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造反派自述：為何要揭竿而起？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8月25日14:35:15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我的老朋友鍾逸（用北京話說，就是“發小”），一位投入大量業餘時間搜集“文革”史料、記錄“文革”口述歷史的有心人，不僅採訪寫出了關於幾位武漢“文革”風雲人物的長篇特寫，而且還用幾年時間，幫助武漢兩位重量級造反派領袖吳焱金和曹承義，寫出了他們的回憶錄：《四十三年 望中猶記》（吳焱金）和《悲欣交集話文革》（曹承義） 　　【高伐林按】“文革”初起時，我是中學生，與當時的工人，不論是造反派工人還是保守派工人幾乎沒有接觸，對他們的心路歷程更可以說完全隔膜。 　　感謝我的老朋友鍾逸（用北京話說，就是“發小”），一位投入大量業餘時間搜集“文革”史料、記錄“文革”口述歷史的有心人，他不僅採訪寫出了關於幾位武漢“文革”風雲人物的長篇特寫，而且還用了幾年時間，耗費心血，幫助武漢兩位重量級造反派領袖吳焱金和曹承義，寫出了他們的回憶錄：《四十三年 望中猶記》（吳焱金）和《悲欣交集話文革》（曹承義）。 　　這兩本書，近期都已經由香港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出版。但是這種題材的著作，不可能在香港有多大銷路，又不可能被允許在中國大陸發行，所以印量都不可能很大。甚至就在“文革”研究界，都未必有很多人知道。 　　兩位“造反派”領袖，由於特殊的經歷，對“文革”的看法肯定打下自己的印記；他們是否真實地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和見聞，是否講出了全部真實情況，都有待其他知情者、研究者加以推敲、訂正。但他們作為“文革”當事人，其回憶錄的價值不言而喻。還是那句話：事實重於、先於任何評判的結論。 　　這裡我先摘錄一段曹承義回憶錄《悲欣交集話文革》中的章節。文中原有翔實注釋，介紹“文革”人物和群眾組織，為閱讀方便，有所刪減。 　　有關背景資料：曹承義1937年12月31日出生於武漢市武昌大東門一個窮苦勞動人民家庭。1955年畢業於武漢市武昌鋼鐵工業學校，在校期間加入青年團。畢業後先後在鞍鋼建設公司機裝公司、酒泉鋼鐵公司機裝公司、洛陽冶金建設公司、武漢鋼鐵公司基建處工作，1964年調到第一冶金建設公司（簡稱“一冶”）施工處任技術員。     一冶是冶金部下屬最大的一支鋼鐵工業基建隊伍，以建設武漢鋼鐵公司和馬鞍山鋼鐵公司等大型鋼鐵企業而名揚一時，當時被稱為特別能戰鬥的“野戰兵團”。“文革”前，一冶和武鋼同屬省轄廳局級國營企業，一冶當時有正式職工28000多人，下屬有18個縣團級的單位，有省廳級幹部近20名，加上家屬工及附屬職工醫院、技工學校、子弟中小學職工，等共三萬多人。     武漢市“文革”風雲人物之一、造反派組織“新一冶”一號頭頭曹承義，“文革”結束後被捕，判處五年徒刑。 一冶一中的“六一一反革命事件”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親自批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這張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點燃了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繼中央開展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以後，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緊接着點名拋出武漢大學李達、朱邵天、何定華“三家村”（注1），中共武漢市委也跟着拋出程雲、武克仁（注2）等黑幫分子。全省從上到下，直到每個基層單位，都在黨組織的控制下揪出了“三家村”、“四家店”反黨集團，各級黨委以積極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姿態，轉移鬥爭的大方向，把鬥爭的矛頭指向“牛鬼蛇神”和黨外群眾。 　　 　　