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一個“文革造反派”的控訴和懺悔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8月10日15:58:36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魯禮安說：如果我不是在1968年的夏天失去人身自由，在以後的年代裡是會淪為“四人幫”的爪牙，還是像楊小凱、李正天那樣，從幼稚走向成熟、從狹隘的派性走向為整個民族的利益和社會的進步而鬥爭？我想我一定會走向後者。但是歷史沒有給予我走向真正覺醒的時間 ◆高伐林 　　2005年秋天，筆者見到魯禮安的第一眼，不禁脫口而出：“這麼年輕！？” 　　面前穿著一身黑白粗格子外套的魯禮安，不僅一頭烏髮，紅光滿面，而且走路大步流星，開言慷慨激昂，在街上若碰見，要說他三十出頭也有人信，然而實際上他卻年近花甲，而且，他還蹲了11年半大獄，絕大多數日子被單獨監禁。 　　他的一位老友告訴我，前幾個月女作家方方見到魯禮安第一句話，竟也是一模一樣的大出意外：“你這麼年輕！” 　　方方寫了一篇文章《一個人的文革史》，就是眼前這位魯禮安的“文革”回憶專著的序。魯禮安將這本50萬字的沉甸甸的書遞給我——《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籲天錄》。 　　曾被單獨監禁11年的前華中工學院學生造反派組織領袖、文革研究者魯禮安，自2007年4月12日失蹤至今未尋獲。（高伐林2005年攝） “請給我以火” 　　書名“仰天長嘯”，出自岳飛的《滿江紅》。他回憶說，母親教的歌中自己最愛引吭高歌的就是這首《滿江紅》：“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那份壯士情懷，讓少年魯禮安熱血沸騰，憧憬著長大後也要為國家、為民族赴湯蹈火，建功立業。 　　春去秋來，多少次他重新咀嚼這四個字、這首詞：“三十功名塵與土”在哪裡？“八千里路雲和月”在哪裡？難道真只能落得“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魯禮安在入獄第八年的除夕深夜，跪在鐵窗內發下誓言：今生今世，只要能活著走出這口活棺材，就要說出這些年來所遭遇的不公正，說出這樁大冤案的真相。“雖然漫長的獄中歲月毀滅了我學生時代曾有過的夢想--把自己造就為國家棟梁之材的夢想，但活埋在地底多年，經受了巨大苦難的煎熬與磨練，我可以成為一塊煤、一塊能燃燒的煤。用煤的火焰去洞照那一段暗無天日的歷史，讓後人知道我們這一代人曾經遭受過怎樣慘烈的苦難”！ 　　“我可以成為一塊能燃燒的煤”--這讓我們記起艾青、郭沫若、葉文福那些自比為煤，渴望燃燒的詩。魯禮安引用了艾青問答的名句：“你已死在過深的怨憤里了麼？……不、不，我還活著；請給我以火，請給我以火。” 　　發誓要寫是一回事，怎麼寫則又是一回事。他在“文革”中有“武漢地區第一筆桿子”之譽，鋪開了紙，卻無法落筆。魯禮安告訴筆者，過去的歲月一閉上眼睛就萬象紛呈，但從哪裡說起卻茫無頭緒，“最後我想到了捷克作家伏契克《絞刑架下的報告》中的開頭，這就一下子抽出了線頭，千言萬語如同開了閘般噴薄而出，一瀉千里，寫得暢快極了！”—— 　　“從門到窗子是七步，從窗子到門是七步”，捷克作家伏契克描寫龐格拉茨蓋世太保監獄牢房的這句話，我十歲時就從姐姐學的初中《文學》課本中讀到過。     後來，命運安排我自已來閱讀監獄這部“大書”，在這本書裡我又讀到了這句話──我所在的囚室，從門到窗子，不多不少也恰好是七步。     七步，在人類歷史的漫長進程中，實在是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人還需要經過多少世紀才能洞察一切呢？”伏契克在他寫的那本名叫《絞刑架下的報告》的書中問道：“在人類走向進步的路上已經經歷了幾千座牢房，還要再經歷幾千座牢房呢？” ...... 　　這間鋪著木頭地板七步來回的斗室，足夠我思考各種問題。何況思想是不受空間限制的，思想可以衝破牢籠…… 　　魯禮安用近十年時間寫出《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籲天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上卷12章記錄兩年“造反”，下卷12章記錄十一年“冤獄”。 不安分的基因激活了 　　這支“筆桿子”名不虛傳。