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汪精衛從“容共”到“分共”（中）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7月15日14:48:53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汪精衛認為，既然聯俄容共是黨的既定方針，如果要改變，也得經過一定程序，要通過開國民黨中央全會來形成決議；而蔣介石等人則認為“必要馬上就做”。到底應該通過程序，還是打破程序？這就要看對局勢如何估計了：中共對國民黨的篡奪演變，是否到了極其嚴重、刻不容緩的程度？ ◆高伐林 （續上篇）國共之間怎樣解決互信？ 　　國共之間缺乏互信，是個傷透腦筋的問題，孫中山竭力尋找兩全其美之策。 　　1924年8月19日，國民黨一屆二次中央執委會全體會議決定，在中央執委會之下的政治委員會之下，再設一個國際聯絡委員會——“疊床架屋”的目的，就是想“釜底抽薪”，從根本上解決兩黨之隔閡。 　　汪精衛等四人受委託起草《有關容納共產分子問題之訓令》，從心理學的角度，解釋這一設想：“本會討論結果，以為黨內共產派所以有黨團作用之嫌疑者，由於此等印刷品其性質非屬於公開，而屬於秘密。既屬於秘密，則無論其對於本黨懷有善意，抑懷有惡意，而常易被認為惡意。” 　　怎麼解決呢？那就是公開：因此，“中國共產黨之活動，其有關國民革命者，本黨實有周知之必要”；其對於加入本黨之黨員之指導，“本黨更不能不過問”。 　　但是這又遇到一個矛盾了：共產黨畢竟不是國民黨，共產黨人對於自己黨內事務，有權保密；中共對於自己與第三國際之關係，也有權保密，這都是作為政黨天經地義的事，憑什麼都得對你國民黨和盤托出？ 　　於是汪精衛等起草的“訓令”體諒這一點，解釋說，所以才設國際聯絡委員會，以便與第三國際“直接協商中國共產黨之活動與本黨有關係者”。 　　他們設定這個委員會：一方面有為中共保密的義務，一方面對國民黨黨員有了解國共關係的義務。（《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對於全體黨員之訓令》，《中國國民黨周刊》第40期，1924年9月28日） 　　這樣的機構，用意再好，也肯定像“老鼠進風箱，兩頭受氣”。反對“容共”政策的那些國民黨人，既然不相信共產黨，也不相信蘇聯和共產國際，怎麼會贊成用加強與共產國際聯絡的辦法來解決國共糾紛？ 　　共產黨方面則看得更嚴重：什麼？竟然要中共中央將共產國際發來的指示先交給這個委員會審閱，才能去執行；又要中共中央將黨員名冊報送給這個委員會？中共一些領導人簡直怒不可遏：“他們（孫中山、汪精衛等）利用反動派施加的壓力和他們的反共宣傳來壓制我們，目的在於把中國共產黨置於國民黨的領導之下，或至少使中國共產黨對它開放。”這些人還嚴辭批評說，鮑羅廷建議國民黨“成立所謂國際聯絡委員會，隸屬於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並且擁有解決兩黨問題的全權”，這等於“承認國民黨有權成立調查共產黨活動的機構，這一條將被國民黨用來作為干涉共產黨活動的依據”。（《陳獨秀給維經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中共中央執委會全會會議就瞿秋白關於廣東政治路線的報告作出的決議》，1924年10月8日） 　　眼見共產党進一步活躍與強硬，章太炎等老同盟會員決定“護黨救國”，以懷念同盟會革命精神為名，決定“重行集合”，“以竟往日未伸之志，而為將來匡扶之謀”。“國民黨護黨同志駐京辦事處”“海內外同志衛黨同盟會”“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一類機構紛紛在各地成立，把矛頭首先指向被視為袒護共產黨人的汪精衛，不信任汪精衛等包辦國民黨黨務，請孫中山另外指定“公正黨員三人以上”辦理。1月13日，“衛黨同盟會”上書孫中山：“今海內外同志，以共產黨橫行無忌，一至於此，若不速圖挽救，必將淪本黨於萬劫不復。”他們提出七條辦法，包括“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各部會的共產黨員一律免職”；“派往各省的宣傳員，屬於共產黨籍者，一律撤換”；本黨事務“今後不許外國人干涉”。