6月11日，一冶第一子弟中學的教工團支部書記管典芬老師和辜正年同學在校內召集了一部分學生團支部書記開會，揭發校領導捂蓋子、定調子，反對阻撓學生寫大字報問題，並決定派代表到省委反映學校文化革命運動開展的情況。此事後來被稱為“六一一事件”。“六一一事件”被學校黨支部匯報到一冶黨委，被一冶黨委認定為“反革命事件”。第二天，經請示省委同意，一冶黨委派出由機關各處室、各公司領導和骨幹組成的近100人的龐大的工作組，由一冶處級幹部、團委書記滿守昌和一冶黨辦一位名叫翁文娟的女處長擔任正、副組長，進駐一冶一中，領導學校的文化大革命。我當時是黨委的紅人、運動中的骨幹分子，被上級指派脫離生產崗位，調入工作組去鎮壓一冶一中的學生運動。我在工作組的工作，先是被派到教學班給學生們上課，不過是為了把學生們控制在教室里，保持高壓態勢，叫他們不要亂來。接着是將30餘名教師集中到一冶業餘學校進行政治學習，通過學習文件、讀報，反覆動員、發動，引導大家積極討論發言，對我們工作隊員和骨幹們的要求是做好發言記錄，以便發現對黨、對當權者有攻擊言論的人。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摘帽右派、平時愛說牢騷怪話對黨有不滿言論者，都是重點關照的對象。 　　 　　我們每天通過查閱老師們的檔案，從中分出左、中、右，找出落後分子和對黨有不滿言論的人。如有一女教師，檔案內記載有人揭發她有一次將印有毛主席照片的報紙帶進了廁所，就認為她是“反革命”，工作組將這個秘密告訴黨、團員教師，讓他們寫出大字報，貼在操場的大字報欄上，將這位女教師搞臭。還有一位50多歲教語文的夏老師，調來一冶前是武漢市戲劇學校的老師，專教漢劇團、楚劇團學員的文化課，每次學習時總動員他發言，想讓他講出點錯誤的話來好整他。工作組發動大家積極寫大字報，相互開展揭發、批判。發動全校師生批判管典芬等人，把他們打成現行反革命，把他們自發地反對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當權派的行動鎮壓下去。工作組的使命，就是將文化大革命搞成一場新的反右派鬥爭，挑起群眾斗群眾，把文化大革命的鬥爭矛頭，引向“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是最符合官僚集團利益、最符合湖北省委和一冶黨委當權派利益的。我當時雖然是工作組的成員，是積極分子，但我對工作組的做法是不滿的：工作組好像並沒有搜集到什麼實質性的反革命言行，就輕易地把教師、學生打成了反革命。我在翻看這些人的檔案材料時，沒法找出我認為有問題的言行，我也沒有向工作組領導匯報出他們認為有價值的材料，無法充當工作組的幹將。 　　 工人龐玉來被判死刑 　　 　　我到一冶一中工作組不幾天，在一冶的近鄰武漢鋼鐵公司發生了一件事：武鋼綜合經營廠有個“四清”運動（注3）積極分子黃連生，響應廠黨委的號召，將自己在“四清”運動中了解到的本車間工人、33歲的二級鉗工龐玉來曾被資本家收養過的內幕寫成大字報，貼了出來。龐玉來認為自己只是個小工人，不是當權派，黃連生不應該寫自己的大字報，就撕掉了那張揭發自己身世的大字報，並且與黃連生發生了爭吵。龐玉來見黃連生人多勢眾，仗勢欺人，就撿起一塊磚頭去打黃連生，不想打在一位前來勸架的積極分子、女工蔡先梅的頭上。這本來是一起不大的民事糾紛，中共湖北省委卻將此事認定為“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現行反革命案件，經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66年7月5日，在事發15天時間後，在武鋼、一冶召開萬人宣判大會，將龐玉來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這一天，本來是烈日高照、晴空萬里的天氣，當大會宣布判處龐玉來死刑時，突然狂風大作、驚雷滾滾、暴雨傾盆，老天爺也發怒了。一聲聲炸雷驚心動魄，敲打着每一個沉默人的心。我參加了在武鋼四中廣場舉行的這場宣判大會，對當局的用意難以理解，一點也想不通：為什麼這麼快、這麼輕易就槍斃了一個人？ 　　