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汪精衛從“容共”到“分共”（下）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7月16日14:47:59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上海市建平中學高級教師田穎城在《歷史教學》2005年第5期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介紹他所教的高一學生，在“中國國民大革命史”單元教學結束後的爭論，尤其在兩個問題上：一是“1924至1927年中國國民大革命誰最受益？”二是“如果你是國民大革命時期1927年7月15日的一個普通中國人，你支持誰？” ◆高伐林 （續前篇）國民政府分裂成“漢”“寧”兩個政府 　　武漢這邊的中央執委會給汪精衛發去電報，譚延闓、孫科、宋慶齡等23人都電請他速來漢，解決時局危機。汪精衛決定去武漢。4月6日，汪精衛從上海動身。 　　汪氏到武漢的目的，在他致蔣介石、李石曾和張靜江的幾封后來都曾發表的信中說得清楚：聯俄容共政策是總理孫中山所手定，不能輕率更改；如果要更改，也要按照章程辦事：要在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在閉會期間，應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來解決。所以他反對吳稚暉等人的提議；而且，他認為分共也須先作好準備。他去武漢，正是要謀求共識，爭取開成中央全會。 　　當然，汪氏也權衡過利害：與蔣在“分共”程序問題上分歧甚大，“中山艦事件”又記憶猶新，如果留滬，誰能保證不再次被人暗算，逼迫自己成為蔣的附庸？ 　　就在汪精衛離滬這一天，張作霖控制下的北京發生了一件大事：當局突襲蘇聯使館及其房產，逮捕中共領導人李大釗與多名共產黨人、國民黨人，搜到大批表明蘇聯與中共秘密關係、蘇聯圖謀顛覆北京政府的文件。這些文件在全國報紙廣為轉載，蘇聯顛覆的藍圖震驚了國內輿論和西方列強，使國民黨的處境變得十分難堪：正在蘇聯出錢出武器的援助之下，大舉向北進軍，要推翻北京政府，許多共產黨人正在北伐軍中並肩作戰，在控制區域，正按照蘇聯和中共的意圖發動工農……這很難讓人們不認為國民黨也是按照蘇聯顛覆計劃的藍圖行事，不僅可能在中國失去民心，也會得罪所有西方列強，讓他們全力以赴支持北京政權。 　　汪精衛到達武漢，群眾夾道歡迎，武漢的革命氣氛和強烈的反蔣呼聲，使汪的演說也語氣激越。汪精衛不僅是一個寫文章的高手，也是一個煽惑力的演說家，我曾經聽過他的演講錄音，雖然他的國語帶有廣東腔，但是很能與聽眾的情緒呼應。在十萬民眾的迎汪大會上，汪精衛說：“中國革命到了一個嚴重的時期，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 　　4月11日，汪精衛在武漢出席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報告回國經過。蔣介石卻於次日，4月12日，在上海對共產黨人動手了。他發布武力清共命令，關閉了共產黨在上海的總工會和黨部，解散工人糾察隊，大肆抓捕共產黨員，三天之內處死300餘人，逮捕500餘人，數千人逃跑不知所蹤。 　　蔣介石何以不等汪精衛在武漢與國民黨左派大佬充分溝通，就立刻採取這樣的行動？蔣的藉口是，汪提出了在南京開全體會議的主張，但各路人馬都不到，不能久候。這一說法十分牽強，汪精衛10日才抵達武漢，而12日上海已一片血雨腥風，這談得上“久候”嗎？實際上的原因，應該是受“西山會議派”的影響。“西山會議派”給蔣施加壓力，汪前腳走，後腳蔣就“清黨”，就激化矛盾，斷了汪再回南京的後路。 　　“4·12政變”震驚全國。汪精衛通電痛斥蔣介石破壞三大政策，發表講話痛斥蔣介石：“其反革命之行動，喪心病狂之至，自絕於黨，自絕於民眾，紀律俱在，難逃大戮。”4月13日，汪精衛主持中政會會議，提議於16日下午召集所有中央執監委員談話會，討論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問題，研究國民黨員與共產黨員如何合作。在國民黨中執會第七次常委擴大會議上，會議決定開除蔣介石黨籍，並免去本兼各職，交依法懲治。汪精衛強調的要點之一，仍然是黨規、黨紀。 　　汪精衛的長婿何孟恆（何文杰）老先生，對筆者分析“寧漢分裂”的原因有二：一，在武漢召開第三次國民黨中央全會，被共產黨操縱，激起國民黨員的不滿和反對；二，蔣介石為反對國民黨的這股“容共”勢力，聚集了腐敗勢力來幫忙，造成國民黨的分裂。 　　