在七千字的第一章中，他就信手拈來古希臘犬儒學派、布利丹筆下驢子、“能思想的葦草”、但丁、雪萊、曹植、泰戈爾的詩……等十多個典故，渾然一體地溶進自己的文章，充分展現他厚實的修養和敏捷的才思。 　　魯禮安出生於1946年初冬。內戰烽煙乍起，中國希望的曙光忽然暗淡，還在襁褓里的他，卻聽熟了母親自彈自唱對主耶穌的讚美：“平安夜，聖善夜，萬暗中，光華射……”父母給他姐姐取的名字中，用了“平安夜”中的“平”，他的名字中則用了個“安”字，寄託了這一對虔誠的基督徒祈求上帝保佑小姐弟一生平安的心願。 　　1965年，愛跑愛跳愛唱的魯禮安從湖北一所重點中學畢業，受影片《甲午風雲》影響，考進華中工學院水下艦艇專業。進大學還不到一年，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既然是偉大領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大革命，是“反修防修”、“關繫到黨和國家的前途”、“觸及人的靈魂”的大革命，他和千百萬青少年一起義無反顧、全心投入。 　　1966年從夏天到秋天，伴隨著毛澤東一句句“造反有理”、“炮打司令部”的最新最高指示，這些年輕學生宛如坐上了過山車，忽一下直衝雲霄，忽一下又飛跌深淵。校黨委被貼大字報了；工作組來了；工作組撤走了；“紅衛兵”造反了；又一批學生成立“造反派”組織，造紅衛兵要保的“走資派”的反…… 　　魯禮安耳聞目睹：華工校黨委書記朱九思與各系、各教研室的領導都被“揪”出來，監督勞動、挨斗請罪；教過他高中英語的葛老師自殺了，念小學六年級時的班主任張志任老師自殺了……與此同時，對毛澤東的崇拜儀式迅速升溫，這倒激起了魯禮安心理反彈，他說：“或許是出於天性的緣故吧，從運動一開始就對山呼萬歲、萬壽無疆之類有一種本能的反感。”他不僅對“忠字歌”難以適應，也從來不戴毛澤東像章。 　　在到處大字報、到處大辯論的氣氛中，魯禮安身上不安分的基因激活了。有一次他跳上辯論台向取代校黨委的工作組放了一炮：劃框框定調調，運動大方向沒把准，在普通群眾中大抓壞人；工作組長還要學生用三天學習毛主席“老三篇”，改造好世界觀再投入運動——三天就能改造好世界觀？“那不是活見鬼嗎？”這最後一句話，引起全場好一陣喧囂。 　　真正讓魯禮安一夜成名的，是他的一張針對代理省委書記兼省長張體學的大字報。工作組撤走了，對工作組功罪的辯論方興未艾。張體學便來到各校巡迴演講，高姿態檢討省委派工作組犯了壓制群眾的方向性路線性錯誤，至於保工作組和反工作組的兩派師生之間的衝突嘛，完全是一場誤會。這種說法讓誓不兩立的對立群眾皆大歡喜，但被工作組劃為“中間偏右”的魯禮安，卻從中嗅出違反中央關於“文革”決定《十六條》的氣味：《十六條》說，“一個要革，一個要保，這是關繫到兩條路線鬥爭的重大原則分歧”，怎麼能說成友軍打了“誤會戰”呢？他連夜寫出大字報《省委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大暴露》，同窗好友誰也沒膽量共同署名，魯禮安只好只署自己的名字，拂曉前貼到學院最顯眼位置。天亮時，這張大字報前里三層外三層人潮湧動，“所有的人都在談論這個署名船舶系一年級6556班學生魯禮安的‘高度的路線鬥爭覺悟’，人們甚至互相在打聽誰是魯禮安？老實說我那會兒得意極了，飄飄然不知道自己的骨頭的份量”。 　　隨後他的一篇聲援陷於孤立的北京南下串聯學生造省委反的大字報，更使他的名氣越出校園，擴展到社會上。 家被抄了三次 　　人們習慣了說“十年浩劫”，習慣了將“文革”所有壞事歸於幾個政治符號——在上，是“林彪、四人幫”；在下，是“造反派”。其實“文革”十年並非一以貫之，而有多條線索複雜交織。儘管中國官方在“徹底否定”的名目下鉗制“文革”研究，擋不住海內外研究者頑強探索，提出各種有價值的見解。不少學者、作家不斷深化擴展“兩個文革”的看法，即將毛澤東的“文革”和民眾的“文革”區分開來判斷是非功罪，認為毛澤東鼓動造反奪權的目的，與民眾自身訴求，語言雖相同或相似，內涵並不一致——上層，是爭領導權，下層，是奪生存權。 　　學者姜弘這樣劃分“文革”階段：一開始近半年時間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是有特權的“紅五類” 製造“紅色恐怖”時期；中間不到兩年，是多年來受壓的弱勢群體為保護自己不受迫害，起來爭取權利的時期——這就是“造反派”起來的時期；而1969年以後，“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是上層繼續進行權力鬥爭並聯手鎮壓造反派的時期。