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會上的毛澤東劉少奇林彪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在中共歷史上是一個轉折點，不僅是一個，大概是二個。七千人大會，是中央擴大會議，擴大到什麼程度？擴大的地縣一級，全國每一個縣都要出兩個人來參加大會。這個大會，其實就是廬山會議前半段的繼續。

因為，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本來的目的是為了糾正左的錯誤，為了改正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可是，因為劉少奇和彭德懷之爭，會議從政治局會議變成了中央全會，彭德懷被打成反黨集團，會議也從反左變成了反右，並繼續搞大躍進。

因此，廬山會議後期風向的轉變其後果非常的嚴重。如果劉少奇後來說的那個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成立的話，那麼這個人禍的製造者首先就是毛，其次就是劉少奇本人，因為劉彭之爭，導致了會議風向的轉變，中央的政策，一舉改變了毛從1958-1959年不斷努力的糾正左的錯誤的方向，而被迫變成了反右。毛被迫站在劉一邊是因為，劉是毛的接班人，而且在1959年初，劉剛剛上任國家主席（參看筆者的《廬山會議真相：劉少奇搞掉彭德懷》）。而在大躍進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數，1959年有200多萬，而1960年達到900萬-1000萬，1961年也是200多萬，（參見筆者的：《大躍進中國餓死了多少人？》）因此最嚴重的是1960年，所以，如果人禍是餓死人的主流的話，那麼劉少奇的罪過就更大了，因為1959年廬山會議開好了，政策就會進一步轉變，那麼1960年就不會餓死那麼多的人，當然，如果天災是主要原因的話，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而彭德懷在客觀上，也是人禍的一部分，因為彭德懷為攻擊劉少奇而寫了那份意見書，但結果是，彭不僅沒有達到目的，反而使得自己倒台，而且也使得廬山會議最後從糾正左變成了反右。

但是，奇怪的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在對大躍進的評價與態度上，劉少奇在大會上突然反戈一擊，拼命攻擊大躍進，將大躍進的嚴重後果總結為人禍為主，並開始一個天災與人禍的比例問題，也就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人禍的原因，當然不是他劉少奇，他不過是執行了毛的路線而已，將災禍的原因幾乎都推到毛一個人的身上。而且劉的講話，不是小範圍，而是對縣級以上的共產黨幹部，也就是對全體共產黨的幹部。這種推卸責任的方式，也因此種下了劉和毛將來公開分裂的惡根，因為按中共的習慣，如果出現了路線錯誤，那麼無論是發起者還是積極執行者，都要受到懲處，毛受懲處不假，但劉也一定要受到懲處，包括鄧小平他們一大批都要受懲處，因為大躍進是全黨頭腦發熱；另外，就是林彪在大會上挺毛的講話引起了毛的重視，林彪仍然是力挺毛，因此林彪後來地位的上升，也是從七千人大會開始的。

還有一件，就是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被劉少奇搞掉的彭德懷，在1961-1962年希望得到平反，但是，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一個講話，徹底毀掉了彭德懷想獲得平反的想法。從劉少奇在大會上對彭德懷的講話也可以從側面看出，在廬山會議上到底是誰要搞掉彭德懷的

。

筆者這裡摘錄中央文獻研究者張素華的文章，文獻研究者的文章，一般來說相對平衡一些，或中庸一些。還有這些歷史人物的講話，我們就可以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毛對劉少奇將來要接班的語言。

八大以後，毛澤東曾在不同場合多次說明他的接班人是劉少奇。 

1957年11月毛澤東訪蘇，他在向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通報中國黨的情況時說：“我準備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赫魯曉夫問：“誰將接替呢？”毛澤東回答道：“我們黨內有幾位同志，他們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條件。”接着，毛澤東搬着指頭評價說：“第一個是劉少奇，這個人在北京和保定參加了‘五四’運動，後來到你們這裡學習，1921年轉入共產黨，無論能力、經驗還是聲望，都完全具備了條件。” 