蔣介石原打算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以四中全會的名義宣布建都，但因不足法定人數只好作罷。4月18日，蔣介石控制下的南京國民政府舉行典禮，由胡漢民、張靜江、伍朝樞、古應芬任常委，胡漢民主持，實際充當國民政府主席角色。蔣又宣布南京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成立，讓胡漢民擔任主席。蔣介石自己則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身份主宰一切大權，發表對國民革命軍將士的訓示，要他們“一致效死，擁護我們南京建都的真正國民政府，並且要消滅共產黨所操縱的偽國民政府”。 　　武漢方面則以“國民政府主席汪兆銘”的名義，下令撤去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職務，任命馮玉祥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唐生智副之，並擬組織東征軍順流東下，討伐“叛逆”。 　　國民政府正式分裂成“漢”、“寧”兩個政府。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圖為中共五大舊址。（新華社） 武漢國民政府內外危機，焦頭爛額 　　“四一二政變”後，中共中央無法繼續在上海立足，於4月中旬遷到漢口。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在武漢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到會代表80人，共產國際代表和蘇聯顧問也都出席大會。這次大會批評以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但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都沒有充分認識，或沒有形成統一認識，未能就面臨的緊迫問題形成決議。幾個“毛子”（這是當年中共對共產國際代表的稱呼）羅易、維經斯基、鮑羅廷，一直為如何解決中國革命危機而互不相讓。五大之後，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不得不經常為應付急劇變化的局勢開會商議，主張妥協退讓的一方與主張強硬反擊的一方各抒己見，爭執不下，最後只好交給陳獨秀或鮑羅廷去拍板。 　　汪精衛雖然未改“容共”，但武漢政府官員中的反共情緒熱度越來越高，給他的壓力也越來越大，他越來越無法說服他的黨內同事，也無法說服他自己。共產黨在湖南、湖北的農民運動十分激烈，越鬧越過份，最令人譁然的一例，是當時著名的學問家、尤其是版本目錄學“堪稱一代之冠”的葉德輝，竟經“湖南省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判決之後兩槍斃命。 　　被汪精衛提拔當上國民黨代理中央宣傳部長的毛澤東，數十年後（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說了一句“那個時候把葉德輝殺掉，我看是不那麼妥當”。但在當時，他寫下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充滿激情地謳歌“痞子運動”：“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他大聲歡呼：“好得很！好得很！”不過，毛澤東雖然詳細列舉了“農民在農民協會領導之下總共作了十四件大事”，連農民禁花鼓、禁雞鴨、不准穀米出境都寫到了，居然隻字不提涉及農民最大利益的問題——土地問題，這真是咄咄怪事！ 　　在毛澤東等人推崇下，農民暴力到處蔓延，激起國民革命軍人強烈不滿。中下層軍官不少為中小地主出身，父母親友在故鄉被農會揪斗，“士兵寄回家的一點錢也會被沒收”（陳獨秀6月給共產國際報告），使他們憤憤不已，連革命軍35軍軍長何鍵的父親也被綁遊街示眾。何鍵一怒之下，指使35軍33團團長許克祥，發動長沙5月21日“馬日事變”，捕殺共產黨人和親共人士數百人。此前5月17日，武漢政府所轄獨立14師師長夏斗寅也發動事變。 　　