“文革”中最駭人聽聞的暴行血案，恰恰主要發生在前後兩段，而並非中間“造反派”紅火的這一段，雖然造反派也打過人殺過人，但造反派頭頭和骨幹在“文革”中就受到懲處。 　　魯禮安敘述自己的經歷可以驗證上述看法。 　　成了“出頭鳥”的魯禮安很快就嘗到了挨“槍打”的滋味。因為非“紅五類”出身，領到的“紅衛兵”袖章被收回；被查三代檔案，大字報和傳單無中生有地誹謗其父魯松茂在抗日戰爭時期“跟隨汪精衛，投降日寇，當了漢奸，於1942年加入汪記國民黨”，其母馬淑芳“成了基督教徒，是一條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反華的應聲蟲”，與他父親是“同樣的貨色，同時加入汪記國民黨”。魯禮安本人自然也就是“汪偽漢奸的孝子賢孫”，“妄圖在武漢一哄而起，推翻湖北省委，追至中南局，直指黨中央，達到復辟國民黨統治的罪惡目的”。 　　魯禮安的造反首先讓父母遭受衝擊，家被抄了三次。第一次是他所在的華中的“紅衛兵”干的，他回家見滿地都是書籍、紙片和橫七豎八的衣物，踩碎的鏡框、打破的玻璃杯，一片狼藉，慘不忍睹。次日他母親學校的老師也戴著紅袖章前來，這些半老不小的女同胞只對首飾感興趣，抄走金項鍊一條、父母結婚戒指一枚。第三天他家所在的街道的“積極分子”也來家清“四舊”，將凡值錢一點的衣物搜刮一空…… 　　紅衛兵組織被“紅五類”壟斷的局面被打破後，武漢地區學校的“少數派”紅衛兵組織逐漸形成共同稱呼“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區別於被其蔑稱為“三字兵”的“保皇派”。“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興起，伴隨著一系列“造反事件”：在各院校搶奪“黑材料”（工作組為對學生“秋後算帳”而整理的秘密材料、將學生劃為左右的“黑名單”）、搶占學校廣播站……而充滿造反精神的魯禮安，因出身不硬，竟不被批准加入，連他要參加步行串聯“長征隊”都差點被拒絕，他破指寫“請准許我長征”的血書，才感動長征隊長讓他“入伍”。 太歲頭上也敢動土 　　1967年一開年，颳起所謂“一月革命”的奪權風暴。各地群眾組織如雨後蘑菇一樣冒了出來，在權力和財產再分配中“兄弟鬩於牆”，爭功爭名，鬧起分裂。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等十來個組織發表聲明，攻擊其它造反組織是“托派”和“湖北黑省委第五縱隊”，引發了造反派內部一場空前大混戰。對造反派早已忍無可忍的武漢軍區宣布工總為“反革命組織”，勒令解散，抓了分部以上頭目近500人。 　　塞滿犯人的軍車在江城夜空呼嘯奔馳，震驚了已被批准加入造反派學生組織，在《新華工報》當編輯的魯禮安。他奮筆疾書一篇篇文章，借巴黎公社的啟示，要求“正確看待造反派的功過”。不僅如此，“我素有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再次發作。太歲頭上也敢動土”，對毛澤東的戰略部署也敢懷疑。當時中共中央轉發了毛澤東“三七指示”，即肯定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的批示，材料中稱延安中學學生僅用一天就實現了全校大聯合，魯禮安質疑說：由於政見不同而導致的思想分歧、精神隔膜和相互仇視的情緒，能在短短一天裡消弭？他斷定這是份虛假材料，是有人泡製了“抽掉兩條路線鬥爭實質的大毒草”欺騙偉大領袖。大字報貼了出去，立即遭到攻擊，被認為是直接針對偉大領袖的——說有人製造假材料“欺騙”毛主席，也不行，偉大領袖從來都是明察秋毫！ 　　一波末平、一波又起，他又捅了一個更大的亂子。南開大學“八一八紅衛兵”派出幾十個小分隊，從檔案中挖出成千上萬“叛徒”。中共中央印發毛澤東批轉的《薄一波、劉瀾濤等六十一人自首叛變材料》，稱他們接受劉少奇、張聞天的“中央指示”自首出獄，竊據要職，是“黨內一大隱患”。而魯禮安研究了這份材料後，斷定實屬一大冤案，寫了篇文章，稱“抓叛徒”背後有大陰謀——這當然是犯大忌了！他被造反派紅衛兵組織開除。 　　到底是時代不同了，支持他的人還不少，他與馮天艾一起組織了大學生和附中學生二十多人的隊伍，命名為“新華工敢死隊”。魯禮安解釋：“敢死隊”是取為革命準備拋頭顱、灑熱血之意，是用文字向“反動路線”宣戰，不是鼓吹武鬥不怕死，打砸搶與我們無緣。魯禮安本人在“文革”中更自始至終“君子動口不動手”，一直沉浸在邏輯和激情之中，熱衷於思想理論上的戰鬥。