（《晨報》1925年1月14日） 辛亥革命勝利後，汪精衛堅持功成身退，不肯做官，帶家人親友到法國留學。（資料圖片） 孫中山去世，國民黨面臨分裂危機 　　1925年，孫中山去世後，汪精衛接任中央執委會主席和國民政府主席，不久又擔任國民黨中央軍委會主席。 　　在辛亥革命以後，以汪精衛在國民黨內外的地位和社會影響，總可以當一個省部級官員吧，胡漢民就作了廣東都督。當時汪精衛不到而立之年，提出“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六不主義”，一直不肯擔任公職領取薪俸，堅持“功成身退”，便帶家人親友一行到法國留學去了。辛亥革命後具有功勞威望之人卻沒作官的，只有汪精衛一人。在廣州時期，他也只以同志的身份輔助孫先生，廣東省教育會推舉他做會長，因為這不屬於官職，他才接受。但是孫中山去世，國民黨處於危機時刻，推辭不肯擔當重任，就不是謙讓而是怯懦了。他只好違心地臨危就任。 　　沒有了孫中山的巨大權威，國民党進入了多事之秋。不到一年裡領導層接連遭遇嚴重挑戰，無可否認，與在“容共”政策上久已存在的意見分歧，和國共兩黨的矛盾日益加劇的政治情勢直接相關。共產黨方面也更加強同這一部分國民黨人鬥爭的決心。中共中央採取更加強硬的路線，加強對國民黨政策的公開批評，處於中間地位的國民黨人就更顯被動。 　　以孫中山生前成立的中央政治委員會為核心，國民黨中央權力主要集中在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以及身為高等顧問的鮑羅廷幾個人身上。然而，在沒有孫中山權威的情況下繼續孫中山的“容共”政策，這是不可能的任務。引起分裂後果的根源，就在於國共之間的糾紛，絲毫看不到解決的出路。 　　1894年以來，國民黨人之所以能夠從興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再到中國國民黨，一直保持着政治凝聚力，基本原因在於有孫中山的政治威望和三民主義旗幟。然而，由於孫中山聯俄容共，宣稱其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並無二致，就使部分黨員無所適從。 　　如何才能使國民黨人保持政治凝聚力，不致進一步分裂呢？自改組以來歷任國民黨中央要職、一向支持孫中山政策的戴季陶，深信必須迅速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確立為黨的“思想中心”。他在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上宣傳這一主張，後又撰寫《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戴季陶說：“凡是一個主義，必定具有獨占性和排他性，同時也一定具有統一性和支配性。假如這幾種性質不具備，這一個主義，一定生不出信仰，生不出力量。”從這一點出發，國民黨內包着“一個很堅固而秘密的”，極具獨占性、排他性、統一性和支配性的共產黨，會使自己變得畸形且危險。戴季陶懷疑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可能是“老子的殘忍策略”與“埋伏戰術”。（戴季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1925年7月，見《戴季陶主義研究資料選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戴季陶初衷本非反共，只是為救國民黨。但他這種政治見解，無異於在黨內懷疑和反對“容共”政策的黨員心頭火上澆油，頓時遭到共產黨口誅筆伐，也無法得到這時還需要得到鮑羅廷和共產黨人幫助的國民黨中央和汪精衛的支持。在共產黨人要求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不能不發通告嚴厲批評戴，下令銷毀《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10月19日） 　　國民黨中央可以銷毀戴季陶的書，卻不能阻遏黨內對共產黨人的不滿，各地針對共產黨的組織相繼成立，各種反對“容共”的刊物和小冊子紛紛出籠，國民黨中央在汪精衛等人主持下，艱難堅持“容共”，激起原本一直動搖於中間的國民黨人必欲排斥共產黨人的強烈意志。 　　