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汪精衛與張學良（下）——讀史札記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7月19日15:30:2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汪精衛認為：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抗日，而是中華民族的生存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誕生了“總體戰”的概念，國力成為戰爭的決勝要件，各國紛紛加強各自生產能力。挽救中國國難的方法，絕非一朝一夕之功，中國必須學習法、德兩國“隱忍”的成功先例，培養國力必須循正路而不能走捷徑 ◆高伐林 （續上篇）熱河抗戰，張學良果真輸得慘 　　中國人“外戰外行，內鬥內行”，日本軍閥看在眼裡，喜在心頭，加緊準備對熱河動手。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指揮集結了日軍第6師團、第8師團、騎兵第4旅團、混成第14旅團和航空兵、海軍各一部，共4萬餘人，另有偽軍數萬人。 　　中國軍隊由張學良指揮，以東北軍第4軍團萬福麟部第53軍、第5軍團湯玉麟部第55軍、第6軍團張作相部第41軍、第63軍等部，共約8萬人擔任熱河防務。 　　1933年元旦，山海關（榆關）響起了槍聲。日寇存心不讓人好好過個陽曆年，武藤信義為保障其主力迅速攻占熱河，令山海關守備隊和偽滿洲國國境警察隊鳴槍挑釁，反誣為中國軍隊射擊，向守軍發出撤出山海關的通牒。遭到拒絕後，日軍發起攻擊。駐守的東北軍何柱國的第9旅第626團，不過千餘兵力，內缺彈糧，外無援軍，雙方展開激烈巷戰，第一營和第三營將士與日軍坦克、步兵殊死拼殺，全部陣亡，山海關陷落。 　　熱河更加危急了。蔣介石派軍政部長何應欽、財政部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羅文乾等20多名軍政大員，於2月初來到北平，幫助張學良謀劃保衛熱河。2月17日凌晨，張學良與宋子文等浩浩蕩蕩去視察承德一線的湯玉麟防地，每走30里（一說30公里），張就要停車打一次嗎啡針。 　　日本同時做出了退出國聯和進攻熱河的決定。2月22日，日軍以錦州為大本營，分兵入侵熱河，拉開了戰幕：一路由綏中攻凌源，一路由錦州攻朝陽，一路由通遼攻開魯，一路由林西攻多倫。 　　張作相原計劃配備的兵力，此刻竟有一半以上未到達防地，更談不上構築完整的防禦體系。開魯一線，東北軍10個旅約5萬人一觸即潰，湯部崔興武旅即首先投降，日兵蜂擁而入；守凌源一線的萬福麟的第四軍團依託有利地形抗擊，與日軍拼殺了一陣，但架不住腹背受敵，不得已退守喜峰口；朝陽一線亦告失守。這樣，三條陣線同時潰敗。萬福麟、張作相連忙指揮反擊，激戰中，於兆麟將軍壯烈殉國。 　　人們萬萬料想不到熱河各路守軍竟如此不堪一擊，特別是中路防線，潰敗消息蜂擁而至，熱河省會承德風聲鶴唳，亂成一團，富室巨商、軍政眷屬紛紛逃向北平、天津。張作相束手無策，呆坐流淚，一度想自殺，被警衛強行護送到古北口。熱河省主席湯玉麟以“去前線督戰”為名，用作戰費用徵集了二百多輛汽車，裝上金銀財寶和鴉片等，運往天津租界，自己也溜之大吉。 　　1933年3月4日上午11時50分，日軍第8師團先頭部隊的128名騎兵——僅僅128名騎兵！——沒有放一槍一彈，就占領了這座省會重鎮。實在是中國的奇恥大辱！ 承德一帶， 群山蔥蘢。77年前的炮火殺聲是否還在迴響？ 　　熱河抗戰前夕，宋哲元、馮治安等高級將領聲淚俱下地要求蔣介石親自北上指揮。3月3日，丁文江、胡適等聯名致電蔣介石：“熱河危急，絕非漢卿所能支持，不戰再失一省，對內對外，中央必難逃責。非公即日飛來挽救，政府將無以自解於天下。”蔣覆電說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當天夜裡，熱河全境就被日軍占領。 　　中國政府曾樂觀估計：“熱河為北方屏障，且多天險，政府已有準備，至少可守3個月。”然而，不到兩周，熱河保衛戰就草草結束，繼東北之後，又是19萬平方公里領土淪陷。 　　