這時湖北省委已經開始播下工人起來造反的種子，只是誰也沒有意識到，此時以“保衛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勝利進行”的面目出現的、以王任重為首的中共湖北省委，他們形左實右的實質是把文革運動的方向，引向鎮壓無辜的人民，當局對一個小工人大動干戈，是想轉移文化革命的鬥爭大方向。他們還組織黨政工團幹部和積極分子大張旗鼓地去慰問蔡先梅，以此組織起他們御用的“階級隊伍”，也就是後來的保守派，來打擊“牛鬼蛇神”。 　　正是中共湖北省委在文革初期“五十多天”引發的這一聲驚雷，驚醒了我們這些本來滿足於搞好本職工作、對政治完全無知的小人物，我就這樣關心起了文革運動。 　　 我竟成為“漏網右派” 　　 　　沒過幾天，大約在7月10日左右，工作組長滿守昌和副組長翁文娟把我叫到工作組的辦公室，態度冷漠地對我說：“你還是回施工處去上班吧！”我二話沒說，高高興興地回到了施工處。我還沒有意識到，由於我對工作組抓右派的行動配合不力，工作組已開始對我進行政治清洗。他們依靠的是出身好的“紅五類”（指出身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工人、貧農、下中農家庭的子女）。 　　這時，一冶機關大院開始貼出了一些攻擊我的大字報，主要內容是說我出身資本家家庭，是個只專不紅的典型，工作積極認真是假象，是想混進黨內，有野心。還有一條聳人聽聞的“內幕”，說我在1957年反右運動時是漏網右派！這完全是工作組在一冶一中整牛鬼蛇神的同樣手法。他們鬥爭、專政的對象是人民群眾。這時，一冶施工處也被上級派來了工作組，工作組通過查閱幹部檔案發現，反右派鬥爭結束時，我在黨組織召開的一個向黨交心的會議上匯報思想說過：“自己對右派分子的言論有些同情，雖然自己沒有講出來，但思想上有共鳴，今後要加強思想改造。”誰知這些向黨交心的話竟成為我是“漏網右派”的言論了。施工處也不准我再參加當時重點工程指揮部的工作，大概是防止我搞破壞活動吧。1966年7月中旬，毛主席來武漢暢遊長江時，一冶工作組的領導竟無端派人對我進行跟蹤監視，防止我有反革命行為。當時，我本人對此完全不知情，是後來一位奉命監視我的人告訴我的。 　　 轉移目標，拋出替罪羊 　　 　　9月，湖北省委派省冶金局主管全省工交戰線的陳克東、劉廣泉來一冶領導文革運動。一冶黨委把已經調到酒泉鋼鐵公司的一冶原副經理方如玉（文革前軍隊幹部轉業，1984年任上海寶山鋼鐵公司建設指揮部副指揮長），揪回一冶批鬥，工作組說他是一冶的“走資派”，又拋出一個非黨員副經理嚴叔端，因他在重慶鋼鐵公司工作時犯過右傾錯誤，也被劃定為一冶的“走資派”。工作組還定調子說，一冶現在的領導幹部都是好的，讓他們出來“洗洗澡”就可以過關了。 　　文革時當權派拋出某人以轉移鬥爭大方向，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亂整幹部，實際上是當權派最先搞起來的。這一次，我按捺不住，終於跳了出來。我在一冶機關幹部大會上請求發言，我質問道：“據了解情況的機關幹部在大字報中揭發，工作組長劉廣泉是一冶黨委副書記董書立的老上級，文革前劉廣泉家經濟條件較差，董書立經常送東西接濟劉廣泉家。這次工作組是來保護徐揚、董書立（注4）等人過關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應該是讓群眾自己來教育自己，現在群眾運動尚未發動起來，工作組就事先定了調子，說一冶的領導幹部都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你們揪回方如玉，說他是‘一冶的走資派’，你們憑什麼可以叫一冶徐揚、董書立、林維、王秉政（注5）出來‘洗洗澡’就行了，請問這張‘洗澡票’是誰發的？這張‘洗澡票’多少錢一張？”我不到20分鐘的發言，使1000多人的會場一下炸開了花，全場爆發了長時間的熱烈掌聲，我捅了一冶工作組的馬蜂窩。我“路見不平一聲吼”，就這樣上了梁山。 　　黨委書記徐揚把早已調走的方如玉副總經理拋出來掩護自己，是不得人心的。方如玉在一冶工作期間，長期深入施工現場，吃、住都在施工第一線，與廣大工程技術人員及工人的關係相處得很好。