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前“文革”造反派領袖魯禮安離家出走失蹤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8月17日15:44:26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2007年4月14日，我收到武漢一位朋友來信，大吃一驚：“61歲的魯禮安因抑鬱症出走”。現在三年了，尚沒有得到他的確實消息。我不知道他的憂鬱症（如果是真的話）與他在“文革”中的經歷尤其是長期被單人監禁是否有關係；與他研究“文革”，沉浸於當年的噩夢的寫作經歷是否有關係？ ◆高伐林 　　2007年4月14日，我收到武漢一位朋友來信，大吃一驚： 　　……61歲的魯禮安因抑鬱症出走兩天，至今尚無消息。我給他妻子打電話，得到證實，並說從去年開始已經有此症狀，曾看過精神病醫生，前不久症狀日重，並有輕生念頭。現在看來尚未有大危險，因為手機還時開時關，只是不接聽也不回信。我已經給他發了短信，希望能夠終於得到回覆。如有新消息，我會及時告訴你們…… 　　魯禮安“文革”時期是華中工學院學生，是武漢一個造反派紅衛兵組織的著名領袖，也是當年風靡武漢三鎮的最鋒利的筆桿子之一。但他造反不到兩年，即在1968年5月17日深夜被非法綁架，從此失去自由，長達11年，其中很長時間被單人囚禁，一度要被處決。“文革”結束後，1979年12月，經湖北省委批覆同意後，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才給了他一紙“免予刑事處分”刑事判決書。 　　他出獄後無單位敢接收，只能通過父親退休頂職，進入陽邏船廠當倉庫保管員，後來調廠人事科搞職工教育。1989年進入一家外資公司，工作到2005年底退休。 　　他用十年時間反思“文革”，寫出50萬字的回憶錄《仰天長嘯》，2005年在香港出版。上卷12章，主要回憶兩年“造反”的經歷；下卷12章，主要記敘11年為“造反”所受的懲罰和對“造反”的反省。 　　魯禮安受其母親影響，皈依基督教，為教會作詞、譜曲、寫文章。 　　讀到朋友來信後，我立即在網上檢索，發現《武漢晚報》上刊登了署名“李紅鷹”的一則短訊，全文如下： 新房沒選好引整日自責 抑鬱症病人離家出走！ 　　花幾十萬買的新房有瑕疵，61歲、患有抑鬱症的魯禮安先生病情發作，離家出走。昨日，王女士懇請讀者幫她找找丈夫。據悉，今年年初，魯先生夫婦花盡積蓄買了一套新房，交錢後發現房子旁邊是一條鐵路，火車的鳴叫聲時時響起。魯先生整日坐臥不寧，自責不已：“我怎麼犯這麼大的錯？這以後怎麼睡覺啊……”12日6時許，住在漢口萬松園路的魯先生到樓下鍛煉後失蹤，家人四處尋找無果。 　　聯繫電話：65040289 　　2005年初冬我回國，曾與他長談，也見到他的母親和妻子，後來寫了一篇專訪。2006年秋天我回中國時，又見到他，他將他所寫的《與曾思玉書》交給我，希望在海外刊出。曾思玉是武漢“七二○”事件後上台的武漢軍區司令員、湖北省革委會主任。這篇文稿後來我推薦刊於《多維月刊》和多維新聞網。 　　魯禮安當時告訴我他在繼續研究“文革”，要記錄和反思當年“北、決、揚”那一段真實的經歷。沒有想到，他突然有了這樣的變故！ 　　我不知道他的憂鬱症（如果是真的話）與他在“文革”中的經歷尤其是長期被單人監禁是否有關係；與他研究“文革”，沉浸於當年的噩夢的寫作經歷是否有關係（記得美國華裔女作家張純如罹患憂鬱症，就與她長期接觸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可怕史實直接相關）？ 　　“文革”中轟動一時的“李一哲大字報”三作者之一的李正天，為魯禮安的文革回憶錄題詞：“仰天長嘯”。（魯禮安提供） 　　在我2007年披露了魯禮安出走之後，一位朋友看到了來信告訴我： 　　……關於魯的近況，你介紹的情況是準確的，確是因為長期失眠，抑鬱而引起的。