後來有人批評：蔣介石答應調中央軍劉戡83師、黃杰第二師、關麟征第25師北上支援，但卻遲遲其行。批評固然有道理，但是當時誰又想得到張學良的東北軍垮得、退得如此之迅雷不及掩耳！ 　　武藤信義不待日本政府核准，即於3月4日占領熱河省會承德的當天，下令奪取長城各主要關口，侵華日軍主力幾乎是馬不停蹄地向長城各要隘推進。 　　張學良大為震驚。他深知長城各口的軍事戰略地位比承德更重要，日軍從任何一口大舉南下，一天即可直搗北平，令華北全線崩潰。因此他緊急命令各部，不惜一切代價搶奪長城各關口。 　　熱河失陷，舉國譁然，民眾強烈指責政府無能，張學良更被國人攻擊得體無完膚。3月7日，張學良致電南京辭職。但他其實言不由衷，發電後還對左右說：“我要親自率領劉多荃精銳的部隊和全部東北軍，與日寇一拼，誓死收復熱河。” 　　蔣介石終於決定臨陣換將。他讓宋子文代表他去勸張學良下野，這個時候張學良也無法嘴硬了，立即同意。蔣隨即約張於3月9日在專列的車廂會面，只用了十幾分鐘就敲定了張學良辭職，張同意了立即出洋；蔣介石任命何應欽代理北平軍分會委員長，指揮長城抗戰。 瀋陽大帥府前矗立着張學良將軍塑像。 “跳火坑”也要救亡 　　汪精衛在歐洲接到山海關失陷消息後，於1933年1月11日前往日內瓦國聯，次日發表《對暴日侵略宣言》，重申“中國對於暴日侵略，確定交涉與抵抗並行之方針”。 　　國聯十九國特別委員會於1月16日在日內瓦開會討論中日爭端。汪精衛對國聯的最後冀望，是作出對日本制裁的決議，然而他失望了：雖然會議一致決議譴責日本，但是卻沒有制裁侵略的實際措施。 　　汪精衛痛感世態炎涼，而日本又退出國聯，更不受約束。於是汪自此再不談求助於國聯，對於國際援助日益悲觀。汪在給胡適的信中自稱，其外交態度由“鳴鉦求救”轉變為“默守待援”。 　　他趕回國內。以往汪精衛痛心華北軍事自成系統，“名為一家，實則兩國”，張去職後，華北軍政轉入中央掌控，汪對通過抵抗而促進交涉的希望又被點燃。他苦勸一直在觀望和批評南京政府的胡漢民和粵系諸人出兵，增強抗日實力，他們總算答應了。 　　經與蔣介石商榷後，汪精衛復職行政院長，還兼了以前蔣所擔任的國防委員會執行委員長。但是就在參與對日交涉的全程中，他逐漸由主戰轉變為主和者。 　　東北軍、西北軍及中央軍等多支軍隊，分兵把口，與日寇殊死拼殺，許多山頭、城池多次易手。東北軍仍然相對不經打，最頑強的是屬於西北軍的宋哲元29軍和屬於中央軍的徐庭瑤17軍。宋哲元部隊的裝備較差，戰鬥中以“大刀隊”聞名。為時七十天，大小數十戰。隨著戰事進展，中國軍隊越來越陷於困境。5月23日，中國守軍退至平、津附近，日軍從南、東、北三個方向對北平形成威逼包圍，平津危在旦夕。 　　日軍此次作戰有明確任務及兵力，是要迫使中國以“誠意”正式提議停戰，至少作實質的屈服，或者推翻華北現有政權，建立親日政權。因顧忌國際列強幹預，日本其實並沒有占領平津的意向。但當時中國方面情報能力遠不及日本，並不知悉日本真正意圖究竟何在，在平津無險可守、三面被圍兵臨城下的危境之中，只能設法進行艱難而又屈辱的交涉。 　　胡適說：“怎樣應付這平津與華北的問題，這一點上至少有兩種根本不同的主張。一種主張是準備犧牲平津，準備犧牲華北，步步抵抗，決不作任何局部的妥協，雖有絕大的糜爛，亦所不恤。還有一種主張是暫時謀局部的華北停戰，先保全華北，減輕國家損失。”（《保全華北的重要》，《獨立評論》第52、53號） 　　汪精衛倍感壓力：“和則政府必被推倒於內，戰則政府必被推倒於外”；“論和立刻說是通番賣國，論戰則有兵無餉，有將無兵。”他還說：“決欲集吾黨精銳，共同一拼……唯一戰而敗，吾輩死固不足惜，恐平津失陷，華北亦隨以淪亡，而土地喪失之後，收復無期，是不啻吾黨亡而以平津華北為殉也。”（《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210－211頁） 　　汪精衛曾比喻主持外交是“跳火坑”（《大公報》1933年4月15日），主管對日外交更成眾矢之的，當時不僅民眾嚴辭攻擊其“賣國”，朝內于右任、吳稚暉等不直接從事外交和實際政務的人，也尖銳批評，彈劾倒汪風潮一波接一波。汪既無軍權、又無財權，面對攻擊，只能倚賴蔣介石的支持。 投入長城抗戰的第29軍大刀隊。 