他們以一篇題為“敢死隊向武漢部隊支左辦公室一小撮混蛋挑戰”的大字報亮相，歷數武漢部隊“支保不支左”，“鎮壓革命造反派”，語言尖銳，情緒激昂：“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今日雄文四卷在手，何日縛住武漢譚震林遊街示眾？！”魯禮安對筆者自嘲：“這是那個年代特有的癩蛤蟆打哈欠的文風”。 　　“挑戰書”極大地激怒了武漢軍區首長。“敢死隊”還參與支援黃石市造反派逼迫武漢軍區韓東山副司令員檢討的行動。軍區簽發了對他的“逮捕令”，不知為何卻沒有付諸實施。 　　“敢死隊”更重大的行動，是為被軍區鎮壓的“工總”翻案。魯禮安認為：造反派頭頭中或許有不良分子，但個人品質對整個組織並不最重要，關鍵在於這個組織在革命中所處地位如何。擁有數十萬產業工人的工總，在武漢地區“文革”中舉足輕重。他寫下了《從阿基米德的一句話談起》的三篇翻案文章。     魯禮安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我們真正以為我們投身的，是一場反修防修，保證中國永不變色的史無前例的“聖戰”。“蒼天在上，在為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弱小者說話這一點上，我敢說我問心無愧。” 從狂熱吶喊轉向冷靜思考 　　造反派和保守派兩大營壘，終於從“批判的武器”轉向了“武器的批判”，互相訴諸武力。保守派組織聯盟“百萬雄師”在部隊支持下，控制了多數工廠，將這些工廠的造反派驅趕到市中心幾個據點，“百萬雄師”以武力對這些據點進行兇猛攻擊。這時的魯禮安，也鼓吹“文攻武衛有理”。他在大會上演說：“當反革命對革命人民無情殺戮的時候，難道我們竟愚蠢到遞過脖子去任人砍殺，而不是遵循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去武裝自衛，堅決抗暴嗎？”但當台下響起暴風雨般掌聲，有人喊“文攻武衛萬歲”時，他話鋒一轉：“我並不贊成文攻武衛萬歲。這個口號，也只能說是在當前這樣一種特定形勢下，一個不得已的應變口號。”他鼓吹應當“發揚優勢”，優勢就是宣傳群眾、動員群眾，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群眾、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去喚起群眾……“幾乎我的每一句話都被狂熱的掌聲和歡呼聲打斷……使我產生出一種幻覺”“仿佛自己正站在硝煙瀰漫的街壘中，對浴血奮戰的武裝群眾進行動員演說”。 　　在保守派“百萬雄師”醞釀向所有造反派據點發起總攻時，毛澤東和周恩來、謝富治及王力等人相繼來到武漢處理危機。謝、王在公開場合露面，認為武漢軍區“支左”的大方向錯了，工總應該平反。“百萬雄師”豈肯善罷甘休，1967年7月20日，駭人的政治風暴拔地而起：幾百、上千輛卡車滿載“百萬雄師”、“公檢法”和解放軍戰士，武裝遊行示威。其聲勢之浩大為建國以來所罕見。他們不僅多處殺人，還和8201部隊包圍軍區搜索王力，形同一場“叛亂”。 　　魯禮安在這場事件中差點喪命。他帶上一部相機上街抓拍“叛亂”實況，攝下成百上千“百萬雄師”武鬥隊員頭戴柳藤帽手持長矛，衝擊湖北大學等血腥場景。但他被對方發現了，魯禮安拔腿就跑，身後幾名“柳藤帽”揮舞長矛緊追不捨，他慌不擇路，跑到長江大橋引橋旁陡崖上，一咬牙閉上眼睛抱緊相機，滾下幾丈高的陡崖，相機摔得四分五裂，他也摔成重傷，幸虧逃過了武鬥隊員的毒手！ 　　毛澤東、謝富治及王力都脫險了，中央公開表態，武漢形勢急轉直下，“百萬雄師”垮台，造反派群眾上街載歌載舞狂歡。魯禮安為工總翻案有功，被已釋放出來的“工人運動領袖”奉為座上客。但他有一種預感，造反派同室操戈將再現。一個事實也使他特別不安：重新掌權的造反派對前保守派群眾殘酷報復，私設公堂，嚴刑拷打。他在回憶錄中說“據不完全統計，單武漢一地保守派方面被打傷打殘的，就多達六萬多人，被打死的有六百多”。 　　北京有人點名他去人民日報社“任立新寫作小組”。據說這個寫作班子由北京一些紅衛兵筆桿子組成，直接聽命於“中央文革小組”。但商調函被卡在華中工學院造反組織一號頭頭張立國的口袋裡。魯禮安後來慶幸沒去成——聽說“任立新寫作小組”和不久就垮台了的王力很有關係。 　　“文革”將把中國、世界引至何處的這類大課題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他和同伴感到實在太欠缺知識，便空前勤奮地讀書：馬列著作，費爾巴哈、普列漢諾夫的著作，還有《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史》和約翰·里德關於十月革命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後來又增添了《第三帝國的興亡》，戴高樂《戰爭回憶錄》、托落茨基《第四國際》……魯禮安說：說來臉紅，書都是從我們借住的省委幹校圖書館、長江日報社圖書室偷的。 　　