1925年9月10日，北京國民黨人王崑崙在《晨報》發表長文，就反映了這樣一些原是中間派的國民黨人的情緒。王崑崙說：“我們恭敬俄國和第三國際，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也有相當的贊成”。“平心而論，共產黨努力的精神極可敬佩”，但“我不解這些共產黨為什麼不獨樹一幟大吹大擂的做共產革命，而要藏在國民黨－主義不同的國民黨旗之下”？他勸共產黨人：“何不權衡利害顧全大局改變方針，別尋正路？”或者堅持共產主義，“即刻脫離國民黨”；或者“拋棄你們原有的主義，脫離了你們原有的政黨，以個人資格做中山主義的真信徒”。（王崑崙：《國民黨內訌與共產黨》，《晨報》1925年8月30日，31日，9月1日） 　　共產黨人過多謀求國民黨中央和地方領導地位，連莫斯科也覺得不妥了。9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發出指示，強調“應趕緊重新審查同國民黨的相互關係的性質”，“對國民黨工作的領導應當非常謹慎地進行”；“黨團不應發號施令”；“共產黨不應要求必須由自己的黨員擔任國家和軍隊的領導職位”。（《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等，1925年9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 　　然而，莫斯科距離中國千里之遙，遠水不救近火。鮑羅廷繼續推行排擠國民黨“右派”的行動，終於釀成廖仲愷遭刺殺——刺廖本是粵系舊派軍人反對政府之舉，但也以不滿政府“容共”趨於赤化為藉口，國民黨最高領導層因此破裂，胡漢民等被迫離開中央。汪精衛說：“8月20日明目張胆的殺死了廖仲愷先生，那並非暗殺，是明殺的。廖先生被殺的前一日即8月19日，曾和我說道，聽見他們要用手機關槍來殺我們哩”，“說時覺得很是可笑”，誰知果真如此！ “西山會議”事件 　　更嚴重的是1925年11月23日“西山會議”事件：一批國民黨人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召開所謂“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另立中央。出席會議的有執委林森、鄒魯、石青陽、石瑛、覃振、沈定一等五六人，監委謝持與兩名候補監委，總共不過10人（後來有張繼、居正同意列名），通過“取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之黨籍”、“開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的共產黨員”、“解僱顧問鮑羅廷”等議案，並通電宣布停止廣州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職權。會後在上海成立“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廣州國民黨中央相對抗，並在北京等地設立地方分部。 　　西山會議不具合法性，但取消共產派黨籍之宣言，讓人聽來似乎頗有幾分道理：“本黨總理允許中國共產黨員之加入也，因其聲明系以個人資格而信仰本黨主義，……兩年以來，凡共產黨員之加入本黨者，在本黨中一切言論工作，皆系受共產黨機關決議與指揮，完全為共產黨之黨團作用。”還說：“共產黨黨員忠於共產主義，雖違信誓，原無足責……然中蘇之歷史不同，社會之情狀亦異，國民革命與階級革命，勢不並行。若共產黨員，長此隱混於本黨之中，使兩革命團體之黨人，因內部問題而紛擾決裂，致妨礙國民革命之進展，不若分之，使兩黨之旗壘，嶄然以明。各為其黨之主義而努力奮鬥，且於革命進程中有合作之機會。”（《中國國民黨取消共產派黨籍宣言》》，1925年11月23日，上海《民國日報》，1925年12月13日） 　　會議通過了開除汪精衛黨籍六個月的判決書：“汪精衛違反總理容納共產派歸化本黨之本意，與顧問俄人鮑羅廷朋比為奸，擾亂本黨組織，破壞本黨紀律，以致客卿專政，共產黨入攬大權”，“決定開除汪精衛黨籍六個月，予以自新。”（見《清黨實錄》） 　　廣州方面，12月4日公開發表通告予以否認西山會議，進而汪精衛、譚平山等發表談話，宣布其違法。一時間，廣州、上海兩個國民黨中央相互指摘辯難，自詡正統，並且分別在1926年1月的廣州和3月的上海弄出了兩個代表大會。