僅因與一位從華中工學院畢業的叫劉××的女技術員有說不清的曖昧關係，事情暴露後，就被排擠出一冶，大家都知道個中緣由，對徐揚的做法敢怒而不敢言。徐揚的目的是捂住一冶階級鬥爭的蓋子，用從甘肅揪回來的一個“走資派”交群眾去批鬥，掩護自己過關。我在大會上捅破了這層紙，說出了很多人想說而不敢說的心裡話，成了後來趕走一冶文革工作組的第一人和一冶工人階級的代言人，為後來成為一冶工人造反派的代表人物打下了基礎。 　　 一冶黨委與工人、基層幹部的深刻矛盾 　　 　　一冶黨委書記徐揚，副書記董書立、林維，副經理王秉政、胡德安等人，都是部隊轉業的幹部。他們在領導一冶這個大型冶金建設企業時，具有很強的軍閥作風，平時都是當官做老爺的派頭。他們很少出現在一冶基層單位，更別說經常深入施工工地了。 　　即使偶爾到了工地，他們也是只動口不動手，動輒以工程質量、進度問題處罰工人。他們多忙於會議，在工程施工上又實屬外行，以強迫命令和“管、卡、壓”來管理企業。他們很少關心廣大工人和基層幹部的疾苦。一些家庭特別困難的職工要申請困難補助，總是要經各級領導反覆研究討論，一個班組每次最多補助1人，每人只有5元錢。 　　文革前夕，國家剛剛渡過三年困難時期，工人群眾的生活非常貧困。許多人家屬還在農村，夫妻長期兩地分居，家人眼巴巴地指望着在城裡工作的親人寄錢回家。一冶工人大多數是二級工，二級工每月工資僅38.74元，一般這點錢要養活一家五六口人。剛剛進廠的青年學徒工人工資更低，每月只有18—24元錢。而從事基建工程的工人要承擔極其繁重的體力勞動，當年土建工程很少使用機械操作，全靠工人用手推車運送混凝土。過去沒有鋼模板，1974年建武鋼1米7軋機時，都是用的木模板。這種木模板長1.5米、寬0.8米、厚0.1米，浸了水重100多公斤，全靠人抬肩扛。工人們長年在外地野外施工，在高空、高溫、高寒條件下作業。住的是最簡陋的工棚，熱天蚊子成群，屋裡像蒸籠；冬天寒氣逼人，室內與露天幾無差異。吃的也很差。“四清”運動以後，工人過的是半軍事化的生活，上班下班都要列隊，每周星期六晚上才能回家，星期天晚上19點以前必須趕到宿舍點名。每周一、三、五晚上還要參加政治學習。工人沒有相對的人身自由。在外地施工的年休假假期連路程時間一共才有12天。一冶職工在大型冶金企業建設施工中被稱為“不穿軍裝的野戰軍”。工人長期在外地施工，也沒有野外津貼及出差補助。一冶的工人那時的全部私有財產，只有一身破爛的工作服、一雙筷子和一個飯盒。每隔一兩年，可以領到一套新的工作服，這是他們節假日上街或是回家探親時穿的禮服，平時，他們是捨不得穿着新工作服幹活的。 　　文革前一冶黨委當權派和工人階級的主要矛盾，是“工業六十條”中指出的在管理上對工人實行“管、卡、壓”，企業的許多規章制度都是按前蘇聯模式制定的，都是不利於勞動者的。這些深深的積怨，隨着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而暴露出來，後來一冶工人造反派人數多、力量強、造反堅決，也就毫不奇怪了。 籌備成立青山地區工人群眾組織 　　 　　湖北、武漢造反派學生運動興起後，各大學校園的大字報對市民影響很大，我利用星期天從青山回武昌大東門看望祖母、父母親的機會，經常到武漢大學、湖北大學等校園去看大字報，文化大革命很快影響到社會。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的精神號召下，1966年10月，造反派學生和產業工人的相互串聯也開始了。我每天上下班必經青山區的鬧市紅鋼城，在一冶當權派倒行逆施的50多天中，我主動與新華工（注6）的造反派學生接觸，他們有六七個人在紅鋼城青山區委辦公樓一樓的建設科和交通科安營紮寨，利用接待來訪、寫大字報和印發傳單，向青山區的產業工人宣傳文化大革命。 　　我幾乎每天下班都要來這裡和他們交談。了解到他們刻印傳單缺少工具，就自己掏出將近一個月的工資，買了一台油印機和鋼板、蠟紙等送給新華工的學生，並幫助他們到一冶機關大院去散發傳單。記得有個學生叫羅紅兵，是新華工紅色造反團的骨幹之一，對我們影響較大。青山區委辦公樓的對面，就是原武鋼黨委的辦公樓，文革時是武鋼業餘大學，是人們可以隨意進出的場所，成為青山的政治、文化中心。我常常和在這裡看大字報、看傳單的人們串聯、談心，在這裡陸續認識了周岳來、龔國祺（注7）等人。