還在等人，不能打草驚蛇，要利用我一網打盡。�� 

我在溏沽港一連等了三天，望着那來來去去的船隻，聽着那聲聲哀鳴的氣笛，看着那川流不息的車輛和密密麻麻的人群，好生感慨：我為什麼不是他們中的一員呢?我為什麼會提心弔膽，四處奔波，天涯亡命？不就是因為我頭上有頂孫悟空那樣的花花帽子嗎。��

    我估計周茂歧可能沒有記住任世同哥哥的地址，已經不會來天津了。所以決定再回北京去部隊打聽我走後有沒有人去找×參謀的信息。行前，我去向任世同哥哥告別，他的臉一陣白一陣青，又一陣青一陣白，好像非常尷尬的樣子，連連說抱歉!抱歉!對不起!對不起！我以為他是指沒有很好招待我的事情。其實，我對他的冷漠、吝嗇、卑微已經很理解了。他出生在所謂的反動資產階級家庭，在那個唯成份論的年代，哪能不唯唯諾諾，夾着尾巴做人。他家每人每月只有10多斤糧食，拿什麼請我吃飯?他住了兩間總數不足20平方米的“干打壘”〖ZW()50年代末為了準備打仗，節約鋼材推行的一種不用鋼筋的房屋。〖ZW〗〗房子，兩夫妻和一個小女，怎能留我住呢?所以我也連連回答他：甭客氣，你沒有什麼對不起我的地方，

別這樣說。於是就背起帆布挎包離開了他家。��

    我到溏沽汽車站買了一張去天津的客運票，想再買點吃的就去候車。剛下完車站的梯階，有兩個穿敞擺卡克衫的青年來到我面前，問我要找誰?我說我不找誰，然後想繞開他們走自己的路。可是兩人擋住了我的去路，說是有點兒事情，要我跟他們去問一問。我腦子裡一閃，立即就意識到這是公安便衣，但不打算束手就擒，產生了‘快跑’的念頭。可是還沒等我轉過身去，我的兩隻手已被背後的人像鉗子一樣抓住了，掙扎是無濟於事的，只好依照他們的吩咐，把褲帶解下來交給他們，雙手提着褲腰跟他們走。��

    此時此刻我才認識到：所謂到天津是天意，就是那張天網。既然是天網難逃，天意難違，我就只好認了。為了免受皮肉之苦，我決定和盤托出，承認自己是從勞教隊逃跑出來的。�� 

但是奇怪，他們把我從派出所轉到分局，又從分局又轉到市局，一連關了五六天，就是只關不審。後來聽說這是公安破案慣用的伎倆之一：製造心理恐懼，消磨你的意志，摧垮你的思想防線……。��

    其實，我是個很現實的人，頑固沒有好果子吃，知道對抗只有死路一條。他們沒有必要在我身上動那麼多腦筋，考慮這種策略或那種方式。可是我哪裡知道，那時天津正有一個偷渡組織密謀策劃組織偷渡。所以公安當局並不相信我僅僅是個勞教逃跑犯。如果我僅僅是個勞教逃跑犯，這個案子對他們毫無價值，毫無意義。��

    但是無論他們對我怎樣刑訊逼供，我始終只承認我是四川勞教隊的勞教人員。他們沒有辦法，又不能把我打死。於是就當我是一隻死老鼠，扔在那裡，每天吃二、三、三，等着人來證實，來認領了。”��

 

十六、初現即逝的曙光��

 

1962年元旦前夕，《415信箱》凡屬於右派性質的勞教人員，都集中到侯家扁“學習”，又稱“右派集中”。十九隊自然而然成了名正言順的“右派隊”。根據日後得到的消息，“右派

集中”的原因和背景有兩個：��

第一是根據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要壓縮基本建設規模。

剛開工不久的廣旺鐵路立即下馬，白水至嘉川的沿途再聽不到叮叮噹噹打二錘的聲音，再聽

不到轟隆隆的放炮聲……因為勞教人員繼續幹活，築路支隊也結算不到工程價款。加之《415

信箱》下一步的去向未定，所以只好讓勞教們坐下來“學習”。��

第二是，有消息說要給右派平反，或者說叫甄別。把這類人集中在一起便於“處理”。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傾錯誤，使我國的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生活陷入困境。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後，全黨提倡調查研究之風，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先後制定了《農業六十條》、《工業七十條》、《商業四十條》、《科研十四條》…… 政治氣氛開始寬鬆和轉暖。連1956年熱鬧了一陣子的雜文，也突然冒了出來，什麼《三家村札記》、《燕山夜語》等，更是旁徵博引，直指時弊。所以給“右傾”平反提上議事日程之後，又有人提出要對錯劃為右派的人進行甄別。與此同時，還有傳言說統戰部門正在收集材料、準備向中央提出議案。��

    集中到侯家扁的右派有工程師、教師、醫生、文藝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公安工作者、銀行工作者和大學生。其中頗有名氣的有諧劇創始人和諧劇表演藝術家王永梭，西南工人日報副總編輯汪崗，省人藝的程樂天和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畢業的汪孝華……從此，吵嘴打架的少了，講低級庸俗故事的少了，談政治時事的多了，讀各類書籍的多了，連吃飯排隊也捧着書本。隊部的主要領導也換了，中隊長換成了一個姓李的，50多歲，文化低，資格老，講話拉雜，心地仁慈。換來的教育幹事就是在雲南十九隊的劉啟耀。看來三年多他“政績”不好，沒有升官。但勞教人員對他印象不錯，認為他是管教幹部中比較有水平的、講話有條理，也有情理，對勞教人員有威嚴，也有寬厚，在那個不整人，就被人整的年代，尤其難能可貴。��

    右派集中，把跟隨崔事務長在其它中隊當事務員的邢榮光也“集中”回來了。他原是勞改局幹部、勞教初期曾與我在沙坪農場搞過地形測量，此次回來，見我本已清瘦的身體更加消瘦，就向中隊長和事務長推薦我當了廚房的炊事員。��

    所謂的“學習”並沒有新意，也沒有實質的東西，天天學習的“文件”就是那張遲到三天的《四川日報》。幸好那時國際國內發生的事很多，什麼印度軍隊在中印邊境製造磨擦，挑起事端；什麼美帝國主義破壞《日內瓦協議》，扶持西貢傀儡政權，發動“特種戰爭”，對越南北方狂轟爛炸，把戰火燒到了中國的南大門；什麼蘇共二十二大公開攻擊中國，中蘇兩黨關係徹底破裂，中國有腹背受敵之勢。按照國際矛盾上升，國內矛盾就會緩和的邏輯推測，解決右派問題應在情理之中。��

    聽說，有些地方的統戰部門曾召集“清放”回家的摘帽右派座談。主持人的第一句話就是“同志們受委屈了……”然後詢問生活上有什麼困難?這時《415信箱》的一位領導也到侯家扁來視察“右派集中”情況。曾碰到一位他認識的魏紹桓老師，握手話別時，鼓勵魏老師要用“集中”的機會好好複習業務知識，不要丟了，還要為革命工作……這種種跡象顯示，並非空穴來風，對侯家扁的右派們來說，無疑是注射了一針興奮劑。��

    這期間，王永梭、汪崗、程樂天和魏老師等一批文化人，常常聚在快活場小茶館裡研究創作問題，並寫成了王永梭日後復出首場演出的名為《結婚》的諧劇劇本。��

    這期間，勞教紀律也網開一面，可以與老鄉實物互換，“自由貿易”。��

    這期間，學習形式也不拘一格，把報紙念完，就天南地北，無邊無際的漫談。��

    這期間，生活也有些改善。雖然糧食定量標準沒有變，但蔬菜的數量多了，菜里的油花用肉眼也能看見了。��

    輕鬆的外部環境，喚得勞教人員的內心復甦。��

    這期間，勞教們的家屬也紛至沓來，傳遞信息，交融情感，了解情況。��

    特別是1962年元旦，在快活場集市貿易的土壩子上進行了一次匯演，有唱歌、朗誦、川戲、諧劇、魔術和雜耍，引來了許許多多的“鄉親們”圍觀。右派隊的節目最多，最精彩、最受歡迎。當然其它隊的表演也不遜色。如像有個演魔術的，當眾把一根細麻繩剪成幾段，然後在手掌心搓了一下，再用嘴吹口氣，拉出來仍然是一根完好的麻繩——此人就是某文工團的專業演員。又如玩“雜耍”的，兩隻手把4個雞蛋大的土豆玩得溜圓，他一隻手拋，一隻手接，始終有兩個土豆在空中旋轉，有時還把右手拋左手接，改為左手拋右手接，甚至背後拋前面接……想不到打了這麼多年二錘的手，玩起“雜耍”來還那樣嫻熟，——這人也是雜技團的職業演員。王永梭的新作《結婚》，也向勞教人員亮相，博得“經久不息”的掌聲，又加演了《賣膏藥》，大家仍然興致未盡。程樂天一首“毛主席派人來，一條金色的飄帶，把北京和拉薩連起來……”將演出推向高潮。沒想到打夯喊號子，抬石頭喊號子，並沒有使他的嗓子變粗、變沙，唱起歌來聲音仍是那麼渾厚、嘹亮、高昂、圓潤……經過三次謝幕，大家都不答應，於是加唱了從前他最喜歡，最拿手的電影《夜半歌聲》裡的《熱血》：誰願意做奴錄?誰願意做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個歐洲，我們為着博愛、平等、自由；願付出任何的代價，甚至我們的頭顱，我們的熱血像弟聶耳河似的奔流，看吧!黑暗快要收了，光明已經射到古羅馬的城頭……。��

    這次演出無疑是成功的，證明《415信箱》勞教們的藝術人材濟濟。可是陳樂天加唱的《熱血》惹了麻煩，讓教育幹事在大隊部挨了批評。有高度政治嗅覺的大隊領導對他說：“我一聽那歌的味道就不對。同志啊!對這些人不能掉以輕心，喪失革命警惕。”��

    1962年的元旦剛剛過完，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工作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門，各中央局、各省、市、地、縣的主要領導，以及一些重要廠礦和部隊的負責幹部，共計七千餘人。所以通常稱為七千人大會。��

    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要總結三年“大躍進”造成嚴重經濟困難的經驗和教訓，從而統一認識，增強團結，戰勝困難，更好地前進。��

    劉少奇在會上代表中央作書面報告時指出，一些地區出現的饑荒現象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要求全党進行反思。劉少奇還為彭德懷辯護，說在黨的會議上說明事實，直陳己見不能算為反黨……(詳韓素音所著《周恩來與他的世紀》)。這當然讓毛澤東聽了不悅，但為顯示其豁達大度，他也在會上做了自我批評，說“大躍進的錯誤第一個應當負責的是我”，但沒有說他怎樣來負責，是引咎辭職，還是……卻仍然端正坐在主席位置上。

    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也發了言，他力排眾議地提出：以前之所以出現錯誤，“恰恰是由於沒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澤東的思想去做。” 他的發言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賞，以此為契機，林彪的地位如火箭般上升。而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鬥爭則從此悄悄展開。自中共“七大”在黨內確定為接班人的劉少奇，其地位也開始發生了動搖。��

    “七千人大會”雖然在實事求是對待錯誤和缺點，發揚民主和自我批評精神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還沒有改變從原則上肯定“三面紅旗”這個前提。加之林彪發言的消極作用，致使“反右傾”的錯誤和“大躍進”的錯誤並沒有得到徹底的改正。相反，毛澤東隨之以後還陸陸續續駁斥了彭德懷的申冤長信(即八萬言書)，嚴厲批評了周恩來等人對困難估計的“黑暗風”，鄧小平等人複查“右派”的“翻案風”，鄧子恢等人支持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單幹風”。特別是當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又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段鬥爭”的號召。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強調如何防止出現的所謂的“修正主義”。於是，中國的政治形勢又極“左”直下。��

    這些消息自然而然從各種渠道傳到了在川北小山村的右派們的耳朵里。他們從內心裡佩服四大隊那位領導的政治敏感性。��

    我當了炊事員，開始吃飽了飯，消瘦而蒼白的臉上有了光彩。可是幾個與我耍得好的朋友怎麼辦呢? 他們每次來領飯時那渴望“關照”的眼神和平時碰面不自然的表情，是不言而喻的。但那時也是吃罐罐飯，是按不同定量蒸的，一個蘿蔔一個坑，每人一罐，要想照顧朋友不容易。不過經過一些時候的觀察，我發現炊事班長往幾個罐口有殘缺痕跡的罐里多裝米，發飯時發給他自己的朋友。廚房干雜活，做飯，做菜是每日互換的，所以輪到我做飯和發飯時，也照班長的辦法照顧自己認為應該照顧的人。後來我才發現其它炊事員都是這麼幹的。俗話說叫化子都有幾個窮朋友，哪個人一生沒有照顧別人或被別人照顧的時候。但是這樣做，我總覺得對不起多數的難友們，心裡不安寧。有時又自我安慰，我不這樣，也不能阻止別人這樣，世間不公平的事多着呢!這也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則——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生存競爭。否則，我們的諧劇大師，男高音，提琴手，二胡手，記者、編輯……何以後來能有一個完整的身子，完好的嗓子，健全的十指回到人間重操舊業呢?��

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為難了一陣之後，還是昧良心出於無奈的做了，那就是我當炊事員的消息，猶如今日中了“體彩”特等獎一樣，傳進了楊少西的耳朵。他所在的中隊距侯家扁不遠，因為他一貫“反改造”，右派集中時說他另有問題未能讓他來集中。他托人給我捎來一張紙條，上面只有問候的言辭，並沒有任何要求的句子。但來人卻說楊少西身材高大，非常吃得，所以經常犯紀律，幹部們對他管得特別嚴厲。現時一般人都可以請假離隊，而他則不行，所以一天到晚都喊餓，雖然沒有得水腫病，卻瘦掉了一層皮。我聽了非常難過，當即表示要想法給他弄點米，要來人三天后從我指定的朋友手中取。��

    那人走了的第二天，正好我值夜班，我把白班偷偷挪出的一些大米和當天清晨應加入苞谷稀飯的部份大米裝在洗臉盆里，上面搭了衣服和毛巾，放在與朋友約定的灶坑的一角，朋友來取時我把身子轉過去讓朋友拿走。並且與朋友約定：萬一事發，他只能承認是自己來偷的，不能暴露我，以便保住我的炊事員職務。��

    在那個困難年代裡，不要說勞教單位，就是機關廠礦，當炊事員都是令人羨慕的。但我和我的朋友們想保住我的炊事員位置也並不容易，因為右派們個個都是“鬼精靈”，他們雖然拿不出真憑實據，卻也發現了某些人與某炊事員關係密切的蛛絲馬跡。於是強烈要求派人跟班“監廚”，甚至撤換一些炊事員。與此同時，旺蒼縣公安局在快活場的土壩子，又召開了一個與元旦匯演同規模的大會，宣布對關押在《415信箱》禁閉室的肖風實行逮捕，理由是他參予和組織盜竊國家的“戰備糧”。��

 

十七、並非終點的最後一站��

 

肖風的被捕，給右派們的心靈上澆了一盆冰水，剛剛復甦的心忽然又被抽緊，活躍的氣氛變得噤若寒蟬，預示着有風暴來臨。��

    果然，1962年剛剛開春，在侯家扁集中學習了一段時間的右派，沒有盼來平反，甄別、安置或遣返，盼來的仍然是轉移，仍然是繼續修路。��

    據後來的史料得知：深知民主人士在“反右派運動”中冤屈的中共中央統戰部，的的確確曾於1962年向中央寫過一份名為《關於右派分子工作中幾個問題的報告》，提出“如果領導上認為需要和右派分子本人或家屬申請甄別的，可以甄別。對於確實錯劃的，予以平反；對於可劃可不劃而劃了的，可以從寬摘掉他們的帽子。”如果這個報告得到批准和貫徹，那麼將會有數十萬人可以得到平反。��

    據說，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曾經組成了一個以鄧小平等人為首的複查“右派”的班子，可是正當這時，彭德懷給毛澤東也發出了一封長信(即八萬言書)，申明他從來沒有組織過什麼“反黨集團”，要求翻廬山的案。但毛澤東的為人沒有他寫的詩詞那樣坦蕩豪放，更不是一個勇於改正“事實已證明錯了”的人。，何況他與彭德懷積怨甚深，於是就說彭德懷有國際背景，其“反黨集團”，案不能翻。彭德懷嚷着要翻廬山的案，統戰部又要給右派甄別，統統被毛澤東斥之為“翻案風”，右派問題因之擱淺。��

    右派們集中學習一陣後，隨“信箱”一起從川北轉移到了川西的灌縣。一是說修成都至汶川的森工鐵路，一是說修岷江的一段漂木水渠。右派隊的駐地距縣城最遠，在老母孔下方的湯家院子。這是一個小山村，與侯家扁極為相似。也是由幾座木結構的小院子相依組成；總共只有10幾戶人家，也是由於所謂的“自然災害”肆虐橫行，弄得人少房空，才有讓右派勞教們住的房子。這裡也是岷江的一段黃金水道，每年有數萬立方米木材從上游漂流經過這裡。所以湯家院子下面的岷江岸邊就有岷江水運局的一個水運隊。湯家院子的後山上又有一座水泥廠(即今市屬東風水泥廠的前身)有上百號工人。湯家院子斜對岸的麻溪，是附近最大的場鎮，有渡船往來。每逢趕場天，山民齊集，熱鬧非凡，勞教們也經常光顧那裡。��

    幾乎與右派隊到達老母孔的同時，楊少西所在的中隊和諸崇明所在的新隊也到達了灌縣，並且在距縣城最近的魚咀附近。老隊的老勞教在岷江的沙灘上採集河沙卵石，而新隊的新勞教人員負責打二王廟隧道。這時新隊的新勞教天天都在增加，大有要把老勞教擠出415信箱的態勢。據說這些新勞教基本上都是那幾年“大躍進”經不起“考驗”，“糧食關”沒有過好而“犯錯誤”的人，或許其中還有“反右派運動”的積極分子。��

    右派隊的右派們在湯家院子駐紮下來以後，並沒有立即投入生產勞動，也沒有組織枯躁的政治時事學習，所以吃了飯就三三兩兩四處遊蕩。有的甚至跑到10多公里的紫坪鋪、白沙和灌縣縣城去玩。這時市場供應已開始有好轉，在灌縣城裡只要有錢和糧票就能買到肉類等好吃的東西。所以右派跑縣城主要是為了吃，當然也有為躲避檢查而到縣郵局給家人或親朋寄信的。還有一部份人跑紫坪鋪或白沙不是為了吃，為了交信，而是為了看電影和看自己認為漂亮的女人。因為“二五”期間開工建設的紫坪鋪電站，雖然因蘇聯撤走專家，國內壓縮基本建設規模而停工下馬，但留下“掃尾”的工人和技術人員仍然不少，有男的也有女的，所以每天晚上都要放映電影。有時在沙石場的壩子，有時在工棚里，但無論在那裡放映，都不收錢收票。所以右派們和勞教們常常混跡於此。據說還真有些膽大妄為的勞教分子自稱是57415部隊的，與水電施工單位的青年女工交上了朋友。當然大多數只是為了過一下“乾癮”。

    幸而有這樣一個勞教們相聚的地方，我與楊少西在白沙不期而遇，並打聽到諸崇明已經摘帽、解教、留隊就業和耍了女朋友，三喜臨門。當我問到楊少西他自己的情況時，楊說他的情況糟透了。他們隊的中隊長賭咒發誓在全體勞教人員的會上宣稱：“只要我在這個中隊當隊長，你就休想離開勞教的大門。”可是這位隊長說話也確實說得太絕對了一些，他萬萬沒有想到毛澤東雖然不同意給右派們平反或甄別，但也沒有說右派頭上的帽子要永遠戴起，要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就在我與楊少西在白沙相遇不到一周的日子，我得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說楊少西已經離開勞教隊了，是汽車來接回成都的，給了那個隊長響亮的一記。至於回去的“內幕”傳說就多了。有的說是省委某某書記來灌縣視察，發現楊少西在挑河砂……有的說楊少西的伯父在中央當那麼大的官，即使是父母不便出面，但他的家族也會有人說話……如此等等。後來楊少西告訴我，靠親屬關係的傳言是不真實的。若是能那樣，1957年他就不會被處理。他說真正的原因是右派已經整整改造了三年多，於情於理於法都不應該再繼續關下去。所以中央決定要給大部份右派摘掉帽子。考慮到給他摘帽在少數管教幹部中有阻力，所以才將他要回省里，然後由省里直接給他辦摘帽和解教的手續。要說這一點有些特殊的話，他說那也不可否認，當局是考慮了他家庭背景的。��

    我後來到灌縣也找到了諸崇明，並在他就業的新勞教隊享受了一餐幹部伙食(勞教隊就業人員吃幹部伙食)並見到了他的女朋友：高高的身材，長長的辮子，濃濃的眉毛，大大的眼睛，至少比他要小十幾歲。據說還是公社書記的外侄女……我夸諸崇明好福氣，更讚嘆這女子在那個天天都要講階級鬥爭的年代，居然有那樣的勇氣。但想到自己的前途未卜，於是為諸崇明寫了一首七絕：人生結交在終始，莫為艱難半路分；千篇著述求不得，貴在一生有知音。

    正當右派們焦躁不安，愀然不悅之際，一天晚上右派隊的教育幹事劉啟耀在湯家院子的院壩里，召集全隊勞教右派宣布重大事情。消息傳出大家繃緊了神經，不知道是否又有誰像肖風那樣大禍降臨。但是當時劉幹事的臉上少了嚴肅的神情，多了一些興奮，並一改往日朗朗而急促的聲調，用一字一頓的韻調念着手裡的稿子：��

    “根據四川省人民政府改造右派辦公室和四川省勞教工作委員會的通知，現決定給一批確已改造好的或確有悔改表現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和解除勞教……”聽到這一次是“一批”，而不同於往年的“幾個”時，大家緊張得屏住了呼吸，連地上掉根繡花針都聽得清楚。當劉幹事宣讀名單時，聽到有自己姓名的人，立刻由緊張轉為喜悅和興奮。但我高興不起來，我清楚記得1959年在雲南鹽津黃桷槽，正是這位劉幹事在年終評審總結大會上，宣布給了我一個“記過”處分，這處分至今沒有撤銷，當然不屬於“改造好的”或“確有悔改表現的”，於是我想着別的事情沒有注意聽。劉幹事叫我叫了三次都沒有聽到我答應，還以為我又跑去白沙看電影了哩。及至旁邊的人撞了我一下說：��

    “劉幹事在叫你，給你摘帽子，怎麼不應聲呢?”這時我才如夢方醒，大聲應了一個“到!”接着又應了“有!”和“我在……”等等，簡直是語無倫次。讓劉幹事和大家好笑，說“這是好事，你為什麼緊張成這個樣子。”��

    我的名字是名單上最後的一名。大約有一百好幾十名，占全隊右派的80%。名單宣讀完畢，也沒有發一張像釋放犯人那樣的《釋放證》，於是有人嘀咕道：這樣宣布一下，口說無憑，誰知道換個地方人家認不認?正當此時，劉幹事大喊了一聲：��

    “摘了帽子的同志們，從現在起你們又回到了人民的行列，但是要注意，根據中央的精神，帽子是有摘有戴的，希望大家今後要把握好自己……”。��

    這句話引起了一些騷動，有人埋怨說：��

    “既然大家正在高興，劉幹事何必要這個時候說這句話哩!豈不是又讓你發燒又給你頭上潑冷水。”��

    又有人說：“我們這種被打了烙印的人，就像個失去貞操的女子，無論你怎樣懺悔，改過、贖罪，都洗刷不掉那個污名，怎麼可能高興呢!”又有人反駁道：“你這比喻不恰當。我們是從未失過節的堂堂正正的男人，頂多是像孫猴子那樣受了觀音菩薩的騙，才被扣上這頂花花帽兒的。”……

這時候一些沒有被念到名字的人，反倒表現出無所謂的樣子，在那裡相互打趣：“劉幹事稱‘同志們’三個字的前面還有‘摘了帽子的’五個字，並不包括我們，你高興什麼?”��

    “同志們就同志們，何須要在前面加那五個字?按照中國的文字規則，既然有‘摘帽的同志們’，當然也應該有‘不摘帽的同志們’，中國文字講求反正、對稱……”這兩位未被摘帽的還沒有嘀咕完，劉幹事好象明白他們的心思，轉而針對他們說道：“這次沒有摘帽子的也不要灰心，只要你們認真改造，克服在改造中間的缺點和錯誤，不久的將來也會有這一天的……。”劉幹事的話還沒有講完，幾個“未摘帽的同志們”大聲打岔道：“劉幹事放心，我們不會灰心，我們永遠和您在一起。”劉幹事知道這些人的心裡實際上並不平衡，是在說風涼話，故意調皮，就故意回敬了一句刺激這些人的話：“你們高興什麼?有什麼值得你們高興?”��  這些人並不怯弱，應道：“有這麼多人摘了帽子怎麼會不高興？為‘摘了帽子的同志們’高興唄!呵!不對，我們還不能稱他們‘同志’。應該是為‘摘帽的同學們’高興，呵，也不對。現在我們也不能稱他們‘同學’了。總之，為摘了帽子的人高興，怎麼值不得?”��

    劉幹事懶得再理會這些人，知道理會下去也理不清。接着又宣稱：“由於目前大中城市不許入戶，所以摘了帽子的同志們現在還不能回家與親人團聚，只能安置在勞改單位就業。”

這一宣布，“摘了帽子的同志們”的心也冷了。他們知道“脫法”犯人的就業隊是什麼樣子，除了可以請假外出，可以請假探親，可以找對象結婚而外，待遇、住房、工資收入，政治地位與勞教們基本上沒有差別，難道勞教的就業隊會好些嗎?��

    帶着一肚子疑團，我與100多名摘了帽子解除了勞教的“同志”們搬進了設在岷江岸邊水運隊工棚的職工一隊。聽名字比就業隊好聽，料想其它也可能好些。我到職工一隊後沒有再當“火頭軍”，而被編在木工班當木匠。本來我一不會使用斧頭，二不會用鑿子打眼，三不會認識鋸子的反順，何以敢去當木匠呢?原來右派集中時我結識了一個叫鄭世浩的隆昌人，原是師專的學生，年齡與我同歲，所以很談得攏。鄭世浩小時候隨父親幹過木匠活，所以勞教後就當了木工。經過三年多的不斷實踐，技術上很有長進。這次摘帽編入職工一隊，任了班長之職，就舉薦我到木工班。他說，當木匠不挖、不抬、不挑、糧食定量也高。萬一今後能出去，也有掙錢吃飯的手藝。��

    職工一隊的施工任務是給森工部門修“羊圈”。就是枯水期在江河彎道有迥流水的地方，用混凝土澆礅子，用元木做橫攔，像草原圈羊兒的圈一樣。發洪水時圈住上游林區放漂下來的木材。這是一種古老而又原始的運輸木材的方法，叫水運。��

    阿壩藏族自治州的森林非常廣闊，面積有1767萬畝，占全州總面積的15.5%，蓄材量3.4億立方米以上，是成都市，乃至川西北經濟建設所需木材的供應基地。但是當時成都至阿壩林區的公路運輸非常困難，時間長，費用高，經常翻車.所以大量的木材仍然採用水運。但水運對元木的損傷很大，破損率接近50%。於是省里決定修一條從成都至汶川的鐵路，既運木材也運礦石。但是鐵路沒有建成之前，水運還得繼續進行。隨着建設對木材需求量的不斷增多，林區的砍伐量也一年比一年加大。原來岷江上的“羊圈”已不能滿足需要，所以必須增加新的“羊圈”——這就是《415信箱》來灌縣打二王廟隧道，修“羊圈”的背景。��

    職工一隊的首任中隊長綽號叫“趙大炮”。不見其人只聽其名，就讓人感覺得不是滋味。據說此人屬於沙坪農場楊隊長那一類型的管理幹部。長期管理不敢反對，不敢反抗他的犯人。養成了“我是代表無產階級對你們這些階級敵人專政的”，所以他最大的本事就是訓人、罵

人、揍人。愛使用的殺手鐧還有罰站和扣飯。��

木工班的任務是做混凝土礅子的模板，清縫、穿銷、拼裝，活兒比抬呀挑的輕鬆些，但

經常加班，累得腰酸背疼，有時還吃不到加班飯。��

回到人民行列的“職工們”有何感受呢? 我們與勞教相比，可以說沒有半點差別，工資

還是每月10幾元至20幾元不等。扣除伙食後只剩幾元錢或十幾元錢，仍處於半飢餓的狀態。

勞動仍然那麼繁重，干土石方，淘河砂卵石，不挖就挑，不挑就抬。政治上，甚至人格上都

比幹部矮了一截。除宣布摘帽時劉幹事那一聲“同志們”之後，再也聽不到對我們有這樣的

稱呼。隊長，幹事叫我們都只喊名字。稍有不遜，幹部們動輒就橫眉瞪眼，怒目相視。甚至

警告說，不要翹尾巴，不要忘記自己的身份。如此一來“職工們”群情激憤，積怒難忍，想

到反正就是這樣了，最多再把右派帽子戴起。於是，我們雖然不敢公開對抗，卻可以暗中抵

制。此時同夥中“靠攏政府”的積極分子也少了，班長們抱着上下都不得罪，遇事拖眼皮的

態度。一時間勞動情緒萎靡不振，生產工效陡然下降，眼看進入雨季洪水就要來臨，若不能

按計劃的時間把“羊圈”修起，洪水來了工程就要報廢。於是趙大炮天天到工地親自督陣。

但他畢竟是少數人管理多數人，而少數人又不與他一條心，對他多是陽奉陰違，所以就在他

的眼皮底下，也有人裝病不幹活，甚至悄悄遛走。有一天岷江對岸的麻溪場發生大火，在江

邊掏河砂卵石的20多名“職工”，連忙乘渡船過去撲救。但是由於風大火急，待他們趕到時，

十多間店鋪已化為灰燼。他們正想返回時，有人在供銷社位置的灰燼里翻出了一箱還沒有完

全燒焦的麻餅……供銷社的人為這些“職工”過江救火的行為所感動。加之被煙熏過的麻餅

也賣不出去，就叫這些“職工”拿去吃。結果惹惱了趙大炮，又使起了他那個“扣飯”的看

家本領。可是這辦法對這些知理懂法的“職工們”不靈，他們質問趙大炮，憑什麼扣我們的

飯?糧食是國家政策規定給的，伙食費用又是從我們的工資中扣了錢的……趙大炮啞口無言，

但仍然蠻不講理，說“你們麻餅都吃飽了，還要吃飯嗎?”並吩咐廚房的人，不給就是不給，

看他們敢造反不!��

“職工們”也不畏懼，廚房的人不敢發飯給他們，就自己進去取。炊事員中有個死硬分子上前阻止，雙方發生抓扯時，一個“職工們”順勢一拳打在那分子的牙腮上。口腔立即流出了鮮血，哇!哇!哇的跑去報告隊長。趙隊長連忙挎上他的盒子槍，來到“職工們”住的工棚，要抓那個“搶飯”又傷人的“兇手”，想藉此殺一儆百，鎮壓一下“職工們”與日俱增的不滿情緒。那曉得他這一着適得其反，激起“職工們”更大的不滿。大家認識到幹部任意抓人的舉動如不阻止，“職工們”的人身安全何以有保障。於是消息傳開，群情激憤，100多“職工們”把工棚團團圍住，把趙大炮和他帶領的兩個打手困在工棚中央，四周響起了憤怒的吼聲：“不准亂抓人!不准打人!”“趙大炮滾出去!”