魯禮安在這段時間也寫了大量後來為之慚愧不已的文章。他寫了《論武漢工運道路》，文中關於“以鋼工總為核心，實現武漢地區的革命大聯合”的提法，帶有明顯派性。他反省：“大權在握的造反派頭頭,其實並不具備擔當‘核心’的素質”。 　　他支持一支農民隊伍——浠水“巴河一司”進城造反。這支隊伍的負責人王仁舟，是在“文革”前因政治言論被北京外語學院開除、“文革”中又被平反的學生。王宣稱貧下中農“才是革命的領導力量”，因為他們“經濟地位最低、生活最苦”“所以最迫切要求改變現狀”。魯禮安對這一套說詞並不相信，他懂得階級的進步與否主要是看是否與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相聯繫，但他去考察他們比人民公社更“一大二公”的“新農村”，在《浠水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大加稱讚這些所謂“創舉”乃“共產主義的萌芽”，認為“巴河一司”的崛起是中國農民運動高潮將要來臨的預兆。他在回憶錄中承認：我不懂得王仁舟這些“革命創舉”其實早在“大躍進”時期，就被毛澤東在全國範圍內推行過，曾經將中國農村推向深淵。 “我一生的根本任務是製造真理的旗艦” 　　“文革”激烈動盪了一年多，武鬥不斷，內亂不止。這時有個朋友建議魯禮安解散“敢死隊”，另行組織一學習馬列主義團體，聚集起真正有頭腦、有思想、能肝膽相照、生死與共的戰友，“不但要學習已經公開出版發行的，而且要研究未公開出版的著作，包括毛的早期著作”，認真地獨立思考一下這場革命的來龍去脈。北京的學生組織編印《毛澤東思想萬歲》上下兩冊，收入一大批毛的早期文稿，向他們展示了大量以前從未知曉過的思想和信息。原來毛澤東這位從韶山沖走出來，曾想當警察、當法官、當肥皂製造商的青年學子，並非生來就一貫正確的“完人”啊！ 　　他們決定成立“北斗星學會”。名稱由當時一句著名歌詞“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而來，推選馮天艾為會長，馮提出：學會須有一份自己的刊物，不是有過《湘江評論》嗎？我們的就叫《揚子江評論》好了。 　　魯禮安幾乎未作任何修改，一氣呵成了《北斗星學會創立宣言》的草稿。劈頭就說： 　　我們試看礦岩的分布，鐵礦煤礦和雲母，各自雲集在一起。這是自然界千百萬年變化的結果，是大自然的威力；且看我們的隊伍，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廢、有人叛變，但更有人集結在一起，奮勇地前行。這是一年多來運動的結果，是大革命的威力，這種威力是任何人都無法抗拒的。 　　最後一句是：“北斗，北斗，未來幾十年的中國、世界，將誰主沉浮！” 　　這個初稿幼稚，也狂妄——可那個年代的青年學生，哪一個沒有一點狂氣？魯禮安在一本“文革”日記的“序言”中還聲稱“真理的軍艦是我的旗艦，我一生的根本任務是製造這艘旗艦。人們都在匆匆忙忙地製造自己的划子（舢板）……我和我的同伴們則要製造真理的軍艦去征服思想的海洋”呢！ 　　1967年11月7日學會的成立儀式並不順利。武漢軍區勝利文工團作家、十多年後寫出《苦戀》的白樺和劇作家所云平來了，當時一所中學的代課教師、後來成為中國著名哲學家張志揚與童丹等人也來了。當場卻有位工人代表尖銳批判魯的宣言草稿，更有一個武漢警備區的人前來，不發言，只是一個勁記錄每個人發言，弄得人心裡發毛。不少與會者打退堂鼓，只剩下六七個人算是成員。“那天散會後與我們一道合影留念的人倒不少，而這張照片從照相館洗印出來後，不知怎的竟也有一張落到了警備區的手裡，成了長官們按圖索驥、追查‘危險份子’的好證據。” 　　後來工總一個基層頭頭告訴魯：軍區首長接到警司的密報後，立即命令對參加學會成立儀式的所有人秘密調查，這位頭頭就被要求調查其中一名工人。令魯禮安困惑不解的是，“文革”中成立的各種群眾組織何止成千上萬，各個群眾組織之間打破了頭，都不覺有什麼稀罕，“為什麼偏偏我們幾個閱歷不深的學生想組織起來學習理論研究“文革”，就犯了大忌”？ 　　近一個月後的12月4日，在省革委會一次常委會上，武漢軍區司令員、省革委會一把手曾思玉點了“北斗星學會”的名，稱：學會是一個“稀奇古怪的組織”，“老右派分子”白樺也出席他們的成立儀式。