廣州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彈劾西山會議派的決議，指出其“舉動純屬違法，並足以危害本黨之基礎，阻礙國民革命之前途”。此舉影響到各地國民黨黨部發生激烈衝突與對立，互相開除，又進一步惡化對共產黨人的感情。 　　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二大”是“容共”派的勝利頂峰。會議代表256人，共產黨和國民黨“容共”派占絕對優勢，選出的中央執監委員中共產黨占7人，國民黨“容共”派占15人。隨後建立的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組織部、宣傳部、農民部中都有共產黨員擔任領導。國民革命軍中大約已有一千餘名共產黨員，一軍、二軍、三軍、四軍、六軍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產黨人擔任。 　　中山艦，1910年由清政府向日本訂購，原名永豐艦。1922年6月孫中山在“廣州蒙難”時登臨該艦，孫中山去世後改名為中山艦。1938年10月，在武漢保衛戰中於金口被日機炸沉。 “中山艦事件”後汪急流勇退 　　物極必反。國民黨反對“容共”派被壓而不服，掌有兵符的蔣介石雖因仰賴蘇聯供應軍械而不得不同意聯俄，內心裡的疑慮不斷積攢，他的密友張靜江也不斷四下活動。兩個月後，1926年3月爆發“中山艦事件”，終於到了國共破裂的邊緣。 　　海軍局代理局長兼中山艦艦長、共產黨員李之龍奉命率中山艦到黃埔，但蔣介石得知後認定中山艦擅入黃埔，是共產黨陰謀暴動。蔣介石日記表明，他懷疑共產黨和汪精衛要“干他”或“趕他”，蔣氏最初的反應是準備離開廣州，退到他所掌握的東征軍總指揮部所在地汕頭。“下午五時，行至半途”才決定返回，逮捕李之龍，扣押中山艦，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武裝，派兵逮捕和監視共產黨人，宣布廣州全市戒嚴。全體共產黨員被迫退出第一軍，第一軍軍權被蔣介石所掌握。 　　“中山艦事件”真相至今仍未完全大白，最新研究的看法是：中山艦駛往黃埔與汪精衛、蘇聯顧問都無關，也與共產黨無關。蔣介石宣傳的所謂“陰謀”說不能成立；但所謂“蔣介石陰謀陷害”說也不能成立。不管怎樣，“中山艦事件”的後果，是使國民黨內堅持“容共”主張的一派聲勢受到重挫。當時汪精衛正患嚴重糖尿病臥床不起，無法視事處理危機。他也發覺蔣介石不能共事，認為二人之中應有一人引退，否則必然讓“西山會議派”聯蔣打汪的計劃獲得成功。既然自己有病，不如索性讓蔣介石去干。最先打算在鄉間休養，但病一直未痊癒，5月前往法國治療，病癒後不久又患盲腸炎，9月再進醫院動手術。他後來剖白說：“兄弟知道將來蔣同志必然明了的，故自動辭職離開廣州。離開以後，許久未和國內同志通消息，因為知道蔣同志終必明了，為避去一切離間挑撥，所以緘默不發一言……往法國讀書。” 　　汪精衛一直喜歡陶淵明的詩，這次他或被陶淵明“田園將蕪胡不歸”喚起心弦共鳴，寫了兩首七律，總題為《病中讀陶詩》，曲折反映自己當時的心情： 　　攤書枕畔送黃昏，淚濕行間舊墨痕。種豆豈宜雜荒穢，植桑曾未擇高原。孤雲靉靉誠何託，新月依依欲有言。山澤川塗同一例，人生何處不籠樊。 　　病懷聽盡雨颼颼，斜日柴門得小休。抱節孤松如有傲，含薰幽蕙本無求。閒居始識禽魚樂，廣土終懸霜霰憂。暫屏酒尊親藥裹，感因苦口致深尤。 　　（順便說一句，1926年春到1927年春，中國國內外局勢激烈動盪，汪精衛急流勇退，出國治病，廁身事外，倒是他詩作產量最高的時期之一：或觸景生情，或記游傷懷，或因病感慨，或題畫遐思……然而，落日殘照也好，新雨初霽也好，他的筆端隨處仍然流露出對國內戰事和政情走向的關切和憂慮。像《春晴》：“萬物樂新晴，亦如人望治。”“大哉此春雷，一震興百廢。”《海上》：“憂患雖已深，坦白仍靡它。”而他的《雜詩》更是直抒胸臆：“處事期以勇，持身期以廉。責己既已周，責人斯無嫌。……燭之以至明，律之以至嚴。為善有必達，為惡有必殲。由來狂與狷，二德常相兼。”——這是題外話，以後有時間再說。） 　　汪精衛出國，4月16日，中央執行委員會與國民政府舉行聯席會議，改選政治委員會主席為譚延闓，軍事委員會主席為蔣介石。 　　現在，輪到蔣介石在蘇聯、中共與反對“容共”的國民黨人這兩派中間走鋼絲了。