……��

    這事件以趙大炮退卻而告終。但引起了有關當局的注意。他們認為：這些人這麼齊心，這麼團結一致，裡面可能有敵特分子，可能有反革命組織。所以，雖然表面沉寂了下來，暗中卻給這夥人埋下了禍根。��

正當岷江的洪水就要來臨，“羊圈”還未修完時，職工一隊的“職工們”接到又要轉移的通知。

 

 

 

 

 

 

 

 

 

 

 

 

 

 

 

 

 

 

 

 

 

 

 

 

 

 

 

 

 

 

 

 

 

 

 

 

第四部分  在新生的路上

 

 

一、 茶場和女勞教

 

 

1962年雨季快要來臨之際，《415信箱》的老勞教們被新勞教“擠”出了“箱子”，就業的“職工們”一部份去了廣元榮山煤礦，一部份去了永川新勝茶場。

新勝茶場在永川縣的東山和西山，是解放後建立的，已具相當規模，其紅茶供外貿出口，綠茶則在省內享有盛譽。據說新勝茶場當時是全省勞改企業中少有的盈利企業之一，加之地處成渝經濟發達地帶，各方面的條件相對較好。

新勝茶場的西山部分，從上排下去，有殷家槽、老君洞、馬家山、王家坡、小白岩、仰天窩、杉樹林、大坳田等產茶分隊；在黃泥塘有紅茶車間，朝陽寺有綠茶車間，四方山有衛生院，黃泥塘與小白岩之間有小火電站，場部附近還有個建築隊；場部在黃泥塘上面，殷家槽下面，地勢比較平坦，有磚木結構的辦公大樓，幹警宿舍，家屬樓，大禮堂，取水站和放電影的三合土壩子。

各茶隊除茶樹而外，還有上萬株著名的“江津廣柑”，每年產果千擔，全部出口蘇聯、東歐和東南亞各國。這些廣柑中錦橙、臍橙、先鋒橙、大紅袍和冰糖柑品質最佳，汁多味純，香甜化渣，馳譽中外。��

    茶園是依山勢沿等高線開成梯階形的，寬的地方種兩行、三行、數行；窄的只種一行。茶園是無數勞改犯人艱苦勞動開墾出來的，滴滴汗水澆灌出來的，既改造了大地，也改造了罪犯們自己，是人民政府一項十分正確的措施。有許多罪犯在開墾和種植茶園的過程中立功贖罪。有人被減了刑期，有人被提前釋放，還有少數判“死緩”的人，被改判為有期徒刑，撿回了他們的一條性命。��

西山的茶葉基本上有兩類，一類是雲南的大葉茶，色澤翠綠，葉片寬大，像梔子，枝幹疏密，花像白薔薇，種子像棕櫚。一類是四川小葉茶，色澤深綠，葉片小而肥厚，枝幹濃密，花和果實與雲茶相似。��

茶園管理大規模的一次在冬季。首先給茶樹修枝，其次是把所有的雜草和萌生的小樹苗鏟盡除絕，將泥土翻轉，把藏在土下的害蟲暴露出來凍死。並施一次“越冬肥”。與此同時還要把採茶的道路、排水的邊溝，垮塌的梯田和蓄水蓄糞的池子進行疏通和培修。來年開春前的“催芽肥”是最重要的一次施肥，是保證春茶有好收成的重要措施，就像給孕婦吃有營養的東西。��

“人勤春來早”。茶樹有充足的營養越過了冬季，開春前又得到了足夠的肥，於是會在一夜之間冒出新芽，叫人驚喜。春茶在一年之中的產量是最低的，但品質最好。尤其是“清明”

前後三天，在向陽的山坡上採摘的一芽一葉最為上等，是製作“龍井”，“碧螺春”，“毛

峰”等名品，珍品，貢品的材料。所以數量雖然不多，但經濟價值超過夏茶的數倍，秋茶的

數十倍。��

在春茶採摘過後有一個短暫的“茶樹休養生息”的日子，這時要進行一次“中耕施肥”。追施的肥料主要有日本產的尿素(當時國內還不能生產)和國產的氮磷鉀肥等。與此同時，根據茶樹的病蟲害情況，還要定期噴波爾多液和石硫合劑。��

採茶的方法不是用手指甲掐，而是用姆指和食指扳，鮮嫩的茶尖像蕨苔一扳就斷。這樣採摘的茶葉才不會有指痕或異味。採摘的時間最好是太陽剛出，晨露未乾之時。採下的茶葉隨手裝在採茶人背挎的竹簍里，裝滿了就要倒掉，不准用手壓緊再裝。

土法制茶的器具非常簡陋，一眼灶，一口毛邊大鍋，一個木製甑子，一副壓制茶餅的模具，一座烘烤茶葉的烘房。就可以生產出茶胚、青茶(又叫素茶)、或茶磚、茶餅。當時新勝茶場在省內同行業中制茶工藝和制茶設備已比較先進。除了晾曬、殺青、炒茶、制餅仍是手工勞動而外。揉茶、篩選、蒸製和烘烤均已用上了專門的機器設備。制茶的工藝流程，按順序有如下工序：晾曬、殺青、揉制、煎炒、再揉制、再煎炒，三揉三炒，然後烘乾成茶胚，再精製成各類茶品。��

將茶胚製作成各種形狀各種類型的茶品，叫精製。精製茶品的火為文火，鐵鍋的溫度不得燙傷制茶人的手。因為精製茶品完全是手工操作：雙手將茶胚從自己身前的鍋邊推向鍋的中央，再推向傾斜在上的鍋邊。茶胚自然翻落下來後，又推上去，如此反覆，如此重複，散卷的茶胚就會逐漸收緊，直到片片茶葉成灰白色或褐黑色的條束狀。這就是綠茶的成品——素茶。若在烘烤時加入適量的茉莉等香花就是“花茶”。若是在精製過程中將茶胚製成片狀，再加一定的配料就是“龍井”。��

紅茶的製作比綠茶複雜，除了殺青、揉制而外，還要增加發酵、破碎、分篩等幾道工序。

老年人都知道“山城牌”的沱茶以“物美價廉”著稱，所以新勝茶場也生產沱茶。可是沱茶的原料是最後一批秋茶的邊葉(沒芽尖的)或老葉做的。這種邊葉和老葉卷不成條束，所以只好粉碎成渣，經蒸煮後，面上加點好茶，然後用模具壓製成型。��

新勝茶場還有一條自建的泥結石公路，從太平場山腳往上縱向延伸至場部，基本上連接了所有中隊和制茶車間。也是當時全省勞改系統中交通條件最好的農場之一。��

1962年，為了安置“415信箱”的“職工”就業，西山的勞改犯人和大多數刑滿就業的都轉移去了東山，只有100多人的女子隊沒有轉移。她們是正在勞教的年輕女子和刑滿就業的婦女。這些勞教的女子大多是因為過“糧食關”偷、摸、扒、竊、騙犯的“錯誤”。純粹因為政治原因或生活作風來的極少。她們大都是城裡人，或在成渝兩地工作學習的。所以衣著時髦，體態優美，頗多風韻，大致可以歸納為四類：一曰“瘦小嬌”，二曰“肥白高”；三曰

“風妖騷”，四曰“麻核桃”。按她們原來的職業劃分，有“人類靈魂工程師”、有“白衣天使”、有劇團演員、有派出所民警、有飯店服務員、有工廠的青工、還有極少數大中專學生……。但她們中最漂亮，最風姿綽約的幾個女子，後來都調到了制茶車間。不知是有意關愛、憐香惜玉，還是別有用意。據這些女勞教後來對人透露，她們在制茶車間受到了很好的照顧。特別是個別男性管教幹部對她們特別溫存。沒有病准其休病假，“個別談話”時送上一杯牛奶或遞去一盅很甜的水……但這些女勞教十分機靈，明白男管教的“良苦用心”。一方面巧妙地虛與周旋，騙取他們好吃的東西和勞動上的照顧，另方面又只吃餌食不上鈎。��

    她們當中最有名氣的是“兩朵牡丹”，兩個姐妹，一個小組長和一個唱清音的。兩朵牡丹，一朵白的，一朵黑的。白牡丹叫王瑞瓊，成都人，當時20歲，身材適中，像個冰清玉潔的女子，談吐文雅。是在成都東郊軍工單位當工人時，偷了幾支電子真空管裝收音機而被勞教的。黑牡丹叫何婉容，江津人，當時剛過19歲，中等身材，膚色微黑，秀眉下有一雙大而深情的眼睛，是重慶一所中專的學生。她是因為塗改“飯摺子”騙取飯食，又屢教不改而勞教的。兩姐妹，就是雙雙都在新勝茶場勞教的姐妹。姐姐叫柳美，年約21歲，身材高挑，既有大家閨秀的典雅，又有小家碧玉的清純。系西南師範學院的學生。高中時就有“右派言論”，反右傾時為彭老總鳴不平，“自然災害年間” 又“攻擊”糧食政策，因而被補為“右派和右傾分子”。妹妹叫柳佳，有點像俄羅斯女子的名字，時年19歲，能歌善舞、活潑可愛，像只永遠在飛的燕子。她是在一個話劇團跑“龍套”時，在更衣室偷主角的手錶、現金和糧票而被勞教的。一個小組長，就是制茶車間女勞教小組的組長叫賴淑華，雙流中興鎮人，年約24歲，長得艷麗動人，可是潔身自好，戒備森嚴，男人很難與她接近。她是一家醫院的護士，因多次偷食葡萄糖注射液而被開除勞教的。唱清音的叫劉月華，成都人，身材小巧，年約20歲，是文工團唱清音的演員，有“小李月秋” 〖ZW(〗李月秋，成都著名曲藝演員，據說是她獨創的自作詞曲、自敲鼓板、又自唱的“哈哈調”，名為清音。〖ZW)〗之稱。一曲“布穀鳥兒咕咕叫……”的哈哈調，讓人心曠神怡，心馳神飛。她是因為母親被打成“右派”受牽連，又拒絕下派“支邊”而被勞教的。這些女子，有的已勞教了兩年，有的已接近“新生”。她們一直平靜地期待着改造好回到社會重新作人。可是《415信箱》這批“職工”的到來，撓亂了她們沉寂多日的心。��

 

二、就業初期發生的事情��

 

一千多名《415信箱》“職工”，是分批從灌縣轉移到新勝茶場的。路經成都市時，在成都有親屬的人可以請假去探視，但是必須當日去當日返回住地，讓他們解除勞教後，第一次體現一下享有公民權利的滋味，第一次體會“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可貴”這句話的意義。��

    我路經成都時也獲准回家探視。我母親見到我激動得泣不成聲。當知道兒子還要走時，

更是悲痛得萬箭穿心。母親問我何時才能回家?我說自己說不清楚，只能聽天安命。當我問我母親這些年和妹妹是怎樣熬過來的時，母親說多虧左鄰右舍都是一起生活了二三十年的老鄰居。加之她原來在居委會當治保主任時關照過一些人，這些人“知恩當報”，後來又反過來關照她。經過三年“自然災害”，有些人已感覺到“右派”和“右傾分子”批評領導的話是對的。因而對右派和右派的家屬已不再像前幾年那樣歧視。但這只是“平頭老百姓”的認識，當局那根階級鬥爭的弦仍然繃得很緊。所以我妹妹高考時因為“政審”不合格，沒有上成大學。幸好我妹妹後來在一家棉紡廠當了工人，每月有30多元收入，讓母親不再那麼勞累。那天妹妹在廠里加班沒有回家，所以我未能見到離別了三年多的妹妹。��

我們一行100多人在成都只住了一夜，第二日便乘一趟慢車於當日下午到達永川境內的小站——長河扁。上山的路是一條沿着溪溝的羊腸小道，坡度很陡。大約爬了一個半小時，到達了茶場的公路。大家以為可以走平路了，準備坐下來休息。這時領隊的幹部開始點名、清人，把這些人分成幾堆，多的二、三十人，少的十幾個人。然後由幹部分別帶着走。有的往上，朝黃泥塘方向走。有的往下，往朝陽寺方向走……我這一堆人有十多個，其中唐富祥、黎天青是已經認識的。此外還有汪白孚，就是楊少西的鐵哥們之一，重慶人，時年24歲，中等身材，皮膚黑，貌不揚。但很有內才，詩詞歌賦都行，特別擅長書法，尤喜顏真卿的楷書。另外，拉二胡的功力也很深，一曲《平湖秋月》、《漁舟唱晚》和《雨打芭蕉》，纏綿婉轉，憂怨淒楚，叫人盪氣迴腸，……他原來在重慶公安局工作，也是因為右派問題被開除的。這堆人中多數我都面熟，都是在侯家扁集中過的，都是成渝兩地機關和學校的知識分子。

我們去的地方最近，叫小白岩分隊，又叫5分隊。這個隊坐落在山坳里，周圍被幾個種有整整齊齊茶樹的山頭包圍，中間是三排平房圍成的長方形四合院。其中坐南朝北地勢高一層台階的一排4間是中隊部，也是管教幹部辦公和居住的房子。下面隔着大壩子的兩排坐東朝西和坐西朝東的工棚，裡面有兩排相對的單層通鋪，可能是全省勞改農場監舍統一的修建模式。接收這堆人的是一位身材高大，舉止文靜，戴近視眼鏡，有知識分子風度的隊長叫袁靜生，當時年約28歲，說話時有明顯的下江人口音。後來才聽說他是南京人，出生於一個“剝削階級”家庭。曾經在重慶新建機械廠當管教，因“右傾”曾下放農村“鍛煉”，於1961年底“發配”到茶場。後來事實證明這個人在內心裡對右派職工非常同情。是我最難忘的一

個勞改幹部。��

當晚，袁隊長召集這十幾個人開了個小會，說他歡迎大家來到這個分隊，說本隊的條件比其它隊要差些，叫大家不要期望過高，對困難要有思想準備……然後就介紹了本隊管理的茶園範圍，茶葉的收穫情況和副業(主要是養豬)生產情況，最後，指定唐富祥為班長。

“415信箱”的“職工”在茶場安置就序，按說“職工們”應該既來之則安之，但是他們卻安不下心。原因是勞教了四年多近五年，有些人經歷了三災五難死裡逃生，創造了勞動教的最長期限〖ZW()勞動教養是新中國的一大發明。據說是吸取了蘇聯“勞動教化”的措施並吸收了上海市改造妓女的“婦女教養院”的經驗創造出來的，最初的勞教條例沒有勞教期限的規定，直到1961年，才規定了每個人的勞教期限最短為半年，最長為三年。〖ZW〗〗，盼望能與親人團聚，出去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即當局曾經鼓勵我們說的所謂“新生”，“重新做人”。既然叫做人，就應該有人的生存條件，有人格的尊嚴，有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友善。可是在新勝茶場住的仍然是勞改犯人的監舍，吃的仍然是勞教人員的伙食，“工資”沒有增加一分，糧食定量反而由“築路工”的45斤降為“農牧工”的36斤。幹部們對“職工”的態度與過去對勞教人員沒有區別。動輒就是訓斥，甚至使用諸如“你敢翹尾巴”等侮辱性言辭。“職工們”處於劣等公民的地位，仍然受剝削、受壓榨、受欺凌。這些“職工”是有文化、有知識、有靈性的現代人。並不是可以任人驅使的馬和驢子，也不是可以隨意宰殺的牛和羊。我們理所當然的不服從這樣的就業安置，於是不平、憤懣和怨恨的情緒在“職工”中蔓延、擴展、膨脹、炸裂。終於爆出了一樁“鬧糧事件”，讓茶場領導不高興，給“職工們”的命運也蒙上了陰影。��

鬧糧事件是由一個炊事員透露的一條消息引起的。他說職工一隊成立短短兩三個月，趙隊長明扣(不出工就扣飯)暗挪(以“要留有餘糧”為藉口)了兩千多斤糧食，加上原先勞教隊的“餘糧”共3000多斤，要隨趙大炮一起轉移到新勝茶場……這消息像風一樣在吹，並愈吹愈大，很快就通過相互轉告的方式，傳到分散在茶場各隊的原職工一隊“職工們”的耳朵里。我們認為：這些糧食是用“職工們”的伙食費買的，應當屬於我們，不能因為轉移茶場而失去。於是有二、三十個“職工”自發地跑到場部向茶場的領導反映，要求把這些糧食如數返還給原職工一隊的人。場部的答覆模稜兩可，一會兒說“職工們”有意見有要求可以提，領導會研究考慮。一會兒又說“職工們”的消息並不一定準確，他們要查證，等等。話並沒有說死，也沒有關門。正在這個節骨眼上，突發了另一樁事情，讓事態陡轉直下，使糧食返還變成了不可能。這就是少數性急的職工在朝陽寺與仰天窩之間，攔截了給趙大炮運東西的汽車。從車上搜出化豬油10多斤，菜籽油10多斤，臘肉幾十斤，黃豆幾十斤，麵粉幾十斤，大米幾百斤。盤問跟車的小灶炊事員：這些東西到底是誰的?是哪裡弄來的?這炊事員一會兒說是趙大炮的，一會兒又說不是；一會說是從保管室拿出來幾個幹部平均分的，一會又說弄不清楚來歷。但不管怎樣，這些東西都有問題。因為國家供應給幹部們的主副食品並不比勞教們的多，小灶伙食每日三餐都是油煎油煮，只有超支，不會有節餘。現在趙隊長一個人有這麼多東西，一定是浸吞“職工們”的……於是，他們又將此事告到場部，要求沒收趙大炮這些東西。這就成了“鬧糧事件”。��

幾乎與“鬧糧事件”發生的同時，王家坡、殷家槽和馬家山幾個離場部近的分隊，一些摘掉了“反社會主義分子”和其它“分子”帽子的“職工們”，更是膽大妄為，竟然提出要建立工會組織。他們的想法是：既然就業的茶場叫“地方國營新勝茶場”，與他們過去當

工人的“國營江陵機器廠”，“國營長安機械廠”，“國營建設機床廠”……性質相似。既然被稱為“職工”，當然也就是工人。有工人的地方就應該有工人的組織……。可是這些工人弟兄們全然不知道新勝茶場對內還有另一個名稱，叫“勞改營”。它不僅是一個企業，更重要的是關押犯人的監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是不允許成立群眾性組織的。他們更不知道，自己雖然摘了帽子，解除了勞教，但在勞改企業里，仍然與勞改勞教並列為“三類”人員。雖然不同於勞改的關押，勞教的管制，卻仍然屬於控制對象……他們也沒有想一想，為什麼不放他們回家?並不是大中城市裝不下他們，而是由於當時國際與國內形勢——中印爆發了大規模的邊界戰爭；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的同時，又在新疆煽動暴亂；蔣介石派遣武裝人員進犯東南沿海，妄圖反攻大陸。加之“三面紅旗”造成困難引發的不滿情緒……為了穩定國內形勢，以便全力對外，所以仍然將摘帽和解教“分子”強制留在公安部門嚴加控制。因此“職工們”的要求不但被茶場領導斷然拒絕，還要參與攔車和“鬧事”的人寫檢查，做檢討，再視認錯態度決定是否追究責任。��

這段時間，我和唐富祥等人背着竹簍在小白岩只採了十多天茶葉，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又

要我們搬到朝陽寺下面的黎家山煤窯，接替脫法犯人鑽洞子挖煤。這消息讓我們感到又震驚

又震怒，因為這座所謂的煤窯是個“狗爬洞”樣的煤洞子，直徑不過一米多點，“長子面”(即挖煤的工作面)只能容得下一個人的身子。脫法犯人是爬着進去又爬着出來的。身上只穿一條破爛不堪的小褲衩，有時還完全裸着身子，手和腳都扒在地上用竹筐往外拖煤……不要說那含硫煤層氣味難聞，瓦斯爆炸有多麼危險，就唐富祥等幾個身高1.8米

左右的人也不適合鑽洞子。所以我們團結一致，拒絕爬洞子挖煤。��

由於“鬧糧”、攔車、要求成立工會組織和拒絕挖煤等幾件事情的發生，讓茶場當局認識到這批從共產政權內部挖出來的“右派”、“反革命”、“反社會主義”分子，不是等閒之輩。不像他們管過的蔣介石的軍、警、憲、特，由於政權的覆沒，如喪家之犬。這些右派內心

並不服氣。��

不久，從灌縣《415信箱》也傳來了信息，說這夥人中間有個“反革命組織”經常煽動

鬧事，與政府作對。但一時還沒有查明這個組織的性質、規模、背景——是拿盧布的還是拿

美元的。因此上級要求既要嚴密監視，又不能打草驚蛇。為此，江津公安處指派一個對這些

人的情況很熟悉的董霖為特派員，組成專案組，抓這個案子的偵破。於是茶場採取了如下措

施：一是將右派和反壞分子混合編隊，讓其相互滲透，互相矛盾，從而暴露問題；二是對一

些可疑分子，採用頻繁調動，變換地方，讓其自動“浮出水面”；三是對“敵人內部實行分化

瓦解”，收買和利用他們中一些軟弱分子，讓他們反戈。��

據說這三條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從各隊反饋回的信息，查明下列人員接觸頻繁，行

動“詭密”。有時還三五成群地在一起“聚會”。並且這些人中大多數是參與過“鬧糧”，攔車

和要求成立工會組織的。這些人就是馬家山分隊木工房的周居正和譚國仁；王家坡分隊的衛

生員廖連康和袁進修；二分隊的李玉平和費宇明；一分隊的楊權松和陳雲伍。由此，專案組

“透過現象看本質”，認為茶場發生的一連串事件並非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有人策劃，組織，指揮的。從而堅定了抓一個大案，抓一個反革命組織的決心。��

 

三、一個自殺的女人��

唐富祥這班人在黎家山拒絕鑽洞子挖煤，茶場當局也不好用槍桿子逼着去。因為這些人畢竟已是“恢復”了公民權利的，於是就將我們調到朝陽寺。從黎家山到朝陽寺有一條小徑，步行不過兩里。我離開黎家山煤窯去朝陽寺的頭天晚上，專門去與認識不久的夏靜萱告別。夏靜萱是女子隊派駐黎家山看守紅苕地的，重慶人，時年25歲，微胖。原是江北一個小學教師，因為其母翻案而勞教。她也在峨邊沙坪農場勞教過，並親眼看見我的同事馮芸碧死在衛生員懷裡。所以我對她尤為親切。由於此處地勢較低，距山腳很近，常有山下的農民上來偷紅苕和紅苕藤。夏靜萱在紅苕地的坡上搭了一個茅草棚子，從分隊把口糧領來自己開火，我們經常在她那裡煮東西吃。我們到黎家山後，吃了晚飯沒有事時，常去幫她看守，陪她聊天……並給她取了個官名，叫“駐黎大使”。��

    這天晚上，我又問起馮芸碧死後的事。夏靜萱本來已不再想那段痛苦的往事，但考慮到我去了朝陽寺，今後見面的時間少了，便哽咽着講述了那衛生員比馮芸碧更悲慘的死。她說：“那個衛生員叫李婉婷，瀘州人，與我同歲，比我稍高，但比我漂亮。是醫專畢業班學生，因反右時為女作家丁玲、白朗、宗璞等人鳴不平，被定成“反動分子”開除學籍，強制勞教。在沙坪農場時，因為和我、陳曉梅、馮芸碧都是“政治犯”，大家談得攏，經常在一起。馮芸碧死後，李婉婷忠於朋友的遺托，要為其將遺物交給馮的母親和兒子。但聽說馮芸碧的母親已經60多歲，她擔心老人經受不住失去女兒的打擊，只好硬着頭皮給馮芸碧那個忘情忘義的丈夫寫信，一連去了幾封信都沒有回音。她又寄了一封雙掛號，不久信被退回，回執單上批了9個字：此人已搬遷，新址不詳。最後不得不模仿馮芸碧的筆跡和口氣給馮母寫信，稱自己得了重病，看馮母是啥反應。��

    “後來馮母來過一封信，說馮的丈夫與馮離了婚就升了官，與一個剛分配到下屬公司的女大學生結了婚。因此，馮芸碧的兒子備受冷落，常常跑來問外婆，甚麼叫反革命?媽媽為什麼會當反革命?媽媽啥時候回成都？��

“這封信讓李婉婷和我長時間不能平靜，更加堅定了不到萬不得已，決不能讓老人和兒子知道馮芸碧已經死了的真情，讓希望和企盼永遠伴隨着他們。所以一年後老人病故時還不知道自己的女兒已先她而去，拉着快初中畢業的外孫叮囑道：一定要等着你媽媽回來，要相信你媽媽，你媽媽決不是反革命!”��

講到這裡，夏靜萱嘆了口氣，接着用更加低沉的聲音講了李婉婷猝死的原因和情景：

“李婉婷為馮芸碧做了這麼多好事，大家都以為好人自有好報，完全沒有料到她會死，並且死得那樣突然，那麼悽慘。��

“1959年冬天，是沙坪農場最寒冷的日子，冰雪覆蓋了大地，山溝里挖不到野菜，山林里采不到野果子，許多人不是得了水腫病，就是瘦成皮包骨。儘管許多人為生存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把所有能換吃的東西都換了，卻仍然無濟於事。因為那時候，同等量的食物比同等量的銀子還貴。李婉婷為了換得幾個蕎面饃饃，向一個彝胞拿出她十八歲生日時父親給她的一塊鍍金的歐米茄手錶。那彝胞拿着搖了搖，聽到噠噠噠的聲音好聽，才勉強收下的。很顯然，李婉婷已經把所有能換的衣物都換盡了，才被迫換掉那最珍貴的手錶的，目的就是為了活下來。她在管教幹部們心中的印象也很好。她估計自己在下一個年度可能會摘掉帽子，解除勞教，回家與父母團聚。可是1960年初進行上一年度年終評審時，發生了一件她完全沒有料到的事。一個平日與她關係不錯的女人，突然反目為仇，告發她‘假積極真反動’。原因是這女人多次向她要奎寧墮胎，她對這女人逐漸冷淡，最後婉言拒絕了這人的要求，從而引起這人的懷恨。但這人對她的不滿不表現在臉上，而暗藏在心裡。俗話說‘君子難得，小人難防’，不知道是何時，李婉婷有一本丁玲著的《莎菲女士的日記》被這小人偷去交給了隊部

管教幹部，扉頁上有李婉婷寫的一首打油詩：��

雜草叢生一滿坡，稻麥沒有公糧多；榆皮剝盡尋樹根，汗水淚水相交墮。��

飢鳥翻飛不畏人，餓鴉啼鳴頭頂過；老毛不搞大躍進，百姓何以遭飢餓!��

“這當然是矛頭直指偉大領袖。幹部也不敢包庇她，當晚就在全體勞教人員大會上進行了批鬥。那惡狗竟在批鬥會上當眾抓扯李婉婷的頭髮和胸衣。她知道李婉婷小氣，想給她致命的羞辱。那晚我一夜都忐忑不安，擔心李婉婷受不了這樣的打擊。因為她出生在一個舊知識分子的家庭里，父母對她重話都沒有說過一句，何曾受過這樣的奇恥大辱。加之這件事情的發生，使她想儘早解除勞教的事變成了泡影。我怕她轉不過彎子，天不亮就藉口到衛生室拿藥，想安慰她幾句……哪知道衛生室的小門緊閉，裡面沒有聲息。我連忙敲打板門，又呼喚她的名字，仍然沒有動靜，沒有回應。我忽然有一種不祥的感覺，連忙報告了中隊部。中隊長和教育幹事馬上帶人破門而入，果然李婉婷已死在地上的血泊里。後經現場勘察，確認她是打破那面小鏡子用玻璃割斷左手動脈血管放血死的。她是學醫的，知道致命的要害部位。人們還發現床上地上都有翻滾掙扎的痕跡，褲襠里還排出了一些屎尿……可見她在氣絕之前是何等的痛苦、悽慘，又是那樣的堅決要死。後來清理遺物時，在她診病的小桌抽屜里，發現了她當晚給我寫的一張紙條，上面歪歪扭扭只有一行字，靜萱姐：實在對不起，芸碧姐所託之事現在只好拜託你了。可見她為人多麼講信義，對朋友多麼忠心，連萬念俱灰的時候，都沒有忘記履行對朋友的責任。讓我好生感動，讓許多人淚如雨下。”��

這是勞教人員死得最慘不忍睹，用自殺方式結束生命的第一個人，但不是最後一名。��

夏靜萱講完李婉婷自殺的事，已泣不成聲，難怪她多次欲言又忍，就是怕提起這段傷心的往事。但她知道我與馮芸碧原來是一個廳的，又是一起從成都押送到沙坪農場勞教的，所以才強忍着悲痛講了上面的事……但是仍然沒有講完。因為我已不忍心再讓她講下去，就告別了。

有一天休息，夏靜萱到朝陽寺來看望我們，又講了她解除勞教後去成都找馮芸碧兒子的事。她說：��

“由於沙坪農場餓死了許多人，特別是像劉盛亞這樣有名望的人，引起了省勞改局的重視，立即將她們轉移到條件較好的簡陽平泉農場。在那裡種了兩年棉花，我摘了帽子，解除了勞教。安置來新勝茶場就業之前，獲准5天探親假。但我沒有回重慶探視親人，而是去成都找尋馮芸碧的兒子，完成兩個故友托咐的事，以告慰她們在天之靈。��

“這次的尋訪進行得非常順利，原因是馮芸碧母親病逝的消息，就是馮芸碧的兒子寫信告訴李婉婷的，那信殼上留有這孩子的聯繫地址。

“馮芸碧的兒子叫向天國，已經是一個17歲的小伙子。當時正在成都一所有名的中學讀高中。我怕影響他的情緒，更怕影響他的學業，仍然沒有告訴他的媽媽已經死了的事實。只說我是請假到成都探親，受她媽媽委託看他的。幸好馮芸碧在那封遺書上沒有提到‘自己將死’的事，只是向兒子表白自己沒有罪，要兒子要相信自己的母親。加之我把那封信紙落款的日期，改成了1962年，又稱那頭髮是他媽媽想把它埋在他外婆的墓地里，陪伴外婆長眠。那孩子很單純，對我的‘謊言’沒有絲毫懷疑。並說冬天放寒假他就要去簡陽平泉農場找他媽媽。

我一聽慌了，趕快對他說：這樣不行。你媽媽說你現在正在讀書，不能分心。要你讀完大學，參加了工作，懂事了才能去找她。如果那時候你媽媽仍然在落難，你才有本事去救你媽媽……你看過川戲《沉香救母》嗎?沉香也是讀完大學，當了狀元，才敢去救他母親。那孩

子聽完我的勸導，連連點頭，嘴裡應着：嗯，嗯。最後要我轉告他媽媽，說他一定會努力讀

書，一定會為母親爭氣。”��

據說，朝陽寺是西山唯一的一座廟宇，從前供奉的是“送子觀音”，在方圓幾十里地很有名氣。原因是這個觀音菩薩很靈，求子得子，求福得福，所以善男信女紛至沓來，香火十分旺盛。自從土匪在山上盤踞，又改為供奉“關聖帝君”，每年有附近的袍哥舵把子帶領弟兄們上山朝拜。土改剿匪時，解放軍消滅了盤踞在山上的土匪，打倒了“關聖帝

君”。建茶場時，這裡成了一個勞改中隊，中隊部就設在“帝君大殿”的屋子裡。��

唐富祥一班人到達朝陽寺時，這裡既是制綠茶的一個車間，又是產茶的一個中隊。但習慣稱“綠茶車間”，與黃泥塘的“紅茶車間”對應。坐北朝南的“帝君大殿”此時已改為茶葉的成品倉庫。它背後就是茶場的那條公路，前面有一個200多平方米的三合土壩子，既是晾鮮茶葉的曬壩，也是附近幾個隊開大會，看電影的場地。壩子基本上呈正方形，其餘三方均是土牆小青瓦平房。與大殿相對的是4間獨門獨戶的幹部住房，也稱中隊部。兩端都有一條通道，連接着與隊部背靠背的制茶車間。左邊一排數間是衛生室，糧油副食品保管室，生產用具保管室……並與廚房相接。右邊數間則是“職工們”住的房子，比小白岩住的大工棚好些，是一間一室。裡面只有一邊靠牆的一層通鋪，可以睡6—8人。一個班12個人分兩間，每間只睡6人。這排房子的北端與朝陽寺大殿相隔數米，中間就是曬壩通往公路的通道，汽車可以開到曬壩裝運茶葉產品。��

唐富祥這個班在黎家山煤窯時，因那裡人少沒有配備衛生員，有病都是到朝陽寺綠茶車間的衛生室診治。所以對朝陽寺的情況已經熟悉。當時的隊長是個山東大漢，姓黃。據說原在重慶公安局工作，可能是因“右傾”貶到茶場來的。他人高馬大，粗眉大眼，聲如洪鐘。但對右派“職工們”是個“好好先生”。管生產的是女的，姓姚。據說是場部一個中層幹部的妻子。她說話臉就要紅，對“職工”對女勞教總是笑嘻嘻的。管教育的叫張馨桂，也是個女人。當時年約24歲，與我差不多。皮膚微黑，肌體結實，是女管教幹部中唯一年輕且貌美

者。據說她原來也是重慶市一個派出所的戶籍，不知是什麼原因“下放”茶場。她對犯人嚴

厲，對右派“職工”很和善。衛生室有個叫何琴的女醫生，據說是因為醫療事故造成嚴重後

果，被判了五年徒刑勞改的。由於她醫術精良，認罪服管，有立功表現，只勞改了三年多就

被提前釋放，時年剛過30歲。她有丈夫和一兒一女，提前釋放後盼望與親人團聚，也因“大

城市不准入戶”而留場就業，所以與《415信箱》來的“職工們”同病相憐，在治病，給藥、開假條方面給了許多照顧。��

記得在黎家山時，有一次我患感冒，汪白孚陪我上朝陽寺何醫生那裡拿藥，在衛生室門

口差點與一個出來的女子相撞，兩人都不約而同的瞧了對方。不知為什麼，我的心突然躁動不安，竟愣了片刻，不曉得側身讓對方過去。那女子也羞得低下了頭，紅着臉走了很遠的時候，又回頭向我投來銷魂的一瞥。後來聽何醫生講，那女子就是黑牡丹，在綠茶車間學制茶。那裡有十幾個女勞教，個個都很漂亮。其實黑牡丹並不很黑，只是與白牡丹的皮膚比較，相對而言稍黑一點點。因黑牡丹叫何婉容，與何醫生同姓，所以她們認了姊妹。��

自那以後，我的魂像被那女子勾去了似的，有事沒事都往朝陽寺跑。特別是聽說我們要

調到朝陽寺時，更是高興得不得了，終日歌聲不斷，笑聲不絕。但是到朝陽寺後，發現那十

幾個女勞教都調到紅茶車間去了，又像皮球泄了氣一樣心灰意冷，沒精打彩。這事讓汪白孚

覺察到了，連忙向何醫生求醫，想讓何醫生了解一下何婉容是否願意與我認識。��

這時，我與汪白孚雖然相識不久，但由於我們都是楊少西的朋友，且年齡相近，愛好、

興趣、見解基本相同，所以成了形影相隨的好朋友。��

何醫生仍算是風韻猶存的青年婦女，不僅有豐厚的醫學知識，更有與醫學相伴的生理知識和心理知識，對俊男倩女間感情上的事瞭如指掌。加之她一貫助人為樂，所以滿口答應汪白孚的要求，並說：“我看他們品貌年齡相當……何婉容會聽我這個姐姐的話的，但是感情上的事要循序漸進，不能性急。”��

 

 

四、勞教隊酸澀的戀情��

 

 

女子隊的駐地有個形象的地名，叫仰天窩。那100多名女人中有20多名刑滿就業的，年齡都在30歲左右，大都屬於“風妖騷”和“麻核桃”那種類型的。有的解放前就在“煙花巷中”，被老闆“收上房”後，又助紂為虐，干起了逼良為娼的勾當。解放後雖經人民政府多次感召，仍不思悔改，又暗中做起腐蝕革命幹部的事。有的人淫蕩成性，在家養“野漢子”，被

丈夫發覺後，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勾結姦夫殺害自己的丈夫。這些女人大多有幾分姿色，雖

然徐娘半老，但風韻猶存。她們故作媚態，舉止輕佻。特別是《415信箱》的“職工們”來

了以後，她們像是吸了“白粉”一樣異常興奮，主動迎上去搭訕，或故意賣弄風情，想引起“職工們”注意……但人們一聽說她們狼藉的名聲就望而生畏。��

倒是年輕的女勞教比較本分，原因之一是她們勞教是有期限的，所以對改造前途充滿信心，認為再苦再累也只有三年，所以處處循規蹈矩，遇事小心謹慎。原因之二是勞教人員不准談情說愛，連原有的關係都必須“凍結”或“中止”……難怪我們初到朝陽寺見到那些

女勞教，想與她們攀談時，女勞教都趕忙轉過身去，裝做沒有聽見，不敢理會我們。��

據何醫生介紹：何婉容那次在朝陽寺與我相遇，留下的印象也很好、很深，說她從來沒

有見過這麼英俊的男人，所以忍不住回頭望了一眼，結果那一夜都沒有睡好，想着自己要不

是犯了錯誤來勞教，也該是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她覺得我年齡、身材、相貌、人品都不錯。但就是第一怕違犯紀律影響改造；第二不知道“右派”是個甚麼罪，為什麼勞教滿了都不能回家……對於何婉容這些顧慮，何醫生做了以下解釋：右派左派都是政治上的事情，她也說不清楚。但女人找男人主要是看人品，看作風正派，對妻子忠心……至於違反紀律，這當然要冒點風險。哪裡有爬上樹不擦掉點皮就能摘到果子吃的呢?就這樣何婉容還是遲疑了好一陣才答應與我見面，先認識認識。這讓何醫生非常高興，證明她誇下海口是有根據的。��

第一次見面有點像電影裡地下工作者找“組織”的情景，非常神秘。那是1962年國慶前夕，秋茶已將采盡，西山已秋風四起。全隊休息日，我吃了早飯，換了乾淨衣服，梳理了難

得一梳的頭髮，沒有隨大家下山趕場，悄悄來到紅茶車間一處很背靜的偏棚，找一個叫馬大

哥的人。他有40多歲，魁偉結實，是刑滿就業在紅茶車間餵牛、拉磨，給豬舍幾十頭豬磨包

谷粉的。他妻子也是就業的，在廚房做幹部伙食。這偏棚就是他們的家，大約有10多平米，

屋裡除了一張簡易的床，兩口木箱，兩個木盆，一條木凳，四壁空曠，所以顯得較寬。我敲開棚門沒有“核對暗號”，馬大哥就知道我的來意。說他妻子與何醫生也是認的姊妹，所以關係很好。前天就說了要他們幫助何婉容與一個“老右”見面……他叫我嗑他們自己炒的南瓜子在棚子裡等，就立即去通知何婉容。��

黃泥塘原本是一個有水的山坳，經人工平整成了一片平地，大約有幾千平方米。由於五十年代後期修了高大的磚木結構廠房，原有的土屋和偏棚就作了就業人員的住室(制茶車間制茶的都是有制茶技術和經驗的脫法犯人)。紅茶車間的幹部住房和女勞教的工棚則在去場部的公路左邊，也是磚木結構的，與廠房相距數百米。既是生產區與生活區要分開的需要，也是

把那些年輕女子置於幹部眼皮底下，以免她們招蜂引蝶。所以馬大哥去了20多分鐘後，何

婉容才和另一個小女子手裡端着一盆衣物來到馬大哥的住室。馬大哥也隨後跟來吩咐道：��

“你們放心在這裡談吧，我在外面餵牛，給你們放哨，有情況我會吆喝牛……小何、小麗就趕快撤退……”說完就退了出去。��

這次會面主要是各自介紹了自己的經歷，增進彼此的了解，增強雙方的信心。但時間很短，大約只有40分鐘，忽然聽到馬大哥訓斥那老牛的聲音。原來是勞教小組長賴淑華見何婉容許久沒有回工棚，就去找。在洗衣服的水溝沒有蹤影，所以找到車間來的。

與何婉容一起的小女子叫馬小麗，重慶人，年齡比何婉容還小兩歲，個子比她也矮一截，皮膚白淨，面容清麗。按道理她還不到法定年齡，是不應該受這樣的處理的。但那時還沒有少年管教所，更沒有《未成年人保護法》，處不處理都憑某些有權處理的人的一句話。小麗的“犯罪”事實就是跟着大院的幾個男崽兒到大陽溝菜市場摸包。男崽兒摸到的包就迅速轉移給她，她接到包就快速撤離。男孩子萬一被抓，由於沒有證據，可以矢口否認。她說，有一次她把錢包給了那男孩後，又跑回去看那個被摸了包的中年婦女有啥反應。結果看見那婦人還在那裡呼天嚎地的咒罵、哭泣。說錢雖然不多，但裡面有剛領到的全家4口人的糧票、肉票、副食品號票……咒賊娃子該千刀萬剮，不得好死!她覺得那家人丟了這麼多東西太可憐，曾勸那男孩把包退給那婦人，就說是小偷逃跑時掉在地上他撿到的。可是那男孩不同意，後來她就再沒有跟他們去摸包了。但那些孩子愈陷愈深，後來終於被抓，把她也供了出來……她向派出所的公安說她只參與過一次。可是公安說，你們這些人哪一個不是這樣說的，抓到一次就只承認一次，沒有抓到就是好人。��

在女勞教隊裡形形色色的人都有，由隔閡到猜疑，由忌妒到挑唆，引發的是非口角，發生的以大欺小，以強凌弱，醜人欺負漂亮的事特別多。於是拉幫結夥，認姐姐認哥哥，認乾爹認乾娘，無非是想有把保護傘嚇唬人，免受同類欺辱。在制茶車間的女勞教大都認了一些就業人員做乾親戚。如像何婉容認何醫生為大姐，馬小麗認馬大哥。《415信箱》的“職工們”

來了以後，女勞教們又轉向這些職工，是同鄉的認同鄉，同姓的認兄妹。後來，由於我突破了“不准女勞教談戀愛”的禁區，女勞教們膽子大了起來，紛紛仿效我們耍朋友講戀愛。��

這時我已經滿了24周歲，具備了一個成熟男人的所有特徵，尤其是心理上對異性的追求，生理上渴望得到滿足，無時無刻都在撓動我的心。但何婉容每次與我相會，都帶着馬小麗，讓我有些不高興。何婉容看出了這點，連忙解釋說，這是幹部規定的，女勞教請假外出都是“雙人制”，以免她們有越軌行為。加之馬小麗像她的親妹妹，她不能不把她帶在身邊。��

可是有一次有一個機會，馬小麗出去上廁所，我鼓足了勇氣，雙手將何婉容摟過來擁在

懷裡，想去親她的嘴唇。何婉容本能地，也是不由自主的將我的雙肩往外推。可是腰肢仍被我雙手抱着，由於槓桿原理的作用，兩人的上身雖然離遠了，但下身卻貼得更緊，何婉容已感觸到我下面的堅挺……羞得亂了神。忙從我的雙手裡往下滑落，坐在地上嗚嗚地哭出了聲……。��

時下流行的一首歌：太陽出來爬山坡，爬上山坡想唱歌，歌聲唱給妹妹聽呀，笑得太陽樂呵呵……嘴裡頭唱的喲呵喲呵唷!心裡頭想的啷格里格啷……那陣子我心裡頭想的正是“啷格里格啷”，所以急切地盼望着下一次與何婉容相見。可是有兩個休息天何婉容都沒有如約前來，讓我有些不安，以為是何婉容病了，以為我們的事“露了馬腳”。紅茶車間有個規矩，凡違犯紀律的，最輕的要罰十天半月不准請假外出。但出乎我的意料，何醫生帶回一張何婉容給我的字條，上面寫道：祝你好運!我不願意與人競爭，我也沒有能力競爭，因此選擇了退卻。這是為什麼呢?我好生納悶。後經汪白孚指點，我才想起張馨桂張隊長的事，感到天大的冤枉，莫大的委屈……。原來唐富祥這個班調到朝陽寺後，這位年輕的女隊長對我特別好，特別關心。在曬壩看電影時，張隊長要我挨着她坐在一起。當然張隊長坐的是藤椅，我是坐小木凳，我們之間有“一凳之隔”。張隊長常常喊我一個人單獨跟她去郵亭鋪出差挑東西。挑的東西不多，也要給我加班飯吃。有一次張隊長要看我的影集，我拿到張隊長的辦公室兼臥室去。張隊長看後深有感觸，問我“這麼好的工作，你為甚麼不珍惜呢?”我正想回答“哪能怨我!”此時，姓姚的女隊長闖了進來……有一次我病了，張隊長去我的住室探視，竟用手摸我的額頭，看我是否發燒……並讓小廚房的炊事員送來一碗米粥。張隊長還告戒我不要與女勞教來往，說這些女子都是好逸惡勞才犯錯誤的，她們大多是為了精神上和生理上一時快娛，一時滿足，並沒有考慮婚姻、家庭和社會責任——這一切被何醫生知道了，當然要轉告何婉容。

當時我對張隊長這些“不一般”的舉動並沒有留意，也沒有介意。因為張隊長與我去郵

亭鋪的路上，曾講了她新婚不到一個月就被調到茶場，整日與犯人打交道，生活得枯燥無味，她丈夫從部隊轉業時，她是要離開茶場的……《415信箱》的“職工們”來了以後，她親眼所見，這些人確實不同於她管過的犯人……她不明白這些人給領導提了點意見，就是“攻擊領導”，對某些政策發表不同意見就是“反社會主義”。因此，對“職工們”的遭遇很同情……只是由於我與她年齡相近，又是朝陽寺“職工”中比較帥的，所以對我關心多一些，同情多一些。��  我知道何婉容因為這事“吃醋”才不理我的，急於想找何婉容解釋，可是還沒有等我找到解釋的機會時，傳來了一個許多人早有預感，卻仍然令人震驚的消息。幾乎同一天，在馬家山、王家坡、松林坡、大坳田幾個分隊，江津地區公安處以反革命罪逮捕了周居正、廖連康、袁進修、李玉平和費宇明，這些人大多是在旺蒼縣快活場侯家扁“集中”過的右派。我基本上都認識。特別是李玉平，在灌縣老母孔職工一隊時，曾有過接觸。那次在工棚里“職工們”齊聲轟退趙大炮後，李玉平曾稱讚我有正義感、做得很對。這些人的被捕，我擔心他們經不住刑訊逼供而亂說亂咬，把我也牽扯進去。��

果然，這些人被捕一個多月後的一天下午，我正和班裡的人在茶園剪枝、除草、翻土和修整排水溝，忽然有人來通知我回隊，說有公安局的人找我。我心中高興，以為是我妹妹的男朋友來了。因為不久前我接到妹妹的來信，說她已經有了男朋友，是成都市公安局的，最近要到重慶出差，母親要他順便到茶場看看我，並帶了些衣物和吃的……可是我回到朝陽寺時，黃隊長告訴我，是江津地區公安處的人找我。於是把我帶到一間空屋子裡，上方兩張雙抽桌前坐了三人，進門約一米處的地上擺了個只有20公分

高的犯人坐的小木凳，小凳距雙抽桌有兩米

多三米，後來才知道，這就是臨時審訊室。我在小凳上坐下後，坐在正中位置的人先發問，然後是左邊那人有時候插問，而右邊的人埋頭做記錄。問的內容主要是認不認識被逮捕的幾個人？與他們是甚麼關係?有什麼接觸?知道他們說過些什麼反動的話?幹過些甚麼違法的事？我答道除了周居正，其餘的幾個都認識，我們是勞教的“同學”關係，有點頭之交，沒有具體接觸，因而也沒有聽到他們說反動的話，干反革命的事。後來這些審訊者又把話題轉到李玉平身上，問我是否看過李玉平一個筆記本，在那個筆記本上看到些甚麼內容……這時我忽然記起，有一個休息日的傍晚，我在黃泥塘與何婉容相會後回朝陽寺，在仰天窩與小白岩的椏口碰到李玉平、費宇明、楊權松等幾個人正散步到那裡。李玉平招呼我後，遞給我一個軟殼的小日記本，說他最近寫了幾首詩，徵求我的意見。可是我此時正腹中飢餓，想儘快趕回隊吃晚飯，所以無心欣賞他的作品。但又放不下情面，於是接過來翻了幾頁，應付着掃了幾眼，在漸暗的日光里，覺得好象是摘錄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章節，例如“耕者有其田”，“關乎國家經濟命脈之大企業應控制在國家手中”的文字，於是，如實做了回答。看來那兩個詢問者比較滿意，就宣布：“今天暫說到這裡，以後我們也可能還要找你，希望你要與反革命分子劃清界線，大膽檢舉揭發他們的罪行。今後你想起來要補充，可以寫成書面材料交給黃隊長轉給我們。”宣布完後，那個作記錄的幹部將記錄拿來叫我確認和簽字。我看那上面是“詢問記錄”，並非“審訊記錄”，感到有些寬心。記錄又是以問答方式記的，且記錄的文字與我口頭回答的基本相符，就簽字劃押，捺了指紋。公安處的人走了以後，黃隊長給了我一個包裹，說是有個人從成都帶來的。我打開一看裡面有妹妹寫的條子，稱：幾件舊中山服是一個叫楊少西的人托轉的，兩斤多大米和花生混合的炒麵是母親做的，由男友高某親自帶到茶場等。我問黃隊長：�ァ皝砣四�?”��

“我也不清楚，東西是場部交下來的。”黃隊長為難地答道。��

我心想：不管怎麼說，自己是摘了帽子、解除勞教，有公民權利的人，為什麼連會見客

人的權利都沒有了呢?我相信妹妹的男朋友既然從成都把東西帶來，是想見我一面的。這件事情發生以後，我認識到只要被捕的那些人問題沒有查清楚，自己的命運就很難說清楚。雖然明白自己沒有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但那些人一旦出了事，與他們相識的人都要受影響。這是當時“左”風正急的社會現實。所以我已無心去向何婉容解釋那些誤會，免得把她也牽進政治漩渦中來。��

 

 

五、革命志士共和國死囚��

 

 

1963年元旦前夕，西山各分隊又有一些人相繼被捕，其中有南下幹部、原重慶市九龍坡區政府的魏昭、四川大學法律系畢業的蔡甌北和達縣某中學的教師陳雲伍。而陳雲伍是我親眼看見從朝陽寺綠茶車間五花大綁捆走的。陳雲伍在被押上嘎斯汽車前還大聲抗議道：

“我是人，人是肉長的，怎麼能像捆東西那樣捆呢……你們把我捆殘廢了，不能幹活，還要吃飯，還不如一槍把我斃了……”其聲音之悽慘，其情景之悲壯，令人感嘆！��

自此，西山各隊的“職工們”陷入了紅色恐怖之中，不知道東風何時吹錯了方向，吹到自己的頭上，自己也會被抓、被捆……��

1963年元旦，茶場當局可能是為了緩和一下緊張空氣，製造一種輕鬆的氛圍，決定組織“職工們”與女勞教們共同來一次演出。據說這是茶場建場以來規模最大、文藝水平最高的演出：那位畢業於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的汪孝華，用手風琴演奏的《藍色的多瑙河》，激越悠揚；那位陳培根用二胡奏出的《漢宮秋月》，如泣如訴；那位柳隹表演的《孔雀舞》輕盈活潑；那位劉月華唱的清音悅耳婉轉；那女勞教的小合唱《十送紅軍》；那羅大哥領唱的《嘉陵江船工號子》；那京戲《獵虎迎春》；那川戲《別洞觀景》；黃強與劉月華的“父女觀燈” ……令報幕員把《樓台會》錯報成《茶台會》；扮演“祝英台”的把“不是爹娘管得緊，定要送兄到長亭”，錯唱成平時心裡想的“不是幹部管得緊，定要送兄到郵亭〖ZW(〗郵亭即郵亭鋪，成渝鐵路較大的車站，乘快車上西山的必經之站。〖ZW)〗”。但是大家高興不起來，笑不起來。因為最近發生的一連串事情，像石頭一樣壓在大家心頭。��

與此同時，我在朝陽寺又受到了第二次“詢問”。這次“詢問”的人仍然是上次那三位，估計是“專案組”分管我的。但這次“詢問”升了溫，在核對了姓名、年齡、籍貫以後，就單刀直入詢問主題：你是何時參加反革命組織的，履行了哪些手續，參加了哪些活動?答覆當然是否定的。於是那個主審公安在桌子上啪的一巴掌：��

“你不老實!這個組織的名單上都有你，為什麼不承認?”��

我本想給他頂回去：假如我搞個甚麼組織，想壯大聲勢，把你的名字也列進去，你該不該承認?但又想此人正在盛怒之下，這樣頂撞他，我自己會吃虧，於是只好低頭不語。旁邊那位陪審的為了打開僵局連忙換個口吻進行攻心：��

“你這麼年輕，原來還是個團員，不能把自己與那些老反革命套在一起”。��

“我確實不知道有什麼反革命組織，也沒有人要我參加甚麼組織，更沒有履行過任何手續。”我辯解道。��

    “那為什麼這個組織的人會說你參加了呢?”��

“這就要問這個組織的人有什麼證據說我參加了他們的組織。”��

“人家當然有證據證明你參加了的，政府是挽救你才叫你自己坦白。”��

“既然有證據就請出示……是申請書嗎?是填的表嗎?還是承諾的文字?”我毫不畏懼地反

逼他們。那主審人惱羞成怒，威協道：��

“證據是要給你看的，但現在不是時候；真正拿出來時你就悔之晚矣!”��

這次的“詢問”我無法滿足詢問者想要得到的東西，因為他們希望“反革命”抓得愈多，他們的工作才愈有成績。當然，也令我擔心起來，因為我覺得既然問一次又問二次，絕不是無的放矢，一定是同類中有些人為了脫掉自己的干係，為了保住自己不惜出賣良心“咬”別人，以為“咬得”愈多，立功愈大，就可以得到“寬大處理”。��

我在誠惶誠恐中過着日子。突然有一天中午收工的時候，場部一幫幹警帶着一條長得像豹子樣的警犬，在工棚里搜查，那畜生好象很機靈的樣子，用鼻子到處嗅着，用爪子到處翻着，不久就從一處叼了一隻膠底布鞋出來，那幫幹警立即用相機拍照。不久那狗又從另一處叼出一隻、兩隻、三隻、若干只……幾乎有臭味的破鞋都被它叼出來了。甚至惡意地圍着張馨桂隊長轉，嗅着她的褲管，舐着她的鞋面。這讓張隊長十分生氣，用手腳驅趕，用吆喝威脅，都無法擺脫那畜生的糾纏。最後還是那主人的一聲招喚，它才搖頭擺尾自鳴得意地回到主人身邊。��

這次的“警犬行動”顯然是失敗了。但被叼走鞋子的“職工”仍然被盤問了一番：某日某時你在何處?誰能證明等等。後來聽制茶的就業人員講，原來朝陽寺大殿倉庫里的成品茶，不知是昨夜還是前夜被盜了兩麻袋，茶葉公司收購站來提貨時才發現。這兩麻袋茶葉共50公斤，約合現在的人民幣數千元。��

茶葉被盜的事過了一個多月，大約是1963年“七·一”前夕，我被告知不要出工，把被蓋卷打好到場部去“學習”。我一聽就緊張起來，但轉念一想：要抓我逮我又何必去場部呢?並且自己最清楚自己的事情，心中無冷病不怕吃西瓜!於是跟着黃隊長去了場部。在路上黃隊長問我：�ァ澳憔烤箙⒓記]有參加那個組織?參加了就交待清楚，爭取政府寬大……你還這麼年輕。”從眼神里看得出黃隊長對我有一種惋惜的神情。與此同時，黃隊長還告訴我，說張馨桂由於接近過我，也受到了盤問……��

到了場部，我感覺得又像是在成都新村4號的情景：在一間不太大的屋子裡擠滿了二、

三十個人，大多茫然地坐在自己的被包上，一個個神情沮喪、憂心忡忡。我也不像當年那樣滿不在乎，因為我經過五年改造，已深知“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領略了“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滋味，但我相信自己是無辜的，不應該是專政的對象。��

不久，我們方知：到場部來名為學習，實為“收審”。這次審查進行得比當年機關“肅反”文明些，一不罵人，二不罰站，更沒有打人，只是在思想上施加壓力，在精神上製造緊張氣氛……比如說“在這裡集訓不定期，說清楚一個走一個”；“遲交待不如早交待，換個地方你也得交待”等等。這兩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呢?“在這裡不定期”，就意味着每天吃二、三、三兩，看你受得了不；“換個地方你也得交待”，當然是監獄，那必然是捆綁，必然是拷打，必然是皮開肉綻……��

到場部“集訓”的人，有許多是我認識的或知其名未見其人。如劉應龍，據說當過剛從台灣駕機歸來的徐廷澤的老師；如聶俊奇，據說是聶榮臻元帥的侄兒；如黃強，解放前就在川北參加了地下黨；如譚國仁，那個東北財經學院分配回川的學生，人稱唐學士；如申雲松，西南政法學院的高材生，等等。他們這幾人雖然多次被警告：不准交頭接耳，不准串通案情。但他們還是偷偷地、機敏地交換着紙條，交換着信息。其中有一條信息讓我非常吃驚，非常憤怒，那就是譚國仁遞給我的條子上寫着：“我早就知道你要挨整，聽說你參加了攔趙大炮的車，又參加了那個組織。”我想弄明白譚國仁是聽誰說的，又回了一張條子。得到的答覆是聽一個袁某人講的，傳說袁某有份名單上有我的名字。於是我才知道自己是這樣被牽連進去的。但我與袁某人並不熟悉，他憑什麼說我參加了他們的組織呢?若干年後，我遇見一個同樣受到牽連的人告訴我：據說這個“組織”擬定了一個發展計劃，把彭德懷虛設為他們的後台，把許多人列為他們的發展對象。袁某被抓後，這份單方面草擬的名單就變成了“成員名單”，名單上的人無一倖免地被牽連進去。俗話說：狗咬人有藥醫，人咬人沒藥醫。但我堅信自己的問題終究會弄清楚的，儘管當時背了個“頑固到底”的名。

集訓當天就有一半以上的人主動要求與專案組“談談”，然後又見他們寫了材料，於是就背起被包離開了“集訓”。當天剩下的只有九人，晚上被安排到直屬隊(也即是建築隊)一個堆草的土屋裡睡。夜間有衛兵守門，屋內有一個尿桶……半夜裡有人說夢話：我沒有參加，就是沒有參加……但第二天又有人交了材料，離開了那裡。最後剩下的，也是最頑固的，要戴着“花崗石腦殼去見上帝”的，只有我、譚國仁、康永意三人。

我們在直屬隊一呆就是一個多月，再沒有人來盤問，也沒有人來提審，好象把我們遺忘了似的。此間，倒是何婉容來窺探過一次，她和馬小麗一起站得遠遠的，很蒼涼的樣子……我只對她做了個手示，表示自己沒有問題，叫她不要難過。��

我們在直屬隊的日日夜夜，都有兩個年老的，已喪失勞力的脫法犯人輪流看守。有時帶我們去干點雜活，有時在土屋裡給我們擺龍門陣。講些他自己勞改服刑期間的經歷，講得十分陰森恐怖。如說一些重刑犯人因長期戴那種土法鍛造的腳鐐手銬，腳腕和手腕的皮肉被磨破了，沒有及時醫治，結果發炎，化膿，生蛆，犯人一有空就用草杆挑蛆。又說有些犯人完全是一層皮包着一副骷髏架子，除了尚有微弱的呼吸，完全像個死人的樣子，所以常有犯人為了不受活罪要求槍斃他們。我和譚國仁、康永意聽了，不知道兩個脫法犯人是受指使嚇唬我們呢?還是出於同情而開導我們。但我們都不敢相信兩個脫法犯人講的是事實，因為我們知道共產黨講過：對階級敵人仍然要講“革命人道主義”，不會那樣摧殘犯人。��

可能是專案組的“專案”工作已經告一段落，可能是我們三個人的問題已經澄清，國慶節前我和譚國仁、康永意被放了出去，放到地勢最高的殷家槽分隊，恢復了“職工”身份。��  1963年11月，是舊曆初冬的季節，“職工們”正在給茶樹修枝，打藥，施越冬肥……一個天低雲暗、霜風凜冽的日子，西山各隊所有的“職工”，就業人員和女勞教在紅茶車間的大壩子裡開大會，大家估計是教導員作形勢報告，講“東風壓倒西風”，或“烏鴉的翅膀遮不住金色的太陽”那套老調。可是到了黃泥塘一看，兩處制高點的山頂上架起了機關槍，環山坳的公路上也三步一哨、五步一崗，連穿便衣的管教幹部們腰裡也別了手槍，氣氛非常緊張。特別是在場部“集訓”過的人，更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幸而各隊的人準時趕到會場，九點半準時宣布開會，原來是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公判大會。一個法官首先宣讀了一串名字，就是前幾個月陸陸續續被抓走的人。罪名是“反革命集團”罪，有的判15年徒刑，有的判20年，有的判死刑緩期執行。最後被武裝押到前面的是個剃光了頭，戴深度近視眼鏡，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核對姓名、年齡、籍貫……時，才知道這人就是周居正。緊接着法官宣讀他的罪行，主要有組織反革命集團——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自任總書記；寫反革命組織綱領——《新民主社會主義》；指使重慶×××準備上山打游擊，伺機暴動等等。最後宣布原判周居正死刑，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並立即執行。宣讀完畢就給周居正的背後插了死囚標籤，然後被架走，不到10分鐘的光景，天空響起了清脆的槍聲……據說前面有人看見周居正聽到執行死刑時好象在喊甚麼，行刑的公安兵馬上用手巾塞住了他的嘴。��

但奇怪的是，重慶出版社近期發行的《紅岩忠魂》仍然把周居正列為紅岩脫險的革命志士，稱：周居正，四川省合川縣人。1945年參加革命，作地下黨工作，組織被破壞後脫黨。1948年春被捕，被捕原因與民變武裝有關。被關押在白公館監獄，與羅廣斌(小說《紅岩》作者)、杜文博等人同關在一間牢房。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到監獄時，他同羅廣斌等同志一起在獄中繡紅旗，並對敵特做策反工作，獄中表現很好。1949年11月(無巧不成書，1963年11月又是周居正被槍斃的日子)27日在越獄脫險時，他雖然身體瘦弱，但仍幫助難友郭德賢背出一個4歲的小孩，表現英勇。解放後，周居正被分配到中共中央西南局黨校任教。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63年被打成反革命後死亡，（註：此處廻避了被槍決的事實）。��

據悉：1982年以後，周居正的妻子和女兒多次申訴上訪，為其鳴冤叫屈。周居正當年在監獄的戰友多人聯名給最高人民法院寫信，呼籲對周居正的案子進行覆審，實事求是地做出正確的歷史結論，並相信：在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有日益完善和健全的法制，經過複查，無論周先生是否犯有反革命罪，該不該判死刑，都一定會給他的親屬一個公道，一個明白。可是，我寫完此書時，這個冤案仍未得到糾正。��

還需要一提的是：周居正被劃成右派勞教後，長子和次女被下放到邊遠的城口縣農村當知青。因受不了政治上的歧視和生活上的煎熬，長子用鐮刀抹喉身亡；三子雖然留在重慶，因承受不了精神上的折磨，也跳嘉陵江自殺了，真是冤案又釀出悲劇。��

 

 

六、楊應森一案牽涉的人和事

 

周居正在永川被處決的同一天，在灌縣的《415信箱》又以同案的罪名處決了楊應森。楊應森原是十九隊的，個兒不高，相貌平平，年齡三十左右，是隊上惟一常着草綠色軍裝的人，與肖風、樊通才、張先痴、周茂歧、羅鐵夫等人同過小組、關係密切。據說勞教前曾獲解放軍“特級射手”稱號，當過瀘州軍幹校教官，他萬萬沒有料到自己教出來的學生有一天會把子彈射進自己的胸膛。��

據接受委託提供法律援助的某律師事務所律師吳某，給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意見書稱，該案是根據一個姓姚的勞教人員舉報立案的。姚先舉報楊應森寫了“反革命宣言”，與一個叫王景的人組成了一個反革命組織，後又稱這個組織包括他自己共有五人，他任“組織部長”。現經查證，楊寫的所謂“宣言”並無反革命性質的詞句，更沒有組織反革命集團的內容。“組織”的五個“首要分子”，除楊應森被槍決，王景死於獄中，姓姚的立大功受大獎而外，姚指證的蔣文揚當時就被釋放了，陳有為也於1981年得到平反糾正。這就是說：五個人中一個是舉報立功者，兩個已無罪，兩個死無對證。��

楊應森的案子與周居正的案子一樣，也牽連了許多人。據說，在灌縣《415信箱》搞得比茶場還凶，實行了戒嚴，號召坦白自首，檢舉揭發，大行捕風捉影，推論定性……有幾十個人被重點關押審查。其中原十九隊的人最多，個別人還為此丟了命。其中一個就是與我“同志加兄弟”的諸崇明。那時他已被“安置”到廣元榮山煤礦就業。我給他去過一封信，講述我到茶場就業的情形，信尾寫了“近來氣候轉冷，請兄保重身體”。哪知這12個字給他惹了大禍，讓他叫苦不迭。原因是當時正值“馬家班”(所謂《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的簡稱)被公安廳列為要案偵破的前期，所有被“安置”到勞改企業就業的“415職工” ，來往信件都要被暗中檢查……這12個字引起了懷疑。本來這是一般人通信使用的常語，可是當時一些神精高度過敏的辦案人員，卻把它視為“隱語”。因此將諸崇明收審、關押了將近100天，想作為“頑固分子”我的突破口。哪知有責任感和良知的諸崇明，任隨軟硬兼施的訊問，他始終說：我們原來是一個廳的，又一起勞教了多年，當然是好朋友。但他從來沒有聽我說過甚麼組織的事，並且相信我不會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事……最後只好把他放了。��

但是，另一個人的情況就不同了。他叫易書鄉，幹部找他談過一次“話”，還沒有被收審，當晚就失蹤了。因為他也是十九隊的，並且與楊應森同過小組，所以他的失蹤，當局還以為他是“反革命組織”的一條大魚，於是連夜派出追捕人員搜尋。��

不久，有個打草的犯人報告說，在老岩頭斷壁下發現了一具男屍……幸而那時氣候寒冷，屍體沒有腐爛。經過勘察，是頭顱先觸地，顱骨已破碎，面目全非。但發形、體形、衣著，特別是褲包里的紙條，證明就是易書鄉。那紙條上寫道：相信我不是反革命，請將我褲包里的錢轉給我妻。多悽慘的情景，多悲切的言詞。據說，隊上的管教幹部和就業職工對他的死都非常惋惜，但人們又怎能知道他當時的艱難處境呢。��

易書鄉是十九隊公認的美男子，在旺蒼時年約25歲，頎長挺拔，是個英姿勃發，瀟灑倜儻的小伙子。特別是一口標準國語(即今日的普通話)讓人覺得聽他講話也是一種享受。他是北京人，畢業於北京地質學院，1957年初才分配到四川。由於有“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功臣不能躺在功勞簿上吃”等右派言論被開除公職。勞教後多數時間在中隊內搞收方計量工作，受到幹部信任。��

1962年初到灌縣後解除了勞教。在新隊“跑二排”時，與百貨公司一位人稱“縣城一朵花”的年輕女售貨員相識，兩人郎才女貌，一見傾心。但易書鄉並沒有打“57415部隊”那張牌，而是以“信箱職工”的身份去的，挑明了自己的“底細”。可是那女子對他痴情不改，衝破家庭和單位重重阻力與他結了婚。婚後不久，命運之神並不如易書鄉想象的那樣放他回北京，或留在灌縣與妻子一起自謀生活，而是被強制安排到數百里外的廣元榮山勞改煤礦就業。1963年初春，他們的小寶寶出世了，在無比喜悅的同時，又感到無比的憂慮。因為他妻子是金堂人，在灌縣舉目無親，既要上班又要撫養幼嬰，對一個單身女人來講是十分艱難的。再加上他妻子年輕貌美，嫵媚艷麗，追求的男子甚眾：有頂頭上司、上司的上司。俗話說“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最初有人給他妻一個“驕傲公主”的雅號，不褒不貶。到後來就成了忌妒和諷刺。特別是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知道他妻找的男人是“勞教釋放犯”時，忌妒變成了排擠，譏諷變成了打擊。他妻生孩子後，除了法定的產假，基本上沒有得到照顧，聽到的都是閒言，看見的都是冷眼。好心的鄰居大娘將孩子抱到百貨商店讓他妻中間餵一次奶時，妻的班長警告她說：你這樣耽誤工作，我們班的“流動紅旗”恐怕保不住……你不如請假回家喂。意即是“請長假”，也即是勸其離職。他妻聽了表面上忍氣吞聲，內心卻在流血。易書鄉知道這事後，非常着急，給他父母寫信，想把妻兒遷入北京，但當時他們是不能在大城市入戶的……正當此時發生了“反革命”事件，幹部又找他談了“話”……兩件事情交織在一起，他無法排解，所以選擇了死，只有死才能幫助妻子走出困境，只有死才能結束那些無休止的盤問。��

原十九隊因楊應森案子罹禍收審被整得最凶的還有肖風、張先痴、樊通才和羅鐵夫。��

青年作家肖風因涉嫌盜竊糧車被捕。但後經查證：他只是“知情”並未參與。有關部門為了下台，準備給他判個“管制”放回去繼續勞教，因而放鬆了對他的看管。可是他本人並不知道這一切。他想到與其冤枉屈死在山溝里，還不如逃出去，或許能撿條活命。於是趁一天看守所讓他們幾個“未決犯”出去勞動的路上，利用看管者顧頭難顧尾的時候，逃出了囹圄。他想起上次在侯家扁“劃腦殼”時，有人提議往新疆逃跑的事。他覺得新疆地域遼闊，人煙稀少，又是少數民族地區，當局鞭長莫及，所以逃荒的、逃難的、逃亡的紛紛奔向那裡。據說在那裡只要有力氣，不愁找不到飯吃。於是他翻過秦嶺，跨過渭河……在西安與一幫饑民混在一起，沿途乞討，輾轉來到新疆伊犁。沿途所見並非報紙上吹的鶯歌燕舞，而是餓殍塞道，民不聊生。那時恰逢前蘇聯有人在伊犁煽動叛亂，前新疆軍區副參謀長福農太也夫和馬爾果夫背叛祖國之後，又聯絡反華的反革命力量，組織所謂的“東土耳其斯坦解放委員會”和“東土耳其斯坦人民革命黨”。有人想拉肖風進去，並替他辦了去蘇聯的入境手續，結果被肖風嚴詞拒絕。他說：我逃亡是為了活命，活着是為了澄清自己的歷史。我永遠是中國人，決不會背叛祖國!最後他在一個煤窯找到了一份活干，暫時有了棲身之地。後來楊應森案發，肖風的出逃有重大嫌疑，當局決心要把他抓回，於是向全國發出了通輯令。不久他就被查獲，押回成都當作重刑犯關押在公安廳看守所里。對於這一段不尋常的經歷，肖風后來寫了一首三百多行的敘事詩，登在他後來出版的《詩集》裡。��

肖風在公安廳看守所被關押時，做夢都沒有想到同室一個代號為“958”號的犯人，竟是國民黨成都警備司令部司令、中將軍銜的周迅予。成都剛解放時，周潛伏於川西藏民聚居的

懋功縣(1956年改為小金縣)，而肖風當年曾隨解放軍部隊追剿土匪於此地……真是冤家路窄，昔日的革命戰士和反革命頭子今天又同囚於一室。��

後來肖風又發現楊應森也關在那裡，並且與他只隔兩間囚室。因為楊應森戴着沉重的腳鐐手銬，大多數“放風”時間都不出門，加之肖風初到看守所比較老實，沒有東張西望，因此兩人沒有相遇。直到楊應森多次聽到肖風說話的聲音，又從窗洞向外觀察了肖風，才決定出去“放風”，讓肖風認出他。有一次“放風”，楊應森拿了一個小瓷碗到打掃清潔的水龍頭接水喝，肖風心領神會，連忙趁衛兵轉身的時候湊了過去。楊應森悄悄對他說：我的問題與你沒有關係；我可能被判死刑，這瓷碗留給你做紀念。說完迅速轉身脫離了接觸，以免給肖風帶來麻煩。肖風聽了前面那句話如釋重負，用無限感激的眼光望着快進囚室的楊應森的背影，木然地久久站在那裡，直到“放風”結束的哨子吹響。自那以後，每次“放風”，肖風都要想法靠近楊應森的單間囚室，從警衛的觀察孔往裡看一眼，發現楊應森多數時間都被反銬着(即雙手銬在背後)，吃飯像豬狗一樣用嘴從碗裡銜。後來據一個監獄管理人說，楊應森臨刑的頭天晚上不像有些死刑犯，恐懼得又哭又嚎，而是非常鎮靜，依舊用嘴唇翻書看，一直看到次日的東方發白。

肖風在公安廳看守所被關押了數月，經過翻來覆去的審訊、查證，都找不到他與楊應森有任何反革命聯繫的事實，那就該放了吧，不行!因為他太烈、又有點兒名氣，無故關押了這麼久，一旦放出去他會不服氣……結果還是以“在勞教期間逃跑”和“在新疆有叛國嫌疑”等為名，判他12年徒刑，送到川南大山里一個勞改企業燒硫磺，直到毛澤東死了，“四人幫”垮台，“兩個凡是”被批判，他的問題才得以澄清，連同“右派”的事一齊得到改正。��

　　肖風被關押受審的同時，逃跑被抓回的張先痴與周茂歧當然是重中之重的疑犯。當局懷疑他們出逃的目的是想把反革命組織發展到全國去，並企圖與國外修正主義勢力相勾結。特別是周茂歧是在南斯拉夫駐華使館外面被抓的，本人已承認是去尋求“政治避難”，是想投靠鐵托集團。所以“專案組”想弄清楚周居正的《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與“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到底是甚麼關係?周居正和楊應森是拿盧布RUь的，還是拿第納爾Din的。��

　　1962年夏季一天夜裡，張先痴在灌縣《415信箱》禁閉室剛剛入睡，突然被看管人員吼醒，被押上一輛汽車，他坐在車廂板的中央，兩邊十幾個公安戰士斜握着半自動步槍，刺刀尖齊刷刷的對準他的腦袋，大有他稍不“規矩”就有扣動板機的可能。他感覺得是被拉出去秘密處決，心裡不無恐懼。但轉念一想，當局沒有必要這麼做：因為“刀把子”掌握在他們手裡，罪怎麼定，判決書怎麼寫，布告怎麼出……可以隨意。公開處決更有殺一儆百、警戒步後塵者的威懾效應。汽車喘着粗氣搖搖晃晃在山中大約爬了一個小時，到達了一間較大的空屋，裡面有一張像乒乓台的桌子，三方圍坐着十餘人。張先痴被命令坐在下方的小木凳上，於是開始了審訊。審訊的內容主要有：與楊應森的關係，楊應森寫過些什麼東西?吩咐做過甚麼事? 他和周茂歧逃跑出去的真正目的、動機，以及對當前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的認識等等。雖然沒有“嚴刑拷打”，但在精神上製造緊張和恐懼足以讓人喪膽。如荷槍實彈的公安兵悠來晃去，審訊人員時常提醒張先痴：“你要好好考慮自己的後果，不老實交待只有死路!”但張先痴從天津到北京、從北京被押回，蹲過縣級、市級、省級的無數看守所，經過無數次的審訊，發現審訊人員雖然面孔不同，但審訊的程序、模式、方法，甚至口吻都是一樣的。即：哄誘嚇詐，軟硬兼施。張先痴已經有應對審訊的經驗了，是個“老油子”，所以他的答覆讓那些人很不滿意。後經查證：張先痴“參加反革命集團並無事實依據”，但仍以“惡毒攻擊三面紅旗，惡毒攻擊毛澤東，企圖投靠南斯拉夫鐵托集團，企圖叛國投敵”為由被起訴，並最後以“反革命罪”判18年徒刑，直到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得到改正。��

與此同時，和張先痴一案相關連的周茂歧和任世同也由禁閉改為批捕。周的“犯罪事實”與張基本相同，而任的“犯罪事實”，除了籌集錢糧支持張先痴、周茂歧叛逃而外，還有“寫信條2張與天津的派遣特務分子其兄幫助投靠敵特”(註：摘自起訴書原件)……周茂歧和任世同均被判重刑。1980年他們的案子經原判法院複查改正後，任世同方知其兄並非“派遣特務”，而是做了結論的一般歷史問題，1958年“升溫”判了三年管制，由原單位群眾監督(後也改正)。張先痴去天津，正是其兄按“管制人員的規定”及時向派出所報告，張先痴才“落網”的，根本談不上“幫助投靠敵特”。所謂“投靠敵特”完全是辦案人員好大喜功，臆造出來的反特故事。��

原十九中隊受牽連的還有樊通才和羅鐵夫，他們對待被審查的態度，顯然不夠“明智”，所以吃的“苦頭”比張先痴等人要多些。某些勞教隊與某些看守所，有個相似的作法：管教幹部並不親手打人，但授意其同類去制服同類，還美其名曰：你態度不端正才激起公憤的，他們有些過激行動是可以理解的……當然，我們會儘量制止。��

    樊通才是四川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班的學生，因在整風運動中支持張默生教授“詩無達詁”的觀點，支持反對斯大林獨裁，並接受過英國《泰晤士報》記者採訪而出了名。反右時被打成右派開除學籍，送勞動教養。勞教後一貫積極勞動，循規蹈矩，後因張先痴“叛逃”被關禁閉。到灌縣後，大批右派摘帽子時他的帽子沒有摘，還時常在新組合的勞教中隊接受批鬥。新組合的中隊是由當時仍未摘帽的老勞教和新勞教人員組成的。新勞教人員中不乏流氓、阿飛、惡棍，這些人自詡是“生活作風”問題，不像右派分子是要“顛覆無產階級專政”。他們好鬥成性，所以願意充當批鬥右派的打手，干起“這活來”心狠手辣。樊通才白皙的皮膚被打成一塊青、一塊紫。本來矮胖的身材被折磨得瘦了一圈，短了一截。樊通才被打得死去活來時，大罵這些人是“狗東西!”，“法西斯!”，所以楊應森的事發後立即由禁閉升級為批捕，最後也被判了重刑。1980年“改正”後，因家裡已沒有直系親屬，又無“原工作單位”接收，只好留在勞改企業子弟學校教書，享受國家工作人員待遇。並被授予X級警督的警銜，特具諷刺意味的是：警齡從他勞教那天算起。

羅鐵夫是成都部隊揪出的年齡最小的右派，時年僅19歲。他是宜賓人，初中畢業即被招進部隊文工團準備去西藏。後因情況變化沒有進藏，而被首長看中是棵“有培養前途的苗子”，由部隊保送到四川大學學法律。可是他辜負了首長的培養，剛一接觸西方的法典，就大唱讚歌，並說“土改”時殺人，工作組組長就可以決定人的生死，是既無法也無天。整風反右時又繼續堅持他的觀點，因而被部隊定為極右，強制送來勞教。

勞教後與肖風、樊通才、楊應森等同組，“臭味相投”，經常在一起議論時政、抨擊勞教政策；抨擊“三面紅旗”。所以楊應森案發即被逮捕，是重大的嫌疑犯之一。在法院審訊他的過程中，他慷慨陳辭。除了供述上面的“反動觀點”而外，還對他面前的法官們煽動性的說道：我理解你們的苦衷：因為你們的法官要聽院長的，院長要聽政法委的，政法委要聽上級黨委的，黨委要聽書記的……只要內中有任何一級領導幹部干預，就很難做到依事實定性，依法律量刑。譬如說，你們指控我有反革命罪，請你們對照《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二條規定“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權，破壞人民民主事業為目的的行為”才構成反革命罪。你們有什麼證據證明我參加“反革命組織”?又有什麼證據證明這個根本就沒有的組織是以推翻民主政權和破壞民主事業為目的的行為呢?��

　　據說，這位主審羅鐵夫的法官聽了這位在四川大學學過法律的人的話，也有所觸動，曾建議對羅鐵夫“不以反革命治罪”，而以“散播反動言論”延長勞教期限，但遭到上司的拒絕。後來文化大革命“砸爛公檢法”時，這位法官被打成牛鬼蛇神監禁了三年多，堂堂七尺男兒之軀被摧殘得像根枯藤。他回憶起羅鐵夫當年那些申辯時，流出了熱淚。所以1980年他復職後，接到羅鐵夫等人的申訴，積極伸張正義，為覆審和糾正這樁冤案做了很大努力。後來羅鐵夫也在地區司法局一家律師事務所當律師，為他人伸張正義。��

 

七、人間情未了��

 

1963年秋，中蘇兩黨經過曠日持久的論戰，雙方均顯疲憊，終於暫時沉寂。此時國內“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也奏了效，工農業生產得到了恢復，農貿集市也正式開放，茶場“職工”可以趕場購買紅苕、南瓜等副食品作補充，所以情緒趨於穩定。��

　　殷家槽是西山各產茶隊中地勢最高的，所以視野開闊。天氣晴朗時，站在隊部可以看見三教鎮鱗次櫛比的街坊和炊煙繚繞的農舍，波光閃閃的水塘，層層疊疊的農田，蜿蜒起伏的茶園和蒼翠肅穆的山林。��

　　殷家槽分隊主產茶葉，兼種苞谷，紅苕，洋芋和蔬菜。殷家槽地廣人稀，每年夏秋兩季茶葉盛產期，要從附近的農村招收季節工上山採茶，以每公斤0.04元計付勞務費。熟練的人每日可採茶葉20—30公斤，可得0.8元至1.2元工資，扣除伙食淨得0.5至0.9元，相當於生產隊十天半月的工分收入。況且上山採茶的多為在家不算強勞動力的年輕女子。所以每年採茶季節，農民們都要爭着上山掙點“外水”。一些家庭出生“不好”的女子和“政治覺悟不高”的貧下中農，在採茶的過程中，還能物色到自己喜歡的男人，嫁給就業人員做妻子。據說殷家槽的汪隊長是個好人，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好事。特別是《415信箱》的“職工們”來了以後，他發現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沒有結過婚，為此很操心。��

　　汪隊長叫汪仁正，當時年近四十，個子不高，文化也不高，臉上有稀稀落落不難看的白麻子。他的心也像他的名字一樣仁厚、正直。沒有一個“415職工”發現他發過脾氣，耍過威風，罵過人。即便是有人出了差錯，也總是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心動人，叫你服服貼貼，又不傷面子。��

我集訓受審後來到殷家槽的第6天，恰逢休息。這是個艷陽高照，紅葉斑斕的秋日。我正準備和班上幾個人跟隨在隊裡採茶的農村女子下山去趕三教場，忽然被汪隊長叫住，原來是何婉容氣喘噓噓，汗流滿面地來找我。汪隊長非但沒有制止，反而傳喚我，讓我吃驚，也讓我感激。��

　　殷家槽，顧名思義地形的確像個槽，槽內坡度較緩，是已開發種植的茶園，下面與四方山和王家坡的茶園相接，連綿數百公頃。而槽外，則是斷崖峭壁和蜿蜒十多里的山林。山林里有馬尾松，桐樹，青槓樹，野山梨，野山茶和密密麻麻的水竹，還有野豬，野山羊出沒。有一頭時常發出嗷嗷叫聲，從未見其形的老熊，獵人們組織過多次圍捕，都因山勢險要受阻。那野雞，野兔等小動物更是常見不鮮，時常落入網羅和陷井，成為人們桌上的美食。��

　　我把何婉容接到我們住的屋裡坐了一陣，見屋裡的人後來都走了，就出門沿屋後一條小道向山林走去。這是一條山下農民上山偷挖竹筍，偷砍竹木的小徑，非常陡峭，險峻。我牽着何婉容穿過一段長滿竹子的斜坡，進到山林深處。時常被低垂的樹枝掛住了頭髮，被蘿蔓纏着了衣褲。有時還碰到啄木鳥向我們凝視，有時又飄過黃鸝的歌聲……我們感覺似到了夢中的仙境，希望這夢永遠不醒。我們終於找到了一塊面積雖然不大，但可供我們坐下來休息的平地，地上還有農民剔下的竹枝和竹葉。我正席地坐定，何婉容好像剛撿回丟失過的寶貝一樣怕再丟失，連忙依偎在我懷裡，雙手摟着我的雙腋，右臉貼在我的胸前，悄聲對我說：“本來我聽到你從集訓隊出來的那天就想來看你的，但那天我的月經還沒有乾淨”。說完，兩眼深情地盯着我，看我有何反應。可是我這時候雖然已快25歲，但由於長時間與世隔絕，仍然不知道女人月經是怎麼回事，所以對何婉容的話大惑不解，也就沒有作答。何婉容見狀，忙將我的頭搬近，把嘴湊到我耳邊，問道：“難道你不想來嗎?”這話已再明白不過了，我如夢方醒……連忙去拔些枯草，拾些枯葉，在地上厚厚鋪了一層，然後墊上自己的外衣，讓何婉容仰臥其上，……我們在沒有蛇的誘惑下偷吃了禁果。〖ZW()詳《聖經故事》伊甸園。〖ZW〗〗��  進入冬季，殷家槽朔風凜凜，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如銀裝。幸好房屋與朝陽寺一樣土牆青瓦，門窗嚴實。加之只有4個班50多人，所以睡的都是單人床，比通鋪寬綽。大雪封山時，除了挑糧油副食品和煤，很少出工，明說是“不出工就學習”，實際是學習就是休息。念完報紙就吹牛，吹葷的、吹素的，天南地北，天花亂墜。一日，也是“學習”，我去廁所拉屎，發現屋前挖過紅苕的地里有一個毛絨絨的小動物在覓食。我連忙回去喊來康永意和譚國仁，操起鋤頭和釘扒趕到苕地，那畜牲見狀拔腿就跑。可能是飢餓已久，跑的速度很慢，被我們截住一陣亂擊，就斃了命。康永意翻轉一看，皮毛和蹄腳與豬相似，只是嘴很長，以為是野豬崽子。但就業的老犯人說是拱豬，這種豬是長不大的，最大的也不過20多公斤。紅苕育苗和紅苕成熟的時候，拱豬成群結隊出來覓食，一夜之間可以把數畝地的紅苕翻出來啃爛，弄得一片狼藉，對農業破壞性極大。每年紅苕育苗和紅苕成熟期，都要派人守護苕地，並捕殺拱豬。��

　　據說拱豬是集體活動的，為何們會發現這單獨的一隻。後來查明，那拱豬的腸胃裡有很多蛔蟲，很可能是患病才掉了隊。按道理病豬是不能吃的，但在那個困難年月誰又捨得丟了呢。我們把拱豬清洗出來，燙掉毛，挖掉內臟後有七八公斤。汪隊長叫廚房給些油鹽海椒豆瓣加工好，讓大家品嘗了一頓真正的野味美食。��

康永意是因為支持街道婦女生產自救辦企業而被視為走資本主義辦黑工廠，被清洗的。時年二十七歲，健壯敦實，原是成都東城公安分局的刑警，又是楊少西的朋友，在場部集訓受審時與我相識，成了朋友，從此在勞改農場數年，一直同隊。後來得知：他也是在場部“鬧糧”跳得最凶的人之一。並且與場部執勤的公安戰士發生過衝突，質問攔阻他們找場領導反應情況的兵：“你們的刺刀對準誰?耍啥子威風嘛!老子過去也是耍槍桿兒的……。��

　　我、譚國仁和康永意在殷家槽呆了一個冬季，剛剛入春又被調到下面的馬家山中隊。譚

和康在園藝組管理檸檬和間種雜糧，我則在蔬菜班種菜，比較繁重的就是翻地和挑糞挑水。但是沒有定額，干多干少要看班長的情緒：班長情緒好時，大家就挑少些，走慢些；班長情緒不好時，就挑多點，跑快點。負責生產的班長姓羅，三十多歲，在茶場勞改了4年，幹部都熟悉他。但刑滿那年恰逢“自然災害”，農村餓死人，他害怕遣回原藉，於是留場就業，後來與雙路鄉下一個女子結了婚。因女家沒有房子，基本上都是茶場休息的前夜，那女子上山來與他同居。所以每當那女子上山來的兩天，羅班長的心情最好，但精神和體力最差，挑擔子沒有勁，栽菜秧都打瞌睡。於是，這時候他就會安排大家扯草鬆土等比較輕鬆的活干，還要擺些“那方面”的龍門陣，讓大家笑得流眼淚。若是那女子該上山來的時候沒有來，羅班長的心就像貓抓了一樣，毛焦火辣，秋風黑臉……這時大家就要警惕，謹防他安排大家去轉糞，因為這是最髒最臭最累的活。大家摸到了他的脾氣和規律，都順着他。因為幹部信任他，他有農業技術，懂蔬菜栽培。所以每次見他老婆來時，班裡的人都把飯菜端過去與他倆一塊兒吃，既表示朝賀也表示親近，還要對那女子說：“下次你要早點來唷，免得班長不高興，我們就要倒霉。”��

其實這個姓羅的班長是個心地善良的人。原是壁山縣的農民，土改積極分子，在“合作化”當村幹部時，為完成上級下達的指標，採用強迫命令的方法，逼死了一條人命，因而“過失”犯罪。我一到他班裡，他就關心我的婚姻，說要他老婆替我介紹一個漂亮的。我以為是隨便說說開玩笑，並沒有介意。哪曉得羅班長當了真，不久，他老婆就帶來了一個的確年輕漂亮的鄉下女子，讓我感到很難為情。因為我已經有了何婉容。但羅班長是一片好心，不好得罪，只好應付着去陪着吃飯，想過後找機會向羅班長說明。殊不知消息不脛而走，傳到了何婉容耳里，這是第二次聽到我的“緋聞”，她不能容忍，立刻托人帶來一張紙條，指責我拈花惹草，表示要與我斷絕關係。��

　　又一天，我和蔬菜班的人，正在去場部的小路下面翻地，忽然見紅茶車間兩個女勞教來了。一個是茶場惟一的少數民族黎元芬、一個就是白牡丹王瑞瓊、(職工隊的幹部對女勞教來找男職工，大多採取睜隻眼閉隻眼的態度)羅班長對我開玩笑說：“你走桃花運了，她們可能是找你的?”我與這兩個女子雖然從來沒有說過話，但眼神曾經多次相遇，事實上已是熟人。心想：何不趁她們來的機會打聽一下何婉容的情況，托她們向何婉容做些解釋。於是趁羅班長與我開玩笑高興的時候向他請了假，朝黎元芬和王瑞瓊迎去，並將她們接到我的住室，給兩人各兌了一杯古巴糖開水，又拿出兩個永川皮蛋請她們吃。她們告訴我，那天紅茶車間檢修機器，車間的人換班休息，發現何婉容這幾天經常偷偷在哭，所以來馬家山看看。於是，我把羅班長介紹雙路鄉下女子的原委作了介紹，最後聲稱：“你們想想，我是成都人，今後要回成都，我怎麼可能與雙路鄉下的女子好呢?”可是這表白，立即遭到伶牙俐齒的黎元芬的質疑，她問我：��

“那何婉容是江津的，你怎麼回成都呢?”��

　　這一反問讓我覺得她有些挑釁，但同時又覺得不無道理。所以後來很長一段時間這問題成了困擾我的心事。一方面我與何婉容真誠相愛已有了感情，不願意負她，另方面又覺得自己後半生確實不可能在異地他鄉安身。��

　　黎元芬是民族學院的學生，因父親在“康巴叛亂”時受牽連被判刑，自己有“反動言論”，又“詐騙”漢族老師的錢財，所以被勞教。她精通漢話，要不是她自我介紹，沒有人會覺得她是少數民族。她比我小一歲，卻儼然像個大姐姐，用教導的口吻對我說：

“理想是美好的，現實是殘酷的，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着很長距離……”她這話說得既玄乎又神秘，讓我摸不透她的用意。黎元芬見我滿臉迷茫，就開門見山地對我說：“你不要誤會，以為我想做你的妻子，我是有男朋友的……。”本來王瑞瓊一直保持着沉默，沒有參與我和黎元芬的談話。可是黎元芬最後一句話有點含沙射影，我便反問了一句：“你不想做我妻子，那誰想做昵?”��

“誰想做自己明白，哪個經常在我面前提起人家的名字，哪個就想。”��

王瑞瓊是有一定文化知識的那種很含蓄的女子，知道自己嘴笨，說不贏黎元芬，只好紅着臉低下頭保持沉默。��

後來，黎元芬背着王瑞瓊對我說：“王瑞瓊很早以前就在我面前提到過你，對你印象很好。但她害羞，沒有勇氣……直到何婉容與你好了，才有些失悔。最近王家坡有個重慶的摘帽右派正在追王瑞瓊，王瑞瓊拿不定主意……我覺得耍朋友並不是玩一玩的事，而是最終要結婚，要生活在一起，要生兒育女。你們都是成都人，各方面都合適，這才是現實。所以，我認為如果何婉容要主動與你了斷關係，你又何樂而不為呢?”

黎元芬一席話仍然沒有動搖我，我決定要主動找何婉容解釋。可是不久，我一個人又被調到遠離黃泥塘的杉樹林二隊，很難與何婉容，黎元芬和王瑞瓊取得聯繫。��

我離開馬家山去杉樹林前一天，雙路那鄉下女子又上山來過一次，我為了不讓她感到太突然，準備慢慢挑明，所以仍然保持着有分寸的接觸。據羅班長的妻子介紹：那女子當時18歲，家在雙路街上，是吃商品糧的。生父已死，繼父也是茶場脫法回鄉的犯人，有修鞋手藝，在街上開了個店子，收入可觀，是當地五匠中家庭最富裕的。那女子給我磨了許多炒麵，蒸了二三十個肉包子。我給她錢，她不收，退給她更不依。我想到不能白吃人家的東西，就把自己已經圍了多年的一條圍巾送給她。結果弄巧成拙，那女子竟視為“定情之物”，回去就改了姓氏，讓我愈陷愈深，愈說愈說不清。據說，永川、大足的風俗：同姓氏的人不能通婚。那女子的生父也姓李，她本名叫李紅健，當然不能與我結婚，所以那次回去以後，就向派出所申報改為隨繼父姓林。由於後來我調離了馬家山，很久沒有去雙路趕場，林紅健即派他繼父以修鞋為名，到杉樹林二隊找到我，要我去雙路趕場，說林紅健的母親請我。我只好答應去，但不是去應婚，而是想去說明。可是還沒有等到我下山去說明，又被二次勞教了，直到我離開茶場完全沒有了信息，林紅健才死了心。“文化大革命”發生後，林紅健的繼父被斗，家被抄，林紅健去了新疆，從此渺無音訊。��

　　我到杉樹林二隊不久，曾經托朝陽寺的何醫生給何婉容捎去一封信，說明雙路女子的由來，但何婉容仍然不理我。何醫生稱：何婉容又知道王瑞瓊去了馬家山的事，因此更加氣憤。��  多疑是女人普遍的特性，多疑又是女人致命的弱點。何婉容多疑傷害了我的心。��

杉樹林二隊是西山地勢最低的隊，距成渝鐵路長河扁小站最近。小站那位站長竟然是我原機關的同事，綽號叫“擔擔麵”，因照顧夫妻關係調到鐵路部門的。我到二隊不久，正逢廣柑成熟，我“偷”了些華盛頓無核臍橙、鵝蛋柑、冰糖柑等給這位老同事。與此同時，也給王瑞瓊的母親託運去了10多斤。王母不知道勞教人員的信件是要被檢查的，所以在給王瑞瓊的信上談了廣柑的事情，叫王瑞瓊與我叫苦不迭。幹部不但追查王瑞瓊與我的關係，她還落了個挖何婉容“牆角”的罵名。而我不但被扣了“工資”作賠償，還落了一條“盜竊國家外貿物資”的罪名。��

　　1964年初冬，杉樹林二隊剛剛收穫了廣柑，突然宣布我被重新勞教三年，其罪名除了在場部集訓那些原因而外，還多了“偷”廣柑的事，結果被送到小白岩五分隊。

　　第二次勞教被“職工們”喻為“繼續深造”或“讀研究生班”，並沒有給我帶來多大痛苦。因為除了休假日不准下山趕場而外，住的工棚，吃的伙食，發的工資都與當“職工”一樣，沒有半點差別。加之我到小白岩後距黃泥塘近，第三天就收到王瑞瓊托人偷偷帶給我的一封信。說她也遭到無端的凌辱，有人罵她是琵琶精，是她害了我的。信中有一張她在茶園微笑着照的相片，背後題了“讓她永遠對你微笑，讓她永遠伴隨着你”。信中還有一首小詩：

    不在乎你離我多遠，我的心與你相連；��

    不在乎你成了囚徒，我依然在你身邊；��

    不在乎你含垢忍辱，我永遠把你思念；��

    不在乎你容顏枯槁，我對你至死不變。�オ�

君喲，既然命運安排我們要遭此磨難，��

就只有面對，只有承受；��

要知道百鍊成鋼，冰雪消融，就是山花爛漫。��

八、男女合隊的插曲��

 

　　

 

俗話說山不轉水轉。我到茶場的第一站就是小白岩五分隊，後由五分隊去了黎家山煤窯，由煤窯到了朝陽寺。在場部集訓時關押在直屬隊，後又到了殷家槽、馬家山、杉樹林，幾乎跑遍了西山，歷時兩年，轉來轉去，終於又回到了小白岩，並且管教育的仍然是袁靜生。

��  這時的小白岩五分隊，竟然是男女在一起的勞教隊。男的4個班，女的也是4個班，共100多人。原在朝陽寺的姚隊長調來專管女勞教。管生產的隊長姓凌，川北口音，年約三十多，光頭，善良、耿直，愛訓人，但不亂罵人。趙大炮也在五隊，由於他剋扣勞教和“職工”的糧油，多吃多占，已吃成一個大胖子，所以後來幹部和職工都叫他趙胖子。��

　　趙胖子的名字叫趙旺興，安徽長江邊上的漁民，早年參軍入黨，由於資格老文化低，在勞改隊只當了個指導員。但他腦子裡想的卻是代表無產階級對被推翻的階級實行專政。專政就是壓迫。壓迫者想罵就罵，想打就打，想侮辱誰就侮辱誰。被壓迫者不服就是反抗，反對他就是反對政府。所以，在他管轄的勞改隊或勞教隊，他為所欲為。可是我在小白岩見到趙大炮時，趙大炮的炮已經啞了，原因是他的注意力已經轉移到女勞教身上，成天想的不是抓生產，而是抓女人，不是向階級敵人專政，而是向他的女奴隸“鑽陣”。不久惡行敗露，但仍被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只給了他一個黨內處分——撤銷指導員職務。��

　　據說文化大革命中，他曾經風光了一會兒，參與了茶場的奪權鬥爭，對茶場原領導班子的人心毒手狠。因此，不但在“職工”中臭名昭著，許多茶場幹部也視他為壞人，敗類……後來病死在茶場，幾乎沒有人去弔唁。��

　　我被送到小白岩時，“415”的幾個熟面孔已早到了那裡。有在場部與我一起集訓過的康永意、譚國仁、焦德潤、陳培根。也有未被集訓的黃強、糜文偉、龐雅谷，還有從朝陽寺捆走的陳雲伍。後來得知：康、譚、焦、陳均因“馬家班”的事牽連被再次勞教，並判了三年管制。而黃、糜、龐與“馬家班”並沒有關係，也未能逃脫再次勞教的厄運。大家碰到一起，談到各自被再次勞教的緣由都感到冤枉。��

　　黃強，就是元旦與劉月華聯袂演出《父女觀燈》的那人，時年三十多歲，四川儀隴縣人。解放前就讀於重慶新聞專科學校，1948年曾因參加學潮被捕，1949年6月又在閬(中)儀(隴)邊區加入中國共產黨。旋即回儀隴組織抗丁抗糧，迎接解放。解放後曾擔任儀隴縣團委副書記，川北團校教育股長，四川合省後調南充縣委專事政策研究。他被定為右派送勞教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他父親解放前系儀隴縣四十八場鎮的首席鄉長，兼縣銀行監事和縣中學董事，解放後為民主人士，但“肅反”期間重新被審查。整風座談時黃強為其叫屈，指責某些地方某些部門違反政策，背信棄義，把與我黨合作多年的朋友當作敵人來斗……反右時這種言論被視為“對黨的肅反政策不滿”；其二是，整風剛開始時，他寫了一首配畫的打油詩，叫《贈樊部長〖ZW()指縣委組織部。〖ZW〗〗》：高高在雲層，朝朝想晉升，架起天文鏡，才見一個影。幹部和群眾，連連發疑問，工作這樣緊，為何不下村?下面出問題，情況沒弄清，坐在家裡估，老起亂批評。這首詩在反右開始後被定為“惡毒攻擊黨的領導幹部，攻擊人事制度。”�ブ匦聞诮痰脑�因是“摘帽後不積極改造，組織人哄車間鬧場部，右派野心不死”等，並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事實上他並沒有參與哄車間鬧場部，更沒有組織或指使別人。��

　　糜文偉，彭山縣人，時年三十五歲，中等身材，微胖，解放前夕畢業於朝陽學院法律系，解放後在檢察院工作。在辦案的過程中得罪了不少領導，整風時又“攻擊”黨委對檢察工作干預太多。加之本人“海外關係複雜”，被莫須有罪名定為右派。在他送勞教之後，其妻抱着剛滿周歲的兒子跳了嘉陵江……據說：當時有許多人圍觀，妻沉入江底被狂浪捲走，其子被一船工救起。得知這一消息後，他妻的兄嫂曾去出事的江邊打聽，並最終在遠處見着了那孩子，正準備查實情況後前去認領時，那船工搬了家，打聽不到下落。糜文偉勞教後得知以上消息，傷痛了很久很久，寫了許多追悼忘妻，思念兒子的詩詞。所以勞教五年，他一直憂悶消沉。“馬家班”的事與糜文偉毫無關係，但由於他認識周居正，對周居正勞教後仍堅持研究漢語，寫出了上萬字的《漢語改革方案》的精神很賞識。所以當局認為，雖然與“馬家班”沒有組織關係，但思想意識是一致的，應該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再來一次勞教。��

　　龐雅谷，成都人，年近四十，中等身材，消瘦，戴近視眼鏡，曾在國民黨警察局供職，解放後被留用，曾協助軍管會公安處接收和清理舊檔案。因他籃球打得好，後來調入川西公安廳“保衛隊”作職業球員。合省後又調入省“保衛隊”，直至1958年劃為右派。勞教後一直當小組長，一貫靠攏政府，所以他被重新勞教讓許多人感到意外。��

小白岩勞教隊除了9名“415”吃“二道飯”的而外，絕大多數都是“三面紅旗”給國民經濟造成極大困難時“犯錯誤”的普通群眾，只有極少數是機關、學校、企業補劃的右派分子、反動分子或其它分子，良莠不齊。他們當中有入室盜竊之徒，行話叫“爬管子”(爬下水管上樓入室)；有劃包包的小偷，行話叫“開片子”(用刮鬍刀片劃錢包)；有用撲克牌賭博欺詐的、行話叫“換盒子”(幾個人串通換牌)；有偽造購糧摺子、販假糧票或其它票證的，行話叫“販本子”，還有專以色相勾引外地男人，然後實施搶劫的，行話叫“弔膀子”；還有心甘情願以肉體換錢財的女人，重慶叫王元(玩字折開)或王大姐，成都叫“梭葉子”……這些人當中的的確確有好逸惡勞，積習成性、屢教不改的慣偷、慣盜、慣賭、慣騙、慣淫的惡棍和蕩婦，但絕大多數都是因為家庭和當時的社會現狀所迫、被騙或被壞人引誘“下水”的。�ァ∑┤纾�有個綽號叫“叮咚”的青年，1958年15歲正念初中時，他父親一夜之間成了反革命鐺鋃入獄，從此沒有了經濟來源。輟學後在社會上閒逛，被一個慣賊相中，傳授其入室盜竊的技藝。因他在黑夜裡進入不屬自己家的房子，心中很虛，叮叮咚咚跳個不停，同夥就給他取了“叮咚”這個名字。他後來給我講了他初試身手就失敗的經歷：白天他與師傅、師兄到大坪九坑子長航宿舍“踩點”，打聽到一個船大副剛結婚，很有錢，並且大副隨船在外，很少回家……入夜，師傅認為“今天的活沒有風險”，就讓他去“下手”，哪知剛爬到到那家的窗外，大副突然深夜歸來，並且臉都來不及洗，立即就與妻子“干那事”。他想幹完了總該睡覺了吧，殊不知那女人幹完了就要拉尿，並且撒嬌要丈夫抱着往痰盂里拉……他看到這裡，忍不住笑出了聲。那大副一驚，手一松，女人的光屁股掉到痰盂上，痛得呱呱叫……“叮咚”連忙順污水管溜下逃之夭夭。��

又譬如一個叫“天棒”的青年，勞教時才剛滿16歲。他上初中正遇所謂的自然災害，母親跟別的男人往新疆跑了，父親把滿腔怨恨發泄到他身上，他受不了就離家出走。不久就跟着別的孩子學會了摸包和開片子。有一天，他在兩路口看見許多剛下火車的人上了開往謝家灣和楊家坪的電車，車廂里很踴擠，有機可乘，也擠了上去。買車票時，他見一個幹部模樣的人有一疊角票和元票裝在屁股後包里，一隻手抓着電車扶手，一隻手摟着胸前的愛妻，正親親熱熱，是下手的好時機。於是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夾住單面刮鬍刀片，將刀刃向那脹鼓鼓的褲包划去，恰好此時電車正在鵝嶺公園轉彎處，司機一個急剎車，鋒利的刀片划進了那人屁股的皮膚，他的手指已經感覺到粘糊糊的血漿。可是那幹部的驚叫已被其它人的驚叫所淹沒。因為急剎車造成的衝撞，其它人也在驚叫。那幹部發覺自己的屁股在痛時，“天棒”已溜之大吉。��

我重新勞教到小白岩見到袁靜生時，有些難為情不好意思。倒是袁靜生比較主動，把我安排到一個不太“燥辣”的班長那裡。並安慰我：既來之則安之，你還年輕，只要好好改造，仍然有前途。後來他知道我會畫、會寫美術字，就叫我與黃強、龐雅谷一起辦牆報，寫標語、搞宣傳……少幹些體力勞動，阿渾們也不敢欺負。當然，夏茶盛產期和中耕鋤草活忙時，也要回到班裡參加採茶、施肥、打藥、鋤草，聽阿渾們擺葷龍門陣，講性交花樣、談做愛技巧等不堪入耳的東西。��

 

九、他是中國人��

 

女勞教中隊有個皮大姐名叫皮開玉，巴縣太和場人，皮膚白，體態豐腴，時年24歲。如此年輕又何以會掙得個“大姐”的名份呢?原來1959年正當“糧食過不了關”農村餓死人的時候，在重慶火車站上班的哥哥，給她介紹了一個跑車的列車員結了婚，隨之也搬到菜園壩附近住。雖然丈夫來往於重慶-成都，重慶 -西安……可以買到不要票證的東西，但畢竟還要

有錢。而丈夫一個人的工資收入難以支撐他們的家庭，於是皮開玉刮了她懷的孩子，在“山城飯店”附近擺了個麵攤，早晚賣麵食。雖然起早抹黑很辛苦，但有收益也值得。一日，她見“山城飯店”跑出兩個男人追打一個14歲的女孩，原來是這女孩餓慌了搶了他們的飯菜。皮開玉是個心地善良，且餓過飯的人，很同情女孩的遭遇，就替女孩賠了錢糧，道了歉，並把女孩收留在身邊打雜，叫女孩走正道。因此“皮大姐”在菜園壩周圍出了名。出名當然是好事，有許多吃麵的人都願意照顧她，說她心好，面也好，味道好，並且湯寬，紅重、菜葉子多。但出名也給她帶來了麻煩，許多落難的農村女子聽說她的事跡，紛紛來投奔，都稱她“大姐”。但她的小攤那能容納得下那麼多人，所以一般都是給碗面吃，給點錢糧。出名也是壞事，俗話說“人怕出名，豬怕肥”。皮大姐的生意好了，管地段的各類“幹部”和居委會的大爺大嬸都來揩油，並且胃口愈吃愈大，不但白吃，還要攤派。加之同行妒嫉，有人散播謊言，惡意中傷。城市大整頓時，說她“沒有正住戶口，流竄進城，掌紅吃黑，偷稅漏稅，不服從管理”，被戴上“壞分子”帽子，強制收容勞教。勞教後禍不單行，丈夫與她離了婚，她曾經痛苦和消沉過一陣。但她天性開朗，在菜園壩擺麵攤時，遇到過南來北往三教九流的“下三爛”，聽過許多渾話和下流龍門陣，所以為了開心，為了尋求刺激，就把那些龍門陣擺給勞教同學聽，所以在勞教隊也成了名人。��

　　後來遇見了曾永正，她很興奮，想入非非，想找到這個“洋人”，說不定哪天翻了身，出人頭地，氣死那些整過她的人。不久她發覺自己與那“洋人”有相當大的差距：曾永正是大學本科畢業的中學教師，自己是初中沒有畢業的農民，加之她的潑辣性格與“洋人”的含蓄嚴謹格格不入……就只把“洋人”當作精神上的偶像，精神上的支柱。��

　　皮大姐心目中的洋人，是一個寬額頭、高鼻梁、大眼睛，身材高大，年約三十的男人。外貌完全像個歐洲男子，卻又說一口地道的四川話，並夾雜着一些地方土語，讓人感到納悶：難道外國人也要勞教?原來曾永正是中國籍公民，祖籍四川江津，其父早年曾與聶榮臻元帥在法國留學，後到比利時，與一個比利時女子結婚，生了他。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曾永正的母親不願放棄比利時國籍，被遣返回國。從此黃種人的丈夫與白種人的妻子兩地分居，混血兒子再也見不到生母，甚至連書信都很少接到。後來曾永正在華西大學化學系畢業，被分配到重慶一所著名中學教書，娶了一位漂亮年輕的美術老師為妻，工作順利，家庭和美，然而思母的苦痛揪着他的心。��

　　1956年2月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在會上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提出了反對個人崇拜。曾永正想起在重慶中正中學讀高中時，一位曾經在湖南長沙第一師範學校教過毛澤東的孫老師給他們講過一件事。說國共兩黨在重慶談判時，毛澤東曾去覃家崗他的寓所看他，並把剛填的詞《沁園春》送他看，請他提意見。他看了連連搖頭，說道：潤之呀，詞寫得氣勢磅礴，但口氣太大，你把中國歷代

君王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功績都否定了，“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是不是就是你呀?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寄予厚望的政黨，你們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啊。聯想到斯大林，曾永正覺得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與約塞夫·維薩里奧諾維奇差不多，於是私下與一些同事談論，認為中國也有個人崇拜。��

　　1957年，重慶的中學教師集中在沙坪垻第三中學(原南開中學)整風，曾永正在座談會上不但重彈了“中國也有個人崇拜”的老調，還發表了批評糧油棉統購統銷違反價值規律，教育制度束縛老師手腳，甚至“攻擊”向蘇聯一邊倒的對外政策是崇俄媚外，中國有五千年燦爛文化，卻要尊奉一個大鬍子洋人做祖宗。這些言論當然是“惡毒詆毀”偉大領袖和“攻擊”黨的右派言論。反右一開始立即被打成“不折不扣的右派分子”，攆出了課堂。��

　　隨後，曾經在全市中學教師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動員大會上，作動員報告的市委宣傳部長張文澄，作形勢報告的副部長王匡時，作總結報告的文教部長陳孟汀，也相繼被打成右派。特別是曾永正那所中學的校長、支部書記劉某，因為1955年重點中學校長寒假在北京學習時，拒絕與毛主席合影，有藐視領袖的“罪”，加之該校定成右派的五個老師中有三個是他最器重的學生，所以也被打成右派，撤了校長之職。劉校長撤職後，校長的位置由教育局指定一名教物理的老師臨時代理。此人一副極左面孔，多數老師不配合她的工作，所以她一時找不到能頂替曾永正上化學課的老師，只好要曾永正“戴罪”繼續上課。殊不知曾永正仍然堅持“反動立場”，繼續在學生中散播“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真理，包括馬列主義”；攻擊“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理論是怪論，歪論、謬論。因而沒有“戴罪”當幾天老師，就被趕去與學校的工友們一起粉刷牆壁，修補茅坑，打掃廁所。由於干雜活是體力勞動，比不得耍粉筆桿子，因而胃口大增，原先的教師定量已不夠吃，常常感到肚子很餓。於是幹完活就早早地拿着飯盒候在飯堂。一個炊事員大姐瞪了他一眼，怨他來得太早了。他知道自己現在的“身份”，連忙回到住室，等教職工都打完了飯菜，他才再去。這時炊事員已開始搞衛生，他以為炊事員欺負他，但又不敢發火，正要怏怏離去，忽然被那個炊事大姐叫住，說給他留了飯菜在櫥櫃裡，叫他自己進去取。原來是很大的一碗飯菜，足有半斤多米的飯，飯上蓋着蔬菜，飯下埋着回鍋肉。這時他才明白那炊事員埋怨他去早了的真實用意。

值得一提的是：幾個右派和學校工友一起干雜活久了，工人們不但沒有與他劃清政治界線，反而結下了友誼。改選工會領導時，竟然有些工人弟兄提名要選曾永正當工會主席。

1958年秋，重慶市文教系統的右派，除了少數被定為“極右”的送勞動教養而外，剩下的均被下放到綦江農村監督勞動，曾永正被安排到一個老生產隊長家裡。老隊長最初對曾永正保持着十二萬分的革命警惕。因為聽縣裡的幹部講，毛主席說的“右派就是反革命”。他以為反革命就是地主、資本家一樣的人，貧下中農應該憎恨他們，監督他們，只准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幾個月過後，老隊長發現這些右派非常老實，老實得生了病也不休息，手腳傷了也不哼一聲，肚子沒有吃飽也不叫餓。並且非常有學問，字寫得又快又好，還常講一些“精忠報國”和“二十四孝”的故事給大家聽，很喜納人。加之那時農村的運動一個接着一個，以生產隊為單位的調查、統計、總結特別多，寫寫算算還真用得上這些右派。於是老隊長對曾永正由戒備逐漸轉變為有些好感，有點兒同情，偷偷弄些東西給曾永正吃，還要自己的女兒和兒媳給曾老師(初來時只叫名字)補衣服。這些變化叫曾永正非常感動，就以加倍勞動，加倍工作來報答他們。白天曾永正要和社員們栽秧打穀，犁田耙地，晚上又幫老隊長寫寫算算。有時生產隊開會，通知大家吃了夜飯9點鐘到齊。結果總是拖拖拉拉10點鐘都開不成會……會開完已是凌晨兩點，曾永正再把記錄整理好上床已是三點過，剛剛睡熟又該起床……長此以往，他的身體開始消瘦，臉上出現了浮腫。��

　　有一次省上的農村工作團下來推廣“稀株密植”新技術，叫農民把多年的冬水田放干，將淤泥壘起晾曬，然後條播麥種，並且一畝地撒120斤種籽，完全不同於當地每畝窩播幾斤麥種，收穫兩百斤左右的耕作方式。於是老隊長找到工作組反映，說播種子120斤，收麥子200斤，群眾怕得不償失。可是工作組的負責人說他是“老保守”，“老牛筋”。他反駁說：下這麼多種子，還沒有等麥苗長出來，你們屁股一拍就走了，明年收不到那麼多麥子，群眾餓肚子時我到那裡去找你?一個農民在那個年辰敢頂撞省上派來的工作組，這還了得。當晚就在那個生產隊召開群眾大會，工作組的人首先引用毛主席關於“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的論斷，對老隊長的保守落後思想進行批判。最後聲稱：《人民日報》都發表了社論：“人有多大的膽，地有多高的產”，別的地方小麥已畝產幾千斤，上萬斤，人站在上面麥杆都壓不彎……老隊長非常倔，沒等工作組的人把話說完，竟當着工作組的面，向群眾揭露了畝產千斤小麥的底：是把幾畝十幾畝地里快成熟的麥苗移植到一畝地上來收穫，是弄虛作假，糊弄英明領袖毛主席……這當然讓工作組的人丟了面子。可是公社的人也不敢得罪工作組，為了讓工作組體面下台，只好把老隊長和其它一些“保守”分子，“落後”分子，單幹分子集中到公社“學習”，工作組的人一撤走，就把這些人放回去。老隊長回到家，見到曾永正時老淚縱橫，悲愴地對他說道：“現在我才曉得彭德懷元帥為什麼會遭整，你們這些人為什麼會被打成右派，原因就是你們講了真話。”曾永正聽了很有感觸，立即想起1957年6月10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過一篇社論，叫《工人說話了》；他覺得那時也應該發表個社論，叫《農民說話了》。�ァ�1958年和1959年，由於人為的因素造成農業減產，重慶市下放農村監督改造的右派分子，病死餓死多人。於是市上決定將這些人從農村收回，再放到長壽湖農場去。一方面那裡的環境和物質條件稍好些，又便於集中管理，所以1960年元旦剛過，曾永正和綦江農村的右派又轉移到了長壽。��

　　曾永正到長壽湖農場後，是搞農業生產，口糧標準低，又得不到外援，所以經常餓肚子，難免說些牢騷話。加之在農村一年多的所見所聞，對浮誇蠻幹瞎指揮深有體會，他歸之為是“中央領導人有小資產階級狂熱”。後來又從親友的來信中得知蘇聯撕毀了向中國提供國防新技術(原子彈技術)的協議；赫魯曉夫攻擊中國“是好鬥的公雞”；教訓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他把這些消息“傳播”給了一些人聽，被有些人視為“反動言論”，舉報到上面，於是他的信函受到了檢查。他去進行交涉，但無濟於事。又提出抗議，仍無濟於事。最後他橫了一條心，申請出國。這當然惹惱了有關當局，認為他“頑固不化”，於是趁1960——1961年社會大清洗的時機，給他安上“堅持反動立場，散布反動言論，企圖叛國投敵”的罪名，判他三年管制，與社會上數百名各類分子於1962年夏季，強制送到新勝茶場勞教。��

曾永正勞教後，經常被人誤認為是另一位在勞改的“洋人”。到了1970年，曾永正已經解除勞教，摘了右派帽子，留場就業。一天從東山來了一批剛刑滿釋放到西山就業的犯人，其中一個體院的老師見到曾永正就用英語問道：“Hello I heard that you're beeu to stockholm now why you are here?” “哈羅”，聽說你已經去斯德哥爾摩了，怎麼會在這裡? 曾永正也用英語回答：“No,you are mistaken you must have regaraed me as YangCheng, as I know Yang Cheng has a brother caued YangZheng,wholis now working in your sports committee.”不，你弄錯了，你一定把我認成了楊晨，我知道楊晨有個弟弟叫楊震在你們體委。

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成都有兩個混血兒，一個叫楊晨，一個叫楊震，父親是成都人，母親是瑞典人，解放後父親被“鎮壓”，其母被驅逐回國。因兩個孩子的長相像母親，都把他們當成了“洋人”。後來大孩子楊晨被公安機關看中，想把他培養成駐外情報人員。誰知楊晨不爭氣，犯罪被判刑，在成都北郊一勞改工廠改造。有一天幹部找他談話，突然提到他在歐洲的母親，問他想不想見? 他一時沒有回答。原因是凡有海外關係的人都被整怕了，他不知道幹部們葫蘆里裝的什麼藥，是不是又在玩整風反右那套“引蛇出洞”的把戲……所以只好說：兒子肯定想念母親，這是人之常情，但是自己又不敢想，因為自己是中國人，母親是外國人，應該與資本主義劃清界線……他的態度反倒讓幹部們着了急，因為“上邊”追得緊，但又沒有交底。後來才知道周恩來總理訪問西歐時，在瑞典參加一個瑞中友好協會為他舉行的晚宴上，有位瑞典女士用非常純正的漢語致歡迎詞，其中還夾雜了幾句四川話。周總理感到很驚訝，通過翻譯找主持人詢問，方知致詞的女士是協會的負責人之一。曾經長期在中國居住過，並且離開中國時還留了兩個孩子在四川成都……周總理回國後立即指示有關部門進行調查，並指示：若無重大問題，應幫助母子團聚——這就是基層勞改幹部當時不知道的底細。後來勞改就業的楊晨和在游泳池工作的楊震，雙雙經過“誘導”，終於“自願”申請出國，換了一身新衣，踏上了與母親團圓的路……據說楊晨和楊震到瑞典後，在斯德哥爾摩開了一家中國餐館，許多歐洲的華僑和留學生光顧，生意非常紅火。��

　　曾永正以其少有的身世背景和煥發的青春風采，在小白岩贏得眾多勞教女子的青睞，其中最瘋狂地追他的除了皮開玉，還有胡潔瓊。胡潔瓊的年齡比皮開玉大，當時28歲，白淨豐潤，雍容華貴，已婚。正是“如狼似虎”的時候。所以勞教們給她取了個綽號叫“貴婦人”。她是自貢人，在花紗布公司當會計，寫得一手流暢的草書、算盤打得非常嫻熟，因“經濟問題”勞教。曾永正在隊上當統計員時，胡潔瓊正好有“正當”理由去幫忙。她撥弄算珠比當化學老師的曾永正快，劃圈圈寫碼碼字也比他精。有時胡潔瓊還故意不把數字擺平，就可以多些時間與曾永正在一起。可是這麼一來，又打破了皮開玉的醋罈子。皮開玉按捺不住心中的妒嫉，跑去說他們小組報的數字要更正(她也是小組長兼記錄員)實則是想看看胡潔瓊在曾永正那裡搞啥子。當然忘不了藉此機會討好一下曾永正，給曾永正帶去一杯糖開水。曾永正後來看出了苗頭，意識到這樣下去會惹出是非，於是向凌隊長提出自己勝任不了統計工作，要去遠離中隊部的地方守紅苕窖。��

　　曾永正怕惹是非，但是非偏要找他，差點叫他跳到黃河都洗不清。那是1964年的冬天，他剛摘掉帽子，解除勞教在王家坡分隊就業，忽然接到老父親來信，把他大罵了一通。說他是個有妻室的知識分子，怎麼會在勞教場所與那些王大姐鬼混……後來才知道皮開玉轉移到北碚新生園藝場勞教後，曾對同組的吹噓她在新勝茶場有個男朋友是高鼻子洋人，叫曾永正。誰知同伴中有個女子就是曾永正妻子的學生，這個學生出於義憤，把這消息寫信告訴了老師，因而引起一場誤會。曾永正心想：女人亂說還解釋得清楚，要是“馬家班”的人亂說，恐怕就要掉腦殼。��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京召開，通過毛澤東主持起草的“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五�币涣�通知》和《十六條》決定，認為在學術界、教育界、文化界、新聞界、出版界……充塞着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東西，要求徹底揭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文化領域裡的代表人物，並清洗這些人。5月28日設立了隸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和張春橋為副組長，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5月31日

，經毛澤東批准、陳伯達率工作組改組《人民日報》，直接控制了這個全國最大的輿論陣地，次日即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的社論。8月1日至12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主持會議，並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把鬥爭予頭指向了劉少奇，號召人們“炮打”事實上根本不存在的所謂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司令部。��

　　於是，全國政治形勢驟然緊張，文化界、教育界……更是人心惶惶。歲月蹉跎，遭受歧視的曾永正夫人為了兒子的前程，決定與右派丈夫離婚。曾永正與愛妻離婚後，經受了傷痛的煎熬，尤其是對兒子的苦思，到了撕心裂肺的地步。然而匹夫有志，奈無回天之力。幸好，1971年10月25日

中國與比利時建交，曾永正獲准去歐洲省親，並有機會留在比利時。可是他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自己的問題還沒有澄清，不能不明不白的脫離祖國。所以毅然決然的又回到茶場繼續“就業”。不久即被“清放”，在母親的資助下和鄉親們的幫助下，辦了一個小型化工廠，為社會提供了幾十個人的就業機會。但當時政府不鼓勵私人企業，原燃材料供應的渠道條件苛刻，產品銷售也受到歧視性的限制，化工廠陷入困境。正當此時，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並開始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曾永正的右派問題終於得到改正，回到了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行列。��

 

十、他把信箱坐穿��

 

杉樹林二隊宣布我重新勞教的時候，王家坡六隊也宣布了對申雲松，劉應龍等四個在場

部“集訓”過的人的處理：重新勞教三年，押送到南江縣去修水庫，罪名是“知情不報”。其實他們知什麼“情”?有什麼需要報的呢? 他們與所謂“馬家班”的人只不過是一起勞教才認識的。處理他們的真正原因是他們鬧過糧，發過牢騷，砸過幹部廁所的牌子——他們認為那牌子有點像“就業職工與狗不得入內”的意思。這讓申雲松想起整風時，他既沒有寫過大字報，又沒有發表過言論，反右開始後，仍然有位工農兵學生指責他“有毒不放”，讓這位學法律的學生瞠目結舌。俗話說“言為心聲，行為意表”，沒有言行怎麼知道別人心裡在想什麼?怎麼知道“毒不毒”呢?於是他憤怒地予以反駁，質問那人是怎麼知他有“毒”的，是用顯微鏡，X光片，還是用超聲波……並且斷言這樣不講事實依據亂定罪名的人一旦當了法官，不知會製造多少冤案。可是申雲松嘴犟仍然厄運難逃，仍被學院以莫須有的“組織地下詩社”為由，將他打成右派，開除學籍，強制勞動教養。��

　　申雲松，成都人，白皙清瘦，英俊飄逸，反右時是西南政法學院(今政法大學)的學生，時年19歲，是新中國自己培養的首批法律工作者。當時他心想：我犯的可能就是資產階級法學家攻擊我們的“思想罪”。��

調申雲松、劉應龍幾個“二進宮”(即二次勞教)的去修水庫，主要是他們有開山放炮，干土石方的技術和經驗。要他們帶那些只會扒竊，不會勞動；只會偷雞摸狗，不會工程建設的青少年勞教人員。要讓那些人在三年勞教期間丟掉惡習，學會勞動技能，以便將來“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

　　這個勞教隊，對申雲松、劉應龍等人採用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利用，就是用他們的技術、經驗，在工程上負責，當青少年的“老師”；限制，就是防止他們把“反動”的政治觀點，思想意識灌輸給那些青少年，使那些青少年更具危險性；改造，就是要他們“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讓他們接受“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的無產者觀點。要他們放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古訓，拜工農大眾為師。所以有些管教幹部對那些青少年說：你們只能學他們的技術，技能，不能學他們的反動立場、觀點。你們是年輕人，是一時糊塗才犯錯誤的，不像右派，反革命有根深蒂固的階級本性。反過來對申雲松、劉應龍等人又說：這些壞分子都是社會上的流氓阿飛，地痞惡棍，你們是有文化知識的，不能與這些人絞在一起……可見管教們為了完成生產任務和改造任務，頗費心思，使出挑撥離間，製造矛盾的手段以達到控制人的目的。��

　　申雲松、劉應龍等四人到南江修水渠，被分配到四個班組，四個班組都是青一色的“壞分子”。申雲松的班長綽號叫“響鈴”，實際叫張祥林。小勞教們覺得“祥林”與“響鈴”音近，故叫他“響鈴”。張祥林是內江東新鎮人，當時只有十四歲，又瘦又白，一臉稚氣。可是在社會上已有五年的流浪歷史，所以顯得老成持重，城府很深。最初他聽了管教幹部的“提醒”，說申雲松是反革命。他以為就是電影裡演的那些歪戴帽子斜穿衣的特務、漢奸或從台灣派遣來大陸搞爆炸，搞暗殺的特工人員，所以對申雲松避而遠之。後來慢慢才知道申雲松是個大學生，是因為“亂說話”被打成右派的，是和他父親一樣的原因來勞教的。在勞動中，見申雲松言談舉止彬彬有禮，對待自己如同親兄弟，於是對申雲松油然升起了敬仰之意。��

　　一個休息天的上午，天空非常明淨，紅艷艷的太陽懸在天邊，“響鈴”邀約申雲松到河裡洗澡洗衣服。他們把要洗的衣物壓在石頭下浸泡，準備脫了衣褲游泳，突然“響鈴”向申雲松發問：��

“申叔，你當真是右派嗎?”��

　　這突然改變的稱呼(以前直呼姓名)，這突如其來的發問，把申雲松反倒窘住了，不知答覆“是”還是答覆“不是”。因為答覆是就等於自己承認自己是右派，承認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答覆不是，又不能解釋自己為什麼被勞教。於是就反問“響鈴”：

“你問這個幹什麼?”