中國沒有國防，只有軍人割據 　　林思雲在《真實的汪精衛》一文中談及這一段歷史時說：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的思想變化，代表了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被個人把持的私家軍隊的失望。這一說法是很有道理的。 　　在前一年，1932年8月20日，汪精衛與張學良爭論時，發表過一篇重要文章《如何打破軍人割據的局面》，痛切地指出當時中國的一個致命癥結：“凡是一個軍事首領，帶着屬於他的系統的軍隊，占領着一個地盤，支配着一切政治、經濟，這就叫做軍人割據。” 　　他寫道：在其割據區域內，國家稅收或地方稅收都受其支配，十之八九用於豢養軍隊，但肯定不夠，倒楣的是兵士，“至於將官，愈大愈闊”。從省政府主席、委員起，到各縣知事，都是“軍事首領的私人”。“割據區域內的軍事、財政，以及一切政治，（中央）最好免開尊口。”“一旦國家有事，如所謂國難，中央要想調地方一個兵，用地方一個錢，莫想做得到。”“軍人割據的結果，對內一定是民窮財盡，對外一定是國破家亡。” 　　他說：中國並無真正的“國防”，只有“省防”，至多為“數省聯防”。南京國民政府的實際控制區，僅僅為長江中下游及東南數省。“以兵而論，現時中央所能直轄的，只七十餘師，其他各省軍人割據的地方，有多少兵，中央完全不能知道。……如此而欲定一個長期抗日的政策，試問從何說起？”“以財而論，以國稅奉之中央的，只有浙蘇皖贛豫五省，至於湖北只有一半。中央拿著這五省半的國稅，支持中央全部政費、教育費，以及直轄七十餘師暨其他軍費。……至於軍人割據的各省，則文恬武嬉，得意洋洋……如此而欲定一個長期抗日的政策，試問又從何說起？” 　　因此汪精衛認為：“今日而欲抵抗強敵，唯一辦法在打破各省軍人割據之局面。” 　　張學良雖然辭職，但汪精衛痛感中國之不統一依舊：“（對日）抵抗而敗，或某處失守，此非政府之無能，中國之不統一使然也。”（對於抗日方針案之報告，1933年4月19日） 　　日本也看準了中國這個致命的弱點，拼命分化中國各派勢力，在武藤信義武力進攻之際，板垣征四郎策動華北內變。而當時駐紮在華北的東北軍、西北軍、晉綏軍，都不是何應欽能管得了的。其它地方實力派，有的袖手旁觀，有的渾水摸魚，像兩廣的負責人本來答應出兵抗日，但由於對南京提出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不滿意，又發出反對通電，鄒魯甚至揚言：南京如果調兵北上抗日，兩廣將攻取南京！ 　　這裡也不能不提：贛南的中共紅軍也趁“第四次圍剿”中斷的空檔恢復聲勢，在江西發動反攻，攻占了江西撫州。汪精衛說：“撫州陷落，南昌幾乎失守，南昌失則安慶危，安慶危則南京亦將不保。”（為西南中委反對召集臨全大會問題談話稿，1933年4月17日） 爭取時間才能獲得最後勝利 　　汪精衛在歐洲幾個月反思中國，還有另一個體會。他認為今日中國的最大問題，不是抗日，而是中華民族的生存問題。他提出：必須中華民族有求生存的自覺，及具備生存的條件，然後能抗日。第一次世界大戰誕生了“總體戰”的概念，國力成為戰爭的決勝要件，所以各國紛紛加強各自生產能力。他認為，中國必須學習法、德兩國“隱忍”的成功先例，挽救中國國難的方法，絕非一朝一夕之功，培養國力必須循正路而不能走捷徑。 　　在長城抗戰中，中國軍隊儘管許多官兵勇敢無畏，但是因為武器落後、友軍之間配合較差，傷亡很大，徐庭瑤17軍傷亡竟達65％。汪觀前線戰報，為之動容。後來他說：“（日軍）加調淞滬戰役所未用過的重炮，悉力來攻……本來尚可固守兩個月的，不到十天，連工事帶泥，全都炸翻了，連人帶槍，全都掩歿了，人來的是陣陣的炮彈，我去的是一堆堆的血肉……”（《在四屆四中全會政治報告兩年來關於救亡之工作》，1934年1月23日） 　　他指出，必須提高我們生產能力，“則抵抗不是沒有把握的，長期抵抗不是無希望。”而要提高生產能力，重要的因素，便是“時間”。汪精衛不能不推動談判：“只有從國家人格設想，以確立最低限度。在最低限度以內，我們不惜委屈求全，超乎最低限度，我們只有寧死不辱。”——必須爭取“時間”來發展實力，因應未來的決戰。 　　這裡就不細說在日軍重兵包圍平津的威逼之下，與日寇的艱難談判了。