鑑於對蘇聯的經援軍援的需求，蔣介石上台後並沒有和蘇聯人完全攤牌，蘇聯當時放眼世界，強敵環伺，只有中國國民黨這一個像樣的朋友，也不能輕易翻臉，就接受蔣的要求，撤回了態度傲慢的顧問季山嘉，重派比較謙和的鮑羅廷出任國民政府顧問。但是鮑和蔣齟齬仍多，鮑有一次用講故事的方式將蔣比作不容人說話的獨裁君王，對蔣說：“要我們不說話，只有去找狗。”蔣介石認為鮑羅廷有意羞辱，又要趕走鮑。 當年被視作中國革命太上皇的鮑羅廷。（資料圖片） 　　1926年5月15日，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二屆二中全會，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被通過：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各高級黨部的委員比例不得占三分之一以上；共產黨員不得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國民黨員不得加入共產黨；中共須將加入國民黨之黨員名單交國民黨中央保存；第三國際對中共的指示以及中共對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的指示，均須先交國共兩黨聯席會議討論等。 　　蔣介石在會上就“中山艦事件”自請處分，大會決予免議。蔣介石也被推為國民黨中央執委會主席（後讓給張靜江）、組織部長和新設的軍人部長等職；6月5日，蔣又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北伐戰爭開始，蔣介石在掌握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以後，已掌握了國民黨的黨政軍一切大權。 汪精衛不能不回國 　　國民黨黨內矛盾並沒有消除，這次輪到左派勢力受壓而不服了。蔣介石的專權引起國民黨內許多人的警覺，人們回想起汪精衛的好處，“擁護汪主席，請汪主席回國復職”呼聲四起。二屆二中全會就致電汪精衛，懇切地說明他並無錯誤，請病癒後即刻銷假。1926年10月18日，國民黨中央及地方黨部聯席會議通過《請汪兆銘銷假案》，以聯席會議名義致電說：“務乞眷念黨國，立即移駕回粵。”請他復職的電信數量之多，是民國成立以來慰留文件之最。共產黨也贊同迎汪，認為只有汪回來，國民黨左派才能重新凝聚，形成“中心”，才能抑制蔣介石的獨裁傾向。 　　1926年7月，蔣介石在蘇聯支持下開始北伐。據近年研究資料顯示，蘇聯對國民黨政府提供高達數百萬美元（當時價格）的軍事援助。當時中國很窮，各軍閥都沒錢買軍火，軍閥張宗昌的軍隊三分之一的人連槍都沒有，蘇援使北伐軍在軍事裝備上傲視群雄。當然蘇援的午餐不是免費的，蘇聯要求允許共產黨人在北伐所到之處發動工農，中國人本來就痛恨列強侵略，列寧的帝國主義學說使仇外情緒火上澆油，北伐軍和外國人造成了嚴重摩擦。 武漢革命軍1927年1月3日進入漢口英租界接管。 　　1927年1月3日，北伐軍不顧中國軍隊不得進入外國租界的國際條約，強行進入漢口的英租界，和英國海軍陸戰隊交火；1月6日，北伐軍再次強行進入九江的英租界；3月27日北伐軍占領南京後，武裝襲擊外國領事館、教堂、商社，打死英美法意等國六人，打傷數十人。尤其是英國領事被北伐軍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龍刀斬首示眾，英國領事夫人被北伐軍士兵輪姦至重傷，此外還有上百名外國婦女被北伐軍士兵強姦。列強震驚：義和團又來了！英美在長江上的數艘軍艦向南京城內炮擊報復，打死市民2千餘人。日本報道，日本在“南京事件”中重傷５人，被強姦者35人，但日本政府下令軍艦不得開炮，日艦隊司令駛回上海後自殺謝罪，遺書中說：奉命不准開炮，以至海軍保護僑民不周，無面目以見國人。 　　北伐軍攻克漢口後，原來在廣州的國民政府遷往漢口，而蔣介石的北伐軍總司令部卻設在南昌。國民政府要求蔣遷往漢口，而蔣介石卻要求把國民政府遷往南昌。在蔣介石看來，駐漢口部隊都不是他的嫡系，他到漢口必然處於國民政府的控制之下。 　　蔣介石極為擔心北伐會引起列強幹涉，統一中國的大業毀於一旦。他認為這一切都是共產黨的帝國主義理論煽動造成的，不和共產黨分家不行。然而儘管蔣的“分共”主張得到多數國民黨將領支持，但當時蔣身兼各種要職，培植私人勢力，搞軍事獨裁的傾向十分明顯，蔣介石和武漢國民政府的遷都之爭，使人們更加感到蔣介石軍事獨裁的危險。