曾思玉一邊抖動手中一張紙一邊說：這就是這個北斗星學會的宣言。這個宣言非常反動，每一個字都是反動的！ 　　首長的表態如此輕率、如此橫蠻、如此不負責任，是魯禮安始料不及的。學會幾個成員也都惴惴不安。不久有消息說，北京、上海的類似學會的日子都很不好過。看來無論用什麼名義，只要企圖在思想理論上作獨立思考，自主研究，你就是離經叛道，就是心懷不軌。他感到憋氣：為什麼偏偏生活在這個把人當做“神”來供奉的環境裡？我們從造舊世界、舊觀念的反起家，為什麼又淪為新的精神奴隸？ 歷史沒有給予我走向覺醒的時間 　　怎麼辦？一位叫周凝淳的朋友向不甘寂寞的魯禮安說，毛澤東不久前發出“最高指示”：進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要依靠“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何不就以此“決心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命名？名稱太長，就簡稱“決派”——搞個“決派聯絡站”，聯絡一批志同道合者完成學會未竟之事。 　　周凝淳轉述張志揚、童丹的看法說：這是一個不容許有自由思想存在的時代，但是“大民主”又確實給了某種言論自由的契機，而言論是思想的外殼，就看你怎麼表達。 　　嫻熟於起草宣言的魯禮安便又起草《決派宣言》。第一稿所謂“迎接中國農民運動高潮的到來”因“巴河一司”的失敗成了廢話。年輕學生希望他重寫，對奪權後“文革”運動的走向作出分析、預測：既然“革命委員會”僅僅只是“臨時權力機構”，那麼由什麼樣的正式權力機構取而代之呢？ 　　魯禮安在《決派宣言》新稿中指出“革委會”最終會被“革命群眾”淘汰出歷史舞台，但還沒有明確提出將被一種什麼樣的新國家形式來取代。幾乎是同時，湖南“省無聯”造反派組織，正在洞庭湖那一邊探索同樣問題，在一篇《我們的綱領》文章中，提出湖南“省革籌”實際上是舊政權的翻版，對之必須實行“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的原則”。而一位名叫楊曦光（即後來的經濟學家楊小凱）的中學生，則在《中國向何處去？》文章中認定，“現在90％以上的高幹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特的階級，……他們與人民的關係已經由領導和被領導變成統治和被統治、剝削和被剝削，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關係變成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主張“推翻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產物——革委會的統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權”。 　　這一批獨立思考的知識青年，缺乏他們的前輩的精神資源——1957年“右派”那一輩人經受“五四”洗禮後，擁有了社會民主主義、自由、人權等觀念，而這一批青年在中共的思想專制環境下成長，“文革”期間思想演進之軌跡，大體上都只能從毛澤東，到馬克思，再到一百多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和理論中找武器，反過來質疑現存制度，去探索新的道路。1871年的巴黎公社，被他們不約而同地高度關注。魯禮安主張宣傳建立巴黎公社式國家的觀點，核心就是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所主張的，對一切公職人員無一例外地實行全面選舉制並可以隨時撤換，把他們的薪金減低到普通工人的工資水平。公職人員都要對選民負責，接受選民的監督，而且不享有任何的特權。 　　但隨即傳來消息：康生等人指湖南“省無聯”為“反革命組織”，組織被取締、思潮被批判、成員被逮捕。當局殺雞嚇猴，讓魯禮安也感到險象環生。在有經驗的朋友勸告下，魯禮安決定不去用雞蛋碰石頭，緊急召集骨幹分子開會，提出解散“決派”。沒想到態度比他更激進的大部分“決派”骨幹堅決不肯。魯禮安只好以“七二○事件”中自己跳橋受傷復發須治療為由，退出決派活動。 　　華中工學院“造反派”內部爭權奪利日益激烈化和表面化，但在堅決不讓原黨委書記朱九思重新上台這一點上又結成同盟。而魯禮安不單主張解放朱九思，而且認為中央鄧小平、省里張體學，也都應當重新啟用，這使造反派頭頭們對他都甚為疑忌。