“因為這很重要，關繫到我今後對你的態度。”��

　　申雲松心想：我才不在乎你的態度呢。在勞教單位我已經讀“二期”了，什麼五馬六道的人沒有見過，鑑於“馬家班”的教訓，對這些“壞分子”娃娃得留點心眼，保持一份警惕。

“響鈴”見申雲松沒有回答他，知道是對自己有戒心，就主動談起了自己的身世：他父親也是大學生，在師專教美術，曾得到張大千先生的指點，將西洋畫絢麗的色彩溶入中國畫，取得了成就……整風運動期間他畫了一幅漫畫：一個頭戴項羽〖ZW(〗(公元前232-202)秦末農民起義軍領袖，即項籍。秦二世元年隨叔父項梁起義，在巨鹿之戰中摧毀秦軍主力，秦亡後，自立為西楚霸王。在楚漢戰爭中，被劉邦打敗後自刎於烏江(今安徽和縣東北)。 〖ZW〗)

帽，身着幹部裝，左手握着腰系的寶劍，右手指着“民主”主字上的一點，稱自己“就是不喜歡這點”。反右時這幅畫成了“毒草”，他父親被劃為右派，下放農村監督勞動，每月十五元生活費。他母親在一個化工廠當技術員，每月工資三十六元，要養活他和妹妹，還有祖母……後來又遇上“自然災害”。父親為了老母、妻子、兒女，把十五元錢全部寄回家，謊稱提了工資。實際他是經常去偷公社的糧食吃，後來被抓、被打、被捆……終於因羞辱和疾病投河自盡，永遠背着“自絕於人民”的罪。父親死後母親幾乎陷入絕境，所以不到九歲的他瞞着母親輟學離家，與一群年齡相近，遭遇相似的孩子爬火車上成都、下重慶，沿途乞討，湊足五元錢就給母親寄回去。後來經一位“名師”傳授扒竊技藝，在實踐中取得了成功，並有諸多“創造發明”，成了成渝兩地幹這一行小有名氣的小頭目。本來他打算積攢夠祖母老死，妹妹上中學的費用後，就改邪歸正謀個正當職業為生。哪知道有幾個弟兄在重慶犯案“落水”，經不住嚴刑拷問，供出他是“大師兄”，並協助公安人員將他抓獲。��

　　申雲松聽後心裡很不是滋味：一個美術老師因畫一幅諷刺漫畫竟招致如此巨大的不幸。難能可貴的是張祥林小小年齡就知道為母親分憂。雖然走的不是正路，但一片孝心令人欽佩。就問道：“那你母親知道你現在的情況嗎?”��

　　“當然不知道。因為我曉得自己走的路不對，母親知道了會更加傷心，她是為了我和妹妹才活下來的，所以我給母親寫信說勞教就是工讀校，只是沒有錢寄給他們……”

“這也不是長久之計，你今後怎麼辦呢?”��

“今後我長大了有了力氣，相信能掙到錢幫助母親，供妹妹讀書。”��

聽到這裡，申雲松感動得快要流出眼淚，對“響鈴”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於是也向“響鈴”介紹了自己的經歷和勞教的原因。並且說：自古以來就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在共

產主義運動中也總是勝利的一方宣稱自己是正宗的馬列主義，是左派，是革命的，失敗的一

方則被指責為是修正主義，是右派，是右傾，是反革命。��

最後，“響鈴”還告訴申雲松，幹部要他把申雲松的勞動表現和言論情況隨時報告隊部，並且說，他已經向隊部匯報了申雲松兩件事情，要申雲松原諒自己。這兩件事情是：    一、有一次看壩壩電影，前面加映新聞紀錄片，少年兒童隊伍不斷歡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申雲松說應該呼“萬萬歲。”說中國歷代君王的臣民都稱皇帝萬萬歲，毛主席應該比他們活的時間更長，應該叫“萬萬歲”或“萬萬萬萬歲”。二、申雲松說貪污分子和壞分子都享樂腐化過，受處分受懲罰都值得；惟獨右派說幾句話就挨整，很值不得。��

  “響鈴”告訴申雲松，幹部聽了這兩件事，連說“他已經是第二次勞教了，還不認罪，還這麼頑固，恐怕會在信箱裡呆一輩子。”��

這位管教幹部給申雲松下的斷言，要不是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很可能成為事實。儘管如此，雖然沒有在“信箱裡呆一輩子”，但在勞改單位呆了二十年，《415信箱》確實是讓他蹲穿了的。��

    1965年底，申雲松、劉應龍和“響鈴”等修完玉堂水庫，又修了渠縣三匯水電站和萬福鐵礦的石拱橋後，解除了勞教。但又適逢老人家發動“文化大革命”，階級鬥爭形勢更加趨緊，勞教人員解教後也不准“清放”回城市，所以又被“安置”回“415信箱”就業。��

此時“415信箱”接攬了宜(賓)珙(縣)鐵路的路基施工。牌子換成了“四川省鐵路工程總隊”(簡稱：川鐵總隊)。幹部基本上是在灌縣時留在“415信箱”的，勞動力則大多數是原築路支隊最後摘帽的右派、反革命、“二進宮”和在灌縣接收的新勞教。總隊成立後，又在當地招收了一部份民工。所以說申雲松、劉應龍這些解教留隊就業的人的身份不倫不類。從“川鐵總隊”的名稱講，好像已經與勞改勞教沒有關係，應該算工人。但管理他們的仍然是原先的勞改幹部，“職工們”有事要找他們仍然要喊報告，比起普通民工來仍然矮一截。但有一點值得慶幸，那就是“工資”基本上與民工“同工同酬”，生活上有很大改善。“響鈴”每月都要給他母親寄錢，供他妹妹讀書。��

    但是好景不常，申雲松這夥人到珙縣巡場施工不足一年，當地爆發了“武鬥”，工廠停產，農業癱瘓。“響鈴”想回家與母親妹妹團圓的希望無法實現，就心灰意冷，休息天被當地無所事事的農民拉去打紙牌。由於沒有“擋子”〖ZW()民俗。玩紙牌時，把“擋子”留在自己面前，就表示自己“擋”了，輸和贏都加翻。〖ZW〗〗，他見一個當兵復原的青年農民胸前戴着一枚毛主席像章，就叫他摘下來做“擋子”。他當時還沒有意識到那像章有多麼神聖，還說把毛主席像章“擋”在自己面前就會贏錢。後來那當過兵的農民輸了錢想賴帳，與“響鈴”發生爭執，就反誣“響鈴”侮辱偉大領袖毛主席，結果被撤了班長之職，還被“造反派”拖去鬥爭……被打得皮開肉綻。��

    無獨有偶，申雲松有一次抬石頭扭傷了腰，衛生員給了他幾張治跌打損傷的膏藥，他把沒有用完的兩張放在枕邊人人必備的《毛澤東選集》上面，被人發現舉報後，上綱上線為“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紅寶書是狗皮膏藥”。與此同時，另一個隊有個“摘帽右派職工”在隧洞內勞動時，被垮下的岩石砸死，家屬認為他已是工人，又因工致死，就到隊上來要求撫恤。幹部不同意，不但說勞教就業職工與民工不同，還反誣那死的人違反安全操作規則，是自作自受。“職工”們知道後激起了公憤，集體進行抗議，申雲松還參加了抬屍遊行。另外，保險公司幹部楊益權，天天收工後都要在河裡游泳。有人竟舉報他是想練好本領泅水到台灣去，申雲松聽了感到好笑，為其申辯說：“哪個人有這麼大的本事，能從大陸游到台灣”。於是“當局”認為：諸多事實說明申雲松“人還在，心不死”，專門與政府作對，可能有政治背景，於1969年“清理階級隊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時，將他收審，歷時一年多，脫了一層皮，掉了一身肉，但沒有改變他堅信真理的意志。��

這時的“當局”，並不是省勞改局任命的“川鐵總隊”的領導班子，而是被民工造反派奪權後組成的班子。他們是在造反派“宜賓方面軍”幹過武鬥的一幫人。他們指責“川鐵總隊”領導歪曲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說“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而“川鐵總隊”則搞月月獎，季度獎，年終獎，腐蝕工人，並與摘帽右派搞“階級調和”。於是把“川鐵總隊”一些領導和幹部拉出來批鬥一番，放下去與右派“職工”一起勞動。與此同時，把他們認為是“翹尾巴”的右派“職工”和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弄到“兵工班”(相當於“集中收審”)“修整”。讓這些人鐐銬加身，早請罪，晚匯報，稍有不遜，就拳腳相加……當時被收審的除了申雲松，楊益權，還有十多人，原因更是離奇可笑。��

譬如當時全國正掀起“抗美援越”高潮，有個剛解除勞教的“新勞教”興奮之餘，為了趕時髦，不知從哪裡搞到一頂軍便帽，在帽沿四周均勻地用紅線繡了4個字：從前往右，可念為“抗美援越”，若從前至左念，就成了“抗越援美”，因此挨批鬥。��

    又譬如，有個摘帽的“歷反職工”穿的一雙膠底鞋，後跟上的防滑條像個“井”字，由於穿舊了，鞋底多處開裂，“井”字變了形，兩豎筆劃的下端從井口斷開，像個“共”字。他  把鞋底洗淨，準備晾幹了修補，結果被人發現了，上綱為把“共產黨睬在腳下”，成為現行反革命，等等。��

1971年風雲突變，從廬山會議起就緊跟毛澤東，並把毛澤東吹成神的林彪，竟然不要唾手可得的華夏江山，而翻臉想把他的恩師弄死。事敗後，“摔死在溫都爾汗”。��

這事件讓中國人震驚，讓全世界震驚，更讓在“兵工班”榨不出“油水”而剛被放出來的申雲松震驚：為什麼統帥和副統帥會火迸??他正在思考這個問題，忽然聽到一個小道消息，說宜珙鐵路建成後，由於川鐵總隊接不到新的工程任務，可能要解散。“職工們”不能回家，可能又要安置到勞改企業就業。所以“統帥和副統帥”這個像珙縣懸棺樣的謎，只好留給後人去解說。��

 

 

十一、茶場餘震��

 

申雲松聽到的小道消息變成了現實：1974年初，毛澤東批准發動“批林批孔”運動，“四人幫”乘機猖狂作亂，全國經濟形勢急劇惡化，許多企業呈半癱瘓狀態……川鐵總隊完成宜珙鐵路的土石方工程後，沒有接到新的工程施工任務。與此同時，總隊隊部又發生了一場特大的火災，幾乎把多年積累的所有固定資產燒光，總隊被迫解散。“415信箱”終於走完了它艱難而辛酸的路。��

川鐵總隊經有關部門批准撤銷時，那些造反派民工如鳥獸散。而右派職工和勞教就業人員除家在農村的，都安置到勞改企業就業。可是令申雲松意想不到的是輾轉十年，又回到送他二次勞教的新勝茶場，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講，叫“有緣份”。他以為離開十年，那裡的人和環境一定是煥然一新，誰知經過文革的洗禮，人心更加渙散，茶園也有些荒蕪。��

周居正被槍斃，“骨幹分子”被判刑，受牽連的也送了第二次勞教，標誌着茶場一系列“政治事件”的處理結束，按理，“職工們”可以過一段安靜平穩的就業生活。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毛澤東告誡他的臣民：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亡我之心不死”。公安戰線的幹警們又突出於對敵鬥爭的前沿陣地，那位正風光的董霖，經過“深挖細查”又在右派職工中發現了唐富祥，章一汀“反革命集團”，鬧得雞犬不寧。“職工們”把這稱為“馬家班”後的一次餘震。��

據說，因這個“集團”而受審的除了唐富祥、章一汀，還有黎天青、汪白孚、鄭恪寅、薛作壽等多人。其中唐富祥、黎天青、汪白孚等，前已述及曾經是我一個班的，所以讓我知道後暗暗吃驚。因為我被專案組審查時，專案組的人曾經提到過這幾個人的名字，問我知不知道這幾個人與被捕的“馬家班”的人有聯繫?我非常肯定地回答說：這幾人從旺蒼右派集中就與我在一起，都不認識周居正，更沒有聯繫。唐富祥怎麼會成了反革命呢?一定是董霖搞階級鬥爭搞上了癮，患了神精過敏綜合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除了自己，都是敵人。��

後來得知，周居正“反革命集團”案結束後，茶場領導為了穩定形勢，活躍“職工”情緒，從各隊抽調唐富祥、許偉、韋新時、薛作壽、辛光美、黃仕安等十餘人組成了一個男子蘭球隊，全脫產練習，住場部直屬隊，生活好，工資高。指定唐富祥當班長，由場部鄒幹事帶隊。曾經以國營新勝茶場蘭球隊的名義去永川、江津、榮昌、郵亭、龍水比賽，戰果輝煌。沒有人想到一個勞改茶場會有那麼多年輕力壯，球藝高超的人，取得如此的戰績。只知道茶場都是些無惡不作，橫眉瞪眼的犯人和文化不高的幹警。不曉得增加了有文化知識的“右派職工”。據說，有些地方的球隊曾發出過疑問：我們究竟是在與茶場的幹警比賽?還是與犯人比賽?究竟誰代表茶場?為此，球隊後來就參進了一些幹警，成了一支“階級成份混雜”隊。比賽時幹部吩咐“職工球員”不要暴露身份。

球隊住的直屬隊與紅茶車間、王家坡很近，常有男女職工來串門。其中一個有妻室兒女的男職工叫鄭恪寅，認了個剛解除勞教的鄭守珍做妹妹，經他做媒與同隊的男職工汪志華談起了戀愛。結果一個介紹兩個，兩個變成四對，形成鏈鎖反應。於是唐富祥與柳美、章一汀與曹定環、夏靜萱與武炳之、黃克濟與李素堯、黎元芬與黃仕安……談戀愛，來往密切，經常幽會於茶園和密林。這本來無關大局。正如有些壞分子說的：搞男女關係，再怎麼搞也搞不垮社會主義，不影響無產階級專政，但唐富祥，章一汀等人談戀愛的同時，男男女女，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經常抨擊時政：什麼形勢大好，肚子吃不飽；階級鬥爭不講良心；“大躍進”是大倒退，大浪費，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亂起來……他們樂極忘憂，忘了“牆有縫，壁有耳”，忘了右派中也有“蛻化變質分子”。他們或是為了邀功請賞，或是為了明哲保身，或是為了爭風吃醋，竟將唐富祥、章一汀的上述言論添枝加葉告了密……加之一摸底，唐富祥那個班在黎家山時就曾經集體拒絕爬洞子挖煤，又出了個涉嫌“馬家班”的李才義，女朋友柳美也是女勞教中少有的右派分子……把一切聯繫起來加以分析，唐富祥有反革命的“特徵”，於是決定對其審問。��

那一日董霖等採用了在朝陽寺對我“詢問”時完全一樣的模式，並且還增加了兩個荷槍實彈的公安兵在門口晃來晃去，想給唐富祥心理上和精神上製造恐懼。唐富祥一看那陣勢不對，知道大禍就要臨頭，只有以死相拼，一開始就不與他們“合作”，不坐他們指定的矮凳子…… 那些人想給他一個下馬威，用命令的口吻叫他坐下。他泰然答道：

“你們沒有依法拘捕我之前，我還是職工，有公民權利，有選擇坐或站的自由。”��

    為首的一個審問者見一開始就陷入僵局，怕問不出想要的東西。為了緩和一下氣氛，就另外找來一根與他們坐的一樣高的椅子給唐富祥，並說：

“你想坐就坐，想站就站，這點你有選擇的自由，但是必須回答我們的問題。”

“有啥事就問，凡我知道的，我會如實回答。”��

於是審問的人就提到了唐富祥等人抨擊時政的事。唐富祥承認說過那些話，作過那些評論。審問者又問他：

“這是什麼性質的言論?”

“這是不滿的言論。僅僅是不滿。”唐富祥答辯道。

審問者勃然大怒，說那是“反革命言論、反革命行為，是對共產黨的惡毒攻擊，是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嚴重挑釁!”��

唐富祥也毫不示弱，就反問那人：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喊得震天響時，老百姓吃不飽，餓死了人是不是事實?保衛延安，抗美援朝，出生入死的彭德懷，敢為人民“鼓與呼”有何罪?有些人整彭德懷是不是忘恩負義，不講良心?買火柴、草紙、豆腐都要計劃供應，是不是倒退?一個運動接着一個運動，“與人斗其樂無窮”，究竟是亂了敵人還是亂了自己?”

審問者們被問得啞口無言。但是他們仍然在詢問筆錄上記成“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革命領袖，是反革命……”等等，要唐富祥簽字、捺指紋。唐富祥斷然拒絕。那主審人大發雷霆，把桌上的茶杯拍得跳了起來，並企圖用黃世仁強迫楊白勞蓋手印的辦法要唐富祥就範，在推搡中，一張審訊的條桌被絆翻……董霖就以“大鬧公堂，掀翻公案”的罪名，要將唐富祥打成現行反革命，將其拘捕。但此時茶場領導對“極左”一套的危害性已開始覺醒，唐福祥說的也正是他們心裡想的。於是就以唐富祥“家庭成份沒有問題，本人是個學生、勞教後的表現還可以”為由，不同意專案組拘捕，只同意對“散播反動言論”的行為進行批判。

    章一汀，是四川萬縣人，時年34歲，中等文化水平。解放前夕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0年赴朝鮮作戰，多次榮立戰功。後因受傷回國，傷愈後轉到重慶一中央單位供職。他有一個哥哥早年隨賀龍元帥南征北戰，解放後賀龍任副總理兼國家體委主任時，他哥哥任體委某司司長。1957年整風時，章一汀既無大字報也沒有言論，只給哥哥寫過一封信，在信中談到他認為“匈牙利事件並不完全是帝國主義煽動的，而是官僚主義激起人民憤怒所致”，並認為“中國也有官僚主義，若不按照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很好處理，中國也可能出現波匈那樣的問題”。隨信還例舉了他所知道的一些官僚主義和腐化墮落的事例。他哥哥認為弟弟在信里表達的觀點有道理，為了幫助黨整風，就把這封的信作為“內參資料”交給了體委黨組織。殊不知“整風”一下子轉成“反右”時，組織上覺得這封信的觀點有問題。就按照寄信人的地址和單位，寄給了章一汀所在單位的黨組織，並批了“望對該同志加強教育”幾個字。章一汀的單位領導猶如獲得了“中央批示”，加之該單位抓右派的指標正好沒有完成，於是章一汀就成了右派。��

    章一汀劃為右派勞教後，一直誤以為是哥哥為了升官，不惜出賣親弟弟。認為親兄弟都會如此，人間哪還會有真情。從此憂悶、沉鬱。但自從曹定環闖入他的生活，就完全變了一個人，唱歌飲酒，談詩論政，與唐富祥、黎天青、汪白孚，許偉等人經常聚在一起，自然也引起了董霖的注意。��

    董霖組織人對唐富祥進行審查的同時，對章一汀、黎天青、汪白孚、鄭恪寅、薛作壽等也進行了背靠背的“詢問”。當然其結果令董霖很失望，沒有一個人承認自己有反革命言行，有反革命活動。其中章一汀和黎天青還與審問者進行了什麼是革命?什麼是反革命的辯論。

董霖也知道章一汀的哥哥是中央的司局級幹部，章一汀在朝鮮戰場立過戰功。右派問題時兒又有“甄別”、“複查”的消息，所以竟容忍了章一汀的“詭辯”。章一汀質問審問他的人：

“應當對‘自然災害’餓死人負責的不被追究責任，餓肚子的人說幾句不滿的話反倒成了反革命，這是誰家的道理?照此邏輯，解放前國統區反飢餓反內戰的人都應該打成“共黨分子”……共產黨是為人民謀福利的，人民有苦難有怨氣，不去安撫反而鎮壓，究竟還算個什麼東西?

“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判斷，誰革命誰反革命，主要看它是解放生產力，還是阻礙生產力，是發展生產力還是抑制生產力?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後，無產階級革命不應當再是通過激烈的階級對抗來實現，而應當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優越性，有領導、有步驟、依照經濟規律，依照當代科學技術進步的水平有序進行。而你們浮誇蠻幹，瞎指揮，破壞生產力，阻礙生產力……是革命的？！反對你們這些錯誤做法的，竟成了反革命?”

章一汀的辯駁是有力的，但對他自身是有害的。因為那些靠抓反革命飛黃騰達的人是聽不進他的話的，反而認為他頑固不化，反革命毒素太深。當然，抓反革命的人，遇到這些頑固的右派，也很傷腦筋，所以說話很謹慎，誘哄嚇詐的手段也因人而異。如果說對唐富祥使用的是嚇詐的話，那麼對汪白孚則使用了誘和哄。對汪白孚的“詢問”是董霖親自進行的，因為汪白孚原來也是干公安的，所以董霖最初對汪白孚用了較為平易的口吻：��

    “你是搞過公安工作的，我就不用繞彎子了。唐富祥、章一汀幾個人經常聚在一起搞反革命活動，你知道一些，但也並不完全知道，你應該把你知道的講給政府聽，爭取政府對你寬大處理，爭取立功贖罪。”��

汪白孚聽後笑了笑，也用平易的口吻答道：��

“唐富祥像《早春二月》裡的肖澗秋，博學多才，待人和善，一臉書生氣；章一汀是立了軍功的志願軍，是最可愛的人，他們熱愛黨，擁護社會主義，說他們干反革命活動，根本不可能……”��

董霖一聽立刻變了一個臉色，知道從這個“同行”身上榨不出油水，不想虛與周旋耽誤他抓反革命的時間，忙把汪白孚的話打斷，說：“算了，今天就談到這裡，我知道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

董霖等對其餘幾個人的“詢問”情況也大致相似。總之，按當時的標準給唐富祥、章一汀等人安“反革命集團”罪，夠不上。最後只好抓了一個叫駱俊偉的右派分子向上交差，然後把“蘭球隊”解散，把唐富祥、章一汀、黎天青、鄭恪寅、汪白孚等人分散到不同的隊，布置脫法犯人對他們暗中進行監視。��

董霖究竟是何許人也，當時的右派職工是很難知道的，因為勞教和就業職工稱幹部都只稱姓和職務，不知其名，不知道他們的身世和履歷。若干年後才聽說董霖是川北人，大約生於1932年，家庭成份“較好”，本人讀過中學，當過兵，上過瀘州公安幹校，在縣公安局工作。1958年調築路二支隊任教育幹事，與老一點的工農幹部比較，他是“知識分子”，與真正的知識分子比較，他又是當時受器重的工農子弟，所以橫豎都該吃糖。這對董霖來說，他是很幸運的，但對許多“415職工”來說則是不幸的。很多人都知道董霖是靠整“415職工”發的跡。如像破獲“馬家班”，審查唐富祥和章一汀……但是，他利令智昏，頭腦發熱，在文化大革命中，已不滿足於打這些右派死老虎，而把矛頭指向了他的上司，他的同行。��

文化大革命中，特別是當時負責政法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秉承林彪、江青的意旨，提出“徹底砸爛公檢法”的口號以後，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各地遭受打擊迫害的公安幹警共達三萬四千多人，其中一千二百多人致死(包括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三千六百多人傷殘，讓執行過“極左”路線的公安幹部們也嘗到了“極左”的滋味。��

新勝茶場的政委被批鬥時挨了耳光，後來跳了堰塘，還被造反派罵成“自絕於人民”。茶場許多領導也被打成“走資派”，“牛鬼蛇神”……但這些均不是他們監管的階級敵人和右派職工所為，而是他們“內伙子”干的。��

新勝茶場的造反派雖然不滿足於只打那些右派死老虎，並不等於放鬆了對右派職工的監控。他們除了把主要精力放在“奪權”和迫害老幹部而外，對右派職工實行了更加法西斯的專政，竟動用脫法犯人充當打手，對稍有不遜的右派職工和其它就業人員進行整治，輕則捆綁批鬥，重則鐐銬加身。��

例如，一位身材魁偉，舉止文雅，畢業於北京大學東方語言系，曾在場部蘭球隊打過球的魏新斯，僅僅因為有個造反派小頭目給他們講“當前形勢”時，在下面放了個響屁，放出了臭氣，即被幾個如狼似虎的脫法犯人打得鼻青臉腫，神精失常，後來成了瘋子。��

又如，有個就業人員因為向場部反映他們中隊指導員亂砍伐林木，被指導員知道了，反誣他搞“雞姦”，將其五花大綁在土壩子批鬥，。這就業人員不堪羞辱，當晚就跳堰塘身亡。 

再如，一個長沙籍的“右派職工”，摘帽和解教後，已在茶場找了個女職工結了婚，應該說對前途是有信心的。可是沒有想到突然會弔死在樹上，死因是個謎，一直揭不開，是不明不白死的。��

 

 

十二、在北碚新生園藝場��

 

正當唐富祥、張一汀“反革命案”被董霖等人炒得熱鬧的時候，在小白岩袁靜生那個隊的我，黃強，康永意等九人被轉押到了重慶北碚勞教所——對外的名稱叫“地方國營新生園藝場”。同時被轉押到那裡的還有零零星星分散在中川紙廠、中川鐵廠、苗溪茶場等全省其它勞改企業、勞改農場勞教的兩百多人。其中，有從1958年勞教到1965年還沒有“解決問題”的，也有下放農村監督勞動不認“罪”認“錯”而升級勞教的，也有當年逃往新疆、甘肅、青海避難，後被查明身份送勞教的。還有重慶及川東地區一些在“自然災害”年間攻擊“三面紅旗”，攻擊“票證供應”政策而犯“政治錯誤”的機關幹部、企業職工和大專院校學生。��  重慶北碚勞教所位於北碚西山坪。但西山坪並非是平地，而是南北走向的一段山脈，縱長10多公里，寬約1—3公里，四周陡峭，山脊平緩，酸性沙質土壤，適宜種植林木瓜果。��  新生園藝場原來也是關押勞改犯人的，因距重慶市較近，交通便利，氣候溫和，所以關押的多為老弱的“政治犯”，其中不乏有名氣的人物。��

新生園藝場，除了靠嘉陵江一段山岩里有豐富的方解石(一種白色的可做水磨石的建築材料)資源，建了一個白石場進行開採。其餘的地方以中隊為單位種植蘋果、梨子、廣柑、檸檬、葡萄和西瓜等等，兼作農業和畜牧業，也是西南農學院的試驗基地之一。��

我們被轉移到新生園藝場勞教的初期是很不安心的。原因是我認為雖然在新勝茶場兩年，經歷了風風雨雨，很不安寧，尤其是因“馬家班”的事牽連被二次勞教，但那裡是我勞教後呆的時間最長的地方，對那裡的一草一木都熟悉，都有感情……更何況小白岩有袁靜生那樣的好管教幹部，又是男女合隊，幹活不累，精神不枯燥。加之那裡有我相識多年的“415職工”，有我愛過和正愛着我的女子，令我牽腸掛肚。��

何婉容聽說我因為“馬家班反革命”的事二次勞教，對我徹底失望了。加之她勞教期滿要回家，所以找了個重慶籍的青年職工結了婚，並隨她回了江津。後來生有一女，落實政策後在當地開了一個餐廳，生意興隆，小有名氣，生活富裕。��

王瑞瓊後來也知道我因為“反革命”的事二次勞教，但她對“政治問題”的認識與何婉容有截然不同的態度。她認為有政治頭腦的人才是對社會有責任心的人，才是有前程的人。並且堅信我只是對某些政策，某些社會現象不滿，並不是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所以她決心要苦等我。奈何她無法知道我到重慶後的具體通信地址，無法取得聯繫。1967年，王瑞瓊解除勞教被“清放”回成都，曾去我的母親那裡打聽我的消息。但當她如實說出自己是在“那裡面”認識我的時候，我母親以為在“那裡面”呆過的女人都是“那號人”，就不願意把我的通訊地址告訴她。後來幾經周折，又從一個剛從重慶回成都的人那裡打聽到我在北碚新生園藝場五中隊。為了不再給我“惹麻煩”，她用我妹妹的名義給我來了一封信，表達了她希望我好好改造，等我早日回成都團圓的意思。可是，當我接到這封信看出是王瑞瓊的筆跡和口氣，照信封上的地址回了一封信時，信被退了回來，郵局批了“該地址無此人”，使我非常納悶。後來方知，王瑞瓊的父親反對女兒與一個勞教的右派來往，所以她不敢用父母家的通訊地址，但又沒有可靠的代收信件的朋友或親戚。所以信封上寄信人的地址是隨便寫的。��

王瑞瓊的父親是四川省汽車運輸公司的司機，住在單位家屬宿舍大院裡。許多人都知道他的大女在東郊國防廠工作，幾年不見，又突然回到家裡閒着沒事，免不了引起許多猜疑。加之“文化大革命”正搞得轟轟烈烈，“破四舊”、“清理階級隊伍”接踵而至。王師傅怕女兒的事露餡，就把王瑞瓊送到蘭州她叔父那裡學開汽車。誰知一次長途跟車去山裡，汽車轉彎時過急，翻下幾十米深的山澗，王瑞瓊當場摔死，年僅24歲。時間僅隔一年，我也回了成都，滿以為可以與王瑞瓊永結情緣，長相廝守，殊不知得到的是王瑞瓊已經死了的消息。讓我感到猶如五雷轟頂，當着王瑞瓊的母親就哭出了聲，口中還喃喃地念道：“我回來晚了，瑞瓊，對不起您!”��

上面都是後話。現在再回到1965年秋。��

我、黃強、康永意等人到新生園藝場的初期，是在西山坪最北端的六中隊，住在一個木柵欄一門關盡的大工棚里，共有八個小組一百多人。主要的生產任務是管理十多公頃廣柑和其間套種的紅苕、包穀。當時是夏末秋初，廣柑已經掛果，包穀已經收穫，紅苕已經翻藤(長新苕)。新勝茶場來的九人全被派到山上守夜，具體的工作就是安放誘蛾燈，在自己劃分的區域內走動巡視，保護廣柑、紅苕不被偷竊。一旦有“情況”就吹口哨聯繫，守夜的幾個人彼此響應，吶喊、支援……。��

六中隊有一名隊長、一名事務長和一名教育幹事，一名生產幹事。實際上勞教人員經常接觸到的只有隊長和教育幹事。可能是這些幹部過去管過的犯人大都不是土匪惡霸，地痞流氓，所以難得聽到他們發脾氣，大聲罵人，給了我一個很好的第一印象。特別出人意料的是每個休息天(也是十天休息一天)的頭晚上，全隊的勞教人員都要集合在外面一個三合土壩子裡搞文娛活動，唱歌、說笑話、講故事、打金錢板……雖然規模和水平比不上在旺蒼快活場和新勝茶場那兩次演出，但也讓人高興，讓人消除疲勞，讓人忘卻憂愁。休息日，每個班還可以派兩個人下山趕場，趕草街、趕澄江鎮，趕北碚，給班裡的人購買日用品，衛生用品和副食品。幹部們還允許大廚房免費替勞教人員蒸煮吃的東西——這是我們過去沒有碰到過。

1965年中秋前夕，我和康永意兩人被派下山去給大家採購東西。原來打算就近去合川的草街。後來聽說北碚解放前就是川東的著名城市，解放後曾經是川東行署所在地。地勢平整，建築“洋氣”，環境清潔衛生，還有“西師”和“西農”兩所高校。所以決定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去一趟北碚。經過打聽，經女子隊繞場部背後，從東陽鎮過江，是去北碚市區的捷徑。此時，經過多年體力勞動鍛煉的我和康永意，都能肩挑一百多斤走三四里路不休息。我倆初步估計從六隊到北碚是下坡又是空手，最多只需一個半小時。回來上坡挑東西，要三個多小時，在途約五個小時。我們早上八點離隊，下午六時回隊，在北碚至少有三、四個小時，可以飽餐一頓，打個牙祭，參觀市容市貌，觀賞嘉陵江兩岸的綺麗風光。想到這些，又想到在山裡呆了這麼多年，第一次沒有人看管，自由自在地到一個知名城市去，我和康永意都很興奮，把保存多年，當時最好的一套衣褲翻出來穿起。康永意穿一套嶄新的蘭咔嘰鑲嵌有紅條的公安服。我穿的是從雲南那場大火中搶出來的毛畢嘰西褲和青春紡襯衫。我們離了六隊快步如飛，汗流浹背，只用了一小時零十分鐘就到了北碚對岸的東陽鎮。利用等渡船的時候，用手捧起嘉陵江清涼的水喝了幾口，又掏出手巾在江水中浸濕，然後擦去臉上、額上、脖子上的汗水，降一降激動心情的溫度，然後跨上木質渡船，踏上了北碚岸邊的階梯，以一個自由人的身份進入了北碚市區。��

果然名不虛傳，北碚是一座依山傍水、整齊、清潔、漂亮的小城市。木結構的街坊錯落有序，其間還有一些外牆用“拉毛”或“斬石”裝飾的磚混小洋樓。在中式建築群中猶如鶴立雞群。但是我和康永意無心關注這些街道的美景，我們的第一個念頭就找吃的，找好吃的，找這些年沒有吃過的美食。經過打聽，北碚當時最有名的餐館是松鶴樓和縉雲餐廳。那裡的粉蒸肉、甜燒白，合川肉片遠近馳名。於是我們決定去品嘗這些美味。我們把買好的東西寄放在小雜貨店裡，就大搖大擺地進了最先找到的松鶴樓。一看菜單，粉蒸肉、甜燒白

大份8元，中份6元，小份4元，合川肉片5元……吃一頓得花去我們一個月的血汗收入，加之我們兩人身上帶的錢合計才一百多元，其中屬於我們自己的不足二十，其餘都是替小組同學們買東西的，我們猶豫了。但從四壁溢出的飯菜香味，特別是粉蒸肉，甜燒白那種特有的油、甜、麻、辣的氣息，是難以抵擋的誘惑。加之堂堂正正的進來了，灰溜溜的出去，太沒有面子，且有損自尊，於是硬着頭皮點了一個中份粉蒸肉、甜燒白，咸燒白、一份合川肉片，兩盤炒菜，一碗雜燴湯和4兩大麯酒(此時北碚的大餐館已恢復先吃飯後結賬的方式)。在等菜的過程中，我發現一個左臉上半部有一團黑(一種像白癜風的皮膚病)，五官秀麗，身材嬌小的年輕女服務員，正注視着我們的一舉一動。有時還與我的目光相遇。於是悄聲告訴康永意：��

“你看那個‘半邊西施’在打量我們。”��

“你娃不要自作多情。你在茶場有白牡丹又有黑牡丹，不要再打‘半邊西施’的主意。”

康永意抿了一口酒，不經心地答道。��

“你不要說酒話。我覺得我們一進門，這個女娃子就用懷疑的眼光盯着我們，已經很久了，恐怕是懷疑我們給不起錢……”��

    “那就叫她來先結帳吧。”但是那位服務員稱：餐廳規定要客人吃完飯才結帳。我和康永意為了消除心中疑慮，堅持要先結帳。說自己是外地來的，已養成了先買票後吃飯，吃了飯起身就走的習慣，怕一會喝醉了不給錢就走，引起誤會。可是我們此舉並沒有消除對方的懷疑，反而引起更大的猜測。那個‘半邊西施’和另外幾個男女服務員，仍然偷偷地指手畫腳議論我們。使我們很不愉快，很納悶……直到我們吃完飯，出門經過一面大穿衣鏡時才發現了奧密。原來是我們的尊容和穿着引起了別人的懷疑。我們在穿衣鏡里看到我衣冠楚楚，儼然像個教書先生。可是腳上卻穿了雙膠底軍便鞋，後跟鞋幫子已有裂口，並且赤着腳沒有穿襪子。康永意着一身嶄新的公安服，卻穿一雙尖頭皮鞋，也是光着腳沒穿襪子，並且頭髮蓬亂，鬍子巴茬……兩個人是什麼身份?是什麼關係?在階級鬥爭激烈，人民群眾政治警惕性特別高的那年月，必然要引起猜測，必然會產生懷疑，特別是賓館飯店都是與公安派出所掛了鈎的。�� 