所以請汪精衛回國重任國民黨領導人的呼聲一浪高一浪。蔣介石心底不願，但迫於全國呼聲也不能不催汪回國。1927年元旦蔣就電稱：“望兄之切，無由表示，請以兄念弟愛弟者，而測弟孺慕之情為何如也？尚期璧姊（汪妻陳璧君）同來。”2月28日，蔣再次電稱：“如兄不來，則弟惟辭去一切職務，以謝黨國。” 　　汪精衛不能不回來了。他於1927年2月下旬乘火車離開法國，途徑莫斯科時，斯大林專門接見他，囑咐汪說服蔣介石不要趕鮑羅廷回國，汪精衛表示回國後要堅持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做好蔣介石等人的工作。 蔣介石急切勸汪與中共劃清界限 　　汪精衛回國途中，1927年3月10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南洋大樓開幕，這次會議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蔣會議，與會者們一致認為蔣介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一意培植私人勢力，現在又挾軍力與黨和政府對抗，製造軍事獨裁。如果不及早加以抑制，蔣介石必將成為袁世凱第二。 　　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屢次電請汪氏回國銷假，然而微妙的是：一旦得知汪決定動身，這次會上卻決議：一，撤消政治委員會主席，改爲七人主席團集體領導，選舉汪為主席團主席；二，撤消國民政府主席，以五人爲常務委員，汪也是五人之一；三，撤消軍事委員會主席，設數人組成的主席團，汪也是主席團主席。這些都是鮑羅廷一手操辦的，他明白如果汪精衛掌權，也不會同意他們的許多做法，於是先行設計一個權力框架來讓汪精衛就範。 　　北伐軍占領南京後，蔣介石的司令部遷往南京，國民黨形成寧（南京）漢（漢口）兩大陣營，汪精衛加入哪邊就會大大加重哪邊的砝碼。4月1日汪精衛到達上海，北伐軍已攻占上海，蔣介石請吳稚暉當他的私人代表前往碼頭迎接，武漢政府的財政部長宋子文也專程赴滬迎汪。此前蔣介石向全軍發表歡迎汪回國領導的通電：“所有軍政、民政、財政、外交諸端，皆須在汪主席指揮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中正惟有統帥各軍，一致服從。” 　　汪精衛在幾天中密集會晤各方人士。李宗仁回憶：我們向他陳述共產黨最近在武漢跋扈的情形，以及在上海把持工會、學生會，擾亂治安，妨礙軍事進展，若不加以抑制，前途實不堪設想。……汪總是默默地靜聽各方控訴。 　　汪精衛自己後來回憶：見面之後，蔣同志等提出兩件事，要兄弟贊成：一是趕走鮑羅廷；一是分共。從4月1號到5號一共五天，大家都是商量這兩件事。蔣同志等對於這兩件事，很堅決的以為必要馬上就做。而兄弟則以為政策關係重大，不可輕變，如果要變，應該開中央全體會議來解決。蔣同志等說道，中央已開過第三次全體會議了，全為共產黨把持。兄弟說過，如此可以提議開第四次全體會議，以新決議來變更舊決議；而且南京已經克復，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可以由武漢遷到南京，第四次全體會議即可以在南京開會。會議怎樣決定，兄弟無不服從；如不由會議決定，恐分共不成，反致陷黨於粉碎糜爛，這是兄弟所不能贊成的。於是兄弟自任前往武漢向中央提議，將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往南京，並提議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以討論決定蔣同志等所提議之事件。蔣同志等很不贊成兄弟往武漢去。而兄弟則以為不得不行。（見汪兆銘《武漢分共之經過》） 　　1927年4月3日，汪精衛到法租界孫中山故居，和蔣介石以及在滬國民黨高級軍政幹部吳稚暉、李宗仁、蔡元培、李濟深、宋子文、張靜江等會談，提議召開中央全體會議解決黨內糾紛。蔣介石說：“目前我黨已處於一個危險時期，也是一個轉折關頭，如果讓共黨再猖狂下去國民黨就要垮台，現在一切黨國命運在於汪主席復職。”汪精衛說：“蔣先生要兄弟來究竟要做些什麼呢?”蔣介石說：“第一是復職。第二是把蘇俄代表鮑羅廷趕走，此人在武漢成了太上皇，非把他趕走不可。第三是‘分共'。這三件事必須堅決做，立即做，請汪主席指示。”