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四人幫集團是反革命集團嗎？

談林彪，四人幫集團是不是反革命集團的問題，牽涉到對文革的總體評價。這個總體評價，不是對與錯的評價，誰對誰錯的評價，因為從一個長時段來看，誰都有對的一面，誰都有錯的一面，而是說，文革肯定是兩派的鬥爭，而且非常的激烈，手段也很激烈，那麼，這樣的兩派到底在爭什麼？當然，政治鬥爭一般無外乎兩個，一個是權力，一個是政治理念。只爭權力，品位低一些，如果是執政理念不同的鬥爭，品位還高一些。當然，權力之爭肯定是第一位的，因為，你的權力都沒有了，還有什麼政治理念而言呢？只是，權力和政治理念又是相關的。

筆者希望大家在看對這兩個集團的看法的時候，儘量拋棄一些的感情色彩，否則這個問題也沒有辦法談了，或者再把筆者本人推測為是林彪，四人幫的獲利階層，或推測筆者的父母親友是得利階層，就更沒有意義了。可以事先聲明，筆者生長在一個北方的鐵礦上，父母是鐵礦上唯一一所初中的中學老師。這在筆者的一些博文中，尤其是童年時代那個系列中早已說過了。如果中學老師也算知識分子的話，那筆者也可以說是知識分子的後代。只是，那個中國北方的大型露天鐵礦，本身與周邊有很多的工廠，因此筆者周圍的人都是工人，筆者的小朋友都是工人子弟，而鐵礦的周圍全是農村，那些工人本身原來也是農民，因此筆者的生長環境離工人和農民要近一些。鐵礦周圍還有駐軍，因此離軍隊也比較近。當然，文革時候，筆者是小孩，不夠參與的級別，只是有些感性認識而已。

關於對文革的總體評價，筆者在上一篇談文革的文章的評論回應中已經說的了，現摘錄如下：

其實很多人誤解了我的意思，也許是聽同一種聲音變成了習慣，一旦有一個不同的聲音出來，就很逆耳。我再重複一遍，我本人並不贊同為文革翻什麼案，只是想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看文革，也不是什麼對文革的最後評價。我再重複一遍，文革的核心，是共產黨內部兩個派系的鬥爭，既是權力鬥爭，也是治國理念之爭。只是運用的手段很中國化，我以前也提過，建國後共產黨的四次政變，有三次在文革中，可見那個時候政治權力鬥爭的激烈程度。無論左派幹掉了右派，還是右派幹掉了左派，所用手段都很相似。所以，翻案沒有意義，也沒有意思。而文革最後的結局，還是右派勝利。國共兩黨的鬥爭，也是權力鬥爭和治國理念之爭，本來可以坐下來談，成立聯合政府，可是，雙方都不干，非要武力解決，其血腥程度，遠遠超過文革。由此看來，即使到了近代，中國人還不習慣容忍不同意見和不同的治國理念在一個框架下生存，或輪流執政。因此，中國的政治改革，難度之大是可以看見的。

以上，就是我對文革的基本定位。文革中出現了三個反革命集團，也發生了三次的政變。這三個反革命集團依次是，劉鄧集團，林彪集團，四人幫集團。三次政變是，第一次搞掉國家主席，原來內定的黨內接班人劉少奇，出現了劉鄧反革命集團；第二次搞掉了副統帥，也是黨內內定的接班人林彪，出現林彪反革命集團；第三次是搞掉四人幫，出現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前兩次政變是毛髮動的，後一次政變是華國鋒，汪東興，葉劍英合作，最後迎回鄧小平，其實後來還有一個小的政變，當然也可以不算，是鄧搞掉了華國鋒。當然，後來還有一次政變，就是六四時候，鄧用非常手段搞掉了趙紫陽。還好，鄧還沒有稱趙紫陽為反革命集團，時代畢竟有些進步了。

有了這樣多的反革命集團，有這樣多的政變，可見文革時代真的是非常時期，政治鬥爭非常的激烈和殘酷，是要付出生命的代價的。本來，上面在激烈交鋒，斗的你死我活，如同中國歷代的宮廷鬥爭和政變一樣，可以隔絕在上面，在皇室里，與下面的老百姓沒有什麼關係，僅跟一些的官員有關係就可以了。可是，文革的問題是，毛要採用的非常手段中，就包括利用群眾，因此文革中，老百姓就被迫部分的參與，但老百姓的參與程度還是很有限的。農民，工人，軍人部分參與，或大部分沒有參與，學生和老幹部參與最多。筆者在前面那篇論文革的小文中已經說了，文革分兩個時期，疾風暴雨時期，在69年基本就結束了，後來的文革是溫和的文革，持續到1976年，以華國鋒他們的政變和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定位而結束。

關於共產黨內部兩個派系或集團的權力鬥爭這方面，我們就不談了，沒有太大的意思，僅僅是權力鬥爭，品位太低，我們要談一談這兩個派系的治國理念的問題。林彪集團和四人幫集團基本上算是毛這一方的，因此是共產黨的左派，劉鄧集團是共產黨的右派。文革先是毛的左派勝利，後來是鄧的右派勝利。