一年之後，在1958年底召開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期間，毛澤東正式提出他不作下一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建議，得到全會通過。毛澤東於1959年3月30日即召開第二屆全國人代會前夕的一個批語中寫道：中央已建議董必武同志當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劉少奇同志當主席，朱德同志當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在此前後，毛澤東還在不同場合的小範圍說過：我的接班人，第一個是劉少奇，第二個是鄧小平。

 1961年9月24日，毛澤東在同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會談時，蒙哥馬利曾問道：“主席現在是否已經明確，你的繼承人是誰？”毛澤東說：“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在這裡，毛澤東再一次向中國、向世界公開宣告，他的接班人就是劉少奇。

另外，在大躍進中，毛和劉都做了什麼呢？

“大躍進”的首倡者是毛澤東，是他在反“反冒進”的基礎上發動起來的。早些時候，周恩來、陳雲因為提出“反冒進”，曾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劉少奇雖然沒有被毛澤東點名，但也難辭其“咎”，因為他曾主持會議通過了“反冒進”的決策。“大躍進”期間，本來比較冷靜的劉少奇，也被熱烈的氣氛所感染，頭腦跟着熱起來。1958年9月，劉少奇到江蘇常熟視察，面對一個公社黨委書記報出畝產一萬斤的高產，信以為真地問：還能再高嗎？關於人民“公社”的名稱，劉少奇自稱他和周恩來、陸定一、鄧力群四人在一次南行列車上也積極地“吹”過，到了鄭州向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推薦，如此等等，事例很多。無疑，劉少奇在“大躍進”中也起了促進的作用。

當然，最早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錯誤的是毛澤東。自1958年底開始的糾“左”歷程中，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承認犯了高指標、高徵購，實行供給制，辦公共食堂，刮共產風，瞎指揮，未注意綜合平衡以及急於求成等錯誤。在具體調整的方針、政策上，都主張要制定實事求是的經濟計劃，大量地精簡城鎮人口，制定“農業六十條”、“工業七十條”以及各行各業制定自己的條例等，還有在農村適當地開放集市貿易，給社員留出適量的自留地，允許社員搞家庭副業，在政治上給被反右傾錯了的同志平反，清理錯誤的口號，中央要向人民作自我批評等等。

但是，當糾“左”的層面深入到需要揭示犯錯誤並導致經濟嚴重困難的深層原因時，需要對過去幾年工作的估量做整體的判斷以調整今後方向時，他們的分歧卻悄悄地產生了。

對大躍進的評價，在七千人大會前後，劉少奇是以“人禍”為主，而人禍這個詞，還是毛髮明的，而不是劉發明的。

我們再來看看廬山會議以後，7千人大會前後，劉少奇是如何評價大躍進的，劉少奇的觀點，就是人禍，即大躍進是人為造成的，是工作中的錯誤造成的：

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

“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也問了幾個省委幹部。我問過陶魯笳同志，……他說，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說的。其他一些省我沒有問。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

“我們在執行總路線、組織人民公社、組織躍進的工作中間，有很多的缺點錯誤，甚至有嚴重的缺點錯誤。最近不僅農業減產，工業生產也落下來了。如果不是嚴重問題，為什麼會這樣減產？為什麼要後退？難道都是天老爺的關係？”

“我們現在是來總結經驗，好在我們現在能夠回頭，能夠總結經驗，能夠改過來，還不是路線錯誤。但是，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

而毛澤東在同樣一個會議上是這樣說的，毛的意思是，大家對於如何搞社會主義都沒有經驗，大躍進的問題是違背了經濟規律，因此就要受到懲罰：

毛澤東在談犯錯誤的原因時說：你違反了它（經濟規律），就一定要受懲罰，我們就是受了懲罰，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社會主義誰也沒幹過……蘇聯的經驗是蘇聯的經驗，他們碰了釘子是他們碰了釘子，我們自己還要碰。”可以看出，和劉少奇的講話相比，毛澤東更願意強調是因為缺乏經驗，是因為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還有待認識。細細揣摩兩者之間的差別，的確令人玩味。