武漢國民政府的內外危機迅速增長：帝國主義軍艦虎視眈眈，兩湖廣大農村矛盾空前尖銳；而南京蔣介石、廣州李濟深、重慶楊森等各路兵馬封鎖武漢，南京和武漢掌控的兵力大略相等，蔣手中更有海軍，江西、安徽一帶兩方軍隊隨時有衝突的可能；張作霖的奉軍完全占領河南，隨時伺機進攻湖北撲滅革命；武漢三鎮的經濟生活幾乎無法維持，工商業主關門，地痞流氓造謠生事，國民政府和軍隊內部呢，又國庫空虛，財政枯竭……形勢一天天惡化。 　　汪精衛等武漢政府的決策者們，在東征討蔣、北伐抗張和土地革命三種選擇之間，舉棋不定。 　　1927年初，毛澤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後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提出建立農民武裝，推翻地主武裝。（資料圖片） 羅易為何向汪精衛出示“五月指示”？ 　　莫斯科也感到武漢的國民黨靠不住，5月31日，給羅易發來一份密令，即所謂“五月指示”。這就有了本文第一篇開始時（見上篇）的那一幕。 　　過去都說“五月指示”是共產國際發給中共中央的。但據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之一，國內第一部充分利用俄羅斯新解密檔案研究的專著《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首次披露：“五月緊急指示”不是來自共產國際，而是來自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接收人不是中共中央或陳獨秀，而是鮑羅廷、羅易和柳克斯。這倒是與本文開頭汪精衛轉述羅易的話“莫斯科曾有一種決議案，給我與鮑羅廷的”相符。 　　迄今我們沒有見到“五月指示”全文，收錄於《斯大林全集》第10卷的是經過刪節的，過去中共黨史著作中，根據這一刪節版，記錄其要點為四條：（１）“沒有土地革命，就不能勝利”，“必須反對過火行動，但不能用軍隊，而要通過農民協會”，並強調指出“從下面實際奪取土地”。（２）國民黨中央的某些老領袖“正在動搖和妥協，必須從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農領袖”到國民黨中央，“革新”它的上層，有舊思想的一律驅逐。（３）“必須根除對不可靠的將軍們的依賴性，動員兩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五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否則就不能保證不失敗”。（４）“組織非共產黨員的、以有聲望的國民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 　　但是中共中央秘書廳於1927年7月22日發表《國民黨分共政策之真相》，逐條引用《指示》部份原文揭露國民黨，其中第一條里有一段話就是《斯大林全集》中所沒有的；從汪精衛後來的複述看，也顯示該指示有五條： 　　那決議案有幾點很要注意的：第一點是說土地改革，主張不要由國民政府下命令，要由下面做起，實行沒收土地。這實為湖南事變的原因，為農民運動脫離了國民黨的原因。第二點對於軍官和士兵的土地不要沒收，以避免軍官和士兵的反對。第三點要改造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在執行委員會中增加農工領袖。其實即是要增加共產黨人去，他不說穿便了。並且公然的說，國民黨現在的構造必須變更。第四點要武裝二萬CP（即中共英文名稱的縮寫——高注）黨員，並挑選五萬農工分子武裝起來。他說的農工分子，其實也即是指共產分子。第五點是要國民黨領袖組織革命法庭，來裁判反共產的軍官。這是要國民黨領袖替共產黨做劊子手，來自己殺自己。 　　汪精衛冷汗直冒：原來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為了從內部顛覆、掌控國民黨！？ 　　前面說過，國民黨聯俄容共，是有條件的——共產黨人許諾：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也不在國民黨內宣傳共產主義。後來共產黨人幾乎是公開地違反這些許諾，汪精衛便受到兩方面的強大壓力，他自己內心也在國民革命的理念信條和策略手段的天平上權衡難決。若是沒看到“五月指示”，汪精衛可能還要繼續在國民黨究竟應該不應該要與共產黨決裂的問題上左右為難下去。而羅易出示的“五月指示”這顆重量級砝碼落下來，他的決心也就下定了。 　　羅易為何向汪精衛出示“五月指示”？至今說法不一。