汪精衛回答說：“聯俄容共的政策為總理手定，不可輕言更改。此事事關重大，須召開四中全會做出決定。黨的民主制度、組織原則是必須遵守的。”吳稚暉、李宗仁等人紛紛發言，反對汪的意見，要求汪不要偏袒中共。眾人要求汪留滬領導，並裁抑共產黨的“越軌”行動。而汪則一再申述總理的容共聯俄及工農政策不可擅變，為武漢的行動辯護，希望暫能維持合作，自己願負調和之責。 　　汪精衛一時成為眾矢之的，但他仍堅持不肯退讓，最後說：“我是站在工農方面的呀！誰要殘害工農，誰就是我的敵人。”吳稚暉竟撲通一聲跪倒，流著眼淚說：“汪先生，汪主席，看在黨國面上，你就放棄袒共立場，留在上海領導吧！”汪精衛不知所措，拔腿逃避上樓，口中連聲說道：“稚老，您是老前輩，這樣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從這段經過看，汪精衛的態度是，既然聯俄容共是黨的既定方針，如果要改變，也得經過一定程序，要通過開中央全會來形成決議；而蔣介石等人則認為“必要馬上就做”。到底應該通過程序，還是打破程序？這就要看對局勢如何估計，是否到了極其嚴重、刻不容緩的程度？ 國民黨人反對“容共”，只好接受獨裁 　　汪精衛和蔣介石等人第二天繼續開會，汪態度有所鬆動，同蔣介石達成初步協議：一、4月15日由汪精衛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二屆四中全會，在全會上決定一切；二、通告共產黨暫停在國民政府內一切活動，聽候中央開會決定；三、工人糾察隊等一切武裝團體均服從蔣總司令指揮。 　　為了在政治上找到出路，汪精衛找中共領導人陳獨秀，要求陳發表一個不反對國民黨的宣言，堵住蔣說“中共要搞暴動”的口實。4月5日，《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發表，宣言說：“中國共產黨堅決承認，中國國民黨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毫無疑義的重要。只有不願意中國革命向前進展的人，才想打倒國民黨，才想打倒三民主義。”宣言號召國共兩黨“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如同兄弟般密切”。宣言最後說，國共兩黨將為中國革命攜手到底，絕不受人離間。 　　《聯合宣言》弄巧成拙，國民黨人為之大嘩，紛紛指責，弄得汪精衛渾身是嘴也解釋不清。他與蔣介石等開談話會，聲明澄清：與共產黨領袖聯合發表宣言，僅言兩黨不可發生誤會，未言兩黨共治中國。後來汪精衛又多次解釋：“4月1、2、3日，吳、蔡、李諸同志曾對兄弟說，共產黨已提出‘打倒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的口號，並要主使工人沖入租界，引起衝突，使國民革命在外交上成一個不可解的糾紛，以造成大恐怖的局面。兄弟聽得十分驚訝，曾將這些話質問陳獨秀。陳獨秀力稱決無此事。兄弟以之轉告吳、蔡、李諸同志，吳同志說：‘這是口頭騙你的話，不要信他’。兄弟又以之告陳獨秀，陳獨秀遂親筆作書，並親筆作此宣言，以解釋謠傳，表明態度。如今親筆書函還在兄弟這裡。”（汪精衛《武漢分共之經過》） 　　但他的黨內同事們都不以為然。許多國民黨人贊成蔣反對“容共”，並不支持蔣獨裁，他們希望汪精衛回國後帶領他們既反共又遏制蔣獨裁。但是這份《聯合宣言》表明汪精衛“容共”不改，國民黨多數人在“容共”和獨裁兩害取其輕，疏遠“容共”的汪精衛，寧可跑到獨裁的蔣介石麾下反共了。周曉在《“南京事件”與國共分裂》一文中說，事後看，如果汪精衛反共，很可能會得到大部分國民黨人擁戴，有可能阻止蔣介石後來的軍事獨裁。但汪精衛沒看清大部分國民黨人要求“分共”，在國民黨內號召力大為下降，從反面為蔣介石獨裁鋪平道路。此說是有道理的。 　　《聯合宣言》不僅是汪精衛悲劇的開始，也是陳獨秀悲劇的開始。共產黨內激進分子也不滿國民黨越來越明顯的排共反共，要求甩開國民黨單獨搞革命。陳獨秀與汪精衛的聯合宣言被大部分共產黨人認為是“右傾投降”，此後不久就罷免了他的總書記。 　　（按：本文引文註解眾多，為便於網友閱讀，從略） 　　相關文章： 汪精衛從“容共”到“分共”（上）——讀史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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