那時台灣國民黨政府正喊着要“反攻大陸”，除了派遣武裝人員進犯東南沿海，還時有空投武裝人員到西南後方騷擾。我和康永意兩人當時的年齡、相貌、裝束和餓慌了狼吞虎咽的動作，極易被懷疑成空降特務慌忙中弄來兩套極不相稱，極不協調的衣服，又相互穿錯了鞋子。要是不穿錯鞋子，又穿上襪子，兩人不同桌吃飯，革命群眾會以為是大山里勞改農場的管教押送一個反革命或右派分子……就符合當時的情理，就不會有人懷疑。��

我和康永意這時才覺察到自己“形跡可疑”。怕松鶴樓的人已經報告了公安派出所，可能很快就有人來抓我們。於是連忙到雜貨鋪收拾好我們寄放的東西，把外衣長褲脫掉，就嘎嘰嘎嘰挑起東西放小跑。雖然我們知道公安局抓了我們，弄清楚情況後也會放的，但這會讓中隊幹部感到添了麻煩，也許會因此取消勞教人員請假下山趕場的待遇。帶着這種心情，我倆連忙渡過嘉陵江，離開東陽鎮，一肩挑了三里多路，直到園藝場的山腳下才歇了口氣，然後一步一喘地向山上攀登。雖然挑的東西比平時挑煤、挑糞水輕得多，但挑到山上時已大汗淋淋，衣褲濕透……又歇了一陣，然後挑起東西穿過一片松林，一坡梯田，才看見女子隊用紅油漆寫有大標語的白色圍牆。到女子隊就意味着已經走了四分之三的路程，估計下午三點就能夠回隊，讓小組的人在晚飯前吃到合川桃片，合川皮蛋，重慶怪味葫豆，冠生園冰桔麻餅……一陣興奮，我們加快步伐，終於到了女子隊那溪邊的小徑。忽然傳來幾個重慶崽兒與幾個女人的爭吵聲：��

“咋個叫想男人，不想男人，要男人不要男人?簡直是流氓!”��

“你們這樣子不是要攔人是什麼?難道是攔豬、攔羊、攔牛!”��

“你說得對，我們就是攔豬、攔羊、攔你們這些騷公豬，騷公羊，哈!哈!哈”��

“對嘍，還說我們是流氓，我看你才是流氓，女流氓!王大姐!梭葉子!……”遭到這樣的侮辱，一個身材彪悍，年約三十出頭的女人，衝過去抓住那個罵人的崽兒的衣領，對着崽兒的臉就是一潑口水，問道：��

“哪個是王大姐?哪個是梭葉子?我看你媽才是，你姐姐才是。”��

那崽兒被女人勇猛的反擊嚇壞了，連忙掙脫往回跑，其餘的幾個也趕快走了。��

後來一打聽，才知道這幾個重慶崽兒是白石場剛解除勞教，來女子隊找他們過去一起扒過包尚未解除勞教的女子。因為來找女勞教的人多了，次數也多了，甚至晚上也有人來找，在女勞教隊造成了“不良影響”。所以每逢節假日和休息日，幹部就派年齡稍大點的就業職工在要道上把守，不讓男職工男就業人員經過。我和康永意到達時，看見兩根竹竿插在小道兩邊，兩竿之間繫着一根細繩，繩上吊着一張報紙，上面寫着“前面施工，請繞行”七個字，覺得奇怪：早晨經過這裡去北碚，並未見有任何施工的痕跡，怎麼現在就不讓走了呢?這一“繞”就要繞好幾里……。但有前面幾個重慶崽兒的教訓，我倆知道來硬的不行，就來軟的。康永意聽說五中隊教育幹事的妻子在女子隊當管教，於是就對那些女人謊稱自己是五中隊的職工，是那個教育幹事要我們走這條近路的。這個謊還扯得真靈驗，那些女人的臉立刻由陰轉晴，還問我們是“老右”?還是“老反”?然後說了句“反正碰到幹部你們自己負責”，就站到一邊，讓我和康永意過去。��

正像那幾個重慶崽兒罵的，總以為女勞教隊的女人，不是王大姐，就是梭葉子，其實，這完全是誤解和偏見。當然，女勞教中的確有亂搞男女關係，或因作風問題而勞教的，其中甚至有“職業殺手”，以金錢為目的出賣肉體和腐蝕革命幹部的。但絕不是多數，而僅僅是少數。其中，因“政治”原因勞教的女子也不少，例如省人民藝術劇院的趙某某，四川石油局的周某某，就是女右派。還有些被無端扣上“反革命”和“反社會主義”分子帽子被勞教的女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石油局的周某某，父親是電影《戰上海》裡面幾個起義的國民黨高級將領的生活原型之一，解放後曾在陳毅元帥手下任過上海市副市長，並且是在任職期間被國民黨派人暗殺的。��

 

 

十三、無產階級的叛逆��

 

1963年至1965年，在中國部份農村和城市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下簡稱“社教”)。在農村的社教，起初是以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 (後稱“小四清”)為主。城市的社教原為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的“五反”運動。後來城鄉的社教內容發展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四個方面，又統稱“四清運動”。��  社教運動雖然對解決幹部作風和經營管理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於不切實際地強調階級鬥爭，把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鬥爭或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結果錯誤地打擊了一大片基層幹部。這種情況在四川省尤為突出。按照當時省委的布置，1964年11月在全省大型企事業單位進行社教運動時，估計“混入工人階級隊伍”中的不純分子，竟占到了職工總數的6—7%，達二三十萬人之多。儘管後來根據下發的“二十三條”即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央全會制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糾正了一些左的作法，使一些遭受錯誤打擊的幹部和群眾得以解脫，但是據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查實，全省在“四清”運動中受到各種處分的仍有6.2萬人，其中錯案高達66.5%。

在勞改勞教單位也不例外地進行了社教，對勞教人員則是清罪錯性質，清認罪程度，清改造表現，清……所以，從新勝茶場轉押到新生園藝場六隊的9個勞教分子被清出6個“反革命”，立即轉送到專管“反革命”的五中隊。這6人是我、黃強、康永意、譚國仁、陳雲伍、焦德潤。��

到五隊後，我和譚國仁在一組，陳雲伍和焦德潤在一組，都是管理果樹和農業耕作。而黃強與康永意在園藝組專事果樹育苗、嫁接、修枝和防治病蟲害。��

有一天中午收工回隊，我發現隊裡來了三名從未見過的管教幹部，其中還有個外省口音的。有的說是場部的幹部、有的說是重慶公安局的。但不管怎樣，中隊忽然來這麼多幹部，勞教人員預感到不是好事。於是大家的心又一陣緊似一陣。直到晚上全隊勞教人員開會，指導員才宣布這三人是社教工作組的。接着，那個操外省口音的幹部作了“動員報告”，要勞教們認清形勢，看清前途，積極改造，靠攏政府，把自己過去沒有交待的或隱瞞了的犯罪事實坦白交待，爭取政府寬大；把自己知道的其他人的犯罪情況，大膽揭發檢舉，立功贖罪。第二天，工作組的幹部就找勞教人員一個一個地談話，內容大致相似：你是什麼問題勞教的?現在對這些罪錯怎樣認識?今後如何改造自己?談話的結果，全隊絕大多數勞教的回答都讓他們滿意或比較滿意，但有三個人卻把工作組的幹部氣得暴跳如雷。��

第一個叫慕容生，大家叫他黑格爾，長壽人，20出頭，身材清瘦，說話滔滔不絕。他出生在一個下中農家庭，父親從互助組長當到生產隊長，最後爬到了大隊書記的位置，是共產黨在農村依靠的對象，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軍。慕容生從小就天資聰慧、口齒伶俐，膽識過人，父親決定要把他培養成有文化有知識的“無產階級接班人”。誰知這孩子的成長與父親的願望相違，愈有文化愈有知識愈“反動”，竟然說解放後農民的生活與解放前差不多，農民的負擔有增無減，有些農村領導實際成了新興的地主，並且手中的權力和利益，比地主來得容易。這話當然遭到父親的嚴厲痛斥。��

慕容生並沒有因此而氣餒，因為他並不是要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而是覺得黨在農村的政策有問題。他認為自己的父親是黨在農村的基層幹部，但是工作沒有做好。自己將來若是接了父親的班，一定要找到中國農民長期擺脫不了貧窮落後的根源。他決心鑽研馬列主義經典，想在革命導師的學說里找到答案。��

1961年，慕容生考上縣高中後，從政治老師和圖書館裡借來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俄國斯圖加特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英國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和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家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法哲學原理》、《歷史哲學》……埋頭苦讀、潛心研究。��

與此同時，慕容生的父親在痛斥了兒子以後，慢慢地又覺得兒子有些話講的也不無道理。特別是他親眼看到一些農村基層幹部一副做官當老爺的樣子，對農民驕橫粗暴，麻木不仁……確實是沒有了地主惡霸的欺凌，又遭到壞幹部的欺壓。於是在心裡對農民的遭遇感到不平，對農民的痛苦有了同情。所以1964年農村“小四清”時，他因“瞞產”和“抗交”被趕下台，被“集訓”批鬥，被削為平民。��

正當此時，慕容生高中畢業，高考時以優異的成績被省內一所著名大學錄取。但“政審”不過關，被取消入學資格，從此失學又失業，在家與父親雙雙務農。1965年春節，他一氣之下，寫了一副對聯貼到公社辦公室大門的門框上，上聯是：用心良苦安插親信說他對他就對不對也對；下聯是：處心積慮排斥異已說他錯他就錯不錯也錯；橫批是“反正有理”。於是立即被公社民兵抓到公社批鬥，並從他的住處搜出了一本厚厚的筆記，上面有“惡毒攻擊馬列主義、攻擊社會主義、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現摘錄幾段：��

其一，“馬克思說過，歷史是人創造的，但人只能在現有的歷史條件和前提下創造歷史。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踐最早是在蘇聯進行的，這是一種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照這種模式發展經濟，後來中國也摸仿了這種模式。可是被各國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開除了的南斯拉夫，在特定的國內國際環境中，開創了自己的自治社會主義模式，在計劃經濟中引入了市場經濟，我們在 “九評” 〖ZW()中蘇兩黨關係徹底破裂後，在暴力革命還是走議會道路，在戰爭與和平，兄弟黨關係，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問題上，雙方展開了爭論，中共通過《人民日報》發表了九篇評論員文章，故簡稱“九評”。〖ZW〗〗中仍然罵它，有失公允。這兩種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最終哪個會取得勝利，還有待時間檢驗。”��

其二，“自《共產黨宣言》問世之日起，人們相信團結起來的無產階級，是唯一能夠動搖極其強大而又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集團的社會力量的，然而這種團結被破壞了。原因是由於馬克思主義的第4號經典領袖斯大林使用謊言和物質威協手段，強迫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者跟着他們的指揮棒轉。��

其三，“隨着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現代科學技術的飛躍發展，資產階級自身的變革和資本主義制度的鞏固和完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並不能回答我們時代的許多問題，如像社會主義革命為什麼沒有在工業發達國家發生?有些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後，在工人農民眼裡，僅僅是一個統治集團取代了另一個統治集團，工人和農民仍然在受剝削受奴役，那麼，這場革命還是社會主義革命嗎?整個國家像座大工廠，工人們生產什麼，得到什麼分配，均由國家計劃安排——名曰全民所有制。這種全民所有制能促進生產嗎?能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對物質文化的需求嗎?”��

其四，“我們過去曾經反對過蔣介石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首腦的主張，所以新中國成立後建立了“政治協商”，“多黨合作制”。但不久民主黨派的首魁大多被打成右派，民主黨派在政府各部門幾乎沒有席位，只給了他們一個舉手投贊成票的權利。這麼一來，一個擁有幾百萬武裝力量的黨，一個有無限權威的神聖領袖，要是他們犯錯誤，有誰能制約?有誰敢阻止?”

正是由於以上這些寫在筆記本上的“反動罪行”，慕容生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鑑於他家三代都是貧下中農才沒有被判刑，只判了三年管制，送到西山坪勞教。��

慕容生在向社教工作組的人談到他上述這些“罪行”時，表示完全承認。但又不認為那些觀點是錯誤的。他仍然認為真理在他手裡，說“最初，真理是只能被少數人認知的，一旦多數人都認識到了，那就不叫真理了，而應該叫常識。” 他最後對工作組的人說：“我相信要不了十年，我今天認為的真理就會變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常識”。可是這些話在當時，不但管教幹部認為、有些勞教人員也認為慕容生是頑固不化，反動透頂的瘋子。可是事隔一年，不幸而被慕容生言中，毛澤東發動了史無前歷的文化大革命，給中國造成了空前的災難，如果不是這個毛偉人自己死了，試問：有誰能在他生前阻止他犯錯誤呢?��

第二個人就是那個解放前在川北參加地下黨的黃強，他是因“右派野心不死”被新勝茶場重新戴帽二次勞教的。他從六中隊轉到五中隊，思想上本來就沒有想通：為何右派又成了反革命呢?正當此時，社教工作組一個姓張的指導員找他談話，他承認自己在整風時“攻擊”領導被劃為右派。解除勞教和摘帽子後，又堅持“錯誤”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二次勞教……話還沒有說完，那位張指導員立即糾正道：��

“你要放明白點，我今天找你不是談右派左派的問題，而是要你交待歷史上反革命的事：你如何混進共產黨，如何在國民黨特務指使下監視我黨地下活動?”��

黃強一聽這話勃然大怒，立即跳了起來，吼道：��

“這完全是胡說!我入黨是有入黨介紹人的，現在介紹人和批准我入黨的人都健在，一問

便知，怎麼會說我是混進黨的哩!解放前我被國民黨抓過，關過。入黨後，在閬儀邊區地下組織的領導下抗丁抗糧，迎接解放……是我帶着武工隊領着解放軍解放縣城的。這些事情組織都知道。說我受國民黨特務指使破壞地下黨組織，完全是無稽之談，完全是污衊。不知從何說起?有什麼證據?”��

張指導員見黃強無比激動，就緩和了口氣：��

“你曾經是我們基本隊伍的成員，表現也不錯。這次“四清”運動是黨中央一項重大決

策，你應當配合政府做好工作。你認識好，態度好，我們可以向重慶市委寫個報告，把你歷史反革命的帽子摘了。”��

黃強聽了仍然沒有消氣，心想：我本來就沒有什麼反革命帽子，何需要摘與不摘，所以沒有回答。姓張的知道繼續下去也無結果，就叫黃強下去考慮，以後再找時間談。�� 

社教工作組找黃強談話的第三日，恰逢大雨，全隊不出工，以小組為單位學習“四清”文件，然後討論，談認罪……工作組又叫黃強談話。��

黃強找了一塊磚頭，幹部們以為他要行兇，都作了應對準備。結果他進到幹部辦公室的門口，就把磚頭墊在屁股下面坐起。幹部們不解的問他為何要這樣坐? 他說派出所逮着小偷就是這樣做的。我是政治小偷，應該這麼坐。幹部們一聽知道他余怒未消，就引導他：��

    “既然你說你不是混進黨的，沒有替特務幹過工作，那麼就是冤枉你了，那就請你講講你冤在哪裡?我們黨是實事求是的，你真的被冤枉了，組織好給你平反。”��

    黃強以為這幹部真想聽一聽他的申述，就說道：��

    “我的事不但冤，而且冤得出奇。我是1929年12月出生的，現在是1965年10月，正好是36歲。可是照你們訊問時說我39歲。我姐姐今年才37歲，弟弟竟大了姐姐兩歲。正像一首兒歌唱的一樣：“那年外公娶外婆，我跟着花轎打銅鑼。”連我的年齡都可以弄錯，其它的就可想而知了。另外，我的右派問題是南充處理的，你們說成是重慶市處理的，這也是牛頭錯對馬嘴……”��

    工作組的幹部沒想到黃強愈說愈有勁，把他們說得一無是處，把他們說成是只知道吃飯的，也生氣了。在桌子上一巴掌，打斷了黃強的述說，厲聲道：��

    “你不要太囂張羅!有罪有錯不認也得認，你要考慮後果。”��

    黃強沒有被幹部們的怒斥嚇倒，用壓過他們的聲音反駁道：��

    “我過去在共產黨內不是秤鹽巴，打醬油，擀灰面的幹部。我搞過組織工作，宣傳工作，教育工作和政策研究，也夾起公文包調查過別人的材料，我知道黨的政策。你們是執行單位，只能照原單位的處理結論執行。我第一次勞教的處分結論是右派，第二次也是重新戴上右派帽子，你們說我是歷史反革命有什麼根據?是哪裡撿來的?……後果嘛，我早就考慮過了。反正我是一顆砸不爛，炒不爆的銅豌豆，任爾等南北東西。”��

幹部們見黃強的態度非常倔，知道不動“大刑” 他是不倒威的。打不倒黃強的囂張氣焰，他就不會認罪。於是工作組決定開全中隊勞教人員大會，“幫助”黃強“端正態度”，實際就是批鬥大會。但是最後場部沒有批准。據說是經過場部黨委辦公室馮主任詳細查閱檔案，確實沒有找到給黃強定反革命的結論，怕強逼逼出人命，所以黃強最終沒有挨斗就不了了之。��  但是黃強並不知道這一切，那幾天他已做好了最壞的準備：寧肯死也不承認自己是反革命。當然內心的鬥爭是激烈的，情緒上也很緊張。所以有一天給果樹剪枝時從兩米高的果梯上摔下來，扭傷了脖子和腰，加上十二指腸潰瘍發着。同組的康永意將他背回住房時，已半昏迷。康永意連忙用自己的白糖給他沖了一碗水，餵下去才慢慢甦醒。��

第三個人就是我，我與黃強一樣從六中隊調到五中隊也想不通：自己為什麼會成了反革命。但是我知道想不通也沒有辦法，只要自己沒有承認，只要不少一分錢“工資”(從六隊到五隊工資不變)，麻麻雜雜穩起，免得一坑屎不臭攪起臭……更何況到五隊後當了生產小組長，修了兩座小水庫，得到幹部好評，拿了最高級別的工資，吃了最高標準的口糧，休假日還可以請假趕場……可是，工作組找我談話，問我因為什麼原因二次勞教?我無法迴避，又無法回答，就搖搖頭說不知道(送我二次勞教時，二分隊的隊長的確只籠籠統統地說是因為“集訓”那些事，而沒有說具體的事實)。又問我周居正反革命組織的事，我說更不知道。這讓工作組的人非常生氣，於是就直接給我“端”出來，說我看了反革命組織的綱領，反革命組織的名單上有我的名字，這就能說明我參加了反革命組織。我聽得毛焦火辣，按捺不住內心的激憤，立即拍案而起，厲聲辯道：��

“‘耕者有其田’就是反革命綱領?反革命組織名冊上有誰的名字，誰就算參加了反革命組織？那麼我現在搞個什麼組織，想擴大影響，把著名的人物都列進名單，這些人算不算就參加了我的組織?”��

我這一問，立即招來“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和“不認罪就是反改造”的警告。但是，我始終沒有承認自己參加了反革命組織，更不承認自己是反革命。於是工作組的人氣得暴跳如雷，但又不敢強逼，只好留下一句公安人員的慣用的套話：��

“不認罪對你沒好處；你不承認政府照樣可以處理你。”��

我心想：是呵，你處理你的，我保留我的，讓歷史最後來評判吧。��

 

 

十四、再一次觸及靈魂��

 

五隊位於西山坪中段偏北，北面與六隊七隊的土地連接，南面和四隊三隊相鄰，其中三隊為女子隊。��

五隊的生產主要是經管一百多畝果園，二十多畝水田，數百頭豬。果園已經成林，全部是梨樹。其中，有名的品種為引進的呈貢梨、明月梨、萊陽梨、香水梨，也有四川著名的蒼溪梨、金川梨、漢源梨、糖梨和水冬瓜……等等，共二十多個品種。那時是初產期，每年可摘鮮果數百擔，培養種苗數千株。此外，果園套種紅苕、洋芋，每年可收穫數千斤，出欄商品豬上百頭，經濟收益在全場是比較好的。��

五隊的管教幹部只有四人：指導員、中隊長、兩名幹事。他們對勞教人員比較和善，很少厲聲厲色。除了場部規定每晚都要學習，無事都不開大會，更沒有搞那種流於形式的“點名”。所以凡去過沙坪農場，或在“415信箱”呆過的人，都認為五中隊的改造環境比較寬鬆。

五隊的勞教人員只有七十多人，是人數最少的一個中隊。共分三個農業組，一個園藝組，一個雜工組、幾個炊事員和飼養員。我負責的小組名為農業組，實際上多數時間都在修水庫，建房屋，改土造田和養護公路。��

五隊的勞教人員是清一色的“老反”。有整風反右後就被弄出來勞教，但“頑固不化”，堅持“反動”立場的；有“四清”運動時才“發現”的漏網反革命；還有在社教運動中被定為“反動分子”被企業、工廠開除的工人。��

這些“老反”中，屬於老勞教的有王澤仁，其父王瓚緒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國民軍上將總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成都解放時王澤仁本人是學生，反右時，因受家庭株連，先被定為右派，後又不明不白被打成反革命，勞教接近八年還沒有“解決問題”。��

老勞教還有個賴捷，是新中國的首批法官，曾經審判過許多人的反革命罪，都有反革命事實，都有證據，都經過法律程序。所以自己先右派，後又反革命，被弄得糊裡糊塗，堅決不認“罪”，堅持要有關部門拿出證據，堅持要他們按法律程序辦事，不能隨便剝奪公民政治權利。��

    還有個馬隆緒，系回民，原在回民小學教漢語。被劃為右派送農村監督勞動時，因不吃豬肉又沒有牛羊肉吃，差點餓死，後逃往甘肅。在途經一座清真寺偷食貢品時被抓獲，因見他是本民族的災民(自己謊稱的)，又熟悉伊斯蘭教義，就被阿訇收留在寺里搞環境衛生。1962年聽到右派有可能要甄別平反的消息，就自我暴露出來，因而也成了反革命。��

老勞教還有個覃和東，是華西大學畢業的學生，在重慶當內科醫生。他也是在農村被監督勞動時攻擊“三面紅旗”成了反革命的。��

新勝茶場有姐妹雙雙同時在茶場勞教的，新生園藝場也有一對夫妻同時在勞教。男的叫陽東壁，是我那個小組的學習小組長，女的叫趙佳泉在三隊(女子隊)。他們原來都是重慶一個軍工廠的職工。因涉嫌參與某反革命集團，但證據不足，還是雙雙被送勞教。夫妻兩人勞教後，一對不滿十歲的兒女丟給父母收養，所以夫妻倆勞教後那十多二十元“工資”，除了“勞教伙食費”，要全部寄回去。��

陽東壁有一肚子文娛細胞，吹拉彈唱樣樣都來，所以給我們小組，乃至全中隊都帶來了歡樂。��

五隊的新勞教(與“老勞教”對應)，多為所謂的“新生反革命”分子。除了上面已介紹過的貧下中農的兒子慕容生，還有西南師範學院的兩個學生，一個叫張代泉，一個叫吳益模。這兩個新生反革命分子“生”得有些牽強附會。��

張代泉，開縣人，體態單薄，容顏白淨，鼻梁上架了副鍍金細邊框眼鏡，是一介標準的書生模樣。時年21歲，兩片薄薄的嘴唇談起話來語音清晰，邏輯性強，有說服力。他讀的是中文系，除了研究漢字漢語而外，還通天文，知地理，熟悉中外歷史。��

1964年他們系的學生到川東某縣中實習，有一天他給大家講趙熙〖ZW()趙熙，又叫趙堯生，榮縣人，前清翰林，四川的“五老七賢”之一，喜愛川戲，善作詞。〖ZW〗〗寫川戲《情探》，說“情探”實際就是“探情”。，但作者不用“探情”，而巔過來用“情探”，把情字擺在動詞前面，升華了情的意境，拓寬了情的空間。於是他又專講“情”字，從象形文“情”字的構造、演變、發展，講到現代“情”字的內涵。從情史(全稱《情史類略》)講到情感、情義、情懷、情慾、情操……那天他多喝了酒，竟講“走了火”：從“情”字講到“秦”字。本來他是講同音漢字的奧妙，結果講了秦始皇滅六國，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講了秦始皇統一法律、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和文字的豐功偉績。但是他千不該萬不該講秦始皇殘暴專制，嚴刑苛法、焚書坑儒……這在當時是犯忌的。果然，實習完了，有人向院黨委反映，正當大家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頌揚毛主席將成為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和領袖的時候，他卻大講特講秦始皇的殘暴和獨裁，是借古諷今，是別有用心。後來畢業被分配到最偏遠的開江，他拒絕去。於是新賬舊賬一齊算，頭上被扣了頂“反動分子”帽子，開除學籍送勞教。��

吳益模，江北縣人，矮墩篤實，性格內向，時年20歲，讀美術系二年級，擅長書法和水墨丹青。1964年寒假在家，有個招待所請他給大堂(當時叫服務台)畫一幅國畫。他畫了一隻凌空翱翔的雄鷹，背景是金光燦爛的太陽，下面是蒸蒸日上的祖國河山。其意義是象徵祖國騰飛。按道理這幅國畫在政治上沒有任何問題。但當時革命人民的政治覺悟高得來有些可怕，一個“馬列主義老太婆”還是挑出了毛病。她說：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他老人家的光輝怎麼被一隻鳥遮了呢?按照她的想法，太陽的光芒應該畫在前面，不能作為背景。就像傳說中說的，達賴喇嘛第一次坐汽車，不讓駕駛員坐他前面。“四清”運動時，吳益模因家庭成份不好，這幅畫被上綱上線為“不是技巧問題”，要他交待創作動機和真實意圖。這當然遭到吳益模的反對。有人去按他的頭顱，他又進行反擊，因此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這樣的例子還很多。��

幸好，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四清”運動收了場，勞教人員有了一段較長時間的平靜生活。特別是各種水果成熟的時候，勞教們不花錢偷偷地享受。後來，有些老勞教和二次勞教的陸陸續續解除了勞教。家在農村的被“清放”回家，城市的也獲得回家探親或聯繫戶口的機會。回來的人談到外面的右派仍然叫“摘帽右派”和“勞教釋放分子”，政治上受歧視，隨時擔心被揪斗，所以夾着尾巴做人，生活上無保障，找不到工作，吃飯成問題。��

據說，一位被打成右派的省報記者艾風，在會理縣監督勞動時“賊心不死”。文革期間給他在西南服務團的老領導李大章寫了封信，因悉李大章已作為老乾“結合”進了省革委領導班子。信中除了反映農民疾苦而外，也反映了自己摘帽多年，每月仍拿15元生活費難以生存的困境，希望能得到一份工作，以便為祖國建設服務。這封信最後被轉到了會理縣委。縣委把這封信視為“階級鬥爭新動向”，視作“右傾翻案風”，不打擊不足以震撼敵人。於是在一個淒風苦雨的日子，全縣召開了萬人公判大會，他與另外一名已摘帽的新華通訊社記者，一名已摘帽的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幹部一起被反剪着雙手推到了前台，被宣布戴上現行反革命帽子，管制三年。然後押上大卡車，由警車開道，繞城遊街示眾。車上刺刀閃亮，槍支林立，完全是槍斃人的陣仗，一派殺氣騰騰。��

另一位是整風時與我一起去省委反應情況的曾福興，在會東縣農村監督勞動摘了右派帽子後，也沒有安置工作，就“自願”申請回到溫江城郊農村母親的家裡。由於農村地少人多，掙工分受歧視，連口糧都成問題。一個在公社當副書記的親戚想到“不管什麼人活着總得吃飯”，就叫他分管的建築隊帶曾福興到工地當普工。不久，“清理階級隊伍”，他又被清出了門。後又有好心人介紹他進城拉架架車，不久又被查出是“暗藏的階級敵人”，不但沒收了他借熟人的架架車，搜了他的住處，還連累了那位公社副書記……在這種欲生無路，欲訴無門的情況下，他兩次喝農藥，三次跳河，但閻王爺不收他——都被人救了。��

1962年從灌縣“清放”回成都的楊少西、父親是勞教工作委員會的副主任，並沒有包庇兒子不勞教。伯父是中共中央大幹部，也沒有在侄兒摘了帽子後關照安排個好工作。可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為了打倒“走資派”，硬說中央那位首長包庇了右派侄兒。一次造反派在成都市體育場召開“憤怒聲討彭羅陸楊反革命罪行”大會，楊少西被押去陪斗。他心想：伯父風光時沒有“沾光”，現在挨批鬥時卻要抓去陪斗，那種場合不被造反派打，也會戴高帽子，掛吊牌。於是一路上打主意脫身，俗話說君子不吃眼前虧。到了鹽市口，押送他的大卡車被堵，他乘機嚷着要上廁所，不然就要拉在身上……造反派頭頭想到反正都堵車，就發揚了“人道主義”……但監視他的人沒有跟着進廁所，只是在街邊盯着他進去，卻沒有見他出來……後來才知道，楊少西從與廁所相鄰的竹林小餐逃跑了。批鬥大會開始後，這個頭頭嚇出了一身冷汗，受到上司嚴厲的訓斥。後來只有把一肚子怒氣往楊少西身上發泄：在一次批判會上讓楊少西站在小木凳上，頸項掛個牛鬼蛇神的牌子，算是給他“補了課”。��

西山坪的老勞教們解除勞教要回家，引起了新勞教們的不安。因為他們不知道老勞教已經改造了十年。再說，雖然老勞教認為新生園藝場已經是個條件較好、氣氛寬鬆的改造環境，可是對於那些新勞教來說，就像當年老勞教在沙坪農場一樣，由於生活的突變和失去自由，一時難以接受。於是憤懣和抗爭的情緒時時表露出來，就像剛捕獲的野牛，短時間很難馴順。

這些新勞教的人中有個叫杜柏林的人，比較突出。他從來就沒有認過“罪”，並為此絕過食，甚至斷過飲水。��

據他自己說，他是岳池縣人，父親1948年曾跟着小說《紅岩》裡雙槍老太婆的原型鄧惠中在岳池、武勝等地搞武裝起義，失敗後下落不明。土改時母親的成份被劃為中農，而父親的問題沒有結論。他小學畢業就在家務農，恰逢“自然災害”，農村到處是饑饉，水腫病蔓延。有些社員走着走着，突然倒在田邊地角就再也沒有爬起來。於是他與十幾個同齡人一起悄悄偷吃公社地里的葫豆，豌豆、黃豆、紅苕、青麥子和生稻穀……地里種什麼，他們偷吃什麼，後來被抓獲。生產隊長和食堂會計將他們吊起，一面喝酒吃夜霄，一面拷問他們，要他們交待背後的支使者……他們沒有承認有誰支使，而是自己肚子餓。審來審去都是些貧下中農子弟，都放了。唯獨因為他的父親“有問題”沒有放。而被送到縣公安收容集訓……他又逃跑過三次，最後被戴反革命帽子強制勞教，時間是1965年底，他剛滿18歲。��

1967年國慶節，杜柏林見黃強、康永意、賴捷、王澤仁等紛紛“清放”回家，他想到在農村無依無靠的母親……所以越想越氣。他在雜工組打雜，同室住的有木工。那天晚上他拿了木匠的斧頭，想逃出去殺那個生產隊長。剛出住房門，見我照着煤油燈正在值班，中隊的大門緊緊鎖着，於是感到萬念俱灰，竟將斧頭的斧口向自己的額頭砍去。幸而刀口不鋒利，砍得不深，但血流不止。等大家被吵醒，衛生員給他包紮時，他還掙脫出來，要大家不要管他，他想死。��

 

 

十五、有文憑的活魯班��

 

文化大革命經過幾年動亂，終於進入“鬥批改”階段。新生園藝場的老勞教人員也基本上回到了人間。最早被清放回家的黃強，在離開園藝場之前，經過抗爭，北碚區選舉委員會在一次基層選舉時，張榜公布了他有選舉權。這就從法律的角度否定了關於他是反革命的說法，所以他是以一個有選舉權的公民身份回到儀隴故鄉的。可是回到故鄉時昔日的青山綠水已成荒山禿嶺，往日的繁華肆景，已成破房爛屋，一片寂寥冷清……令他心寒，於是觸景生情，立即填了兩首自度曲。��

     (一)��

凝眸觀魚泳，側耳辨鳥音。流人常憶故園情，今日步歸程。��

山已成禿嶺，原上無綠茵。家鄉似吾遭厄運，遍體瘦嶙峋。��

 (二)��

少時拜北斗，壯年作楚囚。笑傲南冠幾多秋，歲月隨水流。��

人非物依舊，荒冢恨悠悠。灑淚“空吟聞笛賦”（此句借用劉禹錫詩句“懷舊空吟聞笛賦”。）日暮風雨愁。

黃強被安置回儀隴鄉下，是因為儀隴有他年邁的母親。可是他回到母親家時，土改給母親分在坡上的那片草屋，已因大煉鋼鐵夷為平地。母親暫時住在已被沒收為大隊辦公室和保管室的他家老宅旁邊的灰棚里。他回去以後，第一是母子同住一間很小的灰棚，住不下，第二是他是“摘帽右派”，不能靠大隊“政治經濟中心”太近。後經公社黨委恩准，同意另外給他母子一塊不毛之地，讓他自己修建窩窩。這時，在園藝場的康永意等幾個難友，聽說這種情形，忙從牙縫裡擠出20多元錢給黃強匯去。他收到這些錢買了竹木、鐵釘、草料，然後用自己帶回去的石工錘子、鑽子、鐵楔……開山採石，築牆建屋。在幾個窮哥們的幫助下，終於蓋起兩間茅屋一個偏棚，母子倆總算有了棲身之地。��

    黃強的父親解放前是儀隴縣48場鎮的首席鄉長、銀行監事長和中學董事。提起黃家，當地家喻戶曉。可是黃強這個名字則很少有人知道，一時間也難以與黃家聯繫起來。原因是他原來不叫黃強這個名字。加之十幾歲就離開故鄉到外地讀書，外地入黨，外地工作……被清放回鄉時已經快四十歲了。社員們多以為他是從鐵路施工隊伍退下來的工人。但是他的“政治身份”公社是知道的，因為清放時他的檔案材料交到了縣委統戰部，統戰部介紹他回鄉的紙條上寫有“因右派已摘帽，安置回鄉務農”十二個字。當時的人民公社雖然已搖搖欲墜，但未解體，仍然維持着以生產隊為基礎的集體生產形式。大的工程，如修橋鋪路，農田水利，則由公社牽頭組織，集中“優勢兵力”實行。生產隊長知道黃強會開山放炮，砌石建橋，築土造屋時，就派他去公社參加一座公路橋的修築。他除了打制拱石，參與安砌，還解決了公社沒有人能解決的橋台地基承載力的計算問題……為生產隊節約了石材，節約了人工和財力，因而一炮打響，出了名。��

那時黃強正當壯年，有知識，有技術，還有體力，像紅甘蔗中間那截。所以巨大的崖層，特硬的堅石，在他的一聲吆喝下斷裂。然後被打製成各種用途的石板、石條、石塊……最後成了高聳的毛澤東語錄碑、拱橋、水磨和屋基。��

工余時，黃強與農民們稱兄道弟，喝酒論事，擺俗不傷雅的龍門陣。有一天夜裡，他們喝醉了酒，睡在一座破廟裡，蚊子叮咬得受不了，黃強就給幾個有初小文化的青年農民打了一個12字的字謎，並提出猜中一個字獎賞一杯燒酒……這字謎是：��

好良宵無女難和諧，扭住了又把手撒開。

演就了百般態，淚珠兒拭盡腮。��

楊柳腰斜依欄杆外，木金花摘下來。��

振驚聲不見了秀才。��

已過書齋，小腳兒不敢抬。��

許下恩和愛，又把誓言改。��

朱門被撇去，好不傷懷。��

神前祈禱，示出無限悲哀。��

酒醉不用水來解?��

成就好良緣，鈎去點進方安泰。��

刻骨銘心，何須要刀兒裁。��

這字謎，還真把那些農家子弟難住了，竟沒有一個人能喝到他懸賞的酒。但經黃強一個字一個字地破譯謎底，謎底為十二時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後，把大家樂得前俯後仰。尤其是講到“好良宵無女難和諧，扭住了又把手撒開”和“酒醉不用水來解”，維妙維肖。大家的眼淚都笑出來了，扭着要黃強再打一個。於是，他又講了兩個土地鬧革命(鞋)，兩個土地一寸長(封)，兩個土地一個妻(娃)，兩個土地一隻眼(眭SUī)，兩個土地一塊田(畦)……大家仍然餘興未盡，還要他講。他說“哪有那麼多謎語?你們又猜不出來，不如講個故事。”大家一聽更高興，熱烈地鼓起了掌聲，於是他講道：��

“前些年嘉陵江上游有座小鎮，由於是水陸碼頭，來往人多。鎮上有一蘇姓飯館，洋芋燒牛肉很有名，生意特別好。而另一家飯店的清湯白菜也不錯。後來兩家飯館競爭。蘇家說他的洋芋不是土豆，是從外國進口的，是正宗的。另一家則說他的清湯並非清水，而是鴨脯熬煉後過濾而成的，雖然不見一點油花，但味道極佳，是地道的川菜……” 他講完這個故事，問大家：��

“如果你們選擇，願意吃洋芋燒牛肉，還是清湯白菜?”��

結果多數人還是願意要洋芋燒牛肉。他們覺得再好的湯總歸是水做的，沒有土豆和牛肉實在。

黃強講了這個故事不久，毛澤東發表了那首《答鳥兒問》的詞，裡面有“土豆燒牛肉”和“放屁”的句子，這下犯了諱。有人認為黃強在歌頌蘇修，攻擊中國。加之一夥青年農民與黃強攪在一起，“政治界線”不分，又有人認為是右派有“政治野心”。於是公社黨委決定要抓一下階級鬥爭。當時農村抓階級鬥爭，就是把有帽子的和無帽子的地主、富農、壞分子弄到會上臭罵一頓。但這種形式已經是“老套筒”了，社員們已經厭倦。可是，黃強是個“新品種”，是一個活靶子，又有“現行活動”，既可以嚇唬社員，又可以向上邀功。��

當時的公社書記，土改時是個積極分子，後來參了軍。復員後從生產隊長爬上去的，靠的就是抓階級鬥爭，抓一次他升遷一次，百分之百的“一抓就靈”。可是他上去了，許多原先的頭頭卻下來了(當然並非都不該下)，有的還被打得傷筋折骨，死去活來。黃強有位遠房表哥，也是摘帽右派，應一些下台幹部和社員的要求，替他們寫了申訴和檢舉揭發這位書記的材料。被這位書記知道了，以“反攻倒算”和“階級報復”等罪名對他表哥進行批鬥，指使“民兵”用亂棒將其活活打死。然後向上級寫了個檢討，稱：“群眾出於義憤，自己控制不好……他也有責任”，於是上級就沒有追究。��

這位書記發現黃強回鄉後不“老實”，還有“野心”，想藉此剎一剎階級敵人的威風。但聽說黃強原來是個老黨員，懂政策，還有許多親戚朋友在省里做官，怕惹不起，於是決定先來個“火力偵察”——在黃家老院的竹林後開個一千多人的訴苦會，安排一位貧農在會上控訴黃強父親剝削壓迫貧下中農的罪行。哪曉得下面的人沒有對那位貧農說清楚“只講黃家壞的，不講黃家好的”。所以那位農民一到主席台前，看到下面坐着黃家少爺(指黃強)，又聽說這位少爺後來當了共產黨，官比公社書記還大，於是就決定只談黃家好的，不談黃家不好的。他清了一下嗓子，第一句話就是：“那年刮民黨抓壯丁，應該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可是我家窮，父母只生了我一個，我是獨子呀!我不應該抽去當兵……”��

他的話未說完，有人以為他是要控訴黃強父親抓他這個獨子當壯丁，就呼起了口號——“打倒國民黨反動派!”表示對這位農民的鼓勵。果然，那貧農又說：��

“他們硬把我拉了壯丁，我是獨子呀!我父親年老，還有病……”��

於是又有人高呼：“打倒地主惡霸!打倒土豪劣紳!打倒偽鄉保長!……”��

這時黃強的心一陣緊似一陣，血液直衝腦門……想到遠房表哥的慘死，想到這位書記心毒手辣……知道自己在劫難逃，心裡暗暗打定主意：與其慘死，不如拼死。只要他們敢動手毒打自己，就一定“自衛反擊”……。哪裡知道那位貧農話鋒一轉，竟說他的父親去找黃強的父親求情，黃強的父親一聽就大發雷霆，說是下面的人亂整的，立即坐滑竿趕到師管區去問，師管區立刻就把他放了……。最後這位貧農還提高了嗓門說：“黃家是好人，要不是黃老爺救了我，恐怕我今天不會站在這裡……”那位書記愈聽愈覺得不對勁，連忙叫人把那個農民拉下去。自己的臉氣得一陣青，一陣白，大罵下面的人是混蛋！。��

通過“火力偵察”，這位書記發現黃家在當地的“民憤”不大之後，不但沒有動搖要把地主老財搞臭，把摘帽右派弄得沒有“市場”的決心，反而覺得印證了省委“四清”時，對農村形勢的估計——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部份基層政權還掌握在壞人手裡。所以，他決心要在階級鬥爭的前沿陣地站穩腳跟，做出成績。於是選擇黃強“洋芋燒牛肉和清湯白菜這件事為突破口，要把黃強批深、批臭、批倒……他對公社幹部反覆動員說：毛主席教導我們“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做文章，不是繡花……”，對黃強這一戰役不打好，關繫到本公社有被階級敵人奪權的大事，必須組織幾千人的批鬥大會，發動最強大的攻勢……。��

這位書記是外地人，到這個公社後，感到受當地幹部的排擠，所以，想借抓階級鬥爭顯示一下他的本領和實力，以便站穩腳跟。他的估計沒錯，黃家在當地是個大家族，解放前有反動的，也有革命的，解放後有倒霉的，也有得勢的。在省里、縣裡、公社、生產隊裡都有黃家直系的和嫡系親屬。黃強回鄉後有向風的，也有向火的。但有一點他們知道：書記批鬥黃強這隻死老虎是名，要打擊當地出生的幹部才是實。所以他們把公社要召開大會批鬥黃強的“機密”有意泄漏給黃強。黃強性情剛烈，估計有可能要像他表哥那樣被打死。所以，一方面做了死的準備，寫了一首絕命詩。另一方面又準備“垂死抗爭”，放出“試探氣球”，揚言要殺死那位書記……他的絕命詩有如下句子：��

    ……��

    我呀!沒有蔭澤福地，��

請把我埋在山林。��

讓山地肥沃濕潤，��

讓山林蔥蘢茂密。��

願靈魂化作另外的生命，��

與大地共造人間繁榮。��

願世人不再相爭，��

還子孫一個安寧。��

黃強要以死相抗的消息反饋回了公社，那位書記立即召開會議，揚言說：黃某人敢那樣，我就要他的腦袋。這時一位公社副書記，解放前是挑鹽巴賣的小販，曾經給黃家大院送過鹽，連忙勸解道：黃某人從小就會耍雙槍，是個“天棒”，你把他逼得無路可走，他啥子事情都做得出來……你的命比他值錢，與他拼了不划算。其餘的幾個幹部也附和着勸解。那書記還不太相信。可是，第二天果然看見黃強左手提着石工錘子，右手握着鋼筋打尖的鑽子，氣勢洶洶故意繞道公社去工地，有尋他鬧事的架勢，他趕緊從後門避開。有一天，他去縣城開會，本來要經過黃強的住房，後來也繞道別去，並最終沒有召開批鬥黃強的大會。於是黃強與書記激化的矛盾，暫時得到緩解，雙方均採用了守勢。在書記看來：敵人猖狂進攻之時，暫時退卻，是明智之舉。而黃強則認為書記色厲內荏，要活命就要與他鬥爭。��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沿襲夏傳子家天下的傳統，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助手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寫進了黨章，林彪的“五虎將”也進入了權力核心的政治局。於是，林彪集團的權勢達到了頂峰。可是，不知為什麼，林彪既然有毛澤東的神威庇護，卻又不要做毛的儲君，卻跑到蒙古的溫都爾汗摔死?當然這是歷史學家研究的問題。但正當此時，不知道那位公社書記出了什麼問題，突然被調走，所以黃強終於鬆了口氣。��

那位書記調走後，當地幹部又活躍起來，要各大隊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排練節目，在公社匯演。黃強所在大隊的大隊長要他編戲，當導演。但又不許大家叫他“黃老師”，也不准黃強自己到台上去表演。可是匯演到快結束時，大家情緒激昂，不少大隊書記和大隊長，吼着要黃強出來表演金錢板《捉鬼》(因他平時在下面表演過，已名聲遠揚)，新來的公社書記不好違背民意，只好要黃強上台表演。黃強難為情地走到台前，向觀眾拱手說：我雖然也是公民，有選舉權，但我與在坐的不同，不知道我有沒有表演權?所以不敢表演，請各位領導原諒!可是大家不依，又吼起來：��

“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一切權利都是人民給的，演出權我們給你”。��

“老黃，你原來還是個黨員，怎麼這麼窩囊?犯了錯誤，並不等於要把你一棍子打死”。��   ……��

    黃強被感動得熱淚盈眶，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他清了一下嗓子就敲響了竹板，聲情並茂地表演了三個金錢板段子，還另外演了一出王永梭的諧劇，贏得“經久不息”的掌聲。��

這次黃強在公社的公開亮相，讓更多的人認識了昔日的黃家少爺，今日的摘帽右派，並非是頭上長角，滿身長刺的怪物。也不是開口就反黨，閉口就罵社會主義的反革命，而是個有血有肉，有知識、有感情的壯年男子。於是，從內心消除了對黃強的反感，產生了同情。從此以後，黃強有了個較寬鬆的生活環境。這時公社的公共食堂已經解散，各家各戶升起了炊煙……他就走村串戶給貧下中農修房造屋，立墓碑，打碓窩，洗磨齒，鑿豬槽……��

 

十六、回到人間也難過��

 

黃強“清放”回鄉的第二年，大中城市不准勞教過的人回家入戶的規定解了凍，新生園藝場勞教期滿的成渝兩地人員都被放了回去。此時我也回到了一別十二年的成都，年齡已快滿三十歲。我母親已經六十，每月從退休的街道小廠領十幾元退休費。妹妹在川棉廠當工人，每月仍然只有三十多元工資，連同妹夫的工資全家總收入不足一百元。加之妹妹剛生了孩子，所以開支偏緊。妹妹和妹夫不住在母親家裡，我回去的住處不成問題，但沒有錢交伙食費。因為勞教單位“清放”我時只多發了一個月“工資”，回成都後要買一身像樣子的衣服，不能再像在勞教單位那副叫花子模樣。所以當務之急是找一份工作，哪怕最髒最累的也行。��

那時候，“武鬥”的槍聲雖然漸近平息，但“抓革命促生產”未見成效，許多工廠、企業、工地仍然處於停工狀態。居民生活憑票證供應，城市經濟非常蕭條，短時間是很難找到工作的，特別是我們有“點點”的人。後來多虧了我母親的街坊鄰居，把文華食品廠領來的花生分出一部分給我們母子剝，這樣每月可以得到幾元錢手工費，可以勉強糊口。但是，作為一個剛剛才超齡的青年，哪能安心整日呆在家裡，像大姑娘一樣與母親一起剝花生。加之得到王瑞瓊遇難的消息，滿腹愁悵無法排解。所以有一天吃了午飯，我把剝花生的事丟給母親，自己一個人沿着兒時熟悉的北海樽、小西天、城隍廟(即今日的城北電子市場)那條小河往北門大橋轉去。然後又沿着我的出生地——金華街轉到人民北路大橋，再從人北大橋轉到火車北站……如此往復近半個月。有一天，忽然看見在北碚新生園藝場認識的成都人劉澤鴻一行四人，各拉着一輛汽胎架車，上面載着裝滿河沙的竹筐，正在爬人北大橋的坡。前面三人已經上了橋，只有劉澤鴻掉在後面。此時他已年逾四十，雖是壯年，但是知識分子，在勞教單位又一貫吃“安胎”(干輕活)，回成都乾重活不久，所以拉着車爬坡很吃力。他把架車左擺右擺，想把架車斜起，讓坡度緩些。可是那兩個輪子不但沒有向前滾動，反而還有後退的趨勢。若果真後退，不但會把拉車的人拖倒，還有可能撞傷尾追其後的車和人……正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我衝上前去用背膊從車尾頂住劉澤鴻快要後退的架車，然後又轉過身去幫助他把架車推到橋上。架車下坡時，我又踩在車後拖着一根做剎車的槓上，讓架車慢慢地下坡……終於到了城牆邊。劉澤鴻已感覺到有人在後面幫他推，幫他壓，於是把車停下想看究竟……��  我與劉澤鴻相遇後，就得到了一份拉架架車的工作：先替劉澤鴻拉邊腕，(又叫“飛腕兒”)。後來怕影響劉的收入，就借錢買了架“二手貨”，跟着劉澤鴻干。不久由於攬業務的中介費、“勾兌”費、招待費、回扣等提得太多，內部扯皮散了伙。我又投靠到法官賴捷的手下。這夥人都是從新生園藝場回成都的，其中有康永意，羅公志。他們拉的多是小五金，糧食和油類，既輕鬆又乾淨。有時給飯店拉東西，還可以不交錢糧吃一頓。加之大家都是一個地方出來的，彼此了解，很團結，從未發生過利益紛爭。每當賴捷給大家分錢的日子，還要到“成都餐廳”大吃一頓，喝得飄飄然然，二麻二麻的。因此，我們把自己叫做“自由職業者”。��

但是好景不長，市內城區對集體運輸組織進行了清理整頓，凡沒有行業管理和街道辦事處領導的運輸組織，均不得從事搬運業務。正規的搬運組織也不得給“打野”的開票。這對賴捷、康永意和我無疑是個致命的打擊。我們只好散夥。散夥後，賴捷繼續給飯店麵店拉糧油副食品，回管區開發票。康永意送了一陣蜂窩煤後又進了本轄區的勞保用品生產組當搬運，干雜活，每個月有二十多元錢工資。惟有我既不願在本轄區的搬運組幹活，也不想到生產組和婆婆媽媽打交道，就在家耍了數月。此時大中小學“複課鬧革命”，有許多學校的校舍不是缺窗就是少門，桌椅板凳缺腿少腳，開學前必須修復。正好，造反派臨工分團有個修繕隊，負責人綽號叫“黃牛”，與小教分團的負責人關係很好，所以包攬了一些學校的維修，正在招收泥瓦木工。而這個“黃牛”曾經在公安局的“集訓”隊學習過，我妹夫曾經當過他的管教幹部，對他不錯。於是就叫“黃牛”給我找個臨時工做。這個“黃牛”很仗義，滿口答應，就把我交給一個叫“三娃兒”的木匠帶着做木工活，工資等級一下子就定成3級。3級木工應該是個熟練工，有一定的技術功底。可是我根本就不會做木工活，連鋸子的倒順都搞不清楚，更不會打眼子，鋸榫頭、推刨子，不過那時再有高超的木工技術也排不上用場。因為9月1日要開學，任務重，時間緊。加之學校經費短缺，沒錢買木料，所以不管張三李四的腿和腳，只要揍在一起能成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幾顆釘子釘穩不倒就行。��

我在兵團修繕隊當釘子木匠，雖然是為了混飯吃，但不久就愛上了木工這個職業。我認為：無論國家建設，還是人民生活，都離不開木匠。再說，木工是一種受人尊敬的職業，但是要成為一個真正的木工，是有很深的學問的。首先要認識和辨別樹木的材質、紋理、性能……其次是熟練掌握加工工具。我為此下過很大的功夫。後來修繕隊隨造反派組織被取締而撤銷時，我已成了名副其實的木匠。先後在林科所，水科所、成勘院、川大、川醫、電訊工程學院打工。尤其是在川大“七二O工程”附屬建築單包時，以單人／日手加工門窗20樘的卓越工效，破了當時的維修定額。��

我並不因此而滿足，又結合自己在勘察隊學到的測量知識，決定向房屋建築領域拓展，先後買了《房屋建築學》、《材料力學》和《建築設計與施工》等專業書籍，在西南建築設計院和化工設計院兩個“靠邊站”的工程師的幫助下，學會了小型民用建築設計。先後曾採用設計院標準構件圖，給提督街水產門市部、東城食品加工場和變壓器廠設計過幾幢12米跨度的三層樓房，並經過松潘、平武那場地震考驗……於是，我成了街道修繕隊少有的人才，工資躍上了5級。後來發現我是“哪號人”又降為4級。��

在這期間，我新結識了木匠邊運廷、武晉川，泥水匠溫興烈、宋竟誠，水電工宋國鋒、江文洋。後來才知道這些人也是半路出家的“改撬子”，原來也是國家幹部。武晉川還是南下的，與溫興烈都是黨員。他們有的在反右時成了右派，反右傾時整成右傾，“四清”時清成階級敵人……可是，他們也和我一樣，為生活所逼，干哪行習哪行，技術上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要不是自我暴露或知情人揭底，完全像個道地的血統工匠。��

從北碚勞教所“清放”回成都的我，是不幸中的幸運者。比較起來，最不幸的要數當過公安的康永意。剛解放時在派出所當民警，曾將一對抽大煙的中年夫婦送去戒毒隊學習。這夫婦的兒子曾因此流離失所，所以對民警一直懷恨在心。康永意在反右時被整，這人非常高興，算出了口氣。但是冤家路窄，康永意“清放”回成都上戶口時，這個人已經是他上戶口那個派出所的指導員，認出了他，並且余恨復發。加之勞教所“清放”他聯繫入戶時，康永意的父親尚在。可是當他放回家的時候，父親已經去世。所以那個派出所以“無入戶戶主”為由，拒絕他入戶。不入戶，最大的問題是得不到平價糧油副食品等基本生活資料的供應，要靠從黑市買來謀生。所以那時候他和我們拉架架車的同時，還要天天跑派出所，跑分局、跑市局。雖然市局分局都答覆“派出所應該准予入戶”。但那時“砸爛公檢法”後，派性很重，政令不通，派出所軟拖硬抗了半年才給他上起。在戶口問題上雖然康永意最終取得了“勝利”，但他與那指導員和派出所的隔閡加深了一層。於是又以“我也有一雙手，不在城裡吃閒飯”的名義，動員他到川西的梓潼縣鄉下落戶。康永意這一次不來硬的，只來軟的，採用拖的辦法。既不表示拒絕，也不表示同意。因為當時中國還不像哥爾布特在柬埔寨那樣強制將城市人口遷移到農村。還強調要“自願”，要本人簽字同意。因此，康永意天天躲街道辦的人，一直躲到“城鎮人口遷下鄉”的政策停止執行。可是康永意即使是有“齊天大聖”的本領，也終究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街道辦和派出所發現康永意在蜂窩煤廠替用戶送煤，就正南齊北用“打擊地下黑運輸”的名義沒收了他拉煤的車子。康永意認識到下苦力是他惟一的出路，送蜂窩煤是惟一無需發票的，所以他決心抗爭到底。找來了扁擔繩子和兩塊木板，繼續給無勞力的用戶挑蜂窩煤。可是那些人真是狠毒，又說他是“黑擔煤”，通知煤廠不給康永意發煤……因為煤廠是街道工業，是街道辦管的。煤廠的人雖然內心同情他的遭遇，但為了自己的飯碗，又不敢不執行領導的通知。他真是被逼上了絕路，幾次想自殺在派出所門前……後來轄區勞保用品生產組的負責人，是一個看着康永意從小長大的老街坊，勸他要堅強地活下去，並將他收留到生產組，每月27元工資。康永意想到這下子總該放他一碼了吧，可是這仍然是他的單相思。因為他“鬧戶口”，搞“黑運輸”和“黑擔煤”在管區出了名。戶籍民警想弄清楚究竟他是個什麼人，於是翻出他的“清放”材料細閱，發現康永意還有“反革命”帽子未摘。猶如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那麼高興，從此要康永意每周一周四到派出所參加“五類分子”學習。每天清晨還要打掃兩條街道……他不好不去學習，但決定拒絕掃街。他說：勞動是一種權利，掃街應當有報酬，他不是依法服勞役的罪犯，他可以拒絕侮辱性的無償的掃街勞動。這下子真的把派出所惹火了，“階級敵人如此囂張，是要認真對付的”，立即組織“群眾專政大軍”在派出所大院內對康永意進行“專政”。幾段咒語一念，一頓無正規套路的重量級拳腳，當場就把康永意打成腿骨折，還說他“裝死”。要不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得及時，康永意那一劫不死，後來也會沒命。

 

 

 

 

 

 

 

 

 

 

 

 

 

 

 

 

 

 

尾聲��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神洲大地一片哀嗚。有人擔心中國沒有毛澤東，地富反壞右會紛紛出籠，千萬人頭要落地。可是對於社會主義陣營而言，確實是標誌着以個人權威為特徵的政治體制走到了盡頭，也標誌着一個時代的轉機。隨着“四人邦”的覆沒，隨着“真理標準”的討論，隨着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隨着鄧小平復出，隨着天安門事件平反和“兩個凡是”破產，收拾黨心、民心，否定極左路線，平反冤假錯案，清除人們心頭淤積已久的傷痛，被提上了中共的議事日程。��

1978年元旦前夕，正在商業廳突擊維修一幢舊木樓的我，中午在文武路與鑼鍋巷交叉的十字路口，忽然碰到了在旺蒼被抓走15年的肖風。他是從勞改單位偷跑出來的，暫時住在附近一個報社總編室老同事家裡。因為有個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判刑的“叛徒、特務、反革命”已被原單位恢復名譽，恢復職務……那人臨走時悄悄告訴肖風：聽說歷史上的冤假錯案也要清理，甄別，特別是右派問題。於是我立即向同伴要了一張“節日購餐券”，在商業廳伙食團買了燒白，牛肉……端着隨肖風去通順橋街那編輯的家。認識了那位姓陳的編輯，深為他冒險“窩藏”肖風的行為感動。同時也見到了肖風的姐姐和當知青的女兒琦琦。可是，那時候時機尚未成熟，肖風又被勞改單位抓了回去。一位好心的中隊長勸他不要再痴心妄想啦，反右派是毛主席搞的，永遠也翻不了案。��

1978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了統戰部和公安部《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即：中發(78)55號文件)，接着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又聯合擬定了《實施方案》，規定：凡不應劃右派而劃了的，應予改正；經批准改正的人，恢復政治名譽，由改正單位分配適當工作，恢復原工資級別；生活有困難的，給予必要的補助。��

1979年，春風終於吹到我和楊少西、諸崇明那裡，吹到遍布全川的摘帽右派和未摘帽右派那裡，吹到仍然在茶山、礦山等勞改單位就業的人們那裡。當我們拿到那張“改正通知書”時，無論上面有沒有留“尾巴”，只要是“改正”而不是“摘掉”右派帽子；只要能重新工作，再為人民服務，絕大多數都“無意見”，並感激涕零。當然，也有少數人想不通，為什麼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錯案叫“平反”，要補發工資?而右派錯案叫“改正”不補發工資?那時候已經提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為什麼同樣是錯案的受害者，在索賠上不能平等?我們覺得照此做法，今後還會繼續發生冤案。因為冤案製造者不承擔法律責任，不補償受害人的損失，抓錯人，關錯人，放了就算了。

現在，歷史已進入新世紀，許多曾經當過右派的人再回過頭去看當年“反右”和“改正”這件事，都認為當時的法制仍然不健全，“反右運動”未被徹底否定， “改正”受時代局限……大家暫時不必去糾纏歷史，而應當面對未來。反右派的對與錯，是與非，；被冤枉的人是僅僅“改正”？還是應該徹底平反？歷史自然會作出公正的結論。

 

 

 

 

 

 

作者後記��

 

 

反右派運動是中共取得政權後，政治形勢急“左”直下的轉折點。其後的“三面紅旗”“反右傾”、“四清”和“五反”一浪高過一浪，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把“左”的思潮推到了頂峰。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反右派鬥爭，最初估計全國有右派約四千，但實際劃為右派的官方統計數字為五十五萬多人，是估計數的一百三十七倍。為了反映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一九七九年以後，以“右派”為題材的小說，電影曾風靡一時。但大多寫的是知名的大右派，或個人的經歷，觸及到底層小右派的，微乎其微。所以我決定以自己親身經歷事實寫一部多層次，覆蓋面寬些的右派群體蒙難的作品，但後來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右”題材的文學作品頃刻間銷聲匿跡，我因此也只好暫時擱筆。直到鄧小平先生仙逝，香港回歸，新世紀來臨，我“賊心不死”，又萌發了“一定要完成這一使命，告慰死去的難友們的在天之靈”。��  我是五十五萬多右派分子中年齡最小、職務卑微的小右派，而受的處分卻是最重的——劃為單位反黨小集團頭子，極右分子，被開除團籍、開除公職，強制勞教十年有餘。在勞教和就業期間開荒、積肥、打柴、挑糞，修鐵路，採茶葉，耕作果園……“清放”回家後，又拉過架架車，當過木匠。經歷的勞改單位多，從事的工種多，知道的事情多。曾經想寫一部《四川右派勞教實錄》或《415信箱》的史書。但因官方檔案未解密，缺乏詳實可靠的數據，也無經濟實力和精力去採訪當事人，才改為現在這種民間記述和見證歷史事實的文字。��

本書以第一人稱的表述方式，對我親身經歷的勞教生活作全面的回顧，儘可能忠於歷史事實。如，沙坪農場惡劣的氣候環境，粗而少的維繫生命的糧食，因而發生搶飯和餓死人；在雲南修鐵路，超負荷的強勞動，深夜的“點名”和訓話，勞教工棚被燒，放炮炸死人，塌方砸死人，男女關係；在涼山，十九中隊工棚被水淹，放高產衛星，超聲波炒米飯，放炮打死人，邊坡摔死人，飛石砸死人，偷吃糧食脹死人；在旺蒼，有人逃往北京南斯拉夫駐華使館尋求政治避難，有人偷大隊部養的豬，有人盜運糧車，築路支隊右派集中，快活場演出；灌縣修羊圈，職工一隊扣飯，隊長抓人被哄；新勝茶場“鬧糧”，所謂《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唐某張某因“反革命”受審；園藝場“四清”，黃強和外號人稱黑格爾的被斗；以及“清放”回農村和城市的人員謀生的坎坷經歷，都是千真萬確的, 健在的受害者都可以證實。��

但本書不完全是史書，而是一段歷史的民間記錄, 不能說每個細節都準確。書中人物一百多人，王匡時、劉盛亞、汪子美、董時光、李康、王永梭、汪崗、程樂天、魏紹桓等都是四川知名的右派人物，其餘主要人物，這次修改時，徵得本人或親屬同意，均採用真名實姓，只有少數有貶意的人物用了化名，若偶有雷同，純屬巧合，望不要對號入座。��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曾得到《十月》雜誌社原主編張興春先生的指導和許多當年在一起蒙難的難友的支持，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此書還有許多不足之處，祈望知情者和廣大讀者指正。

謹將此書獻給新世紀，願我們祖國更加繁榮、強盛，讓國民享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此書也獻給當今的執政領導人，讓他們知道這段真實的歷史，從中吸取教訓，善待不同政見者，不能重演歷史悲劇。

此書也作為明年中國大陸“反右”五十周年的紀念之作，願健在的難友們勿忘歷史，正視現實，面對未來。

此書寫於1999年，定稿於2001年，修改於2006年。

李才義��

2006年5月7日於成都

 

 

 

 

 

 

 

 

 

 

 

 

 

 

 

 

 

 

 

 

 

 

 

 

 

 

 

 

 

 

 

 

 

 

 

參考書籍

 

 

1�彼拇ㄊ∏楠背啥迹核拇ㄈ嗣癯霭嫔纾�1984年第1版��

��  2�背啥际写笤~典�背啥迹核拇ㄞo書出版社，1995年第1版��

��  3�碑敶�四川簡史�北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第1版��

��  4�敝袊�的反右運動�碧�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89年第1版��

��  5�敝心虾Ｔ亣@錄�北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版��

��  6�敝腥A人民共和國大事紀事本末�背啥迹核拇ㄞo書出版社，1993年第1版��

��  7�敝腥A人民共和國史簡編�北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第1版��

��  8�敝袊�人還會不會餓肚子�北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年第1版��

��  9�崩闲侣�(共和國往事1956-1978)�碧旖颍禾旖蛉嗣癯霭嫔纾�1998年第1版��

��  10  涼山彝族風俗�背啥迹核拇�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1版��

��  11  文化大革命若幹大事件真相�睘c陽：中共遼寧省委《共產黨員》雜誌內部發行版編輯，1985年第1版��

��  12�彼拇ㄊ〉貓D集�背啥迹撼啥嫉貓D出版社，1981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