1966年11月初，我在青山區最早和龔國祺組成了始終獨立於武漢工人總部（注8）之外的毛澤東思想武鋼一冶工人總部。我們寫了一張紅紙貼在武鋼業餘大學的一個教室門口的牆上。我們自封頭頭，招兵買馬，成立工人造反組織。那時，持有造反派觀點的人在本單位是少數派，有很多人前來要求參加組織，我們順應這個潮流發起成立工人群眾組織，所以深得人心。 　　我白天常常到一冶各基層公司去串聯，組織工人造反組織。我到機裝公司工地，找到起重工王世國，他第一批就參加了造反派組織。還找到技術員桂大慶（注9），希望他把造反派工人組織起來，桂大慶說：“等我們公司的群眾發動起來了，條件成熟了，我一定會來找你。” 　　我和周岳來每天在武鋼業餘大學的教室里接待武鋼、一冶以及青山區的職工，告訴每一個前來要求參加造反派組織的人回到本單位，自己成立戰鬥隊，再來和我們這裡的總部聯繫。青山區房地產維修隊的陶師傅和我們聯繫以後，成為青山區工人總部最早的發起人。他先後串聯了陶福生和青山區的幹部李琦、洪森等。 　　我們還在這間教室里成立了“毛澤東思想九一三戰鬥兵團”（注10）——起名“九一三”是為了紀念毛主席1958年9月13日視察武鋼。在發起武鋼一冶工人總部以後，我和周岳來又兼做“九一三”成立的籌備工作。前來聯繫參加造反派的人，我就問他是願意參加“工人總部”還是願意參加“九一三”，凡是願意參加“毛澤東思想武鋼一冶工人總部”的，我就請他與龔國祺具體聯繫，或登記，或發給袖章；凡是願意參加“九一三”的，我就請他與周岳來具體聯繫，由周岳來指導他們如何成立組織，成立以後如何跟總團聯繫。 　　12月10日前後，青山地區去北京上訪的工人造反派回來了，我們在武鋼業餘大學一樓教室召開了“九一三”在漢和赴京人員的全體會議，選出“九一三”總團的勤務組（當時的群眾組織的領導班子，都叫“勤務組”，負責人頭銜都叫“勤務員”——高伐林注）人選。 　　參加開會的武鋼機械總廠人數最多，他們也是武鋼造反最早、力量最強的造反派隊伍，會上選舉了白玉柱為勤務組組長、昌先棟為副組長、胡啟生為組織部長（注11）、周岳來為宣傳部長，我為宣傳部副部長。這時九一三第一任勤務組的成員中，是沒有李想玉（注12）、鍾錫鋼、楊連成、鄧金福（注13）等人的，他們是在“二月逆流”後進入九一三領導班子的。12月12日，經勤務組籌備，在青山劇院召開了九一三成立大會。參加大會的有近千人。我是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由周岳來負責大會的會場布置，我負責會議接待，胡啟生主持成立大會，白玉柱宣布“九一三”正式成立。李承弘（注14）代表武漢工人總部向“九一三”的成立表示熱烈的祝賀，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隊（注15）的代表也在會上作了熱情洋溢的發言。 　　繼青山地區的毛澤東思想武鋼一冶工人總部、九一三相繼誕生以後，不久又成立了“武鋼一冶紅旗造反司令部”，主要負責人是葉美堂（武鋼動力公司無線電工）、宋木森（武鋼鋼鐵研究所工人）、杜國政（武鋼煉鐵廠工人）等。青山地區還有“新動力”、“新焦化”等革司、聯司組織。我始終和這些組織的頭頭保持着良好的關係。 從“九一三”到“一冶野戰兵團” 　　一冶最先起來造反的有徐正全、張治能（注16）等4人。徐正全當年才20歲，是從四川省重慶市招工來的新工人。他們參與了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的發起、工人總部1966年11月10日的成立大會和隨後的工人總部進京告狀、串聯活動。他們兩次到中南海請求中央首長接見，狀告湖北省委推行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徐正全、張治能等人還將1966年11月10日湖北省委書記趙修代表省委授給工人總部的旗幟精心保存了多年。當時正是他們兩人從趙修手上接過這面旗幟的。徐正全能言善辯，組織能力特強，在和他同時招工進來的近百名四川青年工人中威信最高，大家都自願地擁戴他，他在一冶工業安裝公司工人中也有很高的威信。 　　11月中、下旬，一冶黨委在一冶紅旗劇院召開一冶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繼續為中共湖北省委和一冶黨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評功擺好，大唱讚歌。