有人通過對俄羅斯解密檔案的分析研究，認為：羅易所以如此，有他性格的缺陷，有他對汪精衛的輕信，有他不顧實際情況急於落實“五月指示”的迫切心情；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他同鮑羅廷之間分歧的激化和對中共領導人的極度失望。（蘇杭《羅易向汪精衛出示“五月指示”原因新探》，《長白學刊》2004年4期） 　　譚曉輝在《羅易與共產國際“五月指示”新論》中則認為：羅易泄密是當時共產國際右傾指導思想的必然產物。共產國際“五月指示”泄密事件的發生有其背景：一、“五月指示”是共產國際應羅易之請求而作出的給汪精衛以全力支持的“保證”；二、羅易之所以泄密是執行共產國際右傾指導思想的必然結果；三、汪精衛反共乃歷史必然，羅易泄密只不過成了汪氏推卸責任、諉過於人的一個藉口。在革命危急關頭，羅易冒險將指示內容告訴汪精衛，冀以爭取汪精衛，亦是萬般無奈之選擇。（《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總之，羅易押了一寶：他賭汪精衛會鐵心站在共產黨一邊。他出示密件，以示絕對信任汪精衛，希望汪和共產黨共同奮鬥。 　　汪精衛穩住羅易說：“這件事很重要，要交給政治委員會主席團看了後再作答覆。”他把這份文件給在武漢的主席團成員看，僅對譚平山保密。 　　汪精衛隨後找蘇聯顧問鮑羅廷：“鮑羅廷先生大概已經看過這個指示了吧？如果共產黨執行你們共產國際的指示，我們國民黨就完了。可以警告你們，你們打錯主意了！”鮑羅廷沒想到汪精衛會得到這個密件，急忙解釋：“我不是共產國際的代表，但這個指示我知道。如果中共要執行這個指示，國共合作必將破裂，這是我極不願意看到的。我將說服陳獨秀，希望不會發生這種令人痛心的事態”。 　　而中共中央還想拉住汪精衛這個國民黨左派領袖。6月4日，中共中央發表由羅易起草、陳獨秀簽名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指出：“在選擇道路上國民黨已無絲毫猶豫的餘地……革命的國民黨不可站在一個分歧的路口。”（《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但是，看到“五月指示”，使汪精衛對共產黨的話一句也不信了。 “已到了爭船的時候了” 　　過去是最堅決支持聯俄容共的領袖，現在要180度轉為反共，汪精衛必須要有所解釋。汪精衛用“政策與主義有分別”來解釋：“主義的時間性要長些，有固定性，有永久性。政策的時間就不同了，政策系由主義發展出來的，沒有主義的時間性長。三民主義是中國國民黨的主義，時間性是很長的”；而聯俄容共政策，“為應付時代和環境”，“時代與環境變了，政策也即隨之而變化”。 　　他還從蘇聯關於中國問題分野的角度解釋：“他們的派別也很多，每年大會的討論結果也不盡同。大約蘇俄共產黨的意見，可分為三派：一派人稱他為最右的，他們的主張國民黨與共產黨可以合作到底，但這派是極少數，而且沒有勢力；還有杜洛斯基（即托洛茨基——高注）一派，卻是最左的……還有一派，是史達林和布哈林，他們主張中國共產黨加入中國國民黨，去操縱一切，慢慢地取得國民黨的一切權力，到必要時便消滅國民黨。俄國現在得權力的就是這一派。” 　　過去要容共，現在要分共，“因為一個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一個為三民主義而奮鬥的，總不能永遠合作在一起的。”“所以容共之後，必定分共，是不可免的。”“如大家共坐一隻船，由香港到上海，但是到了上海後，有的是要到天津去的，有的是要到日本去的。由香港到上海的時候，是不會有問題；所以國民革命的時候，也是不會有問題。然而到了上海之後，便怎樣呢？如果是兩隻船，同在一條航線，彼此照顧，則不但未到上海時，不會有問題，到了上海後，也很容易的，各走各的。”國共分坐兩隻船，比共產黨人上到國民黨的一隻船上來要好得多——汪精衛終於認識到：比起“聯共”來，“容共”實在是鑄下大錯。 　　“五月指示”讓他感到：“已到了爭船的時候了，已到了爭把舵的時候了。……一隻船有兩個把舵的，有兩個不同的方向，除了趕去一個，更無他法。”（《武漢分共之經過》） 　　汪精衛看到“五月指示”之後，形勢就急轉直下。但是，分共得找時機，也得有武力作為後盾。汪精衛後來回憶：“4月19日已誓師北伐，第四方面軍陸續出發，沿京漢路線和張作霖作死戰，如果後方同志發生分共問題，則聯合戰線為之搖動，無異給張作霖以一個絕好的機會了。