肯定跟他長期的監禁和近期頻繁寫作文革、反右題材的作品、精神反覆受到刺激有關。前不久，魯禮安寫了一篇悼念其叔父50年前被打成右派罹難的文章（發表在“海納百川”與“和訊博客”網站上），寫完後魯大哭了一場。我們的朋友胡××最近與魯接觸比較多，魯曾在談話時不時流露出要輕生的念頭。 　　魯出走後，魯妻調看了他出門的錄像，時間是4月12日上午6：30，沒帶什麼東西，身上有一百多元錢。後來在家裡發現他4月9日的一張紙條，上面寫有某某存摺上存9000元錢，密碼是多少，“安安絕筆”字樣（“安安”是魯禮安的小名——高注），其妻才開始報警。 　　昨日（4月19日），胡××從上午6時到夜間10時參加了魯妻一行約10餘人的尋找。在武漢大學珞珈山一帶，有幾個人非常確切地指證說看到過尋人照片上的魯禮安，說的衣服、神態特徵都非常像。但人還是未找到。 　　“家人因為打通過魯的手機，魯未接即關機，所以至今仍認為魯還活着。目前除《武漢晚報》4月13日刊登了尋人啟事外，4月17日楚天都市報第34版的廣告中也登了尋人啟事，還稱“母病危，本人見報後速歸”。“海納百川”網友登出了尋人啟事後，許多網友也在全國許多網點上轉貼，魯妻還印刷了許多張“尋人啟事”的傳單到處散發張貼。但時至今日，情況似乎很不妙。 　　……從他目前所做的事來看，他的離去無疑對“文革”的研究是一大損失，他目前已基本收集齊全“北、決、揚”的所有文章及主要批判文章，準備結集出版，進行“復盤”。他還打算寫“北、決、揚”涉案的主要人員近況。他的生花妙筆，他的旺盛鬥志，是現在“文革”研究者中少有的。 　　我有一種物喪其類的感覺，每天多次打開電腦相關網頁查詢進展情況，也多次打電話到魯家及相關知情者處查詢，希望他不久能歸來。畢竟我們這一代人有太多相似的經歷、遭遇…… 　　此外，李乾寫了一篇短文《魯禮安出走後想到的》，發給一些朋友，朋友又轉發給我。李乾1949年底出生，湖北宜昌人，1966屆湖北省武昌實驗中學初中學生。1967年12月因開槍殺人一案被拘留，1976年7月判刑20年，服刑期間減刑二年，1985年12月出獄。寫出30萬字書稿《迷失與探索》。 　　李乾在文章寫道： 　　我非常意外魯禮安的憂鬱症。 　　因也在寫自己的文革紀實，又是中學的校友，去年年底，還和他見了幾面，他侃侃而談，思路清晰，情緒平和，給人一種“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的感覺。他說他已皈依了上帝，每周都要去教堂做禱告，並且拿出收入的百分之十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他說為了預防大腦萎縮他在堅持彈鋼琴，還向我介紹了一種用桃木棒鍛煉身體的方法。言談中他對網上某些說法進行了駁斥，我向他表達了這樣一個建議：在你那本書出了後，有批評和反批評是正常的事，但不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這上面。你的經歷是無法複製和替代的，把精力放在書寫和整理自己的經歷上，為後人為歷史留下更多有價值的東西。他深以為然。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他非常正常。 　　不料才隔幾個月，竟會有如此巨變。我想知道為何有此巨變。 　　在網上看了一些相關的文章，大都是一種希望和情緒的表達，很少有人分析他為何如此，即令偶爾有，也只是從外因而不是從內因上去分析。私下裡和幾個朋友議過此事。有一種意見認為是他太過有使命感和責任感，自己的能力和自己覺得應該完成的事之間有巨大的距離，這種距離讓他產生了巨大的不安，這不安把他壓垮了。另外，長時間的監禁對他精神上的影響或大或小也是有的。 　　這意見當然有道理，但也有可商榷之處。 　　在同魯的交談中他說到自己的一些寫作計劃，但並沒有明確的時間表，也就是說這些計劃並沒有給他帶來太大的壓力，同時他也說到不知不覺中自己巳經過了六十歲，時間再要抓緊了，似乎在調侃自己並不存在的懶散。