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界人士曾一度為汪精衛有無日記傳諸於世而爭論不休，成為一個難解的謎。這個謎在上海終於大白於天下……



　　1944年1月中旬，汪精衛突感不適，兩腿麻木，並伴有高燒，背、胸及兩肋時有劇痛襲來。

九年前在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上遇刺後留下的宿疾——壓迫性脊髓症，發作得異常猛烈。下旬，汪精衛的兩腿已完全失去知覺。1月25日，汪精衛倚枕手書，在連續使用了四年之久的日記本上歪歪斜斜地寫下“甲申元旦家人團照”幾個字後，便不勝重負，輟筆臥床。

　　3月3日，汪精衛在妻子陳璧君，子女汪文惺、汪文彬、汪文娣等陪同下東渡就醫，直飛名古屋。日軍大本營將此事列為最高機密，汪的病房晦名曰：梅號。

　　4日，帝國大學附屬醫院齋藤真教授主刀手術。術後當晚，汪精衛的兩腿居然恢復知覺。三四天后，病情又轉惡化，至九十月間，已病入膏肓，時發咯疾，極度貧血。

　　11月9日，美軍空襲日本名古屋，汪在被轉入防空洞時又受風寒。10日上午6時，高燒40��6攝氏度。下午4時12分，不治身死。

　　11月12日下午5時30分，汪精衛的棺柩由日軍“海鶼號”專機載抵南京，停放於偽國民政府大禮堂。與此同時，日軍大本營開始秘密地搜尋、銷毀與汪精衛的來往密件，其日記從此變得下落不明。

　　一晃40多年過去了。在此期間，海內外史學界人士曾一度為汪精衛有無日記傳諸於世或他本人究竟記不記日記而爭論不休，後因證據久覓無着，爭論難以為繼。無人再抱樂觀態度，各方意見漸臻一律。日記之說似有訛傳之虞，成為一個難解的謎。

　　這個謎，終於在1987年11月12日上海市檔案館舉行的表彰會上大白於天下。朱景正、方鏗夫婦將他們珍藏的一本《汪精衛日記》捐贈給了上海市檔案館。經史學界有關專家鑑定，日記確係汪精衛親筆。

　　表彰會上，筆者看見了這個原件。

　　《汪精衛日記》64開大小，為30年代美國產品，猩紅色皮面，配鎖，宛若一隻袖珍公文包；打開日記本，每頁眉頭上鉛印着英文的月份日期，下有五道橫欄。汪的記法頗獨特，每欄一日，同一頁中分別記四年來同月同日之事，一筆蠅頭小字，倒不失流暢瀟灑。日記始於1940年1月1日，訖於1944年1月25日，共四年零廿五天。

　　表彰會後，為探詢這部日記的來龍去脈，筆者走訪了朱景正、方鏗夫婦。

　　朱先生年屆古稀，方女士也已六十有四，分別是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和徐匯區百貨公司的退休職工，均系民革成員。

　　方鏗之父方聲濤，福建閩侯人，生於1885年，卒於1934年。幼年在天津學習海軍，清光緒31年��1905赴日留學，入士官學校，加入同盟會，適時汪精衛就讀於日本法政大學，與方聲濤同年入同盟會。方學成歸國後，歷任雲南陸軍講武堂教官、李烈均麾下獨立旅旅長、師長、討袁護國軍第二梯團長、駐粵滇軍第四師師長。1917年9月，孫中山在廣東成立護法軍政府，方任大元帥府衛戍總司令，1924年任北伐軍廣州大本營參謀長，1927年北伐軍攻克福建，方先後任福建臨時政治分會主席、軍事廳長、代理省長等職，1932年隱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