那麼，毛的左派與劉鄧的右派的治國理念有什麼不同呢？筆者可以引述自己的那篇文章，即《30年改革打造了一個有問題的中層》的一部分，來看看毛的治國理念與鄧的治國理念的不同。

老毛的共產黨，在近代以來，在中國做的一件非常巨大的事情，就是剷除了自宋代以來歷經千年而不倒的鄉紳地主階級。這樣，毛的政權，將宋代以來的三層結構，即專制政府，鄉紳地主和百姓變成了一個兩元的結構，即一方是專制政府，另一方是百姓，政府直接出面控制百姓。因此毛的政權在農村可以控制到村一級，在城市可以控制到居委會和單位，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專制政權都做不到的事情，也是從來沒有過的。也因此，毛的政權有了百姓的最大的支持，毛的政府也可以最大化的組織百姓，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百姓都可以被迅速組織起來。

這也是毛在近代中國的歷史舞台上戰無不勝的一個法寶，也是毛的自信之所在，因為他和其政府，就是百姓的化身。

從宋代以來的中國專制皇權，最多控制到縣一級，而鄉下的鄉鎮村，都是鄉紳地主的家族自治體系。因此，中國的專制統治是三元結構，專制政府，鄉紳地主，百姓。專制政府必須與鄉紳地主家族合作才能來統治百姓。這個三元結構有很大的優點和靈活性，因為專制政權總是比較僵化的，尤其是中國的地域非常的廣大，無論中央政府的什麼政策和法律都不可能同時適合中國全部的疆域，因此，中央政府也心知肚明，乾脆就是搞一個寬鬆的大一統的帽子壓在那裡，而底下有鄉紳地主家族自己來管理，愛怎樣管就怎樣管，給其很大的自由度和靈活性。這樣，中國的統治就成為，既有統一性，又有靈活性，是僵化和靈活的統一。中國古代的繁榮，靠的也就是這一點。

但這種政體也有一個缺點，就是政府自己不能有效的組織民眾。這也是中國在近代面對西方現代社會高度組織起來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在其壓力下，屢戰屢敗的原因。當西方國家沒有進入那個資本主義的時候，其國家組織也是很鬆散的，力量也有限，因此中國那個既統一又靈活的政治系統，還能對付。但到了近代，當西方列強過渡到資本主義高度的組織體系以後，中國的這個宋代以來的組織體系就有些的捉襟見肘了。不要說是西方的列強，就是那個剛剛組織起來的日本都打不過，那也很自然，因為日本已經學會了西方，可以將民眾充分的組織起來了。日本雖然是小國，但以一個舉國的小國來打一個無組織的大國，比如甲午戰爭，日本上下一心，當然可以擊敗只有李鴻章一個人率領的中國軍隊，淮軍和北洋水師。

到毛開始剷除這個中間的鄉紳地主階級以後，民眾就可以被毛的政權有效的組織起來了。因此，無論是日本人，也無論是國民黨，也無論是以美國為首的16國的聯合國軍，就都不是毛的對手了，更不要說印度，還有後來的蘇聯了。

但是，毛的這個兩元結構的國家組織，有一個巨大的缺點，就是僵化，因為，毛的政府還是一個專制政府，是高度集權的，而不是分權的，因此，以一個高度集權的專制政府來掌控如此廣大的地域，而且是將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一把抓，這樣，必然是一個僵化的政府，不能有效的和事實求是地，從實際出發的去對付非常複雜的地方事物和局面，行政命令和一刀切肯定會極大的傷害地方的利益，同時也會最終傷害到百姓的利益。這是必然的。

因此，建國後，毛的政府是政治上集權，經濟上計劃經濟，也是集權，軍事上當然也是，文化上也是，結果當然是中國會慢慢的僵化和發展緩慢。

而1978年以後，鄧小平開始了改革，鄧改革改什麼？就是在這個毛的兩元結構中，重新打造一個中間的階層，也就是可以一些人先富起來，重新打造鄉紳地主階層，當然，這個時候不叫鄉紳地主了，而是資本家了。同時，開始了城市化的進程。而中央政府慢慢的放權，不是直接插手控制百姓，而是從經濟領域慢慢退出，在文化領域也退出，要這些中間的人，即資本一方來控制，給資本一方很大的自由和權力。有如宋代以來的專制皇權一樣，給鄉紳地主很大的自由和權力，當然，在政治領域和軍事領域還保持着控制，也就是政治沒有民主化，軍隊也沒有國家化。

從上述的論述中，我們看到一點，就是毛的治國理念是一個兩級結構的社會，政府和百姓，百姓完全被政府直接控制，沒有什麼自由和流動性，也沒有什麼私人化的東西，是一大二公的。農民被控制在集體化的土地上，被戶口限制住，不能流動，也不能城市化；工人被控制在國有化的工廠，還有單位中，也不能隨意流動。這種兩級結構的優點是，大家都平等，但是是低水平的平等，在農村，沒有鄉紳地主，在城市，沒有資本家，大家不是農民就是工人，管理層就是政府本身。