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是這樣評價大躍進以及人禍和天災的比例的：

劉少奇在向大會解說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時，提出了天災、人禍哪一個是主要原因的問題，並做出了兩個“三七開”的判斷。他說：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我們至今還能感受劉少奇說這番話的坦率與真誠，熱烈與激昂！這些話在當時聽起來是十分尖銳，很帶刺激性的，因為很少有人敢於這樣講話。

這裡有人要問，早在1960年底和1961年初，毛澤東就把工作中的錯誤稱作為“人禍”，劉少奇這樣講毛澤東怎麼會不高興呢？ 問題是，毛澤東自1961年4月以後，幾乎沒有再用“人禍”的提法，也從未做出過幾分人禍幾分天災的判斷；此外，用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比喻缺點、錯誤與成績之間的關係，是毛澤東第一個提出來的，而且他經常講，尤其是在工作出現失誤遇到困難的時候。再者，毛澤東雖然在估量地方工作時，曾突破“一個和九個”的框框，但是並沒有對全國的工作做出三分缺點錯誤、七分成績的估量。因此劉少奇的這番話就顯得十分大膽，作為第二把手，他做出了毛澤東從未做出過的判斷，而這些敏感問題恰恰是毛澤東本人不願意多說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毛澤東幾次談到“人禍”，是在小範圍的內部談話時講的，而劉少奇卻是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向七千黨的領導幹部，也就等於向全黨提出這樣尖銳的問題，對工作做出了這樣的估量，毛澤東聽起來自然不那麼愉快了。所以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是缺點錯誤講得過於嚴重了。1964年8月20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同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等談話時說：“七千人大會有綱，也有目，把一些缺點錯誤講得嚴重了一些，以後在4、5月更講得嚴重。”可見劉少奇的這一估量，給毛澤東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期間，確實對劉少奇產生了不滿。這個不滿主要表現在劉少奇“大講”缺點錯誤，講“人禍”，把過去幾年的工作講得“漆黑一團”，不積極維護“三面紅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換句話說，毛澤東感覺劉少奇不但沒有積極維護他的領導，還有點“施壓”的味道。從這個意義上說來，毛劉之間在七千人大會的分歧雖然沒有公開，卻是比較深刻的。不過，此時的毛澤東雖然憋了一口氣，但因為他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誤確實有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責任，當時的國民經濟還在一片蕭條當中，有些問題還要靠實踐來檢驗，所以毛澤東的憋氣並沒有表現出來。而劉少奇呢，受大會民主氣氛的鼓舞，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使他工作起來更加大膽、更加潑辣，思想也越來越解放，講話越來越尖銳。

在七千人大會以後，劉少奇還有一些的評論，而且其目的幾乎就是要揪出毛來做主要責任人，有點問責的意味。只是，劉少奇可能忘記了，他自己是國家主席，在大躍進中，是一線的總負責人和總指揮，是實力派人物，是積極鼓吹和提倡共產風，浮誇風的人，劉把責任全部推給毛，問題是很大的。因為如果論責任的話，劉少奇應該第一個請求辭去國家主席的職位，然後才有資格來追究毛的責任，這樣的話，還說的過去，但劉從來都沒有自己要辭職的意願。在中共的歷史上，無論是路線鬥爭的發起人也好，跟隨者也好，在後來的聲討鬥爭中，統統都要追究責任，如中央蘇區時代的王明路線，包括執行王明路線的人，如博古，李德，周恩來，都要追究責任，而不是僅僅將責任推給王明一個人。劉少奇的這種做法，無疑連當年的周恩來都不如。

七千人大會閉幕後，劉少奇在整理他的口頭報告時，情緒很激動地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後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後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他還說，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劉少奇這些感受很深的話脫口而出，令當時在場的人十分震動。

不久，劉少奇在“西樓會議”上自喻是“非常時期大總統”，說：“國民經濟到了這種狀況，在國外總統就要宣布廢除憲法所賦予的權利。”劉少奇在這裡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責任，但不少人都知道，最大的責任者是毛澤東。