他後來寫的文章雖說是系列的，卻是獨立成篇，寫完一篇就是一篇，並且篇幅不大，他的能力對付這種文章綽綽有餘，應該說對他構不成壓力。因責任感而產生壓力的說法似乎理由不夠充分。 　　那麼是不是外部的壓力呢？魯禮安是不怎麼在乎別人對他怎麼說怎麼看的，如果他很在乎別人怎麼說，他很可能撐不到離家出走。去年網上對他的某些表現有過一些議論，有的話說得還相當尖銳，甚至於有點刻薄，但他依然我行我素。在對他有不少非議的情況下，他都能依然故我，那麼今年已基本上看不到這種議論的情況下，顯然外部的壓力也不可能是他患憂鬱症的原因。 　　在排除了上面的幾種可能後，只能再從其它的方面想了。有一廣為流傳的說法是因為買錯了房子，對於一個經歷了那樣巨大磨難的人，這真是一件不足掛齒的事。買房的失誤不應該也不可能造成他的憂鬱症，金錢也好，房子也好，他不會看得太重。何況房子買錯了，充其量賠點錢賣掉再換一處，這有多大個事？ 　　我很重視這樣一個分析，這個分析說很可能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一段時間內，他做了或者發現自己曾經做了一件不能言說卻又違背了他的價值理念、足以撼動他的精神支柱的事，這件事引起他深深的自責，讓他日夜不寧，最後逐步發展成憂鬱症。買錯了房子這事絕對沒有這個衝擊力。 　　我希望這分析是錯的，但在魯禮安回到我們中間並像一個正常人一樣生活之前，就不能不把各種可能性都想到，並且希望其中的一個藥方能對他的病從根本上有效。 　　如果這分析是對的，我想說的是：魯兄，不論那件事是什麼，大家都能理解，如果你不能獨自把它化解，就勇敢地大聲地說出來，說出了它，你就戰勝了它，你就超越了它，你就遠離了憂鬱症。你就又是那個我們都很熟悉、對生活充滿了熱望的魯禮安。患憂鬱症本身已說明了你的良知和人格的高尚。有哪個沒有道德底線的小人患了憂鬱症的？在我們心中你永遠是一個大寫的人。 　　魯兄，我們盼望你回來，回到你那個溫暖的家，回到你的親人中間。 　　從患憂鬱症的魯禮安想到我們這一代人。 　　六十歲左右的這一代人誰沒有經歷過坎坷？誰沒有蒙受過冤屈？誰沒有遭遇過不公？在外人眼裡一直生活在鮮花和榮耀之中的崔永元都和憂鬱症攀上了，歷經憂患的我們是不是更要有一份警惕？魯禮安的憂鬱症和出走是他個人的不幸，也是社會的不幸，同時也是對我們敲響的警鐘：注意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對我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了。如果我們多掌握一點心理學方面的知識，是不是在自己的心理調節上就更主動一些？如果我們能站得更高一些，對往事回憶時情緒化的成份更少一些，理性更多一些，憂鬱症是不是就會我們更遠一些？如果每人都有幾個能傾心相訴的朋友，憂鬱症真的來襲的時候是不是就能有一個更可靠的盾牌？我們還走在歷史的三峽里，走出歷史的三峽還需要相當的時日，這不是誰改變得了的，唯一能自己做主的是自己的心態和自己的視野。 　　李乾提到“憂鬱症”。他對醫學上的“憂鬱症”存在很大誤解——許多中國人都有類似的誤解。筆者有親人罹患憂鬱症甚至自殺，所以對憂鬱症略知一二。醫學上定義的“憂鬱症”（或曰“抑鬱症”）不是像李乾所說的這樣得的，也不是按照他說的辦法能這樣治的。這是個很大的話題，此處暫且按下不表，有時間再寫。 　　相關文章： 　　文革多少殺人犯，他是懺悔第一人（上） 　　文革多少殺人犯，他是懺悔第一人（下） 　　有組織的犯罪是可怕的：李乾與何儒非通信摘錄（上） 　　毛澤東從來不惜以千百萬民眾的生命為代價：李乾與何儒非通信摘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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