會議中午舉行會餐時，一冶機裝公司、工業安裝公司、設備處和一冶機關行政處等單位的幾百名造反工人衝擊了大會會場和正在舉行會餐的一冶職工第三食堂，把飯桌都掀翻了，揭露一冶黨委追隨湖北省委，對抗黨中央、轉移鬥爭大方向、繼續大整群眾的錯誤。 　　這一天，一冶各基層單位的造反派在機關大院聚集起來，大約近千人到省委，要求省委負責人接見。省委主要負責人沒有出面，由主管工交的陳克東出面對工人們進行勸說。工人們沒見到省委領導，又轉向武昌火車站，要到北京去告狀，少數人到了北京，絕大多數人回到了一冶生產崗位。各單位幾位帶頭人籌備成立了一冶毛澤東思想野戰兵團革命造反司令部（以下簡稱“野戰兵團”），這是一冶本單位內的第一個工人造反組織，主要負責人是機裝公司的技術員桂大慶、機裝公司供應科科員楊連洲、一冶機關行政處工程隊鍛工於湛東（注17）等人。 　　九一三成立大會召開的第三天，桂大慶、楊連洲到武鋼職工大學找到我，桂大慶對我說：“一冶的工人造反組織是你串聯我們搞起來的，現在我們搞起來了，你能不參加嗎？”桂大慶、楊連洲不由分說要我退出“九一三”，回到一冶本單位參加野戰兵團。當徐正全等人從北京回漢以後，也被動員參加了野戰兵團，徐正全擔任了一冶工業安裝公司野戰兵團的一號頭頭。 　　一冶野戰兵團成立的前兩天，我們本來打算集體參加全市性的造反組織。我先到了武昌閱馬場紅樓工人總部所在地，找到工總組織部長鄂世純（武漢重型機床廠工人），他大概從來不知道一冶是個什麼單位，就像夜郎人只知道夜郎國最大一樣，只認為武重（指武漢重型機床廠，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前蘇聯援建的156個重點項目之一）最大。他見了我理都不理。我請求面見工人總部一號頭頭朱鴻霞（注18），他叫我“等等”，結果我等了一整夜。 　　天亮以後，我等得不耐煩了，就到漢口去找工造總司吳焱金（注19）司令。我到了工造總司，找到了組織部長——漢陽造紙廠的盧××，他說“吳焱金不在”，就忙他的事去了。我不想再傻等一晚，就回到了一冶，我將投靠全市性工人造反大組織的過程向勤務組作了匯報。 　　有人說，我們自己成立武漢造反工人第三司令部。楊連洲說：“我們學華工，本單位、本部門成立組織搞運動，哪個組織都不參加！”就這樣，我們一冶一開始就成立了獨立的司令部。幾年以後，胡厚民（注20）和吳焱金分別聽我講了這件事，他們都非常後悔。 　　1966年12月中旬，一冶野戰兵團在一冶紅旗劇院召開成立大會時，劇院湧進了1000多人，把會場擠得滿滿的。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隊五湖四海戰鬥隊葉傳發、工人總部代表李承弘、九一三代表曹佩賢到會表示熱烈支持和祝賀。野戰兵團勤務組成員由楊連洲、於湛東、桂大慶、曹承義、徐正全等人組成。一冶這支產業工人造反大軍，剛成立就超過1000多人，並且按各自所在單位為組織建制統一指揮，這在湖北工人造反初期是很罕見的。這是一支非常有戰鬥力的“野戰兵團”。 組織萬人大會批鬥王任重 　　1966年底，我代表一冶野戰兵團參加了省、市造反派頭頭在武漢大學、湖北大學、省政協紅樓（今武昌閱馬場辛亥革命紀念館）等地召開的會議。12月上、中旬，武漢造反派成立“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主要負責人是新湖大（注21）的張維榮（注22），一冶黃家祥率領一冶1000多名紅學員，參加了赴廣州和北京的全程活動，是整個活動的主要發起者和組織者之一。一冶於湛東也是這個造反團的主要成員。一冶1000多名紅學員在廣州參加了封《羊城晚報》活動，已調到中央的陶鑄從北京打來電報表示祝賀，說“《羊城晚報》封得好，封得高級。” 　　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回到武漢以後，桂大慶參加了全市籌備批鬥王任重大會工作，桂大慶擔任了大會秘書組組長，負責整個大會的組織、安排。 　　1967年元旦，武漢造反派在新華路體育場召開萬人大會，批鬥王任重。吳焱金大會發言，我在大會主席台參與大會組織活動，一冶設計處工程師宋瑞玉（注23）帶着照相機在主席台上拍照。