1962年3月，劉少奇在要求公安部總結幾年來打死人命，傷害無辜群眾的教訓時，對公安部長謝富治等說：“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事後，他覺得不妥，堅決不同意公安部黨組印發他的這番講話，因為他覺得“將來會出毛病的”。這些話都觸及了毛澤東的敏感之處。毛澤東聽了會是怎樣的感受？至少，憋氣是肯定的。

七千人大會後，劉少奇的一些做法，引起毛的不滿，認為劉頂不住了，開始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了。

在劉少奇強調困難形勢的同時，如何調整方方面面的政策，迅速恢復國民經濟，毛劉之間又發生了思想路線上的分歧。七千人大會之後，也就是1962年上半年發生的幾件事，從毛澤東看來，都是“右傾”的表現。最突出的一件，便是各地出現的有關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的做法，這些做法還受到了中央第一線領導人的積極支持。毛澤東認為，這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搞集體化的重大原則問題。他批評分田到戶、包產到戶的主張，是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的表現，是刮“單幹風”，而且越到上層風颳得越大。

（以上小字均引自張素華的文章。張素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主要從事毛澤東生平和思想研究。參與編輯過《毛澤東軍事文集》(6卷本)，撰寫過《毛澤東年譜》，出版過《毛澤東畫傳1893-1976》、《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等。）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七千人大會前後，劉少奇基本上是將大躍進說的一團漆黑，並將責任基本全部推到毛一個人的身上，並要毛承擔責任，這是非常明顯的。而且，在1962年以後，劉的調整幾乎就是開始走資本主義道路了，與毛的想法越來越遠。兩人的矛盾也愈來愈尖銳。

這裡，筆者着重要說的是，劉與毛的矛盾，是從7千人大會開始種下的。至於兩個人誰對誰錯，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兩個人的根本分歧，是走社會主義和走資本主義的分歧。（參加筆者的《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最大分歧在哪裡》）

我們現在再來看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對彭德懷想要平反的想法的反駁，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在廬山會議上，到底是誰要搞掉彭德懷，而且，劉將彭德懷的問題與高崗的問題緊密的聯繫在一起，由此更可以看出，劉對彭的報復，因為當年彭是支持高崗的軍隊黨和地方黨的看法的，也因此大大得罪了劉。劉少奇的意思是，我們打倒你彭德懷，並不是因為彭在廬山會議上的那個意見書，因為彭的意見書到了七千人大會的時候，被證明是完全正確的，因此劉說，其根本原因是兩個，一個是彭裡通外國，一個是彭搞小集團，這是劉對彭致命的一擊，因此，誰都可以平反，但彭不能平反。

這裡要附帶說明一個問題。彭德懷同志在1959年 廬山會議中間，寫過一封信給毛主席，我們在廬山會議上進行了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鬥爭。書面報告中說到，這場鬥爭是完全必要的。我們展 開這場鬥爭是不是只是因為彭德懷同志寫了這封信呢？不是的。僅僅從彭德懷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來看，信中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附合事實的。一個政 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問題不是彭德懷同志這封信寫錯了。問題不在這裡，廬山會議之所以要展開反對彭 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的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在反對高、饒集團的時候，沒有把他提出來。他是 高、饒集團的餘孽(毛澤東、周思來插話：是主要成員)，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所以，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說：到底是高、饒聯盟呢，還是高、彭聯盟呢？恐怕就當是彭高聯盟。(毛澤東插話：彭和高，實際上的領袖是彭)更 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倆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彭德懷同志除了在廬山寫了那封信 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背後活動。他在黨中央進行派別活動，他陰謀篡黨。所以，在廬山會議進行反對彭德懷反黨集團的鬥爭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確的。我們把隱 藏在黨內幾十年的隱患揭發出來，把它消除，從長遠來講，對於我們黨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