……為前方武裝同志着想，不便提出分共問題，而只提出制裁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 　　直到第四方面軍在河南擊敗張作霖軍隊，收復黃河以南，與馮玉祥的軍隊會師，汪精衛6月6日趕赴鄭州，與馮玉祥會晤，並確定唐生智的主力部隊從河南撤回武漢。6月中旬，汪精衛開始召集中央黨部中非共產黨的負責人，商量和共產黨分離的方法，並召集國民黨軍事將領，布置防範共產黨，聽候中央決議。 　　羅易判斷國民黨左派會與共產黨一條心，與右派斗，將密件交給汪精衛希望拉住他；而鮑羅廷則相信親不親，黨派分，汪精衛不會與共產黨站到一邊。鮑羅廷在這件事上倒是判斷正確。 　　鮑羅廷本人不贊成共產國際的這個指示，中共中央很多領導人對“五月指示”也十分惱火。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代表舉行聯席會議，討論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對“五月指示”，鮑羅廷、陳獨秀、張國燾、瞿秋白、周恩來等人都發表不同看法，張國燾激動地說：“莫斯科的指示是不能接受的。應當加以拒絕並通知莫斯科。”（《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隨後決定公開宣布“解散”工人糾察隊（實際將糾察隊人員編入尚能容納共產黨人的張發奎軍隊）。 　　6月27日，武漢國民政府應馮玉祥要求，解散糾察隊，要求共產黨人譚平山、蘇兆征辭去所任國民政府部長的職務。 　　6月29日，唐生智所部第35軍軍長何鍵發出訓令，抨擊工農運動“幼稚”“過火”“純系共產黨中暴徒之策略”，要求國民政府“明令與共產黨分離”。同日，何鍵和負責武漢衛戍任務的第八軍軍長李品仙協同動作，占領中華全國總工會、湖北全省總工會，解散各業工會。 　　6月30日，中共中央在鮑羅廷處再次召開會議，產生了國共關係決議案十一條，後來被稱作“對國民黨徹底讓步”的文件。 　　1927年7月4日，在鮑羅廷主持下，中共在漢口三教街緊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鮑羅廷說：“我十分遺憾地接到汪精衛簽署的通知我回國的命令，看來他是不想和我們合作了，但我們還是要爭取他，希望他能堅持三大政策，扭轉當前的局勢。”陳獨秀說：“他從法國回來後就找我發表共同革命的宣言，說明他是主張三大政策的……至於土地革命，我在五大開會時講過，政策是正確的，但必須防止過火行動，不要使武漢國民政府走上蔣介石的道路，不要逼汪精衛走分共的道路。” 　　陳獨秀和鮑羅廷主張對汪進行妥協，暫不執行“五月指示”，放棄激進的土改，爭取和汪繼續合作。但遭到大部分激進共產黨人反對。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等人均明確反對“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李立三更提出要陳獨秀檢討錯誤。 　　7月8日，共產國際發來最新指示——是給鮑羅廷的，許久以來，共產國際總是通過這種方式來傳達“旨意”。共產國際意識到中國革命即將失敗，首先想到自己撇清責任：除了論證自己歷來的指示多么正確，還批評中共在執行過程中的“嚴重錯誤”，最後指示中共宣布退出國民政府，“但不退出國民黨，仍留在該黨內，即使國民黨領導者正在進行把共產黨員從國民黨開除出去的運動”。為何要中共留在國民黨內？因為要“與國民黨的下層群眾保持密切的聯繫，在他們中間提出堅決抗議國民黨中央行動的決議案，要求撤換現在的國民黨領導機關，並在這一基礎上面，籌備召集國民黨的代表大會”。（《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革命目前形勢的決定》，《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 　　根據這個指示，7月12日，中共總書記陳獨秀被停職，組成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五人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張國燾為負責人。 分共不流血，終究是幻想 　　7月13日，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指示精神，發表《對政局宣言》，這可以說是一篇討伐“國民黨右派”的鏗鏘檄文：嚴厲譴責“蔣、汪集團”倒行逆施，揭露了武漢政府內反動軍官殘酷鎮壓工農運動的罪行，這些罪行造成民眾組織備受摧殘，反動潮流日益洶湧。