後來因香港報刊登出王任重戴高帽被揪斗的照片，1969年“清理階級隊伍”（注24）時，此事被“秋後算賬”，宋瑞玉成為重點懷疑對象。當權派誣衊宋瑞玉是特務、反革命，武漢警備區司令部對其進行了長時間的審查並株連迫害其家屬，但宋瑞玉的特務問題一直未查清，不了了之。關於香港報紙刊登王任重挨斗照片一事，也不知道查出什麼結果。其實這件事與宋瑞玉毫無關係。 　　 注釋： 　　1，李達：1890年生，中共一大代表，1966年夏在武漢大學校長任上受到點名批判，8月24日含冤去世。朱邵天：武漢大學黨委書記。何定華：武漢大學副校長。 　　2，程云：武漢市文化局黨委書記。武克仁：武漢市文聯副主席。 　　3，“四清”運動：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運動的內容，一開始在農村中是“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和清財物”，後期在城鄉中改為“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 　　4，徐揚：1914年生，1932年加入中共，軍隊幹部轉業，文革前任一冶黨委書記；董書立：1911年生，1934年加入中共，軍隊幹部轉業，文革前任一冶黨委副書記。 　　5，林維：1906年生，1936年加入中共，軍隊幹部轉業，文革前任一冶經理，2007年去世；王秉政：1917年生，1938年加入中共，軍隊幹部轉業，文革前任一冶副經理，1997年去世。 　　6，新華工：華工當年全名為華中工學院，今改名華中科技大學。“新華工”全稱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色造反司令部新華工”。武漢文革中，凡是造反派組織的紅衛兵，無論是後來稱為“鋼二司”的紅衛兵，還是“三新”、中學紅聯的紅衛兵，都統稱“毛澤東思想紅衛兵”。 　　7，周岳來：文革前為武鋼技術員，文革中為“九一三”宣傳部長；龔國祺：文革前為武鋼機械總廠工人，文革中為武鋼一冶工人總部一號勤務員、武鋼革委會副主任。 　　8，工人總部：全稱是“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簡稱“工總”，成立於1966年11月10日，為武漢地區最大的工人造反組織，1967年3月被武漢軍區宣布為“反革命組織”，6月下旬因不服壓制，堅持要求平反，被簡稱“鋼工總”，1967年“720”事件後平反。 　　9，桂大慶：1941年生，武漢鋼鐵學院1964年機械設備專業畢業，文革前為一冶機裝公司技術員，文革中為新一冶勤務組成員，後為高級工程師，已退休。他在文革時期專做一冶幹部工作。 　　10，毛澤東思想九一三戰鬥兵團：簡稱“九一三”，以武鋼職工為主體的造反組織，1967年6月下旬後被簡稱“鋼九一三”。 　　11，白玉柱：文革前為武鋼機械總廠工人，文革中為九一三總團首任一號勤務員，因犯生活作風錯誤1967年夏天被撤銷勤務員，由李想玉接任九一三總團一號勤務員；昌先棟：1938年生，文革前為一冶機裝公司技術員、中共黨員，運動初期參加活動，任一冶野戰兵團二級公司主要負責人。不久退出了造反派隊伍；胡啟生：武鋼機械總廠工人，九一三勤務組勤務員。 　　 　　12，李想玉：1938年生，文革前為武鋼機械總廠電焊工，文革中為武鋼毛澤東思想九一三戰鬥兵團一號勤務員、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武漢市總工會副主任。被關押十幾年，撤銷一切職務，定為“犯嚴重政治錯誤”，免予刑事處分，1993年初死於肝癌。 　　13，鍾錫鋼：1937年生，文革前為武漢冶金機修廠工人，文革中為九一三勤務組成員、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常委，現中風癱瘓；楊連成：文革前為一冶一公司加工廠技術員，文革中為九一三勤務組勤務員；鄧金福：文革前為武鋼綜合加工廠工人，文革中為九一三二號勤務員、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常委，1984失蹤。 　　