彭德懷同志在那封信上所指責的一些事情，是黨中央早就講過的，而彭德懷同志在 廬山會議以前，卻一直不講。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他都是參加的，他都不講。甚至廬山會議的初期，他也不講。到廬山會議中間，他才把那封信拿 出來，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已經討論如何繼續鄭州會議的工作，進一步糾正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在彭德懷同志看來，如果那個時候再不講， 以後就沒有機會講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來，企圖利用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向黨大舉進攻，以便達到他個人和他的小集團的篡黨的目的。彭德懷 同志想篡黨，這就是廬山會議要展開那場鬥爭的根本原因。必須在這裡把這一點說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懷同志區別開來。有些同志也講過一些同彭德懷同 志講過的差不多的話，例如什麼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呀，什麼食常不好、供給制不好呀，人民公社辦早了呀，等等。但是這些同志和彭德懷不一樣，他們可以講這 些話，因為他們沒有組織反黨集團，沒有要篡黨。(毛澤東插話：沒有國際背景)彭德懷同志帶領我國軍事代表團在國外走了幾個月，回來以後就急急忙忙寫了那封信，是有陰謀的。當然，不了解情況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廬山會議的時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們。

彭德懷沒有參加七千人大會，當他得知劉少奇的講話的內容時，對這些無中生有的罪名，他決定為自己進行申訴和辯護。1962年6月中旬，彭德懷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了一封長達82000字的信，即後來著名的“八萬言書”。

那麼，在七千人大會上，當劉少奇開始反戈一擊的時候，拼命攻擊大躍進的錯誤的時候，林彪說了很意味深長的一段話，引起了毛對林彪的好感，林彪地位也從此開始了上升。林彪的講話分為幾個部分，一個就是林彪認為，三面紅旗是好的，沒有問題；一個是林彪提出了一個交學費的觀點，即大家對如何搞社會主義都沒有什麼經驗，因此必須要交學費，大躍進的錯誤，就是大家都在交學費。林彪對於交學費這個觀點的發明，被後來鄧小平他們繼承了，即在改革開放的時候，凡是搞錯的地方，就都說是交學費，是沒有經驗。還有就是林彪還提出了幾個“凡是”的觀點，這個觀點也被後來的華國鋒繼承下來；還有就是林彪提出，中國將來一定能超過英國，甚至美國，最多用100年的時間，這在後來，也被鄧他們繼承了。看來林彪真的是有許多項目的發明權呀。下面林彪的講話，來自鐵血軍事網。

我們先來看看交學費的觀點，沒有經驗，交學費的觀點，被後來鄧他們繼承下來了：

這些執行中間所發生的毛病，使我們在物質方面，工業生產、農業生產方面，減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們在精神上卻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們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這種失的方面的作用，現在看得清楚，而得的方面的作用，暫時還看不清楚。我們應該相信，我們所得到的經驗，將要發揮很大很大的作用。這些經驗，將使我們的黨員，我們的幹部，在質量上、能力上大大地提高起來。在物質條件相同、甚至還差一些的情況下，由於有了經驗，他們就會把事情辦得更好一些，所得到的物質財富將會比過去增加得多。我們這幾年在物質方面有所減少，這種減少，就像學生們上學付學費一樣，學出來以後，作用就很大了。一個小孩子，從上小學起，一直到大學畢業，十七、八年的時間，他什麼也沒有生產出來，相反地，盡吃、盡穿。但是他學了以後，就會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沒有付出那一點物質和時間，不讓他學那麼一下，他就不行。譬如人民大會堂這座房子，你不學能夠造得出來嗎？電燈，不學一點，能夠搞得出來？玻璃是石頭做的，我們學了，就能夠把石頭變成玻璃。我們的軍隊現在不打仗，也經常要打槍、打炮，打了不少的炮彈、子彈，飛機、坦克、兵艦上花了不少的汽油。人就在那裡練，而且弄得很疲勞，半夜起來練，練了之後還不是那個人？一點物質都沒有增加，相反還消耗了很多物質。付了學費，學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夠轉化為物質，不是轉化為原來所消耗的那個相等的物質，而是幾倍、幾十倍、幾百倍增加了的物質。所以，我們要看到，我們付出一點學費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