《宣言》重申中共將永遠為工農和人民大眾的利益而奮鬥，並宣布撤回參加武漢國民政府的全體共產黨員；由於共產國際不准退出國民黨，《宣言》也宣布不退出國民黨。 　　同一天，還沒有看到中共宣言的汪精衛，主持國民黨中執會政治委員會第37次會議，並發表《主義與政策》一文，指出“所謂容共，是容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共同致力國民革命；……如果要將共產黨的理論與方法適用於國民黨里，甚至要將國民黨共產化，那麼，只能說是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不能說是容共，必為總理所不容”。 　　7月14日晚，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召開秘密會議，接受汪精衛“分共”主張，決定將“統一本黨政策案”等提交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委擴大會議審議。汪精衛看到中共攤牌的《宣言》，於7月15日緊急召集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第二屆常委第20次擴大會議，在會上說：“同志們，目前本黨已經到了嚴重的關口，必須在這個會上作出生與死的抉擇。” 　　到會的國民黨軍政要人孫科、李宗仁、唐生智等都發言支持分共，只有宋慶齡的代表陳友仁反對，最後陳不得不退出會場。這次會議通過了“統一本黨政策案”：一、凡列名國民黨員，在各級黨部、各級政府和國民革命軍中任職者，應自即日起脫離共產黨，否則一律停止職務。二、共產黨員不得以國民黨名義做共產黨的工作。三、國民黨黨員未經中央許可，不得加入他黨，違反者以叛黨論。 　　會議根據汪精衛的提議通過了三項決定：一、在一個月內，召開第四次中央執委會全體會議，討論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所提出的意見並解決之；二、第四次中央執委會全體會議開會之前，中央黨部應裁製一切違反本黨主義政策的言論行動；三、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蘇俄，（與斯大林）討論切實聯合辦法，其人選由政治委員會決定。 　　後來的史書，名之為汪精衛“7·15分共”。 　　7月16日，汪精衛向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報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經過》，聲稱中共中央7月13日發表的《對政局宣言》，對國民黨“厚誣醜詆”，中共中央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是共產黨破壞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他說，既然共產黨退出國民政府，“便無異脫離本黨”。它在國民革命軍及各級政府機關中亦無須存在。這是汪精衛發出的“取締共產黨”的動員令。 　　7月27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發表《告中國共產黨書》稱：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不願接受本黨決議，而至破壞全部革命工作”，指責湖南的共產黨組織對於土地問題擅自宣布一種經濟沒收辦法，是不願與國民黨合作，自絕於國民黨的表現。共產黨應即自憬放棄其近日“對本黨敵視的態度”，否則就要執行相當的紀律。同日，國民黨中央訓令各省黨部、各省政府、各軍部，應對共產黨人的活動“嚴加防範”。 　　不過，汪精衛不打算像蔣介石那樣武力分共。他聲稱，說“採用和平的‘分共’，這是最穩妥的步驟”。武漢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根據汪精衛的要求，向各級黨部發出《保護共產黨員個人身體自由的訓令》和《保護農工之訓令》，聲稱：7月15日限制共產分子的提案是執行黨的紀律，“中央雖然因為發現共產黨消滅國民黨之陰謀，不得已而與之分離，然其分離，必經過鄭重的手續，且其分離必採用和平的方法，而不用激烈的行徑。”並非妨害共產黨員個人身體自由，若壓迫共產黨而妨害其身體自由，定要依法嚴辦。國民黨中央並不因限制共產主義而停止農工政策之活動，對於農工團體須極力保護，對於農工利益須加意維持；若違背黨義，少加摧殘，唯有執行革命紀律。 　　