14，李承弘：1943年生，文革前為武昌鑄鋼廠工人，文革中為武漢工人總部發起人之一、工人總部組織部長，文革後被定為“犯嚴重政治錯誤”，開除廠籍，留廠察看。 　　15，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隊：1966年8月下旬，部分北京的大學生串聯到達武漢，公開提出“炮打張體學，火燒湖北省委”的口號，並在湖北大學31號樓成立聯絡站，稱“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隊”。湖北省委在全省大抓“南下一小撮”，湖北學生、工人以炮轟省委還是保衛省委分為造反派和保守派。 　　16，徐正全：1946年生，文革前為一冶工業安裝公司工人，文革後為新一冶勤務組成員、一冶工業安裝公司革委會主任，1968年底因涉嫌打死人被捕，以故意指揮殺人罪被判死緩，後改判無期，再改判20年，勞改22年刑滿釋放；張治能：一冶工業安裝公司工人。 　　17，楊連洲：1933年生，一冶機裝公司供應科幹部，文革中為新一冶勤務組成員，上世紀90年代退休；於湛東：1945年生，文革前為一冶房產處工程隊工人、復員軍人，文革中為新一冶勤務組成員，1977年底被辦“五不准”（不准打電話、不准打電報、不准寫信、不准外出、不準會見來訪人員）學習班非正常死亡，死因不明，當時結論為“跳樓自殺”。 　　18，朱鴻霞：1934年生，文革前為武漢重型機床廠工人，文革中為鋼工總一號勤務員、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湖北省總工會副主任，1982年判刑15年，1997年去世。 　　 　　19，工造總司：全稱為“紅色造反者武漢地區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吳焱金：1944年生，文革前為武漢市無線電元件廠工人，文革中為武漢工造總司一號勤務員、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武漢市總工會副主任，1977年6月在市革委會隔離審查時跳樓致殘，1983年被判刑8年，妻子離婚後自殺。 　　20，胡厚民：1937年生，文革前為武昌鑄鋼廠工人、中共黨員，文革中為鋼工總二號勤務員、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常委、湖北省總工會常務副主任，1982年判刑20年，1990年在獄中去世。 　　21，新湖大：湖北大學的造反派組織，全稱為“新湖大革命造反臨時委員會”，簡稱“新湖大”，成立於1966年10月下旬。當年的湖北大學現已改名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現在的湖北大學由原武漢師範學院改名而成。 　　22，張維榮：文革前為湖北大學教師，中共黨員，文革中為新湖大勤務組成員之一、武漢市革委會常委，1974年後精神失常，於1984年在珠江溺水身亡。 　　23，宋瑞玉：一冶設計處工程師，1973年調到十九冶，文革後擔任中國科學院武漢數學所所長。 　　 　　24，“清理階級隊伍”：簡稱“清隊”。以1968年5月軍宣隊進駐北京新華印刷廠為開端，持續至1969年4月中共九大時告一段落。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轉發毛主席關於〈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的批示的通知》後，全國陸續開展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各地採用軍管會和工宣隊的方式，對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各種名義、各種方式揪出來的地、富、反、壞、右、特務、叛徒、走資派、漏網右派、國民黨“殘渣餘孽”，進行了一次大清查。這場運動製造了不少冤假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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