蔣、汪終於被迫批准簽訂屈辱的“塘沽停戰協定”，這個協定承認冀東為非軍事區，准許日軍視察，實際上是無奈地默認了日本對東三省和熱河的占領。日本推動“華北自治”，中央軍退出，平津只留下了宋哲元的29軍做中流砥柱，四年後在盧溝橋事變中奮起抗擊日寇。 　　《塘沽協定》公布後，社會輿論一片沸騰，強烈抨擊蔣、汪批准這一協定，“實為出賣中國領土主權、出賣流血犧牲的愛國官兵、出賣愛國民眾的千古罪人”。上海的市民團體還聯合發出通電：“我全國民眾，誓死抗日，而汪精衛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韙，繼《上海停戰協定》之後又簽訂賣國之《塘沽協定》，即加以賣國之名，豈得為過。”（轉引自林思雲《真實的汪精衛》） 　　汪精衛的知交陳公博很不解，對汪說：真不知道汪先生為什麼要背這個黑鍋？汪精衛說：“我們要復興中國起碼要30年，不止我這年紀看不見，恐怕連你也看不見。我已年過半百，無其他報國之道，只要中國不再損失主權與領土，就可告慰平生了。”陳公博聽後很感動，又說：現在有人說《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協定》是“賣國”，我看與其說是“賣國”，還不如說是“送國”。“賣國”的人還有代價可得，“送國”卻是沒有代價的。“今日要送國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汪精衛聽後，說了一段讓後世褒貶不一的話：“別人去送國還不如我汪某去送。別人送國是沒有限度的，而我送國則有限度，不能讓他們把國都送完。”陳公博還是覺得汪精衛這種“無代價的犧牲”不值得，汪精衛回答：“說到犧牲，都是無代價的，有代價便不算犧牲，我已五十出頭了，我決意當犧牲品。” 　　汪精衛說：“說到犧牲，都是無代價的，有代價便不算犧牲，我已五十出頭了，我決意當犧牲品。” 　　汪精衛的對日外交被批評為國家的恥辱，但是無可否認，為中國爭取到了四年的寶貴時間。當時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對汪精衛相對理解和認同，例如《獨立評論》常常聲援他，大體上支持他的外交政策。曾有論者在1939年說：“中日之戰，在中國是太早了五年，在日本是太遲了五年……日本容許中國準備五年，始行開火，是太遲了；中國如在1937年，再堅忍五年，日本或至不敢再和中國作戰，所以中國是太早了！”（梁敬鐓《日本侵略華北史述》第127頁）。史家也分析說明，1932年淞滬戰役後的五年，是中國非常重要的時期，如果沒有這五年的準備時間，基本的國防建設一點都沒有，能否支持八年抗戰沒有人敢預言了。（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綜合月刊社，1973年，第258頁） 　　有人說汪精衛是中國古今最大的“漢奸”，然而中國一些著名知識分子未必這麼看。與汪精衛相知很深的胡適，晚年為之分辯：“他們（汪派）是愛國的。”（見唐德剛《高陶事件始末》序，湖北人民出版社） 　　《吳宓日記》1944年12月17日載，在成都探望陳寅恪病，陳口授一詩挽汪精衛請吳筆錄。全詩如下： 　　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淵遲死更堪悲。 　　千秋讀史心難論，一局收枰勝屬誰？ 　　事變無窮東海涸，冤禽公案有傳疑。 　　吳註：“阜昌”，劉豫為齊帝年號。“集選中州”，元遺山選《中州集》,列入齊王劉豫詩，豫曾為進士。 　　汪氏本名“兆銘”，筆名“精衛”出自“精衛填海”典故。陳寅恪在抗戰期間堅拒與日本人合作，他正是用這個典故悼念汪精衛：“事變無窮東海涸，冤禽公案有傳疑”。 　　相關文章： 　　 汪精衛與張學良（上）——讀史札記 　　 收到了轉來的汪精衛後人的一封信…… 　　 汪精衛的“緋聞”究竟是真還是假？ 　　 汪精衛從“容共”到“分共”（上）——讀史札記 　　 汪精衛從“容共”到“分共”（中）——讀史札記 　　 汪精衛從“容共”到“分共”（下）——讀史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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