政府直接參與所有的農村和工廠的管理，以及所有的經濟活動，甚至還要教農民如何種地，很荒唐吧。

工人和農民是不平等的，工人當然要高於農民，但在農村中是平等的，大家都是農民；在城市裡也是平等的，大家都是工人。沒有一個富有的，特權階層的鄉紳地主與資本家，百姓面對的直接是政府。

政府的人員當然與工人和農民不太平等，但在毛時代，沒有太多的特權階層和腐敗階層。有許多人攻擊毛本人腐敗，但毛的腐敗與中國的歷代皇帝相比，那是小巫見大巫了。

因此，筆者說毛時代是有信仰，有公平正義，百姓的地位比較高，這三點當然都是相對而言的。那個信仰，是對毛的信仰，當然荒唐，但有作用，大家的幸福感很強；公平正義，是因為在農村沒有鄉紳地主惡霸豪強，大家都平等，因此有公平，平等就是公平，而正義，是因為政府基本還沒有腐敗，因此還有正義。城市裡的工人也是如此，沒有資本家，大家都平等。

那麼劉鄧右派的治國理念是什麼呢？就是要在中國慢慢重新打造一個中層，也就是在農村，會出來鄉紳地主惡霸豪強，在城市要出來資本家。也就是那個鄧說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劉少奇當年搞的那一套，三自一包什麼的，也僅僅是一個苗頭，但毛是火眼金睛的，一眼就看出來了，如果按劉鄧的搞法，結果就是中國要重新回到三極結構，鄉紳地主惡霸豪強會回來，城市裡的資本家，資方，權貴資本，買辦資本，私人資本都會回來，與國民黨時代一樣。如果是這種結局的話，那麼毛這一代的共產黨人還有必要搞什麼革命嗎？不是全部都復辟了嗎？因此，毛當然是不同意的。

毛的憂慮不是沒有道理，而且毛也看的非常的清楚，因為毛他們都是舊時代過來的人，什麼都懂。而從1978年以後，鄧的作為來看，毛的預言都應驗了，中國果然是回到了三極結構，豪強惡霸都出來了，資本家也出來了，權貴資本，買辦資本，私人資本都出來了，平等沒有了，公平正義也沒有了。官員腐敗，司法不公都出來了。中國也變成了專制資本主義。這是共產黨右派的偉大勝利。

當然，好處當然是有，因為工廠的效率提高了，農民種田也有了積極性，國家的經濟大大的發展了。這是三極結構的好處，因為這個新的中間階層，是非常靈活的，農民工人都可以流動，也可以管理。城市化進程加快，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

那麼，現在很多人懷念毛時代，懷念的是什麼？當然不是懷念剛剛能吃飽飯，吃的不好，什麼都沒有，肉也吃不上多少的時代，也不是懷念手錶自行車收音機三大件的時代，而是懷念毛的時代畢竟是有一個低水平的信仰，公平正義，和老百姓地位的相對的高的時代，懷念沒有惡霸豪強，沒有資本家的極端富裕階層，1%的人占有41%的國家財富的時代，懷念沒有腐敗特權階層的時代。

這種懷念，沒有什麼不對，是對當下中國現狀的一種反撥。而對文革的所謂翻案也是在這個層次上展開的。

那麼，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我們再來看毛的左派與劉鄧的右派的之爭，就會覺得悲哀，他們之間，不過是政治理念，治國理念之爭，而且兩方都有道理，其實就是一個站在下層百姓一邊，一個站在資本一邊，與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政治理念也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毛的兩極結構的僵化，最後也會傷及百姓的利益，因為生產不發展嘛，效率低嘛；而鄧的三極結構，也會傷及百姓的利益，因為不公平了嘛，因為小民的財富被剝奪了嘛，因為有豪強惡霸和腐敗的政府了嘛。

這樣看的話，那個毛的左派的林彪集團也好，四人幫集團也好，還是什麼反革命集團嗎？當然不是。這兩個集團是毛的打手不假，也幹了很多的壞事，可這些壞事大部分是針對右派老幹部的，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其本質上，還是權力之爭和治國理念之爭，只是手段很惡劣而已。而四人幫集團，最後也都被鄧的右派集團投入監獄，過他們痛苦的餘生。他們應該也是左派政治犯。

因此，筆者的意思是，不僅劉鄧的反革命集團不存在，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集團的稱號也不存在也不成立，他們之間的鬥爭都是權力之爭和治國理念之爭。他們本來是可以輪流執政的，如同現在共產黨內部的派系一樣，江朱時代，是偏向權貴與資本一方的時代，而胡溫時代是偏向下層老百姓一方的時代，這些的派系鬥爭也很激烈，但都在上層，與老百姓關係不大，而且也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鄧的最後一次政變，搞掉了趙紫陽，其實是搞掉了胡趙集團，可趙還是可以活下來，也沒有被打成反革命集團，這就是時代的進步。

但願反革命集團這個稱號，在中國不要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