雖然汪精衛和國民黨中央如此要求，但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內都有激烈分子，不可避免地互相衝突。中共痛感沒有自己的槍桿子，就只能“任人驅趕”甚至“宰割”，激進主張占了上風的中共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一面由張國燾和周恩來二人負責疏散幹部，保全力量，一面運用各種辦法在軍隊裡串連、動員，醞釀發動武裝起義，半個月後，由張發奎第二方面軍所轄的20軍軍長賀龍等人為主，於1927年8月1日，在南昌發動武裝起義。 　　8月1日，武漢國民政府發布命令，要國民政府內的共產黨員“務須洗心革面”，否則一經拿獲，即行明正典刑，“決不寬恕”。 　　8月7日，中共在漢口舉行緊急會議，號召發動秋收起義。 　　武漢國民政府便也放棄和平分共，1927年8月8日，汪精衛召開了國民黨中央緊急擴大會議，通過“武力分共”決議案，在武漢國民政府控制區域，開始了逮捕處決共產黨人。 　　第一次國共合作終於徹底破裂。 　　汪精衛在脫離武漢政府到上海作題為《分共以後》的演講時說：當初容共是遵奉總理的遺教，後來分共是尊重總理的精神！ 南昌起義日後來成為中國大陸建軍節。（資料圖片） 如果你在1927年7月15日 　　周曉在《“南京事件”與國共分裂》文中歸納說：“國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還是在於兩黨的方針目標有根本的差異，兩黨合作其實不過是一種相互利用。國民黨利用聯共爭取蘇聯的軍事經濟支援，而共產黨利用國民黨來發展自己的勢力，兩黨最後走向訣別，也是終究要發生的必然事件。蔣介石搞暴力鎮壓共產黨固然不對，但如果共產黨能夠採取陳獨秀等人的妥協政策，不搞激進的共產主義暴力運動，共產黨和汪精衛等國民黨左派的聯合，可能會持續更長一些。”（《世紀沙龍》） 　　有趣的是：上海市建平中學高級教師田穎城寫了一篇《國民大革命史教學中的困惑》（《歷史教學》2005年第5期），介紹他所教的高一學生，在“中國國民大革命史”單元教學結束後爭論激烈，尤其在兩個問題上：一是“1924至1927年中國國民大革命誰最受益？”二是“如果你是國民大革命時期1927年7月15日的一個普通中國人，你支持誰？”田穎城之所以組織這樣的討論，因為他相信“一個合格的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的公民應該具有政治選擇的能力”。 　　對第一個問題，學生的兩派觀點是“國民黨最受益”和“蘇聯最受益”，沒有一個學生認為大革命使中華民族受益；對第二個問題，爭論焦點是“支持共產黨”還是“支持國民黨”，年輕學生們爭論不下： 　　——只有中共才明確提出打倒軍閥、推翻帝國主義，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才可以讓我看到改造中國的希望； 　　——當時能擔當改造中國重任的只有國民黨有這個實力，中共只是喊喊而已。我最不能接受的，是當時中共還沒有成熟，只是蘇聯共產國際操縱的一張牌而已，還談不上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政黨； 　　——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國民黨放棄新三民主義，如果一個黨不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不謀農夫工人之解放，那這個黨僅僅是維護本黨本階級利益，而且不惜犧牲民族利益，對中華民族又會有什麼好作用呢？ 　　——反不反對侵略，不能光看說什麼，也不能光看當時是不是支持武力收回租界。新中國成立後，也沒有馬上對香港和澳門恢復行使主權，能說新中國不反帝嗎？如果國民黨當時就支持武力收回租界，不僅租界收不回來，中國還可能受到新八國聯軍的侵略，中華民族會面臨新的威脅，那時候的損失就不單單是國民黨的了！ 　　孩子們爭論的這些問題，我們這些大人又如何回答呢？ 毛澤東手書《菩薩蠻·黃鶴樓》。 　　相關文章： 　　汪精衛從“容共”到“分共”（上）——讀史札記 　　汪精衛從“容共”到“分共”（中）——讀史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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