特立獨行的魯禮安通讀《毛澤東選集》，將毛在一些問題上的論述與後來實踐發展的實際情況相對照，認為即便是毛主席這樣的偉大人物，也常有認識超出了實踐或落後於實踐的問題，用毛自己的話說，就是也會犯“左”或“右”的錯誤。他在毛著上作眉批說，“現在看來這裡左了”，“現在看來這裡右了”，這在旁人眼裡實屬大逆不道，但他自己卻渾然不覺。 　　魯禮安和決派戰友在學習和寫作中，對鎮壓過上海“紅革委”的張春橋特別不滿。他們也非議周恩來“一貫採取調和路線”，但魯禮安堅持不點周的名——他尊敬周鞠躬盡瘁。 　　對他的圍獵在逐漸收網了。因各地武鬥加劇，省革委會和軍區無端懷疑是魯禮安在搞鬼，指示華工革委會要從他這裡挖。有天半夜，他突然被拘押、隔離反省，給他紙筆，要他交待“如何操縱各地武鬥”，他根本不理會他們，只在紙上信筆寫寫畫畫。這次被他僥倖逃脫，但他的筆記和日記都被抄查，他在毛選上的眉批令他們如獲至寶——白紙黑字啊！ 　　1968年5月16日，《揚子江評論》的創刊號印出來了，以“新華工決戰決勝戰鬥隊”的名義發表了魯禮安起草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派》，模仿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派》一文，抓住毛澤東“對派性要作分析”一語，指責上海對革命造反派學生的反攻倒算。他承認這篇文章“流毒甚廣”，是站在“極左路線”立場上，對以所謂“中派”為代表的“調和路線”的批判。 　　魯禮安在文中還宣稱“一旦資產階級首先把刺刀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就必須用暴力對付暴力，用革命的戰爭來反對反革命的戰爭”。對這一看法，當時他內心不無疑慮，後來在漫長歲月中更不斷反省。他回憶“七二○”前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七二○”後造反派內部所謂“鋼派”與“新派”之間一場場血腥武鬥，曾經和正在奪去多少無辜群眾的生命？那些“為捍衛毛主席的正確路線”而橫屍街頭的同學，那些被流彈或走火誤殺的同胞，他們死得“比泰山還重”麼？九泉之下真的能安詳合眼麼？“我寫的那些鼓吹武鬥的文章，究竟是在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搖旗吶喊，還是在為一種骨肉相殘的罪惡推波助瀾？” 　　魯禮安的這篇文章是他“文革”中的“絕筆”。僅僅兩天之後，他在赴黃石途中於鐵山被劫，關進黑牢，從此從“文革”舞台上消失。 　　他對筆者說：我曾無數次對自己在文革中的文字認真反省。雖然我敢說我的良心是清白的，但捫心自問，我長期認為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戰爭最終不可避免，“七二○”後甚至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裝奪取政權”，流毒之劇，影響之壞，怎樣估計都不為過分。我寫這種文章，等於是唯恐天下不亂！還有鼓吹派性，宣傳“農民領袖”王仁舟的極左藍圖……說過許多錯話、做過許多錯事。我那些尖銳刻薄極富煽動性的文字，也對某些人造成相當的傷害。 　　魯禮安說：如果我不是在1968年的夏天失去人身自由，以我狂熱激進的思想方式，在以後的年代裡是會淪為“四人幫”的爪牙，還是像楊小凱、李正天那樣，從幼稚走向成熟、從狹隘的派性走向為整個民族的利益和社會的進步而鬥爭？我想我一定會走向後者。無它，只是因為我從來嫉惡如仇，崇尚正義，我不但有一個能夠獨立思考的頭腦，且不乏探索真理，為真理獻身的勇氣。但是歷史沒有給予我走向真正覺醒的時間。 附1：方方：對於文革，真相比結論更重要 　　應該說，魯禮安是文革中的特殊人物之一，因為他在這場浩蕩的大革命中，不僅是追隨，還有製造。他暢快淋漓的文章、唇槍舌劍的辯才、揮斥方遒的意氣、俠肝義膽的豪情，曾經成為武漢三鎮的傳奇。正因為此，當傳出他被抓獲的消息，竟引發一場規模不小的“營救”運動。無論今天我們如何評價當年，無論事情的發生發展是對是錯，對於魯禮安而言，那都是他個人最轟轟烈烈也最風光無限的年月。 　　只是好景不長，魯禮安最終被投入了牢房。雖然關他入獄的理由現在說起來像個笑話，但他卻因為這個笑話，在不時轉換但全部黑暗的小屋中度過了近十二年的時光。21歲到33歲，一個人幾乎全部的青春都被永遠塵封在此並且永遠也索取不回。曾經與魯禮安一起“革命”並也坐牢的諸多戰友或死亡或崩潰，但魯禮安卻沒有。這應該是個奇蹟，連魯禮安自己也認為是個奇蹟。或許是他的充滿自信的性格幫助了他。他在獄中一遍遍回憶自己的往事，以致那些事情爛熟於心，睜眼閉眼都清晰可見。那時候，他就下決心要將自己的經歷寫成一本書。 　　這是一本重要的書，重要的不僅是內容本身，而是魯禮安所做的這件事。十年的文革時間，實在是太漫長了，漫長得我們無法看清它的真相。隨著二十八年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是非難分，越來越錯綜複雜。究竟是什麼原因令中國產生如此之大的浩劫？是什麼理由使中國精英們一夜之間以排山倒海的姿態崩潰？是什麼力量讓陽光一般的紅衛兵突然成為人們眼裡的惡魔？——這樣的問題可以提出成百上千，但答案卻總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 　　當然，這樣的問題，魯禮安一個人的回憶錄不可能解答，就算有其他更重要人的回憶錄也無法解答，它需要千千萬萬過來人最真實的記憶。文革若是暗夜裡的一塊巨石，渾然不見它的真實面目，而魯禮安的回憶錄便是一隻射向它的手電筒。雖然它只能讓我們看到巨石的一個點，但如果有無數無數的魯禮安將自己的文革經歷寫出來，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身份地位相對特殊的人寫出自己的文革歷程，那麼，這就如同手電筒從各個角度向這塊看不清的巨石投射去光照。聚光之下，就算最本質的東西無法觸及，但它的輪廓卻已然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或許這樣，我們方能以最快捷的方式接近真相。 　　其實，對於文革，我個人以為，真相比結論更重要。這就是三年前我非常希望看到回憶文革的原始文本的原因。 　　——摘自《一個人的文革史——〈仰天長嘯〉序》 附2：“文革”小辭典 《五一六通知》 　　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關於開展“文革”的綱領性文件，1966年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 “十六條” 　　即《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內容共分十六條，1966年8月8日在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規定“文革”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紅衛兵 　　“文革”中各地大、中學生在毛澤東號召下自發成立的組織。據稱1966年5月29日由清華附中學生張承志在大字報上首創，毛澤東從1966年8月18日起八次檢閱紅衛兵，紅衛兵運動席捲全國。 　　使用中有三種含義： 　　1，“文革”中學生自發組織的統稱； 　　2，“文革”初期從北京到各地的最早一批紅衛兵，多由信奉“血統論”的幹部子弟組成； 　　3，1968年工宣隊、軍宣隊相繼進入學校恢復教學秩序後，以此命名類似“文革”前共青團的“先進學生”組織。 造反派 　　“文革”時期自稱、標榜“造反”的群眾組織。“造反”在漢語中本是貶義，“文革”初期北京一些中學生發掘出毛澤東在延安的語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將之翻成褒義。最開始“造反”的由幹部子弟組成的中學生紅衛兵，發現毛的圖謀是打倒劉少奇和“黨內走資派”，轉而抗拒運動；而眾多群眾組織繼起“造反”。在許多地方，群眾組織分成支持當權派的“保守派”和揭批當權派的“造反派”，發生激烈衝突。1968年年中後“造反派”式微。 三種人 　　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關於整黨問題的決議》提出在黨內清理“三種人”，即：在“文革”中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 　　在實際清查中，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支持下興起的幹部子弟為主體的紅衛兵（即上述第一種紅衛兵）及支持各級黨委的“保守派”甚少受到清查，而“造反派”骨幹則被當成“三種人”受到清查、處分。

0%(0)

0%(0)

	標 題 (必選項): 內 容 (選填項):

	實用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